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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文字中奇遇父亲

在文字中奇遇父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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圣诞节那天,一个公众号发了一篇有关老上海的文章。作者曾经居住在杨树浦一条四通八达的大弄堂“华忻坊”里,最近,这条弄堂被拆了,因为要兴建“北外滩”。

上海规划的北外滩远景图(网图)

作者怀着恋恋不舍之情,访问了断壁残垣和高低不平的拆迁现场,找到了自己家的老宅,还有一所深深吸引过他的小学旧址。

拆迁前的小学旧址

这所小学是我父亲1942年办的。那时候,太平洋战争爆发,日寇占领了上海的租界。此前,虽然上海沦陷了,但是租界还在,成了“孤岛”,在孤岛上,相对自由一些。当时美国基督教女青年会和南浸信会之下的沪东公社,在上海开办了七所女工夜校,帮助女工识字明理,希冀以此让女工掌握更多的职业技能,提高她们的经济和社会地位。

日寇占领了租界之后,女青年会迁往内地,上海的女工夜校全部停办。那时候,我父亲在沪东公社工作,受地下党的委托,以他个人的名义在杨树浦办了两所工人夜校。

杨树浦当时是上海的工业重地,有许多棉纺厂、机器厂、肥皂厂等,发电厂和煤气厂也在那里。为了解决夜校的场所和经费,父亲开办了一所小学,学费的收入可以贴补办夜校的费用。

父亲的这段历史,我在上海档案馆的刊物和网站上看到过。因为是“正史”,用的是正规的官方语言,三言两语,缺乏细节。父亲当时究竟是什么样的,我一无所知,完全靠想象。而前两天看到的文章是私人回忆,读起来就亲切了许多。

作者的祖母是虔诚的基督徒,祖父去世后,她离乡背井从宁波老家来到上海,在一个同乡家帮佣。后来作者全家在上海站稳了脚跟,搬进了这条杨树浦的大弄堂。他祖母经常参加沪东教会的活动,经教友介绍,进了我父亲办的小学当校工。

以下,我引用作者对我父亲的描写。

“校长是一位三十来岁的男教师。他戴近视眼镜,穿简便洋装,中等个子,额头略高,与人交谈轻声细语,和颜悦色。他总是全神贯注地倾听你的叙述,偶尔用手托一托镜架,微微地点着头,仪态慈祥而恳切,给人以温暖的感觉。”

读到这里,我也有温暖的感觉,彷佛又见到了父亲。我父亲也是宁波人,十二三岁就来上海做学徒,工余去速成学校念完了初中,后来成为女工夜校的老师。抗战爆发之后,父亲跟一些热心的年轻人一道,在沪东公社救助难民。

作者接着写道,他祖母勤快能干,进学校后里里外外干得十分利索,敲钟看门,油印装订,打扫卫生,买菜做饭(为学校的老师做午饭)。由于她任劳任怨,早来晚归,以校为家,我父亲很赏识感谢她。父亲得知她家贫寒,破格免费收她的大孙子(作者的大哥)来校读书,读了整整四年。因家境不好,作者的大哥最终不得不缀学去工厂做工。

作者的大哥在校期间,除了免学费,父亲还为他免费提供课本文具。每逢春游,免交“远足费”,可以跟其他同学一样领到饼干、蛋糕、糖果。

作者说:“校长如此关心我们,祖母感激涕零,经常在家里念叨他的恩泽,要我们感恩勿忘。”

作者的祖母已经去世七十多年了,作者也进入了了老年,但是依旧记得祖母的话,动笔写下了这段经历。

这段往事不仅让我瞥到了年轻时的父亲,更令我为老一辈人的赤忱真心而感动。

忠孝仁义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也是中国人安身立命的根本。可惜如此美德,在革命中再三受到批判,被说成是封建主义的残余,抹杀了阶级界限。幸好在我们民族的文化历史长河中,革命是微不足道的一小段。虽然有时候我看到的是历史文化的断流,但是融化在中国人血液中的文化传统,会通过各种渠道保留一点下来。天时地利人和之时,又得到弘扬传承。

12月28日是父亲的忌日。为此,我写了一篇长文。当我的稿子还沉睡在编辑的电脑里,不意读到了这篇回忆老弄堂的文章。那些人,那些事,带来的是无尽的思念和感怀。

朦胧的旧上海(网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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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 文学城-海风随意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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