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念老姐姐

心和老姐的接近，相连，是因为老姐的那几篇《父亲，愿你的灵魂忙碌吧》。老一代知识分子对祖国的真知卓情令我敬佩不已，老姐一家人因父亲的遭遇而历尽磨难令我叹息心痛。联想到自己的父亲和家庭，觉得心扉一下子就向老姐打开了，一种亲近感油然而起。

一次回京，情不自禁地给老两口打了个电话，说想去看看他们。记得是老姐接的电话，声音挺好听，爽快，透着对对方的几分尊重。

和老两口第一次见面，就不觉得陌生。去之前，老姐姐给了我很详细的路线和地址。尽管提着两个大柚子，有些重，没有费什么神就找到了他们的家。开门，老两口一起迎上来。初见的印象，老姐姐是一个快活的小人儿。个子不高，不胖不瘦，梳着短头发，很利索，很伶俐。老哥的容貌身段，和他的脾气一样，敦厚。一下子就认定了他是个和蔼可亲，宽宏大量的人。一见面我就喜欢上他们了。那天，火石也来了。

老两口招待我们的是地地道道的北京炸酱面。炸酱里的肉粒，是老姐姐一点点地切出来的，酱炸得很精细，油汪汪的，却不腻。几盘菜码，除了黄瓜丝，好像还有青豆什么的，记不清了。只记得我当时就想，一顿炸酱面都吃得这么精致！我一边吃，一边称赞好吃。老姐就高兴地告诉我怎样才能做出着地道的北京炸酱面。我领了老两口的心意，他们是在用地道的家乡饭款待我这在外无根的一只雁。

和他们在一起，我觉得可以口无遮拦地畅谈。自此，每次回京，只要有机会，总是要去他们家坐上半天，说说话，吃吃饭。我喜欢他们家的炸酱面。所以，每次餐桌上一定是要有这道“老姐”面的。

 

老哥老姐都比我年纪大。第一次见面时，我问老哥，如何称呼你好。他痛快地说，叫我老哥就好。想到他们比我哥哥大不了几岁，就欣然认下了这一对老哥老姐。聊天中，得知憨厚和蔼的老哥哥离休前是一家出版社的社长。老姐姐是早年电影学院的正经毕业生。很多大名鼎鼎的演员都是她的同班同学。她回忆她在学校时出演《以革命的名义》里的那位小报童。我觉得真是很适合她表演的角色，个小而且活波。在我眼里，这对老夫妇妻的结合是很有意味的。不过，我从来没有问过他们两个人的浪漫史。老哥哥老成持重，脾气好，总是笑眯眯的，说话也是不紧不慢的。老姐姐更像个小姑娘，说话利落，声音清清脆脆的。而且很活泼，常常动不动就翩翩起舞，轻盈敏捷。在他们家作客，轻轻松松，气氛活跃。每次离开他们家时，总是揣着一颗愉快而且光明的心。

老姐和火石两个人都抽烟。一次，在她们两位的教唆下，我也抽上了这辈子的第一支烟。学习的过程是嬉笑的，玩耍般的。烟是那种细细，长长的，大概就是所谓的“女士烟”吧。她们二人教得很认真，很细致，如何吸，如何保住烟在口中一会儿，然后如何吐出来。我呢，这个学生也还不差，没有被烟呛上一口。这两位师傅还都不一般，吐出的烟圈一个接一个地飞上天花板。最后，三支还剩下一半还多的烟躺横横竖竖地留在了烟灰缸里。自此，每次再见面，抽烟就成了我们的一个节目。后来，去老姐家，她总是要约上几个博友一起。一次，每人点上一支烟，举着，还留下了一张相片。成了这群“女烟民”的历史留影。

老姐姐是在是个很快乐很开朗很有吸引力的人。一次，大家去看她，她做了那么多的垫脖子的小枕头。不知道枕头里放的什么。做枕头的布料很柔软，还精心地镶了边。我贪恋地拿了两个，说是给我妈妈一个。老姐姐痛快地说，拿！拿！一定给你老母亲拿一个！

 

前几年，因为回不去北京。想老姐老哥，给他们打了个电话。老姐接的电话。声音嘶哑，底气虚弱。我赶紧问，老姐怎么了？老姐的声音低哑，但是很平和。她告诉我，最近，她被诊断为“肺组织纤维化”，现在干一点儿事就气喘。作为学过医的我，虽然知道这种病的治疗方法有限，还是问她，治疗方案是什么？她说，目前没有什么有效的治疗方法。医生告诉她现在有一种进口药，但是疗效不确定。最后，她平静地告诉我，她决定放弃治疗，就这么自自然然地走到最后。

我不记得我后来又和老姐姐说了什么，是怎样挂了电话的。

老哥哥比老姐姐大很多。我最后一次见到他们的时候，老哥哥刚从脑血栓中恢复过来，走路还得用拐杖保险。在老哥哥患病期间，老姐姐守在病床边，无微不至地照顾他。在恢复过程中，在老姐姐的搀扶下，老两口漫步于邻里，公园，和街头，漫步在春华里，秋实中，一副夫妻相扶，心心相照的美景。那时的照片里，老姐姐是那么乐观，精神，伶俐，活灵活现的。

 

不久，就在博客里读到了老姐姐离世的噩耗。我不知如何是好，一夜未眠。我难以相信那么一个健康乐观活泼的老姐姐就走了。是真走了吗？我没有给老哥哥打电话，因为我不知道如何安慰他。而询问老姐是怎样走的，对于与之相濡以沫的老哥来说是过于残忍了。

遥望夜空，我对自己说，愿老姐走得安然无痛，愿老哥节哀保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