劫数难逃 （中）

二十世纪初，时任洛克菲勒基金会秘书长的盖茨曾这样评论传教士做出的贡献：“对外传教事业应当引起爱国者和慈善家们、一切有宗教信仰或没有宗教信仰的人们、一切我国的商人、企业主、财政家、银行家和进出口商们和一切心目中怀有对本国的幸福关注的人们的兴趣。我认为从长远的观点看，英语国家的人民所从事的传教事业，所带给他们的效果必定是和平地征服世界。

不是政治上的支配，而是在商业和制造业，在文学、科学、哲学、艺术、教化、道德、宗教.上的支配，并在未来的世界里将在这一切生活的领域里取得收益，其发展将比目前的估计更为远大。“

读过《劫数难逃（上）》的诸君一定会对这句话重新理解。传教士传播的不只是基督福音，可能是用基督福音包装的左翼鸦片。

上回说到，康有为终于与李提摩太见面。两人可谓志同道合，双方都以挖自己祖坟为己任。李提摩太可以为一个他自己以为更崇高的信仰容忍屠杀基督徒和烧教堂；而康有为也是打倒孔家店的先锋。只是在下一直搞不明白，为何义和团杀基督徒，烧教堂就是野蛮与愚昧，而法国大革命的暴民做同样的事就是前进道路中的一个错误？而且是错误不是罪行。

康有为著有《新学伪经考》，其中主要观点是历代封建统治者所尊崇的“古文”经典，如《周礼》、《逸礼》、《古文尚书》、《左传》、《毛诗》等都是西汉末年刘歆伪造的，因此都是“伪经”。而刘歆制造伪经的目的，是为了帮助王莽篡夺西汉的政权、建立国号为“新”的朝代，所以古文经学是新莽一朝之学，只能称之“新学”。

康有为写这书的目的很简单，就是拿今文来对抗古文，拿学校和策论来对抗科举和八股，所有资产阶级所需要的措施，也一概挂上孔圣人的招牌，把述而不作改变成托古改制，拿孔子来对抗孔子，因此减轻了非圣无法的压力。用现代的话就是打着红旗反红旗。

他的得意门生梁启超在《清代学术概论》认为此书“使清学正统派之立脚点，根本摇动，一切古书，皆须重新检查估价，此实思想界一大飓风也”。

很明显，康梁忽略了满清入主中原以来对儒家学说的阉割，故意引导大家愚忠愚孝。如通过戏曲强调一句翻遍儒家经典也找不到的“君要臣死，臣不得不死。”在下就以大家最反感的三纲五常为例。

三纲：

君为臣纲，君不正，臣投他国

国为民纲，国不正，民起攻之

父为子纲，父不慈，子奔他乡

子为父望，子不正，大义灭亲

夫为妻纲，夫不正，妻可改嫁

妻为夫助，妻不贤，夫则休之

五常：

爱之仁，正之义，君之礼，哲思智，情同信。

三纲五常不仅没有强调愚忠愚孝，相反是强调责任与权力相匹配。权力越大，责任越大。如果不承担相应的责任，则君与臣，国与民，父与子，夫与妻的关系也就不成立了。中国传统的机制设计就是以儒生掌握道统，而科举就是保证相信儒家道统的人占领官僚系统，从而确保皇帝尽爱臣民的责任。

从前做皇帝，外面送给皇帝的公事，先送到六部，皇帝拿出来的公事，六部也一定得先看。因为政治该公开，而六部尚书是全国的行政首长呀。这在明代还是如此的。那时大官的任用还有廷推，小官的任用则只经过吏部。事关教育，则一定要经礼部的。而满清则是皇帝私下决定，不再给政府行政长官预闻就可办。这绝不能说是一种制度，也不能说它是习惯法，只该说它是法术。为什么？因为这是纯粹出之于私心的。而私心则绝不能形成出制度。

明朝皇帝比满清懒的就是这个原因。大明朝最懒的皇帝应该是万历帝了。30年不上朝，真是历史上绝无仅有。不过这是在皇权与文官制度发生了剧烈冲突，皇权受到压制的情况下发生的，不上朝是万历帝的消极对抗。皇权受到压制？不是说明朝很黑很专制的吗？事实是清以前的皇权一直受文官系统制衡。所以皇帝才用宦官或者外戚与文官系统抗衡。详细大家可以重温《蛊惑人心 满清篇》。

康有为公然以满清愚民之术为儒家正统，不是他学养不足，而且居心叵测而已。1929年，钱穆先生发表《刘向歆父子年谱》，一鸣惊人。钱穆根据《汉书·儒林传》的史实，从西汉宣帝石渠阁议奏到东汉章帝白虎观议奏120年间的五经异同和诸博士的意见纷歧，源源本本地看出当时各家各派师承家法及经师论学的焦点所在。钱氏梳理出两汉经学诸史实，逐年列出，进而指出康有为《新学伪经考》说刘歆伪造古文经之不通有二十八处。

《刘向歆父子年谱》解决了近代学术史上的一大疑案，而钱穆根据的仅仅只是一部《汉书》。《汉书》人人都可以读，未必人人都会读。现代一般治经学的，通常不讲史学；治史学的，通常不讲经学。钱穆认为，经学上的问题，也即是史学上的问题。《刘向歆父子年谱》依据《汉书》谈《周官》、《左传》，他所持的就是这个观点。

钱穆以客观史实来解决今古文之争，摧陷廓清道咸以降常州学派今文学家散布的某些学术迷雾。《刘向歆父子年谱》不但结束了清代经学上的今古文之争，平息了经学家的门户之见，同时也洗清了刘歆伪造《左传》、《毛诗》、《古文尚书》、《逸礼》诸经的不白之冤。自从此书问世以后，古文经学家如章太炎和今文经学家如康有为之间的鸿沟已不复存在，学术界已不再固执今古文谁是谁非的观念。

钱穆举证详实，立意明确，凡是康有为曲解史文，抹煞反证之处，均一一历指而道其原委。最重要的是，按照刘向歆父子生卒及任事年月依次排列，使康有为的错误曲解一目了然。自钱穆发表此文以后，名声大噪，学术界均佩服钱穆慧眼独识，硕学通儒群推之为划时代的杰作。

胡适在1930年10月28日的日记中写道：“昨今两日读钱穆（宾四）先生的《刘向歆父子年谱》（《燕京学报》七月）及顾颉刚的《五德终始说下的政治和历史》（《清华学报》六 ·一）。钱谱为一大著作，见解与体例都好。他不信《新学伪经考》，立二十八事不可通以驳之。顾说一部分作于曾见钱谱之后，而墨守康有为、崔适之说，殊不可晓。”这是《向歆年谱》初问世时的反响，是有关现代中国学术史的第一手史料。

可见李提摩太与康有为都以颠覆自己的传统文化为己任，当然惺惺相惜。当时康有为创办主张变法维新协会称的“强学会”，康有为知道广学会的月刊《万国公报》多年以来在高级官员之间广为流传，从未遭到过反对，便发行同名报纸。刚开始的时候，他们的报纸的内容都是从广学会的刊物上转载的。唯一不同的是，广学会的报纸是在上海用金属字印刷的；而他们采用的却是政府的《京报》所采用的木雕印刷术。这样从外表上看，与政府的机关报没什么区别。但在内容上，它介绍的却是广学会所宣传的西方的观念。

梁启超听说李提摩太需要一名秘书，立刻自告奋勇去协助李提摩太。李提摩太在北京期间都是梁启超做他的助手。梁启超开始办报时，同样与李提摩太主笔的《时报》有着关联。梁氏一生办了很多报纸，著名的有两份，一份是《时务报》，一份是《时报》。前者只比李提摩太的《时报》多了一字，后者完全相同。这绝不是巧合，它充分说明了李提摩太对梁启超的影响。

《时务报》是维新派在华东的重要舆论阵地，1896年8月9日创刊于上海，由梁启超任总撰述。《时务报》初期，编撰工作由梁启超一人负责，每天要写4000多字的评论，还要撰写、修改2万多字的文稿。他只能夜以继日地工作，“六月酷暑，洋蜡皆变流质，独居一小楼上，挥汗执笔，日不逞食，夜不遑息”。就这样，梁启超在《时务报》上发表了数十篇政论，为变法维新而呐喊。其中最为著名、也最有影响的是《变法通议》。

这篇长文，在《时务报》上连载43期，涉及当时的政治、经济、文化、军事等各个方面的问题，第一次全面系统地阐明了维新派的变法主张。《时务报》大胆而新颖的言论使朝野大为震动，所译外报文章又使读者大开眼界，因而“举国趋之，如饮狂泉”。尤其是梁启超撰写的文章，更是风靡一时，以至于“自通都大邑，下至僻壤穷乡，无不知有新会梁氏者”。梁启超在编撰《时务报》期间同样开创了一种新的文体，后人称为“时务文体”。

后来梁启超前往凡尔赛参加和平会议，代表中华民国进行游说活动。但他在伦敦首先拜访的第一个人是李提摩太。这刚好是李提摩太去世前不久。

李提摩太与康梁关系之深可见一斑，因此深度介入“百日维新”运动也是理所当然了。按照他的自传《亲历晚清四十五年》记载，他提议光绪：

（1）皇帝聘请两名外国顾问；

（2）成立由八位大臣组成的内阁，其中满人与汉人占一半，通晓世界大势的外国人占一半；　　

（3）立即进行货币改革，奠立坚实的财政基础；

（4）立即兴建铁路，开采矿山，开办工厂；

（5）成立教育委员会，在全国广泛引进西方现代学校及专门学院；

（6）成立处理信息的通讯社，由外国有经验的新闻工作者培训中国的编辑记者，以启蒙社会大众；

（7）为保卫国家安全，训练足够的新式陆海军。

据雷家圣《失落的真相：晚清戊戌政变史事新探》有一个更详细的版本：戊戌变法期间，日本前首相伊藤博文至中国访问。当时李提摩太向变法派领袖康有为建议，要求清朝方面聘请伊藤为顾问，甚至付以事权。于是变法派官员在伊藤抵华后，纷纷上书请求重用伊藤，引起保守派官员的警惕。保守派官员杨崇伊甚至密奏慈禧太后：“风闻东洋故相伊藤博文，将专政柄。伊藤果用，则祖宗所传之天下，不啻拱手让人。”这种激烈的言论，促使慈禧太后在9月19日（八月初四）由颐和园回到紫禁城，意欲了解光绪帝对伊藤有何看法。

李提摩太又向康有为提议“中美英日合邦”。于是，在康有为的授意下，变法派官员杨深秀于9月20日（八月初五）上书光绪帝：“臣尤伏愿我皇上早定大计，固结英、美、日本三国，勿嫌合邦之名之不美。”另一变法派官员宋伯鲁也于9月21日（八月初六）上书言道：“渠（李提摩太）之来也，拟联合中国、日本、美国及英国为合邦，共选通达时务、晓畅各国掌故者百人，专理四国兵政税则及一切外交等事，别练兵若干营，以资御侮。…今拟请皇上速简通达外务、名震地球之重臣，如大学士李鸿章者，往见该教士李提摩太及日相伊藤博文，与之商酌办法。”

简单说来李提摩太向康有为建议，中美英日四国将军事、财政、外交等权力交给一个“百人委员会”来管理，建立一个比现在欧盟更紧密结合的联邦，藉以对抗俄国。

雷书指出，慈禧太后于9月19日（八月初四）返回紫禁城后，于9月20至21日获知此事，惊觉事态严重，才当机立断发动政变，重新训政，结束了戊戌变法。

可见所谓“百日维新”只不过是从原来清一色满清占据董事局变成清美英日共治。这样的变法相当于把满清江山断送他人，慈禧如何能接受？本来中国市场只是满人独占，以前的广州十三行只是点缀，鸦片战争后，被迫开放市场，但让外国人经商盈利与江山共管是另一回事。所有邪恶政权都相信权力才是一切，与外人分享权力是万万不能接受的。

当年乾隆本来也想与英法贸易，但听说法国大革命后，就立刻严防欧美这些更为邪恶的政权。他以为距离遥远，加上幅员辽阔，只要封锁边境贸易即可，对内还是严防汉人为主。当然正途是延续宋明开放贸易，与海外互相交流。但极端自私与自卑的满清，害怕科技与贸易的发展是强汉，强汉意味弱满。故此乾隆死后几十年就发生鸦片战争，从此满清再也没有机会与欧美平起平坐。详情可重温《妖魔治术》与《拿破仑与乾隆》。

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戊戌政变后，光绪皇帝被囚，慈禧太后训政。二十五年(1899年)十二月二十四日，慈禧太后懿旨，溥儁入继穆宗同治为嗣，号“大阿哥”。随后大阿哥在弘德殿读书，师傅为同治帝的岳父、承恩公、尚书崇绮和大学士徐桐。二十六年(1900年)正月初一日，溥儁恭代皇上到大高殿、奉先殿行礼。

慈禧预定庚子年即光绪二十六年(1900年)举行光绪禅位典礼，改年号为“保庆”。但京师内外，议论纷纷。大学士荣禄与庆亲王奕匡(kuāng)以各国公使有异议，各种势力也反对，建议此事停止。不久，义和团事起，载漪笃信义和团，认为义和团是“义民”，不是“乱民”。

五月，载漪任总理各国事务大臣，同时日本使馆书记杉山彬、德国驻华公使克林德被杀，义和团围攻东交民巷使馆。七月，八国联军进逼京师，慈禧太后同光绪等一行西逃，载漪、溥儁父子随驾从行。慈禧逃到大同，命载漪为军机大臣。十二月，以载漪为这次事变的祸首，夺爵位，戍新疆。二十七年(1901年)，慈禧等回銮。途中，以载漪纵容义和团，获罪祖宗，其子溥儁不宜做“皇储”，宣布废除“大阿哥”名号。

在下认为，义和团事件只是慈禧对“百日维新”，各国想平分大清的一个反击，慈禧再笨难道不明白义和团不能抵挡外国军队，只是当时真正能打的军队都在汉人督抚手中，因此慈禧只能借助义和团这股力量。她希望利用义和团的人多势众闹事，从而与各国谈判而已，这点从清廷的宣战诏书并未提名向何国宣战，也未将宣战文告递交外国使节，在战争中，清朝与列强始终保持外交关系可见。只不过慈禧并不能有效控制义和团的力量，最后导致八国联军入京城，自己仓惶西逃。

满清与现代的左翼一样，权力才是他们的根本，任何人想挑战他们的权力，一定引起激烈的反应。前有斯大林想自立门户而排犹，而最后被暗杀。现在如果认为拜登是老人痴呆，同时执行弱化美国，搞乱中东之策就以为有机可乘。那么必须知道拜登的弱只是说明犹太人不想隐瞒他背后执政的事实，如权臣喜欢扶持小儿做皇帝一样。

《The Intercept》7月6日发表报告披露，拜灯已将超过15名前“WestExec”成员安置在他的政府内部的关键位置，从而将腐败“合法化”。

WestExec是2017年成立的一家咨询公司，它将自己推销为“独特的地缘政治和政策专业知识，以帮助商业领袖……国防、外交政策、情报、经济、网络安全、数据隐私和战略通信。” 自称跟美国政府内部有很深的“内部联系”，并承诺向客户提供第一手信息，或帮助游说政府部门。该公司涉足了一系列咨询工作，其中有涉及很多大国和俄罗斯的业务。

报道指出，“WestExec”的顾问人脉广泛，出身显赫，以至于他们担任多个职位、任命和头衔，曾在WestExec工作过的知名人士:

白宫新闻秘书珍·普萨基(Jen Psaki)

国务卿托尼·布林肯(Tony Blinken)

国家情报局局长艾薇儿·海恩斯(Avril Haines)

中央情报局副局长大卫·科恩(David Cohen)

副总检察长丽莎·摩纳哥(Lisa Monaco)

国家网络总监克里斯·英格尔斯(Chris Inglis)

可见一直以来这家公司才是美国真正的内阁，现在只不过把这个犹太内阁推向前台而已，他们并不需要一个总统去指挥这个内阁。

慈禧用义和团挑战西方失败，最后只能延续光绪维新的政策，只是她利用她个人权威，努力维持在她生前董事局清一色代表满清，也算是对得起满清的列祖列宗了。欲知后事如何，请听下回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