逾淮为枳 – 从北美北到北美南讨生活的故事 （2）

(接上篇)

去面试的R&D 公司老板是MIT机械系教授KJ Bathe，该公司研发机械土木行业做结构力学分析的有限元软件。Bathe八十年代初就创立了自己的公司，海内外尤其是海外，名气不小。那时我年轻，和很多中国年轻的学人一样，喜欢崇拜名人，特别是Bathe这样全世界该行业的大拿。也难怪，Bathe的书，在U of A的图书馆，被当作圣经对待，任何人只能借出两小时，且不能拿出图书馆，只能在图书馆里阅读。八十年代初，中国很多大学的计算机上就装了他公司盗版的软件，中国大学大拿教授的经典中文专业书里，后来被我发现，大段大段抄写翻译他的著作，所以，在我三十五岁左右的时候，还不可能有象现在的思维，没有办法不崇拜他。

那个礼拜六早晨，该公司的一台湾裔员工把我从酒店拉到公司会议室，稍后，来了波兰裔经理和一法国裔员工，最后德国裔老板Bathe到场。Bathe一出现，《围城》作者钱钟书描述的那种名人效应立即发生在我身上。我吃了Bathe那只“母鸡”下的蛋，觉得特别好吃，因此很崇拜下蛋的“母鸡”。现在，终于在他的公司见到了他，格外激动，双手伸过去求握手，Bathe冷冷地但又不失礼貌地接住我伸过来的手，用一只手简单地握了握。

面试在寒暄五分钟后随即开始，一个德国老板，带着一个波兰人和一个法国人两伙计，将要决定一个前来求职老中的命运。面试从我做presentation开始，1998年的时候，好象用PPT做presentation还不太流行。我把做好的胶片，一张一张地往投影仪上放，三个人随时打断发问。大多数情况下，我都能给出令提问者满意的答案，但有时额头上也冒出细微的汗珠。两个多小时硬碰硬的面试过程中，老板的凶狠和德国人的严谨，在Bathe身上时不时地表露出来。在启程去面试以前，我曾和同学戏称，如果我在Bathe马前能走上三个回合，而不被挑下马 （老板可随时结束面试），就算是成功。可是没曾想，不仅三个回合，三十个回合过后，我依然在侃侃而谈。在把为波兰人布置的面试题目所准备的胶片present完毕后，我随口说了句，这只是我博士论文研究5%的内容。Bathe兴奋了：何不再说说你另外95%的博士论文内容？于是，在这三个人面前，我开始预演我的博士论文答辩。在一个问题追赶着另一个问题的答辩中，我几乎回答了三个人所有的提问，特别是，当Bathe让我在白板上写出一个矩阵套矩阵、共有十几个矩阵的复杂公式，我居然八九不离十，凭着印象，几乎100%地写出来公式的全部。要知道，那是在毫无准备下回答的问题，反映的是扎实的功底，这一点毋容置疑。现在回忆起来，我自己都感到自豪，真的感谢自己那五年多废寝忘食的工作。是兴趣，让我自己周末和晚上，心甘情愿地加班加点干活。那时，作为一个学生，我复印任何文献，都是自己掏腰包，每页一毛钱。做博士论文期间，我自己付费复印的杂志论文，在后来搬家时就装了好几个纸箱子。

在我做完全部的presentation，并回答了所有问题以后，Bathe高兴地叫了我一声“Dr. Wang” 。在我看来，这个称呼最具赞赏性，含金量最高。求职面试过去三个礼拜后 ，在我的正式博士论文答辩结束时，我的大老板也提前叫了我一声”Dr. Wang “。两声不同场合下的”Dr. Wang”，让我记住了一辈子。

我一听Bathe叫我“Dr. Wang”, 知道有戏了。早晨在从酒店到公司的车子里，那位台湾裔公司员工，除了拉我进公司面试以外，还拉了比我早一天、在礼拜五面试的另一个求职者，并暗示老板对他的面试表现满意。如果那天我的面试不出彩，老板多半就要和他签合同了。面试一结束，他对我说，你先休息休息，我们三个人出去讨论讨论，说完三个人走出会议室，去了另外一间办公室。不到十分钟，三个人就回来了，老板郑重宣布，我们决定雇佣你！然后开始和我谈薪水和各种benefit细节。一听到Bathe和我说的薪水，我做了很大努力才克制住自己，让自己没有笑出声来。因为那个数字，比当时我们同一个专业里的加拿大学生，博士毕业后在加拿大咨询公司里的初始薪水，数量上要高出差不多三分之一，更何况，Bathe开出的是美元。后来听说，MIT里一些助理教授，起薪当时也只有4万多。

双方只是谈好条件，但没有在合同上签字，因为合同文本在公司的秘书手里，礼拜六她不上班。Bathe向我保证，礼拜一就把他签好字的合同邮寄出去。那时，彼此间真的是相互信任啊，他们只知道我来自加拿大，老板可能还不知道（波兰经理知道）我来自加拿大的那所大学。当时合同的签订是根据我说的条件：我已经计划六月下旬博士论文答辩，并将申请参加七月份的入（加拿大）籍考试，然后宣誓入籍，九月份即可在过境时以加拿大公民的身份申请TN签证，前往波士顿工作。Bathe 相信我说的一切。在我回到爱民顿一个礼拜后，按照预期，收到了公司的合同。当时NAFTA条约生效不久，加拿大美国和墨西哥公民在该条约下可以到其它两个国家工作，条件是，它国提供的工作机会，必须科技含量高薪水高。

在合同签完寄出后不久，在入籍考试宣誓的环节上出了一点差错。六月份阿尔伯塔省移民局官员的口头承诺有了变化，答应的让我七月份考试宣誓的许诺，必须向后延迟。在我三天两头跑移民局软磨硬泡以后，移民官终于答应，让我九月底考试宣誓。在多次纠缠中，我可能说了一些不礼貌的话，“考试通过以后，才有资格宣誓。”一个看上去很精干、年纪在40岁左右的女移民官恶狠狠地补充了这一句。说话的口气，好象是她不愿意看到我考试通过。Bathe的公司爽快地同意我延迟一个月，在十月一号正式上班。

从加拿大移民美国，又是由我打前站，太太女儿在加拿大扫尾。十月份在Logan机场见到她们娘俩时，我打趣地对女儿说，你和妈妈象被拴在我的裤腰带上，我走到哪里，你们就被带到哪里。从1998年10月开始，在美国的波斯顿，我们一家开始了新的“三人行”生活。上面这张照片中那栋褐色小楼的一楼，便成了我们在美国的第一个家，位于麻州Watertown。去年六月份，我和太太飞到波士顿，从那里出发坐游轮去加拿大蒙特利尔旅游。特地早去了一天，在波士顿故地重游，那张照片拍摄于当天。25年过去了，房子看上去没有任何变化，但早已物是人非。

我从北美北移民到北美南的故事大概就是这些了。从中国去加拿大，再从加拿大来美国，太太和我完全是白手起家，我们没有任何背景，没有得到任何人的提携和帮助。如果在北美的这两个国家里，没有民主没有法治，没有随之而来的平等和公平竞争，就没有我们现在的一切，这就是我崇尚的人类现代文明的精髓所在。

我在加拿大读书的五六年期间，拿了加拿大绿卡，然后又入了加拿大籍，没有为加拿大做过任何贡献，却最大限度地享受了加拿大的福利，最后还利用了NAFTA条约，从加拿大到了美国，说得不好听一点，我是在利用加拿大。那几年，阿尔伯塔省的石油工业利润很高，政府每年有可观的财政盈余（surplus），盈余部分每年都是按人口分摊。加拿大绿卡持有者享受同等的利润分成权利，只是不记得外国人是否也有机会。1998下半年或1999上半年的某一天，在麻州Watertown的我，收到了阿省政府的一封信，信上说经查明，你全家已经在1998年10月离开阿省，所以必须按比例退还该年10-12月份你家获得的财政盈余分配。收到信时有点尴尬，但一想到自己并不是故意隐瞒，心里也就变得坦然，遂按照要求，写了一张支票寄回。

在加拿大读书时的大老板NR  Morgenstern，也是一个具有世界名望的大拿。在中国的时候我在书本上学到以他名字命名的公式，在现实中又看到他本人并且直接接受他的指导，在课堂上他对学生讲解以他自己名字命名的公式。正因为和两个大拿有零距离的接触，我才有机会理解，世界级大师也是凡人，有着他们极其普通的一面。在西方文明社会强烈的平等意识影响下，我最后终于理解并十分同意，国际大师的荣誉只是光环，他们本质上和一般人没有什么太大的区别。今后若有兴致，再写写 “国际大师“光环下两个普通人的本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