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进程中的偶然性因素（四）

几乎像历史上的任何帝国一样，蒙古也是兴于统一，亡于分裂。

蒙古四大汗国在蒙哥时期就开始了内部矛盾，后来矛盾越演越烈。到了忽必烈时期，四大汗国之间就开始内战和兼并过程，西域的四大汗国实际已经脱离了忽必烈的控制，成为完全独立的国家。蒙古帝国的衰亡业已成不可避免之势。

四大汗国经过多年战争，窝阔台汗国最早灭亡，其国土被钦察汗国和元朝分割，后来帖木儿（Timur）在伊利汗国的基础上建立起帖木儿帝国，这是蒙古风暴最后一次冲击世界。帖木儿东征西讨，南征北战，北面攻打钦察汗国（也即金帐汗国，包括俄罗斯），在南面征服了印度的德里汗国，成立莫尔卧汗国。东边吞并了东察尔汗国，西面攻打新崛起的奥斯曼帝国。在1402年安卡拉战役中，帖木儿生擒了奥斯曼帝国的苏丹，攻陷了奥斯曼帝国首都布尔萨，几乎全歼了巴耶塞特苏丹率领的奥斯曼军队，只有少数奥斯曼人逃到希腊境内才幸免于难。帖木儿将奥斯曼帝国赶到了巴尔干半岛上，控制了小亚细亚半岛（即今天的土耳其亚洲地区）。

帖木儿击败野心勃勃的奥斯曼帝国，对基督教和欧洲意义重大，等于间接保护了基督教和欧洲。当时的奥斯曼帝国风头正劲，不可一世，正在踌躇满志地企图征服整个欧洲，欧洲各国都陷入惶恐之中，尤其是拜占庭帝国岌岌可危。帖木儿帝国从西面对奥斯曼帝国的致命一击，解救了欧洲的危机，延缓了拜占庭帝国的灭亡。对欧洲和基督教来说，这也是意外之喜。半个世纪后，当卷土重来的奥斯曼帝国在默罕穆德二世率领下打下君士坦丁堡时，帖木儿早已病死在东征的路上。帖木儿死后，帖木儿帝国即开启分崩离析之路。帖木儿的后辈虽然再没出什么雄才大略的征服者，但他的一个孙子却变身为一个著名学者，这个孙子在撒马尔罕开办了大学和学术研究机构，以数学和天文学闻名于世。尤其天文观测成就斐然。当时很多地图都是以乌兹别克的撒马尔罕作为世界中心的。

关于为什么帖木儿东征西讨后，不去进一步西征，却在垂暮之年不远万里去远征当时世界第一强国大明，对此历史学者有很多说法。比较有共识的说法是帖木儿想恢复成吉思汗时期的辉煌和争夺北元的汗位。可我觉得，帖木儿是人老心倦，他的所谓东征很有可能是他的叶落归根之旅。帖木儿对大明是既羡又怕，与大明的关系也是时好时坏，但大多数时间他都属于大明的属国，每年都给大明进贡。帖木儿时代的西方还没法和富裕强盛的大明相比，蒙古第二次西征时就已经发现当时的欧洲穷困潦倒，没什么值得抢的，反倒是中东地区尚值得用兵。

当时的大明正处在永乐年间，恰逢明朝最为强盛的时期。而欧洲那时就像现在的中东，是兵荒马乱之地，一堆撮尔小国成天你打我我打你，弄得兵连祸结，民不聊生。如果帖木儿当初不是征东，而是继续西进，可能就不会有后来的让欧洲头疼的奥斯曼帝国，而欧洲在很大程度上也会被重塑。

西班牙有个外交官叫克拉维约的写过一本介绍帖木儿帝国的专著--《帖木儿时代之自卡提斯至撒马尔罕游记》，里面记载的一个很有趣的见闻。

1404年，打败奥斯曼的帖木儿成了欧洲人心目中的传奇人物，很多欧洲国家纷纷派遣外交官前来拜访帖木儿，希望与帖木儿联合对抗奥斯曼。当此书作者作为西班牙使节应邀来到撒马尔罕的帖木儿王宫参加宫廷宴会时，正巧碰到一个明朝的使团也在那。那时帖木儿帝国对欧洲人来说，犹如大神级的强悍帝国，他们想不出世界上还有哪个国家能牛过帖木儿帝国。所以当他们看到七个明朝使节在宴会上以非常强硬的口气要求帖木儿尽快补缴拖欠的贡品时，顿时惊的目瞪口呆。西班牙外交官做梦也想不到，这个痛扁奥斯曼帝国的帖木儿帝国竟然是另一个遥远东方帝国的属国。

过后，经过多方打听，克拉维约得到一个惊人的信息，原来帖木儿国的宗主国大明是一个超出他们想象的强大国家。这个故事非常生动地描述了当时欧洲人对中国的认识。

在帖木儿王宫里的故事发生不久之后，另一个故事也同样道出了当时东西方的差距。这个故事是英国著名业余历史学家孟席斯讲的。孟席斯本人也是一个很有意思的人。他15岁加入英国海军，走遍世界各地，对海图非常有研究，也十分有兴趣，还喜欢收集和研究古代海图。因为研究海图，后来成为了一个著名的业余历史学家，写了一本在历史学界引起轰动的畅销书《1421，中国发现世界》。历史学其实门槛并不高，很多业余历史学者其实比专业历史学专家更有独到见解，这大概是因为他们没有那么多条条框框，没有历史成见吧。比如另一个著名的历史学畅销书《枪炮、细菌和钢铁》的作者戴蒙德就是一个生物学家，因为对一个新几内亚人的问题产生了兴趣，才成为一个业余历史学者的。正因为他是生物学家，才能跳出一般历史学家的知识盲点，提出自己独到的历史见解。

而孟席斯对历史产生兴趣是因为一次故宫之旅。他说：“15年前，我游历故宫时，导游告诉我，1420年时，这座庞大的宫殿里充满了来自世界各国的使节，这里正举办着一个隆重的宴会。”孟席斯说，他忽然想到那一年英国也举办了一场盛大的宴会，英国国王亨利五世与法国公主举行婚礼。“然而，两场宴会截然不同，英国宴会上仅有一块羊排，连盛羊排的盘子都找不出来，而在北京皇宫的史料上记载了令人难以置信的丰盛菜肴。我在故宫听到了很多和1421年有关的故事，我由此产生了解那个时代英国与中国的巨大差距的想法。”

在人类的历史长河中，蒙古帝国的出现犹如一道闪电，虽然短暂，却分外耀眼。从偶然性角度观察，蒙古帝国的横空出世本身就具有偶然性，其在历史上也是昙花一现的存在。而这个偶然性究竟在多大程度上改变了世界，直到今天历史学家们仍然争论不休。

蒙古西征虽然充满血腥和残暴，却也畅通了东西方的贸易，促进了东西方的交流，并把东方的技术带进西方。火药和指南针对欧洲的大航海和成为世界霸主都起到无法估量的作用。另外，蒙古西征改变了欧亚大陆的民族地域和国家的兴亡更替，也影响了欧亚大陆人种的变化。据说，俄罗斯大部分人都有蒙古血统，也许俄罗斯就是那个时候被蒙古人植入了战斗性格。

蒙古发动的战争是残酷和血腥的，可蒙古人在文化上却是非常开放的，因为宗教在他们的政治生活中从来没有处于统治地位，这与整个东亚的文化是共通的。蒙古人虽然野蛮，但他们听得进劝和善言，这大概也是丘处机拒绝金国和大宋的邀请，而不远万里花了两年功夫跑到阿富汗和成吉思汗见面的原因吧。

成吉思汗基本是个文盲，但他很尊重文化人，也没什么民族和宗教偏见。长春子丘处机不用说了，他在成吉思汗的眼里就是神仙。耶律楚材作为一个契丹族的汉化知识分子，一直是成吉思汗的助手和军师。在攻打花刺子模期间，成吉思汗经常听穆斯林长老给他讲解古兰经，他还经常点头表示赞同。成吉思汗手下的战将不仅来自多个民族，而且也信仰各种不同的宗教。比如郭侃就是汉人出身，耶律楚材是契丹人，而臣下们的宗教信仰就更是五花八门。信佛的，信穆斯林的，信萨满教的，信基督教的都有。蒙哥的母亲就是虔诚的基督徒，第三次西征的前锋统帅怯的不花则是景教信徒，景教属于基督教的一个门派。

蒙古军队中甚至还有信基督教的英国人。美国历史学家在其研究著作中曾讲过在蒙古第二次西征时发生的一件事：

“在与这些蒙古先头部队的冲突中，哈布斯堡王朝的军队抓获了一个蒙古军官，令基督徒们感到愕然和大为吃惊的是，经证实，那个人是一位有文化的三十岁的英格兰人，他路经圣地巴勒斯坦，在那里似乎学会了口说和抄写蒙古语。可以推测，从他的知识水平和来自英格兰的事实来看，他可能在1215年参与过力图迫使英格兰国王约翰签署“大宪章”的活动。在逃离英格兰后，面对被罗马天主教会除名的窘境，他决定为更加宽容的蒙古人效命，以了却余生。一个欧洲人的出现，一个生活在蒙古军中的原基督徒的出现，清楚地表明，蒙古人属于人类，不是一个魔鬼部落；然而，在可以弄清蒙古人屯兵维也纳城外的神秘使命之前，饱受惊吓的基督徒们就杀死了这个叛教的英格兰人。”见《成吉思汗与今日世界之形成》（修订版）

在蒙哥时期曾发生一件更为意义非凡的事情，我觉得到今天仍然对世人有所启迪。虽然大部分蒙古人，包括成吉思汗都信仰萨满教，但蒙古帝国是个宗教信仰自由的国家。当时，很多来自世界各地的各种信仰的人都聚集在哈拉和林，蒙古人对他们一视同仁。可这些教徒之间，尤其是基督徒和穆斯林教徒之间经常爆发论战，相互讥讽挖苦。为了能让这些不同信仰的人分出个高下，也能清楚地阐述他们各自的信仰和见解，蒙哥在哈刺和林举行了一次空前绝后的世界三大教的公开辩论。这个辩论会本应载入史册，可却被世界史所忽略。

蒙哥从基督教、穆斯林和佛教徒中各选一人作为裁判，组成仲裁小组。辩论会前各方代表都准备了充分的文字资料。辩论的话题除了不能谈论死亡的痛苦这个蒙古人忌讳的话题外，啥都可以成为辩论的主题。于是辩论会涉及了广泛的话题，如：善与恶、上帝的本性、动物的灵魂、轮回转世、上帝是否创造了不幸、世界的形成等等。按照蒙古人的习俗，辩论累了的时候，三方都停下来喝点小酒，吃点点心，然后继续辩论。

可这种关乎信仰的辩论是没法靠逻辑和语言能使对方心悦诚服的。于是辩论会陷入僵局，加上酒精的作用，首先基督徒开始用高唱圣歌来代替辩论，接着穆斯林以大声朗诵《古兰经》来应战，而佛教徒则全体以静默打坐来结束辩论。

在信仰自由的蒙古帝国首都，教徒们的辩论是文明和温和的，可与此同时，信仰基督教的法国国王路易九世正在忙于搜查希伯来文的犹太教书籍，并将它们付之一炬，大约焚毁了一万两千份犹太书籍和手稿。演出了一个法国版的焚书闹剧。为此，路易九世得到教会嘉奖，封他为“圣路易”国王。

其实一神教统治的国家才是最封闭的，中世纪的基督教国家和穆斯林国家都明显表现出这种封闭性。而像蒙古和中国这样的东亚世俗国家，没有欧洲那种宗教束缚，反倒是开明和开放的。自从蒙古风暴席卷欧亚大陆以来，一直到欧洲工业革命，整个欧亚大陆的交流中，东方一直扮演文明输出国，西方则是吸纳国。文艺复兴也是得益于东方文明的刺激。当时一些接触过蒙古人的天主教士们，被东方的世俗文明所震惊，无法想象一个不相信有外来主宰的文明竟然能如此发达和强盛。这是对文艺复兴人文主义的一个很强烈的外部刺激。正如美国历史学家杰克.威泽弗德所说：“1241年的复活节浸润在硝烟和火药之中，蒙古人的胜利预示着欧洲封建主义和中世纪的彻底崩溃即将来临。”

有些人不理解为何我写欧洲工业革命要从蒙古西征开始写，那是因为以往的主流世界史都忽略了蒙古西征对欧洲及世界的影响，往往是轻描淡写地将这一段一笔带过，好像蒙古的出现只是偶然出现的一阵风，过后没有留下痕迹。其实蒙古西征才真正开启了世界史。以前的阿提拉虽然也被欧洲人称为上帝的鞭子，但阿提拉与中国是隔绝的，没给欧洲带来任何文明。亚历山大也征服过欧洲和中东，但他的足迹最远只到了今天的阿富汗，并没有与远在东方的文明古国中国建立起任何联系。只有蒙古人开启了整个欧亚大陆的经济及文明交流。

而蒙古到了忽必烈时代，其开放性和对中国及世界经济及文明的交流和融合做出的贡献更是空前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