耶表魔里 信仰的颠覆（四）
上回说到欧洲各国为了快速富国强兵，不惜高利贷+科技+贸易殖民地的方式争霸全球。金融+科技的威力强大，18到19世纪的英国，由于专利制度的保障，也由于能提高生产力的新技术会带来的十分可观的利润，于是有许多有钱人投资于各种发明创造。虽然不是所有的发明都能取得预期的成功，但是若某一种新技术发明能应用在生产中而提高生产效率，就会带来十分可观的利润，就如现在的风险投资一样。技术发明如滚雪球一般，一种新的技术发明出来，就会刺激发明另一种新的技术。如珍妮纺纱机这种新技术，使得能纺出更多物美价廉的纱，那么将会产生更多地对棉花的需求，又可为提高织布技术带来了激励。生产上每个环节技术上的革新，都会刺激相应环节不断寻找新的技术革新，以便适应新的生产效率下的需求，如同链式反应一般。第一次工业革命比较显著的突破如下：
纺织业——一开始由水车、之后由蒸汽机驱动的机械化纺纱大大增加了工人的产量。动力织布机将工人的产量提高了40%。轧棉机使去除棉花中种子的效率提高了50%。羊毛和亚麻的纺织和编织也产生了生产率的大幅提高，但它们没有棉花那么显著。
瓦特在汤玛斯·纽科门1712年蒸汽机的基础上在1781年发明了蒸汽机。蒸汽动力——蒸汽机的效率提高，使他们只需原先五分之一至十分之一的燃料 。固定蒸汽发动机对旋转运动的适应使它们适合于工业用途。高压发动机具有高的功率重量比，使其适合安在运输工具上，长距离陆上交通的火车随之诞生。1800年后，蒸汽动力迅速普及。蒸汽机改变了以往的生产只能依赖人力和畜力的局限，为工业生产、交通运输提供了廉价而充足的动力。
钢铁生产工法——用焦炭代替木炭大大降低了生铁和锻铁生产的燃料成本，也增大了钢铁的韧性和强度。使用焦炭还增大了高炉的最大大小，扩大了经济规模。铸铁吹塑气缸首先在1760年使用。其后通过使其双重作用得到改进，这使更高的炉温变为可能。钢铁业的进步，为技术革新生产的各种新机器提供了必要的原材料，同时也将英国大量的煤炭资源利用了起来。工业革命首先发生在英国中北部，和英国中北部拥有大量的煤炭和铁资源是分不开的。
同时航海时代的殖民公司制度逐渐成熟，并扩及到其他行业，资金的积聚及新机器的发明也是引发工业革命的其中两个主要原因。18世纪时，欧洲本土的贸易发展蓬勃，使商人累积了大量财富。为了获得更丰厚的利润，他们便致力投资开设工厂、购置原料和发明新机器。加上随着各类型机器的发明及应用，旧有以人力为主的生产工序逐渐被由蒸汽推动的机器取代。生产工序的机械化，提高了工农业的产量。结合以上的种种原因，就成就了工业革命的辉煌。
圈地运动配合工业革命，为工业革命提供了充足的劳动力和工业原材料，以及能供养更多的非农业人口，确实是工业化的一个必要前提，土地集中后的规模耕作增加产量，被驱赶出的农民则投入工商业成为劳动力的来源。不过以信贷为刺激的经济模式必然带来工人收入追不上通胀的弊端，加上资本主义的周期性经济危机，也由于当时没有任何政府提供的保障，许多工人在因经济危机而失业的情况下过着食不果腹的生活。在正常的经济环境里，生产环境也十分恶劣收入也很微薄，这些有限的社会福利并没有多大程度上改善工人的状况，由此导致劳资双方也就是所谓资产阶级与工人阶级的对立。如1811年，一个名叫卢德的英国工人捣毁机器，从而引发了反对机械化的卢德运动。
因此犹太金融集团必解决此深层矛盾，不然会影响资本家的经营环境，甚至影响政权稳定。对工人的愤怒必须加以引导，而最好的引导就是他们自己派出代理人领导工人，于是马克思主义应运而生。
以韦伯提倡的资本主义如英国，工人通过与资方的有限的斗争以及恰当的妥协，而不是马克思主义学说鼓励的彻底斗争与破坏，为自己争取到了更多的利益，同时对社会经济的破坏也不那么大。改善了自己的生活环境，不让物质的大量富余和人民的相对贫困，使社会矛盾加剧，革命思潮汹涌，英国等国通过改革实行“民主”稳定社会。
但高利贷经济模式并没有根本的改变，因此贫富悬殊，通胀蚕食工人工资的现实没有根本的改变，只是速度缓慢一点而已。
另外他们通过马克思为代表的激进派系不断发动暴乱，消耗欧洲各国君主的实力，如1848年的欧洲革命，但在俄罗斯铁骑的保护下，欧洲暂时把暴乱镇压下去。这点让犹太金融集团认识到，必须除去俄罗斯这个“欧洲宪兵”。而韦伯式的资本主义速度太慢，必须直接用马克思主义的暴力革命方式迅速屠杀俄罗斯所有保守势力。因此列宁建立苏联后，屠杀几千万俄罗斯白人。而1848年欧洲革命失败的流亡分子逃窜到美国后，与美国本土左翼势力结合，组建共和党，推出林肯竞选总统成功，比较美国是共济会建立的国家。
林肯通过南北战争，用军队屠杀几十万人后，成功消弱了美国南方的保守势力，从此左翼一统美国江山。南北战争结束后，马克思按耐不住兴奋的兴趣，写一封热情洋溢的信祝贺林肯。（详情可重温《重归金本位 – 左翼国父》）
另一方面，韦伯为了诱骗基督徒拥抱高利贷经济，创造性的把加尔文教派的禁欲与资本主义联系在一起。他以从加尔文教派发端的英国清教徒的禁欲宗教职业观为代表，他选用了巴克斯特（R. Baxter）的证道词和著述做为证据，一方面强调消费的节制，二方面则强调自愿劳动的重要性，鼓励人们不可以虚度光阴，否则会浪费掉上帝赐与人们的宝贵时间。而衡量一份职业是否有用，依据的判断标准有两种，其一是能荣耀上帝的道德标准，其二则是个人获利的程度。
正是因为节制消费，以及强调劳动的观念，使得资产阶级的资本逐渐积累，由此，渐渐发展成一种属于资产阶级的经济伦理。资产阶级累积自己的财富，在合理的范围自由使用金钱，这些行为都是受到上帝所祝福的。这些资产阶级也不需要担心世俗中的财富分配不平均问题，因为他们认为财富的分配不均是来自于上帝意志的安排。
简单说来就是只要节制消费就是禁欲了。但原始加尔文教派认为，天主教添加了大量杂七杂八的东西，信仰不纯洁了，要回到希伯来传统。如
一 初代教会，没有教皇、主教制度，所以这些要废掉
二 初代教会，仪式简朴，教堂没有华丽的装饰，祭司不穿华丽的制服，所以这些要废掉
三 初代教会，没有圣母玛利亚和圣徒崇拜，所以这些要废掉
总之，天主教搞起的东西，都要废掉，恢复到初代教会的模样。有的新教徒要甚至不过圣诞节，因为这个节日从日耳曼异教习俗演变而来。
他们甚至认为，艺术绘画戏剧等东西，扰乱人心。改革派除去天主教俗丽无用的恶习、抑制感官的愉悦、停止多彩多姿的嘉年华，不得再膜拜圣人，防止多神教发展。它们的终极目标是“纯净”的宗教，信徒只要专注于内在、锻炼神圣的灵魂。
诸君需要明白，欧洲各国在梵蒂冈权威沦陷后，为了打破梵蒂冈垄断圣经解释权而支持新教。同时梵蒂冈已经不是耶稣之后的初代教会了，也是欧洲各国的共主。失去这些威仪，也就失去领导各国的权威。而且基督教是一神教，不要说异教，甚至教内的分歧往往也打成异端，与魔鬼同类。因此新教成立以后，欧洲各国之间的战争对他们认为的异端也是毫不手软，手起刀落，血流成河，屠村也是经常发生的事。
好了，闲话休提，诸君可见韦伯提倡的节制消费岂能符合加以文教派的禁欲？当然左翼都是奉行双重标准，出于需要，他们可以任意解释。韦伯立下如此功勋，故此在当时德国的政界颇具影响，曾以顾问的身份参加了德国在凡尔赛会议的代表团，并且参与了魏玛共和国宪法（即魏玛宪法）的起草设计。德国的魏玛共和国是属于恩格斯创建的第二国际的社会党执政。
当时欧洲各国大费周章，只因欧洲已经信封基督过千年，强行剥夺大家对高利贷的厌恶会带来反效果，这恍如西汉的“儒表法里”。
汉宣帝为皇太子刘奭选的老师都是儒生，所以说刘爽特别喜欢儒家经典，对于自己的父皇用很多严刑酷吏的官员，他就非常的不高兴，认为这样太为残酷，而汉宣帝刘病处死了盖饶宽等人，太子就进言说皇帝刑罚太过于深重，应该多用儒生治国，汉宣帝刘病很不高兴，说皇家制度本来就是霸道王道的混杂，怎么能完全的依靠儒术来治理？
确实从秦到汉，实际上是汉承秦制、汉承秦法，在很多方面实行的仍然是秦的那套体制，但是与秦相比，它的弦就没有绷得那么紧，没有那么极端了，从汉武帝以后开始了一个“独尊儒术”的时代，就是从典籍上确立了儒家的地位。
“独尊儒术”实际上在整个西汉一朝形成一个现象，一直到东汉末年，甚至到曹魏初年的一些人像王符、王粲还在写“儒吏论”等文章论证“儒”应该有一定的地位。其中心论点是“吏有所短，儒有所长。”秦朝时期主张“以吏为师”，汉武帝虽然“独尊儒术”，可是到了东汉末年，这些大儒仍然在反反复复地讲“儒和吏应该平起平坐”，国家虽然离不开“吏”但他也有缺点，“儒”虽有点不切实际想入非非，但仍有他的长处。他们要求对“儒”、“吏”能够平等待之。从这些语言中很难感觉出“儒”在“吏”之上。
一直到王莽时期，整个国家大共同体的控制力依然在强化，也就是说“法家化”的趋势并没有中断。但如果仅从经济政策而言，汉初还是比较宽松的，到了汉武帝以后越来越紧，一开始是“盐铁官营”，把所有可以赢利的东西都由国家垄断起来；接下来又搞了“君输平准、算缗告缗；到王莽时期又进一步“王田私属、五均六管”，几乎把农业、工业、商业、市场通通管制起来，可以说到王莽时代一个轮回又轮回到了秦的状态。
人心向儒，秦始皇太急躁，不懂温水煮蛙之道。因此西汉就以“儒表法里”。犹太人比秦始皇聪明多了，用耶教包装高利贷，可谓是“耶表魔里”。
经历二战之后，梵蒂冈也被左翼完全渗透，故此欧美目前的教会已经与当前高利贷经济模式血肉相连。2020年12月8日美南浸信会The Southern Baptist Convention神学院主席理事会发表声明说：谴责种族主义Racism和批判种族理论Critical Race Theory 是与他们的信仰不相符。美南浸信会是美国最大的基督教派，有一千五百万会员。它向「批判性种族理论」 和 「交叉性理论」 投降了！
川普的金本位政策已经与当前资本主义体制相抵触，目前教会基本不会提去年大选的舞弊，同时提倡打疫苗。但所谓疫苗的防止传播新冠的童话已经破灭。从接种率非常高的英国、以色列、新加坡，最新感染病毒的人群中有75%+接种过疫苗，这样的感染率怎么可能防止病毒传播呢？但各国政府以公共健康为理由禁止不打疫苗的人参与各种公共活动，但教会竟然可以无视这些事实。现在欧美政府竟然提倡打第三针无效的疫苗。
辉瑞CEO表示，新冠疫苗抗药性变种可能会出现，但他们将能够在3个月内研发出针对“特定变种”的新的mRNA疫苗。每次病毒变异都需要打一针，没完没了。此新的mRNA疫苗很能再次獲得FDA緊急使用授權，在一年後獲得“正式批准”。
这样下去没完没了。现在各国政府已经不看重症率与死亡率，因为一个重感冒的封城。要求所有人打疫苗，很难令人不相信中间没有阴谋。
目前美国正如当年西汉，贫富悬殊。西汉从汉武帝时代起，中央政府垄断了铸币、和盐铁这些商品的生产销售，人们想通过工商业致富也变得越来越困难。地方豪强大族出现，占据了大片土地，虽然西汉中期有牛耕、铁器和水利都有很大的发展，小农靠辛苦劳作达到小康生活水准并不难，但社会上升通道被堵死了。
豪强大族兼并小农土地的问题，从汉武帝时期已经出现，汉武帝为了避免豪强发展成为对抗中央的地方经济和政治势力，采取铁腕镇压、强制迁徙各地的豪强富户到关中，抑制了土地兼并。但到了西汉中后期，由于选官制度的局限，造成地主的经济利益和官僚行政力量相勾结、互相袒护的情况越来越固化，所以靠中央政府来打击土地兼并，中央既难以全面查清土地兼并的实情，抑制兼并的手段也难以贯彻——大批官僚就出身于豪强大户，他们当然不会有积极性贯彻这样的政策。
但是在西汉，儒家高举仁政、王道的大旗，取得了道德和话语制高点，其所标榜的周代政治体制，就成了很多不满现状的人心中政治改革的目标。而王莽提倡恢复周朝的土地归皇家所有的井田制，把盐、铁、酒、山林川泽收归国有，改革币制，更改官制与官名等等，他想在当时的社会上建立一个新的“周礼模式”。
王莽发迹的过程就高度依赖儒生的支持，对抗其他外戚，政治势力。王莽也确实知行合一，个人修养堪称儒家人格的楷模。作为高官，他率先提倡俭朴，与豪门大族的奢侈享乐形成鲜明对照。他和家人都是粗衣陋食，王莽为了节约布料，家人的衣裙都做得很短，只到膝盖。在古代体力劳动者才是“短衣襟小打扮”，生活优渥，有地位的人都是宽袍大袖，他不需要体力劳动，没有衣著造成行动不便的问题。
《汉书王莽传》里说，一次王莽的母亲生病，公卿列侯们都派夫人来王莽家问侯（因为是女眷生病，所以其他官僚也派自家的女眷来探病），王莽夫人出来迎接，衣裙还不及地（没有盖住脚），大家开始都以为是家里的佣人，一问才知道原来是王莽夫人，满朝皆惊。而且王莽知道哪里有水旱灾害，都会节俭膳食不吃肉。王莽对自己私德的严格要求达到不近人情的苛刻。
在汉哀帝继位后，王莽一段时间被免官下野，他的二儿子王获杀死了一名奴婢，王莽竟逼自己的儿子自杀偿命。以当时人的眼光来看，主人杀死奴婢，大不了认个罚款了事，哪有主人偿命的道理，王莽的道德水准简直高得不可思议。后代儒生多以王莽是巨奸大恶之徒的理由出发，认为王莽不过是表演亲情苦肉计来赚取社会名声，但就算是表演，最起码他表明了一个和奴隶制势不两立的明确态度。再加上王莽为人谦恭，礼贤下士，在儒生们的眼里简直就是周公再世，所以迅速成了全社会一切批判现实力量的旗手。
《礼记 中庸》篇引用过孔子的一句话：“生今之世，欲反古之道，如此者，灾及其身也”，就是：生活于当代的人，偏要按古代的办法做事，这样的人有灾祸了。孔子本人主张恢复周礼，他却反对“生今之世，欲返古之道”。孔子反对机械地复古，这是有违中庸之道的。其实就是提出正确认识“现代性”的问题。孟子也称赞孔子是“圣之时者”，“时”就是现代、当下的问题。是夸赞孔子有这样的智慧，能正确处理传统与现代的矛盾。这样看来，王莽和他同时代的儒家大师们，并未能实践孔孟之道的精髓。钱穆先生对王莽的评论是“王莽理想高远，但无手段，只是一位书生，有点迂，而且不近人情。”
目前沼泽没有王莽的私德，但提倡大政府公有制则是雷同。其实当年列宁预言，帝国主义是发展到垄断组织和金融资本的统治已经确立、资本输出具有突出意义、国际托拉斯开始瓜分世界、一些最大的资本主义国家已把世界全部领土瓜分完毕这一阶段的资本主义。”
欧美无论媒体，高科技，粮食，能源，零售都已经是垄断，这个垄断与公有制区别已经不大。而且这些垄断企业都是八旗企业，就算真是公有，他们也是摇身一变成国企老总而已。列宁的所谓预言，只是他们的计划而已。
可以预见，深层政府王莽式的变革，必然带来天下大乱，甚至带来深层政府的分裂，毕竟深层政府摧毁美国的政策同时也是摧毁沼泽内部很多人的利益。充公财产，开放边境收难民，除了真正核心阶层，谁受得了？
钱穆先生在《历史与文化论丛》中认为，正为今天这个世界，一切人生发动力在资本主义者，则无怪反过来要有共产主义的崛兴。但共产主义只是资本主义的反面，把反面来反正面，其实正反两面还是一体。正如你的手，手掌手背，还是那只手。若我们不要这一手，要换另一手，不讲物质，不讲经济，其事却不易。所有西方人到底不能彻底反共产主义，我们不要对此太乐观。
只要西方资本主义一天存在，共产主义也会存在。共产主义本也产自西方，依然在西方文化体系里面。钱穆还说西方总想把共产主义来源归于孔子秦始皇，推到别人身上去。其实远从法国大革命，西方社会这毛病已经见，无产阶级的运动从此开始。到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此项毛病便在俄国人身上发作。第二大战以后，法国，意大利的国际共产主义风起云涌，那时中国才追上去。
这是钱穆先生1966年台北杨幂山庄的演讲，可谓一针见血。钱先生不懂经济金融有此见识，确实一代宗师。只是信贷金融只是工具，关键看用的人，下回我们一起回到宋代，看宋人如何正大光明运作金融工具造福人民。欲知后事如何，请听下回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