娘亲舅大 （一）华阳刘三姐
明天就是母亲节， 而超英赶美的中国，今天已经是了。老乡五湖的博文，勾起我的回忆，想到了亲爱的妈妈。
最近几年写了几篇回忆父亲的随笔，回忆父亲在我成人和世界观成长上的影响。然而幼年时期，母亲的身影更是随影入行，点点滴滴，溶在自己的血液之中。
传统中国，有娘亲舅大一说，按照我的理解，母亲娘家人应该算是家中最重要的亲戚，娘家亲戚相较之于嫡亲似乎有客人的礼遇，在男尊女卑的社会里，舅舅固然不能算个主人。但却是最重要的亲属，他们也可以像父亲一样，可以教育、培养自己的外甥，全权代表妈妈在家中的男人地位。
从母亲开始，记录童年与母亲家族的尘封往事，怀念亲爱的母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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母亲的老家在川西平原富裕的华阳县中兴镇，离成都市区仅二十来公里左右，号称锦江的府南河自离开成都九眼桥后会一直流到这里。土地肥沃，物产丰富，华阳是成都平原最富有的县份之一。
虽说华阳行政区划为县级，但老成都市一大半都属华阳县地界，远比近邻的成都县地盘大，现在的四川省会成都市，就是华阳、成都两县当年的疆域，一个辖东南，一个管西北。俗语称，“成都到华阳，现过现（县过县）”，就是说的当真这回事儿。
母亲的家庭也算殷实，虽然不如大邑县有名的刘文采家族，没有地主庄园。但她们刘家却也算当地的大地主。母亲是家里的大小姐，操持家庭的能力也是刘家公认的，在刘氏大家庭中，她排行第三。据说母亲的功课很棒，歌也唱得好，堂弟们都叫她刘三姐。常常都要被长辈们拿来做学习的榜样，告诫弟妹们，认真读书学有所成。封建礼教在刘氏大家庭十分严重，母亲的学问并未为她带来仍何好处，只是后来成了刘家人最先进入成都定居不可或缺的本领。
定居成都，并不是刘家人的自愿选择，而是那个特定年代，特殊条件下的无可奈何。一九四九年末的成都，民国旧政权在大陆最后盘踞的一座大城市，面临大军压境，社会极不稳定，新旧政权即将更替，刘家人面对这种变化，忧心忡忡，不知所措，预感某种不幸将至，却也束手无策。
母亲高中毕业后一直闲在家里，刘家的重男轻女思想让她报考大学的可能性为零。有一天，昔日的高中老师发现母亲在家里闲着，究问她为什么不出去读书，当得知刘家并不愿意为女孩子承担高等教育的费用以后，老师告诉母亲，有一家免费的财务专科技术学校，不交学费还有一些补助，像母亲这样的学生荒废学业实在可惜，如果愿意，他可以去向我的外祖父讲情，结果母亲才有机会进了这所学校，以后的会计生涯也由此而起。
母亲的经历里曾经有一段，让我留意过一部小说，后来还拍成了电影，叫《难忘的战斗》。描写的是解放初期，故事围绕刚刚获得政权的共产党在大城市附近征购粮食的线索而展开，讲的是新生红色政权为保证供应市民生活，组织人员下乡征集粮食，而与国民党残存势力较量的故事。当时母亲因为懂会计，她参加了征粮工作队，应该说这是她首次参加所谓“革命工作”，虽然她并未经历过小说中描写的事件，可她的一位苏姓闺蜜，经历却很像小说里描写的那样。闺蜜学习成绩不如母亲，可她身体条件却十分强壮，因而参加了武装工作队。武工队当时的主要任务就是保护征粮队的安全，就在后来的一次战斗中，她被顽敌打死了，母亲一直都记着她的名字。
征粮工作结束后，母亲通过征粮工作的关系，结识南下的解放军山西籍军官，军官担任当时公私合营的成都玉华纱厂军代表，母亲便在该厂谋得一个会计的职务。只因为她年轻，又有才干，很受南下干部军代表赏识。选派她去重庆西南人民革命大学进修会计，西南革大的毕业证上有着校长刘伯承元帅的签名，这种进修经历，对于年轻人日后的发展是十分重要的，不过要看你如何利用它了，母亲并没有好好利用西南革大这张牌，加上不可改变的家庭出身，她的政治生命前途并不光明。
家庭出身，在上世纪五十年代之初，并不像文革前后那样摧残过无数中国乡绅和城市有资家庭，共产党重用有知识和技能年轻人，维系刚刚到手的政权稳定，缓过手来清理阶级队伍之前，建设新城市急需人才，这种开明的政策的确蒙骗了不少像母亲这类大户人家的幼稚晚辈。一旦政权稳定，随之而来的农村土地改革和城市公私合营运动，才真正露出了它的狰狞。
母亲的性格与父亲迥异，十分活泼、耿直且外向，有很强的进取心。共产新中国成立以来，政府施行的思想教育和历次政治运动，她都积极参加，不落人后。从学习新宪法到后来的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三面红旗飘扬，完完全全遮掩了不同阶级，不同世界观和普世价值的不可调和性。
我在整理母亲遗物时，发现妈妈有很多笔记本，基本上都是那时积极向上年轻人的思想汇报，很像信徒对牧师的忏悔。从五十年代初到文革前的各次运动都有记录，看来妈妈一直是在憧憬，想当个革命女青年。因为出身的缘故，她笔记里的大部分内容都是在进行自我批判，她当时并未认识自己的一切努力都会是徒劳的，共产主义的阶级划分已经在她身上落下的烙印，人为的努力是无法改变的。
土地改革一开始，便影响到了刘家的安全，土地和财产无论如何是保不住了，能够保全家人的姓命就算万幸。母亲不得已向军代表寻求帮助，讲述了乡下外祖父母的困境，想把他们接来成都同住。这位来自山西的军人，可能家庭出身相类似，动了恻隐之心，居然帮助母亲将一家五口从华阳县搬入了成都市。
在外东九眼桥附近租了房子，母亲一人工作，所挣微薄工资，除了交房租，还要照顾外公、外婆、二舅、小舅的生活，外公外婆的医疗费用也在里面。
当时大舅已经离家，参加革命，他加入了中国人民自愿军，入朝参加韩战。中国的历史书籍把这场与联合国十六国为敌的战争称为伟大的抗美援朝。大舅自是不能顾家，二舅和小舅都还在读书，母亲挑起了一家的生活重担，二舅和小舅一直把母亲当成他们家长来看待。二舅曾经对我说过，没有母亲他是不可能长大成人的，更不可能读大学了。
韩战结束以后，大舅也复员回来了，母亲可以算是松了口气，女孩子再能干也还是需要男人来做顶梁柱。自己的青春年华都耗在了养家糊口，奔波劳碌中，她也需要男人来体贴，她需要结婚，她要有个自己的家，她需要将刘家顶梁柱这样的生活重担扔给大舅这位长子来掌管。
母亲的希望很快便破灭了，当时国家急需人才，大学最喜欢大舅这种“最可爱的人”当学生。为了将来的前途，大舅告诉外公他要去考大学，重男轻女而又重视教育的外公，自然喜欢，他与母亲商量，要她支持大舅去读书。外公也算是个文化人，从母亲和舅舅们的名字中的，泽、靖、镇和亮，且还都连着关乎社稷的字眼，便可窥出他的心气不低。
大舅不但没能增加家庭的收入，反而母亲的微薄薪金要多供养一个人了，她心里是一百个不愿意，却熬不过外公的家训，她口头上还是同意了，可心里还在侥幸。大舅入朝征战，那么多年都没碰书本了，这么短的时间，他肯定也考不起大学，到时候自然就得去工作，养家糊口。
母亲的希望再一次被击碎，那是在大舅获得大学录取通知的时候，他不但考中了，而且是当时亚洲最好的华西协和大学牙学院，一般大学的学制也就四到五年光景便可毕业，母亲也许还能再坚持一段，而这该死的牙学院要读八年。
母亲只能含辛茹苦，为了整个家庭，将自己的幸福抛在了一边，我母亲的伟大不仅仅是对于自己的孩子而言。我原以为母亲晚婚是因为出身的缘故，一时找不到对象，其实刘家的这些事才是根源，以至于我母亲在结婚以后，也仍然没有少操过刘家的心。
在这一点上我的父亲最清楚，父亲从来没有过对自己家庭的任何负担，因为母亲家中的情况，他确对母亲娘家做了很多贡献。
自从怀上我以后，母亲的生理反应极大，身体状况十分虚弱，曾经还有晕倒的事情发生过。我出生的时候，母亲已是高龄产妇，据说还是难产，为了生我还险些丢了性命，我也是被抱钳夹住头部给拖出来的。长大以后父亲还爱指着我微微塌陷的双颊示人，说要不然儿子还会更聪明些。父亲原来还指望多养几个孩子，可是母亲的情况使他难以如愿，我则成了他们唯一的孩子。后来当有同事们问他们为何不多要几个孩子时，他们调侃到，早知中央有计划生育的国策，所以提前执行了，其中的苦楚不是人人都知道的。
我与母亲的感情一直都很深厚，年幼时期还能记得的事里，总有母亲的身影陪伴。母亲的娘家人后来陆陆续续迁入成都，因此在这座城市我有很多的亲戚。一到礼拜天，母亲总爱带我去串门，亲舅、表舅、表姨不下十来个，一般都要很晚才回家。那时候妈妈对于公交末班车的时刻表是很熟悉的，当然也有错过的时候，我们母子两就会在月光下，深一脚浅一脚地走回青羊宫附近的家。
从青羊宫五路汽车终点站到位于杜甫草堂附近的家，少说也有三站路，脚穿小皮鞋让母亲打扮得漂漂亮亮出门走亲戚的我，一会儿就挪不动脚步了，妈妈只好将我背在背上，边走边给我讲故事，月光之下，深一脚浅一脚，母子对着话，朝家里赶，我的小皮鞋一晃一晃不断敲打在妈妈身上，直到院墙那边的月亮门进入视线，有时候爸爸也会在那边等着我们的出现，父亲也会嗔怪母亲不该玩得太晚，错过了末班车，然后一家人亲亲热热消失在月亮门之后。
六十年代初期，父亲家族的遗传疾病，肺结核，落到了父亲身上，为了我不致被传染，父亲住进了新医院，就是后来的四川医学院附属医院。那时候大家都认为肺结核是富贵病，疗养的最好办法是营养，妈妈尽心照顾父亲，为了增加营养，时常会炖上鸡汤送去医院。有时候也带我去见父亲，不过从不让我进医院，只让我在华西坝远远能够看见新医院大门的油菜田边等候，妈妈独自进去把爸爸叫出来。等待见父亲的我，有时会与路过的收荒匠在油菜田边交谈，直到父母出现，收荒匠才放心离去，和谐社会的人际关系可见一斑。
随着年龄随着年龄的增长，妈妈的笔记也就越来越少了，到了文化大革命，她几乎不再写心得，而是用行动来说话了，这时，妈妈参加了造反派。
妈妈参加的那一派是成都有名的“红卫东”，红卫东和八二六是当时成都最大的两个造反派，前者主要以工人阶级为主，总部设在东郊成都电讯工程学院，后者则是以知识界文艺界为其基础，总部设在四川大学。各派下面还衍生小的群众组织，妈妈参加的组织全称为“红卫东成都部队医工纵队”。我知道妈妈参加这个组织并不是要造谁的反，因为她自己也搞不清楚要反谁，完全是积极参加政治活动，怕被边缘化了。那个年代，“积极参加政治活动”是年轻人必须拥有的政治资本，就连我自己的小学与中学老师给写的评语一样，总有这么一条来赞美好学生。
因为如此，母亲经常要去东郊活动，有时天色很晚才回家，为此父亲一直忧心忡忡，特别是文革后期演变到武斗的状况，尤其担心。此外，还有另一个担心，就是因为住家的大院是八二六控制的据点，以妈妈的身份在这里出入也是很危险的。总之，因为母亲投身文革，父亲和这个家一直悬吊吊地生活，一直到文革结束。
母亲一辈子只干过一种工作，那就是会计。从玉华纱厂到华洋药厂，后来改名公私合营华康制药厂，文革以后这厂改叫成都制药二厂，母亲是他们那里资格最老的员工。我小学时的课余时间，几乎都是在妈妈厂里玩过来的。
这个从资本家手中没收来的制药厂，坐落在成都市区东部的五世同堂街，厂部设在原资本家的总经理室里，是一栋十分别致的二层小洋楼，很有情调的资本家，在楼前还建有一个不小的葡萄园，修剪得体、枝繁叶茂、果实累累，我也有机会吃到上好的葡萄。我有时会在厂区内学骑三轮车，撞碎露天存放竹筐内的玻璃药瓶，到处闯祸。有时坐在孝母片制片机旁用天平秤药吃，女工们总爱带我进车间与她们呆在一起，化验室的年轻女技术员也把我当活玩具，时常有好吃的东西送给我。总之我在妈妈的厂里是出了名的宝贝蛋儿，人人都知道她有个可爱的小男孩。
文革期间，成都市革命委员会也会组织各单位到近郊参加红五月的双抢劳动，虽是政治任务，但员工们也可以当成一次春游和锻炼身体的机会，大家热情高涨积极参加。解放牌大卡车是最普遍的交通工具，由于是乘车，家属和子女也乐于参加，妈妈就会利用这种机会带我出来认识五谷杂粮和蔬菜水果。
说来不信，很多城里的孩子的确不辨五谷，麦苗青草分不清。休息的时候，大家坐在一起，周围是一片金黄色的油菜花，既好看又好闻，我知道妈妈最喜欢油菜花儿了。
有时候，我也有跟着妈妈学点正经的东西，比如，打算盘，母亲打算盘的工夫十分高强，听舅舅们说，她可以左右开弓，单手同时使用两把算盘做计算，结果精准，好生了得。我会的什么七盘清啦，九盘清啦，都是跟妈妈学的。那时候，她们财务科的工作人员皆使用算盘，办公室仅有的一台飞鱼牌手摇计算机，是财务科的贵重设备，我向来对机器十分感兴趣，特别是当它在作除法时，反时针摇动手柄的次数是未知的，单等那一声清脆的响铃，记住所摇次数，那便是结果，刻度上显示的数字则是除不尽的余数了。这玩意儿算是财务科的一件宝贝，我估计，别人对于妈妈让我玩它是有意见的，可妈妈还是不顾闲言，让宝贝儿子高高兴兴。
上中学以后我几乎每周都要去妈妈厂里的浴室洗澡，从来不去公共浴室。制药厂的人换了一拨又一拨，因为妈妈一直在那里，我成了厂里的老熟人，母亲就这样一直在这里干到退休。
妈妈还是做川菜的烹饪能手，做得一手好菜，而且都是有名的传统菜肴。妈妈得空也教我做过很多种名菜。她要求十分严格，刀工、用料和做法十分讲究，绝不敷衍，而且能够讲出其中的道理，因而学者可以举一反三。严谨的习惯让我对于正宗川菜这门艺术也十分讲究，自是很少看得上不正宗的赝品，口味也十分挑剔，为此太太没有少教训过我，没有创新精神，然而女儿却时常夸奖爸爸的手艺，众多朋友们对我做菜手艺的评论也让我飘然自得，这都归功于母亲给我打下的坚实基础。
母亲的工作性质决定了几乎没有机会出公差，可是当我在外地读大学的某一年，算算应该是一九七九年，她硬是争取了一个出差机会到学校来看我，当我看到妈妈出现在我们学生宿舍时也感到十分诧异，因为在我眼中母亲从来都没有离开过成都。
八十年代初，国家搞改革开放，重新开始停止很长一段时间的职称评定工作，母亲在我和父亲的鼓动下跳过助理会计师，直接申请了会计师职称，因为没有财经专业的本科文凭，虽然通过多年实践母亲在工业成本计算方向上已小有成就，要在小小的制药厂获得会计师职称难度却不小，全厂总共也没有两个会计师。母亲以前上的财务专科与西南革大的经历有些用处，但是没有十拿九稳的把握，她还需要写出一篇比较有分量的论文才能增加晋级的机会。因为论文的事母亲希望我在这方面能够帮她一下，我却总是以不熟悉财务为借口来搪塞，很让母亲失望，这件事情后来一直是我的一块心病，非常愧对母亲。
母亲因病去世多年，最后留给我的遗物里，有一个小小的铁盒，图案和质地，一看就是西洋货。铁盒里面，装着一支小小的椭圆形手表，这是一支解放前的外国手表，小时候从来没见母亲带过它，也许只是母亲做姑娘时谁人送她的心爱之物哩，我从来没有问过小表的来由。铁盒里面还有几颗色彩斑斓的石头装在一个线织的白色口袋里，妈妈告诉过我那是玛瑙。另外一个不能忘记的物件，是一个弯曲的方形铁皮卷烟盒，从上边的图案就可以推测它也是个洋货。打我记事起就知道母亲是吸烟的，女人吸烟总给人留下不好的印象，很容易让人联想到电影里的漂亮女特务。漂亮的妈妈曾经也试图向我解释过，说是解放之初，经常熬夜加班，逐渐学会抽烟，养成了习惯。无论如何，在我幼小的心灵里，那时还是留下一丝不快。文革期间留有这样的洋货是很危险的，好在我们没有被抄过家，全仗父亲在外低调的处事，没有引起造反派们的注意。
母亲留下的另外一件东西，是一只精巧的木制罗盘，漆黑透亮，除了中间的磁性指北针，边框上则是阴阳八卦图表，后来二舅告诉我，那是测卦占卜和算命必需的工具。刘家祖上是道教信徒，好几个舅舅都懂掐捏八字，难怪家里有这么一个工具。
经过几次迁徙，很多东西都不知现在何处，唯一能够肯定放在何处的遗物，就是母亲解放当初所挣的工资所得，十来个大洋。十几个银元似乎并不值钱，但它背后的故事，却能让我想起自己的母亲以及他给我讲的过往。
那个法币贬值几近疯狂的年代，每到玉华纱厂发工资的日子，军代表便总要派荷枪实弹的警卫与母亲一同去银行提款，年轻的女会计与成捆的钞票一道坐在黄包车上，卫士荷枪跑步紧随其侧。从未遇见打劫者，倒是时有成捆的钞票掉落地上，警卫拾起交给车上的母亲，接着往前行进便了。是民风淳朴，还是真枪实弹吓人，反正母亲没有遇到过真正的危险。
法币贬值，有办法的人宁愿领取银元薪水，母亲是会计，自然近水楼台，她的月薪就是这十几个大洋。公私合营和社会主义改造运动以后，大洋逐渐绝迹，母亲细心保留下来的这几个银元，居然能够在文革中幸存下来，实属不易。他们可以诉说母亲那段工作经历，是新旧社会的见证。母亲临终前将它们交给了我，每当看到这些东西，自然想起慈祥的母亲，我特意到这里的古玩商店，买了一些密封袋，据说是防古币氧化必须的，我想是会将它们传给后代的，至于他们如何处置，则是未来他们自己的事情，我希望自己的后代也能记得我的母亲。
to be continued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