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献】为什么美国应该向黑人赔偿
参与翻译了一篇发表于“信息正义”公众号的文章，转载如下。
信息正义今天准备发布的就是其中一位被删除的作家塔-内西·科茨的重要作品，《赔偿的理由》（The Case for Reparations）的中文翻译。
《赔偿的理由》十年前作为封面故事发表于《大西洋月刊》。科茨期待通过这部作品提供对美国黑人支付赔偿的依据，在追溯了美国黑人400年的历史后，科茨提出：鉴于在美国施行了两个世纪的奴隶制，以及近百年的吉姆·克劳法、私刑、歧视、种族隔离和系统性种族主义对美国黑人所造成的重重伤害，应该对美国黑人进行道义和实际的补偿。
这部长篇报道在全美激起了一场关于政府和公民应如何面对过去和现在的系统性不公正的大辩论。负责编辑这部作品的《大西洋月刊》编辑史考特·斯托塞尔（Scott Stossel）说，《赔偿的理由》是《大西洋月刊》过去50年里引起讨论最多的作品之一。纽约大学卡特新闻研究所则将其列为2010-2020年美国最重要的新闻作品。
斯托塞尔说，《大西洋月刊》使命的一个核心，就是从多个角度推动大胆的争论，促进来自多个观点的善意辩论。“我们坚信自由表达、公开辩论和提出经过仔细论证的观点的价值，即使是那些可能让人感到不舒服的观点。”
“你可能不同意《大西洋月刊》出版的所有内容（我就不同意），但即使是 —— 也许特别是 —— 你不同意的文章，也应该让你思考。”
这也正是信息正义花了很长时间翻译这篇十年前的长篇文献的原因。目前正在加州进行的关于对黑人赔偿的努力，在华人社区也激起了比较长久和激烈的讨论。如果你只是在情绪上去否定这种努力，我们建议你认真读完这篇重要的文献。而且，我们还认为，在没有读完本篇报道之前就对这种努力进行的否定，轻佻而没有价值。
《大西洋月刊》2014年6月号封面。
本文为非营利调查新闻编辑室“Information Justice（信息正义）”翻译作品。已开通“快捷转载”，欢迎转载、分享、转发
文：塔-内西·科茨（Ta-Nehisi Coates）
译：白水，溪边愚人
编辑：新约客，溪边愚人
你弟兄中，若有一个希伯来男人或希伯来女人卖给你，已服事你六年，到了第七年就要让他自由离开你。你让他自由离开的时候，不可让他空手而去，要从你的羊群、禾场、压酒池中取一些，慷慨地送给他；耶和华—你的 神怎样赐福给你，你也要照样给他。要记得你在埃及地作过奴仆，耶和华—你的 神救赎了你。为此，我今日将这事吩咐你。
- 申命记 15: 12-15
构成罪行的，是违法和不符合正当理性规则的行为，一个人因此堕落，并宣布自己抛弃人性的原则而成为有害的人，除此以外，通常还有对某一个人所施的侵害，以及另一个人由于他的犯罪而受到损害。在这种情况下，受到任何损害的人，除与别人共同享有的处罚权之外，还享有要犯罪人赔偿损失的特殊权利。
- 约翰·洛克（John Locke），
《政府论下篇（Second treatise）》
通过我们的无偿劳动和苦难，我们的付出已经是土地权的很多倍了，现在我们决心拥有它。
- 匿名者，1861年
芝加哥北朗代尔废弃的房屋之一（摄影：Carlos Javier Ortiz）
I. “所以这只是我的损失之一”
克莱德·罗斯（Clyde Ross）于1923年出生在“蓝调的故乡”密西西比州的克拉克斯代尔（Clarksdale）附近，他是13个孩子中的第七个。罗斯的父母拥有并耕种着一块40英亩的土地，里面养着牛、猪和骡子。罗斯的母亲会驾着马车到克拉克斯代尔购物，她对马车投入的自豪感就像人们可能对凯迪拉克那样。他们家还有一匹红色的马，他们把它给了克莱德。罗斯家想要的东西不多，除了当时南方腹地的所有黑人家庭都极度渴望的东西——法律的保护。
20世纪20年代，实施吉姆·克劳的密西西比州，在各个方面都是一个强盗统治的社会。该州大多数人的选票长期被剥夺，这是通过人头税的诡计和私刑暴徒的力量而设计的劫持。从1882年到1968年，密西西比州被私刑杀害的黑人比任何其他州都多。“你我都知道阻止黑鬼投票的最好办法是什么，”密西西比州参议员、自豪的三K党人西奥多·比尔博（Theodore Bilbo）大声地说。“你就在选举的前一天晚上动手。”
该州的政权将抢夺特许经营权与抢夺钱财结合起来。许多密西西比州的黑人农民生活在债务奴役中，受棉花大王的支配，而棉花大王同时也是他们的地主、雇主和主要买家。工具和必需品的预付款与作物的收益相抵，而收益则由雇主决定。当农民被认为负债时 —— 他们经常是这样 —— 负的余额就会被转到下一季。对这种安排提出抗议的男人或女人会面临严重的伤害或死亡风险。拒绝工作意味着根据“流浪法”【注】被逮捕，并在国家的刑法系统下被强迫劳动。
【注】殖民者在北美定居时引进了英国的“流浪法”。在整个殖民时期和民族早期，“流浪法”被用来监管穷人的流动和经济活动。无家可归者和少数民族特别容易被当作流浪者逮捕。美国内战后，一些南方州通过了“黑人法典”，这些法律试图控制数十万获得自由的奴隶。至少从1930年代开始，美国的“流浪法”通常将没有固定谋生手段或固定谋生职业定为轻罪，而南方一些州将所有未从事有酬工作的健康成年人定为流浪者。大量获得了自由的黑人又因为“流浪法”成为被迫劳役的囚徒。
一直到20世纪，黑人谈论他们逃离密西西比州的方式与他们的流浪祖先的方式基本相同。在她2010年出版的《其他太阳的温暖》（The Warmth of Other Suns） 一书中，伊莎贝尔·威尔克森（Isabel Wilkerson）讲述了埃迪·埃尔文（Eddie Earvin）的故事。埃尔文是一名菠菜采摘者，在枪口下被迫工作。1963年，他逃离了密西西比州。“你不会谈论逃跑，也不告诉任何人，”埃尔文说。“你不得不偷偷溜走”。
“从黑人家庭手中夺走的一些土地已经成为弗吉尼亚州的一个乡村俱乐部，”美联社报道。
当克莱德·罗斯还是个孩子时，密西西比州当局声称他的父亲欠下3000美元的税。老罗斯不识字。他没有律师。他在当地法院不认识任何人。他不可能指望警察会公正不偏。实际上，罗斯家没有办法对索赔提出异议，也得不到法律保护。当局没收了土地，没收了马车，没收了牛、猪和骡子。就这样，为了维持“隔离但平等”【注】，整个罗斯家族沦为佃农。
【注】“隔离但平等”是美国宪法中的一个法律学说，根据该学说，种族隔离不一定违反美国宪法第十四修正案，该修正案名义上保证法律对所有人的“平等保护”。根据该原则，只要提供给每个“种族”的设施是平等的，州和地方政府就可以要求服务、设施、公共住宿、住房、医疗、教育、就业和交通按“种族”分开，整个前邦联各州已经是这种情况。该短语源自1890年路易斯安那州的一项法律，尽管该法律实际上使用的语序是“平等但隔离”。
这并不罕见。2001年，美联社发表了一份由三部分组成的关于黑人拥有的土地被盗的调查报告，其时间可追溯到内战前时期。该系列报道记录了约406名受害者和24,000英亩土地，价值数千万美元。这些土地是通过从法律欺诈到恐怖主义等各种手段被夺走的。美联社报道说：“从黑人家庭手中夺取的一些土地已成为弗吉尼亚州的一个乡村俱乐部，”以及“密西西比州的油田”和“佛罗里达州的一个棒球春季训练设施”。
克莱德·罗斯是个聪明的孩子。他的老师认为他应该上一所更具挑战性的学校。在密西西比州，对黑人教育的支持非常少，但西尔斯百货的老板朱利叶斯·罗森瓦尔德（Julius Rosenwald）开始了一项雄心勃勃的努力，为整个南方的黑人儿童建立学校。罗斯的老师认为他应该去当地的罗森瓦尔德（Rosenwald）学校上学。对罗斯来说，那太远了，他不可能步行去学校并及时赶回田里工作。当地的白人儿童有一辆校车。克莱德·罗斯没有，因此失去了接受更好教育的机会。
然后，在罗斯十岁时，一群白人强行要走了他童年唯一的财产 —— 一匹红马。“你不能拥有这匹马。我们想要它。”其中一个白人男子说。他们给了罗斯父亲17美元。
“我为这匹马做了一切，”罗斯告诉我。“一切。然后他们把它带走了。让它去赛马场比赛。我从来不知道它后来发生了什么，但我知道他们没有把它带回来。所以这只是我的损失之一。”
损失不断加重。作为佃农，罗斯一家看到的是，他们的报酬被地主当作随意挪用的基金。地主本应与佃农们分享棉田的利润。可是，在清点过程中，棉包往往会消失。分成也随时会改变，如果棉花卖50美分一磅，罗斯家可能得15美分，但也可能只得5美分。有一年，罗斯的母亲答应为他买一套7美元的衣服，用于他们教堂的夏季活动。她邮购了这套衣服。但那一年，罗斯家的棉花只得到每磅5美分的报酬。邮递员带着这套衣服来了。罗斯夫妇无法支付。这套衣服被送了回去。克莱德·罗斯没能去参加教会的活动。
正是在这些年幼时期，罗斯开始了解自己是怎样的一个美国人，他并不是生活在没有偏袒的正义公平法令之下，而是生活在一个用巧取豪夺代替武装抢劫的系统之下。他想过要抗争。“消停点，”父亲告诉他。“因为他们会来杀了我们所有人。”
克莱德·罗斯长大了。他被征召入伍。征兵官员为他提供了豁免权，如果他留在家里工作的话。但他宁愿冒险去打仗。他被派驻到加利福尼亚。他发现，在那里他可以进入商店而不被打扰。他可以走在大街上而不被骚扰。他可以进入餐馆并接受服务。
罗斯被派往关岛。他参加了第二次世界大战，把世界从暴政中拯救出来。但当他回到克拉克斯代尔时，他发现暴政跟随他回了家。那是1947年，是密西西比州对埃米特·蒂尔（Emmett Till）施以私刑并将他破碎的尸体扔进塔拉哈奇河（Tallahatchie River）的八年前。当时正处于非裔美国人大迁徙的第二波，那是600万非裔美国人在跨越20世纪大部分时间的大规模逃亡。黑人到北方去，并不只是为了寻求更好的工资和工作，或明亮的灯光和大冒险。他们还是为了逃离南方贪得无厌的军阀般的统治，去寻求法律的保护。
克莱德·罗斯就是其中之一。他于1947年来到芝加哥，在金宝汤公司（Campbell Soup）做了一份试吃员的工作。他有一份稳定的收入。他结婚了，有了孩子。他的工资是他自己的。没有三K党人剥夺他的投票权。当他走在大街上时，他不必因为一个白人走过而避让，他也不必摘下帽子或挪开视线。他从农奴到完全公民身份的旅程似乎接近完成。只缺一样东西 —— 房子，那是进入艾森豪威尔时代美国中产阶级神圣殿堂的最后徽章。
从20世纪30年代到60年代，全国各地的黑人基本上被排除在合法的住房抵押贷款市场之外
在北朗代尔兜售合同的人以虚高的价格出售房屋，然后驱逐无力支付的家庭 —— 将他们的首付款和每月的分期付款作为利润。然后，他们会找来另一个黑人家庭，重新开始新的一轮。1963年，一位办公室秘书在谈到她的老板、投机者卢·福山尼斯（Lou Fushanis）时，告诉《芝加哥每日新闻》：“他让他们进入他们无法承受的付款计划，然后把财产从他们那里拿走。他已经把一些房子卖了三四次了。”
罗斯曾试图在另一个街区获得合法的抵押贷款，但被一位贷款官员告知没有贷款资金。事实是，只有像克莱德·罗斯这样的人拿不到贷款。从20世纪30年代到60年代，全国各地的黑人被通过合法和非法的手段排除在合法的住房抵押贷款市场之外。芝加哥的白人采取了各种措施，从“限制性契约”到使用炸弹，以保持他们的社区隔离。
他们的努力得到了联邦政府的支持。1934年，国会成立了联邦住房管理局（FHA）。FHA为私人抵押贷款提供保险，导致利率下降，买房所需的首付款规模也随之下降。但是，对于克莱德·罗斯来说，获得FHA保险的抵押贷款是不可能的。FHA采用了一个地图系统，根据社区所谓的稳定性对其进行评级。在地图上，被评为“A”的绿色区域代表“有需求”的社区，正如一位评估师所说，这些社区没有“哪怕一个外国人或黑人”。这些社区被认为是有很好前景的保险对象。黑人居住的社区被评为“D”，通常被认为没有资格获得FHA的担保。它们被涂成红色。无论是住在那里的黑人比例还是他们的社会阶层，都无法帮助他们逃避被划红线。黑人被认为是一种传染病。而且，红线的影响还超出FHA担保的贷款范围，蔓延到了整个抵押贷款行业。该行业本来就已经充斥着种族主义，将黑人排除在获得抵押贷款的大多数合法手段之外。
探索芝加哥的红线
1939年芝加哥房主贷款公司“住宅安全地图”显示了对低收入和少数民族社区的歧视。标记为红色的地区（代表“危险”的房地产市场）的居民被拒绝获得FHA担保的抵押贷款。（绘图：Frankie Dintino）
曾帮助创建纽约市住房管理局的城市研究专家查尔斯·艾布拉姆斯（Charles Abrams）在1955年写道：“一个向建筑商和贷款人提供如此优惠的政府本可以要求他们遵守不歧视政策。相反，联邦住房管理局采用的种族政策，很可能是从《纽伦堡法律》【注】中摘取的。”
【注】纳粹德国于1935年分别颁布了《保护德国血统和德国荣誉法》和《帝国公民权法》这两项反犹太法律，合称《纽伦堡法案》。《保护德国血统和德国荣誉法》禁止德国人（指具有德意志民族血統者）与犹太人结婚或有婚外性行为。并禁止犹太家庭雇用45岁以下的德国女性为家庭佣工。《帝国公民权法》宣布只有德国人或有相关血统者有资格成为德国公民。现在《纽伦堡法案》成了法律形式种族歧视臭名昭著的象征。
被锁在美国历史上最大规模财富积累的机会之外，那些渴望并有能力买房的非裔美国人发现自己毫无选择地被安置在中心城市的社区，他们的投资受到FHA评估师“自我定义的价值预言”的影响：与FHA评估师认为理想的房屋和社区相比，他们的房屋和社区因为被切断了新投资的来源而恶化并失去价值。
这种杀戮是有利可图的。卢·福山尼斯到死的时候拥有600多处房产，其中许多位于北朗代尔。他的遗产估计价值300万美元，大部分是以像克莱德·罗斯这样的黑人移民破灭的希望为代价赚取的。根据一项估计，在这一时期，在芝加哥买房的所有黑人中，85%的人是按合同购买的。一位合同销售商在1962年对《周六晚报》说：“如果有谁在芝加哥的这一行业中站稳了脚跟，一年赚不到10万美元，那就说明他游手好闲。”
合同销售商变得富有。北朗代尔成为一个贫民窟。
克莱德·罗斯仍然住在那里。他仍然拥有他的房子。他已经91岁了，生存的象征无处不在 —— 为社区服务的奖状，他的孩子们戴着毕业帽和穿着礼服的照片。但当我问他关于他在北朗代尔的房子时，我听到的只是一片混乱。
“我们很羞愧，不想让任何人知道我们如此无知，”罗斯告诉我。他正坐在他的餐桌前。他的眼镜和他的克拉克斯代尔口音一样厚。“我才从密西西比州出来，逃脱了那里的困境，却又在这里走入了另一个困境。这多蠢？我不想让任何人知道我有多蠢。
黑人被驱赶到不择手段的放贷者手中，这些人以金钱和娱乐为目的掠夺他们。
“合同购买者联盟”进行了反击。成员们 —— 最终人数超过500人 —— 前往投机者居住的豪华郊区，通过敲开邻居的门，告知他们合同贷款交易的细节而羞辱那些投机者。他们拒绝支付他们的分期付款，而是将每月的付款存入一个托管账户。然后，他们对合同卖家提起诉讼，指责他们以这种方式购买房产并转售，“从黑人种族成员身上获取巨额不当利润”。
依据“剥夺他们在第十三条和第十四条修正案【注】下的权利和特权”这一理由，联盟要求“祷告者的救济” —— 归还所有已支付的合同款项和所有已支付的房产结构改善款项，减去他们居住期间一个“公平、非歧视的”租金价格，附加6%的利息。此外，该联盟要求法院裁定被告“故意和恶意的行为，恶意是本诉讼的主要内容”。
【注】美利坚合众国宪法第十三条修正案于1865年12月6日生效。其第一款规定：在合众国境内受合众国管辖的任何地方，奴隶制和强制劳役都不得存在，但作为对于依法判罪的人的犯罪的惩罚除外。
美利坚合众国宪法第十四条修正案于1868年7月9日通过。其第一款规定：所有在合众国出生或归化合众国并受其管辖的人，都是合众国的和他们居住州的公民。任何一州，都不得制定或实施限制合众国公民的特权或豁免权的法律；不经正当法律程序，不得剥夺任何人的生命、自由或财产；在州管辖范围内，也不得拒绝给予任何人以平等法律保护。
罗斯和“合同购买者联盟”不再仅仅为了平等而向政府提出呼吁。他们不再为了希望在其他地方获得更好的交易而逃跑了。他们在指控社会对他们的社区犯下了罪行。他们希望这一罪行被公开裁定为犯罪。他们想让犯罪的执行者被宣布为对社会的冒犯。他们对上述犯罪者给他们带来的巨大伤害寻求赔偿。1968年，克莱德·罗斯和“合同购买者联盟”不再只是寻求法律的保护。他们也在寻求赔偿。
II.“是截然不同，而不只是程度不同”
根据最新的统计数据，北朗代尔现在几乎在所有的社会经济指标上都处于错误的一端。1930年，其人口为112,000，今天为36,000人。关于“跨种族生活”的光辉言论已经消失。该地区92%是黑人。凶杀率：每10万人中有45人，是整个城市平均水平的三倍；婴儿死亡率：14%，比全国平均水平高一倍多；43%的人生活在贫困线以下，是芝加哥整体比率的两倍；45%的家庭依靠食品券，几乎是整个城市比率的三倍。1987年，西尔斯百货撤离该地区，带走了1800个工作岗位。北朗代尔的孩子们不必对他们的前景感到困惑：库克（Cook）郡的青少年临时拘留中心就在附近。
北朗代尔是芝加哥黑人社区走向衰败的一个极端写照。其衰败的程度如此严重，可以说黑人和白人似乎不是居住在同一个城市。芝加哥白人社区的平均人均收入几乎是黑人社区的三倍。当哈佛大学社会学家罗伯特·J·桑普森（Robert J Sampson）在其2012年出版的《伟大的美国城市》一书中研究芝加哥的监禁率时，他发现，监禁率最高的黑人社区（西加菲尔德公园，West Garfield Park）的监禁率是监禁率最高的白人社区（克利恩，Clearing）的40多倍。“这是一个惊人的差异，哪怕是社区一级的比较，”桑普森写道。“这是截然不同，而不只是程度不同。”
换句话说，芝加哥的贫困黑人社区 —— 以高失业率和单亲家庭为特征 —— 不仅仅是贫困；它们是“生态上的不同”。桑普森写道：“这与简单的经济地位低下并不是一回事。这样的模式，芝加哥并不是唯一的。”
美国黑人的生活比半个世纪前要好。极具侮辱的“只有白人可以进入”的牌子已经消失。黑人的贫困率已经下降。黑人少女怀孕率处于历史最低水平 —— 黑人和白人少女怀孕率的差距已大大缩小。但是，这种进步是建立在一个不稳定的基础上的，而且到处都有断层。今天，黑人和白人家庭之间的收入差距与1970年时大致相同。纽约大学的社会学家帕特里克·沙基（Patrick Sharkey）研究了1955年至1970年出生的儿童，发现全美国有4%的白人和62%的黑人是在贫困地区长大的。同一研究表明，一代人之后，几乎没有任何变化。出生在富裕社区的白人往往会留在富裕社区，而黑人往往会离开这些社区。
这并不令人惊讶。黑人家庭，无论什么收入水平，都明显不如白人家庭富裕。皮尤研究中心估计，白人家庭的价值大约是黑人家庭的20倍。只有15%的白人财富为零或负数，而超过1/3的黑人都是如此。实际上，美国的黑人家庭是在没有安全网的情况下生存。当财务灾难发生时 —— 医疗紧急情况、离婚、失业 —— 就会堕入灾难的深渊。
正如各种收入的黑人家庭仍然因缺乏财富而受到限制一样，他们也因缺乏对社区的选择而受到限制。拥有中上阶层收入的黑人一般不会住在中上阶层的社区。沙基的研究表明，收入为10万美元的黑人家庭通常居住在收入为3万美元的白人家庭所居住的那种社区。“（同样收入的）黑人和白人居住在如此不同的社区，”沙基写道，“因此不可能比较黑人和白人儿童的经济出路。”
一个全国性的房地产协会的建议是，不要卖房给“有经济能力的，要让自己的孩子接受大学教育的有色人种”。
其弦外之音令人不寒而栗。一般来说，贫穷的黑人无法通过自己的努力走出贫民窟 —— 而那些走出贫民窟的人往往面临看着自己的子孙重新跌回去的恐怖。
即使是看似进步的证据在强光下也会暗淡。2012年，曼哈顿研究所兴高采烈地指出，自1960年代以来，种族隔离现象已经减少。然而，到目前为止，非裔美国人仍然是全国隔离程度最高的族裔群体。
伴随着隔离，伴随着被伤害和被抢劫的人被孤立，随之而来的是劣势的集中。一个没有隔离的美国或许可以看到贫穷及其所有的影响没有肤色偏见地分散到全国各地。相反，贫困的集中与肤色的集中相伴时，任何灾难都是毁灭性的。
非裔美国人社区的一个想法是，这些令人沮丧的数字部分源于文化病态，这种文化病态可通过个人勇气和行为端正来改变。[ 2011年，费城市长迈克尔·纳特（Michael Nutter）在回应年轻黑人男性的暴力问题时，就将责任归咎于家庭。“太多男人生了太多他们不想照顾的孩子，然后我们最终要处理你们的孩子。”纳特转向那些可能没有父亲的婴儿。“把你的裤子拉起来，买条腰带，没人要看你的内裤或者屁股沟。”] 这种想法和黑人政治本身一样古老。它也是错误的。黑人一直以来所遭受的那种严酷的种族主义，永远不可能通过使其受害者更受尊重而被打败。美国种族主义的本质是不尊重。在看清冷酷的数字之后，我们看到了冷酷的遗产。
由克莱德·罗斯和他的盟友提起的“合同购买者联盟”的诉讼直接瞄准了这种遗产。这场诉讼的根源在于芝加哥长期以来的种族隔离，这造成了两个住房市场 —— 一个是合法的，有政府担保的，另一个是无法无天的，由掠夺者巡逻的。这场诉讼一直拖到1976年，联盟在陪审团审判中败诉。确保法律的平等保护被证明是困难的；确保赔偿被证明是不可能的。如果对陪审团的目的有任何怀疑的话，首席陪审员在被问及裁决结果时说，他希望这将有助于结束“厄尔·沃伦（Earl Warren）【注】在布朗诉托皮卡教育局案（Brown v. Board of Education）中造成的混乱和所有那些胡说八道”。
【注】厄尔·沃伦，1953 年由艾森豪威尔总统任命为美国第14任首席大法官。沃伦大法官被广泛视为美国历史上最具影响力的首席大法官和政治领袖之一。其主政下的美国最高法院（沃伦法院）主导了美国近代史上一场划时代的自由主义“宪政革命”，作出了确立美国“一人一票”民主普选制、禁止种族隔离、推广权利法案、政教分离、逮捕程序改革（米兰达警告）、抗击麦卡锡主义、保障言论自由、保障婚姻自由等众多里程碑式的判决。沃伦大法官还协助废除了美国的种族隔离法 —— 吉姆·克劳法。1954年，在布朗诉托皮卡教育局案中，裁定公立学校种族隔离违宪，也是其最重要的判决之一。
最高法院似乎也有同感。在过去的二十年里，一些1960年代的进步立法被废除。自由主义者发现自己处于防守状态。2008年，当巴拉克·奥巴马（Barack Obama）还是总统候选人时，他被问及他的女儿玛利亚（Malia）和萨莎（Sasha）是否应该从平权法案中受益。他的回答是否定的。
这种对话错误地将普通美国白人家庭和特殊第一家庭进行比较。在向上流动的较量中，巴拉克和米歇尔·奥巴马（Michelle Obama）赢了，但他们是以双倍的优秀和双倍的耐力取胜的。玛利亚和萨莎·奥巴马享有的特权超出了普通白人儿童的梦想。但这种比较是不完整的。更有说服力的是，他们与珍娜（Jenna）和芭芭拉·布什（Barara Bush）相比如何 —— 他们是多代特权的产物，而不仅仅是一代。无论奥巴马的孩子们取得什么样的成就，这都将是他们家族独特毅力的证明，而不是广泛的平等。
III. “我们继承了丰富的遗产”
1783年，被解放的妇女贝琳达·罗亚尔（Belinda Royall）向马萨诸塞州政府请愿要求赔偿。贝琳达出生于加纳（Ghana），在童年时被绑架，卖为奴隶。她经历了中央航路【注】，在艾萨克·罗亚尔（Isaac Royall）及其儿子手下被奴役了50年。但小罗亚尔忠于英国，在革命期间逃离了美国。由此，经过半个世纪的苦役的贝琳达终获自由，她向新生的马萨诸塞州立法机关恳求说：
【注】中央航路，Middle Passage，是臭名昭著的大西洋奴隶贸易的中段航线。1518年至19世纪中期年间，数百万被奴役的非洲人经此被运到美洲。奴隶们在船上的生存条件极其恶劣，惨无人道，他们没有空间可以坐起来或四处走动，没有通风，没有足够的水，大约 15% 的人在此过程中生病并死亡。
时间已在你们的请愿人脸上刻下沟壑，岁月已将她的身体压成佝偻，尽管对她的奴役令整个财富增加，但除了省吃俭用的一点儿劳动所得，根据国家法律，她却被拒绝使用那巨大财富中的一丁点。
因此，她将自己放在你们的脚下，恳请你们 —— 一个为消除奴役、奖励美德和令诚实劳动获得公正回报而组织起来的一群人，从罗亚尔上校的财产中给她一些补偿，好让她和她更虚弱的女儿免遭最严重的痛苦，并给她们今后短暂的生命之程撒下安慰。
贝琳达·罗亚尔获得了15英镑12先令的抚恤金，从艾萨克·罗亚尔的遗产中支付，这是最早成功申请赔偿的尝试。当时，美国的黑人已经忍受了150多年的奴役，他们可能应该得到一些补偿的想法，即使不是全民共识，至少也不是离谱的。
“作为一个公民社会，我们对那些没有伤害我们的人所犯下的压迫行为负有沉重的责任，”贵格会成员约翰·伍尔曼（John Woolman）在1769年写道，“如果对许多人的特殊情况进行公正的陈述，就会发现他们应该获得相当的偿付。”
正如历史学家罗伊·芬肯宾（Roy E. Finkenbine）所记录的那样，在建国之初，赔偿黑人的问题就被积极考虑，并经常得到执行。纽约、新英格兰和巴尔的摩的贵格会甚至将“成员资格取决于对前奴隶的补偿”。1782年，贵格会成员罗伯特·普莱森斯（Robert Pleasants）解放了他的78名奴隶，授予他们350英亩的土地，后来在他们的土地上建立了一所学校，为他们提供教育。普莱森斯写道：“为被伤害的非裔人伸张正义，将是对‘在人的国中掌权’的那位可接受的献礼。 ”
托马斯·杰斐逊（Thomas Jefferson）的门生爱德华·科尔斯（Edward Coles）通过继承遗产成为奴隶主，他把许多奴隶带到北方，并在伊利诺伊州授予他们一块土地。杰斐逊的表弟约翰·伦道夫（John Randolph）立下遗嘱，在他死后，他的所有奴隶都将获得解放，所有40岁以上的奴隶都将获得10英亩的土地。伦道夫写道：“我给予并遗赠我所有的奴隶自由。我对自己曾是一个奴隶主感到衷心的遗憾。”
在他的《永远的自由》（Fover Free）一书中，埃里克·方纳（Eric Foner）讲述了一个心怀不满的庄园主训斥一个在工作中偷懒的自由人的故事：
庄园主：“你这个懒惰的黑鬼，你让我失去了一个劳力一整天的劳动。”
自由人：“马萨（Massa），我已经被你浪费了多少天的劳动？”
在20世纪，赔偿被形形色色不同的人所接受，其中包括认为赔偿会刺激南方经济的邦联老兵沃尔特·R·沃恩（Walter R. Vaughan）、黑人活动家卡利·豪斯（Callie House）、“王后”奥德利·摩尔（Audley Moore）等黑人民族主义领导人以及民权活动家詹姆斯·福曼（James Forman）。该运动于1987年在一个名为“美国黑人赔偿全国联盟”（N’COBRA）的组织的框架下凝聚起来。有色人种协进会在1993年支持赔偿。哈佛大学法学院教授小查尔斯·J·奥格利特（Charles J. Ogletree Jr.）则在法庭上提出赔偿要求。
虽然主张赔偿的人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变化，但来自国家的反应几乎没有变化。《芝加哥论坛报》（Chicaga Tribune）在1891年发表社论说：“他们已经被教会了劳动技能，他们被教导基督教文明，说高贵的英语而不是一些非洲的胡言乱语。这笔账对前奴隶来说是公平的。”
并非如此。在被奴役了250年之后，黑人并没有获得自主权，而是被恐吓。在南方腹地，实行着第二个奴隶制。在北方，立法机构、市长、公民协会、银行和公民串通一气，把黑人困在贫民区，在那里他们承受的是过度拥挤、过度收费、教育不足。企业歧视他们，给他们最差的工作和最差的工资。警察在街上对他们施以暴行。而黑人的生命、黑人的身体和黑人的财富是理所当然的目标这种观念，在更广泛的社会中仍然根深蒂固。现在，我们已经半脱离了长达几个世纪的掠夺，承诺 "永不再犯"。但我们仍然被困扰着。就像我们已经用完了信用卡额度，但在保证不再产生新账后，仍然对余额没有消失感到困惑。这笔每天都在产生利息的余额对我们的影响，在我们身边随处可见。
今天一提到赔偿的话题，一连串的问题就不可避免地随之而来。赔偿谁？赔多少？谁来赔？但是，如果赔偿的真正症结所在是实践问题而不是正义问题，那么一段时间以来，已经有了解决方案的雏形。在过去的25年里，代表底特律地区的国会议员约翰·科尼尔斯（John Conyers Jr.）在每届国会会议上都会提出一项法案，要求国会对奴隶制及其残余影响进行研究，并就“适当的补救措施”提出建议。
一个对赔偿如何真正发挥作用感兴趣的国家，在科尼尔斯的法案中会找到一个简单的解决方案，该法案现在被称为HR40，即《美国黑人赔偿建议研究委员会法案》。我们会支持这个法案，提交问题进行研究，然后评估可能的解决方案。但我们并不感兴趣。
“这是因为提出要求的是黑人，”帮助建立N’COBRA的恩凯奇·泰法（Nkechi Taifa）说。“谈论赔偿的人被当成左派疯子。但我们所谈论的只是研究[赔偿]。正如约翰·科尼尔斯所说，我们研究一切。我们研究水，空气。我们怎么就不能研究这个问题？该法案并未授权给任何人一分钱。”
HR40提案从未 —— 无论是在民主党还是共和党的领导下 —— 进入众议院议程，这表明我们的担忧不是源于赔偿的不切实际，而是源于更多的现实问题。如果我们得出结论，北朗代尔和美国黑人的状况并非无法解释，而恰恰如你的预期，一个几个世纪以来一直生活在美国的十字准线之中的社区就该如此，那么我们该如何看待这个世界上最古老的民主国家？
人们不能通过对过去挥挥手，不承认自己祖先的行为来逃避问题，也不能通过列举一个最近的祖先移民日期来逃避问题。最后一个奴隶主已经死了很久了。最后一个经历了福吉谷（Valley Forge）营地【注】的士兵死了更久。骄傲地宣称自己是老兵而不承认是奴隶主是点菜单式的爱国主义。一个国家的寿命是超越它的世代的。华盛顿渡过特拉华河时，我们不在现场，但伊曼纽尔·戈特利布·洛伊茨（Emanuel Gottlieb Leutze，德裔美国画家，绘制了很多有关华盛顿的油画，包括华盛顿渡过特拉华河的场景）的渲染对我们有意义。当伍德罗·威尔逊（Woodrow Wilson）把我们带入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我们不在那里，但我们仍在支付养老金。如果托马斯·杰斐逊（Thomas. Jefferson）的天才很重要，那么他占有萨利·海明斯（Sally Hemings）的身体也很重要。如果乔治·华盛顿穿越特拉华河很重要，那么他对逃跑的奥尼·贾奇（Oney Judge）的无情追捕也很重要。
【注】福吉谷是1777年至1778年美国独立战争期间，乔治·华盛顿将军领导下的大陆军冬季营地的所在地。尽管将士兵集中在此可以让军队保护乡村，并能更好地抵御英国人的进攻，但由于缺乏补给，流感和伤寒疾病蔓延，福吉谷虽从未发生过战斗，仍然造成近2000人死亡于此。
1909年，威廉·霍华德·塔夫脱（William Howard Taft）总统告诉全国人民，“聪明的”南方白人已经准备好将黑人视为“社区的有用成员”。一周后，黑人约瑟夫·戈登（Joseph Gordon）在密西西比州格林伍德（Greenwood）外被处以私刑。私刑时代的高潮已经过去。但人们对那些被夺走生命的人的记忆仍然挥之不去。的确，在美国有一种奇怪而强大的信念，如果你捅了一个黑人10刀，在袭击者放下刀的那一刻，血就会止住，伤口就会开始愈合。我们相信白人霸权已是不再发作的陈病旧疾，我们只需无视，这笔欠债就会消失。
其实另一条路一直存在着。耶鲁大学校长蒂莫西·德怀特（Timothy Dwight）【注】在1810年说：“强调是我们的祖先而不是我们把他们带到这里，是徒劳的。”
我们继承了丰厚的财产以及所有的负担；我们有义务偿还我们祖先的债务。特别是这一债务，我们有义务偿还：当宇宙间的公义审判者与他的仆人清算时，他将严格要求在我们手中进行支付。给予他们自由，然后止步于此，就是给他们诅咒。
【注】蒂莫西·德怀特，美国学者和教育家、公理会牧师、神学家和作家。1795-1817年任耶鲁大学第八任校长。他的这段发言是废奴后的美国第一次正式呼吁对奴隶进行某种形式的赔偿，在讨论黑人赔偿问题时，经常被引用。然而德怀特不是什么左翼自由主义者，事实上，他是当时最保守的美国人之一。
IV. “因为奴隶制我们得以逃避承认的弊病”
美国始于对黑人的掠夺和白人的民主，这两个特征并不矛盾，而是相辅相成。历史学家埃德蒙·S·摩根（Edmund S. Morgan）写道：“那些走到一起建立独立的美国，致力于自由和平等的人，要么持有奴隶，要么愿意与那些持有奴隶的人携手合作。他们中没有人对这一事实感到完全没有问题，但他们也不觉得有什么责任。他们中的大多数人是从上一代人那里继承了他们的奴隶和对自由的依恋，他们知道这两者之间并非没有联系。”
当被奴役的非洲人，被掠夺了身体，被掠夺了家庭，被掠夺了劳动，于1619年被带到弗吉尼亚殖民地时，他们最初并没有忍受后来吞噬其后代的赤裸裸的种族主义。他们中的一些人被释放了。一些人通婚了。还有一些人与那些和他们一样受苦的白人契约仆人一起逃亡。有些人甚至一起反叛，在纳撒尼尔·培根（Nathaniel Bacon）的领导下，于1676年火烧詹姆斯敦（Jamestown）。
一百年后，奴隶和贫穷白人联合起来的想法会让人感到震惊，但在英国殖民地的早期，这两个群体有很多共同点。来到弗吉尼亚的英国游客发现，弗吉尼亚的主人“以难以忍受的压迫和苛刻的待遇虐待他们的仆人”。白人仆人被鞭打，被骗去做超出合同的服务，并被以与奴隶相同的方式进行交易。
这种“苦役”源于新世界的一个简单事实 —— 土地无边，但廉价劳动力有限。随着殖民地上人的寿命的延长，弗吉尼亚种植园主发现被奴役的非洲人是一个更有效的廉价劳动力来源。契约仆人仍然是英国王室的合法臣民，因此有权获得某些保护，而非洲奴隶则是作为外国人进入殖民地的。由于不受王室的保护，他们成为美国早期不可或缺的工人阶级 —— 适合于最大限度的剥削，只能够进行最小限度的抵抗。
在接下来的250年里，美国法律致力于将黑人降为贱民阶层，并将所有白人男子提高到公民的水平。1650年，弗吉尼亚州规定，“除黑人外的所有人”都必须携带武器。1664年，马里兰州规定，任何与奴隶结婚的英国妇女必须成为其丈夫的主人的奴隶。1705年，弗吉尼亚议会通过了一项法律，允许肢解不守规矩的奴隶，但禁止主人鞭打“赤身裸体的基督教白人仆人，如果没有治安法官的命令”。在同一部法律中，殖民地规定，“所有现在属于或以后将属于任何奴隶的马、牛和猪”都要被没收，并由当地教会卖掉，所得利润用于支持“上述教区的穷人”。在那个时候，应该还有人记得29年前黑人和白人联合起来烧毁詹姆斯敦的事情。但在18世纪初，美国出现了两个主要阶级。
南卡罗来纳州的资深参议员约翰·C·卡尔霍恩（John C. Calhoun）1848年在参议院会议上宣布：“社会最大的划分不是富人和穷人，而是白人和黑人。而所有前者，无论是穷人还是富人，都属于上层阶级，并受到尊重和平等对待。”
1860年，生活在南卡罗来纳州和密西西比州的大多数人，几乎半数生活在佐治亚州（Georgia）的人，以及大约1/3的南方人，都在卡尔霍恩所划分阶级的错误一边。美国被奴役人数最多的州是弗吉尼亚州，在该州的某些县，约有70%的人带着镣铐劳动。近1/4的南方白人拥有奴隶，而美国以及大西洋世界的大部分地区的经济基础都建立在他们的身上。在七个棉花州，所有白人收入的1/3来自奴隶制。到1840年，由奴隶劳动生产的棉花占全国出口的59%。这个奴隶社会的网络向北延伸到新英格兰的织布机，并跨越大西洋到达英国，在那里它推动了巨大的经济转型，改变了世界历史的轨迹。历史学家埃里克·霍布斯鲍姆（Eric J Hobsbawm）写道：“无论谁谈到工业革命，都会说到棉花。”
奴隶制给美国带来的财富不仅在于奴隶从土地上获得的东西，而且在于奴隶本身。耶鲁大学历史学家大卫·布莱特（David W. Blight）指出：“在1860年，奴隶作为一种资产的价值超过了美国所有的制造业、所有的铁路以及美国所有的生产能力的总和。到目前为止，奴隶是整个美国经济中最大的一笔金融财产。”哈佛大学历史学家沃尔特·约翰逊（Walter Johnson）写道，这些奴隶的出售 —— “他们身上凝结着金钱” —— 产生了更多的附属财富。用于购买[奴隶]的贷款，要连本带利地偿还。为防止奴隶的过早死亡和潜在利润损失的保险业应运而生。奴隶销售被征税并经过公证。黑人的贩卖和黑人家庭的拆散本身就成为一种经济，据估计，它为内战前的美国带来了数千万美元的收入。1860年，密西西比河谷的人均百万富翁人数比全国任何其他地方都多。
隐藏在这些冰冷的数字下的是家庭被分离。“我一直担心她的女主人莫尔夫人（Mrs Moore）会因为缺钱而卖掉我亲爱的妻子，”一位自由人回顾他在奴隶制下的生活时写道。“我们一直害怕最后的分离。我们对彼此的感情非常强烈，这使我们总是担心会有残酷的分离。”
强制离别在南北战争前的南方很常见。在该地区的一些地方，一个奴隶在他或她的一生中有30%的机会被出售。25%的州际交易破坏了第一次婚姻，一半的交易破坏了一个核心家庭。
当弗吉尼亚州里士满（Richmond）的奴隶亨利·布朗（Henry Brown ）的妻子和孩子要被卖走时，布朗试图寻找一个可能买下他的妻子和孩子的白人以维持家庭成员依然在一起。他失败了：
第二天，我等在路边，那里有三百五十个奴隶要通过。购买我妻子的人是一个卫理公会的牧师，他正要去北卡罗来纳州。 很快就有五辆载着小孩子的马车经过，最前面的一辆，我除了我的孩子看不见别的。他用小手指着我，高声喊着：“那是我父亲；我知道他会来和我告别。” 那是我的长子!
很快，包括我妻子被锁在里面的那帮人走了过来。我寻找着，看到了她那张熟悉的脸；但是，啊，读者，那痛苦的一瞥！愿上帝保佑我再不会忍受极度恐惧的那样一刻。她过来了，离我站的地方很近了。
我抓住她的手，打算向她告别；但我说不出话来；说话的本能已经消失了，我始终说不出话来。我跟着她走了一段路，握着她的手，似乎想把她从命运中拯救出来，但我说不出话来，直到我不得不转身离开也没有说出一句话。
在一个电信还很原始、黑人缺乏行动自由的时代，黑人家庭的分离无异于是一种谋杀。在这里，我们找到了美国财富和民主的根源 —— 以营利为目的破坏任何人所能利用的资产，即家庭。这种破坏并不是美国崛起的副产品；是它促进了这种崛起。通过建立一个奴隶制社会，美国为其伟大的民主实验创造了经济基础。孕育培根叛乱的劳工斗争被压制了。美国不可或缺的工人阶级作为财产存在于政治触角之外，使美国白人可以不受约束地吹嘘他们对自由和民主价值的热爱。一位来自英国的访问者在评估弗吉尼亚州内战前的民主时指出，该州的当地人“可以宣称对自由和民主的无限热爱，只是因为这里受压迫、被剥夺的劳工几乎全部是由黑人奴隶组成。如果在别的国家，大量这样的白人将是受到更多剥夺的下层人。”
250年的奴役、战争，对黑人家庭和黑人的影响是深远的。就像今天的房屋所有权一样，奴隶所有权是一种奋斗目标，不仅吸引那些拥有奴隶的人，而且吸引那些希望拥有奴隶的人。就像今天的房主可能会讨论增加一个露台或粉刷一个客厅一样，奴隶主们也会就繁殖工人、苛刻劳动和实施惩罚的最佳方法交换意见。就像今天的房主可能会订阅《这个老房子》（This Old House）这样的杂志一样，奴隶主们也有《德鲍评论》（De Bow's Review），其中推荐了从奴隶身上榨取利润的最佳做法。到了内战前夕，对美国黑人的奴役之于国家已被认为如此基本，以至于那些试图结束这种奴役的人被打上了应该处死的异端分子的烙印。想象一下，如果今天有一位总统出来支持将所有美国人的房子从他们的主人手中夺走，会发生什么：反应很可能是暴力的。
“这个国家是为白人建立的，而不是为黑人建立的，”约翰·威尔克斯·布斯（John Wiles Booth）在杀死林肯之前写道。“从那些高尚的宪法制定者的立场来看待非裔奴隶制，我认为这是上帝赐予一个受宠的国家的最大祝福之一（无论是对他们还是我们）。”
内战结束后，激进的共和党人试图在类似于普遍平等的理念上重建国家 —— 但他们被一场“救赎”运动击退了，这场运动由白人阵线、红衫军【注】和三K党领导，致力于维护一个“为白人而不是为黑人建立”的社会。一股恐怖主义浪潮席卷了南方。埃里克·方纳（Eric Foner）在他的历史巨著《重建》（Reconstruction）中讲述了黑人被袭击的事件，原因包括：不摘帽子；拒绝交出威士忌酒瓶；不遵守教会程序；“使用无礼的语言”；对劳动合同提出异议；拒绝被“像奴隶一样捆绑”。有时，攻击的目的只是为了“稍微减少黑鬼的数量”。
【注】1876年，“白人阵线”，即与民主党结盟的邦联老兵，肆无忌惮地谋杀了数百名非裔美国人，并最终迫使共和党人从南方撤出联邦军队，这为后来的吉姆·克劳时代打开了闸门。
美国南方红衫军是19世纪末美国重建时代最后几年和结束后活跃的白人至上主义准军事恐怖组织。
恐怖主义占了上风。1877年，联邦军队从南方撤出。重建的梦想破灭了。在接下来的一个世纪里，政治暴力肆无忌惮地降临到黑人身上，有志向的黑人更是成为重点目标。黑人学校和教堂被烧成废墟。黑人选民和试图拉拢他们的政治候选人受到恐吓，甚至被谋杀。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时，黑人退伍军人回到家中，因敢于穿着美军制服而受到攻击。战后士兵的复员使白人和黑人退伍军人竞争稀缺的工作，催生了“1919年红色之夏”【注】：从德克萨斯州的朗维尤（Longview）到芝加哥，再到华盛顿特区等数十个城市连续发生种族主义大屠杀。白人对黑人有组织的暴力行为一直持续到20世纪20年代 —— 1921年，一群白人暴徒将塔尔萨（Tulsa）的 “黑人华尔街”化成焦土；1923年，另一群暴徒将佛罗里达州的黑人城镇罗斯伍德（Rosewood）夷为平地 —— 最终几乎无人受到惩罚。
【注】1919年红色之夏，指美国1919年夏季直至初秋在多达34个城市发生的一系列血腥种族骚乱，骚乱以白人袭击非裔美国人为主。
一张日期为1920年8月3日的明信片描绘了在德克萨斯州中心（靠近路易斯安那州边界）发生私刑事件后的情形。根据另一面的文字，受害者是一名16岁的男孩。
暴民的行为是对偏见狂热和暴力的演绎，这种偏见甚至延伸到美国政府的高层。今天，新政被视为进步政府应该做的事情的典范 —— 铸就一个广泛的社会安全网，保护穷人和受苦的人，同时建立中产阶级。当进步人士希望表达他们对巴拉克·奥巴马的失望时，他们指出富兰克林·罗斯福（Franklin Roosevelt）的成就。但这些进步人士很少注意到，罗斯福的新政，就像产生它的民主一样，是建立在吉姆·克劳的基础上的。
哥伦比亚大学的历史和政治科学教授艾拉·卡兹内尔森（Ira Katznelson）写道：“吉姆·克劳南方是美国民主不可或缺的一个合作力量。”这种合作的痕迹在新政中随处可见。1935年根据《社会保障法》通过的综合计划旨在保护南方的生活方式。老年保险（适用于社会保障）和失业保险将农场工人和家政服务排除在外 —— 黑人大量从事的工作。当罗斯福总统在1935年签署社会保障法时，全国65%的非裔美国人和南方70%至80%的非裔美国人不符合资格。有色人种协进会提出抗议，称这个新的美国安全网是“一个孔洞大到足以让大多数黑人掉下去的筛子”。
广受赞誉的《美国军人权利法案》（G.I. Bill）也同样辜负了美国黑人，就像更广泛的国家对种族主义住房政策的坚持一样。虽然表面上不分肤色，但旨在让退伍军人获得低息住房贷款的法案第三章，让黑人退伍军人在与地方退伍军人管理局的白人官员以及多年来拒绝向黑人发放抵押贷款的银行打交道时，陷入困境。历史学家凯瑟琳·J·弗莱德尔（Kathleen J. Frydl）在她2009年出版的《那个退伍军人权利法案》（The GI Bill）一书中指出，如此多的黑人被剥夺了享受第三章福利的资格，“干脆说黑人不能享受这个福利更为准确。”
在冷战时期的美国，拥有房屋被视为灌输爱国主义的一种手段，也是一种文明和反激进的力量。以规划莱维顿（Levittown）社区著名的威廉·莱维特（William Levitt）声称：“任何拥有自己的房子和土地的人不可能是共产主义者。他有太多的事情要做。”
莱维顿（Levittown）是威廉·莱维特和他的莱维特公司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为美国退伍军人和他们的新家庭（限于白种人）开发建设的七个大型郊区。这些郊区是以装配线方式，大批量建造的，包括成千上万座类似或相同的住宅，拥有白色栅栏和草坪。此为摄于1959年的宾夕法尼亚州莱维顿的鸟瞰图
但是，在莱维特的默许下，莱维特社区在其早年间一直处于隔离状态。黛西（Daisy）和比尔·迈尔斯（Bill Myers）是第一个搬进宾夕法尼亚州莱维敦顿的黑人家庭，迎接他们的是抗议和燃烧的十字架。一个反对这个家庭搬入的邻居说，比尔·迈尔斯“可能是个好人，但每次我看到他时，我就看到我的房子价值下降了2000美元。”
邻居有充分的理由感到害怕。比尔和黛西·迈尔斯来自约翰·C·卡尔霍恩的双重社会的另一边。如果他们搬到隔壁，住房政策几乎保证他们邻居的房产价值会下降。
在新政前不久，典型的抵押贷款需要大量的首付，并在大约10年内全部还清，而1933年成立的房主贷款公司和次年成立的联邦住房管理局，使得银行能够提供首付不超过10%，分20或30年还清的贷款。宾夕法尼亚大学的历史学家托马斯·J·苏格鲁（Thomas J Sugrue）写道：“如果没有联邦对住房市场的干预，大规模的郊区化是不可能的。1930年，只有30%的美国人拥有自己的房子；到1960年，60%以上的人是房主。房屋所有权成为美国公民身份的象征。”
这个身份象征是不能授予黑人的。美国房地产行业认为种族隔离是一项道德原则。就是在1950年，全国房地产委员会协会的道德准则还有这样的警告：“房地产经纪人绝不应该在将任何种族或国籍或任何存在明显有损于财产价值的个人引入社区方面起作用。”1943年的一本小册子明确指出，这种潜在的不受欢迎的人可能包括鸨母、私酒商、黑帮分子 —— 以及“一个有钱的有色人种，他让孩子接受大学教育，并认为他们有权生活在白人中间。”
联邦政府对此表示赞同。是房主贷款公司【注】，而不是私人贸易协会，开创了红线做法，有选择地发放贷款，并坚持要求其承保的任何财产都要有限制性契约 —— 契约中禁止向白人以外的人出售财产的条款。数以百万计的美元从税库流向隔离的白人社区。
【注】作为新政的一部分创建的房主贷款公司（Home Owners' Loan Corporation，简称HOLC），是政府资助的公司。该公司于1933年在富兰克林·D·罗斯福总统的领导下根据《房主贷款公司法》成立。其目的是为违约的房屋抵押贷款再融资，以防止丧失抵押品赎回权，并扩大购房机会。
一名男子说，他的黑人邻居 “可能是个好人，但每次我看到他时，我就看到我的房子价值下降了2000美元。”
联邦政府是以所有公民对它的平等忠诚为前提的，作为回报，他们也将得到平等的待遇。但是，直到20世纪中叶，黑人依然没有获得这样的交易，他们一再为公民身份付出更高的代价，得到的回报却更少。掠夺是奴隶制的基本特征，是卡尔霍恩所描述的那个社会的基本特征。但实际上，在内战结束和废除奴隶制整整一个世纪后，即使在新政自由主义者的目标和成就中，这种掠夺 —— 悄无声息的、系统的、隐蔽的 —— 仍在继续。
今天，芝加哥是全国种族隔离最严重的城市之一，这一事实反映了刻意的规划。在维护白人至上方面，芝加哥这个由黑人毛皮商人让·巴蒂斯特·普安·迪塞布尔（Jean Baptiste Point du Sable）建立的城市，长期以来一直是先驱，其努力体现于所有层面，直至社区。这些精心努力开始于1917年，当时芝加哥房地产委员会对南方黑人的涌入感到震惊，游说将整个城市按种族划分。但在那一年最高法院裁定反对明确的种族分区后，该市被迫通过更隐蔽的手段推行其议程。
像房主贷款公司一样，联邦住房管理局最初坚持限制性契约，这有助于禁止黑人和其他不受欢迎的种族获得联邦担保的住房贷款。到20世纪40年代，芝加哥在使用这些限制性契约方面居全国之首，该市大约一半的住宅区实际上是黑人的禁区。
今天，人们通常会对旧的黑人聚居区产生误解，在那里，医生和律师，屠夫和钢铁工人，与妓女和失业者比邻而居。这种对种族隔离时期的怀旧忽视了生活在那里的人们所忍受的实际条件 —— 例如，虫害和纵火 —— 也忽视了这样一个事实，即旧的贫民区是以剥夺黑人享受美国白人享有的特权为前提的。
1948年，当最高法院裁定限制性契约虽然是允许的，但不能通过司法行动强制执行时，芝加哥还有其他武器准备就绪。伊利诺伊州立法机构已经赋予芝加哥市议会有权力批准 —— 从而也有权力否决 —— 该市各区的任何公共住房。1949年，当一项新的联邦住房法案向芝加哥和全国其他城市输送了数百万美元的税款时，这一点就派上了用场。从1950年开始，公共住房的选址完全以种族隔离为依据进行。到20世纪60年代，该市通过其庞大的住房项目创造了历史学家阿诺德·R·赫希（Arnold R. Hirsch）所说的“第二个贫民区”，比原来的“南方黑人带”【注】更大，但同样不可渗透。从1950年到1960年代中期，在芝加哥建造的所有家庭公共住房单元中，超过98%是在全黑人社区建造的。
【注】美国南部的黑带（Black Belt）有两层含义。地质学上强调高度肥沃的黑土。从社会历史看，黑带经济以棉花种植园为基础，也包括一些烟草种植区。宝贵的土地主要由富有的白人控制，并由非常贫穷的黑人奴隶耕种，他们在许多县占人口的大多数。比如，阿拉巴马州有12个县，每个县的黑人人数都是白人的两倍。这12个县从佐治亚州和密西西比州横跨阿拉巴马州中部南部，构成了著名的黑带的主要部分。
政府对种族隔离的拥抱是由芝加哥白人公民恶毒的种族主义所驱动的。容易受到黑人侵占的白人社区成立了街区协会，其唯一目的是执行种族隔离政策。他们游说白人同胞不要出售，也游说那些设法购买了房子的黑人把房子再卖掉。1949年，一群恩格尔伍德（Englewood）的天主教徒成立了街区协会，目的是“维持街区的秩序”。翻译过来就是：不让黑人进入。当民众干预，政府政策和私人银行的作为都无法阻挡住黑人进入时，芝加哥就借助于美国人常用的一个保留节目 —— 种族暴力。“恐怖主义的模式是很容易辨认的，”芝加哥的一个民间团体在1940年代总结道。“它在黑人聚居区的各个方向的接缝里。”1946年7月1日和2日，成千上万的暴徒聚集在芝加哥的帕克庄园（Park Manor）社区，希望赶走最近搬来的一名黑人医生。暴徒们用石块砸房子，并放火烧了车库。该医生搬走了。
1947年，在一些黑人退伍军人搬进芝加哥的费恩伍德（Fernwood）区后，爆发了三个晚上的骚乱；成群结队的白人把黑人从有轨电车上拉下来并殴打他们。两年后，当恩格尔伍德的黑人参加的工会会议引发了关于一栋房子被“卖给黑鬼”的谣言时，黑人以及被认为是同情他们的白人在街上被殴打。1951年，在芝加哥市中心以西20分钟车程的西塞罗（Cicero），数千名白人袭击了一栋居住着一个黑人家庭的公寓楼，向窗户投掷砖块和燃烧弹，并点燃了公寓。库克（Cook）郡大陪审团拒绝对暴乱者提出指控 —— 而是起诉了该家庭的有色人种协进会律师、公寓的白人业主以及业主的律师和出租代理人，指控他们合谋降低财产价值。两年后，白人在距离芝加哥市中心约30分钟车程的南迪林（South Deering）设立了纠察线并埋设爆炸物，以迫使黑人离开。
当最终连恐怖主义也失效时，白人房主干脆逃离这个社区。传统的术语 white flight（白人逃亡），暗指一种偏好的自然表达。事实上，白人逃亡是社会工程的胜利，是由充满了种族歧视认知的美国公共和私营部门合作出来的完美成果。因为即使一个非种族主义的白人家庭认为，无论是从原则还是实际来说，融合可能并不那么糟糕，他们仍然不得不与美国住房政策造成的严酷事实作斗争：当20世纪中期的白人房主声称比尔和黛西·迈尔斯的存在降低了他的房产价值时，他不仅仅是在信奉种族主义教条，他也准确地观察到了联邦政策对市场价格的影响。在黑人居住的地方，红线的做法破坏了任何投资的可能性。
在北朗代尔和黑人聚居区边缘的投机者，知道可以从白人的恐慌中赚钱。他们采取了“破坏街区”的办法 —— 在街区变成黑人区之前，诱使白人廉价出售。他们会雇一个黑人妇女推着婴儿车在街上来回走动。或者他们会雇人在附近打电话寻找“Johnny Mae”（【注】明显的黑人名字）。然后，他们会劝说白人以低价出售，告诉他们，搬进来的黑人越多，他们的房子价值就越低，所以最好现在就卖掉。有了这些白人的房子，投机者就转向作为大迁徙的一部分向北涌入的大量黑人，或者急于逃离贫民区的人：投机者会把他们刚刚通过破坏街区廉价买来的房子，按合同卖给黑人。
为了维持付款和供暖，克莱德·罗斯在邮局做了第二份工作，然后做了第三份送比萨的工作。他的妻子在Marshall Field’s（【注】一家高端百货店）找到了一份工作。他不得不让他的一些孩子退出私立学校。他无法在家指导孩子或帮助他们做家庭作业。罗斯想给孩子们的钱和时间，却都被白人投机者赚去了。
“问题就是钱，”罗斯告诉我。“没有钱，你就不能搬家。你不能给孩子好的教育。你不能给他们正确的食物。不能使房子看起来很好。他们认为这个社区就是他们应该去的地方。这改变了他们的前景。我的孩子曾经去这个社区最好的学校，但我没办法让他们留在那里。”
40年代中期，马蒂·刘易斯（Mattie Lewis）从她的家乡阿拉巴马州来到芝加哥，当时她21岁，是被一个朋友劝说来的，朋友告诉她可以找到一份美发师的工作。但她却被西部电气公司录用，在那里工作了41年。我是在她的邻居艾瑟尔·韦瑟斯庞（Ethel Weatherspoon）的家里见到她的。她们两人都在北朗代尔拥有房屋超过50年了。两人的房子都是按合同买的。两人都曾与克莱德·罗斯一起积极参与“合同购买者联盟”的工作，向在北朗代尔经营的合同卖家、支持该计划的银行、甚至联邦住房管理局争取赔偿。杰克·麦克纳马拉（Jack Macnamara）也加入了我们，他在1968年“合同购买者联盟”成立时就是该联盟的组织者之一。我们的聚会有一种重逢的感觉，因为作家詹姆斯·艾伦·麦克弗森（James Alan McPherson）早在1972年就在《大西洋月刊》上介绍了“合同购买者联盟”的情况。
韦瑟斯庞是1957年买的房子。“大多数白人开始搬走，”她告诉我。“‘黑人要来了。黑人要来了’。他们真的这么说。他们挂起了牌子：不要卖给黑人。”
在搬到北朗代尔之前，刘易斯和她的丈夫在看到西塞罗的一个售房广告后，试图搬到那里。“对不起，我今天刚卖掉它，”房地产经纪人告诉刘易斯的丈夫。“我告诉他，‘你知道，他们不希望你去西塞罗，’” 刘易斯回忆说。“他们不会让任何黑人进入西塞罗。 ”
1958年，这对夫妇用合同方式在北朗代尔买了一套房子。他们对这种不公平现象并不盲目。但出生在吉姆·克劳时代的刘易斯认为美国的海盗行为——黑人不断制造，白人不断夺取——是自然现象。“我所想要的就是一栋房子。这是我能得到它的唯一途径。当时他们不给黑人贷款，”她说。“我们想，‘事情就是这样的。我们只能一直做下去，直到我们死去，而他们永远不会接受我们。事情就是如此。’
“你要买房的唯一方法是按他们的要求去做，”她继续说。“我决心为自己买一套房子。如果其他人都能有一个，我也想有。我曾为南方的白人工作。我看到这些白人在北方是如何生活的，我想，‘有一天我也要像他们一样生活’。我想要橱柜和所有这些其他人拥有的东西。”
白人逃离并非偶然 —— 这是种族主义社会工程的胜利。
每当她拜访白人同事的家时，她都会看到不同之处。“我看得出来我们被骗了，”她说。“我会看到一些东西，然后我会说，‘我想在我家做这个。’他们会说，‘做吧’，但我会想，‘我做不到，因为我们做代价会高得多。’ ”
我问刘易斯和韦瑟斯庞，他们是如何做到按时付款的。
“你付了款，然后继续不停地工作，”刘易斯谈到合同时说。“到了付款的时候，你知道你必须付。”
"你减少用电。减少你的食物支出，"韦瑟斯庞插话说。
艾瑟尔·韦瑟斯庞在她位于北朗代尔的家中。她说，在她于1957年买下它之后，"大多数的白人开始搬走"（Carlos Javier Ortiz）
“你在孩子身上减少开支，这是主要的支出，”刘易斯说。“我的老大想成为一名艺术家，我的另一个孩子想成为一名舞蹈家，还有一个想学音乐。”
像罗斯一样，刘易斯和韦瑟斯庞保住了他们的房子。该诉讼没有为他们赢得任何报酬。但它迫使合同卖家坐到了谈判桌前，他们允许“合同购买者联盟”的一些成员转为正常的抵押贷款，或者干脆直接拿下了他们的房子。但那时，他们已经被骗了数千美元。在与刘易斯和韦瑟斯庞的交谈中，我看到的只是部分情况 —— 极少数人设法保住了他们的房子。但是，相对于我们所有特别优秀的人，相对于每一个巴拉克·奥巴马和米歇尔·奥巴马，相对于每一个艾瑟尔·韦瑟斯庞或克莱德·罗斯，相对于每一个黑人幸存者，成千上万的人被毁了。
“很多人在中途就倒下了，”刘易斯告诉我。“一个女人问我是否愿意保留她所有的瓷器。她说，‘他们不会驱逐你的。’ ”
不久前一个春天的下午，我在北朗代尔拜访了老比利·拉马尔·布鲁克斯（Billy Lamar Brooks Sr.）。布鲁克斯从年轻时参加黑豹党开始就一直是个活动家，当时他帮助了“合同购买者联盟”。我在他“更好的男儿基金会”（Better Boys Foundation）的办公室见到了他，该基金会是北朗代尔的一个主要机构，其使命是引导当地的孩子不要混迹于大街上，而是进入职场或者大学。布鲁克斯的工作是个人化的。1991年6月14日，他19岁的儿子小比利被枪杀。布鲁克斯告诉我："这些人试图持枪抢劫他，我怀疑他可能参与了一些事情......我一直想着他。每天如此。"
布鲁克斯不是在街头长大的，然而不可避免受到环境影响。“我每周去教堂三四次。通常那是女孩们去的地方” ，他说，并笑了起来。“严酷的现实仍然存在，你不能逃避生活，你得去上学。我住在这里。我在马歇尔高中上学。这边是埃及眼镜蛇帮（Egyptian Cobras），那边是副领主帮（Vice Lords）。”（【注】埃及眼镜蛇帮和副领主帮都是芝加哥20世纪50年代非常有名的黑帮组织。）
布鲁克斯后来搬离了芝加哥西区，但他仍然在北朗代尔工作。“如果你有一栋好房子，住在一个好社区，那么你就不太容易有暴力倾向，因为你的安全空间没有被剥夺，”布鲁克斯说。“你有一个安全的环境，不再需要什么保护。” 但是，如果“你在这样的地方长大，住房环境很糟糕，当公共住房被拆掉时，他们带着那种帮派心态从高楼群来到了这附近。你什么都没有，所以你需要一些东西，即使它不真的是你的。你并不拥有街道，但在你心中，它就是属于你的。”
我们走到他桌子后面的一个窗口。一群年轻的黑人男子聚集在一幅纪念两名黑人男子的巨大壁画前，壁画上写着：以爱的记忆，1974年7月18日2012年3月2日，QUENTIN，又名“Q”。另一个人的名字和脸被一个敌对团体喷涂了。这些人喝着啤酒。偶尔会有一辆车驶过，开到这里时减速至爬行速度，然后停下来。会有一名男子走近那辆车并进行交流，然后那辆车会开走。所有这些男人还是小男孩时布鲁克斯就认识他们了。
“那是他们的角落，”他说。
我们看着另一辆车驶过来，短暂停顿，然后开走。“没有尊重，没有羞耻，”布鲁克斯说。“他们平时就干这些事。从这个小巷到那个角落。他们不会走得比这更远。看到那个大哥了吗？几年前他几乎死了。在后面喝啤酒的那个......我认识他们所有人。他们之所以在这里感到安全，是因为这栋楼，也因为他们太胆小了，哪里都不敢去。但这就是他们的心态。这就是他们的街区。”
布鲁克斯给我看了一张他曾执教过的一个少年棒球队的照片。他一个个指给我看，哪些孩子进了监狱，哪些孩子死了，哪些孩子过得不错。然后他指着他的儿子 —— “那是我的儿子，比利，”布鲁克斯说。然后他边思考边大声说出自己的疑问，在北朗代尔工作时把儿子留在身边是否加速了他的死亡。“这是一种明确的联系，因为他是我在这里所做工作的一部分。而且我想也许我不应该将他暴露于这样的环境。但再一想，我不得不这样做，因为我希望他和我在一起。”
平权法案是为了增加“多样性”吗？如果是，那么它只与黑人的具体问题有些微的关系
演讲结束后，约翰逊召集了一组民权领袖，包括受人尊敬的菲利普·伦道夫（A. Philip Randolph）和巴亚德·罗斯汀（Bayard Rustin），以解决“古老的暴行”。在一份战略文件中，他们同意总统的观点，即“黑人的贫困是美国贫困的一种特殊形式，而且特别具有破坏性”。但是，当谈到如何具体解决“特别具有破坏性”的问题时，鲁斯丁这组人又表示反对，他们更倾向于推进解决“所有穷人，包括黑人和白人”的计划。
黑人所承受的挣扎使人们感觉在道德上有责任来解决更广泛的不平等现象，这其实是源于同情心和实用主义。但这导致了模棱两可的政策。例如，平权法案的确切目标一直是不确切的。是为了弥补堆积在黑人身上的罪行吗？最高法院认为不是。在其1978年对加州大学董事会诉巴克案（Regents of the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v. Bakke）的裁决中，法院驳回了“社会歧视”的说法，称其为“一种无定形的伤害概念，使得其影响范围可能不受时间限制。”平权法案是否意味着增加“多样性”？如果是，它只是与黑人的具体问题有些微的关系 —— 黑人的具体问题是美国几个世纪以来对他们的掠夺。
这种对平权法案目标的困惑，以及我们无法正视白人强加给黑人的劣势的特殊历史，可以追溯到该政策的起源。一位任职于约翰逊劳工部的人员这样宣称：“平权法案没有固定和强硬的定义。平权法案是你为取得结果而必须做的任何事情。但这不一定包括优待。”
然而，美国是建立在对白人的优待之上的 —— 已有395年了。含糊地支持一种可爱的、感觉良好的多样性对解决这个问题没有什么作用。
今天，进步人士不愿援引白人至上主义来解释任何事情。在实际层面上，这种犹豫来自于最高法院对20世纪60年代的改革所持的负面看法。《选举权法》已经被砍得差不多了。《公平住房法》很可能是下一个。平权法案也快结束了。用广泛的阶级斗争代替反种族主义斗争，进步人士是希望通过改变主题来组建一个联盟。
种族回避的政治是诱人的。但记录好坏参半。对有受抚养子女家庭的援助的最初主要受惠者是排除了黑人的——但到了1990年代，它被认为是对黑人的一种馈赠。《平价医疗法案》没有提及种族问题，但这并没有阻止拉什·林博（Rush Limbaugh，【注】美国著名右翼电台主持人）将其谴责为赔偿。此外，该法案的扩大医疗补助计划，实际上是作为可选项实施的，这意味着前邦联州的许多贫穷黑人无法从中受益。就像社会保障系统一样，平价医疗法案最终将会扩大其覆盖面，覆盖那些被排除在外的人；在此之前，黑人将受到伤害。
“要让一个新的WPA【注】项目搁浅，只需要一些经过巧妙包装的黑人男子靠在铲子上抽烟的镜头。”社会学家道格拉斯·S·梅西（Douglas S. Massey）写道：“掩盖种族问题会导致糟糕的社会理论、糟糕的研究和糟糕的公共政策”。忽视世界上最古老的共和国之一是建立在白人至上的基础上这一事实，假装二元社会的问题与不受管制的资本主义的问题是相同的，是用国家谎言的罪过来掩盖国家掠夺的罪过。这个谎言忽略了一个事实：减少美国的贫困和结束白人至上主义不是一回事。这个谎言也无视了这样的事实：缩小“成就差距”对缩小“伤害差距”毫无帮助。黑人大学毕业生的失业率仍然高于白人大学毕业生，而没有犯罪记录的黑人求职者只能享有与有犯罪记录的白人求职者大致相同的被雇用机会。
【注】WPA：公共事业振兴署（Works Progress Administration），系大萧条时期美国总统罗斯福为解决当时大规模失业问题而建立的一个政府机构，是罗斯福新政时期（以及美国历史上）兴办救济和公共工程的政府机构中规模最大的一个。
芝加哥，就像整个国家一样，接受了将美国黑人中精力最充沛、最雄心勃勃和最节俭的同胞置于社会之外的政策，并将他们作为合法盗窃的正当目标。其影响超出被抢劫的家庭，也包括目睹这一奇观的社区。不要只是想象克莱德·罗斯打三份工才能守住他的家。想一想他在北朗代尔的邻居 —— 他们的孩子，他们的侄子和侄女 —— 想想看这对他们有什么影响。想象一下，你作为一个年轻的黑人孩子，看着你的长辈按规则行事，但他们的财产却被扔到了街上，他们最神圣的财产 —— 他们的家 —— 被夺走。
“他是一个温和的人，”克莱德·罗斯谈到他的哥哥时说。“你知道，他对每个人都很好。然后他开始发作，他无法控制自己。他们把他带走了，因为他们认为他很危险。”
建于世纪之交的帕奇曼监狱，本该是对“黑人犯罪”问题的进步和改良主义的回应。而事实上，它却成了密西西比州的古拉格，三角洲地区非裔美国人都害怕它。20世纪初，密西西比州州长詹姆斯·K·瓦尔达曼（James K. Vardaman）曾经将把黑人罪犯放到周围的荒野中，并用猎犬追捕他们作为娱乐消遣。“在整个美国南方，”大卫·M·奥辛斯基（David M.Oshinsky）在他的《比奴隶制更糟糕》（Worse Than Slavery）一书中写道，“帕奇曼农场是惩罚和残暴的代名词，它也的确是......帕奇曼是典型的刑罚农场，是内战后依然存在的最接近奴隶制的东西。”
当罗斯一家去接温特时，当局告诉他们温特已经死了。罗斯一家要求得到他的尸体，帕奇曼当局说他们已经把他埋了。这家人从未见到温特的尸体。
而这仅仅是他们的损失之一。
长期以来，学者们一直在讨论对于那些在美国建国和建设中付出劳动却被排斥的人可能的赔偿方式。20世纪70年代，耶鲁大学法学教授鲍里斯·比特克（Boris Bittker）在《黑人赔偿案》中提出，赔偿的大致价格可以通过将非裔美国人口数量乘以白人和黑人的人均收入差异来确定。在1973年比特克写书时，这个数字为340亿美元 —— 可以在一二十年内以每年投入一定资金到一个赔偿计划中的方式实现。今天，哈佛大学法学院教授查尔斯·奥格莱特里（Charles Ogletree）主张采取更广泛的措施：一个以种族正义为使命的就业培训和公共工程计划，但包括所有种族的穷人。
在庆祝自由和民主的同时，忘记了美国起源于奴隶制经济，这就是点菜单式的爱国主义。
当我们想到白人至上主义时，我们只会想到“仅限有色人种”的牌子，但我们应该想到海盗旗。
也许经过认真的讨论和辩论 —— HR40建议的那种 —— 我们可能会发现，国家永远无法完全补偿非裔美国人。但是，在这样的讨论中，我们会发现很多关于我们自己的东西 —— 这也许正是吓到我们的地方。赔偿的想法吓坏了我们，不仅仅是因为我们可能缺乏支付能力。赔偿的想法还威胁到更深层次的东西 —— 美国的遗产、历史和在世界上的地位。
美国早期的经济是建立在奴隶劳动之上的。国会大厦和白宫都是由奴隶建造的。詹姆斯·K·波尔克（James K Polk）总统在椭圆办公室里进行过奴隶交易。对“黑人病态”的哀叹，以及学者和知识分子对黑人家庭结构的批评，在一个以折磨黑人父亲、强奸黑人母亲、贩卖黑人儿童为基础的国家里显得苍白无力。对美国与黑人家庭关系的诚实评估是，这个国家不是黑人家庭的养育者，而是其破坏者。
而这种破坏并没有随着奴隶制的结束而结束。歧视性的法律将公民权的平等负担与公民权的不平等分配结合起来，这些法律在20世纪中期达到了顶点 —— 当联邦政府通过住房政策制造贫富差距时。这种差距延续至今。当我们想到白人至上主义时，我们想到的只是“仅限有色人种”的牌子，但我们应该想到海盗旗。
在某种程度上，我们其实一直知道这一点。
约翰逊总统在其历史性的民权演讲中说：“黑人的贫困不是白人的贫困。”
它的许多原因和治疗方法是一样的。但也有差异 —— 深层的、腐蚀性的、顽固的差异 —— 其痛苦的根源辐射到社区、家庭，以及个人的本质。这些差异不是种族差异。它们完全是古代的残暴、过去的不公正和现在的偏见所造成的。
我们援引杰斐逊和林肯的话，因为它们代表了我们的遗产和传统。我们这样做是因为我们认识到我们与过去的联系 —— 至少在它们让我们感到自豪的时候如此。但是，黑人历史并没有让美国的民主感到自豪，相反，它鞭笞它。人们对赔偿的普遍嘲笑是，这是由狂热的左翼分子和智识浅薄的黑人民族主义者拟想的荒唐计划。其实这是伪装成笑声的恐惧。黑人民族主义者一直认为美国有一些说不出口的东西，而融合主义者却不敢承认 —— 那就是白人至上主义不仅仅是热血煽动者的作品，也不仅仅是一种虚假意识，而是美国一个如此根深蒂固的力量，以至于很难想象一个没有它的美国。
因此，我们必须想象一个新的国家。赔偿 —— 我的意思是完全接受我们的集体历史及其所带来的后果 —— 是我们要正视自己必须付出的代价。康复中的酗酒者很可能不得不在他的余生中与他的疾病一起生活。但至少他不是生活在一个醉酒制造的谎言中。赔偿要求我们拒绝狂妄自大的陶醉，看到美国的本来面目 —— 一个易犯错误的人类的作品。
赔偿不会使我们分裂吗？不会使我们更分裂，因为我们已经分裂了。贫富差距只是给我们感受到但却无法说出口的事情加上了一个数字 —— 美国的繁荣是不义之财，其分配是有选择性的。现在需要做的是揭开家丑，解决旧鬼。我们还需要做的是，治愈美国人的心灵，让白人获得救赎。
我所说的不仅仅是对过去不公正行为的补偿 —— 不仅仅是施舍、报答、封口费或不情愿的贿赂。我所谈论的是一种将导致精神复兴的全国性清算。赔偿将意味着我们不再会在7月4日一边大啃热狗一边否认我们的遗产的事实。赔偿将意味着不再会有人高呼“爱国主义”的同时却挥舞着邦联旗帜。赔偿将意味着美国意识的一场革命，意味着我们作为伟大的民主化推动者的自我形象与我们的历史事实互相一致。
历史学家托尼·朱特（Tony Judt）在他2005年出版的《战后》一书中写道，“剩下的人，分为两种。一种（大约2/5的受访者）是，他们认为只有‘真正犯了事的人’才有责任，应该赔偿，还有一种人（21%）认为‘犹太人自己对他们在第三帝国期间发生的事情负有部分责任。’ ”
德国不愿意正视自己的历史，并不仅仅反映在民意调查上。那些建议除了希特勒以外社会也应对大屠杀负责的电影被禁止。艾森豪威尔总统声称，“德国士兵为他的祖国勇敢地、光荣地战斗”，为日耳曼民族神话背书。朱特写道：“在整个50年代，西德官方鼓励人们对德国的过去有一个舒适的看法，认定德国国防军是英雄，纳粹只是少数，而且得到了应有的惩罚。”
战后德国总理康拉德·阿登纳（Konrad Adenauer）赞成赔偿，但他自己的政党存在分歧，他只有在获得反对党社会民主党的赞成投票下，才得以使协议获得通过。
大卫·本·古里安（David Ben-Gurion）说：“如果我可以不和德国人坐下来谈哪怕一分钟，而是用吉普车和机枪进去夺取德国人的财产，我就会这么做。”
在以色列的犹太人中，赔偿引发了从谴责到暗杀阴谋的激烈而恶毒的反应。1952年1月7日，当以色列议会召开会议讨论与西德达成赔偿协议的前景时，以色列未来的总理梅纳赫姆·贝京（Menachem Begin）站在一大群人面前，对这个掠夺其人民的生命、劳动和财产的国家高声抨击。贝京声称，所有德国人都是纳粹，都犯有谋杀罪。他的谴责进而波及到他自己年轻的国家。他敦促群众停止缴税，并声称新生的以色列国家将是否接受赔偿的斗争定性为“生死之战”。当得知看守集会的警察携带的催泪瓦斯据称是德国制造时，贝京大喊：“就是同样的毒气让我们的父母窒息！”
贝京随后带领人群发誓永不忘记纳粹浩劫的受害者，以免“我的右手忘记技巧”，“我的舌头贴于上膛”（【注】《圣经·诗篇137：5-6》）。他带着人群穿过街道走向以色列议会。警察在屋顶上用催泪瓦斯和烟雾弹驱赶人群。但风向变了，毒气又吹向以色列议会，透过被石块砸碎的窗户滚滚而来。在混乱中，贝京和总理大卫·本·古里安（David Ben-Gurion）相互辱骂。200名平民和140名警察受伤。近400人被逮捕。议会的工作被停止了。
接着，贝京在会议厅发表了激昂的演讲，谴责立法机构即将采取的行动。他说：“今天你们逮捕了几百人，明天你们可能会逮捕数千人。不管你们怎么做，他们都会去，他们会坐在监狱里。我们将和他们一起坐在那里。如果有必要，我们将和他们一起被杀。但也绝不能要来自德国的任何‘赔偿’。”
大屠杀幸存者担心这是用金钱洗白德国的声誉，并以此替代对死者的记忆。除此之外，还有一种复仇的味道。从爱沙尼亚集中营（Concentration camp of Estonia）中幸存下来的梅尔·德沃泽基（Meir Dworzecki）说：“如果我知道会有600万德国人死亡，以抵[死去的]600万犹太人，我的灵魂才会得到安宁。”
本·古里安反驳了这种情绪，但并不是反对复仇，而是出于冷静的计算。“如果我可以不用和德国人坐下来谈哪怕一分钟，而是开着吉普车，拿着机关枪，进入仓库，拿走德国财产，我会这么做 —— 比如，我们能派一百个师告诉他们，‘我们要带走它’。但我们做不到。”
赔偿谈判引发了以色列激进分子的炸弹行动浪潮。一次是针对特拉维夫（Tel Aviv）的外交部。另一次是针对阿登纳总理本人。还有一次是针对海法（Haifa）港，用赔偿金购买的货物正在运抵那里。西德最终同意向以色列支付34.5亿德国马克，以今天的美元计算超过70亿美元。随之而来的是个人赔偿要求 —— 心理创伤、侵犯犹太人荣誉、法律职业中断、人寿保险、在集中营度过的时间。17%的资金用于购买船只。以色列历史学家汤姆·塞格夫（Tom Segev）在他的《七百万》一书中写道：“到1961年底，这些赔偿船占了以色列商船队的2/3。从1953年到1963年，赔款资金占了以色列电力系统总投资的1/3，容量扩大了两倍，还占了铁路总投资的近一半。”
在签订协议的12年间，以色列的国民生产总值增长了两倍。以色列银行将这一增长的15%以及45000个工作岗位归功于用赔偿金进行的投资。但塞格夫认为，其影响远不止这些。他写道，赔偿“具有无可争议的心理和政治重要性”。
赔偿不能弥补纳粹犯下的谋杀罪。但它们确实启动了德国对自己的清算，也许还为一个伟大的文明如何使自己名符其实提供了一张路线图。
这是在人与人之间关系的历史上，第一次创造了一个先例，一个大国仅仅出于道义压力就承担起对前一届政府的受害者进行赔偿的责任。一个在欧洲各国遭受了数百年迫害、压迫、抢劫和掠夺的民族的历史上，迫害者和掠夺者不得不归还其部分战利品，甚至承诺进行集体赔偿作为对物质损失的部分补偿，这是第一次。
不仅仅是道义压力要求美国进行赔偿。我们不能逃避我们的历史。我们对医疗保健、教育、住房和经济不平等等重大问题的所有解决方案都被那些不能言说的东西阻扰着。克莱德·罗斯告诉我：“黑人现在如此落后的原因不是因为现在，而是因为那个时候。” 2000年代初，查尔斯·奥格莱特里前往俄克拉荷马州的塔尔萨（Tulsa）会见了1921年种族骚乱的幸存者，那次骚乱摧毁了“黑人华尔街”。对他们来说，过去并不是过去。奥格莱特里告诉我：“看到这些残废的、失明的、坐着轮椅的黑人妇女和男子，真是令人惊讶。我不知道他们是谁，为什么他们要见我。他们说，‘我们希望你在这场诉讼中代表我们。’ ”
俄克拉荷马州立法机构授权的委员会发布了一份报告，证实了那场暴乱的确发生过，而这份报告多年来一直被掩藏着。但这场诉讼最终于2004年失败了。迄今为止，类似的针对美国企业的诉讼也都失败了，比如针对安泰保险（Aetna，为奴隶投保）和雷曼兄弟（Lehman Brother，其共同创办的合伙人拥有奴隶）等公司提起的诉讼。这些结果令人沮丧，但赔偿活动人士指控国家所犯的罪行涉及的不仅仅是几个城镇或公司。这项罪行指控的是美国人民自己，在每一个层面和几乎每种形式中都存在。一项涉及全体美国人的罪行，应该在代表他们的立法机构中得到听证。
约翰·科尼尔斯的HR 40是该听证会的载体。没有人能够知道这样的辩论会产生什么结果。也许没有一个数字能完全反映出美国黑人数世纪以来的被掠夺情况。也许这个数字大到无法想象，更不用说计算和分配了。但我相信，公开讨论这些问题与可能产生的具体答案同样重要，如果不是更重要的话。一个询问它对其最脆弱的公民有什么亏欠的美国是在进步的，也是有人性的。一个故意无视的美国不仅忽视了过去的罪过，而且忽视了现在的罪过和未来一定会发生的罪过。比对任何非裔美国人开出的任何一张支票都更重要的是，赔款的支付将代表美国从童年纯真的神话中走向成熟 —— 具备了与其创始人相称的智慧。
2010年，那时还是普林斯顿大学博士候选人的雅各布·S·鲁格（Jacob S. Rugh）和社会学家道格拉斯·S·梅西（Douglas S. Massey）一起发表了一份关于当时的止赎危机的研究报告。在其驱动因素中，他们发现了一个宿敌：种族隔离。黑人购房者 —— 即使在控制了信用度等因素之后 —— 仍然比白人购房者更有可能被引向次级贷款。美国政府数十年的种族主义住房政策，以及美国企业数十年的种族主义住房做法，共同作用将非裔美国人集中在同一社区。就像半个世纪前的北朗代尔一样，这些街区充满了被主流金融机构隔绝的人。当次级贷款人去寻找猎物时，他们发现黑人像围栏里的鸭子一样等待着。
“富国银行（Wells Fargo）抵押贷款有一个专门针对黑人教会的新兴市场部门。”
鲁格和梅西写道：“高度的种族隔离为次级贷款创造了一个自然的市场，并导致风险较高的抵押贷款，从而导致止赎权不成比例地积累在种族隔离城市的少数民族社区。”
过去的掠夺使现在的掠夺更有效率。美国的银行明白这一点。2005年，富国银行推出了一系列财富建设战略研讨会，自称是“全国领先的少数族裔客户住房贷款发放机构”，邀请黑人公众人物参加，打造教育黑人如何创造“世代财富”的表面形象。但是，“财富建设”研讨会是盗窃财富的一个幌子。2010年，司法部对富国银行提起歧视诉讼，指控该银行不管黑人的信用状况如何，将他们都分流到掠夺性贷款中。这不是魔法、巧合或不幸。它是种族主义的具体物化。据《纽约时报》报道，宣誓书发现贷款官员将黑人客户称为“泥人”，将他们的次级抵押贷款产品称为“贫民窟贷款”。
前富国银行贷款官员贝丝·雅各布森（Beth Jacobson）告诉时报：“我们就直接去找他们。富国银行抵押贷款部有一个专门针对黑人教会的新兴市场部门，因为它认为教会领导人有很大的影响力，可以说服教徒们接受次级贷款。”
2011年，美国银行同意支付3.55亿美元来了结对其乡镇单位部门的歧视指控。第二年，富国银行以超过1.75亿美元的价格了结了其歧视诉讼。但是，损害已经造成了。2009年，在巴尔的摩，业主在2005年至2008年期间获得富国银行贷款的房产有一半是空置的；其中71%的房产位于以黑人为主的社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