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烟记事（360） 一地鸡毛

【我在畜副队又蹲了五天，然后回到分场部，参加分场工作组和总场工作组的碰头会。会议由程场长主持。他脑门上贴着块纱布，是在二队搞排水时让人拿锹戳的。说起这个队他就来气：“周宝庆很不像话，职工提了58条意见，检查几次都没有通过。我们召开支委会，分析了他的认识问题，认为存在着‘四不要’：不要政治、不要工会、不要民兵、不要妇女。对上抗，对下压，以定额来代替教育。自己是扛长工出身，却忘本，对职工缺乏阶级感情，多吃多占。让尤特到打渔队送东西，回来专门绕个大圈子给他带草。多领白面，职工有反映，他扬言道：‘你们这些穷光蛋，见过什么？我家里还有大皮箱子、毛料裤子！’

“二队的封建迷信也很猖獗。司务长的母亲是个神婆，有名队员说夜里梦见死去多年的妈，她就叫他扎个纸人，到十字路口烧掉。邻居家小孩发烧抽疯，她拿一块红布、一把菜刀跑去‘治病’，幸好人家没听她的，赶紧送总场医院了。司务长自己贪污：打一斤酒，往酒缸里兑一斤水。卫生员问题也很大：谁给他吃碗面条，送只野鸡，他就给谁打病号条。老婆在外面吹牛：‘我家炒一个菜就用半两油！’一名职工爬到顶棚上看，只见厨房里放了很多瓶瓶罐罐。他发现后，往上面撒了一层白灰。家里一共两个姑娘，还没出嫁就都怀孕了，哼！

“思想政治工作主要由指导员负责，周宝庆的问题是和指导员闹不团结，导致二队风气不正。指导员也缺乏原则，把一个25岁的盲流介绍入团，还给介绍媳妇。盲流却看不上眼，到养鸡场认了个22岁的同乡当干姑娘，这叫什么事？指导员还把伙房做饭的评成‘五好炊事员’，职工意见很大。伙房最少的时候只有两人吃饭，我们去是八个人，外加五头猪，‘八五一十三’，都由这个炊事员喂，九顿饭倒有四顿是生的。司务长和指导员都排名在伙房吃，打了饭拿回去喂鸡。

“这些事情周宝庆通通不管。他外号‘老泥鳅鱼’，一把抓不住。我这回蹲点，下决心要治治他，专门开了队务扩大会议，批判他的错误。批完他就病倒了，我还得上门看他。眼下就要春耕了，全队150多号人都指望他。唉，他这个人，就是只抓生产，不关心政治。本来我想把二队树为典型——二队常年盈利，去年达到6万元，是五分场最高的。可我找他谈了两次话，他没一点兴趣，只要我别再提高他的承包指标了。我知道这件事他对我有意见，本来承包指标一定三年，但是前年二队超额完成利润两倍多，成为全场的大卫星。其他分场有意见，反映到老场长那里，把我叫去好一通提撸，说我不懂种地，二队那么好的地，旱涝保收，咋能定这么低的指标？结果按照实际完成利润调整了二队的承包指标，这在全场也是蝎子拉屎独一份。周宝庆对我意见大了去了，但事情闹到这一步，还能由我做主？本来嘛，这家伙也是打埋伏打得太多了，才会被老场长逮住。去年二队又超额完成了1万元利润，说明新指标定的不算太高，但风头被一队抢了，因为一队向来亏损，只需打平就可以完成任务，最后却盈利10500元，超额奖拿得比二队还要多点。这件事确实弄出来一些矛盾，二队的人普遍不服，但周宝庆是队长，总要讲点政治觉悟、顾全大局才对，哪能跟我甩马蹄袖呢？”

我笔走龙蛇，在《工作手册》上记了满满两页，暂不知拿这些干嘛用。我虽然没见过周宝庆，但他的形象在我脑中迅速膨胀起来，把之前两位队长都挤掉了。

程场长面前放着洪秘书泡好的一杯浓茶，但他碰都没碰，继续发泄对下属的不满。这些事情原本也是“四清”的内容，所以算不得跑题。我只是惊讶于他的竹筒倒豆子，一点也不把总场工作组当外人。

“下面按顺序说，我们这趟最先去的是四队。这个队去年盖了三栋房子，住进去12户，包括队长、指导员、副队长、统计员、机务排长等大小队干，只有一户是老职工陈玉田。陈玉田到年底病故了，队里就把家属往外撵。指导员上门做动员，让寡妇带着三个孤儿搬到草屋去，腾出房子给核算员住，说他家人口多。职工反映强烈：‘照这么说，指导员只有两口人，首先得搬出来。’

“再说三队。这个队是去年唯一的亏损队，主要因为不抓水利，造成一半耕地被淹，受到分场严肃批评。入冬以后，全队145人全部拉去搞排水，但由于工地太远，时间都搭在路上，每天只能干5个小时，工效很低。另外——胡干蛮干！随便发雷管和炸药，瞎炮很多。分场工作组去视察，个个提心吊胆。指导员水平差，一讲话就骂人，并且信口雌黄。有次在职工大会上跟队长瞎白活：‘老宁，你看我这眼皮一拽，一拃多长，都收不回去了。老啦，四十多啦！’‘中央有位首长说，要杀一批地富子弟。你们底下一些人脖子不要太痒，给我老老实实干活！’这个队评了红旗也不带到工地上，有的干部还在上工时间打野鸡。

“至于畜副队，主要是没有政治挂帅，唯利是图。种猪完成本队的配种任务后，还要对外出借，收费作业，造成精液质量下降，母猪难以受孕。这都是马本昌干的！别的队向我告状，说他的种猪尽放空炮，耽误了母猪怀孕，要求退款并赔偿损失。他见了面还跟我矫情，说畜副队猪丁兴旺，证明他家种猪没问题，是人家母猪不行。哼，这个老滑头！种牛和种马则正相反，因为配种任务不多，老关在圈中，导致缺乏运动，身体素质还不如耕牛和驭马，这样下去，还能配出什么好种来？这个老马，就是急功近利，嫌一运动就要消耗草料，还要找人放牧，增加成本。我跟他讲‘养兵千日，用兵一时’，他跟我摇头摆脑。一天到晚净琢磨他那几个指标，才会干出这样的蠢事来！

“渔队也有同样的问题，守着个七里杏，不好好干活，整天琢磨着收费敛财。渔船、渔网都对外出租，打着了鱼他们分七成，等于把渔场转包给了其他单位，自己从中渔利，这还叫社会主义农场吗？说实话，从一开始我就对‘包定奖’有意见。产值效益上去了，可是政治觉悟下来了，人心也散了。以前搞会战的时候多来劲，插红旗、拔白旗，个个奋勇争先。可现在，无利不起早，分场派点什么活，都要跟我讨价还价。

“我今天讲这些，算是自曝家丑，不过我相信其他分场也有同样问题，甚至比我们还要严重。五分场总的说来，还是保持着艰苦奋斗的作风，但这种作风应该发扬光大，而不是越搞越少。我这次下去转一圈，唯一感到满意就是一队。他们的机务排在修拖拉机时，专门找一个人站旁边大声念毛著，干活的职工听到毛主席的话，不光干劲倍增，而且心明眼亮，不会拿错零件、修错机器，所以工效一下就上去了。这是他们法宝，我想也应该成为所有各队的法宝。任何时候，我们都不能忘了自己的阶级属性，忘了我们屯垦戍边的光荣使命。这是王震老首长的谆谆教导。当年到这里设点的时候，他亲口对我们说：‘不管穿不穿军装，你们都要记住，自己是一名战士，毛主席的战士！’”

程场长讲到后面，不光慷慨激昂，而且话中透出几分严厉来，让总场工作组有些坐立不安。曹副科长是组长，迅即代我们表态：“程场长提出的问题很尖锐，也很重要。事实上，垦局已经注意到了这个问题，今年下发的两份文件专门强调要突出政治。农场不是农村，不能搞三自一包，更不能搞单干。我这几天在二队蹲点，也感觉到一些不良现象。比如基建队脱坯搞计件，完成定额便回家种园田地，这样做肯定是错误的。评工记分必须思想领先，政治挂帅！”

老曹的话让我想起了邓子恢的报告。“邓老”是主张计件劳动的，只要完成包干任务，“早下地晚下地都可以，死任务，活时间，上工不要敲钟了。”我当时看完就觉得，他的想法或许在农村的生产队里能够推行，但与国营农场的兵团作风格格不入。石涛、文守道这些干部恨不得把每个农工最后一点剩余时间都榨干，哪能容忍你提前收工？二队的搞法确实有些自由散漫了，但话说回来，这也是因为总场言而无信，调高了他们的承包基数——“超额奖”已没多大吸引力，还不如早点完成定额，回家收拾园田地去。

程场长咕咚咕咚喝下半杯茶，开始谈论五分场今年的生产经营工作，柴米油盐酱醋茶，一样都不少，比起张佑林的队务会来，繁难十倍不止，直开到夜里11点，才勉强打住，我的手都快抽鸡爪疯了。

程场长略显疲态，喝完茶杯里剩下的水，开始做总结发言，腔调却与之前大不相同：

“说了这么些，队干也不容易，‘四清’已经洗了几回澡，身上的泥搓去不少，连皮都搓掉了一层。不少人做检查时挺老实，到了台下也是牢骚满腹——工作劳累过度，把身体都搞坏了，现在还要退这个赔那个，大部分都吃了用了，到哪儿找钱去？一些干部平时管得比较严，个别群众不满，趁着‘四清’对他们搞人身攻击，这也是有的。我的意见是：检查要充分，处理要谨慎，尤其是退赔，更要考虑个人的承受能力。中央新近下发了23条，我看也有这方面的意思。不能把干部都推向对立面，那样还找谁干活？现在搞‘包定奖’，卡定额，没法不得罪人，就连张佑林都跟我说不想干了，弄了个破汽油桶回家喂猪，到现在还没检查完，精神压力太大，连带着胃溃疡也越来越严重，宁愿去当普通农工，只要我批准——我他妈能批准吗？！就这几个队长撑着，全躺倒了，我一个人跳光杆舞啊！

“当然了，毛病都有，群众意见大多也是对的，必须改正。但‘洗手洗澡’之后，还是要‘轻装上阵、团结对敌’。五分场没几个阶级敌人，最大的敌人是大自然，是桃花水，是杂草害虫。大家必须拧成一股绳，才能团结对敌。其实大家原先挺团结的，只是搞了‘包定奖’以后，我和几个生产队长站到了对立面。我代表分场，跟他们签责任书，成了合同关系。以前令行禁止，现在讨价还价，对此我一直没有完全适应。我说这些，并不是反对农场改革，而是自我检讨。作为分场长，我必须改进工作作风，把各个生产队紧密团结在一起，保证完成全年的生产任务！”

程场长讲话还是有水平，撒得开去，收得回来。我辛苦记录下来的这些内容，拿回去剪裁加工、穿靴戴帽，足可以搞出一篇像样文章了。】

2022-1-1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