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尘封档案》拾遗之057：申城反标案
《尘封档案》拾遗之057：申城反标案
本文转载自《逐木鸟》“尘封档案”系列
一、外白渡桥上的反标
1949年9月12日。
这是一个秋日的夜晚，秋高气爽，凉风习习。外滩那口著名的海关大钟敲响四下后不多久，外白渡桥畔南侧南苏州路上出现了三个人影，这是正在执行例行巡逻的黄浦公安分局夜间治安巡逻队第七小组，由警察小王和青年治安积极分子小杨、小储组成。根据规定的巡逻路线，他们这个小组每天这个时间从南苏州路穿出后，左拐走上外白渡桥，然后下桥沿着外滩的江堤一直走到十六铺码头，最后返回分局交班。
可是，今晚第七巡逻小组却无法按照正常时间交班了，因为他们马上就要遭遇突然一幕。这个遭遇揭开了一个轰动上海滩的系列政治案件的序幕。
三人走上了外白渡桥，此刻的桥头灯光黯淡，空寂无人，连过往车辆也没有一辆。巡逻小组有个惯例：走到外白渡桥上后，他们都会在桥头停留片刻，抽支烟，稍稍歇息一下再走。今晚也是这样，三位巡逻者在桥中间靠近黄浦江一侧的栏杆前停了下来，每人点了一支烟。正好这时有一艘灯火通明的客轮从黄浦江上缓缓驶过，三人就聊起了轮船。刚聊没几句，忽然从江上吹来一阵风，只听到“呼啦啦”一阵声响，警察小王回头一看，惊了个目瞪口呆——
外白渡桥是一座由英国人设计的以设置于桥面上的钢梁代替桥桩的西洋式桥梁，刚才这阵风把三人站立位置对面的桥梁铁架上部的一块长条形白布吹落下来，亮出了白布上面的红色大字，竟是一幅煽动攻击中共的反动标语！
当下，小王定定神，马上作出反应，一个箭步冲过桥面，抬头看了看，发现反标是用绳子系在桥梁上的，说了声“解下来”，便要往桥梁上攀爬。小杨、小储也跟了过来，两人中不知是谁提醒说是否需要保护好现场，现在还不能动吧。一语提醒了小王，于是打消了主意。但这时远处已有汽车在开过来，为防止消息扩散，他脱下了身上的外套，并让杨、储两人也把外套脱下，爬上去系在反标上。看看三件衣服还不够，便又脱下了长裤，这才勉强把布幅上的大字遮住。然后，便指令跑得最快的小储急往分局报告，自己和小杨守在现场。
黄浦分局随即派员前往现场勘查取证，同时向市公安局值班室报告。由于案情非同一般，市局当即也指派两名警员到场督察。
当时受技术手段的限制，现场勘查远比六十年后的今天简单得多。没有录像机摄像取证，可供使用的仅是一架旧的德国照相机，用120黑白底片从各个角度、不同的距离拍摄了一些照片。然后就是提取案犯可能遗留在桥梁上的指纹、脚印等痕迹，但技术人员发现案犯是戴着手套攀爬上桥梁钢架的，没有留下指纹，也没有发现脚印。
根据现场情况判断，估计案犯是在半夜途经外白渡桥的车辆、行人稀少之际动手作案的。那条两头套着比白布稍宽的擀面杖样木棍的条幅反标，是事先准备好后带到现场来的。在现场的作案过程很短：抵达后，爬上桥梁钢架，将故意虚卷着的反标用细绳拴在钢架上，将反标搁在一根斜钢梁上就是了。由于反标是斜着放置的，所以当有稍大的风，或者有一定载重量的汽车开过桥面时，反标就会自动掉落下来，正好打开，悬挂在桥梁的钢架上，过往车辆里的乘客和路人自是一目了然。
两小时后，黄浦分局的领导听取了值班负责人对此情况的报告，自是重视，立刻召集前往现场勘查的警员听取汇报。这不能说不利索了，但没有想到的是市局的动作比分局还利索。时任上海市公安局局长的李士英是一位老革命、资深政治保卫工作者，他在上班前就从住处往局里打电话询问当晚有什么情况，听说外白渡桥出现反动标语的案情后，马上赶到市局听取那两位去现场督察的警员的汇报。李士英凭着敏锐的政治嗅觉和丰富的工作经验，马上作出了一个判断：这起反标案件不同于以往的同类案件，可能是敌特势力的一种有预谋的系列破坏活动的开场动作。因此，必须引起充分重视，立刻组织力量给予打击。于是，李士英跟主管政治保卫工作的副局长扬帆交换意见后，决定责成黄浦、虹口两个分局抽调专人对该案进行调查。
之所以把虹口分局也叫上，那是因为外白渡桥是黄浦分局和虹口分局管辖范围的分界线，桥南归黄浦管，桥北归虹口管。严格点说来，反标的位置是在桥面靠南的一侧，应该属于黄浦分局管辖，但调查时肯定会两个区都参与，所以干脆一上来就由黄浦、虹口两个区的分局联手进行比较妥当。
黄浦、虹口两个分局接到市局指示后，当即各抽调三名政保侦查员组建了联合侦查专案组，由黄浦分局资深侦查员寿汝君担任组长。
上午十点，寿汝君召集五名组员举行了首次案情分析会，对本案情况作出了以下分析——
案件性质：这是一起政治性案件，其作案动机比较明显，就是借反动标语制造混乱。如果不及时侦破，予以严厉打击，可能还会出现同样的破坏活动。
作案手段：有预谋，可能还事先物色、观察过现场；动作迅速，手法熟练，之前估计进行过演练。
可供作为破案线索的物证、痕迹：崭新的白布、写反标的红色油漆、作为固定物的两根估计用锹把截断后使用的木棍，白布两端用以套住木棍的手工缝纫、拴系木棍的细绳，扣细绳的那种特别的打结手法都可以作为线索来进行追查。
案犯身份分析：现场作案者具有较强的攀爬能力，结合特殊的打绳结的手法，估计此人可能干过水手、水兵之类的职业。幕后作案者人数尚无法判断，而从反标文字书写笔迹来看，该文字应当出自一个接受过私塾教育、幼时专门练过毛笔字的具有一定文化程度的人。而通常这样的受过教育的人不大可能去当水手、水兵，因此估计此人跟现场作案者并非同一人。
调查方向：一、对居住在外白渡桥南北两侧一公里内的居民以及夜间上下班路过者进行访查，询问是否发现过可疑现象；二、对黄浦、虹口两区出售白色龙头细布的布店进行访查，看是否有人一次性购买过数公尺以上的白布，如果没有收获，将这种访查扩大到全市各个区的布店；三、对黄浦、虹口两区出售铁锹或者锹把的店铺进行访查，看是否有人购买过铁锹或者锹把，如果没有收获，将这种访查扩大到全市各个区的同类店铺；四、向黄浦、虹口两区各派出所发出协查通知，请各所通过居委会悄然了解各街坊范围内是否有人买过多达数公尺的白布，以及是否有人用手工缝过白布。
案情分析会结束，已是下午两点多。寿汝君说事不宜迟，大家按照分工立刻开始行动吧。于是，专案组六名侦查员按照各自供职的分局分工，分别在黄浦、虹口两区查摸线索。
三个侦查员要负责一个区范围内几个方面的调查，其工作量之大可想而知。
当天，没有获得任何线索。
第二天，上午也没有线索，下午两个区一下子冒出来三条线索，有关于购买龙头细布的，有关于铁锹把的，还有一条是一个街头摆手工缝纫摊的大嫂提供的有人找她做针线活要缝白布活儿因为价钱没有谈拢而作罢的事儿。侦查员一一调查下来，都排除了跟反标案件的关系。
如此一折腾，已经到了晚上。专案组的临时办公点设在黄浦分局，六人去食堂吃了晚饭，正要开一个碰头会议议情况时，忽然接到虹口分局的电话，说有人去分局反映跟反标案件相关的情况，反映者要求直接跟专案人员谈。
寿汝君心里一喜，立刻带着侦查员老金、小赵前往虹口分局。
二、嫌疑人“老山东”
反映情况者有两个人，是一对青年情侣。男的二十三岁，姓张，是南京路一家商店的店员；女的二十岁，姓董，是医院的护士。侦查员还没见到这二位时，心里已经对他们产生了比较强烈的兴趣。此话怎说？因为外白渡桥出现反标的情况对外是严格保密的，别说社会上的人了，就是分局内部也没有公开，只限于领导以及相关侦查员知晓。侦查员到派出所去调查时，也只是要求协助查摸如“购买龙头细布、锹把”、“是否有人在外白渡桥看见过什么反常现象、可疑人物”之类的情况，没有说什么“反标案件”。而眼前这对情侣到虹口分局竟然开口就是说要提供反标案相关情况，这不是奇怪吗？
所以，寿汝君先要问一问张、董两人：你们所说的什么“反标案件”，不知从何说起？
对方一开口，侦查员暗吃一惊！女护士小董说：“昨晚外白渡桥上出现反动标语的事儿，外面许多人都在说呀！”
哦？那你们是从哪里听来的？
我是从一个来诊所找我打针的人那儿听说的。
这一情节专案组当晚就去找那个打针的男子询问过，那位说是听邻居韦某说的。再去找韦某，这才知道反标之事还是扩散了：此人是挖泥船的船员，这几天挖泥船就停在外白渡桥畔靠近黄浦江的外滩公园堤岸那里，白天施工，晚上下班后得有人在船上值班。韦某就是昨晚船上的两位值班者之一。当时，另一位值班者郁某起来小解，正好看到桥上发生的一幕，反动标语的每一个字都看得清清楚楚。这等惊人新闻除非当场就割了他的舌头才有可能不传给别人听。郁某当时就叫醒韦某，韦某赶紧起来看时，正见巡逻组用衣服遮住反标文字的一幕。于是，外白渡桥上出现反标的传闻就这样产生了。
再说这对情侣反映的情况。小张的父亲人称“老张头”，是开杂货铺子的。老张头性格内向，为人老实本分，心胸不大宽敞，谁对他好谁对他不好，别人可能自己还没有意识到，他却会记在心里，而且一记多年，决不会忘记。他的杂货铺子有卖铁锹以及适用于各种生产工具的木把成品或者原料，因此自然会被派出所作为调查对象。但因为反标案对外保密，警方在可能的条件下都是通过居委会出面前往询问的。老张头这边的居委会治保委员林阿姨是老张家的邻居，以前两家发生过矛盾，之后多年不理不睬，直到上海解放后林阿姨做了居委会工作，这才主动跟老张头说话了。但这种和好属于面和心不和，加上林阿姨小市民习气比较严重，时不时有鸡毛当令箭之举，使老张头心里很不爽。
今天傍晚，林阿姨根据派出所的布置前往老张头的杂货铺子去了解是否有人购买过铁锹或者木把事宜。她不知为何了解此事，但既是派出所下的令，那肯定跟案子有关，于是就把自己也想象成参与破案的一员了，进门就颐指气使盘问样地说明了来意。老张头哪里吃她这一套，马上摇头，说我这几天生意不好，没有人来买过任何东西。林阿姨有点失望，但也没有办法，只好悻悻而去。
林阿姨离开后，老张头就关门打烊回家了。饭桌上，他说起此事，儿子小张听着觉得老爸话里似是隐藏着什么，于是就问老爸说的是否是实话。老张头说我对她说实话干什么，不过，要说有人买过木把什么的，那倒确实是没有。但我店里确实拿出去过一根木把原料，那是弄堂口老山东来买，这人经常帮我搬搬扛扛，现在要根木头难道我还收他钱，就送给他了。
当时，小张还不知道外白渡桥反标案，听了也就听了。饭后，他去女友家。小董开口就告诉他外白渡桥反标案新闻，又说到她家隔壁的布店已经有人来调查过出售白布的情况了。小张心里一动，于是就想到了林阿姨对老爸的询问，便对女友说了。小董问老山东是谁。小张说老山东是我家弄堂口摆水果摊的一个姓柳的山东大汉，听说以前当过国民党将军的卫兵，解放后公安局还找过他呢，不过老山东人倒还是不错的，热心，讲义气。
小董正在争取入团，事事追求进步，她听那位前来打针的患者详细说过桥头出现反标的那一幕情景，知道反标的组成部件也有木把类的物件，此刻一听老山东是个历史有问题的人，便说这事你爸做得不对。小张说那怎么办，要不我去跟老爸说一下让他去找林阿姨。小董说这倒不必了，我们直接去公安局反映不就得了！
寿汝君等三人听说此事后，便和小张一起去张家，直接向老张头了解被老山东拿去的那根木把原料的尺寸、木质等，老金、小赵则去派出所了解老山东的情况。
老张头承认老山东确实拿去了一根木把原料，说那是一根长约一百七十厘米的麻栗棍，通常那是被人们买去做锹柄、锤子柄之类的，价格比较便宜。老山东来选购时，没有说用途，只是看中了这根料，用手比画着尺寸，自说自话点头道“行”，然后就问价格想掏钱。老张头因老山东平日里经常帮他义务搬运货物，所以怎么也不肯收钱，老山东最后就把料拿走了。
老金、小赵从派出所了解到，老山东名叫柳鸣，四十五岁，二十年前曾当过兵，担任过顾祝同的卫兵排长，1933年负伤后退伍，到上海定居，靠做小生意谋生。之后一直到1947年，没有听说过跟国民党、日伪有过什么关系。1947年，柳鸣的女儿交上了一个“保密局”特务上尉，不久两人结婚。柳鸣跟特务女婿关系不错，翁婿俩经常吃吃喝喝，还曾让特务女婿跟海关打招呼进过几批美国货倒卖。反正那段时候柳鸣家里经常有“保密局”的人进进出出，邻居不敢对柳家人有什么话头，连警察局也对其畏惧三分。上海解放前个把月，柳鸣女儿跟着特务丈夫去了台湾，老山东大怒，当街大骂国民党，结果被警察局拘留了几天，直到解放军打来才把他放了出来。解放后，柳鸣没有按照军管会命令去登记历史身份，被集训了半个月，出来后牢骚颇多。
专案组分析下来，认为以柳鸣的情况，不能排除其跟案件的关系，于是决定跟其当面接触。
当晚十二点，老山东柳鸣被从熟睡中唤醒，侦查员就在他家向其了解那根木料的情况。柳鸣承认他确实去老张头那里拿过一套木料，是用来做擀面杖的，因为他想改行卖面点了。他少年时学过木匠活，所以也不请别人帮忙了，自己动手锯断、刨圆就是了。
侦查员让柳鸣把他做的东西拿出来过目，柳的老婆果然拿出两根崭新的擀面杖。侦查员量了量尺寸，发现跟老张头所说的那根木料还差很大一截，正好可以用于反标。于是，疑心顿起，便问老山东剩下的木料呢。答称放在门外的，不知让谁顺手牵羊给顺走了。
这就有说不清的样子了，当时在侦查工作中对于这种对象通常是把对方请进去继续说，于是，老山东就给带走了。他到了黄浦分局还想解释木料之事，但侦查员不跟他说这个了，而是让他把最近几天的行踪去向证明人都一一说清楚。
与此同时，专案组请来了三位技艺精湛的老木匠，把柳鸣制作的擀面杖、老张头铺子里同时进货的相同的麻栗木料、反标的短木棍一起交给他们作鉴定。最后，三人一致断定柳鸣的擀面杖跟老张头的麻栗料是同一货品，而反标的短木棍的木料则是柏树木料。
柳鸣所说的近日行踪活动都有人证明，表明其没有作案时间，而他家里最近也没有外人访问过。这样，老山东的嫌疑就给排除了，当天下午就让他回家了。
差不多就在老山东走出黄浦分局的当儿，新的反标案发生了！
新发生的反标案竟然有三起，分别在永安公司、老城隍庙和北火车站——
永安公司是当时上海最大的一家百货公司，后来曾改称过“华联商厦”。上海解放初期，由于受多种原因影响，经济一度出现萧条，永安公司的经营也受到影响，1949年8月至12月出现亏损。本案发生的时间正处于该公司亏损阶段，但作为上海最大的一家百货公司，天天还是顾客盈门，只是购买力下降而已。这天下午三时许，前往小百货部袜子柜台选购袜子的两位女顾客同时发现柜台前侧的玻璃上张贴着一幅反动标语。一时间，两人都一个激灵愣住了，呆若木鸡地站立在离柜台三尺距离处。柜台里的营业员正要热情招呼她们，见状不禁觉得奇怪，正要询问“你们怎么啦”，其中一个顾客反应过来，指着柜台大叫：“反动标语！”于是，店堂里一片混乱，等到维持秩序的安保人员闻讯赶来封住楼层通道时，许多顾客早已离开了。
老城隍庙是上海滩的一处名胜景点，是当时外地人来上海必定要去的地方之一，就是上海本地百姓没事也是时不时去转一下的。因此，那里整日人头济济，喧哗不休。反动标语是在豫园门前的石狮子上发现的，令人气愤的是，一对石狮子上竟然在同一部位都给贴上了一张。游客发现后，起初没有声张，只是互相悄悄指点着嘀咕，于是便有好事者纷纷过去看究竟。等到两个戴着红袖章的治安积极分子听说过来时，已经挤不进围观的人群了。这二位尽管不过十八九岁，但做事倒显出一份成熟，他们没有莽撞地动手把反标撕下，而是从旁边不远处的一个水果摊头上拿来两个空箩筐把石狮子的头部遮盖住，既保护了现场，又做到了防止扩散。然后，才给邑庙分局打电话报警。
如果说前面两起案件的反标扩散范围还算比较小的话，北火车站的扩散范围就大得多了。北火车站简称北站，当时是上海最大、承担着几乎全部铁路运输使命的一个车站，从全国各地来上海，或者途经上海前往北方、南方的旅客都必须在这里停留。反动标语就出现在北站的候车室里。一共有五处之多，分别张贴于窗户、墙壁和椅子上。当时还不像现在这样有专门的属于铁道部的警察维持车站的秩序，铁路公安是有的，属于军队编制，称为“中央军委铁道部公安局”，下辖公安第31至第35师共五个师，承担的任务是警卫全国铁路沿线大型桥隧，车站治安都是由地方公安管的。北站地区当时作为一个单独的区，有公安分局，北站分局在北火车站设置了一个派出所。但由于警力有限而且任务太重，所以警察不可能一直在候车室巡逻。此刻，候车室发现了反标，派出所一时还不知道。等到接到报警赶去处理时，已经不知有多少旅客知晓发生了什么情况了。
三处反标，都是在64开大小的白色道林纸上铅印的，但印刷质量不高，可能是用小型手摇印刷机之类弄出来的。
这天上午，市公安局已经把“外白渡桥反标案”向全市二十个市区分局的领导作了通报。因此，当这三处新发现反标现场的所属分局领导接到报告后，当即向市局急报。市局扬帆副局长召来政保线相关领导，说新发现的三处反标现场分别属于老闸、邑庙、北站三个区的分局管辖，看来市局得派员参加专案侦查了。于是决定：立刻抽调两名资深侦查员牵头组建反标专案联合侦查组，组员由黄浦、虹口、老闸、邑庙、北站五个分局各出三人担任。
这样，一个由十七名侦查员组成的联合专案组成立了。新专案组由市局政保二处程晓芝科长担任组长，原黄浦虹口联合专案组组长寿汝君担任副组长。
专案组兵分三路，分别前往三处已在保护之中的现场取证，每路各配备一名刑事侦查技术人员。取证过程中，三路侦查员都发现了从未碰到过的现象：反标不知是用何种粘连剂张贴的，用通常使用的方法竟然无法完整地揭下来；而书写反标的白色纸张，表面竟然都未能提取到指纹。
北站勘查的那一路侦查员急中生智，干脆把张贴着反标的窗户玻璃整块卸下，连同也贴着反标的门板和椅子一起借了辆卡车运到了市局。他们回来时，另外两路还没有想出如何对付这种奇怪的张贴物的法子，打电话联系后，去永安公司的那一路也学样把张贴着反标的那个柜台整个运了回来。老城隍庙那边的一路就无法学习这种经验了，这么重分量的一对石狮子根本无法对付，于是只好把反标用药水喷湿后，用刀子边刮边小心翼翼地揭，最后也只能带了些残渣回来。
程晓芝说立刻把所有证物送检，我们这边开会，综合勘查情况，进行案情分析。
侦查员分析，案犯是利用人多热闹反而无从注意的条件进行作案的，这点可以想通。但是另一点就想不通了：三处张贴的反标上都未曾发现留有案犯的指纹，这只能理解为案犯是戴了手套作案的。可是，现在是江南地区的9月份，白天气温还比较高，如果戴着手套出现在人多场合，众目睽睽之下不是反而更容易惹人注目了吗？而且，粘贴反标的是一种黏性特别强的特殊胶水，戴了手套操作，不方便不说，难道就不怕手套被粘住？
众人议了一阵，不得要领。寿汝君说那我们先讨论另外方面的情况吧，于是就把话题转到了作案地点和时间上。作案地点很清楚，至于时间，这倒是一个新动向。三处反标应该是在差不多同一时间张贴出来的，因此不可能是同一个案犯在作案，案犯应该至少有三人。从这点上可以推断出，这是一个反革命团伙在作案。
刑技鉴定人员在化学专家的帮助下，终于获得了使专案组比较满意的结果，解答了使侦查员感到困惑的问题：反标所使用的白纸，并非一般的道林纸，而是一种用特殊原料制作的纸张。这种纸张的正反两面具有不同的作用，正面涂着一种化学物质，能在很短的时间内把与纸张表面接触过的由汗液、油脂等主要成分组成的指纹分解破坏掉；反面喷涂了另一种化学物质，其效果是纸张表面平时跟一般白纸无异，光滑平整，不粘不腻，但是只要跟水分接触，立刻会产生极强的黏性，能够跟任何物体紧密相连，难以揭下。
另外，反标是用手摇印刷机印刷的，但这台印刷机似乎有质量问题，所以难以印出高质量的产品。不过，其使用的油墨是特制的，具有挥发性强、形成字迹后难以擦拭的特点。
上述除印刷机外的所有产品，都非中国技术所能够生产的，那是西方国家的最新高科技研究成果，而且据资料表明，此类产品即使在西方国家也还没有形成批量生产能力，所以市场上是无法购置到的。
因此，这应该是特工人员使用的专用产品。
三、可疑的驼背男子
次日，专案组兵分数路开始查摸线索。至当天下午两点，一共查摸到三条线索——
第一条是永安公司的营业员提供的。昨天发现反标后，这家私营公司的高层很是重视，要求下面员工积极主动配合警方调查，各个楼层下班后都开了会。跟发现反标的袜子柜台相邻的针线柜台、手套柜台、手帕柜台的营业员回家后都静下心来尽力回忆各自昨天是否看到过异常、可疑情况。手帕柜台营业员李春香忽然想起昨天发现反标前几分钟时，曾有一个似曾脸熟的驼背男子在那几个柜台前转悠过，当时她就觉得此人形迹异常，怀疑会不会是扒手。原本想注意此人的，但因为这时有人来买手帕，就把目光收了回来，根据顾客的要求拿出一些手帕供其挑选。这位顾客还没挑选定当时，袜子柜台已经发现了反标，她留意先前那男子时，已经不见影踪了。
李春香今天原本休息，但为此特地去了趟公司。她跟手套柜台的营业员小方说起此节时，小方被提醒了，说她也见过那个可疑男子。小方甚至记得比李春香还清楚，说那男子经常来永安公司转悠的，从来没有看到他买过东西，夏天时甚至穿着汗背心、木拖板就进来了，也不知干什么。
第二条也是永安公司的。该公司清洁工朱阿姨在案发那天袜子柜台发现反标之前大约五分钟，去该楼层的女厕所清洗拖把时，看见有一打扮时髦的三十岁出头的女子，挎着一个高级坤包进了厕所，原以为是来如厕的，但该女子却未进一个个分隔开的抽水马桶间，而是来到朱阿姨洗拖把的水池前，要朱阿姨让开。那个年代，真正是“顾客就是上帝”的年代，朱阿姨马上退到旁边。原以为对方要洗手，但看看她的双手很清爽，并未沾染到什么脏东西，正不解时，见该女子从坤包里取出一块干燥的小毛巾，放到水龙头下冲湿了，却又不绞干，就湿漉漉地拎在手里出去了。
如此，就苦了朱阿姨：店里的规矩是所有地面，不管店堂内还是楼梯、过道包括厕所里面，都必须时时保持无脏迹无水渍，她刚刚打扫好属于自己的那一块工作范围，现在被这个时髦女弄湿了地面，只好赶紧补救。于是，朱阿姨就拿了一个干拖把，循着地面的水迹一路抹过去。水迹出了女厕所，穿过过道，进入店堂，最后消失在离袜子柜台不过几米的手帕柜台旁边。朱阿姨抹掉水迹后就返回女厕所去洗拖把了。拖把还没洗好，就听见外面传来喧哗声——袜子柜台那里发现反标了！
朱阿姨想不出那个时髦女子跟反标会有什么关系，但是，因为专案组侦查员来店里召集昨天在场的员工开座谈会了解情况时说凡是看到、听到任何反常的情况，都有必要反映。于是，朱阿姨就觉得那个女子此举使她无法想通——这大概就是反常情况了，于是就向侦查员反映了。
第三条线索来自老城隍庙。侦查员在反标现场一个摆米花糖摊的浦东老头那里了解到，在发现反标前几分钟，他曾看到一个穿米黄色衬衫、戴眼镜的青年男子，手里拿着一瓶汽水，一边喝着一边从豫园大门里出来。走到门口的石狮子前，那人驻步了，像是在等人。接着，老头就看见了一个使人不解的镜头，那人把汽水往右侧的石狮子头部泼了些许；接着，又走到左侧的那个石狮子前，同样往头部泼了一些。然后，又边喝汽水边缓步离开了。同时目睹这一幕的，还有老头旁边那个卖茶叶蛋的苏北老太。
专案组当即对这三条线索进行了分析，第二、第三条线索的反映者朱阿姨、浦东老头、苏北老太见之不解的现象，对于众侦查员来说，由于之前已有技术鉴定，所以对此很好理解：时髦女和眼镜男的举动很有可能是张贴反标的一个步骤，因为反标纸张是一种无须使用粘胶剂而只要有少许液体就可牢牢粘于任何物体表面的特殊纸制品，作案者为防止引人注目，所以把作案过程分解成两个步骤实施，先由一人用液体湿润张贴反标的位置，再由另一人把反标往该位置一按即可。从这点来说，时髦女、眼镜男的举动完全符合张贴反标的操作特征。
至于第一条线索，从那个驼背男子的鬼鬼祟祟举止和出现在现场的时间来推断，侦查员认为此人很有可能是配合时髦女作案的案犯。
来自老闸分局的彭蒙等三名专案组侦查员受命查摸驼背男子，针对永安公司营业员李春香、小方所反映的此人时常去永安公司转悠，而且夏天时就穿着汗背心、木拖板的特征，侦查员估计驼背男子应该是就住在永安公司附近的。那就好，先就地查摸一番。
彭蒙三人决定分头向活跃在永安公司附近的那些摊贩了解驼背男子。为提高工作效率，他们每人定了一个范围，约定一小时后回到永安公司正门口碰头。事实上，根本不需要一个小时，三个侦查员只问了几个摊贩，就大致上摸清了驼背男子的情况：这人姓辛，这一带都称他“老辛”，据说是做小百货掮客生意的，解放前参加过青帮，后来因为违反帮规而受到责罚后被赶出帮会，他那驼背听说就是因此而形成的。另外，有消息说老辛在日伪时期曾做过“76号”（即汪伪特工总部）的密探，抗战胜利后又替“军统”效过力。老辛家住河南中路明兴里，距永安公司很近。
彭蒙借用永安公司总经理室的电话把上述情况向专案组长程晓芝报告了，请示下一步如何进行。程晓芝指示说：把辛某传到派出所讯问，由你们三人执行；我另外派人对其住所进行搜查。
彭蒙三人于是去了派出所，一了解，弄清楚明兴里确实住着这样一个驼背男子，姓辛名阿根，四十三岁，以掮客为业，历史上有问题，解放后主动向公安局登记，但因其没有正式参加过汪伪汉奸和国民党组织，不担任职务，没有领过薪水，所以不在登记范围之内，当然也就谈不上对其作出什么处理了。侦查员请户籍警设法把辛阿根悄然传唤到派出所来，不能惊动包括其家属在内的任何人。
户籍警小施计谋就通过居委会把辛阿根悄然传唤过来了，这主儿见多识广，面对着冷不防出现在面前的三个侦查员犹自显得很平静，微微点头问道：“三位先生是哪里的？分局？市局？还是华东公安部的？”
彭蒙说我们是哪里来的你此刻就不要关心了，还是说说你最近在干些什么吧。辛阿根说我一个小老百姓还能干什么呢，无非是做做掮客，给人介绍些小生意拿点佣金口罢了。
侦查员让他说得具体些，把这一周来自己的活动情况一五一十都说清楚。辛阿根似乎觉得不对头，收起了那套油腔滑调，点头哈腰作恭敬状：“是！是！遵命遵命！”
嘴上这样说，但行动却是搔头摸颈片刻后，皱着眉头道：“对不起！我想不起来啊！”
这就是忽悠人了，彭蒙三人于是就加深了对其的怀疑。彭蒙喝道：“一周做的事情都想不起来了？那好，就说说一天前的吧，昨天下午你在干什么？说！”
辛阿根的眼睛里一瞬间明显地闪过了一丝惊慌，随即佯装镇定：“昨天下午？哦，这我倒是记得的，我在家睡觉啊！”
“在家睡觉？谁可以给你证明？”
“我老婆，你们去问她好了。”
就在这时，提审室门外出现了一个人，彭蒙一看，心里窃喜。出现的这位是专案组侦查员大老张，他是受命和另外两位侦查员前往辛阿根家执行搜查任务的。现在出现在门外，说明对辛家的搜查是有收获的。
大老张三人去辛阿根家搜查，确实查到了辛阿根的犯罪证据，可是辛阿根犯的罪跟反动标语案却没有关系。大老张他们在辛家搜查到的东西竟是四十九个空钱包！侦查员回过神来，如此看来，这家伙是个扒手啊！
当时，辛阿根的老婆不在家，家里只有两个刚成年的女儿。搜到钱包后，侦查员当然要问问她们是否知道这是从哪里来的，两人还没有回答时，辛阿根的老婆回来了，见状大惊，随后就耍泼，一边哭叫一边倒在地上打滚。大老张是资深侦查员，冷眼瞧着，马上看出了名堂，辛妻是朝床那边滚的，滚到床边时略略停留了一下。于是，大老张马上断定：这个女人有问题！
于是，侦查员就把原已检查过的床底下的杂物重新翻检。辛妻见了，竟不哭了，上前来伸手欲抱大老张的脚，被另外的侦查员扯住后，她发出了绝望的哭号声。大老张从已被先前的搜查弄得一片狼藉的杂物中找到了一本银行存折，内有人民币存款1897万元（按：此系旧版人民币，相当于1955年发行的新版人民币1897元），这在当时已经算是一笔非常了得的金额了。
于是，大老张一行就押着辛妻去了派出所。当下，彭蒙听了这番介绍心里很是郁闷，又有点好笑，寻思干政治保卫的一不留神倒是替刑侦线抓获了一个老扒手。
把赃款存折给辛阿根过目，又让其跟老婆见了面后，这主儿就愿意老实交代了。
原来，辛阿根是个老扒手，早在三十年前就已经开始作案了。他从来没有作过什么大案名案，扒窃对象都是寻常百姓，又从来不收徒弟，因此在黑道上没有什么名气。但是，有一点却差不多可以创纪录了：三十年来作案无数，竟然从未失手过。“常在河边走，哪有不湿鞋”这句话，在他身上出现了例外。所以，当年他曾被汪伪“76号”特工总部和“军统”看中，让他对指定的对象扒窃过情报。解放后，辛阿根曾想过金盆洗手，但经不住金钱的诱惑，加上老婆时不时老是在耳边鼓动着让他“稍稍弄一点”，于是就又重操旧业。他扒窃所获的赃款，全部交给老婆，由老婆存进银行，部分则购买黄金首饰，藏于地下。
辛阿根并非道上人物，因此，他根本不按黑道规矩行事。黑道上讲究“兔子不吃窝边草”，他却是不管，通常作案就在南京路上，离他家距离最近的永安公司则是首选目标。昨天下午，辛阿根确实去了永安公司，在袜子柜台的那个楼层店堂里扒窃了一个钱包，内有人民币29万元和一些零钱。回家后，辛阿根照例把赃款交给了老婆。老婆今天下午就去银行存了，没想到回家正好撞上警察来搜查，尽管急中生智想把存折密藏起来也没用。
彭蒙立刻给程晓芝打电话汇报了上述情况。程晓芝也觉得吃了一个闷，他在电话那头稍一停顿，提出了一个假设：鉴于辛阿根历史上跟国民党“军统”特务有过勾结行为，因此还不能完全排除其跟反标案的关系。况且，扒手的动作具有那种常人不及的敏捷，简直跟魔术师有一比，被敌特分子看中了雇其张贴反标也不是没有可能。因此，对辛阿根昨天下午去永安公司是否真作了案要有一个确凿的认定。
于是，彭蒙三人就决定继续对辛阿根讯问，务必要弄清楚其昨天下午去永安公司是否真的在作扒窃案。这时已是晚上八点，侦查员也顾不得饥肠辘辘，再次对辛阿根进行讯问，也不多说，只要求他说清凭什么认定昨天下午确实是去了永安公司扒窃，而没有做其他什么坏事。
原以为辛阿根对此不一定能够说得清楚，因为以侦查员的估断，对方最多不过以其老婆今天去银行存款为理由。这当然不会有假，因为存折上是写明了存款日期的，银行也可以作证。但这似乎并不能说明存进去的这笔款子就是昨天在永安公司扒窃所得的赃款，如果是准备好张贴反标的，那也可以事先准备好一笔款子，届时存进去，以此作为确实是在扒窃的理由。因此，彭蒙等人已经作好了跟对方磨蹭一番的打算。
哪知辛阿根竟然一说就清楚了，他怎么说呢？他说，有证据可以证明我昨天在永安公司确实摸皮夹子了，而没有做其他什么坏事，这个证据就是：我扒窃的那个皮夹子是有主儿的，那人姓邢，是交通大学的一位老师。
哦！难道辛阿根认识失主？
否！但辛阿根确实说得没错，因为当时干扒手这一行的有个习惯，凡是扒到证件、月票的，那就得给人家寄回去，也省得失主又要申请又要拍照的几次三番折腾补领了。寄回去也不必付邮费，也不需要去邮局，只要看见街头那里有绿色邮箱的扔进去就是。而邮局方面对此也已经形成了惯例，凡是发现邮箱里有证件、月票之类的，就弄个信封装进去，外面写上证件标明的地址，封起来给人家邮去。
而辛阿根昨天下午在永安公司扒窃的那个钱包，里面就是装着证件的，辛阿根看了看，失主是交通大学的一位老师，于是他就把证件投进了邮箱，估计这会儿已经邮到交通大学那边了。
侦查员于是就往交通大学打电话，让总机转到保卫处值班员那里，请对方了解一下是否有这样一位姓甚叫甚的老师昨天下午在永安公司丢失过钱包。
二十分钟后，对方回电证实了此事。
于是，辛阿根的疑点就给排除了。
四、大光明电影院的轰动一幕
专案组在彻夜研究案情的时候，上海市区西南侧徐家汇天主教堂附近的一处民房内，有人也还没就寝，正在床上反复辗转着考虑一项重大阴谋。这项考虑所产生的结果，导致次日下午专案组侦查员全体出动，前往当时上海滩的一处著名场所。
这处场所，是位于南京西路216号的大光明电影院。
这天下午一点，大光明电影院放映苏联影片《我们的生活》。这部故事片是难能列入“优秀影片”行列的，但在解放伊始国内已经禁映西方国家的影片，而新中国又还不能拍摄自己的故事片的日子里，这种故事片的票房价值还是蛮高的。大光明电影院这天下午一点钟的场次早在十一点时，售票窗口就已经挂出了“客满”牌子。
电影散场时，是下午两点五十分。电影院的员工照例开始打扫。清洁工作进行到一半时，有人发现在12排20座的椅子背面贴着反动标语。几乎是同时，影院的男女厕所里都发现有反动标语。
打扫立刻停止，电影院当即向老闸公安分局报警。其时上海各个分局都已接到市局的通知，让如若接到此类报警的话立刻向市局报告，电话可直接打到专案组办公室。专案组接到报警电话，程晓芝下令：全体立刻出警！
专案组一干侦查员抵达大光明电影院后，先将影院封锁，电影院工作人员全体就地待命。两名刑侦技术人员比专案组来得稍稍迟些，他们抵达后，立刻拍照取证，勘查现场，提取证据。
这回出现的反动标语一共是三处，每处各有两幅。文字不多，都是指名道姓攻击中共领袖的。反标的种类比较别致：是用剪下的铅印字体拼成语句后，以粘胶剂贴在被上海人称为“橡皮胶”的医用胶布上，然后把胶布贴在椅子背面和男女厕所的墙上。
刑技人员勘查现场后，带着提取的证据返回市局去进行技术鉴定了。这边专案组侦查员随即开始忙碌，十四名侦查员分头找大光明电影院的所有工作人员个别谈话，了解情况。然后会合起来向组长汇报，就地进行分析。大家稍稍议了议，就找到了寻找线索的原始点：张贴反标的案犯应该是13排20座的那个观众。
得出上述结论的理由是：张贴于男女厕所的反标肯定是在电影放映即将结束时，案犯偷偷溜过去作的案。大光明电影院的男女厕所呈左右并列方向，厕所外面是男女共用的盥洗室。电影放映快结束时，观众通常不会去上厕所的，因此，这当儿不管案犯是男是女，都能溜进男女厕所张贴反标，肯定不会被人发现。这两处的案犯应该说不容易调查，因为从理论上来说，每个观众都有作案的条件。而13排20座这个座位就不同了，必须是坐在这个位置上的观众，才有条件轻而易举地把反标偷偷张贴在自己前面的椅背上。这家伙可真会抓机会，这么小的面积一贴就是两幅反标。
那好，就盯着持13排20座的那个观众查吧！
可是，大光明电影院开映前两小时电影票就已经售罄了。电影票又不是实名制出售的，要从一千多张电影票里找出那个坐在13排20座位置上的观众，其难度虽然不敢称是大海捞针，但也绝对不是一桩好干的活儿。在这种情况下，有时就要指望运气了，运气好的，就有希望找到这位特殊观众；运气差的，那你就折腾吧，折腾到筋疲力尽还不一定有成效。
专案组在这个回合中的运气应该说是比较好的，他们从售票员那里获得信息：当天下午两点钟这场的13排1座至20座，也就是13排中间的那二十个座位，全部是由榆林区泰昌织布厂的团组织预订了的，上一天就来取了票。电影票有了主儿，那就好办了。
老金、大老张两人去了泰昌织布厂，那是一家私营工厂，但已经建立了党团组织和工会，找到团支部书记小印一问，他说团支部确实组织了电影观摩活动，用团费购买了二十张电影票，作为对在最近开展的迎接开国大典活动中表现突出的团员和非团青年的奖励。电影票是团支部副书记小汪负责购买和发放的。
小汪向侦查员介绍了以下情况：她是三天前给大光明电影院打电话订的票，昨天去付款取票，拿回厂里后就分发给了受奖励者。说着，她拿出了二十个获得电影票者的名单。侦查员一看，名单上只有取票后在姓名后面打的勾，并无每个人的座位票号。一问，小汪用不解的眼光看着他们，反问道：要登记座位号干吗？
侦查员又不好说你们这一排位置的观众中有人涉嫌张贴反标了，只好含糊地说我们正在调查一件事，需要了解一些观众的座位情况。既然你的这个名单上没有座位票号，那么你看是否可以帮助我们弄清这二十名观众的座位号。小汪说这没问题，不过需要一些时间，因为看电影的人今天下午厂里是放了他们半天假的，看过电影后就直接回家了，你们急着要了解的话，我就去问清楚他们的地址后陪你们登门一个个询问。
这样做有点麻烦，但有这种机会已经算是不错了，于是就请小汪去打听那二十名观众的家庭住址。估计一家家跑下来会用去很多时间，老金就给程晓芝打了电话，汇报了情况。他还没开口说想增加人手，程晓芝已经想到了，说我这就派几位同志过来和你们一起查摸。
半小时后，专案组副组长寿汝君带着三名侦查员驱车过来了。小汪已经通过工友一一问清了二十名观众的住址，于是划分了区域，分成三拨人马，也不要小汪陪同了，直接前往各家查访。
寿汝君和老金一路，两人查访的第一位观众就是坐在具有作案条件的13排20座位置的那位，那是一个姓刘的女青年，二十一岁，在厂里的食堂工作。寿汝君左看右看，总觉得眼前这个脸带稚气的姑娘跟张贴反标这样的事儿似乎沾不上边，但还是把她带到了厂里了解情况。
小刘面对着侦查员的询问，很是镇静，她还保存着票根，表明自己确实是那个座位的观众。寿汝君让老金跟她有一句没一句的先聊着，自己去了厂长室借用电话拨打派出所了解小刘的家庭情况和社会关系。派出所说这个姑娘出身于工人家庭，往上一辈是从苏北逃荒到上海滩的，解放前一直很苦，是标准的无产阶级。那个逃荒来的爷爷已经去世，现在家里是父母、弟妹。小刘是老大，在上海没有什么社会关系。她本人从来没有犯过事，也没有任何跟违法事儿沾边的传闻。
寿汝君听着觉得这事儿有点玄了，这样一个姑娘，似乎不应该有张贴反标的犯罪动机。忽然想起不知是否在谈恋爱，如果有男友的话，或许跟男友有关系。于是就向小汪打听，小汪说这要问问食堂的人了。马上去了解，得知小刘从来没有谈过朋友，有人介绍过，但她没有意思，连面也没去见。
寿汝君让小汪去陪小刘说话，把老金叫了出来，两人一交换观点，都觉得这事不靠谱儿。正说着的时候，另一路侦查员回来了，他们了解到的一个情况似乎可以解答寿汝君、老金的困惑：小刘紧挨着的13排18座的那张电影票被转让了。
大光明电影院当时的座位排列，20座是靠过道的，这样，小刘那个位置就只有一个邻座：13排18座。这个位置的票子是发给细纱车间团员林秀凤的，小林已经结婚，儿子两岁。她拿到电影票后很高兴，那年头一个工人能够免费看一场电影是难得的好运了，况且这张电影票还代表着一份荣誉。但小林没有看成，因为她的儿子生病了，婆婆要她带着去医院。小林于是就去大光明电影院门口，把电影票转让掉了。
如此，侦查员就产生了一个推断：13排18座的那个观众也是有条件在12排20座的背面张贴反标的，当然，必须有一个先决条件：要在20座的观众小刘离开或者打瞌睡的当儿进行。
于是问小刘：看电影的时候，你是否瞌睡过？或者离开过座位？
这……没有啊，我一直在看电影呀！
干侦查工作的，脑子通常都特别管用，寿汝君马上产生了另一个推断：18座的那个观众可以在电影放映结束散场时，将已经捏在手里的反标贴于12排20座的背面！
因此，看来得寻找那个从小林手里得到电影票的观众。
据小林说，那是一个五十来岁的小老头，穿着打扮和谈吐举止都是上海滩那种“老克腊”做派。
“老克腊”这个词汇是外来语，通常有两种解释：一种是说“克腊”是英语“colour”，意思是“色彩”，引申开去，可以说是“光鲜”、“体面”，也就是上海人所说的“花头”。而前面冠着一个“老”字，意思是说这群人的年纪不轻了。另一种解释说“克腊”是英语“classic”，指的是层次高，品位高，“老”字当然还是指年纪一把。具体说来，“老克腊”的形象应该是这样的：他们灰发或者白发，一头发丝抹过适量的生发油，梳理得纹丝不乱，可能还会架着一副秀气的眼镜，一眼望过去文质彬彬。男的穿笔挺的西裤，皮鞋擦得光可鉴人，冷天围羊毛的格子围巾，出门御寒是大方简洁的派克大衣，三五成友定期在咖啡馆里喝蒸馏咖啡玩两下桥牌。至于上了舞场，他们的风度是可以让年轻人自惭形秽得迈不开步子的。他们都有些许高尚的嗜好，收藏一两件玩意儿，唱得一口字正腔圆的英文老歌。至于他们对于明星的评价，用跨越时空的观点来说，那么张曼玉的风情不过是小儿科，阮玲玉那样的女性才算是正统的尤物。
小林转让电影票的那个小老头就是这样一位“老克腊”，专案组决定寻查他。
当然，这绝对不是一桩好干的活儿。当时上海全市有将近五百万人口，尽管“老克腊”占着极小的比例，但由于分布于各区各街道，如果要一一查找到进行核实的话，那就是走进死胡同去了。专案组当然不想进死胡同，而且也不想在这方面耗费过多的时间。因此，就想了一个办法：分头去各影剧院门口蹲守。
想出这个办法来的理由是：即使以侦查员的内行眼光来看“大光明反标案”，也不得不承认这种案件比较难破，作案是在无人注意时进行的，动作极快，手法隐蔽，过后一走了之。但从犯罪心理学而言，正因为如此，案犯就会产生继续下手的念头，况且其张贴反标原本就是为了进行反革命宣传煽动，其影响当然越大越好。所以，专案组认为，案犯肯定还会下手，那就盯着全市那几家著名的影剧院就行了。
这个主意是对头的，次日晚上六时多，侦查员小赵在“天蟾舞台”门口发现一个小老头跟小林所说的“老克腊”酷似，连穿着衣服的颜色都一模一样。于是，小赵当即悄然尾随，跟在对方后面进了剧场，看清楚此人的座位后，返身出来给组长程晓芝打了电话。程晓芝当即给老闸分局打电话，请分局出动便衣前往“天蟾舞台”，听候侦查员小赵指令。
小赵向四名便衣警察下达的命令是：以抓扒手为名把那个“老克腊”请到场外，对其搜查，不管是否发现可疑物品，都须问清姓名住址职业等，并向其住处管段派出所予以核实。
这个“老克腊”就这样落网了。从他的身上搜出了跟昨天大光明电影院内发现的反标一模一样的还未来得及张贴出去的“橡皮胶反标”。
“老克腊”被押到市局，先让其按下指纹，供刑技鉴定；又指派数名侦查员前往其徐家汇住所搜查；然后，由专案组正副组长程晓芝、寿汝君出马主持讯问。
此人名叫沈榘耀，五十二岁，浙江奉化人氏，出身于一个清朝官僚家庭，祖上三代都当过知府、知县之类的文官，其本人受过良好的教育，读过四书五经，留学英伦，中西文化贯通。1926年曾受聘于军阀孙传芳，在孙手下担任幕僚，被授少校军衔。次年蒋介石北伐到了上海，沈榘耀原本是属于敌方军官，属于被诛范围。但他那当过知县的清朝遗老老爸给出了个主意，去跟蒋总司令攀同乡。此招奏效，蒋介石不但没追究沈榘耀的“附逆”罪责，还把他带到南京，封其当了南京国民政府的一个科长。
沈榘耀其实不是做官的料，他出身富贵，属于纨绔子弟，嗜好吃喝玩乐，不耐烦负实责做具体事情，于是做了三四个月官就辞职回上海了。之后，他当过教师，做过记者，开过公司，还在巡捕房做过译员，反正没有一桩职业干得长的。沈榘耀属于“三房合一子”，到他这一代，就他这么一个男丁独子，因此老爸那一代弟兄三人去世时都有遗嘱把大部分遗产留给他，他做工作不过是图个新鲜，并无靠此挣钱的念头。他有的是钱，上海、广州、南京都有其产业，又有蒋介石这样一个同乡，因此也没有哪方势力来动他的脑筋敲他的竹杠。直到太平洋战争爆发上海租界全部沦陷后，他的那些不动产才被日本军队没收。
不久，日本方面打听到沈榘耀跟蒋介石有着一份特殊关系，便发还没收的不动产，并派官员登门拜访。日本方面的意思是想请沈榘耀出山在上海特别市汉奸政府担任一个职务，但沈却担心“军统”杀手找其算账赏一颗子弹，便拒绝了。日本人的纠缠是出了名的，再三规劝，力促出山。而沈榘耀的韧性在朋友圈里也很有名，一番势均力敌的谈判后，以沈去汉奸报纸当了一名记者了结了此事。
抗战胜利后，“军统”登门找沈榘耀了，以“文化汉奸”的罪名将其逮捕，财产没收，准备判刑。关键时刻，沈榘耀给蒋介石写了一封信，结果又化险为夷，还发还了大部分财产。之后，沈榘耀在家闲居，一直到几个月前上海解放。
了解了上述这些情况后，刑技人员的鉴定也出来了：沈榘耀的指纹与上一天在大光明电影院发现的反动标语医用胶布上留下的指纹是相同的。
程晓芝、寿汝君两人心里有了底，于是就让沈榘耀交代反标之事。沈榘耀不愧是“老克腊”中的铁杆分子，一脸无辜：“什么反动标语？我不知道哇！”
不知道？那从你身上抄出来的“橡皮胶”是怎么回事？
沈榘耀还是保持着镇静，说那不是我的，估计是哪个跟我有仇的家伙为了陷害我收买了扒手塞到我口袋里的，同志，上海滩的扒手你们肯定是知道的，那份手脚，绝对是“眼睛一眨，老母鸡变鸭”嘛。
寿汝君开口了：“沈榘耀啊，这就是你的不对了，编故事嘛，要编得高级些才能蒙得住人。”
“这不是编故事！这是真的事实呀！人民政府不是讲实事求是吗？我……”
“停！拜托了，请你不要玩这一套。给你看样东西，看过后我们再谈。”
沈榘耀面对着指纹相同的技术鉴定，目瞪口呆：“这……”
侦查员袖里还有乾坤：“再让你看一个人。”
这人就是小林了，她一眼认出眼前这个小老头就是昨天她转让电影票的“老克腊”。
沈榘耀这才无话可说。识时务也是上海滩“老克腊”的特点之一，于是他就作了交代——
上海解放前夕，有朋友劝沈榘耀逃离大陆，或去香港澳门，或去台湾，再不就去英美。沈榘耀也知道像他这样的主儿在共产党统治下日子不会过得再像以前那样滋润，但想来想去实在舍不得丢下那些不动产。他还在犹豫不决的时候，解放军已经包围了大上海。
解放后，沈榘耀根据市军管会的通告，前往公安局登记了历史身份。但只交代了在孙传芳部队当少校幕僚的事儿，没说跟蒋介石的关系，也没提曾给汪伪报纸当过记者，因为他认为那不是通告中所说的“伪职”。但这只是一种小聪明，人民政府很快就掌握了他的历史问题，不过鉴于他没有直接做过坏事，当汪伪报纸记者也不过是领了一个记者证，连豆腐干大小的稿件也没有写过一篇，所以就网开一面没有追究。但财产是要处理的，于是，在沈榘耀名下的九套房子就只给他留下了一套，而且是在徐家汇那边的其房产中最小最差的那套，另外，他放在银行保管库里的几十两黄金、八幅字画也变成了一纸盖着市军管会大红印章的收条。
沈榘耀受此打击，哪里忍得下这口气？顿时对共产党、人民政府产生了一种发自内心深处的愤恨。他有一台功率强大的美国收音机，时不时收听海外电台广播，受敌台宣传影响，对共产党今后的政策愈加恐惧，寻思看来只有往海外逃了。于是，就开始暗做准备。
这当儿，外白渡桥、永安公司、老城隍庙、北站接连出现了反动标语，这种消息自是不胫而走，传到沈榘耀耳朵里，他觉得深受鼓舞，同时也受到启发：我何不也弄几张反标贴贴，出一口恶气？再说，我不管逃到香港、澳门还是台湾，那里都是共产党对手的地盘，张扬一下，说不定还会被人家当英雄看哩！于是，就有了用橡皮膏制作反标后张贴于大光明电影院之举。
沈榘耀供到这当儿，侦查员心里一凉：难道这是单独的一桩案子，跟其他系列反标案没有关系？
事后，程晓芝、寿汝君两位主审者回想起来，对于各自当时的这种失望感到好笑。其实，当时如果有内行旁观者知晓沈榘耀的那些历史情况的话，没等这主儿继续往下供当场就会得出结论：外白渡桥系列反标案作案团伙不可能让沈榘耀这样的角色去影剧院张贴反标。因为类似张贴（指的是现场张贴，不包括事先的幕后策划）反标这样的活儿，任何一个上了他们那条贼船的阿猫阿狗都能去干的，如果雇一个扒手的话，动作还会比沈榘耀利索得多，也许能多张贴几条也说不定。而以沈榘耀跟蒋介石的那份关系，如果跟海外潜入的特务组织、反革命团伙搭上，人家分派给他的就只能是幕后活儿，否则一旦发生差错，将来他们就不大好跟上峰交代。
但是，当时程晓芝、寿汝君都没有这么考虑，他们指望的是沈榘耀乃系那个制造系列反标案件的特务组织的成员，他的落网能够使专案组顺藤摸瓜。因此，他们自然不相信这位“老克腊”的供词，正要开展政策攻心促使对方老实交代时，去沈榘耀住所搜查的侦查员回来了。
侦查员从沈榘耀住所搜查到用于制作反标的橡皮膏、剪得凌乱不堪的报纸、书刊和一瓶胶水，此外，还有从小林那里转让到的大光明影院的12排18座的电影票的票根，他们顺便还把那台功率强大的美国收音机也拿来了。
这些证据不但可以证明沈榘耀确实是制造大光明电影院反标的案犯，也可以从另一个角度证明沈榘耀不是制造系列反标案的那个特务组织的成员。也就是说，沈榘耀的供词属实。
大光明电影院反标案作为一个单独案件的侦查工作到此就画上了句号，“老克腊”沈榘耀不久被上海市军管会以反革命罪判刑七年。
五、神秘的“汪模”
专案组虽然未能侦破外白渡桥系列反标案，但是能在一天多时间里一举破获同样有着比较大的负面影响的大光明电影院反标案，可算是取得了不错的成绩了。为此，市局领导给予表扬。
当然，专案组诸君个个心知肚明，这种表扬同时也是一种催促，他们必须尽快破获外白渡桥系列反标案。可是，尽管专案组再次梳理了侦查思路，却始终未能获得新的线索。直到两天后，另一个案件的发生才给侦查工作带来了发现线索的新机会。
9月21日上午，南京西路2004号乐义饭店大门口发生了情况：又有人张贴“那玩意儿”。
上海滩著名的饭店不少，上海大厦、国际饭店、锦江饭店、和平饭店，当然乐义饭店也名列其中，可是为什么要把“那玩意儿”张贴到乐义饭店大门口去呢？如果要说产生的影响，国际饭店、上海大厦、和平饭店似乎都要比乐义饭店大些，可是，特务就是选中了乐义饭店。此为何故？这里面自有原因，因为这家饭店当时是中国人民解放军淞沪警备司令部第二警备区的驻地。
这天上午九点，哨兵刚刚换岗。接岗的哨兵在饭店大门口的那个木头岗亭里站了才两三分钟，忽然从梵皇渡路方向走来一个三十来岁的女子，行至岗亭前驻步，点头一笑，轻声道：“同志，劳驾打听一下，我要去祥福车行应该怎么走？”
哨兵给她指点了方向，但该女子却未能领会，反复问了几遍才总算弄清楚了，又是客气地连连道谢。一转身，一辆三轮车过来，挥手招停，上车款款而去。哨兵是个十八九岁的年轻小伙子，望着远去的三轮车觉得什么地方似乎不对头，一时却又想不起到底哪里不对头。当三轮车驶出他的视线的时候，他才忽然想起这事儿似乎有些蹊跷：既然这个女人可以叫三轮车，那为什么还要来向我打听呢？况且，祥福车行离这里并不远，步行七八分钟就到了，她犯得着破费吗？
这样想着，哨兵就出了岗亭。出来之后，目光在岗亭前各处稍一扫视，不禁一个激灵：那块长方形的“中国人民解放军淞沪警备司令部第二警备区”的牌子的下方“备”和“区”两字的交界处，斜斜地张贴着一张长方形的白纸，把那两个字各遮住了一半！
之前，上海市公安局已经把本市发生反动标语系列案的情况向淞沪警备司令部作了通报，司令部已经向警卫范围中有市区区域的第一、二、三警备区作了传达，部队随即逐级下达，要求各基层在执行警卫任务时务必注意这一动向。因此，这个哨兵是知道市区发生反标案情况的。但他此刻望过去觉得那张纸上的字很小，不像是标语。于是赶紧上前去看个仔细，只一看题目，就倒抽了一口冷气：《告共军官兵书》！
嗬！敌特调花样了，竟弄起了策反信！
专案组接到报案迅即赶到乐义饭店，现场勘查所获得的痕迹证据表明：这起案件所使用的纸张、油墨和印刷跟之前永安公司、老城隍庙、北站三处的反动标语是一模一样的。张贴方式也是一样的，先在木牌上洒水，然后将纸张往上粘。所不同的是，由于要在哨兵眼皮底下作案，所以要另外安排一个人假装向哨兵问路而转移哨兵的注意力。
侦查员向哨兵了解：那个女子怎生模样？
哨兵提供的情况是：该女子看上去大约三十来岁，说上海话，穿一件浅绿色丝绸连衫裙，头发是那种长波浪披肩式。穿什么鞋没看清，因为她站在岗亭外面，没法看。
专案组副组长寿汝君看了看岗亭方向，又注视了一下人行道上的树叶，问道：“她站的这个位置，处于上风头，你回忆一下，是否闻到什么气味？”
哨兵说，他闻到了香水的气味。
如上所述，从穿着打扮来判断，这是一个时髦女人。专案组于是马上想起了永安公司清洁工朱阿姨见到过的那个可疑女人，分析这两处出现的女人可能为同一人。永安公司出现的那位没有寻访到线索，现在这个不知能否找到。不管是否有希望，肯定要花力气寻访的。因此，理应围绕着寻查该女子而开展一些工作，比如向乐义饭店周边的所有有固定位置的人（商店店员、各类摊贩、执勤的交警），以及能够找得着的正好路过此处的人（比如邮差、中药店的送药员）进行查摸，并去祥福车行进行调查。
但是，这些工作做下来，侦查员并无任何收获，所有被调查到的人员都说对这样一个女子没有什么印象。
这番调查进行下来，到将最后结果汇总给专案组长程晓芝的时候，已经是当天傍晚时分了。程晓芝正盘算着晚上开会分析案情的时候，刑技人员打来电话，说他们在对当天的证据进行鉴定时，有了一个新的发现。
这次张贴的这份“告共军官兵书”，全文不计标点符号共376字，是印在16开特制纸张上的。刑技人员鉴定后，对于油墨、纸张的结论与之前的永安公司、老城隍庙、北站三处发现的反标的结论是一致的，都是国内无法生产的特制产品。但在鉴定印刷情况时，却有了新的发现。之前三处地方张贴的反标，对于印刷的鉴定结论是用小型手摇印刷机印刷的，但印刷机质量或者调试有问题，所以印出的字迹看上去像是次品。这次的鉴定物的字数远比反标多，这个问题就更加明显了。鉴定人员越看越觉得这不像是用机器印刷出来的，倒似是在字盘里用铅字排出文章后，刷上一层油墨，放上纸张，用橡皮滚筒压出来的。
刑技人员中没有人是搞印刷出身的，所以如果要推翻上次那个技术鉴定的话，最好是请专业行家来相帮。于是，他们就从印钞厂请来了一位老法师，用现在惯用的话来说，就是专家，请他作一个鉴定。老法师一看，马上得出结论：这是用排版打样手段弄出来的，并非机器所为！
当时还没有什么电脑照排，印刷全是用铅字排版的。所谓排版打样，就是排字工人根据稿件上的文字，依样从字库里挑选出相应的铅字，放进一个固定面积的版框里排列好，然后如同上面所说的那样，刷上油墨，放上纸张，用橡皮滚筒滚压一下，把纸张揭下来就成了小样，进行校对后修正差错。
刑技人员又请老法师鉴定之前的反标，得出的结论是一致的。
于是，刑技人员就把这一结论通知专案组了。
这个新发现，对于专案组来说是打开了另一个窗口。侦查员对此进行了分析，认为也许可以以铅字作为突破口。当然，这个办法是否可以一试，那还得去向内行人请教。
跟刑技人员联系获得那个印钞厂老法师的住址后，专案组连夜登门请教。老法师说你们的调查是可以试一试的，不过这并非是印刷工人的强项了，而应该去找字模技师。
印刷厂使用的铅字，是排字工自己浇出来的，其过程是：把磨损废弃的铅字，或者专用的铅坯，放在铁质容器内加温使其熔化，倒进字模坯子，冷却后就形成了铅字。而字模，则是由字模工厂生产的。因此，如果要从铅字着手追查线索，那得去向制作字模的技师请教。
侦查员周清扬、小常奉命去寻访这方面的老法师。两人先去了行业协会，然后去拜访一位姓丁的老法师。这是一个年过六旬的老头，早年漂洋过海去英国留学，学的是化学，因为贫困而去伦敦的一家字模工厂打工，竟然喜欢上了字模制作这一行，最后连化学也不学了，就改行学起了字模制作，顺带也学了印刷技术。回国后，有人向国民政府财政部长宋子文推荐了这个人才。宋子文来上海时就召见了他，称其为老丁。宋子文是一个英语说得比汉语还流利的人物，跟老丁一吐英语，后者竟然不逊于他。于是大喜，任命老丁去中央印钞厂任职。老丁拒绝了，说他立志不当官，只做工。宋子文说不做官也可以，但你得去中央印钞厂发挥才能，到了那边想干什么由你随便挑选就是。于是，老丁就去中央印钞厂干起了模具制作。但他生性倔犟，又长期在西方生活，看不惯国民党那一套腐败做派，干了没多久就离开了。
老丁离开中央印钞厂后，自己开了一家字模制作小作坊。他在字模制作方面确实具有同行业中别人没有的一套本领，所以不但上海滩所有字模制作匠都佩服他，不时登门求教，就是南京、北平、广州甚至东南亚的同行也经常麻烦他，或登门请教，或请其去当地现场解决问题。
本来，老丁是可以活跃在新中国的字模行业队伍里，发挥他那份才能。可惜的是，两年前他中风了，半身瘫痪，此刻连生活都不大好自理，不过脑子还清楚，面对着侦查员的求教，他示意打开台灯，用放大镜对着那几份物证照片反复查看。
最后，丁老法师得出结论：这是“汪模”铅字，太平洋战争爆发后，已经没有了。
周清扬、小常两人听得一头雾水，互相交换着眼色，然后虚心求教：“丁师傅，这个……什么叫‘汪模’？”
所谓“汪模”，是当年上海滩“汪诚纪字模坊”生产的字模。汪诚纪祖上数代为官，学问甚好，书画金石样样精通。汪诚纪出生于这样的家庭，三岁开始就接受严格的文化训练，指望走父辈道路，在朝廷里占一个位置。汪诚纪也确实有实力，十三岁就中了秀才，十七岁中举人，正准备继续冲刺时，清廷垮台了，从而终止了他的仕途之梦。汪家的好运由此也就打住了，先是已经退仕的祖父病殁，跟着刚从官位上下来的老父给仇人干掉了，然后就是分家。汪诚纪排行最小，且由小妾所生，因此家产分得最少。
但是，正所谓“是金子总是要发光的”，汪诚纪的才华并不限于科举。他很快就把注意力从四书五经转移到了机械方面，不久就来了一个彻底转型，隐瞒了举人身份和曾经显赫的家世，去了江南制造局当徒工。
江南制造局是江南机器制造总局的简称，熟悉中国近代工业史的人都知道，这是中国近代工业的摇篮。
江南制造局当时集中着一帮子中外机械专家、能工巧匠，汪诚纪进去之后，刻苦好学，自然获益匪浅。学了两年，他的举人身份被人发现了，于是成为一桩新闻，而他也就被中外专家、工匠看好，人家为他的这种追求事业的执著所感动，于是都愿意向他传授技艺。就这样，汪诚纪在江南制造局一待十年，成为一名机械技师，其专长是模具制造。
正当他有望成为工匠主管的时候，他却忽然辞职不干了，不顾人家的再三挽留，毅然离开了当时已改称为“江南造船所”的这家大型工厂，回到家里闲居。这是干甚？原来，汪诚纪心里另有打算，他想开一家字模作坊。
这十年里，汪诚纪对于家传的书画金石犹自兴致不减，常习不辍。他选择模具作为自己的主攻方向与这份爱好也有关系，毕竟模具工艺是机械制造中的精细活儿。对于书画金石最初也不过是一份爱好，一种自幼养成的习惯，汪诚纪也没有想到过要把这份爱好和后来转型后学到的技艺结合起来。待到十年后成为一名技师了，他忽然找到了结合的路子，那就是字模。
于是，上海滩就诞生了一种与众不同的汉字字模——“汪模”。“汪模”的特点是：制造工匠自己写字，自己刻模，而且这位工匠于这两行都是专家级水平，这是字模行业中从未有过以后也注定不会再有的一个特殊个例。不难想象，汪诚纪制作的字模会是一种什么样的优质产品，因此，行业内称其为“汪模”。
汪诚纪出名后，外国收藏家慕名前来定制“汪模”，一概遭到拒绝。抗战爆发后，汪诚纪立刻移往租界居住，以防日本人强行抢模。据说太平洋战争爆发后的次日，日本军队攻掠租界时，接到过逮捕汪诚纪的命令。但这个命令无法执行了，因为汪诚纪在前一天晚上因高血压症发作而住进了法租界金神父路广慈医院，三小时后即告不治。而其作坊内，并无“汪模”成品。
字模是有使用期限的，到了一定期限就报废了。这样，“汪模”就此消失了。丁老法师指着面前的鉴定物证说，这铅字是“汪模”那是确信无疑的，但那是即将报废或者已经报废了的“汪模”里浇出的铅字。你们要追查下去的话，那就顺着“汪模”追，想来是会有结果的，因为汪诚纪字模坊对于出售的每副“汪模”都是有登记的。尽管汪诚纪已经过世了，他那字模坊也没有了，但我知道汪家后人还在，对于一个文化底蕴深厚的家庭，我想他们是不会轻易处理掉上辈人留下来的遗物的。
专案组于是立马追查汪诚纪的后人，次日就查得了结果：汪诚纪的妻子在丈夫去世后不久也因病过世，留下两个女儿都已结婚，大女儿嫁到苏州去了，小女儿是招女婿上门，结婚后已经生了一对子女。程晓芝说这位汪先生是一位人物，值得我们敬重，他的后人同样应当得到一份尊重，我带两位同志去登门拜访，还要备一份礼物。
汪家小女儿名叫汪丹凤，住在南市文庙附近，本人是家庭妇女，其夫是江南造船所（即前述之江南制造局，1953年更名为江南造船厂）的一名电焊技工。程晓芝带着两名侦查员，身穿便衣，携带茶食、水果登门拜访，汪丹凤听说是为了解父亲情况而来，接待甚为热情。交谈中，侦查员提到当年“汪诚纪字模坊”出售“汪模”是否有记录资料之事，汪丹凤说确实是有的，至今还保存着，因为那是先父的亲笔墨迹。
程晓芝说不知是否可以麻烦你把这份记录资料拿出来给我们看一看，如果有价值，我们可能还要拍照。汪丹凤说这没有问题，于是就从阁楼上找出了一本厚厚的线装账。打开一看，里面记录着销售出去的每一副字模的情况：什么型号、什么字体的字模，该字模的制作时间，以什么价格出售给哪个印刷厂或者私人，是何时前来定制的，甚至还记录着是由何人介绍前来购买的。侦查员说这一点丁老法师倒没有介绍过，汪丹凤在旁边说先父制作出售字模其实不全是为了挣钱，因为他的经济情况还是不错的，其中还有着很大的文化情结。先父生前多次说到过，他制作的汉字字模不能卖给外国人，为防止外国人利用中国人出面前来定制，所以先父立下店规：必须有熟人介绍并作信誉担保，这笔生意才能成交。
程晓芝三人当下真有喜出望外之感，立刻用照相机把每一页资料都拍摄了两份底片。
照片冲印出来后，侦查员再次拜访丁老法师，请他相帮判定反标物证的字体大致上应该属于何时出售的何种“汪模”。丁老法师审看一番后，挑选出了十二副字模的出售记录资料照片，说你们要找的铅字，应该是从这些字模中的某一副里浇出来的。
好！那就顺藤摸瓜往下查吧。能否查出线索来呢？
专案组根据丁老法师挑选出的那十二副“汪模”，派出六拨人马同时进行查摸，一有着落就设法取证，立刻送请丁老法师鉴定。两天后，获得线索：符合查证特点的那些铅字可能是榆林区太阳印刷社流出来的。
侦查员于是先对太阳印刷社进行外围调查，得知该社系一个名叫谈臻一的男子于1944年开办。谈臻一是江苏常熟人氏，现年五十七岁，早年就到上海来谋生，当过商务印书馆的学徒，后来离开商务印书馆去老城隍庙开了一家制作名片、年画、招贴之类的小店铺。抗战胜利前一年，搬到榆林区居住，开了一家小印刷社。此人没有参加过任何党派，也未听说过跟日伪、国民党人士有什么交往，应该是一个老实本分的生意人。
前面说过，汪诚纪已于太平洋战争爆发前夜病殁，他的字模坊也随之倒闭，1944年开印刷社的谈臻一是从哪里弄到的“汪模”呢？据侦查员了解，这副“汪模”是一个名叫颜德清的人向“汪诚纪字模坊”定制的。颜是开印刷厂的，此人嗜赌，而且喜欢豪赌，据说曾跟杜月笙赌过，还赢了杜一些大洋。一个人的精力是有限的，而无论经营实业还是赌博，都是需要专心致志去做的，一心难两用，颜老板赌到后来一败涂地，连印刷厂都抵押出去了。这样，他就要把事情作个了断，决定举家前往海外投奔亲戚。正好这时谈臻一要开印刷社，这二位是好友，于是颜德清就把那副已经使用了一段时间的“汪模”转让给谈臻一。从当初跟汪诚纪的约定来说，这是违规动作，但这时汪先生已经作古，所以颜老板也就没有顾忌了。
侦查员老李、老金奉命对太阳印刷社进行直接调查，两人商议下来，决定先通过派出所把谈臻一传唤来接触一下。
谈臻一出现在侦查员面前，这个五十七岁的老头给人一种老实憨厚的感觉，性格内向，说话语速很慢，像是思维跟不上的样子。他对于“汪模”所作的那番叙述跟之前专案组获得的情况没有什么差别，这当然不是侦查员此刻所要关心的，他们这当儿关心的是：“汪模”浇出了铅字，是谁在使用？
谁在使用？就是太阳印刷社在用嘛。
好！那排查的范围就小得多了，让咱们一一进行吧。侦查员先排除了太阳印刷社印刷反动标语的可能，因为丁老法师已经说过，在铅字上打样稿的人肯定不是印刷行业的人，那手法太生疏了。那么，会不会有人偷偷把印刷社的铅字弄些出去给案犯使用呢？
谈臻一对此的回答是摇头：不可能的！我那里除了我一共才三个工人，他们怎么会把铅字弄出去呢？
侦查员觉得跟谈臻一谈不清楚，决定跟他那三个工人聊聊，那就得去太阳印刷社了。到得那里，一个工人正在忙碌，两个可以抽空，于是两个侦查员就分别跟他们聊了一会儿，没有获得什么情况。
然后就跟最后一位工人聊了，这回是两个侦查员一起出面。那个工人才二十一岁，刚满师不久，姓宋。老金给了他一支香烟，说小宋咱们谈谈，先介绍一下，我们一个姓金，一个姓李，是公安局的，今天想向你了解一下你们这里的铅字是否有过外流情况，你不要有什么顾虑，有什么说什么，一切有我们担待。
侦查员原先对小宋没有什么指望，三个年纪大的老板、员工都谈过了，未能提供什么线索，这个小伙子还能说出些什么来呢？但小宋一开口就不得不令人刮目相看，他竟然提供了一条线索——
小宋是郊区嘉定人，晚上是住在印刷社里的，老板这样安排，也有着一层让小伙子看店防盗的意思。太阳印刷社是前店后家的格局，前面是印刷社，中间隔着一个不大的院子，院子那头就是老板一家的住所了。老板有一女一子，女儿名叫雅仙，已经出嫁，听说丈夫在外地工作，所以雅仙经常回娘家。
小宋对雅仙印象甚好，因为打从他四年前到印刷社那天开始，雅仙就一直对他很好，说话和气，每次来还经常带些小吃、点心，当然另外两个工人也是有份的。大约8月底，雅仙又来了，这次是傍晚过来的，说要在娘家过夜。当时小宋正坐在门前路灯下乘凉看《水浒》，雅仙掏出两张钞票递给他，说今天我过来得急，没有带什么东西，我听说提篮桥那边新开了一家糕团店，做的芙蓉糕味道不错，小宋你跑一趟去买三盒来，一盒给你，两盒我给阿爸姆妈和弟弟。
小宋买了芙蓉糕回来时，雅仙正和弟弟崇仙坐在门口聊天，她拿了芙蓉糕后就和崇仙一起去后面家里了。小宋当时没有感觉到什么，但次日早晨早饭前照例打扫店堂时，发现架子上字盘里的铅字少了一些。
印刷场所的铅字是放在字盘里后按部首放在架子上的，通常同一个字都有成百上千个放一盘，常用字则放几盘。小宋每天下班前的最后一项工作，就是把字盘装满。因此，他此刻一看就发觉少了铅字。但对于印刷社来说，少一些铅字不算一回事的，反正有字模，没了自己浇就是。因此，他当时也没吭声。
侦查员分析：如果小宋说的情况属实，那么谈雅仙就是偷拿铅字的嫌疑人了，是她用买芙蓉糕的借口将小宋支开，然后下手偷拿了若干铅字。从太阳印刷社到提篮桥买芙蓉糕，一个来回大约四十分钟，这段时间足够供其下手了。
看来有必要对这位谈雅仙女士作一番外围调查了。
这一查，侦查员大吃一惊！
谈雅仙的居住地跟其父母属于同一派出所管段，老金、老李去派出所了解这位女士的情况。派出所调出了谈雅仙的户籍档案资料，老金看着那里面的照片，皱着眉头对老李说：“哎！这个女人我好像在哪里见过似的。”转脸问户籍警，“她住过虹口吗？”
户籍警摇头：“没有。这人一直住在榆林区。”
于是放在一边，翻阅资料：谈雅仙，1930年1月3日生，父谈臻一，母谈王氏；文化程度高小；无业；已婚（1942年嫁与朱大业），生有一子，名朱谋富，已于1948年患病去世。
侦查员问户籍警：“谈雅仙的丈夫朱大业是干什么的？”
“是个生意人，做西药生意的。但解放后曾有群众向我们反映说这人是国民党特务，由于口说无凭，我们也不能予以认定，只在内部做了记录。”
“朱大业的户口在哪个区？”
“朱大业原住处在徐汇区，那里还住着他的父母和兄弟姐妹，他的户口在跟谈雅仙结婚后就迁到了榆林区由他出资买的结婚房子里，但他在解放前几个月去香港了，而且据谈雅仙说离开上海后从未有过联系，生死不知。解放后我们登记户口时就把他原来在国民党警察局的户籍登记取消了。”
说到这里的时候，老金脑子里忽然电光石火似的闪过一个念头，重新拿过谈雅仙的照片：“我想起来了，这个女人的长相跟乐义饭店门口那个哨兵说的向他问路的女人相像啊！”
老金这么一说，老李也被提醒了，看着照片连连点头：“确实像。”
随即，两人又同时想起谈雅仙似乎也符合永安公司清洁工朱阿姨所说的那个时髦女嫌疑人。
侦查员便马上给组长程晓芝打电话汇报。程晓芝大喜，说你们请派出所同志协助赶紧准备好七八张跟谈雅仙年龄差不多的照片，我这就跟警备司令部和永安公司联系，立刻派车把那位哨兵同志和朱阿姨请到派出所来辨认。
辨认结果：哨兵确认谈雅仙就是那天向他打听“祥福车行往哪里走”的那个女子；朱阿姨也认定谈雅仙即是那天她在女厕所看见的那个有不同寻常之举的时髦女。
专案组对于这种既涉嫌在永安公司和乐义饭店张贴反标，又涉嫌偷拿印制反标的铅字的双料嫌疑分子，当然只有用开一张拘票的法子来对付了。
可是，此刻下手已经晚了，谈雅仙已经无法捉拿了！
六、灭顶之灾
为防止惊动谈雅仙的同伙，专案组决定悄然将其拘捕。跟派出所方面商量后，指示居委会主任出面去把谈雅仙请至居委会商量出黑板报之事。侦查员等候在居委会，待谈雅仙进门后将其拘捕，然后从居委会后门押解上车，送往市局讯问。
侦查员担心谈雅仙是否肯来，居委会主任相当自信，说平时谈雅仙经常热心地帮助居委会出黑板报的，大约一小时前她在弄堂口遇到谈雅仙从外面回来时，谈还问几时出黑板报，一定要叫上她。
这个计划是很周密的，但是再周密的计划也只能在活人身上实施方才有效。对于谈雅仙来说，这个计划是实施不了了，因为这个女人已经死了！
居委会主任到谈雅仙住所时，大门虚掩着。谈雅仙平时就一个人居住，这可能也是她经常回娘家的一个原因。居委会主任叫门，不应。叫了数声后就推门而进，客堂里无人，继续叫唤，仍不应，便去厨房张望，发现谈雅仙倒在地上，脸色青紫，看似已经没气了。
专案组诸君大惊之下，立刻勘查现场，初步确认谈雅仙是被人扼杀的。
程晓芝和副组长寿汝君交换了意见，一致认为十有八九是杀人灭口。这就意味着目前的侦查触角已经伸到了反标系列案的边缘部位，触及了敌特的神经了。
专案组全体集中于谈雅仙住所，一番紧急短暂的商议后，决定立刻全体行动，分别进行以下工作：一、调查谈雅仙死前数小时内的行踪去向，特别是侦查员访查过太阳印刷社之后那段时间的活动情况，要调查她去了何地，跟何人见过面。二、谈雅仙死亡前，曾经有过什么人到过她家。三、调查谈雅仙平时跟什么人接触以及有过什么言论。四、调查谈雅仙的丈夫朱大业的政治面貌以及解放前的情况。
四小时后，专案组再次开会，程晓芝宣布了刚从法医那里获得的尸检结果：谈雅仙是在发现其被害前的一小时之内被人用手卡住了脖子活活扼死的。如果说这一情况尚在意料之中的话，接下来公布的另一情况就使人意外了：尸检发现谈雅仙已经怀孕两个月。
有人听了不无担心道：这当儿别岔出来另一个情杀情节，那就热闹了。程晓芝说怀孕情节我们先不去关注，还是按照四小时前定下的侦查方向进行情况汇总和分析。
各路人马在这四小时内对谈雅仙的邻居、家属、亲戚、朋友等进行了调查，获得的情况综合分析如下——
谈雅仙死前大约两小时，刚从外面逛街回来，从其购买的东西来推测，她可能是去了南京路，因为她到家后就拿了两盒“泰康食品商店”包装的糕点送往娘家。
到了娘家后，谈雅仙原先说好要在那里吃饭的，还说可能晚饭也在娘家吃了。但是，当她母亲把午饭准备好后，她却突然说要出去一趟，是否回来吃午饭不一定。她母亲想让她先吃一点再出去，但她听都没听，步履匆匆地出门而去。
是什么原因促使谈雅仙改变主意匆匆出门呢？据侦查员对谈家包括印刷社的那三个工人在内的成员逐个交谈所获得的情况，这段时间谈雅仙无意间从父亲那里得知先前曾有公安局便衣前来调查“汪模”铅字之事。
那么，谈雅仙为什么在闻知上述情况后要改变主意，立刻离开娘家呢？专案人员估计是急于要向指使她偷拿铅字的幕后人报告“已经受到警方注意”这一重要信息，也就是说，她要赶紧发出警报。谈雅仙离开娘家后去了哪里？会见了什么人？侦查员循着从谈家到谈雅仙自己住所的路走了一遍，最后将注意力放到了沿途有电话机的地方。从时间上推算，谈雅仙不可能赶到某个地方去报警，然后再在死前大约一小时返回自己的住所。从其离开娘家到居委会主任在弄堂口遇到她的这段时间，只够她用不很快的速度步行一趟。但她改变主意不吃午饭而突然离开娘家显然不是为了赶回自己的住所，所以，符合情理的解释应该是：她赶紧离开娘家，在离娘家不远的某个有电话机的地方停下来，借用人家的电话机向指使她偷拿铅字的幕后人报了警。
报警之后，那位幕后人给谈雅仙下达了指令：我们立刻见面！地点：你的住所！
于是，谈雅仙就往回赶，在弄堂口她遇到了居委会主任。她回家后不久，那个幕后人或者受幕后人指使的人来到谈雅仙的住所，从现场桌子上的茶杯看，谈雅仙当时还沏了茶款待来人，而来人对于那杯上好的杭州龙井茶却没有兴趣，他感兴趣的是女主人谈雅仙的性命！于是，谈雅仙就被来人卡住脖子扼死了。
凶手大白天登门，是很容易受到谈雅仙的邻居注目的，但这仅仅是通常而言。所谓通常，就是一般情况下。既然有一般情况，相对来说也就得允许特殊情况出现，此刻专案组遭遇到的就是这种特殊情况，侦查员反复向谈雅仙的邻居包括弄堂口修鞋的小皮匠、卖糖炒栗子的小贩等人询问下来，竟然没有谁对此有印象。来也不见，去也不见，就像是隐身人似的。
这样说来，线索就遗憾地中断了吗？
不！专案组找到了一个新的调查方向：电话！既然谈雅仙在离开娘家后给幕后人打过电话报警，那么就可以通过这个电话寻找对方的线索。
当然，这必须得有一个前提：知晓谈雅仙是用哪部电话机拨打了报警电话，然后通过电话局进行查摸。
侦查员小常、小赵两人从谈雅仙娘家出门开始，对沿途有电话机的商店、工厂（当时上海街头还没有安装公用电话）逐家进行查访。查访到第十五家大昌五金行时，终于得知谈雅仙借用过他们的电话。
案情分析到这里，其他都已经不重要了，程晓芝下令立刻派两名侦查员前往电话局调查主叫号码是大昌五金行的那部电话机所拨打的号码。
电话局提供的情况是：在那个特定的时间里大昌五金行的电话机是打给邑庙区的一家旅社的，这家旅社名叫长风旅社，是一家私营旅馆。
当晚八点多，专案组副组长寿汝君带领三名侦查员，在邑庙公安分局两名警员的陪同下，以治安巡查为名来到了长风旅社。先看唯一的那个电话机的号码，果然是大昌五金行的电话机所拨打过的号码。然后就让旅社老板把中午有可能接听电话的旅社人员找来。老板不知发生了什么事情，说他中午不在旅社，出去参加一个朋友的饭局了，旅社账房张先生当时在，估计应该是张先生接听的电话。
账房先生来了，说他中午确实接听了一个女人打来的电话，是请旅客钱先生听电话，他让茶房去叫了钱先生。钱先生听电话时间很短，只“嗯嗯”了两声，又说了句“你在家等着，我这就过来”就挂断了。
侦查员交换了一个眼色，寿汝君说那位接听电话的钱先生此刻还在你们这里住着吗？
账房先生说钱先生下午已经结了账离开了，是茶房阿蔡帮他拎了皮箱出门的。于是就叫来阿蔡询问，茶房说那时大约是下午四点钟，钱先生在旅社门口叫了一辆三轮车走的，我听见他上车后对车夫说：“去北站！”
这一说，账房先生又补充了一点：“钱先生接听过那个女人打来的电话后就出门了，不一会儿返回，打了个电话让北站售票处给他送一张傍晚去南京的车票来。三点钟左右，他订的车票送来了，是当着我的面付的款。”
寿汝君听得很仔细，想了想问道：“张先生你说的‘不一会儿就返回’的这个‘不一会儿’，大约有多长时间？”
账房先生仰脸略略一想：“也就我抽了支香烟的时间吧。”
“那位钱先生是几时住进来的？”
账房先生在住店登记上翻阅了片刻，指着上面的一行登记：“他是7月13日住进来的。”
侦查员一看，这位钱先生名叫钱闻茗，持安庆市富运商行的证明（登记注明着该“证明”有安庆市公安分局证明其真实性的签章）入住长风旅社的，至今已有两个多月。
旅社老板已经隐隐意识到这位钱先生可能不是良民，担心警方跟他过不去，在一旁小心翼翼解释说，这位客人入住后，派出所和分局在对旅社进行例行治安检查时曾几次对他进行过询问，还查看过他的证明，没有发现他有什么问题。我也跟他闲聊过几次，他告诉我他是商行的店员，负责采购工作，这次到上海来是为了采购小商品和五金件，因为商品供应紧张，不能很快就采购到，老板吩咐他长住上海，抢购一批是一批。
这位钱先生多大年龄？是怎么模样的一个人？说话口音？
哦！他大约三十五六岁样子，中高个子，长相斯文，白净长脸，眉毛比较浓；说话操国语官话，不过听得出有时会夹一点浙江口音。
专案组连夜举行案情分析会，对钱闻茗的情况进行了分析，认为谈雅仙之死跟其肯定有关系，但他并非是直接杀谈的凶手，因为账房先生说的抽一支烟的时间是无法完成从邑庙区赶到榆林区杀了人再返回旅社的，估计他让谈雅仙等候在家，自己出去通过电话或者直接向待在附近的同伙下达了杀人灭口的命令。看来此人是这伙敌特分子的头目，反标系列案显然是在他的主持下进行的。
据旅社方面反映，钱闻茗下午已经去了南京，现在需要作出决定：是否立刻赴南京追踪此人？
这时，侦查员周清扬忽然亮出了一个观点：这个钱闻茗很有可能就是谈雅仙的丈夫朱大业！为什么？一是因为法医尸检时发现谈雅仙怀有两个月的身孕，二是有群众向派出所反映过朱大业是国民党特务。
周清扬的观点一提出，马上引起了全体侦查员的重视。程晓芝下达命令：派人前往谈雅仙住处、娘家调取其夫朱大业的照片，并立刻派车前往邑庙区把长风旅社的老板、账房、茶房请来。
照片很快就取来了，一共找到了十二张，有朱大业的单独照，也有包括结婚照在内的合影。专案组又找来一些其他照片，也是有合影有独影，混在一起。等候了一会儿，长风旅社那三位被请过来了，请他们分别予以辨认。结果都是一眼就认定那个名叫钱闻茗的旅客就是朱大业。
这样，侦查工作就取得了一个重大突破。程晓芝说咱们不如暂缓去南京追捕朱大业，还是先立刻着手访查朱大业的家属吧，看看朱家在上海和外地有些什么社会关系。
寿汝君带了三名侦查员前往徐汇区朱大业家的管段派出所了解朱大业以及朱家的情况。派出所方面并不知晓他们的管段里曾经住过一个叫朱大业的人，这并不奇怪，因为朱早在1942年结婚后不久就已把户口迁到榆林区去了，因此民警当然就谈不上提供此人的什么情况。
那么朱家呢？朱家的情况倒是可以提供的：一对老夫妇，都已年过七旬，男主人原先是做中医的，其妻是家庭妇女；家里还住着已经结婚的另一儿子朱大方一家四口。至于朱家的社会关系，因为这家不是被警方内部关注的对象，所以没有调查过。
侦查员于是就决定登门拜访，直接向朱家人了解。
这时已是早上七时，谁也没有想到，他们的运气竟然这么好：走进朱家院子，迎面有个男子正要出门，跟侦查员劈面相遇的一瞬间，对方眼睛闪过一道惊慌。寿汝君马上作出反应，大喝一声：“朱大业！”
对方没有反应，但不安的眼神是无法掩盖的。于是立刻被扭住，当下押解市局。
朱大业在上海待了将近三个月的时间没有白过，他除了主持制造了反标系列案，还通过看报学习了共产党的政策，一进局子马上表示“愿意彻底交代”。
原来，朱大业早在1939年就已经参加了国民党“中统”局在上海的地下组织。平心而论，当时他倒是一个热血青年，参加“中统”是为了抗日，也确实做了些抗日秘密工作。当时，朱大业的公开身份是经商，他一边做生意一边做特工，双料角色都很到位。但是，由于朱大业不会钻营，也不会抢功，所以在上峰眼里似乎一直是一个小角色。直到1945年年初，情况才有了改观。
国民党的“中统”局，名称几经改变，直到1938年3月，才定名为“中央党部调查统计局”，也就是“中统”简称的由来。从1928年开始，这个特务机构的“掌门人”一直是老牌特务徐恩曾。1945年1月，徐恩曾因犯事而被蒋介石下令罢免，局长改由叶秀峰担任。
徐恩曾下台前几个月，曾要求在沦陷区从事秘密活动的“中统”特工将地下工作情况写成材料，集中到总部，准备编教材用。朱大业是大学肄业生，上司就让他写了其中的一篇。这份材料交上去后，徐恩曾还没看就下台了，叶秀峰接替了徐恩曾的工作后，对朱大业写的这份材料很是欣赏，认为朱是一个人才，于是就下令“中统”上海区对朱大业予以保护，能够不委派任务的就不委派。不久，日本投降了，叶秀峰主持的“中统”局迁回南京后，举办了一期特工干部培训班，朱大业被点名前往参加。培训班结束后，朱大业被委为“中统”局上海区的一名科长，负责收集中共情报。
到了1947年下半年，蒋介石又指令“中统”局缩小编制，改组为“中央党员通讯局”。1949年4月，国民党政府南逃广州，这个机构又被指令改称“内政部调查局”，改由季源溥为局长。但是，由于习惯原因，人们通常还是将该特务机构称为“中统”。当时，朱大业已经去了香港，生意当然不做了，特工仍旧在当，但由于欣赏他的叶秀峰已经调离“中统”，所以升迁无望，情绪沮丧。
这样到了1949年6月1日，朱大业忽然接到命令让他去广州，在那里，一个他从未见过面的姓肖的处长向他宣布总部命令：任命其为“中华民国内政部调查局江南地区心理特战总队总队长”，率部前往已被中共占领的上海市从事“心理特战”，可笑的是，这个“总队”连朱大业这个总队长在内一共只有四名成员。
命令宣布后，朱大业就和他的三名部属一起接受美国特工专家的临时培训。7月2日，训练结束，当天四人即登上海军的军舰，前往舟山，然后化装搭乘渔船潜往上海。他们一行随身携带了大量用于“心理作战”的特殊纸张、油墨、伪造的党政军机关和公私企业的公章、空白信笺，以及活动经费和用于联络的密写药水。
朱大业一行抵达上海后，用伪造的证明分别入住于四处旅社，然后开始活动。朱大业悄悄与妻子谈雅仙取得联系，认定并无危险后，就按照行动方案将谈发展为特务，指使其从太阳印刷社盗取铅字，并直接参加了永安公司、乐义饭店案件。根据美国特工专家制订的行动方案，朱大业开始偷偷进行包括熟悉形势、地形在内的种种“心理特战”准备工作。9月12日，“心理特战总队”开始行动，在外白渡桥上挂出条幅反标。接着接连作案，造成了极为恶劣的社会影响。
朱大业所接受的任务是：在大陆发展特务，同时应在上海、杭州、南京等江浙沪地区的大中城市反复作案，制造影响，动摇中共方面的军心、民心。根据计划，他们四人应在上海待到9月底，然后通过收音机从约定的海外电台节目中获取总部指示，决定下一步去何地行动。
在上海屡屡作案似乎很是顺利，朱大业没有感受到恐惧和压力。哪知，危险警报说来就来，昨天中午朱大业忽然接到谈雅仙的电话说已有便衣警察前往太阳印刷社调查铅字之事，不禁一个激灵。就在这一瞬间，朱大业作出了杀人灭口的决定，便让谈雅仙回住所等候，说立刻派人前往接她离开。然后，朱大业给手下特务郭良风打了电话，命其立刻前往谈雅仙住所，将其灭口。
之后，朱大业故布疑阵，订了前往南京的火车票，故意让旅社方面知晓自己的行踪。其实，他去了北站后，立刻前往徐汇区自己的老家。离开广州前，上峰告诉他，据最新收集的情报表明，上海任何方面目前都不知道你的特务身份，因此如果需要，可以伺机行事。朱大业知道自己这回执行完使命离开大陆后不大可能再回来了，寻思父母年迈，应该告别一下。受此念头驱使，他就决定回家过一夜。当晚果然无事，但早上他想离开时，却偏偏跟侦查员劈面相遇。
专案组根据朱大业的交代，随即分兵前往郭良风等三个特务的藏身处，将三人全部逮捕。
1949年12月29日，朱大业、郭良风等四名特务被上海市军管会判处死刑，立即执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