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的劳改，母亲的哄骗

童年，朋友都爱来我家玩儿。我父母早出晚归的，基本不在家。虽然一二年级和五六年级的时候，家里有保姆，但保姆往往忙着跟别的保姆说闲话，对我们这些“小把戏”视而不见。

我长大的时代，在上海做保姆的不少是苏北人，我们楼里有一群苏北保姆。她们说话很有意思，称我们为“小把戏”或者“鞋子”，听到不可思议的事情，就很戏剧性地说：“乖乖！”有时候，她们把我们管得过多了，楼里一帮孩子就集结起来，趁着她们在电梯间说话，我们躲在楼梯上，学着她们的苏北口音，齐声大叫：“乖乖隆地咚，韭菜炒大葱！”

朋友来我家，是喜欢我家的小黑板，小黑板有一米宽。这是我妈为了让我们不要在墙上乱涂乱画，特地买来的。我常跟小伙伴一起画“仙女”，仙女的模样都是从连环画里看来的。

我家另一个好玩的东西是风琴，来自父母曾经开办的一所学校。五十年代初，父母把学校捐给了政府。那时候，多数学校的音乐课都用钢琴了，风琴过于落伍，就被妈妈搬回家来，给我们弹着玩儿。小朋友来我家可以随便乱弹乱唱。

当然，还有若干玩具、《小朋友》杂志、小人书、棋牌也吸引着小朋友。当我把朋友领入家门的时候，我哥哥正急冲冲地奔出门去。男孩子总是在户外东跑西窜，你追我打。

我三年级的时候，爸爸突然决定，家里不用保姆了。这是因为爸爸是苦出身，很小就到上海来做学徒。他觉得我们这样养尊处优，骄娇二气太浓了，需要“劳动改造”。他希望我们学会最基本的家务技能，不至于愚蠢到什么都不会做。等我们能熟练做饭洗衣之后，我已经五年级了，保姆又回到了我们的生活里。

在我三四年级的“劳改期”，我和哥哥轮流做晚饭。最初我们负责煮一锅饭，后来炒个青菜，再后来，熟能生巧，我们炒两三个菜也不成问题了。除了做饭，我们还要扫地、洗碗、洗衣服。

开头学做家务，颇有新鲜感，也有成就感，因为父母老夸我们多么聪明能干。可是后来就开始痛恨干家务了，我和哥哥互相踢皮球，能少干就少干。我妈一看不对，就想出一招。在门上挂了一个小牌子，小牌子的两面，分别写上我跟哥哥的名字。我妈说，这是“值日生”的牌子，我们早上起来，需要去看一下，今天谁值日。这也太好玩了吧？在学校大家都喜欢做值日生，除了帮老师擦黑板，收作业，打扫教室，有时候值日生还可以检查同学是不是带了手绢，耳朵后面的黑泥有没有洗干净。

我妈这“值日生”一招让我们热情高涨了一阵。不久，见我们又疲了，我妈说要开始“记工分”了，洗一次碗，可以记一分，扫一次地，也可以记一分，洗一件衣服一分。到了月底，她给我们算工分，一个工分一分钱。这让我和哥哥抢着干活。

后来我爸出来干涉了，批评我妈搞“物质刺激”，儿女有可能沦为金钱的奴隶。我妈不得已取消了给现金，而“以工易物”，我们可以用工分换文具和小人书。我妈眼光前卫，只要文具店里出现了任何“新产品”，都逃不出她的眼睛。我有了五颜六色小轮船、小花狗的塑料卷笔刀、像一柄合着的小伞的圆珠笔、有橘子香味的橡皮、画着白雪公主的塑料铅笔盒等，我们班的同学都爱看我的文具，因为我的文具非常时尚。

有一天，我妈很严肃地对我们说，星期天下午要开家庭会议。这让我和哥哥盼了好几天。开会，这种大人的事，我们居然也有幸参加了。

到了开会的那一天，在靠窗的桌子上，妈妈放了一大堆破袜子。那时候还没有尼龙袜，棉线袜一穿脚趾后跟处就破了。原来我妈召集的是补袜子大会。她把一块块布料剪好，粗粗地缝在袜子的破洞上，再让我们仔细地沿着布边一针一线地缝好，为了怕我们把两层袜子缝在一起，她找出一些空的百雀羚小铁盒，我们把铁盒塞进袜子，放在破洞下。

我妈真好，男女平等，我在补袜子的时候，哥哥也在补。一边补袜子，我妈一边给我们讲故事。等我们补烦了，我妈宣布会议到此结束。会议结束前，她还不忘替我们总结一下会议的辉煌成果。为了比赛谁补得多补得快，我和哥哥抢着补小洞。好在不久尼龙袜问世了，我妈自然是第一时间去买尼龙袜的，到了晚年，她还几次对我说，发明尼龙袜的人太好了，帮了职业妇女的大忙，省得再花时间去补袜子了。

想起这些，就觉得我妈挺聪明的，把我们哄骗得开开心心，心甘情愿参加“劳动改造”。

前几天钉扣子，看到了妈妈给我做的针线包，写了一篇小文，发表在《世界日报》的老物件专栏，因字数限制在500字，只能借助寥寥数语，送上我对母亲的思念。

http://www.worldjournal.com/wj/story/121251/5841520?from=wj_catelistnews

針線包，慈母情

襯衣釦子的線鬆了，從小小的針線包裡抽出一根針，穿針引線。針線包由兩層布縫製而成，折疊起來才三分之一信用卡那麼大，面料是半個世紀前一件「線呢」罩衫剩下的邊角料，裡子是做棉鞋剩餘的灰襯絨。針線包讓我想起物質匱乏的年代，每塊小布料都捨不得丟棄，新三年，舊三年，縫縫補補又三年，靠的是這些邊角料。

四十年前，我離家遠行，慈母手中線，小小針線包，臨行密密縫，針針慈母情，每次看到針線包上均勻整齊的針腳，就想起母親。我靜靜縫補，時空交錯，彷彿又跟母親坐在一起，一針一線，不敢馬虎。

母親成長的時代，粗針大線的媳婦，婆家是不待見的；母親六、七歲時，就坐在小板凳上學「繰邊」，庭院外傳來鄰家孩童的嬉鬧聲、大街上小販的叫賣聲，母親坐立不安，但抬頭就見到外婆嚴厲的目光。外婆告訴她，做針線要專心，母親再次低下頭專心一針一線。過了幾年，立針、倒針、回針、盤扣、繡花，樣樣拿手，再抬頭，是外婆讚許的目光。

日寇的砲火改變了母親的人生軌跡，她投身抗日救亡的熱潮中，之後成為職業女性，無暇親手縫製衣服。周日的下午，窗邊明亮的方桌旁，母親手把手教我縫鈕釦，陽光灑落在肩上，溫暖舒服，微風輕拂著七彩泡泡紗的窗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