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共两党为何不能成立联合政府？zt
国共两党为何不能成立联合政府？
——读《联合政府与一党训政：1944年-1946年间国共政争》
简东方/文
一个政府，能否由两党组成联合政府共同执政，或者朝野轮流执政，期以实现两党制民主政体呢？从中国近现代史上看，这种可能微乎其微，尤其是五十八年前的那场真诚的两党合作试验是以失败告终的。
在当时的中国，面临着四方面的力量：执政并实施“一党训政制”的中国国民党，拥有武装的中国共产党，其余各党派如民盟等和无党派组成的第三方面，以及帮助 中国取得抗战胜利的美国参与调停。美国的用意是制止中国内战，而内战的原因在美国人看来主要是未能实现西式民主政体，因此，争取在中国推行若干西式民主 制，成为美国人解决中国问题的入手之处。
时为1945年12月7日，美国总统杜鲁门发表声明，提出帮助国民党和共产党签订协定，组织一个联合政府，希望“建立一个两党政府体制，以共产党为少数派 成为处于合法地位的反对派”。这些言论在《杜鲁门回忆录》中有记载，当时美总统委派原美军总参谋长马歇尔将军出任总统授权的驻华特使，担此重任。
很快，国民党方面得到马歇尔使华的消息，反应如下：陈立夫当即向蒋介石表示反对意见，一是“国共间的问题，宜直接商诸苏联，反易解决”，二是“美方对于共党问题，见解不深，易受其欺”，三是“国共问题，据余推测，调解成功之机会极小”。
而共产党方面的表现是，要使马歇尔在中共问题上“知难而退”。因为中共对国、共、美、苏四方关系有了这样的认识：国民党的打击目标是中共，中立目标是苏 联；而中共的打击目标是国民党，中立目标的美国。这种中立都是从属于打击的。此即是国共对美苏的基本政策（见邓野著《联合政府与一党训政》，社会科学文献 出版社2003年版）
。
有了这个前提，以及后面发生的事实，可以看出美方希望建立的国民政府基础扩大，容纳国内其他主要政治分子，进一步使中国走向和平、统一、民主道路的计划就难以实现了。虽然国共两党一直没有放弃这种非常认真的努力。
1945年12月16日，周恩来飞抵重庆，18日，他在记者招待会上表示：“国民党一部分人所提的方案，是先将军队交给政府，再由政府给一点民主。我们认 为现在的政府还是一个一党专政的政府，把抗日的军队交给一个一党专政的政府，也就是使人民抗日的军队，变为国民党的党军了，于是政府再用请客的方式，请几 个人去参加政府。这个办法是行不通的”。周主张“把政府改组为各党各派、无党派人士参加的民主合作的政府，再由这个政府去统一全国的军队”。邓野在专著中 解读了周的这番话，说周的意思就是首先政府民主化，然后军队国家化，至于“合作的政府”一词，显然是为恢复联合政府这一口号而做准备。总之，杜鲁门声明发 表后，中共的政治态度明显地得到改善。
12月17日，国民党在《中央日报》上发表社论《读杜鲁门总统声明》，国民党对这个声明所采取态度与中共大致相同，也就是将该声明中对国民党有利的词句抽出，以示美国支持国民党，凡不利之处则一概回避。
为了帮助国共两党尽快达成一致意见成立联合政府，马歇尔辛苦地担当着政治监护人的角色。可是，随着政治协商会议的召开，发现1945年9月10日国共两党 在重庆谈判时提出的“谈论和平建国方案、召开国民大会、为所谓解放区之地方政府问题”已时过境迁，三大议题不适合年底的政治形势了。最后，政协议题确定为 五项，五项设立五个小组：改组政府组、施政纲领组、军事组、国民大会组、宪法草案组。各有国共和第三方面参加，著名人物有王世杰、罗隆基、陈立夫、王若 飞、陆定一、沈钧儒、傅斯年、陈布雷、董必武、张申府、黄炎培、郭沫若、张冬荪、张群、邵力子、周恩来、梁漱溟、章伯钧、邓颖超、孙科等人。
实际上，政协的五项议题都是围绕着同一个中心问题展开，即废除国民党一党训政国家政体，建立联合政府。中共在1945年12月20日《新华日报》上发表社 论认为“这个政治协商会议就是‘中国各主要政治力量的代表会议’。由十年前在一党专政下产生的‘代表’所构成的所谓‘国民大会’决不能冒充代表全国人民的 会议。在中国还没有经过全民普选而产生的民主国会前，这个政治协商会议在现在是最适宜于代表全国人民来决定国家大事的”。
同时，国民党也在《中央日报》发表社论强调政协不能取代国大，只是一种权宜的重大措施。所以，在此条件下，政协很难有一个准确的定义。但如果不能达成一致的意见，联合政府将成为空谈，会议将流于形式。
由于民盟等第三方面非常支持建立国共合作的联合政府，所以国民党在舆论不利于自身的情况下，其高层人士倾向于采取妥协政策。1945年12月23日，蒋介 石在日记中记道：“晚约政治干部研讨对内对外形势。至于对共方针，若准其成立地方政权，不如准其参加中央政府”。允许中共参加中央政府，为此就是促使中共 取消解放区政权，这是蒋对政府改组问题的基本考虑。
政府改组，会影响到国民党的利益吗？蒋介石和毛泽东能 够握手言和，进一步合作让两党携手联合执政吗？一切都很难说，因为早在1943年蒋介石出版《中国之命运》时就宣称：“中国的命运，完全寄托于中国国民 党。如果中国国民党的革命，今日不幸而失败了，那中国的国家亦就无所依托。没有了中国国民党，那就是没有了中国。”而自从延安时期，流传至今的歌曲《没有 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原来的歌词也是“没有了共产党，就没有中国”。两个领袖，都希望其领导的党真正独一无二地领导并统一中国。所以在此情况下，联合政 府的前景是不是很难乐观呢？
据邓野披露的材料，1946年1月10日，刚刚过了新年的重庆，有了新的气象。蒋介石和毛泽东同时下达停战令，同日，政协会议开幕。
会议就扩大政府组织方案进行发言，国民党提出在政府委员中要占四分之三的多数，即国民党实际把持一切。共产党和其他与会党外人士代表表示反对，延安也指示 国民党露骨的要保持一党专政不能接受。1月16日，中共还在“和平建国纲领”中要求“多数党在政府主要职位中所占的名额不得超过三分之一，改组后的政府， 应脱离国民党的直接领导，任何一党经费不得由国库开支”。
由于一党训政制遭到各党派的抨击，1月18日，国民党元老陈立夫发言说“国民党以党治国是效法苏联，今天大家以多党制的理论来批评一党制，那么什么也不能 解决的”。他的意思是以苏联的名义来封堵中共的抨击。为此，陆定一反驳道：“苏联并不是一切事情都由党包办，而是党领导人民工作。在中国则一党专政是办不 通的，中国只应实行多党政治”。此段见邓野著作285页，原文出处是《政治协商会议纪实》。
在这次举行的政协会议上，还有一个重要的议题就是军队国家化，和怎样实现军党分离。周恩来主张军队国家化和政治民主化同时进行。陆定一也发言介绍，“中共之所以有军队，可比诸‘迫上梁山’之故事，倘此后政治民主化，即不致再上梁山。”
邵力子发言认为做事慢慢一步步来，“军队要脱离党，我们已把军队党部取消……我们对整编中共军队，第一步也并非要中共都脱党。”关于军人脱党，梁漱溟在全 集中也有记载：“在军事小组会上，我要求现役军人都要脱离党派，不论任何党派不应有军人党员。我费了很大力量来讲明所以这样做是必要性，1月21日的小组 会上居然把这一点通过了。在通过的时候，邵力子先生就说：‘梁先生意思很好，事实上做不到的。’我拍桌子说：‘做不到也得做。’想不到第二天，1月22日 竟推翻了。21日通过的时候，是因为中共代表只陆定一在场，而陆并未坚决反对。那天政府释放了廖承志，周恩来代表共产党去接他，所以周临时未在场。第二 天，周恩来一入场就说：‘昨天通过的统统不算，让我们的军人脱党是做不到的，所以昨天通过的根本不能算。’陆定一这时面红耳赤，一句话也说不上来。邵力子 对我说：‘你看怎么样？还是我说得对吧。’周、邵一唱一和，我看无法坚持，也就只好听凭他们的，结果我的话就被推翻了。”看看这段有趣的话，可见梁先生这 样的大儒不知道中国的潜规则，军人脱党是根本无法实现的，无论是国民党，还是共产党。虽然后来的政协决议通过的军队国家化，政委、党部、党委被取消，党停 止对军队的直接领导，但会议的力量真能决定中国的命运与前途吗？当时的现实是残酷的，历史的记录也是无情的
1946年4月，随后发生的一切又都乱了联合政府的阵脚。中共要求结束一党独裁训政实现宪政，不同意修改政协宪草决议，再加上反对国民党增兵东北问题，两 党又开始敌对。4月7日，延安《解放日报》发表胡乔木撰写的社论《驳蒋介石》，指“蒋以接收东北主权的名义，撕毁了3月27日的东北停战协议，完全显出他 的一幅嗜杀成姓的狰狞面目”，提出反对内战。当日，毛泽东指 示中共重庆代表团在当地转发此文。由于蒋介石在政协已宣布言论出版自由，4月8日，《新华日报》全文转载此文。4月9日，《中央日报》发表社论，称该文“ 编排字典上所有恶劣的名词，侮辱我中国民国政府主席蒋先生。……这是共产党即将一百八十度叛国而三百六十度造乱的宣言书。”这一态势的形成，标志着双方都 没有回旋余地了。政治的继续只能是战争。
再回到当初杜鲁门对华声明的三个要点上：“停战，政治改革，军事改革。”按照这三个要点，从1945年12月下旬到1946年2月下旬，马歇尔以两个月的 时间，一口气促成国共签署了三个协议：停战协议，政协协议，整军协议。可是无论如何，美国人也没能理解，他几乎使所有重大原则都达成了协议，而这些协议最 后又都无疾而终。
马歇尔将军是怀抱着他的政治理念出使中国的，他的一个基本设想是，把美国的两党制政体移植于中国。马歇尔对周恩来说，“我惟一的目标是在中国终止冲突和建 立一个两党制政府，必须要有一个反对党，因为这是保证一个像我们美国所理解的那种民主政府成为可能的惟一途径。……没有一个真正的反对党作为竞争对手、提 出批评、催促改革，就不可能出现国民政府或国民党的任何改革。国民党不可能自上而下自行改革，必须要有反对党。因此，我曾想到，关心农民、关心中国这个最 大阶级的共产党，可以作为一个有组织的合法的反对党而为中国人民做出非常重大的贡献。”
马歇尔是将民主的核心解释为必须要有一个反对党，他是以美国式的反对党的观念来认识并设计中共的未来地位的。然而，马歇尔关于在中国建立两党制和反对党的 设想本身就难以成立。因为，在一个武装的执政党之下，没有武装便没有“真正的反对党”，如果有那么一个或几个非武装的反对党，其反对党的地位只能如蒋介石 所说“不能算数”。这样，马歇尔自己给自己出了一道解不开的题：没有真正的反对党，这不符合美式民主制；而真正的反对党则必须拥有武装，这又不符合美式民 主制。这就是说，马歇尔的这道命题其实连假设的基础都没有。原本希望的“国民党立即结束一党专政的局面，由国民政府召集各党、各派、各抗日部队、各地方政 府、各人民团体的代表，开国是会议，组织各抗日党派联合政府”，似乎已经很遥远了。
政治的发展趋势都是有其规律的，尤其是中国，这一规律是极其复杂的。按照邓野在其著作《联合政府与一党训政》中所总结的，1944-1946年间，在多种 背景、多种方式、多方参加的多种条件下，国共两党时断时续地进行了两年的政治谈判，最终两党并未能取得双赢的结局，只能由政争走向战争。邓野先生是中国社 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副研究员，专攻中国民国史，著述颇多。他在这部立论严谨、富于创见的著作里，打破了中国现代史研究的传统范式，首次将 1944-1946年视为国共关系的一个完整的政治转型时期，这一时期的政治主题集中体现为两种国家政体之间的对立：联合政府与一党训政之间的对立。
回过头来看，开始于1936年的第二次国共合作方式，原本是一种成立于原有的一党训政内的合作方式，表现为执政党和在野党之间的、不对等的“朝野”合作方 式。这一合作方式随着抗战末期国共力量对比的改变而不能不有所改变。而1944-1946年间的政治形势使然，所谓为了联合政府而谈判，但实际上又制造了 一个为了消灭对方的“谈谈打打”的圈子，循环往复。究其原因，正如作者在该书的结束语中写道：“任何历史活 动都是在一定的历史条件下进行的。民国政治的基本特征在于，政治与武力高度统一，政党作为政治集团的同时，又是一个武装集团，武力是政治的出发点和最终依 据。这一点构成了民国政治的基本逻辑。同时，这个逻辑本身又构成了民国政治的基本的历史局限。1944-1946年间，国共围绕联合政府与一党训政的对 立，展开了长达两年的较量。这一对立的发生、发展与终结，都是这个逻辑直接或间接的体现，同样，也都是这个逻辑本身的历史局限直接或间接的体现……政协会 议的议程及其结果，都是与民国政治的逻辑相背离的，这种现象可以是一时的，但不能是最终的。当政协会议以雄辩的方式，引经据典、酣畅淋漓地将民国政治的逻 辑排斥殆尽之后，国共政争的方式骤然间返璞归真，重新回到逻辑上来……企图剥夺武力的和谈，反过来，最终却被武力剥夺。这个结果无非说明，在历史局限的条 件下所产生的问题，一般说，只能以历史局限的方式而解决，历史的局限是难以超越的。”
当然，历史是 不能假设的，国共采取谈谈打打、打打谈谈的方式，却使中国政局在1944-1946年间国民党推行一党训政制以来，呈现出一段少见的多元化的政治现象。以 民盟为主的国共两党以外的第三方面发展到其历史的巅峰，为政治上争得一席之地。再加上美、苏两国的直接介入，形成民国以来前所未有的强大的国际干涉力量。 这些力量对于中国政局的走向构成相当的制约作用，由于这种制约，中国政治呈现出少见的多元化现象。这不能不说是中国近现代史上的一个重要时期。
（《联合政府与一党训政：1944年-1946年间国共政争》，邓野/著 社科文献出版社2003年11月出版，定价29.80元）
——读《联合政府与一党训政：1944年-1946年间国共政争》
简东方/文
一个政府，能否由两党组成联合政府共同执政，或者朝野轮流执政，期以实现两党制民主政体呢？从中国近现代史上看，这种可能微乎其微，尤其是五十八年前的那场真诚的两党合作试验是以失败告终的。
在当时的中国，面临着四方面的力量：执政并实施“一党训政制”的中国国民党，拥有武装的中国共产党，其余各党派如民盟等和无党派组成的第三方面，以及帮助 中国取得抗战胜利的美国参与调停。美国的用意是制止中国内战，而内战的原因在美国人看来主要是未能实现西式民主政体，因此，争取在中国推行若干西式民主 制，成为美国人解决中国问题的入手之处。
时为1945年12月7日，美国总统杜鲁门发表声明，提出帮助国民党和共产党签订协定，组织一个联合政府，希望“建立一个两党政府体制，以共产党为少数派 成为处于合法地位的反对派”。这些言论在《杜鲁门回忆录》中有记载，当时美总统委派原美军总参谋长马歇尔将军出任总统授权的驻华特使，担此重任。
很快，国民党方面得到马歇尔使华的消息，反应如下：陈立夫当即向蒋介石表示反对意见，一是“国共间的问题，宜直接商诸苏联，反易解决”，二是“美方对于共党问题，见解不深，易受其欺”，三是“国共问题，据余推测，调解成功之机会极小”。
而共产党方面的表现是，要使马歇尔在中共问题上“知难而退”。因为中共对国、共、美、苏四方关系有了这样的认识：国民党的打击目标是中共，中立目标是苏 联；而中共的打击目标是国民党，中立目标的美国。这种中立都是从属于打击的。此即是国共对美苏的基本政策（见邓野著《联合政府与一党训政》，社会科学文献 出版社2003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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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了这个前提，以及后面发生的事实，可以看出美方希望建立的国民政府基础扩大，容纳国内其他主要政治分子，进一步使中国走向和平、统一、民主道路的计划就难以实现了。虽然国共两党一直没有放弃这种非常认真的努力。
1945年12月16日，周恩来飞抵重庆，18日，他在记者招待会上表示：“国民党一部分人所提的方案，是先将军队交给政府，再由政府给一点民主。我们认 为现在的政府还是一个一党专政的政府，把抗日的军队交给一个一党专政的政府，也就是使人民抗日的军队，变为国民党的党军了，于是政府再用请客的方式，请几 个人去参加政府。这个办法是行不通的”。周主张“把政府改组为各党各派、无党派人士参加的民主合作的政府，再由这个政府去统一全国的军队”。邓野在专著中 解读了周的这番话，说周的意思就是首先政府民主化，然后军队国家化，至于“合作的政府”一词，显然是为恢复联合政府这一口号而做准备。总之，杜鲁门声明发 表后，中共的政治态度明显地得到改善。
12月17日，国民党在《中央日报》上发表社论《读杜鲁门总统声明》，国民党对这个声明所采取态度与中共大致相同，也就是将该声明中对国民党有利的词句抽出，以示美国支持国民党，凡不利之处则一概回避。
为了帮助国共两党尽快达成一致意见成立联合政府，马歇尔辛苦地担当着政治监护人的角色。可是，随着政治协商会议的召开，发现1945年9月10日国共两党 在重庆谈判时提出的“谈论和平建国方案、召开国民大会、为所谓解放区之地方政府问题”已时过境迁，三大议题不适合年底的政治形势了。最后，政协议题确定为 五项，五项设立五个小组：改组政府组、施政纲领组、军事组、国民大会组、宪法草案组。各有国共和第三方面参加，著名人物有王世杰、罗隆基、陈立夫、王若 飞、陆定一、沈钧儒、傅斯年、陈布雷、董必武、张申府、黄炎培、郭沫若、张冬荪、张群、邵力子、周恩来、梁漱溟、章伯钧、邓颖超、孙科等人。
实际上，政协的五项议题都是围绕着同一个中心问题展开，即废除国民党一党训政国家政体，建立联合政府。中共在1945年12月20日《新华日报》上发表社 论认为“这个政治协商会议就是‘中国各主要政治力量的代表会议’。由十年前在一党专政下产生的‘代表’所构成的所谓‘国民大会’决不能冒充代表全国人民的 会议。在中国还没有经过全民普选而产生的民主国会前，这个政治协商会议在现在是最适宜于代表全国人民来决定国家大事的”。
同时，国民党也在《中央日报》发表社论强调政协不能取代国大，只是一种权宜的重大措施。所以，在此条件下，政协很难有一个准确的定义。但如果不能达成一致的意见，联合政府将成为空谈，会议将流于形式。
由于民盟等第三方面非常支持建立国共合作的联合政府，所以国民党在舆论不利于自身的情况下，其高层人士倾向于采取妥协政策。1945年12月23日，蒋介 石在日记中记道：“晚约政治干部研讨对内对外形势。至于对共方针，若准其成立地方政权，不如准其参加中央政府”。允许中共参加中央政府，为此就是促使中共 取消解放区政权，这是蒋对政府改组问题的基本考虑。
政府改组，会影响到国民党的利益吗？蒋介石和毛泽东能 够握手言和，进一步合作让两党携手联合执政吗？一切都很难说，因为早在1943年蒋介石出版《中国之命运》时就宣称：“中国的命运，完全寄托于中国国民 党。如果中国国民党的革命，今日不幸而失败了，那中国的国家亦就无所依托。没有了中国国民党，那就是没有了中国。”而自从延安时期，流传至今的歌曲《没有 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原来的歌词也是“没有了共产党，就没有中国”。两个领袖，都希望其领导的党真正独一无二地领导并统一中国。所以在此情况下，联合政 府的前景是不是很难乐观呢？
据邓野披露的材料，1946年1月10日，刚刚过了新年的重庆，有了新的气象。蒋介石和毛泽东同时下达停战令，同日，政协会议开幕。
会议就扩大政府组织方案进行发言，国民党提出在政府委员中要占四分之三的多数，即国民党实际把持一切。共产党和其他与会党外人士代表表示反对，延安也指示 国民党露骨的要保持一党专政不能接受。1月16日，中共还在“和平建国纲领”中要求“多数党在政府主要职位中所占的名额不得超过三分之一，改组后的政府， 应脱离国民党的直接领导，任何一党经费不得由国库开支”。
由于一党训政制遭到各党派的抨击，1月18日，国民党元老陈立夫发言说“国民党以党治国是效法苏联，今天大家以多党制的理论来批评一党制，那么什么也不能 解决的”。他的意思是以苏联的名义来封堵中共的抨击。为此，陆定一反驳道：“苏联并不是一切事情都由党包办，而是党领导人民工作。在中国则一党专政是办不 通的，中国只应实行多党政治”。此段见邓野著作285页，原文出处是《政治协商会议纪实》。
在这次举行的政协会议上，还有一个重要的议题就是军队国家化，和怎样实现军党分离。周恩来主张军队国家化和政治民主化同时进行。陆定一也发言介绍，“中共之所以有军队，可比诸‘迫上梁山’之故事，倘此后政治民主化，即不致再上梁山。”
邵力子发言认为做事慢慢一步步来，“军队要脱离党，我们已把军队党部取消……我们对整编中共军队，第一步也并非要中共都脱党。”关于军人脱党，梁漱溟在全 集中也有记载：“在军事小组会上，我要求现役军人都要脱离党派，不论任何党派不应有军人党员。我费了很大力量来讲明所以这样做是必要性，1月21日的小组 会上居然把这一点通过了。在通过的时候，邵力子先生就说：‘梁先生意思很好，事实上做不到的。’我拍桌子说：‘做不到也得做。’想不到第二天，1月22日 竟推翻了。21日通过的时候，是因为中共代表只陆定一在场，而陆并未坚决反对。那天政府释放了廖承志，周恩来代表共产党去接他，所以周临时未在场。第二 天，周恩来一入场就说：‘昨天通过的统统不算，让我们的军人脱党是做不到的，所以昨天通过的根本不能算。’陆定一这时面红耳赤，一句话也说不上来。邵力子 对我说：‘你看怎么样？还是我说得对吧。’周、邵一唱一和，我看无法坚持，也就只好听凭他们的，结果我的话就被推翻了。”看看这段有趣的话，可见梁先生这 样的大儒不知道中国的潜规则，军人脱党是根本无法实现的，无论是国民党，还是共产党。虽然后来的政协决议通过的军队国家化，政委、党部、党委被取消，党停 止对军队的直接领导，但会议的力量真能决定中国的命运与前途吗？当时的现实是残酷的，历史的记录也是无情的
1946年4月，随后发生的一切又都乱了联合政府的阵脚。中共要求结束一党独裁训政实现宪政，不同意修改政协宪草决议，再加上反对国民党增兵东北问题，两 党又开始敌对。4月7日，延安《解放日报》发表胡乔木撰写的社论《驳蒋介石》，指“蒋以接收东北主权的名义，撕毁了3月27日的东北停战协议，完全显出他 的一幅嗜杀成姓的狰狞面目”，提出反对内战。当日，毛泽东指 示中共重庆代表团在当地转发此文。由于蒋介石在政协已宣布言论出版自由，4月8日，《新华日报》全文转载此文。4月9日，《中央日报》发表社论，称该文“ 编排字典上所有恶劣的名词，侮辱我中国民国政府主席蒋先生。……这是共产党即将一百八十度叛国而三百六十度造乱的宣言书。”这一态势的形成，标志着双方都 没有回旋余地了。政治的继续只能是战争。
再回到当初杜鲁门对华声明的三个要点上：“停战，政治改革，军事改革。”按照这三个要点，从1945年12月下旬到1946年2月下旬，马歇尔以两个月的 时间，一口气促成国共签署了三个协议：停战协议，政协协议，整军协议。可是无论如何，美国人也没能理解，他几乎使所有重大原则都达成了协议，而这些协议最 后又都无疾而终。
马歇尔将军是怀抱着他的政治理念出使中国的，他的一个基本设想是，把美国的两党制政体移植于中国。马歇尔对周恩来说，“我惟一的目标是在中国终止冲突和建 立一个两党制政府，必须要有一个反对党，因为这是保证一个像我们美国所理解的那种民主政府成为可能的惟一途径。……没有一个真正的反对党作为竞争对手、提 出批评、催促改革，就不可能出现国民政府或国民党的任何改革。国民党不可能自上而下自行改革，必须要有反对党。因此，我曾想到，关心农民、关心中国这个最 大阶级的共产党，可以作为一个有组织的合法的反对党而为中国人民做出非常重大的贡献。”
马歇尔是将民主的核心解释为必须要有一个反对党，他是以美国式的反对党的观念来认识并设计中共的未来地位的。然而，马歇尔关于在中国建立两党制和反对党的 设想本身就难以成立。因为，在一个武装的执政党之下，没有武装便没有“真正的反对党”，如果有那么一个或几个非武装的反对党，其反对党的地位只能如蒋介石 所说“不能算数”。这样，马歇尔自己给自己出了一道解不开的题：没有真正的反对党，这不符合美式民主制；而真正的反对党则必须拥有武装，这又不符合美式民 主制。这就是说，马歇尔的这道命题其实连假设的基础都没有。原本希望的“国民党立即结束一党专政的局面，由国民政府召集各党、各派、各抗日部队、各地方政 府、各人民团体的代表，开国是会议，组织各抗日党派联合政府”，似乎已经很遥远了。
政治的发展趋势都是有其规律的，尤其是中国，这一规律是极其复杂的。按照邓野在其著作《联合政府与一党训政》中所总结的，1944-1946年间，在多种 背景、多种方式、多方参加的多种条件下，国共两党时断时续地进行了两年的政治谈判，最终两党并未能取得双赢的结局，只能由政争走向战争。邓野先生是中国社 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副研究员，专攻中国民国史，著述颇多。他在这部立论严谨、富于创见的著作里，打破了中国现代史研究的传统范式，首次将 1944-1946年视为国共关系的一个完整的政治转型时期，这一时期的政治主题集中体现为两种国家政体之间的对立：联合政府与一党训政之间的对立。
回过头来看，开始于1936年的第二次国共合作方式，原本是一种成立于原有的一党训政内的合作方式，表现为执政党和在野党之间的、不对等的“朝野”合作方 式。这一合作方式随着抗战末期国共力量对比的改变而不能不有所改变。而1944-1946年间的政治形势使然，所谓为了联合政府而谈判，但实际上又制造了 一个为了消灭对方的“谈谈打打”的圈子，循环往复。究其原因，正如作者在该书的结束语中写道：“任何历史活 动都是在一定的历史条件下进行的。民国政治的基本特征在于，政治与武力高度统一，政党作为政治集团的同时，又是一个武装集团，武力是政治的出发点和最终依 据。这一点构成了民国政治的基本逻辑。同时，这个逻辑本身又构成了民国政治的基本的历史局限。1944-1946年间，国共围绕联合政府与一党训政的对 立，展开了长达两年的较量。这一对立的发生、发展与终结，都是这个逻辑直接或间接的体现，同样，也都是这个逻辑本身的历史局限直接或间接的体现……政协会 议的议程及其结果，都是与民国政治的逻辑相背离的，这种现象可以是一时的，但不能是最终的。当政协会议以雄辩的方式，引经据典、酣畅淋漓地将民国政治的逻 辑排斥殆尽之后，国共政争的方式骤然间返璞归真，重新回到逻辑上来……企图剥夺武力的和谈，反过来，最终却被武力剥夺。这个结果无非说明，在历史局限的条 件下所产生的问题，一般说，只能以历史局限的方式而解决，历史的局限是难以超越的。”
当然，历史是 不能假设的，国共采取谈谈打打、打打谈谈的方式，却使中国政局在1944-1946年间国民党推行一党训政制以来，呈现出一段少见的多元化的政治现象。以 民盟为主的国共两党以外的第三方面发展到其历史的巅峰，为政治上争得一席之地。再加上美、苏两国的直接介入，形成民国以来前所未有的强大的国际干涉力量。 这些力量对于中国政局的走向构成相当的制约作用，由于这种制约，中国政治呈现出少见的多元化现象。这不能不说是中国近现代史上的一个重要时期。
（《联合政府与一党训政：1944年-1946年间国共政争》，邓野/著 社科文献出版社2003年11月出版，定价29.8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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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 文学城-为人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