刚刚过去的历史不该忘记

很奇怪我那个现身说法的跟贴竟然有那么多人觉得有问题。这让我有种被雷的感觉。看来往事还是需要经常回忆的，历史也是需要常常念叨的。

七十年代的辽沈大地，是极左思潮的重灾区。当时辽宁的最高领导陈锡联为了响应毛泽东的农业学大寨和自力更生的号召，要求辽宁这个工业大省也和其他省市一样，在农业上也要自给自足，拒绝输入外省的农副产品。这把辽宁人坑苦了，最惨的时候，沈阳市民每月只供应三两豆油，陈锡联也因此得了个外号----陈三两。

我清楚的记得，70年代的时候每月每人只供应半斤猪肉，半斤鸡蛋，大米六斤，白面2-3斤，其余都是玉米面和高梁米。很少有鸡鸭供应，鱼也要票，只有青鱼和扒皮鱼不要票。豆腐要票，白糖要票，香肠要票，猪头肉也要票，而且每月量也很少。

74年的时候我们家兄弟三个加父母一共五口人，奶奶73年去世的，姥姥还在世，但不住我们家。父母加一起的工资是140元，实际我们可支配的是125元，因为母亲每月要给姥姥15元生活费。

当时猪肉的价格是1.08元/斤，鸡蛋是0.92元/斤，大米是0.18元/斤，白面是0.23元/斤，玉米面和高梁米是0.1元/斤，豆油的价格记不清了。五口之家每月买粮食和油的钱要20元左右，凭票的副食大概需要15元。如果说40元养活一家人也够了的话，那是除了吃，啥钱都不能花。可是这样的副食供应水平，对于像我们家这种男多女少的家庭，粮食定量就不够用了。

肚里没油水，饭量就大。因此副食供应不好，粮食就不够吃。当时粮食定量是成年人30斤，体力劳动者会稍多一点。74年的时候我两个弟弟还在小学，他们每月的定量大概不到20斤。我的定量是28斤。可我们正是长身体的时候，每天活动量也大，虽然学校课不多，可每天都要挖防空洞，一干就是半天。而且那时正是贪玩的年龄，下了课还要踢足球。因此家里的粮食就总是不够吃。

和现在的物价相比，那年头饭店的价格简直就是百给，但是包子、面条、大米饭都要粮票。有人说粮票当时两毛钱一斤，我不知道说的是什么地方。在当时的沈阳，如果有人倒卖粮票是要被抓的。

我母亲的同事赵姨是经常接济我们家的恩人，她是和我母亲一起参加工作的，两个人当时都是十几岁的小姑娘，天天吃住在一起，情同姐妹。赵姨家是三个姑娘，相对饭量要小些，省下的粮票都支援了我们家，再就是我的姑姑也会时常接济我们一点粮票。一直到75年，我插队之后，父亲的老朋友刘伯伯开始每年给我家送大米（他当时在盘锦油田上班），我们家粮食短缺的情况才算结束。

因为极左的影响，当时的辽宁根本找不到自由市场，农村倒是有大集的，可远水解不了近渴。我要是没记错的话，一直到80年代沈阳才开始有自由市场的。

老北京人应该还有印象，当年北京的副食商店里排队买肉的经常有东北人，而且专买肥肉，为的是炼猪油。我75年插队前曾去北京老姑家窜门，回来时就背了四分之一头猪肉给沈阳的亲戚分。我记得那时候北京的物价要比沈阳便宜，我和与我同去北京的一个同学在北京火车站吃了一顿饭，四菜一汤只花了两元钱。

现在很多如孔庆东这样的名人，会为了某种政治立场，而刻意歪曲历史，误导年青人。比如张宏良就不承认1976年时中国的国民经济濒于崩溃，理由竟然是那时没有统计数据。我们现在没有当年的经济数据，但从我插队的农村的情况看，当时的农村是苦的不得了。我们知青还好，有定量保证，虽然成天玉米面大饼子，有时还是发霉的玉米面，但能吃饱。可农民就惨了，一到春天，基本家家缺粮，很多家里只能喝稀糊糊烂菜叶，否则他们不会连老母猪肉都吃的忘乎所以，连毛主席逝世的消息都没听到。（见我的旧文《毛主席逝世那一天》）

毛泽东时代最好的年份是60年以前和63年后到文革之前这段。也许北京、上海一直很好，但70年代是辽宁最差的年代。我并不是说毛泽东时代什么都不好，但我们不能把不好的非说成好的。毛泽东时代是讲精神的时代，不是讲物质享受的时代，因此那时的人比现在要单纯，也有理想。现在有人会说那是愚昧，但那时的人是愚而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