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的巴士在深夜驶进纽约，这座城依旧昼夜不分地熙攘热闹着。人行道缝隙里的污水倒映着它的灯火通明，如污秽的地狱，也如艳异的天堂。半个世纪前，这座都会就已步入它的黄金时代。“二战”后，纽约成为世界的金融与文化中心。出版社高度集中于此，磁铁般吸引着作家。纽约是张爱玲美国生活真正的起点。1955年10月，她乘坐“克利夫兰号”到达檀香山，办理了移民手续，随轮船驶到旧金山，短暂停留，就乘火车来到了这里。

1954 年，张爱玲在香港英皇道兰心照相馆拍摄了这张经典照片。

她带着期待和抱负来到纽约。初到纽约，尽管不像狄更斯第一次到访纽约那样，受到纽约作家圈的盛大欢迎，但她作为一个知名的中国作家，也受到了美国主流媒体的相当关注。那时，她的《秧歌》刚在美国出版，好评如潮。1955年4月3日，《纽约时报》发表了两篇书评《无水的根》（Roots Without Water）和《时报推荐好书》（Book of the Times）。此外，美国《纽约前锋论坛》、《时代杂志》、《图书馆杂志》、《耶鲁评论》等刊物都发表了书评，公认她的小说写得不错。其中《纽约前锋论坛》的书评写道：“这本动人而谦实的小书是她首部英语作品，文笔精练，或会令我们许多英文母语读者大为歆羡。”

张爱玲很早就希望作品能被母语是英语的读者所接受。早在20世纪40年代的上海，她就为英文《二十世纪》（The Twentieth Century）写散文和影评，甚至在小时候她已说“要比林语堂还出风头”，且一向希望把中国文化介绍到西方。宋以朗评价她的大多数作品，都喜欢“处于一个抽离的位置，从旁观察”，“可能是她的本性，也可能跟她因‘市场需要’而刻意‘用洋人眼光来看中国’的习惯有关”。上世纪50年代，在香港的时候，张爱玲已开始借鉴林语堂、韩素音这些在美国用英文写作获得成功的中国人了。她相信自己的写作事业该在美国发展，于是便开始用英文写作。1955年2月20日致胡适的信中，她写道：“当初我也就是因为《秧歌》这故事太平淡，不合我国读者的口味——尤其是东南亚的读者——所以发奋要用英文写它。”

张爱玲在纽约下榻在哈德逊河畔的一个“职业女宿舍”，是一个基督教会提供给单身女性的容身之所。那是她在上海时的女友、已经在纽约定居的炎樱介绍给她的。她在《忆胡适之》一文中揶揄地写道：“是救世军办的，救世军是出名救济贫民的，谁听见了都会骇笑，就连住在那里的女孩子们提起来也都讪讪的嗤笑着。唯有年龄限制，也有几位胖太太，大概与教会有关系的，似乎打算在此终老的了。管事的老姑娘都称中尉、少校。餐厅里代斟咖啡的是醉倒在鲍艾里（The Bowery）的流浪汉，她们暂时收容的，都是酒鬼，有个小老头子，蓝眼睛白镑镑的，有气无力靠在咖啡炉上站着。”

我们来到纽约时，却发现纽约的“救世军”住所不计其数，即使在哈德逊河畔也有很多。曾有记录说她离开纽约时“结清了第87街女子宿舍的账目”。但如今的纽约地图上，已找不到第87街上的“救世军”。我向与张爱玲有过多次通信的司马新询问地址，他与赖雅子女关系甚好，探寻过张爱玲在美国的生活，也拜访过张爱玲在美国所有关系密切的人。他告诉我一个准确的地址：340 West 85th Street，临近河畔大道。20年前他曾去探访过，那里已经变成了美国志愿者组织办的“基督教女青年会”（Young Women's Christian Asso.，YWCA），但张与胡适博士见面的那个空旷的客厅仍然在那里。我们寻地址前往，楼仍是一栋8层高的棕色大楼，却已不再是YWCA，而变成了“布兰顿女子宿舍”。依旧是一个以便宜价格为女性提供栖身的地方，很多初来纽约，还没有固定居所的人暂居于此，虽然住宿的条件相对简陋——房间里没有独立的卫生间，只楼道里有两个公用的，但房内有一张单人床和一张书桌，颇像大学宿舍，也不失为体面的居住。

纽约340 West 第85街现在是布蓝顿女子宿舍，1955年张爱玲来时这里是救世军办的“职业女子宿舍”。胡适曾来这里看望张爱玲

还有一个公用的有两架钢琴的琴房，占据的是上西区不错的地段。张爱玲曾提到的那个大厅仍在。站在走廊上，沿着墨绿色的地毯的指引往里看，便是那个宽阔的厅了，这看到的还不够，进了大门，它还向左右两翼无拘束地铺开，乃至有点空旷。当年张爱玲就是在这里与胡适见第二面的。胡适来看她，她请他到客厅去坐，里面黑洞洞的，足有个学校礼堂那么大，还有个讲台，台上有钢琴，台下空空落放着些旧沙发，张爱玲看着“只好无可奈何的笑”。如今这个客厅，已不再是黑洞洞，夜晚，厅中央极简风格的球形挂灯散发着奶黄色的光，有几分暖意，还有宿舍女子正在举办活动。不过无论当年这里有多么不堪，有中国人涵养的胡适还是“直赞这地方很好”。坐了一会出来，他一路四面看着，仍旧满口说好，“不像是敷衍话”。

初到纽约，她不免伤感。10月，她写信给邝文美：“在上船那天，直到最后一刹那我并没有觉得难过，只觉得忙乱和抱歉。直到你们一转背走了的时候，才突然好像轰然一声天塌下来一样，脑子还是很冷静和超脱，但是喉咙堵住了，眼泪流个不停。”“别后我一路哭回房中，和上次离开香港的快乐相反，现在写到这里也还是眼泪汪汪起来。”但在她的美东生活乐章里，纽约的序曲其实是最带着生机与暖意的。她见到了胡适，《秧歌》大受他的赞赏，认为它“平淡而近自然”。她也见到了女友炎樱，两人还像在上海时那样在纽约逛街，一起去参加炎樱美国女友的感恩节鸭宴。那时张爱玲写纽约：“走出来满街灯火橱窗，新寒暴冷，深灰色的街道特别干净，霓虹灯也特别晶莹可爱，完全像上海。我非常快乐。”想必那时，她是心怀喜悦的，并想要在纽约宣告自己的才华。在纽约，她开始改写《十八春》下半部，易名《半生缘》。只是她开始察觉，与炎樱的友情渐渐淡漠。“大家各忙各的，都淡淡的，不大想多说话。”

我们从女子宿舍出来，沿街漫步。20世纪50年代的纽约，临近河畔大道的这一带，聚集着多少纽约文学的灵魂人物。

她已经翻译过华盛顿·欧文的小说，他是美国独立之后纽约的第一个作家。这是张爱玲与纽约文学人物的一次交汇。不过她觉得：“译华盛顿·欧文的小说，好像同自己不喜欢的人说话，无可奈何地，逃又逃不掉。”回过头再望女子宿舍楼，夜色中，我仿佛看到张爱玲送胡适到大门外，在台阶上站着说话，风从哈德逊河上吹来，胡适裹严了围巾，将脖子缩在半旧的黑大衣里，张爱玲只穿着件大挖领的夏衣，有点瑟瑟。两人都向街口露出的一角望去，带着些微笑，张爱玲记忆中看得见的哈德逊河的一角灰色河面，却在一个街区之外，未见踪影。我们走向一个街区之隔的河畔大道，哈德逊河迎面横陈。河水满满的，中心漂着许多锚定的帆船，一艘大拖船在夜幕下缓慢滑行。华灯初上，被秋雨打湿的河边小道上，跑步者、骑行者从身边穿行，另一旁的公路上传来汽车呼啸而过的沉沉的声音。

对岸，灯火星星点点；云低垂着向河面压去，远处，氤氲薄雾。那时的张爱玲，大概无暇顾盼纽约的意趣，只觉“仿佛有一阵悲风，隔着十万八千里从时代的深处吹出来，吹得眼睛都睁不开”。想到她这一句，悲凉似也穿透半个多世纪的时空，从云雾深处渗出来。闪耀着的都市丛林苍穹下，两柱幽蓝的光从布鲁克林大桥后升腾，在夜幕相交，如哥特式教堂刺向天空的尖顶，提醒我当下的所在。

曼哈顿东城81街公寓。1955年张爱玲来纽约后不久就拜访了居住在这里的胡适

刚到纽约不久，张爱玲就先去拜访了胡适。胡适住在曼哈顿东城81街的公寓，如今是暗红色的砖墙，与张爱玲所描写的“一排白色水泥方块的房子”有些出入。楼外面有纽约公寓典型的那种铁制安全爬梯，总令人想到《蒂芙尼早餐》沿这爬梯破窗进入同一楼作家房间的奥黛丽·赫本。入口处像遮阳篷似的罩着一个绿色的冠，像门洞里伸出的鸭舌帽的帽檐。在这幢上西区地段金贵却很普通的寓所里，他早已从大使的位置上卸任下来，赋闲在家。大陆正大规模开展批判胡适思想的运动。那是他一生“黯淡中苦行”的时光。

张爱玲的《秧歌》在这个时候进入了他的视野，而张则带着一种“如对神明”的仰视，执意来拜访“不大有人知道，没有林语堂出名”的胡适。向楼道里望，仿佛正看见张爱玲和与她同去的炎樱上楼，楼上便随之传来开门的声音——港式公寓的楼道、胡适太太的安徽口音、房间熟悉的陈设、杯中的绿茶，都曾让张爱玲产生了一种时空交叠的感觉。她后来又来过一次，坐在书房里，看着整个一道墙上的一溜书架，高齐屋顶，端坐而少言。胡适讲起大陆，说“纯粹是军事征服”，张爱玲顿了顿，没有回答，她永远是超然在外的，即使对胡适，也不随声附和。胡适立刻换个话题，建议她去哥伦比亚图书馆看书，张爱玲却笑了，她还没有到大图书馆查书的习惯，胡适马上又说到别处去了。后来，胡适邀请张爱玲感恩节去参加唐人街的聚会，但她刚从炎樱朋友家吃饭回来，路上吹了风，回到家吐了，只好作罢。胡适之后去救世军宿舍探访张爱玲，那是他们的最后一面。

1956年3月，张爱玲离开纽约，搬到新罕布什尔州的“麦道伟文艺营”。后来她还曾两次写信给胡适，请求为其申请写作基金做担保人，一次是1956年9月申请古根海姆基金，一次是1958年间，申请南加州亨廷顿·哈特福基金，胡适都欣然同意。在尚未见到胡适前，张爱玲曾从香港写信告诉他：“很久以前我读你写的《醒世姻缘》与《海上花》的考证，印象非常深，后来找了这两部小说来看，这些年来，前后不知看了多少遍，自己以为得到了不少益处。”12年后，张爱玲终于开始在麻省剑桥翻译《海上花》，一翻就是几年——在美国的生活印记里，胡适是她写作中一种必然的目光投射，是“停下来望着窗外一片空白的天”。

张爱玲在剑桥Brattle Street 83号的公寓。赖雅在这里去世后，她开始翻译《海上花》和修改《十八春》

此后，张爱玲又曾几次回到纽约。第一次是1956年4月，她提出延长在麦道伟文艺营逗留的期限，被拒绝后，她的营友允许她暂住纽约第99街空着的公寓。那段时间里，她发现自己怀了孩子——她在麦道伟文艺营遇到了德裔美国作家费迪南德·赖雅，相互投契，并去他的房中有了同房之好。她从纽约写信告诉了赖雅这个消息，但赖雅坚持不要孩子。在纽约，张爱玲在医院里做了人工流产手术。

也是在纽约，赖雅从纽约附近的萨拉托卡泉镇赶来，去她暂住的公寓探望她，并与她很快举行了婚礼。那段时间的张爱玲，是以什么样的心情寓居在纽约的？她真的如她所说，怀了孩子，并做了人工流产手术吗？她曾想过要孩子吗？当我在纽约熙攘的街头游走，这些疑问就升腾出来，萦绕不去，却在张爱玲的文字中寻不到答案的踪影。她曾经在《小团圆》里详细描写堕胎，做完手术，“翻江倒海的吐”，“看着抽水马桶里十英寸高的男婴，恐怖到极点，就冲下去”。但即使写堕胎，也没有写过堕胎之前女人的心理挣扎。

研究张爱玲的专家、著有《张爱玲学》和《张爱玲学续篇》的高全之告诉我，“在宋以朗出版的书信中，有一封邝文美给张爱玲的信，说‘我记得你曾经给我讲过堕胎这件事’，所以，张爱玲的堕胎，目前已是不被怀疑的一件事”。另一个佐证，就是张爱玲在麦道伟文艺营的两位营友曾写信给麦道伟在纽约的秘书毛莱尔·爱琳太太，信中提到，张爱玲“在纽约病得很重”。司马新为了考证这件事，曾花过极大的精力，也从赖雅的女儿霏丝（Faith）那里获得了大量一手资料。在他的《张爱玲在美国——婚姻与晚年》一书中，我找到了这句话：“7月14日，他们（赖雅与张）又在电话中通了一次话，赖雅得知怀孕一事是肯定的。他不久即前赴纽约。”高全之说，目前已出版的张爱玲的书信或其他资料中，“还没有记录表明，张爱玲就堕胎这件事与赖雅发生过争执，也没有张爱玲因为堕胎而后悔的文字记录”。张爱玲对于要孩子的态度，有一篇散文《造人》，或可作为佐证。“《造人》里有几句话：她认为一个孩子的成长，父母亲要提供一个有利的环境，否则孩子会很苦。所以，她对于要不要孩子，是有现实面的考量的，包括经济条件，看得很清楚。”

麦道伟文艺营大厅一角

与赖雅结婚后，他们一起在纽约待了两个月，一起观光了纽约市容。赖雅对纽约了如指掌。第一次世界大战时，他曾在《波士顿邮报》工作，去欧洲报道“一战”。回到美国，他便住在纽约的格林威治村，开始作为自由撰稿人。在20世纪20年代的纽约，他曾遇见过华莱士·史蒂文斯（Wallace Stevens）、辛克莱·刘易斯（Sinclair Lewis）和许多美国著名的文人。他多姿多彩的个性、渊博的知识和才华横溢的谈吐，让他成为很有魅力的人物。1926年，他的第一次婚姻结束后，他又在纽约布鲁克林住了很长时间。有了赖雅的陪伴，又在她所喜欢的纽约，可以想象，张爱玲的心境是曾欢愉过的，即使那时她也因将刚完成的《粉泪》（Pink Tears）书稿寄给了出版公司，结果未卜，焦躁而患得患失；即使赖雅在走楼梯时中了风，有了暮年的力不从心之感。1956年10月下旬，他们回到了新罕布什尔，不久却又再次回到纽约，约见张爱玲的出版公司，访问炎樱，与广播公司签约，在餐厅吃美味的晚餐，挑选约翰·华德的皮鞋和伍尔华斯的漂亮手套。至此后，纽约却成了张爱玲不可及的念想。

11年后，当已四处辗转过的张爱玲悄悄离开迈阿密大学，再次回到曼哈顿暂住两个月时，她带着的是病重已久的赖雅。疾病也已缠绕着张爱玲，她的眼睛开始出血。因“有些小毛小病要找医生，短期的公寓难找”，她就在71街Broadway（百老汇）找了一个公寓式旅馆，一边看病，一边写作，天天从下午忙到天亮，虽然想听唱片，也想去拜访在纽约的友人，都只好搁下来。夏志清在《张爱玲给我的信件》中批注道：“看样子她并无长期的医药保险，每有病痛必要到公家医院去找医生治疗，花费的时间特别多。情形已同后来在洛杉矶的那几年相仿：不断为了去医院、上诊所而浪费时间、消耗体力，身上那些病痛也就跟着变得更顽劣难治了。”但张爱玲依旧眷恋纽约，也未因任何原因松懈写作。於梨华的回忆中，张爱玲曾对她说：“不在意百老汇的纷沓嘈杂，在高楼上，望下来是车水马龙，熙攘的人间，各种气味，一点不妨碍她的写作。”她在上海，就爱在公寓阳台上听小贩的叫卖声和看电车叮叮当当地驶过，也喜欢西式糖果的味道和臭豆腐的强烈气味。都市中的公寓，是她“最理想的逃世的地方”。

定居纽约的渴望，就如复调，回旋在张爱玲早期的美东生活之中。她曾因此与想在英格兰小镇安定下来的赖雅争论。也成为她第一次在旧金山居住时离开赖雅，前往香港写剧本的部分动因，那一次旅行，打破了她与赖雅在旧金山所建的安稳之家的平静，后来他们又在美东相聚。后来住在华盛顿，她只认为那是个偶然的落脚，在那里过新年，她从电视上看的是纽约时代广场的午夜，华盛顿同时也鸣炮一响。直到赖雅1967年11月在麻省的剑桥去世，她在剑桥又待了两年，结束了赖德克里夫（Radcliffe）女子学院的研究，她才彻底离开了美国东部，飞往加州伯克利。

张爱玲与赖雅在华盛顿的第二个居所肯塔基庭院是政府提供给低收入退休者和残疾人的住房

 

临近新罕布什尔的基恩（Keene），纽约的繁华已退却于环绕着这座新英格兰小镇的山峦之外。眼前呈现的是完全不同的景象，天际线变得开敞，把远处的莫纳特诺克山峦与葱葱的树林吸纳进视野来。街上偶尔稀稀拉拉冒出几个人来，不像纽约人见过世面而世故的冷漠，热情地向我们打招呼，倒更提醒我们是异乡人了。向宾馆前台问去镇中心的路，不过二十来分钟步行，却千万叮嘱，“6点半天就黑了，真的没什么可看的。要早点回来！”住宅区小道边一栋栋稀疏的木头房子，到了黑夜，竟只有零星的几家透出一点光来，到处半人高的草丛里传来神秘的窸窸窣窣声，有点心悸。

坐落在新罕布什尔州基恩镇的图书馆。居住在彼得堡时，张爱玲与赖雅常到基恩购物

这寂寥让我想起张爱玲写旧金山卫星城，人都“大白天也像是自知犯了宵禁，鬼头鬼脑匆匆往里一钻”。大概因无事发生，又门可罗雀，走进一个书店，在这里住了70多年的店员老太太以随时可攀谈的姿态侃起小镇的故事。20世纪50年代，“这是个清一色的盎格鲁－萨克逊新教白人聚居地，对黑人很歧视。我想，一位亚洲人在这里会生活得很不愉快”。她尽量让自己像仅仅是在无意间提起曾去过巴黎，不过最后提到波士顿时，她又不假思索地赞叹道：“哦！那可是个大城市！”

 

1956年2月，张爱玲填写了寄往麦道伟文艺营（McDowell Colony）的申请书。申请书上她写道：“除了写作所得之外，我别无其他收入来源。目前的经济压力逼使我向文艺营申请免费栖身，俾能让我完成已经动手在写的小说。”她的第一部英文小说《秧歌》虽获如潮好评，却销路平平，未经再版，也没有为她带来很多的收入。不得已，她向基金会请求资助。麦道伟文艺营所在的彼得堡，离基恩40分钟车程，是以基恩为中心更边缘的小镇。我们驾车在柏树夹道的乡间公路上行驶，想到张爱玲不开车，来这里便颇费周折。她从纽约乘火车到波士顿，再转乘长途巴士到彼得堡市区，又雇了一辆计程车，七八个小时，才到市中心外数英里的麦道伟。

坐落在新罕布什尔州彼得堡的麦道伟文艺营，1956年张爱玲离开纽约后搬到这个作家和艺术家汇集的地方

我们穿过一片木头小别墅站立两旁的居住区，峰回路转处，一片树林的绿意扑面而来。向那林中继续行驶，就是麦道伟文艺营了。迎接我们的是停车道边两排参天的桦树，文艺营宽阔的营地就在眼前了。张爱玲来的时候，是冬末，地上还处处残雪，寒风凛凛。文艺营的乔纳森·戈雷（Jonathan Gourlay）在营地活动与办公楼的大厅里等我们。

大厅仍是几十年前的样子，像一个豪华大别墅的客厅，散发着上了年头的硬木的香气，复式的二楼装饰着有些古旧的木制柱子。进门处左侧一架钢琴，那是后来新添的，后侧靠窗处有一圈沙发。厅中央的那张台球桌，张爱玲来的时候便在了，正对大门的壁炉前，还有一圈棕色皮沙发，想必是个讨论艺术、聚会的好地方。大厅与饭厅是相通的，三张餐桌，食物就放在正中间的桌上。几人正坐在一张桌前聊天，大概在讨论各自的创作。科雷告诉我，20世纪50年代，这里的早餐颇受文艺家们称道，提供极丰盛的新鲜水果与蔬菜，“把他们都惯坏了”。想必正是在这个客厅与饭厅里，张爱玲认识了赖雅，也认识了后来曾经给她在纽约的生活提供过帮助的营友罗丝·安德逊和伊芙琳·伊顿。

文艺营是一个闭门写作的庇护所和隐居之地。戈雷告诉我：“营地的目的，是为了让文艺家远离世俗、人际与日常琐事的干扰，专心创作。为了做到这一点，文艺营为他们提供三餐与各种服务，为了不打扰他们的创作，午餐还会由服务人员特地送到每位营员的门前。”尽管张爱玲在申请信中提到经济压力的逼迫，但文艺营并不是个救济所。“来这里的人，有些已是知名作家，有些还未确立自己的名声。一些从事写作或艺术创作的大学教授，假期也会到这里来，避世一段时间，完成作品。”他专门为我们找了一份1956至1957年张爱玲在这里的那两期文艺营所有营员的长名单，名单里有很多美国文化史里的知名人物：20世纪著名的古典音乐作曲家、指挥家阿隆·科普兰（Aeron Copland），美国作家与剧作家赫伯特·库伯莱（Herbert Kubly），美国诗人玛格丽特·魏德玛（Margaret Widdemer）等等。也许，在某次聚会或早晚餐时，张爱玲也曾与他们相识并交谈过，与他们讨论自己计划在这里写的第二本英文小说《粉泪》（Pink Tears）。

穿过饭厅的门，是一个面朝200多亩大草坪的白色柱廊，草坪一小角落辟出一片菜园子，种菜、养鸡、取新鲜的鸡蛋。戈雷带我们从草坪间的小径穿过，草坪上两个电桩之间的场地，是用来举行文艺营的颁奖聚会，通常有250～300人来。今年获奖的艺术家是著名的德国裔作曲家冈瑟·舒勒（Guenther Schuller），但他却在宣布获奖后不久便去世了，颁奖典礼也就邀请了一些他的朋友来参加。

 

穿过草坪，便是图书馆了。老图书馆还保留着，只是在侧翼添了新馆。老图书馆并不大，有一个小型的演讲厅，厅里摆着约20张椅子，朝向讲台，作家与诗人们常会在这里向营员朗诵自己的作品。张爱玲或许并未在这里朗诵过，但赖雅应该有。当他还是一个孩子的时候，他就能按照他严格的德裔家庭传统，在生日或结婚仪式上即兴赋诗了。在他与张爱玲在这里相遇的42年前，他的作品就曾在这个文艺营这里上演过。1912年秋，他进哈佛大学攻读硕士学位，凭借一部《青春欲舞》（Youth Will Dance）的稿件，被乔治·贝克教授吸收到著名的戏剧研究组中去。在1914年召开的麦道伟戏剧节中，《青春欲舞》被选中上演。那时，张爱玲还未出生。

戈雷拿来两本张爱玲后来寄来的签名书：一本是《北地胭脂》（The Rouge of the North），1967年的第一版，伦敦Butler& Tancer出的；还有一本《秧歌》（the Rice Sprout Song），1955年Charles Sribner’s Sons出的。有些泛黄的扉页，她用清秀的小字向文艺营表达感谢，用的应是绿色墨水的签字笔。赖雅也送了一本《水手：戴维·法拉格特》（David Farragut：Sailor）（美国内战时期的海军联合舰队司令）。1956年，张爱玲居留文艺营期间，就在专心写小型长篇《北地胭脂》，这篇英文小说脱胎于《金锁记》，原题《粉泪》。1957年初，《粉泪》完稿，可出版她第一本英文小说《秧歌》的Scribner’s公司，却不准备选用她的第二部小说。这个消息对她是个不小的打击。因之有好多年，她把《粉泪》抛在一旁，从事其他的翻译写作计划。从香港回到美国后，她决定把《粉泪》改写成《北地胭脂》，1967年终于在伦敦出版，但却没有引起什么反响。

麦道伟文艺营给每位作家和艺术家提供一栋密林里的小木屋以便创作

文艺营占地很广，每位营员都有一个工作室，工作室是一栋独立的小木房子，40多栋，分散在森林中，相距很远，孤零零的，幽静私密，就像梭罗写《瓦尔登湖》的那座小木屋。有两座小木屋作为历史建筑被保存下来：一座是为爱德华·麦道伟（Edward MacDowell）所建，他是第一位受到欧洲和世界承认的古典音乐家；另一座则是桑顿·怀尔德（Thornton Wilder）曾经住过的小木屋，他的名剧《我们的小镇》（Our Town）很可能就是在这里写成的。这些朴素的房子里，只有满足生活最基本需求的一张床与一张书桌，有时有一台钢琴，有一种修道院般的纯净和虔诚。这样与世隔绝的隐居于大自然，却又少了张爱玲所爱的“市声”。

1956年3月13日，张爱玲在文艺营第一次遇见赖雅。第二天，两人有几分钟的小谈。赖雅觉得她庄重大方，又和蔼可亲。据司马新的考证，那次邂逅后的两天，猛烈的暴风雪袭击了这一地区，大家都挤缩在大厅中。张爱玲与赖雅在回廊上、营地成员互访时间以及晚餐桌旁聊天，彼此谈话逐渐深入。然后，他们开始互访对方的工作室，并肩坐在大厅中共享复活节正餐。

张爱玲将她的小说《秧歌》给他看，而赖雅则讲他生活中的奇闻异遇。那时的赖雅已65岁，且已数次中风，创作的生命力正走向衰竭。但我却不难想象，赖雅仍是非常有魅力的。他曾有过丰盈而自由的年轻岁月：哈佛的高材生，报道过“一战”，在巴黎、柏林、英国和土耳其旅居过，在好莱坞写过很多电影剧本；拜访过很多文学界的重要人物，例如詹姆斯·乔伊斯和欧查·庞德；曾为捷克记者和德国舞台导演移民到美国做保证人，其中包括贝托脱·布莱希特。他出生于富裕家庭，年轻时也从未缺过钱，稿酬优厚，丰衣足食，生活奢华，但他也因此被纵容，挥霍无度，以致老年居无定所。

在好莱坞时，他就将他才华横溢侃侃而谈的天赋在众多鸡尾酒会上发挥得淋漓尽致，他的风采与幽默让他到处受到欢迎。后来张爱玲告诉炎樱，与赖雅的婚姻“虽不明智，但却不乏激情”。又曾在给朋友的信中提道：“我不看他写的东西，他总是说：‘I am good company’（我是一个好伴侣）。因为Joyce（乔伊斯）等我也不看。他是粗线条的人，爱交朋友，不像我，但是我们很接近，一句话还没说完，已经觉得多余。”

从文艺营出来，立即就到了彼得堡镇上。几乎是巴掌大的小镇，穿过一览无余的几条街，过一条河，就出了镇中心，到沿山路而建的住宅区了。张爱玲与赖雅结婚后，又回到文艺营，享受了一段相对平静的时光，其间，赖雅的病不断发作，令张爱玲惊惧和崩溃。离开文艺营后，赖雅在松树街（Pine Street）25号找到了一家公寓。我们找到那家公寓，一栋三层的白色小楼，既然叫公寓，里面应该有几家住。前去敲门，无人应答，门上的蜘蛛网有种人去楼空的破败感，不过楼背面正在修建楼梯，也许是在修葺中。

张爱玲与赖雅在彼得堡松树街（Pine Street）25号的公寓

在这所公寓里，赖雅与张爱玲过着简单的生活。赖雅习惯早起，张爱玲习惯夜间工作，早上起得晚。不写作时，赖雅去杂货店购物，去银行、邮局或做家务，张爱玲则协助他做些简单的饭菜。两人平时主要的消遣就是阅读，有时也会在林中散步。

离他们10分钟步行路程的镇中心，就是彼得堡的图书馆，规模很小，大多是通俗小说与儿童读物，分类基本就是“虚构”与“非虚构”两类。他们有时向州府康考特（Concord）转借图书，其实那也是个密度稀松甚至有点荒凉的寂寥小城。不过，张爱玲应该不会太介意，她爱看被赖雅戏称为“垃圾读物”的通俗书。镇图书馆的管理员翻给我看当地唯一的一份双周刊报纸，用一整版介绍了新开张的一家新餐厅“太阳花”，这是一件大事，意味着镇上的寥寥几家餐厅又多了一个。

彼得堡小镇图书馆的一角。张爱玲与赖雅曾来这里借书

彼得堡虽是保守的罕布什尔州中的“多元文化绿洲”，但因缺乏规模与密度，时间也就松弛，仍旧是令人迅速乏味的。镇上只有一家电影院，依旧是张爱玲与赖雅爱去的那家，可见小镇半个多世纪来并未有过扩张的冲动。我们到的晚上，不大的电影院正在播放一部讨论畜牧业环境伦理的纪录片，镇上的人似乎都在这儿冒了出来，红沙发的电影厅里一大半座位有人。当年，张爱玲与赖雅在这里看了很多部电影。他们当时看过的电影包括：《甜姐儿》（Funny Face）、《林白征空记》（The Spirit of ST Louis）、《金玉盟》（An Affair to Remember）、《成功之甜妹》（Sweet Smell of Success）、《卡拉马佐夫兄弟》（Brothers Karamazov）、《迷魂记》（Vertigo）、《环游世界八十天》和《恐惧突围》。张爱玲很爱看《恐惧突围》。从电影院出来，经过镇上仅有的两家酒吧，里面人声鼎沸，仿佛所有晚上没什么事可做的人都挤到这里来消磨时光了。

小镇彼得堡唯一的一家电影院。张爱玲与赖雅在这里看了很多部电影

张爱玲当时的心境，也就很容易理解了。当她得知《北地胭脂》不能出版时，很沮丧，病倒在床数天。退稿信里最激愤的一封，来自Knopf出版社的编辑。大意是：“所有的人物都令人起反感。我们曾经出过几部日本小说，都是微妙的，不像这样悲惨。我倒觉得好奇，如果这小说有人出版，不知道批评家怎么说。”后来她又对这部自己也不满意的小说大改特改，并分析小说失败的原因说：“与从前的环境距离太远，影响很坏，不像在大城市里蹲在家里，住在哪里也没多大分别。”

她不甘困于这个枯寂小镇的无名。有一次睡觉，她梦见一个有名的作家取得了极大成功，而自己却很丢人，醒后大哭起来。但赖雅喜欢他可爱的彼得堡。1958年春，张爱玲与他计划未来迁居的事，赖雅更倾向于在能远离城市的喧闹与拥挤的彼得堡居住，他甚至觉得彼得堡清静的村落，远胜波士顿。而张爱玲更习惯城市的热闹。她理想的定居地是纽约或至少其他的大城市，认为那里的机会比这个偏远的小镇要好得多。司马新记录道：“有一个夜晚，文艺营主管的妻子肯特尔太太来访。在谈话中这位太太也承认她恨透了彼得堡，她觉得运气不佳，陷在这里拔不出来。张爱玲马上同情这位太太，并发泄自己对此地的厌弃之情，这使赖雅很懊恼。”但赖雅最终决定迁居。张爱玲比他年轻了近30岁，生命正如日中天，而他，已意识到自己正走向死亡，他必须做出让步。

新罕布什尔州小镇彼得堡的夜景。张爱玲不喜欢这里枯寂的小镇生活，但赖雅想在这里安定下来

然而，彼得堡的确给了张爱玲美国生活中难得的一段岁月静好与现世安稳。1958年她的生日，早晨下着雨。一位联邦调查局的人员来访，查核赖雅的债务问题，但这并未影响心绪。下午，天放晴了，两人一起去邮局寄了几封信。回来小睡片刻后，他们吃了点肉饼、青豆和饭。张爱玲打扮了一下。一起到电影院去看电影，那天上映的是《刻不容缓》（No Time for Sergeants），他们看得开怀大笑，笑出了泪花。在瑟瑟秋夜中，他们步行回家，把剩下的饭菜吃完。晚上，她告诉他，这是她有生以来最快乐的日子。那天，她38岁。

在彼得堡，张爱玲认识了一位“女巫作家”，替她看手相，告诉她“只能静等机会，自己发动的事情不会成功”。在给邝文美的信中，张爱玲说，“似乎灵验”。她一直对神秘的东西感兴趣。她爱卜牙签牌，也曾说：“我的确有一种才能，近乎巫，能够预感事情将如何发展。我觉得成功的一定会成功。”不知在那时，张爱玲是否预见过此后的命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