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后记

两个月后我家就又搬走了，还是响应伟大领袖的号召，去的还是劳改农场。

这次搬家是乘坐的夜车，早上到站。下了火车，就看到昏昏暗暗的天，没有一丝生机。

蹊跷的是，我有一段记忆彻底丢失了，那就是在三江口的最后一两个月。我甚至不记得任何搬家情节，怎么走的，怎么上的火车。有做过手术打过全麻的人会知道，麻药一针下去就没有知觉了，再醒来时手术已经完成，就像眼睛一闭一开的瞬间一样。那时的我也同样，就像是从那个小黑屋出来，一睁眼就下了火车，来到了这个新的劳改农场。这大概属于心理学家的研究范畴吧，一定是有什么猫腻，不然我的前后记忆基本完整，怎么会就是这一段这么长的记忆一点都没有了，选择性失忆？

这次的劳改农场主业是开采石头----这是一个采石场。这里的人最值得炫耀的就是建南京长江大桥时用了我们开采出来的石头。现在想想我是不太相信的，远隔千山万水的，不划算。不知那时是谁编出来的励志故事。

搬家是在1970年9月13日，一年后的这一天会出大事的。因为已经过了开学的日子，我又是插班进去的，变成二年级的学生了。

虽然记忆不错，但我的一大弱项是记不住同学名字，因为需要和脸对上号，而我有点脸盲。后面经常搬家换学校，我每次都为记那些名字而烦恼。特别是作为插班生，一下遇到太多的新面孔，记名字真是麻烦。

我那时臆想，我那带有黑点的档案是不是已经被转到了新的学校？同班的同学是不是都知道我的黑点？我不在学校的时候他们是不是都在议论我的黑历史？直到入冬，老师安排同学们轮流早起去班级生火取暖。轮到我时，我提前早起了一个多小时，天还没有亮，就踏着皑皑白雪，来到学校。竟然发现学校也是白白的一片，空无一人。我终于放下一点心来，至少我不在学校时他们没有议论我，因为他们也不在学校。

和我一起搬家过来的，有邻居家的王哥王弟，他们比我高一年级，不在同一班。和我同一班的只有被我揪过小辫子的漂亮女孩，她是一个文静的好学生，班上学习最好的。我相信她不会乱说话。眼镜也搬过来了，但他和我不在同一个班上。事实上，除了我自己，再没有人提及那件事了，只有自己念念不忘、惴惴不安。

从那以后，我听到 “他老人家” 的大名就心里打颤，就像魔咒一样。比如那时小孩子在一起打闹时，如果一个喊“毛XX万岁”，你不能打他，否则就是政治问题。小孩子都懂得厉害，多野的孩子也没有敢造次的。可我从来不敢玩这种游戏。还有一次和小朋友打闹，对方撇石头打我，却误伤了别人，砸破了头。当时我就想，多亏是他犯的错，如果是我，那可是罪上加罪，麻烦就大了。我从此不敢有任何类似的这种危险举动，不敢乱撇石头。

一年后，九一三事件爆发。我还曾暗忖，那个沙画真正作者要是标注的是林彪该多好啊，那我这时就会彻底地解套了。估计买错股票的人会理解我那时的心情。

记得刚刚搬到这里时，离家不远就看到有人在搭架子画一幅“他老人家”的巨幅头像，五、六米高的那种。画了好长时间，我一直关注着进展。巨幅画像揭幕后，我发现画像中“他老人家”的眼睛总是看着我，不管我是在正前方，还是躲到左右两侧。后来听说这是西方现代画派的技巧，蒙娜丽莎就是这样的。几十年后，读奥威尔的《1984》时，那句名言 “Big Brother Is Watching You” 总让我联想起这幅巨画。

对了，那头猪，搬到新家后不久就被宰了，那里没有给它盖猪圈的地方。它虽然有点狗性，还是不能当狗养，再怎么像狗它也是猪，必须尽猪的义务。它的两只耳朵已经在打架过程中被搞得残缺不全了，但身材还是那么矫健。长了半年多，好吃好喝的，牺牲时体重还不到一百斤。

 

这里有个问题，反动标语这事我的父母知道吗？知道多少？他们是怎么想的？怎么做的？

我从来没有问过他们，直到他们都故去了，所以没有标准答案。但是，我可以根据蛛丝马迹做出一个符合逻辑的推断。

我的父母都是传统的知识分子，成长自南方，经历了历次近代战争和政治运动，对建国后几十次的专政风暴已经十分敏感了。他们一定是清楚这个事情的，但他们可能会认为的确是我干的，不是被冤枉的。当然，在那种时候，是否是被冤枉的也并不重要。

记得几年后我的二姐曾提及一嘴，刚说个头就被母亲给堵回去了，因为我的眼泪马上就涌了出来。还有一次我父亲曾经说你好糊涂啊，傅家的事多悬呐。我对傅家这个名称不敏感，其实三江口就是傅家，三江口是火车站和劳改农场的名字，傅家是当地公社的名字。我过了一会才回过味来。这就是我知道他们也知道此事的证据。

如果我在他们的位置上，我也想不出该怎么做更合适。如何安慰和帮助自己的孩子？是不是不提及就是最好的保护？也许，那些人也找到了他们？他们也曾承受过了巨大的压力？

事发五年后，刚刚升入初中，我家又搬了。这次需要我自己把档案转过去。我来到教导处找主任要求转学调档案，结果主任和我发了一通火，说转学你想也别想，不可能。估计如果是别人可能会解释一下，我却因为心里有个疙瘩，以为是说我的黑点，吓得赶紧出来了。

回头仔细琢磨一下，好像他的话与黑点没有什么关系。我就又返回去找他，解释情况，是因为搬家。他方才恍然大悟，说刚才以为你是那帮要捣蛋转学的呢，现在一切好说。

我终于拿到了一份牛皮纸的大信封，密封的。我非常想看看里面到底写了些什么。可是这些年的精神上压抑，使我没有胆量去拆这个密封的档案，害怕这会又是一桩罪状。经过一阵心里的不平静，我还是把这个档案原封不动地交给了我要去的中学。

是的，是我自己去办理的转学手续，自己乘火车，包括中间转火车，到了新的地方上学。这也是我平生第二次坐火车，中间换车的过程还是挺烧脑的，需要上天桥更换月台，找对车辆。原计划住独身宿舍，但在独身宿舍旁边碰到了王哥王弟，他家就在独身宿舍对面平房里。他们盛情邀请，我就住到了他们家---- 他们俩16、14岁，我12岁，都开始独立了。他们家里没有别人，父母都在外地，只有这哥俩。我在这里无拘无束地住了3个月，自己开灶，直到我家搬过来。

刚到这里不久，我的“气管炎”就犯了，我只能自己走很远的路去医院打青霉素，屁股痛得够呛。那哥俩去上学，我没有吃的，饿的慌，就学着用高压锅自己煮粥。因为第一次使用，怕干锅，就多放水。结果，做了一锅洗米水，几乎看不见米粒。

这里的天给我留下的印象仍然是天昏地暗的，几年都是这样。

再一年后耄薨。在学校开的追悼会上，有两个精彩的细节，刻入我的记忆。

我们年部（同一年级的我们称为年部）的部长，是一位泼辣的梳着五号头的赵老师，有四十来岁，微胖，平时很能说的，而且听上去中气十足，带着霸气，很压茬（东北话：掌控局面）。在教师们一个一个鱼贯走到主席台的黑框巨像前鞠躬的路上，她突然在台上哭得捶胸顿足（就是字面上的意思，真的捶胸，真的顿足，这个成语实在是太妙了），嚎啕大哭（也是字面意思，中文果然博大精深），差点上不来气儿，多亏后面的人上前扶住她，帮她顺气儿。我当时在下面就想，她哪里来的这份感情？那时还没有赵家人一说呢？她的表演现在看是可以上金像奖提名的。

还有，就是在下面我们两千多师生要集体默哀三分钟。每个人都装得肃穆悲痛，不过很少有人真的可以挤出眼泪的。我也低着头，脑子空空的，只想快点捱过这尴尬。东北的秋天早凉，一个张姓同学被冻得有点着凉了，一直在吸溜鼻子。在平时这不会有人在意，可这时整个会场鸦雀无声（中文博大精深！），他那个断断续续吸溜鼻涕的声音就非常刺耳，感觉他快要把鼻涕从鼻腔吸溜到嗓子眼里了。而且那声音听上去还有故意碰瓷装哭之嫌。我低着头，都有点忍不住要笑出来了，强忍着，梗着脖子，很辛苦。散会后，我的同桌，一个在衣袖里经常藏着枪刺，书包里放着菜刀，身高一米八的膀大腰圆的混混（比我大好几岁，打架砍人对他是家常便饭），一手抓住那个张同学，骂道：“你个小瘸子，找打呀？害得我差一点就他妈憋不住了”。那个张同学有小儿麻痹后遗症，走路总有点感觉地不平，平时也爱说点俏皮话。我这才知道，不光我一个人憋得辛苦，连那个天不怕、地不怕的混子，在这时也是不敢造次半分。

那天是9月18日，国耻日。我们东北人都深知这个日子代表着什么，在那45年前中国人开始陷入了什么状态。不知道是不是继承人英明领袖也笃信传统文化，一定要把追悼会定到薨日9天之后，以示大日子。只是这种重合从来没有人感觉有异，我倒是很诧异。不管这种巧合暗藏什么玄机，有一条是肯定的，这个葬礼不仅仅是耄的，也是文革的，可能还是几十年血雨腥风政治运动的。可惜至今国人没有足够的反思来促成有效合理的盖棺定论，每年的耄蛋日时还有众多愚民的还魂呼唤，谁知道这个幽灵会不会重返人间？

 

那个事发十年后，文革已经正式结束了。我家也又搬回文革前的地方。一次在公共汽车上遇到了那位刘校长。我能认出他来是很正常的，不仅仅是因为此事我对我来说刻骨铭心，而且他也不过从40多岁变成50多岁，只是脸上多了些皱纹，其他没有什么变化。可他一眼认出我来，却是让人吃惊：我是从7岁变到17岁，是儿童和青年的区别，而且这其间我们也从没有见过面。

【我十六岁】

他坐在座位上，我是后上的车，站在他的旁边。他先发现了我并向我打了个招呼。待我看过去，震惊之余马上是愤懑和屈辱感，接着我便哽咽得无法说话，泪水也禁不住的上涌，蒙住双眼。他曾经是我的梦魇，且一直是。

他也是满脸尴尬，用道歉的语气解释说他那时也是无奈，已经尽了全力保护我了。我不太信他的话，也没有反驳他。随着年龄的增长和时间的推移，我一直希望能忘却的记忆又被他勾了出来。

坦率地说，一认出他时，就像见到仇人一样。我有一拳打过去的冲动，但当时我也已经有足够的自律能力了，也模糊地感觉到他也是裹在狂风暴雨中的一叶，他又能怎样？他要是现在还活着，也该有九十多岁了吧。不知他自己是否曾为此事内心忏悔，还是自诩曾经保护过一个小孩免遭毒手？

以我现在的年龄和阅历，结合当时的情况，我更愿意相信这位刘校长没有故意整人，虽然他也并不无辜。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在那种红色恐怖之下，活下来的成年人都是罪人，不管是施虐的、帮凶、被虐的还是旁观者。无罪的、坚持人性的人是活不下来的。

我为之背锅的那位不知是否还在？他那时是什么心态？他是否已经忘记了这件事情？

至于我自己，养成了谨小慎微的性格。直到事发二十多年之后，我都三十多岁了，才能心平气和地面对这场飞来横祸，在酒后和朋友（没有家人）谈及这个笼罩了我一生的梦魇。

有些东西可以慢慢地忘怀了，可是我在那几个人的诱导下诬陷我二姐的事却总是挥之不去。虽然客观上没有造成有害后果，但这件事在我幼小的心里扎进了一根刺，深深地扎在心里，没有人看得到，但它总是在隐隐作痛，却又无法拔出来，不但因为它已经长在我心里了，而且拔出来是要流血的。

那个年代有多少人有类似的经历我不知道，但这类事件对人的精神的摧残是你难以想象的，因此导致的人性堕落，道德沦丧也是不言而喻，有目共睹的。人的内心一旦烙上这种污点，可能会就此走向深渊。如果一个社会这种事情频出的话，那就是地狱。有人会说在那三十年里文革不是害人致死最多的时期，这可能是对的，但我相信文革期间对文明和人性的损害绝对是最大的，而且是人类历史之最。

如果不回顾和反思那千千万万的类似具体实例，没有在思想上清算那些罪恶，这种悲剧恐怕还会重演。

【注】1970年夏天，正是文革高峰后的第一次余波，“一打三反”运动的高潮。1970年1月31日，经毛泽东同意，中共中央发出经周恩来主持起草的《关于打击反革命破坏活动的指示》。2月5日发出《关于反对铺张浪费的通知》和《关于反对贪污盗窃、投机倒把的指示》。三份文件合而为一，便成了“一打三反”运动：打击“反革命破坏活动”，反对“贪污盗窃”、“投机倒把”、“铺张浪费”。官方没有发表该运动总共镇压了多少人，发表的唯一数字是前10个月（到1970年11月）揭发了“反革命份子”184万多名，抓捕了284,800多名，杀了数千人（数据来源：Roderick MacFarquhar; Michael Schoenhals. Mao's Last Revolution.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06年. ISBN 978-0-674-02332-1）。遇罗克、王佩英等人就在此运动中遇难。根据荷兰史学家冯客（Frank Dikötter）的《文化大革命：人民的历史 1962-1976》2017年版 260、267-268页，周恩来下令按1‰肃清阶级敌人，处决者少，自杀者多。

荷兰历史学家冯客（Frank Dikötter）说，“他们可以告诉你未来，但无法预知过去”。过去的事，需要我们这些升斗小民一点一滴地拾起，刻入历史书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