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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无论传统和现代,只是“控制”和“反控制”而已(略谈香港新亚书院)

其实,无论传统和现代,只是“控制”和“反控制”而已(略谈香港新亚书院)

博客

毛澤東在1949年8月14日發表的评論《丢掉幻想,准备斗争》中,抨擊了胡適、傅斯年、錢穆,称“为了侵略的必要,帝国主义给中国造成了数百万区别于旧式文人或士大夫的新式的大小知识分子。对于这些人,帝国主义及其走狗中国的反动政府只能控制其中的一部分人,到了后来,只能控制其中的极少数人,例如胡适、傅斯年、钱穆之类,其他都不能控制了,他们走到了它的反面。学生、教员、教授、技师、工程师、医生、科学家、文学家、艺术家、公务人员,都造反了,或者不愿意再跟国民党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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短短讲话,强调了三次“控制”,“为人民服务”,办学---原来最终是为了“控制”。不愿被控制的--都属于“造反”份子。

留下的、愿意跟共产党走的,是否个个如郭沫若等心甘情愿被“控制”呢?似乎只有一个陈寅恪不愿被控制,拒绝上京-----除非可以不参加政治学习。这个学界泰斗的结局,不用多说了。

至于其他的大师、泰斗、名家,几十年来,忙于开会、检讨、批斗、揭发、改造、劳动、平反、歌颂。。。被“控制”的服服帖帖----即使一直”在主流文化圈内“,只是便于圈养、便于控制而已。能保命就不错了(如钱钟书沈从文)---你还指望他们在被控制中对中国传统文化继续做出贡献?指望他们在控制中培育新一代中华传统文化的新人----继续被控制。。。?

”没有学术自由,哪能谈到学术?“-----胡适说错了吗?

再看看茶轩各路精英的高见和奇论,连不学无术的我的胡乱发言都畅通无阻----还不是大家远离“主流文化圈内”不愿被“控制”的成果?

香港的学术圈子很小,离“主流文化圈”很远很远-----可是,知识和思想是没有国界的,遥远的马列--不是在中国落地开花了?(开成怎样的花且不去说它)。住在中南海旁边的史迷老兄---也不见他对中央核心精神领会得强国上海的姚文元和王沪宁?

也就因为远离时刻“准备斗争”的中心,台湾和香港的知识分子和传统的教育,才能免于被控制、被斗争,也许在中华历史中不算是了不起的贡献----但是,相对“主流文化圈内”遭到的全面控制、肆意曲解和恶毒破坏------从个人、从地区、从文化、从历史来说----仍然是不幸中的大幸吧?

有些人不屑地说:香港,只是旧生活。。。什么文化不是来自生活?

北京上海洛阳西安的各阶段的“新生活”,能代表“主流文化圈内的哪方面呢

阿城去过香港和台湾,说,台湾人过着民国的日子;香港人过着清朝的日子,大陆人过着共和的日子。。。。。。香港的校服一直有旗袍;礼仪廉耻的教育,台湾和香港都没有停过;孔子像也不曾倒了又竖,竖了又倒。。。。

74年,不愿被“控制”的我,来到香港。国内来信问我有粽子吃么--我问他:上海有赛龙船么?重阳有登高么?

大叫“殖民主义是非常毒害性的”---更是打脸了:共产党的理论和思想,全是洋人殖过来的东西。-----没有半殖民的上海租界的保护,哪有什么“建党伟业?”周公馆“能在上海领导斗争---还不是因为座于法租界的思南路?---有毒害是自然,但是,也不要太绝对吧?红帝毛主席都说要”一分为二“嘛。。。

 

被老毛点名的钱穆,不愿被中共“控制”,“造反”了,逃去香港开创了“新亚书院”。

我的启蒙老师TTW,60年代初,就读于“新亚”艺术系,师从王己千、丁衍庸。。。

74年,我混进新亚艺术系业余学素描--画了第一个、唯一的一次石膏像。。。

77年,为新亚历史系高材生欧阳伟健拍了他唯一的毕业典礼照(下图);

78年,新亚新闻系才子麦世文在香港话剧团公事,后来他成温哥华电视台主持;

79年,为新亚校歌作曲的音乐家黃友棣写生人像;

80年,新亚新闻系留德才女作家莫圆庄亦师亦友公事《中报》;

89年,新亚新闻系才子亚洲周刊主编何良懋介绍了我的作品。。。

我没资格、没运气读新亚书院,可是,好像与"新亚"很有缘。与中国“主流文化圈”却不怎么有缘。。。。

可能是包含下列内容的图片:2 位用户和一群人站着

位于沙田马料水的中文大学新亚书院:

新亚书院- Wikiwand

附件:介绍新亚书院:

(ZT)1949年中國大陸政權易手,張其昀南渡香港決定創立學院,隨後由跟隨廣州私立華僑大學遷移到港的錢穆唐君毅張丕介等學者辦理,當時名為亞洲文商學院(即亞洲文商專科夜校)[1][2],並租用九龍偉晴街華南中學校三課室在夜間上課,後於1950年3月改組並易名為新亞書院。[3]其教育宗旨在於「上溯宋明書院講學精神,旁採西歐大學導師制度,以人文主義之教育宗旨,溝通世界中西文化,為人類和平社會幸福謀前途。」與此同時,聯合書院亦同時借用此校舍部分區域,以開辦夜間兼讀制課程(原稱聯合書院第二校,後併入同樣由聯合高層開設的聯大書院)。

1950年,新亞書院得商人王岳峰先生資助遷入九龍深水埗桂林街校舍[4]。書院初創時期經費不足,院長決定親赴臺灣尋求協助。1950年冬,錢穆赴臺會見中華民國總統蔣中正,請求資助。蔣總統於1950年命國民黨中央改造委員雷震赴港調研,中改會於同年12月11日舉行會議,決議「支持錢穆在港創辦之新亞學院,請由教育部予以協助」。結果,蔣總統允諾從總統府辦公費項下每月撥款港幣三千元支持新亞書院辦學,至1954年新亞書院獲美國雅禮協會撥款資助後停止。1953年秋,創辦新亞研究所。校舍於1956年遷入九龍土瓜灣農圃道[5]

新亞書院獲多名當代大儒雲集教學,每人都足以成為一代宗師,包括中華民國國軍少將、臺灣東海大學教授徐復觀;中華民國憲法之父張君勱;臺灣學術泰斗牟宗三(傳承弟子,臺灣東海大學首屆榮譽教授蔡仁厚也為新儒家重要人物);中華民國政府行政院教育部次長吳俊升;民國著名詩人和書法家曾克端;歷史學家、中華民國行政院農林部長左舜生;甲骨文專家、中華民國國立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前所長董作賓;國學家饒宗頤;中華民國廣東省政府委員、諾貝爾文學獎委員會的推薦人羅香林;現代哲學家李天命;佛學大家羅時憲、霍韜晦 。

其中唐君毅、牟宗三和勞思光被喻為「香港人文三老」,俱為香港中文大學教授。

新亞書院為當代新儒家的重鎮。新儒學八大家中多數是新亞書院教授或香港中文大學的教授(如哲學系的劉述先教授)。書院以中文教學,並教授官立學校所缺乏的中國文化課程,並因而獲視為中國儒學的復興基地,以及宋代書院文化的延續。

錢、唐、張諸位先生以復興中國文化為己任。1949年,把新亞書院的校慶定於10月10日中華民國國慶之日,並在新亞書院高掛中華民國國旗,即青天白日滿地紅旗。1960年,香港政府教育司署正式禁止新亞書院於中華民國國慶兼校慶期間高掛中華民國國旗。錢穆為了此事,特地提早一個月回校斡旋。翌年,新亞書院將校慶由10月10日改成9月28日孔子誕辰。

 

新亞書院校訓為「誠明」,語出《中庸》。《中庸》:「誠者,天之道也。誠之者,人之道也。」又說:「自誠明,謂之性。自明誠,謂之教。誠則明矣,明則誠矣。」

校歌[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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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亞書院校歌《新亞校歌》由創校校長錢穆作詞、著名作曲家黃友棣作曲,G調4/4拍[9]

山巖巖,海深深,地博厚,天高明,人之尊,心之靈,廣大出胸襟,悠久見生成。
珍重珍重,這是我新亞精神。
珍重珍重,這是我新亞精神。

十萬里上下四方,俯仰錦繡;五千載今來古往,一片光明。
十萬萬神明子孫1,東海西海南海北海有聖人。
珍重珍重,這是我新亞精神。
珍重珍重,這是我新亞精神。

手空空,無一物,路遙遙,無止境。
亂離中,流浪裏,餓我體膚勞我精。
艱險我奮進,困乏我多情。
千斤擔子兩肩挑,趁青春,結隊向前行。
珍重珍重,這是我新亞精神。
珍重珍重,這是我新亞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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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 文学城-江上一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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