搞定知识分子就搞定了政治（读书笔记《Dark Money》2）

哈耶克在"知识分子与社会主义" 一文中强调: “要征服政治，首先必须征服知识分子。 ”这句话被美国商业右翼奉为座右铭，并成为他们的行动纲领。

前苏联解体后，资本主义席卷全球，阶级斗争这个词在媒体逐渐消失，甚至连阶级也被阶层这个模糊的概念取代了。可资产阶级却丝毫没有减少对阶级斗争的警惕。股神巴菲特就曾说：“在美国还是存在阶级战争的，但那是我所在的富人阶级制造的战争，我们正在赢得胜利。”（There is class warfare all right. But it is my class, that is making war, and we are winning.）巴菲特所说的自己所在的阶级显然不是一般的资产阶级，而是超级富豪阶级。其实超级富豪阶级已经联合起来，而且具有高度的阶级自觉。超级富豪阶级要赢得阶级斗争靠什么呢？当然要靠金钱。在一切向钱看的大众媒体时代，超级富豪想要收买舆论简直太容易了。水军、五毛皆属小菜，作家和独立执笔人都可收买，那些标榜独立研究的智库很多也是意识形态斗争的工具，他们的任务是为那些前台活跃分子提供思想武器。而隐藏在这些智库后面的资金提供者才是真正的操控舆论的大鳄。美国最著名的保守主义非盈利组织是美国繁荣促进会、卡托研究所和传统基金会，而那些保守主义富豪们则隐藏在这些基金会的幕后。

这些富豪之一就是被称为隐士的梅隆.斯凯菲。

和柯赫家族比起来，梅隆家族可是崛起于镀金时代的美国家喻户晓的名门望族。这个不需要多做介绍，需要介绍的是梅隆家族的继承人理查德.梅隆.斯凯菲（Richard Mellon Scaife）。

理查德.梅隆.斯凯菲属于梅隆家族的第四代，母亲萨拉（Sarah）是梅隆家族二代掌门人安德鲁.梅隆的外甥女。父亲阿兰.斯凯菲也是出自匹兹堡的名门望族。斯凯菲就是当年自掏腰包调查克林顿的那个美国富豪。

含着金钥匙出生的斯凯菲，小时候的生活是非常奢华的，他们的家是一座有着700多英亩庄园的石头城堡，旁边是梅隆家族9000多英亩的滚石农场。斯凯菲小时候自己就拥有四间房子，他睡不着的时候不是属羊，而是数家里的房子来催眠。青年时期的斯凯菲也是纨绔子弟的作风，曾因酗酒而被耶鲁大学开除，后来是在家族资助的匹兹堡大学里混到大学毕业。

斯凯菲在匹兹堡有一座豪宅。豪宅的门厅里多年来一直摆着一个黄铜制的大象。很多人以为这个大象是共和党的象征。其实那是斯凯菲在向汉尼拔致敬，因为汉尼拔在对罗马的战争中使用了战象这个秘密武器。

汉尼拔是迦太基的战神，他率领迦太基军队打败了强大的罗马军队。本来他是可以毁掉罗马的，可迦太基帝国培养出来的重商主义文化，遮蔽了迦太基富裕贵族们的视野。他们忽视了一个超级帝国深重的危机感和雄起的决心，最后养虎遗患，不仅汉尼拔被逼自杀，财阀统治的迦太基帝国也就此灭亡。

斯凯菲惋惜迦太基的灭亡，认为迦太基的灭亡是迦太基贵族统治阶级的被动消极让敌人赢得了胜利，从而永远埋葬了迦太基贵族文化。斯凯菲和他的同党们对迦太基灭亡的教训进行了总结，认为迦太基的富裕贵族们在汉尼拔就要击垮罗马帝国时，没有充分地支持汉尼拔。这是迦太基最后被罗马灭亡主要原因。斯凯菲怀念并想复兴的迦太基贵族文化其实就是家族财阀统治国家的文化。带着对迦太基文化的迷恋和向往，斯凯菲在1964年创立了一个私人政治俱乐部---拯救迦太基联盟（League to Save Carthage），其成员全部由具影响力的顽固保守派组成。联盟的目标由斯凯菲口中说出：“美国不能走迦太基道路，我们必须赢得我们时代的斗争”。后来在这个联盟的基础上成立了迦太基基金会。

可在六十年代浓厚的民主主义和人权运动氛围下，这个组织的旗手、共和党候选人巴里.戈德沃特很自然地败在了要创造大社会和推动全民医保的林登.约翰逊手下。在六十年代，保守主义组织可以说是生不逢时。当时的美国大众弥漫着对资本主义不信任和批判意识，年青人受马克思和社会主义思潮影响，追求平等和民主，学潮此起彼伏，游行示威不断。那是一个全球革命的时代，是一个让西方左翼自由主义者欢欣鼓舞的时代。

当时的左翼自由主义者是相当乐观的，因为文学艺术领域完全被左翼自由主义价值观所统治。以至于文化批评家莱昂内尔 · 特里林(Lionel Trilling)自鸣得意地宣称,"如今，普遍流行的思想中没有保守或反动的思想。"

但这种乐观的情绪并没有持续多久，保守势力就开始悄悄的的反扑。美国大资产阶级有着长久的参与政治的经验和执政经验，所以在政治斗争中表现的非常成熟和老道。他们信奉哈耶克的教导：“要征服政治，首先必须征服知识分子。 ”所以他们将知识分子作为争取的主要目标。为了弥补人数上的劣势，他们采取了攻心战略。右翼保守主义积极分子、美国最高法院大法官鲍威尔野心勃勃地号召美国商界必须抓住公众舆论，要通过对学校、媒体、文化机构和智库施加影响来重塑公众舆论。

1973年，斯凯菲成功地改变了其母亲萨拉的基金用途，将基金完全用于自己的政治目的。他后来在自传中承认：“这些捐款产生的力量，让我能够提出我认为对美国有利的想法。”在避税的刺激下，斯凯菲不仅成为美国最富阶层的一员，也成为美国最大的慈善家之一。他宣布：“这是理查德.梅隆.斯凯菲作为右翼事业背后黑暗精神领袖传奇故事的开始。”

谈梅隆.斯凯菲就不能不谈梅隆家族，所以作者也同样开扒梅隆家族的黑历史。

与洛克菲勒家族一样, 梅隆家族也是发迹于美国自由放任资本主义时代,即所谓的镀金时代。家族的奠基人是托马斯.梅隆，是与洛克菲勒同时代的人物。可使家族成为美国名门望族的则是他的儿子安德鲁·梅隆。安德鲁本人不仅具备非凡的投资眼光，为梅隆家族的财富积累做出极大的贡献，而且他从1921年至1932年的11年间，前后连续在哈丁、柯立芝和胡佛总统任上担任美国财政部长。那时的美国人调侃道：三位总统为梅隆打过工。

JANE写道，在1913年民主党的威尔逊总统制定联邦所得税之前，美国的税收不合理地落在了穷人头上，成了美国社会不平等的写照。

当国会开始征收联邦所得税时，梅隆是美国最富有的人之一。 据报道，匹兹堡的各项投资的一半来自他的联合信托银行。 在他看来，经济不平等不仅是不可避免的，而且是对优秀和美德的公正奖励。 为了给公众洗脑，他还专门撰写了一本书来宣扬的他反常识的观点。

他的经济理论不仅看起来自私自利、不负责任，梅隆本人的行为也被诟病。他一直在秘密为美国一些最大的企业提供税收抵免和补贴，其中包括梅隆家族拥有大量投资的许多企业。 最终，梅隆因所得税欺诈被起诉，但奇怪的是却被被判无罪。 尽管如此，他还是被要求纳税，这对贵族家庭来说是一种羞辱和侮辱。

安德鲁.梅隆担任财政部长期间，塑造了美国一个特殊的时代。在这个时代，商界富豪们成功地阻止了许多进步时代的改革。 1921年，资本利得税被削减，股票市场蓬勃发展。 在他十几年的财政部任期内，经过反复努力，1926年，梅隆终于成功地使一项法案获得通过，该法案“比历史上任何其他税法都更大幅度地降低了美国最富有人群的税率”。 梅隆承诺该法案会实现更大的增长和繁荣， 可1929年大萧条的降临，使他的观点倍受指责和嘲弄。梅隆家族也成为美国社会敌视和嘲讽的对象。 当时纽约流行一首儿歌： “梅隆拉响汽笛，胡佛敲起钟。华尔街发出信号，美国往地狱里冲！”

1941年12月，也就是日本珍珠港事件之后的几天，斯凯菲的父亲阿兰梅隆和他的母亲萨拉创立了家族中最大的免税慈善基金会 Sarah Scaife Foundation。 此举是为了保护家族财富，使其免受预期增税的影响。 斯凯菲写道,"我不知道我父母的具体动机是什么,"但他指出，由于战争迫在眉睫,“有传言... ... 所得税最高税率超过90% ”。罗斯福和工会认为，富人应该承担更大份额的战争建设成本，以提供平等的牺牲" 。虽然他们在国防问题上持鹰派观点，但他们还是采取措施来避免为军事建设支付自己的那部分费用。 正如斯凯菲在他的回忆录中实事求是地写道:“富人不可避免地会组织起他们的财富，以避免政府的没收。 他们会做任何法律允许的事情来使用他们的钱，只要他们认为合适，而且税务官不能接触到。”

几十年来，斯凯菲一直被形容为神秘的隐士。在50年的时间里，他将他的家庭财富中大约10亿美金以上用于了慈善事业。2009年，《华盛顿邮报》称他是20世纪最后25年里重塑美国政治运动的主要金融支持者。然而，斯凯菲从不接受任何关于他的慈善捐助动机的采访，也很少与管理他资助的机构的人交谈，甚至与许多以前的朋友的和家人也越来越疏远，其中包括他的连个前妻和两个成年子女。1981年时一个哥伦比亚新闻评论的记者曾试图采用突然袭击的方式采访他，惹得他勃然大怒，对那个女记者吼道：“你这个共产主义婊子，滚开！”

在哈耶克看来，政治家是传统智慧的囚徒。 如果他们想要实施当时被认为稀奇古怪的自由市场理念，他们必须改变政客们的想法。 要做到这一点，需要一场雄心勃勃但有些虚伪的公共关系运动。 哈耶克告诉他的学生费舍尔，最好的办法是建立一个"学术研究所"，发动一场"思想之战"， 如果你成功了，将改变历史的进程。可以说，是哈耶克最早提出了将政治思想武器打扮成独立智库的创意。

在美国竞选总统是离不开大亨们的支持的，没有钱就没法竞选总统。一般来说新兴的科技巨头支持民主党，传统产业的家族公司支持共和党。两党筹措资金的能力不分仲伯。但在奥巴马之前，这些筹措的资金都是用于竞选活动。可自奥巴马竞选开始，保守主义富豪们不仅为共和党竞选活动募集资金，还募集了大量资金来开展意识形态战争。这些极端右翼成了共和党的特殊派别。奥巴马也明白，在两党越来越依赖于超级富豪的赞助时，民粹主义是个危险的游戏。奥巴马在竞选演说中说：“我参加竞选的原因之一是，我强烈感到，那些辛勤劳动的人民的呼声并没有被华盛顿那些声音强大的利益集团听到。”

经济不平等扭曲了民主。它给少数出得起钱的富豪和无限捐款人特殊影响力的声音。可不管奥巴马如何热切地想解决经济不平等的问题，他都不得不向党内的亿万富豪们寻求资金帮助。这多少有点讽刺，却也反应了美国政治体制的现实。

在赢着通吃的社会，富人的影响力让普通人的愿望和要求显得微不足道，这大概就是川普当选和民粹崛起的深刻原因吧。

费舍尔创建曼哈顿研究所的早期合作者是华尔街金融家、美国中央情报局(CIA)未来主任威廉 · 凯西(William Casey)。 早期的智囊团不是间谍行动，而是由富人资助的，他们不反对利用借口和虚假信息为他们认为高尚的事业服务。 事实上，斯凯菲在此期间同时资助了一个中央情报局前线组织。 在他的回忆录中，他承认在20世纪70年代早期，他拥有一家总部位于伦敦的新闻机构，名为"世界论坛特写"(Forum World Features) ，实际上是中央情报局的宣传机构。 他是从 Jock Whitney 那里接手的，Jock Whitney 是纽约先驱报的出版商，他是他父亲在战略情报局的朋友。

尼克松时期的财政部长西蒙也是一个痛恨大学里左翼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右翼保守主义者。西蒙认为，只有意识形态斗争才能拯救美国。他说：“我们需要一个反知识分子运动”他认为这些知识分子是可以组织起来挑战他们这些统治者的“新阶层”，即那些大学里的意见领袖。他声称：“思想就是武器，而且是用来对抗其它思想的唯一武器。”西蒙的阶级意识十分清楚，立场也分外坚定，他旗帜鲜明地表示对大学教授研究项目的资助必须以意识形态为标准，对那些反对和敌视资本主义制度的学者一分钱都不该给。

和斯凯菲及西蒙一样，美国联邦大法官莱维斯.鲍威尔（Lewis Powell）也是一个敌视大学知识分子的右翼保守分子，他认为财富精英的真正敌人不是左翼分子，而是大学校园、讲坛、媒体、文学期刊、艺术和科学以及“政治家”们。这几乎囊括了整个知识阶层。鲍威尔号召商业右翼要进行反击。

奥林基金会的创始人奥林也是在一次康奈尔大学的黑人示威事件后认识到占领校园的重要性。对很多商业右翼来说，大学里的知识分子是唯一他们难以左右的独立存在，因此将手伸向大学校园就成了他们不谋而和的政治战略。奥林基金在大学里建立的最重要的右翼桥头堡是在美国法学院。美国右翼大法官莱维斯鲍威尔就说过：“司法机构是社会、经济和政治的最重要工具”

随着美国法院不断扩大消费者、劳工和环境保护的权利，以及激进的性别平等和工作环境安全的要求，商界保守派则渴望找到与之抗衡的法律筹码，于是法律和经济学成为了他们达到目的的工具。

商业右翼资助的一些所谓独立思想库的研究成果很多都是打着学术研究的旗号的宣传品。比如：奥林基金会资助的一个芝加哥大学研究人员写了一本影响很大的支持拥枪的书--《枪越多，犯罪越少》。当有人质疑此书中援引的调查数据时，作者的回答是竟然是数据因为计算机损坏丢失了。

北卡的商业批发界大亨Pope一面要求削减大学预算，一面又为他喜欢的西方文明和自由主义课程提供私人资助。他的捐助是有选择的，只捐助那些意识形态与其一致的学者，并公然宣称，绝不会资助像保罗.克鲁格曼那样的学者。金钱不仅能操控政治，现在还能操控学术了。

约翰.洛克基金会（The John Locke Foundation）则通过赞助来改变历史教学内容。他们的教学计划里故意忽视政府的作用和社会运动的历史，只宣扬个人主义发财致富的故事。

卡托研究所的前主席约翰.哈里森就亲自监督了63所大学的资助项目，所有申请这个资助的教师都必须宣讲他喜欢的自利主义哲学家恩兰德的哲学。金钱话语代替教师自己的声音。

布拉德利基金会（Bradley Foundation）是美国保守势力最强大的支持者。在布拉德利基金，乔伊斯有一只更自由的手。  在15年里，布拉德利基金捐赠2.8亿美元给他最喜欢的保守主义事业。 与福特基金会(Ford Foundation)等较早的研究基金会相比，这个基金会规模较小，但与福特基金不同的是，在乔伊斯的领导下，布拉德利将自己视为意识形态战争中的一名正义战士，一心一意专注与意识形态斗争。 一项分析显示，该基金至少三分之二的拨款用于资助保守派的智力活动。 它支付了大约600名研究生和研究生的奖学金，右翼智囊团，保守派期刊，在国外反对共产主义的活动家，以及它自己的出版社。 在乔伊斯管理下的第一个十年里，该基金会继续对名校的关注，向哈佛大学和耶鲁大学提供了550万美元。

当时，基金会每年的布拉德利奖(Bradley Prizes)已经成为保守派人士闪闪发光的奥斯卡颁奖典礼。多年来，获奖者包括报纸专栏作家乔治.威尔，他后来成为该基金会的受托人。 获此殊荣的还有联邦主义者协会的创始人，以及普林斯顿大学的 Robert George; Bill Kristol，《旗帜周刊》的新保守主义编辑; 哈佛大学教授哈维·曼斯菲尔德 · 马丁; 福克斯新闻主席 Roger Ailes; 以及传统基金会的忠实拥护者 Ed Meese 和 Ed Feulner。 几乎所有的获奖者都在将美国的政治辩论拉向右翼方面扮演了重要角色。 多年来，几乎所有基金会都得到了一小群私人基金会的支持，这些基金会充斥着少数富有的反对派提供的免税捐赠。这些反动派的身份和故事很少有美国人知道，但正如乔伊斯所说，他们的"首要目的"是"利用慈善事业来支持一场思想战"。

2009年1月，众议院共和党人第一次正式退出领导层，他们选择效仿的模式是塔利班。 德克萨斯州众议员 Pete Sessions，众议院共和党竞选委员会的新任领导人，举出阿富汗臭名昭著的伊斯兰极端分子为例，说明他们如何发动"非对称作战" 这个国家可能正处于经济危机之中，但是他告诉他的同事们，执政并不是他们当选的原因。 当他在安纳波利斯旅馆做幻灯片演讲时，他问他的同事:"如果多数派的目的是治理... ... 那么我们的目的是什么?" 他的回答很简单:"少数派的目的是成为多数派。"

美国自建国以来，富人就一直主导着政治。但从社会进步运动以来，公众通过其选民代表制定的规则控制了富人的影响力。这是美国政治的巨大进步。可从七十年代开始，一批美国富豪，通过金钱发动了一场思想战争。他们不仅想赢得选举，还想改变美国人的思想，从而在根本上改变这个国家。他们的具体措施之一就是支持和组织意识形态上与他们一致的知识分子，放大他们的声音，将这些知识分子变成他们的政治宣传工具。

八十年代以来，随着新自由主义的兴起，政治上的少数派因为拥有巨大的资金资源，通过黑金运作，成功地让自己的意志凌驾于大多数美国人之上，美国引以为傲的民主政治正在走向金主政治。这正是美国政治的现状。而极端右翼的目标并不仅限于此，他们仍然致力于抛弃有利于穷人的医疗保险和社会福利，最终他们想取消一切税收，让政府消亡，国家权力被富人的权力取代。

（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