慕容雪村：花儿不再怕

慕容雪村：花儿不再怕 

在最近的聚会中，我和朋友们常常谈到一个话题：下一个被捕的会是谁？在开始的时候，大家不免忧心忡忡，像是1 930 年代的德国犹太人，或者是1957 年的中国读书人。许多人都认为自己可能被抓，但最危险的还是媒体人笑蜀（陈敏），以及成功营救陈光诚的郭玉闪，而我紧随其后。我们甚至列了一份抓捕名单，名单上大多都是近年来微博上的活跃人士，其中有学者、律师和媒体人，也有我这样的独立作家，从2009 年开始，因为微博的言论广场效应，我们开始公开而大胆地说出自己的观点，我们谈论民主、嘲弄官员、批评政府、评说历史，为弱势群体和维权人士发出呼声，几乎总是与政府的意见相左。而这个庞大而傲慢的政府，就像史前反应迟钝的恐龙，当树枝刺入身体，它要过一万年才会感觉到痛，还要再过一万年才能明白出了什么事，还要再过很多个一万年，它才能想出怎么处理。而就在它痴呆和麻木的时候，微博已经有了超过5 亿用户，而且出现了许多大众偶像、言论明星。因他们共同的言说，那些被篡改的历史得以澄清，被扭曲的观念得以纠正，被匆匆掩埋的事实得以大白天下，微博已经成了人们参与公共生活、揭露腐败的重要平台。有些人甚至在质疑这个政权的合法性和正当性。和所有的极权政府一样，这个政府既没有讲道理的能力，也没有讲道理的耐心和兴趣，于是就施出了它的绝招：用暴力让人们闭嘴。

从八月份以来，中国警方开始了新一轮“净网行动”，这次以打击网络谣言为名，在各地都抓了不少人，其中河南逮捕了131 人；山西，批捕23 人，刑事拘留49 人，治安处罚29 人；广西，136 人“受到法律制裁和教育”。在遥远而偏僻的海南，这是中国最南端的一个海岛，人口只有八百余万，却有506 人受到“打击处理”，算是这次抓人比赛的冠军。

运动式执法必然会造成冤案、假案和错案，甚至是令人啼笑皆非的案子。8 月29 日，广东省一位网民因为“诬蔑狼牙山五壮士”被捕；海南一位姓温的网民因为开了两个玩笑被拘留五天；最著名的是甘肃省一位16 岁的少年，因为不满警察对当地的一起死亡案件的处理，他于9 月12 日在网上发表了两条评论，共计170 余字，其中有“官官相护”字样。五天之后，他正在上课的时候，几位警察闯进了他的课堂，在众目睽睽之下把他带走。

这些被捕的大多都是籍籍无名的普通人，但政府的真实意图却指向大V ，大V 就是微博上拥有大量读者、有巨大影响力的用户。官方媒体在此期间做了一系列报道，基本意思就是“大V 不可靠，他们会靠谣”，当然，这些媒体的信用纪录并不那么良好，比如《人民日报》就曾公开地报道水稻亩产万斤。

在搜索引警中查找“意识形态阵地”，会发现大量的新闻报道和评论。“阵地”这个词大概可以说中国政府的心理年龄，它依然活在遥远的战争年代。如果没有外部敌人，它就会在内部制造一些敌人出来。现在它的敌人就是微博大V 。大V 们不仅发表意见，而且也是重要的传播节点，只有经过他们的互相转发和评论，一个事件才可能成为热点事件，相形之下，《人民日报》和CCTV 的力量已经不那么强大，所以中国政府才下定决心夺回他们已经失守的“意识形态阵地”。而这两个月的媒体报道和警察抓捕，再加上从未间断过的注销和禁言，其目的非常明确：不仅要大V 闭嘴，还要切断他们和读者的联系，更重要的是，这些大V 已经形成了基于价值观的松散联盟，政府必须打散这种联盟关系，最终使微博变成《人民日报》和《新闻联播》，成为政府的宣传阵地，而不是批评政府的意见广场。

也就从那时开始，本来热闹非凡的微博一下冷清了起来，“莫谈国事”重新成为许多中国人的信条，一些人在嘴上加了把锁，一些人谨慎地转了个身．开始谈起饮食、旅游和爱情。学者章立凡等人把这场运动称之为“网络反右”，“反右”是1957 年由毛泽东发动的，旨在打击言论者的运动，在两年多的时间里，大约有55 万人被整肃、逮捕或流放，那是一代人的惨痛记忆。而在半个多世纪之后，这个词依然能唤起人们深藏心底的恐惧。

这是中国政府最擅长的工作：制造恐惧。在到达这个目标之前，它已经走过了漫长的道路二2005 年，它开始推行网络实名，2006 、2007 、2009 ，以网络扫黄的名义关闭了大量网站，2008 年没有大张旗鼓地宣传这事，估计是因为举办奥运会，但也就是在那一年，工信部要求在私人电脑中安装绿坝过滤软件；1998 年开始建设的防火长城（GFW ) ，现在已经成了中国网络生活中的最大障碍；还有庞大得难以想象的敏感词库，几乎每一分钟都在实施的删贴、禁言和销号……在网络时代，这些举措并不像想象中那么有效，相反，它激起了一片反对之声。最显著的例子是GFW 的设计者方滨兴，他于2012 年9 月查出直肠癌．得知此消息后，微博上无数人都在庆贺，祝他早死，“愿病魔早日战胜方校长”。到了2013 年8 月，中国政府大概实在是无计可施了，终于派出了警察，并且公开地恐吓。8 月23 日，拥有超过1200 万读者的大V 薛蛮子嫖唱被抓，CCTV 评论说“给大v 们敲响了警钟”，但薛蛮子同时也是红色贵族和美国公民，为什么CCTV 不说“给红二代和美国人敲响了警钟”？答案很简单，它就是要大v 们“小心点”。

恐惧有不同的层次，对政府和国营企业的雇员来说，恐惧就是，当你批评政府，往往意昧着失业、降级和减薪；对企业经营者来说，那意味着更多的税务检查、工商检查，甚至是卫生和消防检查。对普通公民来说，那就是查水表和收快递。这些词都是警察上门的隐语。7 月21 日，歌手吴虹飞在微博上发言，说她想炸建委、炸鸡翅。这些“炸”在中文中有不同的意思，前一个是爆炸，后一个是油炸。很快吴虹飞被逮捕，而警察敲她的门时，就说自己是送快递的。

这些措施或许不那么正当，但都是公开的，除此之外，还有一些黑暗中的招数，主要针对独立学者和独立作家。

在作家王力雄的墙上有两个黑色的铅笔字：唯色。那是他太太的名字。没人知道是什么人写的，也不能确定是什么时候写的。唯一的可能是有人趁他们不在时秘密造访，然后写下这两个字，提醒他们“老大哥在看着你”；大约两年前，神秘的访客也拜访过学者萧瀚的家，他们什么都没拿，只是把他太太的耳环挪了个位置；我也有过类似的经历二9 月12 日深夜，我从外返回，发现我的电脑正在自动运行，我的第一个念头是有人来过了，然后我又想：我是不是得了迫害妄想症？但很快我就记起，我出门前确实关了电脑，还给它做了一点清洁。

曾经有人问我：在这风声鹤唉的时候，你害怕吗？我要说，确实怕过，但现在已经不那么怕了。这想法也许可以代表许多人，我的朋友、著名出版人王小山也说过这样的话：不就是坐牢吗？三年不怕，五年不怕，十年、二十年也不怕。有些人已经做好了坐牢的准备，萧瀚早就写好了他的被捕声明，并且交给国外的朋友备份。他甚至想好了庭审策略：如果他被以“寻衅滋事”或“造谣”等名义起诉，他绝不做无罪辩护，相反，他要在审判他的法庭上起诉这个政府所犯下的罪行，“这也是我的法庭”。甚至有人会主动申请坐牢，9 月9 日，最高法院和最高检察院发布最新司法解释，规定“诽谤信息转发500 次即可入刑”，两天后，基督徒、学者王怡在微博上发布了这样一条信息：只要全国人大还在开会，自由就会继续减少。只要最高法院还在出台司法解释，宪法就会继续受到威胁。我这句话可能被理解为一个价值判断，也可能被理解为一个事实判断。如果是后者，希望被转发500 次以上，好让我有机会在法庭上解释这句话。这段话在转发718 次之后被删除。

笑蜀在我们虚拟的抓捕名单上名列前茅，从七月份以来，他简直就是在激烈地请求政府逮捕。7 月16 日，新公民运动的发起人许ZY博士被捕，笑蜀和投资人王功权联手发起声明，要求政府立即释放，同时表达强烈抗议。17 天之后，他被警察秘密绑架，千里押送广州；9 月13 日，王功权“如愿以偿”地进了监狱，而笑蜀还在高墙之外苦苦等待，对他来说，坐牢不仅是不可避免的宿命，而且已经成了道义上的应然之事。“我也参与了新公民运动，不能让许ZY孤独地身陷图固”。而在郭玉闪看来，坐牢只是一个“技术问题”，“没有人想要坐牢，但这几乎是一个必然的结果，我早就做好了准备。”

言论者不再恐惧，是因为越来越多的人开始明白一个道理：如果说话就要坐牢，那么不说话也等于坐牢。而且，在这座不能说话的监牢之中，我们还要忍受良心的谴责，良心会时时提醒我们：我们是一群懦弱的人，看到了暴行，看到了真相，看到了是非善恶，但仅仅因为害怕就假装自己没看见。同时，2013 年毕竟不同于1957 年，在1957 年，知识分子各自为战，陷入了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每个人都必须孤独地面对无数指责自己的人，根本无从抗争，无从反驳；而在2013年，微博像一个巨大的人民广场，言论者可以彼此呼应、相互支援，虽然依旧弱小，但弱小者已经开始团结起来，并且看到了自己的力量。在这样的一个广场上，勇敢发言者往往有着非凡的示凡效应，只要有一个还敢说话，他的读者就会紧紧跟上，“你敢发，我就敢转”已经成为微博名句。在1957 年，这个政府还没有尽失人心，批评它得不到太多支持；而在2013 年，“共产主义道德”、“毛邓三科梦”已经成了公开的笑柄，无论直接批评，还是讽刺嘲笑，都会听到响亮的喝采之声。在1957 年，当个右派是可耻的；而在20 13 年．每个敢于批评政府的人都被视为英雄，甚至连真正造谣的人都会得到许多声援。这也是我们不再恐惧的原因，在最近的两个月，许多人都经历了从“少说两句吧”到“去他妈的吧”的转变，越来越多的人拿“坐牢”来开玩笑，当他们谈论“下一个是谁”的时候，你知道，恐惧已经消除。

从1957 年至今，中国政府对言论的政策一直都是“百家争鸣，百花齐放”，在名义上，它允许发出各种各样的声音，但只能按照它规定的旋律歌唱；在名义上，它允许所有的花朵开放，但不合规格的要关进监牢。也就是在那一年，所有能说话、敢说话的人被一网打尽，中国从此变成一个没有反对者的国家。随后就是大饥荒，几千万人饿死；大饥荒结束不久，文革开始了，千万人流离失所，千万人生不如死。事实上，这也是那些不合规格的花朵不再恐惧的原因，因为花儿们都已经明白，一个国家必须要有反对的声音，如果缺了这可贵的声音，那么国家就将变成监牢，而你我都在其中。

为了发出这可贵的声音，中国的花儿们已经准备付出代价。笑蜀说：如果我坐牢别人就可以不坐牢，我愿意光荣入狱；如果我坐牢民众就可以消除恐惧，我愿意站在最前方。而在9 月13 日，我的微博好友、律师李国斌说过一句广为传颂的话，也许可以代表中国言论者的心声：为了儿女不再有因说话而坐牢的恐惧，让我们一起去把监狱填满。

（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