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尘封档案】系列之185：“华东八室”之513特务案(大结局)
【尘封档案】系列之185：“华东八室”之513特务案(四)
本文转载自公安月刊《啄木鸟》2023年第06期
作者：魏迟婴、东方明
第二十二章、 “二十一号”老熟人
刚下火车时，陶庸君并未感受到背后那两个家伙阴冷的目光，但“华东八室”侦查员是何等人物，查氏兄弟这类货色，还真没资格跟陶庸君较劲儿。
检票出站后，陶庸君那份敏锐的直觉起了作用，意识到可能有人盯梢。因为对方是两人交替跟踪，而且混在其他出站的旅客之中，陶庸君只是怀疑，暂时还无法确认。直到他乘坐的黄包车抵达润州山路的“盖胜红汤面馆”，他终于铆准，自己确实是被人盯上了，“尾巴”有两个。
观其盯梢的方式，显见不是新手，但其所施展的手段却不太规范，估计是匪盗出身的主儿。他们为什么跟踪我？又是什么时候跟上的？陶庸君想看看对方打算耍什么花招，于是吩咐车夫在面馆门口停车。
进了饭馆，陶庸君找了一个角落的座头。两个跟踪者之一也进来了，坐在靠近门口的位置。陶庸君也不管他，自顾叫了一碗面，随便对付几口，心里寻思着往下该去哪儿。他在镇江有两个落脚点——市公安局和四牌楼“恒泰旅社”，这两处都不能让盯梢者知晓，那就只有考虑另一个去处了。
陶庸君有位师兄名叫季靖，曾是上海滩颇有名气的武术高手，得师父真传，被师父指定“代师授徒”。陶庸君拜师伊始，就是由这位师兄传授基本功的。后来，季师兄的妻儿清明去浦东扫墓，过黄浦江时遭遇船难，悉数身亡，悲痛之下觉得人生无趣，便去镇江竹林寺出家为僧，如今法名唤做“悟世”。之前甄主任让陶庸君来镇江调查许秋琴母子失踪一案，用的是他生病休养的由头，当时他就对甄主任说过，正好可以去看望在镇江竹林寺出家的师兄，顺带着讨教养生祛病之法。稍后发生丁丰命案，他就把此事丢在脑后了。
现在自己身后多了两个“尾巴”，以陶庸君的能力，想摆脱他们轻而易举，可一日摆脱，没准儿就再也见不到他们了。我得弄清这是怎么回事呀！于是，陶庸君决定先把他们“带”到竹林寺再说。
陶庸君招呼跑堂结账时，眼角余光瞥见两个跟踪者之一(即查应升)正在加快进餐速度。他不慌不忙起身出了店门，看到另一跟踪者正从马路对面那家车行里把一辆自行车推出来，想必是租来准备继续跟踪的。片刻，一辆出租马车蹄声笃笃，缓缓驶来，他举手招停，上车时故意大声吩咐车夫:“去竹林寺！”
竹林寺位于镇江市西南近郊，始建于一千五百多年前的南北朝时期，是当地有名的一座古刹。陶庸君的师兄悟世法师在此出家已有整整二十年，据说他自从进入这座古刹后，就再也没出过山门，可见其削发为僧心意之虔。当年陶庸君打入“七十六号”，曾赴镇江出差三次，其中一次有点儿空闲，特地前往竹林寺看望师兄。不巧，悟世正在闭关期间，未能见成。今天，这个愿望终于得以实现。
年过五旬的悟世法师见到当年的小师弟，自是大喜，两人在寺院后院的竹亭里饮茶漫谈。陶庸君没说自己这二十年间在做些什么，悟世法师修炼多年，严守出家人的清规，不问世事人情，两人谈的是武术、医道和养生。陶庸君说起最近到医院检查身体，发现自己患了俗称“痨病”的肺结核，悟世法师给他诊了脉，捻须颔首:“师弟宽心，此病无妨。”
到镇江这些天来，陶庸君没多少时间考虑自己的病情，偶尔想起，心里多少有些沉重。倒不是怕死，而是担心这病生得严重的话，有可能影响自己在“华东八室”的工作。陶庸君知道师兄的道行，此刻听师兄如此一说，顿时轻松了不少。
在竹林寺盘桓了三个小时，陶庸君方才告辞，悟世法师与他执手并肩，把他送出山门——这是悟世法师二十年来第一次步出山门，可见这对武林师兄弟之间的情义。
陶庸君还没走出寺庙前的广场，就瞥见查氏兄弟双双站在一棵大树下面，旁边停着一辆马车。
陶庸君心里冷笑:我还担心你俩等得不耐烦先走了呢，呵呵，现在看来，我们这个交道真要好好打下去了！
陶庸君拜访师兄这三个小时，查氏兄弟也没闲着。之前陶庸君进面馆时，查应升、查应发两个不知道这家面馆是否有后门，也不知陶进面馆之举是纯粹饿了想吃饭，还是已经发现被跟踪，借吃面之机开溜。
兄弟俩商量片刻，查应升让老弟去对面车行租一辆自行车，以防陶庸君突然招辆车就走。他自己则跟进面馆，叫了碗面条，边吃边盯着陶庸君的动静。
陶庸君吃罢结账出门，招了一辆出租马车，查应升跟出来，正好听见陶吩咐车夫去竹林寺。查应升寻思得赶快报告“513”，老盛的落脚点他们并不知晓，但老盛曾告诉过他们一家命馆的地址以及一个接头暗号，一日有急事需要联系，可以去找命馆的曾先生。于是他让老弟骑车去命馆向曾先生报告，自己则拦下一辆马车继续跟踪。
却说查应发去命馆见到曾大全报出暗号，曾大全马上反应过来，这就是老盛发展的丹阳那对兄弟之一了。
听查应发介绍了陶庸君的情况，曾大全顿时来了兴趣:这人曾供职于上海租界洋人开的照相馆，必定会说英语，这倒是眼下急缺的人才。照相器材都是舶来品，料想他看惯了七七八八的洋文说明书，刚收到的这两件高科技杀器的洋文说明，应该也难不倒他。另外，这主儿在“七十六号”当过少尉特务，而且受到陈璧君的器重，即使抗战胜利后洗手上岸，躲过国民政府的追究解放后共产党也不会放过他。可如今他却啥事儿没有，还能拎着礼品到处溜达，说明他跟“513”众兄弟一样，也是漏网之鱼。
那好，干脆把他请过来，至少先把说明书翻译了，不然往下的行动没法儿进行。等他翻译了说明书，也就相当于知道了“513”的秘密，若是不肯入伙，那就只有干掉。反正“513”已经欠下两条人命了，再多一条也无所谓。
主意打定，曾大全对查应发说:“兄弟为513立下了首功，很好！现在，你速往竹林寺，待那位陶先生离开后，客客气气把他请到曾记棺材店，我在那里等着。如果软的不行，可以来硬的，只要不弄死，抬过来都行。切记小心行事，不能闹出动静。倘若遇到意外，安全脱身为上。身上有家伙吗？有？那我就静候佳音了。”说着，掏出几张钞票递给查应发，说是活动费用。
查应发赶到竹林寺，其胞兄查应升已经在山门外守了一段时间了。查应升的心思比查应发细密，听老弟说了去见曾大全的情况，思忖片刻:“咱们先得叫一辆马车，一会儿陶先生出来才好上前请人。事先多给车夫点儿钱，嘱咐他不管发生什么事都跟他无关，他只管赶车就好。”
如此，待陶庸君跟师兄道别出了山门，就看见一辆马车前站着查氏兄弟俩。兄弟俩拦住了他的去路，双双抱拳作揖:“陶先生，别来无恙。”
“陶先生”这个久违的称呼使陶庸君暗自惊异。
自从日本投降，陶庸君离开“七十六号”，就按组织上的指令改名“浦午潮”，其后所有档案中出现的都是这个名字。1949年被甄老爷子看中调入“华东八室”，组织上又让他恢复“陶庸君”的原名。不过，他执行的都是秘密任务，在外使用化名,“陶庸君”这个名字只是在组织内部使用。而眼前这两个tubie样的家伙，竟然开口就叫出了“陶先生”，看来是知道他供职汪伪“七十六号”那段历史的——之所以把时间框定在这个范围，是因为陶庸君在租界照相馆做照相师时，按照洋老板的要求，对外使用的是“格里弗”这个洋艺名。
陶庸君还没来得及往下细想，查老大又开腔了:“陶先生这副模样跟十多年前没啥变化，还是气宇轩昂，神采飞扬。”
陶庸君故意露出惊讶的神色:“我不记得在哪里跟阁下见过面，二位怕是认错人了吧？”
“呵呵！陶先生真是贵人多忘事。想当初您老到南京二十一号视察工作，凌副主任派车去中央门车站迎候，是兄弟我为您拉开的车门。那天您穿一身藏青西装，外罩米色风衣，头戴黑色宽檐礼帽，足蹬半高帮的日本军用皮鞋。当然啦，以陶先生您的身份，肯定不会留意一个打杂跑腿的。”
一旁的查老二也附和道:“陶先生，那天兄弟我也在场，还记得您老下车后，凌副主任跟您合影，还特意嘱咐照相师多拍几张，待回头冲印出来，请您这位照相大家当面指点。”
陶庸君不得不承认，这二位所说的细节一点儿没错，看来他们还真在南京“二十一号”当过汉奸特务。那么，他们是在上海就盯上我了吗？应该不会。凭他们这点儿道行，不可能掌握我是“华东八室”侦查员的情况。那就只有偶遇了，毕竟火车站这种地方人多眼杂。想清楚这一点，陶庸君放松下来:“二位现在拦住我，有何贵干？”
“兄弟奉曾先生之命，想请陶先生去见个面。”
“你说的曾先生是哪位？”
“就是镇江地面上有名的命相大师曾大全先生，他老爸以前在镇江也是十人九晓——曾记棺材店就是他老人家开的。”
“哦，是曾棺材啊，这人我倒听说过。”
“我们此刻就是去曾老爷子的宝号，请陶先生上车。”
陶庸君觉得自己的运气当真不错。杀害丁丰的疑凶虽是吴望福，但根据丁丰生前介绍的情况看来，吴望福不过是草包一个，陶庸君一直怀疑曾大全在其中发挥了重要作用。正犯愁怎么调查曾大全呢，他倒派人找上门来了。至于曾大全此举意欲何为，陶庸君一时无法猜透，但有一点已经十分确定——既然眼前这两个湖匪兼汉奸特务是曾大全的手下，那曾大全必定和敌特有涉。
不入虎穴，焉得虎子。况且这两人以自己从前在“七十六号”的经历为要挟，其目的多半不是想加害自己，而是另有所图。想到这里，陶庸君微微一笑:“那我就恭敬不如从命了。”
第二十三章、棺材店里好杀人
“曾记棺材店”的老板曾谋富已经一年多不问店务了，不是他有“激流勇退”之想，而是中风后瘫痪卧床不起了。“曾记棺材店”还在，但儿子曾大全却拒绝接管，说他要传承外公吴老爷子的命相和岐黄之术。没办法，棺材店这段时间就由账房何老先生代管。
为了让曾老板安心养病，何老先生在征求曾大全的意见后，把原本后院的工场间搬到在市郊接合部租的房子里。那边面积不大，做好的棺材成品还是用船运到“曾记”，返回时再把储存的木料装运过去。“曾记”虽然麻烦了一点儿，于顾客却没有任何影响，老字号的招牌效应得以继续发挥作用。
新政权警方还是沿袭旧警局的做法，凡是执行死刑没有家属认领的尸体，都向“曾记”买棺材下葬。这就给了外界一个假象——新政权继续照顾“曾棺材”的生意。不仅如此，曾大全还有意无意地散布些真真假假的消息，说自己的老爸解放前与新四军有联系，做过不少对革命有利的事情，所以解放后新政权没动他，只是一度外调比较多。
这种传言对于周边街坊邻居甚至派出所警员都有一定影响，加上曾老板中风卧床，虽说“群众眼睛雪亮”，却没人怀疑“曾记棺材店”在搞什么猫儿腻。
尽管如此，曾大全还是处处小心谨慎。他事先关照查氏兄弟，接上陶庸君后，让马车前往距棺材店大约一里地的一座桥堍旁，店里的伙计摇船到那里等着，马车一到，即“请”陶先生登舟，稍后从棺材店临河的后门上岸。对于陶庸君的光临，曾大全热情欢迎，将其引至后院的书房。说正事前，自然要先试探一番——
“久仰陶先生大名，兄弟少年时就听说上海滩有一位连洋人都钦佩不已的照相师，今天终于有幸见到先生的真容。”
“曾少爷过奖，都是些雕虫小技而已。”
“陶先生太谦虚了，能够受到汪夫人的器重，那是何等不易。要知道那陈璧君可是男的把谁放在眼里的。
“不瞒曾少爷说，直到现在我也不清楚她为何抬举我”
“听说您一入七十六号，就给您专设了一个部门。”
陶庸君语气平淡:“有这事，汪夫人还曾经接见过我，给了我一张名片，上面有她的亲笔签名，说如果有什么事情需要帮助，任何时候都可以向汪政府区域内的任何官员出示——包括日本军人。不过我也没什么事情，一次也没有用上。抗战胜利后，国民政府追查的紧，我怕出事，就连同那些年拍的照片一起一烧了之了。”
“后来呢，陶先生干什么去了？”
“去了广州，从香港收购旧相机修理整新，再贴上伪造的洋文标签低价出售，勉强混个温饱。直到上海解放后第二年我才回来。”
“上海的公安局怎么给您上的户口？”
“华东八室”的八名侦查员都是干隐蔽活儿的“独脚蟹”，执行任务时难免遇到此刻曾大全这样盘海底式的问话，组织上考虑到这一点，早就为各人编制了数份不同脚本的履历，甚至根据这些脚本建立可以以假乱真的档案。有了这种几乎天衣无缝的安排，陶庸君面对曾大全的询问，不仅对答如流，而且语气真切自然，因为他早已把履历上的内容看作是自己的真实经历了。
“我是1946年去的广州，当时已经不再使用陶庸君这个名字了。花钱买通了警察局的一个科长，是我以前的一位同学介绍的，他把我落户口的时间改成民国二十七年(1938年)。解放后我从广州回到上海，公安局查了旧档，确认广州那边的底卡上有这样的记载，给我出具了户口迁移证。事先我托朋友在上海买了间旧房子，在余鑫里，就是现在的海宁路1010弄。那是闸北公安分局开封路派出所的管段，我去派出所上户口，因为迁移证上有广州市公安局的大印，户籍警二话不说就给我办理了落户手续。”
“您回沪后，靠什么谋生？”
“主要是修理照相机，收音机、钢丝录音机之类的也能对付，前些日子还给医院修理过X光机。”
“陶先生真是能工巧匠，无师自通，厉害！厉害！”曾大全频频点头，脸上的表情显得很满意——绑架的目的达到了，日后万一那两件高科技杀器出了什么毛病，说不定他也能给修好。
然后，曾大全就要提出对于陶庸君来说生死攸关的问题了:“陶先生，您在上海抛头露面，就这么放心吗？万一被人认出来，到公安局一检举，以陶先生的经历，恐怕在劫难逃啊。”
陶庸君苦笑:“我这个人，怎么说呢，好像命运老是跟我作对。少年时的志向是做学问，当个大学教授什么的，可家父是做买办的，认识的洋人多，待我从教会中学毕业，就直接把我送到洋人开的照相馆去了。没奈何，父命难违啊……照相倒也无妨，谁知鬼使神差给汪夫人拍了张照片，居然入了她的法眼，让她推荐去了七十六号。我有自知之明，根本不是干这活儿的料，可汪夫人一声令下，我哪敢不去？
“因为汪夫人的关系，我在七十六号倒是受了不少优待，连李士群、丁默村都请我吃过饭，警卫总队长吴四宝也跟我是称兄道弟的哥们儿。话又说回来，我就是一个照相的，在七十六号这几年里压根儿就没参加过一次特务活动，没杀过人，没沾过血，哪怕是行动策划也没参与过。可这些能说给谁听？抗战胜利后，照样上了国民政府惩办汉奸的名单，你说这不是天大的冤枉吗？
“幸亏当初去广州时改名换姓办了户口，如今总算能过上一份安稳日子。解放以来，我时时小心，处处谨慎，前面跟您说的那些修理活儿，都是在家里进行的——我跟中央商场和虬江路旧货市场的一些修理摊头有合作，他们替我揽活儿送到家里，完成后再由他们派人来取。曾少爷所说的抛头露面，我是万万不敢的。这不，今天难得出一趟门，就被请我过来的那两位好汉给认出来了……”
一番话说得入情入理，曾大全微微颔首:“那么，陶先生今天到镇江这边来干什么呢？”
“唉，别提了！看来我是流年不利啊……最近给医院修好了一台X光机，那就不像照相机、收音机那么简单了，可以在家里搞定，我得去医院实地进行调试。调试倒是很顺利，比医院预计的时间提前了一周，那个科主任很高兴，不知怎么的心血来潮，说要免费给我作个肺部检查。盛情难却，我就拍了一张片子。结果出来我就傻眼了，说是患了肺结核！我还不信，第二天悄悄去了另一家医院，自己花钱又拍了一张片子，诊断结果一模一样。这个病曾少爷应该是知道的，除非弄到盘尼西林，否则十有八九要提前老掉。可是，药店里哪有盘尼西林卖？原来还有黑市，现在也被人民政府打击得差不多了。
话说回来，像我这种不大活络的人，有黑市我也找不到！没法子，只好从另一条路上想办法。听说有些跟我一样患了肺结核的，长期习练武术和气功，能够不治自愈，我就四处托人打听这方面的名师。有人告诉我，镇江竹林寺有个悟世法师，于武术养生颇有心得，故特地过来拜访求教。”
说到这儿，陶庸君寻思不能让你小子一个劲儿盯着我盘海底，接下来也该轮到我提问了。“陶某跟曾少爷素不相识，不知今日这是唱的哪一出？”
对此，曾大全早有设想:先让陶庸君把那两份说明书翻译出来，然后劝其加盟“513”，拒绝的话，灭口！
自古以来坊间就流传着这么一句话:棺材店里好杀人。这意思就是在棺材店把人干掉后，很容易处理尸体，往空棺材里一放，青天白日堂而皇之弄辆大车运出去，找个四下无人之处挖个坑埋了就是。
这就是曾大全选择在“曾记棺材店”跟陶庸君见面的原因。
即便陶庸君愿意加盟，也得把他软禁到“513”执行“黑玫瑰行动”后再作处置。如果行动顺利，则让他回上海，从此就是“513”的一员，是他曾少爷的部属了。此人的确是个特殊人才，以后凡是需要翻译外语、修理一应损坏器材之类的活儿都归他了。曾大全甚至打算物色人员在镇江这边开一家修理兼收购旧收音机、照相机的店铺，不是为了挣钱，而是作为“513”的联络点使用，跟在上海的陶庸君也能有一个掩人耳目的接触理由。
呵呵，这个主意不错！曾大全越想越得意。
曾大全的确是有点儿小聪明的，但也有这类人的通病——刚愎自用，认为自己的计谋都是算无遗策，再说有“一旦拒绝就干掉”的后手他自信完全掌控了主动权，也就放松了警惕。对于陶庸君的提问，他是这样回答的:“兄弟受人之托，想找一位精通英文的朋友帮助完成一桩小活儿，翻译两份英文资料。原本要从茫茫人海中寻觅能够胜任这活儿的人选，不意天降良缘，一阵春风把陶先生从上海送到镇江，就冒昧把您给请来了。至于报酬，那自不待说，肯定优厚。先说优厚内容之一，刚才无意间获知陶先生不幸身患痼疾，急需盘尼西林治疗。陶先生给沪上贵府写封信告知一声，就说在寒舍小住治病。以免宝眷挂念。盘尼西林是治疗肺结核的神药、包在兄弟身上，估计在寒舍盘桓个把月，病灶就能钙化了。”
此刻陶庸君已经完全确认，这位曾少爷不但是敌特分子，多半还是镇江这边一个敌特潜伏组织的头目。至于曾大全所说的翻译活儿，起初他以为是无线电收发报机的使用说明书之类。陶庸君读的是教会学校，高中毕业时不借助词典就可以把整套英文版的《福尔摩斯探案集》看下来了，后来去洋人开的照相馆工作，接触的不仅是洋老板洋顾客，还必须读通读懂各类照相器材的英文使用说明以及有关照相技术方面的英文书籍。因此，无论是英语口语还是专业术语，都难不倒他。
待看过曾大全交给他的第一份“英文资料”，陶庸君才彻底明白敌特的意图，不由得出了一身冷汗。
他告诉曾大全:“这是一台小型自动纵火器，内装汽油等易燃物，可以预先设置时间，届时通过高能电池产生的电流触发点火装置，把汽油燃烧形成的火焰向四面八方喷射。资料中附有这台设备的工作原理和详细的构造图，也写明了一旦发生故障该如何修理。这种设备算不上复杂，知道原理后只要有材料和工具，自己制造也不难。不过，需要高能电池维持设备的运转。这种高能电池在内地肯定是难以搞到的，得从境外想办法。”
曾大全大喜过望。这位陶先生不但能翻译能修理，还能仿制，太厉害了！这个人不能杀，得留着，今后足堪重用……
第二十四章、 “513”的覆灭
回过头来，再说专案组那边的情况。先前说到董必成局长要联络员裴苏联系老孙没成功，这才发现老孙自昨天傍晚跟自己碰头后，到现在还未露过面，不禁为他的安全担心。反复考虑后，董局长交代专案组:“大伙儿先歇会儿，不要离开高公馆驻地。”
这时的专案组已经增加了五名市局社会科的侦查员，一共有十四人了。这些同志大多是参加过专案侦查的，却从没遇到过“大伙儿先歇会儿”的情况，难免觉得奇怪。但公安机关有纪律，不能擅自议论，只有面面相觑。
这当儿最忙的是联络员裴苏，邮电局已经为高公馆装上了三部临时电话(其中一部是保密电话)，他守在旁边，不住地往外拨打，向各个派出所询问辖区里是否发生了什么情况，又不便明说是否发现有一个貌似老孙的男子遭遇了不测。最急的是董必成:“华东八室”的侦查员可不能发生不测啊！
看看时间，已经下午5点了，老孙依然音信皆无。董必成知道必须向上级报告了，他使用保密电话接通行署公安局:“请接黄赤波局长！”
黄赤波听说“华东八室”一名侦查员失联，大惊，问情况，董必成自然没法儿说完整，因为他根本不知道这位老孙同志来镇江是办什么案子的。老红军出身的黄赤波的脾气是出了名的“不咋样”，忍不住就要发作，但想想也实在怨不得董必成，只得压住火气。找人要紧，先跟“华东八室”通个气再说吧。
甄真接听电话，也是一个激灵:“失联？多长时间了？昨天傍晚到现在……这样吧老黄，我先了解一下，回头直接跟镇江市局的董局长联系就是了。”
放下电话，甄真寻思镇江市局报称陶庸君自昨晚就失联了，昨晚的情况我倒是知道，回上海了;紧接着又连夜赶回镇江。他在镇江除了市局和下榻的旅馆，好像没有其他地方可去……哦！想起来了，陶庸君曾经说过，要去竹林寺向师兄讨教祛病的法子，会不会他在镇江下了火车，就直接去了师兄那里？有这个可能！
于是，他让小齐给镇江去电，说陶庸君可能去了竹林寺。
董必成立即派专案组副组长张道成带两名侦查员前往竹林寺。
悟世法师告诉侦查员，师弟确实来过，下午2点多离开，他把师弟送出了山门，师弟走到寺前广场的时候，有两个男子上来搭话，很客气地请他上了一辆出租马车。至于车牌，离得太远，根本看不到。
侦查员紧接着又去了非机动车出租业公会，请他们紧急协查下午2点左右在竹林寺载客的出租马车，同时通知全市各派出所，在各自辖区拦截出租马车，逐辆打听。高效率的寻车行动开始没多久，裴苏就接到一个电话，刚问了声“哪位”，就万分欣喜地喊道:“董局长，老孙有消息了！”
董必成抢过话筒，急切地问:“老孙！是你吗？”
电话那头却不是老孙的声音:“报告董局长，我是水警大队民警赵宝强，现在大市路派出所。有位老孙同志让我转告，曾大全和另外两个家伙都被拿下了……”
“在哪儿？”
“在曾记棺材店，老孙同志正看守着，请市局赶紧派人过去。”陶庸君以一对三，是如何化险为夷，还拿下了曾大全三人的呢？
先前，陶庸君翻译了自动纵火装置的英文说明书，还对照说明书把那台机器拆卸开，再完整拼装起来，让曾大全大为叹服。至此，他对陶庸君已经完全信任，又连同说明书拿出了那台自动投毒装置，请陶先生指教。
陶庸君粗略翻阅了说明书，心里一沉:比起纵火装置，这件才是真正的杀器，而且构造比纵火装置复杂得多。如果用它来搞破坏，那可真如古人说的“杀人如草不闻声”啊！
见陶庸君沉吟不语，曾大全忍不住问:“陶先生，这台机器……”
“照说明书上写的内容来看，这个东西非常厉害。如果把它放在封闭场所，比如房间、船舱、车厢之类的地方，设置好时间，它可以自动释放不同种类的毒气，轻则使目标昏迷，重则殒命。它运行时悄无声息，即使在静夜里也听不出任何声响;释放出的毒气无色无味，不会引起目标的警觉。而且，体积只不过两个肥皂盒大小，随便什么旮旮旯旯都能放得下，具有高度的隐蔽性。”
曾大全马上想起当年暗杀日军少将富田大作时吴望福制作的那个机关武士人偶，暗忖这真是异曲同工啊！这种杀器不事张扬、无声无息把人送上西天，真好！当下兴奋得几乎手舞足蹈。
而陶庸君呢，看似一脸平静，大脑却在飞速运转。方才拆解自动纵火装置的时候，他注意到曾大全就露出跃跃欲试的神情，只是限于眼下这个环境，不可能试用一下看效果。但这款投毒装置，倒是有条件试一试的。
果然，陶庸君脑子里刚闪过这样的念头，曾大全就开腔了:“这个小匣子里附带的一个个瓶子，装的应该就是毒药吧？要不，咱们试试这台机器是否能够正常使用？”
“曾少爷，使不得，这是毒气……”陶庸君故意装出一副震惊的样子，心里已经有了主意。
“说明书上不是说可以调节毒性的等级吗？咱们拣轻的来。”
“先容我把说明书看仔细……”陶庸君装模作样看了片刻，“这上面说，最轻一级的中毒效果相当于醉酒，不是酩酊大醉，就是走路打晃儿、口齿含混。还别说，这些洋人想得可真周到啊……”陶庸君说到这里，故意打住。
“怎么说？”曾大全追问。
陶庸君照着说明书流利地念了一小段英文，然后给曾大全翻译:“最轻一级，也就是第七等级，需要原药一克，在储水盒里灌人清水，设定时间，届时就会生效了。”
“怎么还要灌水？”曾大全不解。
“这原药是固体粉末，必须用水溶解后才能散发出有毒气体。”
“那咱们就试试！陶先生，你把这第七等级的药粉找出来。”
陶庸君佯装慎重，又是看说明书，又是对照药瓶上的英文说明，嘴里不时念念有词，总算把那瓶原药挑了出来。药瓶外面附带一个长短如牙签的小勺，陶庸君打开瓶盖，小心翼翼盛出一勺，又用白纸把高出勺子边缘的部分抹平。他向曾大全解释说:“说明书上写着，这一平勺的容量就是一克。”
曾大全感叹:“这种细巧活儿，只有陶先生这样的细致人才干得来。”
“那咱们就开始了，曾少爷您看设定多长时间合适？”
“三五分钟吧，别太久了。”陶庸君遂设置了三分钟，把这件杀器放在屋子中间的地板上。曾大全又紧张又兴奋，不时看看手表。还剩一分钟的时候，他忽然想到一个问题:“中毒后多长时间可以恢复正常？”
“说明书上写着，第七等级的毒性轻微，是专门为测试设定的。受试者一旦感到不适，关闭设备、流通空气即可，不致对身体产生影响。”
“那就好。”
细心的陶庸君注意到，曾大全下意识地摸了摸右侧怀里，估计这主儿身上有手枪。外面至少还有两个同伙，一会儿可以用曾大全的手枪制服他们。
眼看设置的时间到了，杀器上面的小孔里隐隐飘出些许淡淡的雾气，片刻，就消散了。曾大全喜形于色:“这洋人的东西实在了不起，准时启动，而且没一丁点儿声响。”
陶庸君没吭声。此刻他必须降低呼吸频率，以减少吸入毒气。好在他长期习练武术和气功，短时间屏气还不成问题;加之他坐的位置靠近门口，外面的空气从门缝里钻进来，把毒气吹向曾大全的方向。
大约两分钟过去，陶庸君除了觉得微微有些头晕，似乎没受太大影响。再看曾大全，果真像喝高了似的，因为是坐在书桌后面，下盘还算稳当，但上半身已经东倒西歪，眼神也开始散乱。陶庸君突然发作，曾大全眼睁睁看着对方扑过来，却做不出任何反应。陶庸君一掌切到他的颈动脉上，瞬间“KO”了对手。
陶庸君返身将投毒装置关闭，从曾大全怀里抽出手枪，解开他的皮带，将其双手反绑。接下来，就该对付查氏兄弟了。陶庸君把书房门拉开，查氏兄弟正坐在外间喝茶。陶庸君冲他俩招手:“二位，曾少爷有请。”
两人不疑有他，一前一后进入书房，看到曾大全那副样子，都是一个愣怔。背后传来陶庸君冷冷的声音:“面壁蹲下！把家伙掏出来，放在地板上，敢违命，格杀勿论！”
查氏兄弟不敢造次，乖乖从命。陶庸君命他二人接下裤带，互相捆绑。然后去后院找了一根长索，把三人绑在一起。这时，曾大全苏醒过来，面对眼前一幕，自是又惊又怒，开口想说什么，却被陶庸君用抹布堵住了嘴，另外两个也是同样待遇。
往下就该联系专案组，让他们接手了。陶庸君写了一纸条子，打开后门，想招停过往船只，请船家把条子送到派出所去。
正好有一艘水警的巡逻汽艇经过，那就简单了。陶庸君没亮明身份，只说是自己人，这里发生了情况，请水警上岸帮助看守人犯，同时去附近派出所报告。
专案组接到水警的电话，由董必成带队，迅速赶到现场。陶庸君对董必成说:“这是贵局承办的案子，这里就交给你们了。”
董必成有些迟疑:“老孙同志，你已被任命为专案组的顾问，往下的讯问工作，还需要你参与。”
陶庸君把董必成扯到一旁，压低声音:“主犯已经到案，剩下的工作我就不露面了，这也是甄主任的意思。再说，折腾了一天一夜，我实在是有点儿扛不住了，得回去好好睡一觉。”
陶庸君是真的累了，回到下榻的四牌楼“恒泰旅社”后倒头便睡。一觉睡到第二天早上7点多，如果不是有人敲门，只怕会睡到午后。
他以为是跑堂，打开门一看，不由大吃一惊:“甄主任！您怎么来了？快屋里坐！”
昨晚陶庸君回旅馆休息的时候，专案组对已被监视的吴望福收网。根据人犯的交代，连夜将“513”副站长盛洪坤以及在他的小酒坊落脚的“十五巷”命案凶手钟敬仙和其他四名敌特抓获归案。
“513”成员无一漏网，镇江市公安局随即向苏南行署公安局报告，黄赤波局长又接着向华东局公安部汇报。当晚，华东局公安部领导召见甄真，说此案案情重大，必须上报中央社会部，还要向军方通报。按规定，上报中央社会部的案子，华东局公安部必须第一时间派人到场了解情况。
这个任务自然非甄真莫属。甄真马上动身前往镇江，和苏南行署公安局长黄赤波一起听取了董必成的汇报，直到中午才结束。此番他来旅馆，一是看望下属，二是要告诉陶庸君一个他非常关心的情况。
甄真说:“小陶啊，你这一个月的假期只用了几天，接下来打算怎么过？如果想回上海，到时可以跟我一起走。”
陶庸君说:“甄主任，我一时半会儿可能还不能离开。513特务案是破了，可我的问题还没解决，还得继续调查许秋琴母子失踪案啊。”
“我应该早点儿告诉你的，荣大案已经水落石出了。昨晚专案组讯问一干案犯时，盛洪坤交代，那是他和一个郑姓匪徒联手作的案，郑犯以及许秋琴母子都被他灭口了。专案组从他的酒坊里搜出了佛袍，今天正准备押着他去指认埋尸现场。回头我让镇江市局给你出一份证明，到时交给审干组就行了。”
“如此我就放心了，不过……”陶庸君突然想起自己还身患肺结核，“我这病……”
甄真呵呵一笑:“你昨天以一敌三，还是在吸了毒气的情况下。这身体素质，像是生痨病的人吗？”
陶庸君不解地看着甄主任。
甄真拍拍他的肩膀:“你那位竹林寺的师兄不是告诉你了嘛，此病无妨。”
陶庸君终于恍然大悟。
（本文纯属虚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