丁咚：中国宪政之争的背景和原因

丁咚：中国宪政之争的背景和原因

郑志学在《认清“宪政”的本质》一文中提出，“宪政”包括九个方面内涵：第一是三权分立，互相制衡；第二是司法独立，违宪审查和宪法法院；第三是多党轮流执政；第四是议会财政；第五是有限责任政府，即小政府大社会；第六是自由市场经济；第七是普世价值，包括自由、民主、法治、人权等所谓现代西方价值观；第八是军队国家化；第九是新闻自由。他就此强调，“宪政”在理论和实践上，都特指资产阶级宪法的实施，是西方自由主义的政治主张和制度安排。如果说，杨晓青等署名文章还带有些许学术探讨性质的话，那么这篇显然为化名作者所写的文章，无疑是在明确为这场反宪派和挺宪派（泛宪派、社宪派、宪社派以及儒宪派之合称）的论争定性，认为挺宪派的目标指向十分明确，就是要“在中国取消共产党的领导，颠覆社会主义制度”。无论是语气还是用词，都能看出其代表了某种官方色彩，体现了更明显的政治意图和政治价值，可以说是反宪派的一篇纲领性文章。

据说，起初有关方面准备抛出17篇反宪文章，系统攻击宪政主张，形成集中兵力打歼灭战的效应，试图清除西方政治理论影响，彻底打压乃至消灭宪政在中国生存的根基，但他们错估形势，忽视了民意的力量，结果适得其反，在舆论强烈反弹之下，始作俑者不得不决定撤下其他文章，使得宪政之争暂时告一段落。来也倏忽，去也倏忽。这场宪政之争持续时间并不算长，却带有明显的策划痕迹，由于其激起了广泛的社会争议和针锋相对的批判，再次凸显了宪政对于一个现代国家确立政治合法性和稳定性的重大意义，并显示了其在公民心中具有不可取代、不可动摇的地位的事实，因此必将对中国政治发展进程产生微妙而深远的影响。其中，反宪政派狂轰滥炸的决定性后果之一是恰恰暴露了其潜藏在语词游戏之下的真实想法。郑志学为挺宪派所做的盖棺论定的断语是“在中国取消共产党的领导，颠覆社会主义制度”，反过来也表明反宪派的核心诉求，是在中国永远确保共产党的领导以及其所依托的意识形态和国家基本制度基础：社会主义万世长存。对所谓的宪政九大内涵的驳斥，实际上都是为这一核心诉求服务的，概括起来其实就三句话：不要西方式的权力制衡和约束，执政党行使权力，除了名义上不能在任何实质意义上受到限制，掌握对国家、社会、公民的绝对控制力；不要西方式的自由经济体制，坚持公有制为主导的政治地位，坚决杜绝私产者控制中国的经济命脉进而产生控制政治的欲望和可能；不要西方式的价值观和民主制度，党的领导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国家基本意识形态，有效控制公民的思想和言行，坚决防止西方自由民主理念导致民众的反抗，危及自身统治。从政治、经济和意识形态三个方面都维护和加强中共的传统影响力，就要从根本上阻止西方话语体系战胜中国式马克思主义话语体系居于主导地位，阻止西方宪政在中国的实现。

那么，有关方面为什么敢冒天下之大不韪，尤其是，敢冒突破中共前领袖邓小平钦定的在政治上不争议基本方针的风险，在一个全球化、中国与世界联系越来越紧密、越来越难以割舍、信息流通无比便利快捷同时无法阻挡的时代，急不可耐地挑起如此愚不可及如此自毁形象的政治争议？其背后是具有很深刻的现实背景和原因的。总的来说就是，从当下看，中共十八大后，朝野对政治改革都抱有过高的期待，一些人对历史和现实情况进行分析后提出了急切的宪政主张，认为要反思中共建政以来的历史、“中国梦就是宪政梦”，反思历史必然触及其中的破烂不堪之处，搞宪政就必然触及何时终结一党执政的问题，由此挠痒了有关方面的敏感小神经，引发了其警惕，并由此酝酿掀起了这场反宪政运动（《南方周末》新年社论事件可看作起始）。从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发展的实际情况看，经济上中国利用了西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实行市场化改革，逐渐使民营经济在中国占据了越来越大的比重（在发达地区，民营经济比重普遍超过了中间线），生产关系的转变以及私有阶层和中产阶层的崛起必然要求政治、社会对此适应，必然使得民众渴望享有更多的权利，分享国家发展的好处，但政治和社会改革的明显滞后，导致经济发展与政治和社会发展不相协调，一方面使经济改革和发展失去动力，出现了滞缓的问题，一方面引发了政治腐败增强、贫富差距增大、官民对立加剧等诸多的社会矛盾和冲突，中国发展形成了巨大的内部紧张，需要释放和舒缓，而唯一的途径就是寻求政治上的突破，其中最核心的内容就是在国家制度中设计必要机制，对权力进行有效制衡和约束；确立私有财产权神圣不可侵犯的国家制度，为私有制经济发展提供法律保护；保证民众的政治参与和享有更多的自由权利。而这些唯有通过宪政才能实现。由此引起了执政党强烈的忧患感、危机感和紧迫感，其中的保守势力企图以彻底根除宪政来维护既得利益，确保子子孙孙世代永享。从国际大环境看，国际共产主义运动萎缩趋势更加明显，社会主义国家硕果仅存，和中国一样，越南、古巴先后进行了改革，其中越南还在往前走，朝鲜由于拒绝改革国家发展面临窘境。除此之外，专制体制越来越不得人心，受到所在国人民的强力反抗，纷纷瓦解，就连中国的近邻缅甸在政治改革领域也取得了令世人瞩目的成绩。西方民主制度在全球范围内大举扩张，在世界上拥有了最大份额，主导地位更加明显。与此同时，在中国固守政治成规的情况下，美国“重返亚洲”并合纵连横，形成对中国的威慑态势。可以这么说，中国是大国中唯一仍在实行传统的威权主义体制的国家，在意识形态领域坚守自己的语词体系，周边民主国家林立，对华态度错综复杂，大国矛盾纠结斗争频仍，其孤独感可想而知，因此也急欲从根本上消除内部和外部要求变革的诉求，而宪政以及其背后的西方政治理论被认为是其向中国推出的“糖衣炮弹”，因此予以重点批判，以免陷入宪政背后的“话语陷阱”，最终丧失执政地位，丧失一切既得利益。

中共建政成功就是基于对宪政的认同和以此为斗争工具团结反政府派别与当时的执政党国民党进行各种博弈后的结果。反宪政派反复引用了毛泽东在那个时期的有关论述，此处不再赘论。中共建政的第一件重大国事活动就是召开全国政协会议，制订《共同纲领》，在当时的条件下，其扮演了宪法的角色；此后又于1954年制订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在宪法的精神和原则下，建立了国家政治的基本架构，从内容到形式其模型都来自西方。比如中央人民政府主席（后设立国家主席，主席下设立国务院总理）执掌行政权，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和司法部执掌司法权，全国政协（后来的全国人大）执掌立法权，分明就是三权分立的不同表现形式。所不同的是，建政以来数十年中共都实际上居于最高领导地位，且分立之三权系统与西方不可同日而语，但同样不可否认的是，从中共建政史看，凡是确立宪法地位、遵循宪政的基本原则至少名义上如此的时候，总是相对顺利的，凡是违背宪法精神和原则、乱搞一通乃至连名义都不要的时候，总会出现种种艰难曲折。后者最显著者莫过于公认惨绝人寰的文化大革命。结束文革后，为改变国家政治和社会失序的状况，重修宪法被摆到了重要议事日程，1978年宪法仍带有浓重的文革色彩，到了1982年，在邓小平等新一届中共核心领导层的主导下，重新制定了宪法，此后又经过了若干次修订。1954年9月，刘少奇在《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草案的报告》中曾用了“宪政”之说，比如他说宪法草案“是中国近代关于宪法问题和宪政运动的历史经验的总结”。2008年初，时任全国人大委员长吴邦国也在全国人大报告中，对2004年通过的一系列宪法修正案给予高度评价，认为它们是“我国宪政史上又一重要里程碑”。所以说，自从毛泽东等中共领导人为了从国民党手中夺取政权利用宪政问题向其发难，争取各大反国民党派别的同情和支持，并成功建政后，即使没有以最高领导人名义谈及“宪政”，也没有真正彻底实施过宪政，但至少从未明确反对过宪政，直到这次反宪派大张旗鼓地发表反宪文章，也没有得到政治人物的正式呼应，反倒在民间呼声下悄然撤退，宪政之争暂时止息，但后续影响仍然深远。

在前改革时代，中共就建立了宪政的基本形式，而到了改革开放的年代，宪法的根本大法的权威作用进一步体现出来，中共的每一步改革和发展成果在党的政策中进行表述后，都需要以宪法的形式予以确认，否则就无法放下心来。这实际上也是在肯定宪法的意义和作用，肯定宪政对于政权合法性和稳定性的重要价值。比如，随着中国经济改革的深入进行，市场经济、私有制等传统上属于资本主义范畴的一些做法，在中国渐次实行，中共指导理论也不断发展变化，“三个代表”思想、和谐社会、科学发展观相继提出，它们都在中共主导下写进了宪法。但宪法的修订与中国经济改革和发展达到一定程度后必然要进行政治化并对政治本身提出更高要求的现实并不适应。所谓的经济政治化是指，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私有财产权神圣不可侵犯、私有制经济发展的权利等重大经济原则和制度问题都要从政治层面予以体现，使之进入宪法。所谓的经济对政治提出更高要求是指，导致腐败蔓延和市场失序的因素即权力不受限制的使用、民众无以也无力监督必须结束，这也要在宪法中予以体现。正是政治上的不适应，引发了理论界、知识界和舆论界对实行宪政的急切渴求。但很多人要么是无视历史，要么是无视现实，总之提出的主张根本不可能被正享有绝对权力者所接受，还有一些人试图依靠这些绝对权力者良心发现，自我改变，有些人从维护绝对权力的角度出发，试图从传统文化中寻找合理性，为专制主义寻找依据，有些人认为中国已经是很好的宪政，比资本主义宪政优越，只要不否认社会主义宪政即可。总而言之，这些论争的背后是中国经济和政治发展带来的巨大内部紧张感，使得执政党以及依附它的各种学术主张者和在野的学者之间发生激烈的观点冲突，为摆脱僵持不下的局面，有关方面企图彻底否定宪政，为宪政之争进行政治上的定性，希望就此遏制住宪政主张者和宪政之争，通过“争”达到“不争”的目的，以此维护现存政治秩序，去掉其长期执政道路上的羁绊。即令他们能够依靠权力的支持向其反对者发出各种“帽子”和“判决书”，也无法改变或者阻止中国经济和政治发展内在逻辑的要求，一方面这种要求造成内在的紧张，并表现反宪派公开跳出来攻击挺宪派上，一方面它也会继续推动中国发生真正的变革，这是不以任何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包括强权统治者。反宪派强调，宪政就是要在中国取消共产党的领导，颠覆社会主义制度。其实根本无关宪政什么事儿。宪政也只是人类社会发展的一个阶段、一个政治表现形式。世界上没有永恒的政治表现形式，也没有永恒的政治组织，更没有永恒的政治领导，迟早都会被别的更好的东西所取代。这是历史发展本身所决定的。所以这场争论中的核心部分从根本上来说毫无意义。从另一个角度来看，挺宪派中的激进主张者也毫无必要在某些环节上固守自己的观点，因应现实和时势的变化，恰如其分提出变革要求，并顺应历史自然发展进程，为未来的变革做好准备更有意义。

人民是一切变革的最深切感受者，也是一切好处和坏处的直接体验者，更是历史往前走的最重要的推动力。虽然受到数十年定向教育和宣传的深刻影响，然而在大变革的时代，在全球化的时代，在互联互通的时代，中国人民觉醒的速度仍然超越了某些人的想象。打破政治和社会禁忌，公开讨论国家政治和公共事务，主张公民权利和自由，抨击政治腐败和社会丑陋，已经成为中国民众的日常生活内容。当然，其主要渠道还是在互联网上，虽然它受到方方面面、各种各样的限制和打压。互联网是科学技术送给中国民众最好的礼物。在互联网世界，基本消除了社会地位和身份的差别，任何人可以就任何问题发表任何不违宪的言论，并以QQ群、微博、博客、社区等平台为主要方式，形成了现实社会中罕见的公民组织雏形，以民众相对自由的言论和社会组织雏形形态为主构成了初级的中国公民社会。中国民众濡染其中受到最好的公民教育，公民意识逐步自觉，民主诉求日渐高涨。公民们在其中寻找到了自己的位置，并在国家政治权力之外，相互联接、聚集成更具合力更强大的社会权力，对政治权力构成了越来越重要的制衡和约束。在互联网世界，宪政理念及其所代表权力制衡、公平正义等基本含义更容易受到共鸣和支持，事实上那些宪政主张者主要的传播渠道正是在互联网。改革开放以及互联网所带来的信息和交流方式的革命为中国公民更积极地寻求政治权利、对政府实施更严格的监督创造了条件，也必然对中国政治发展起到根本的推动作用。对互联网与理论界、知识界联合的恐惧感，正是反宪政派招摇过市的最基本源头动力之一。

中国经济改革和社会发展的另外一个结果是，促使包括大私产者、中产阶层、知识分子、技术公民在内的一大批新兴社会阶层和社会力量崛起，虽然他们在政治上还很弱势，甚至在权力下噤若寒蝉，但毋庸置疑的是，随着局势变化特别是各种因素综合作用，它们迟早会在政治上产生更大的欲望和要求，并与社会运动相呼应，形成强大的政治力量，对现存政治秩序构成“威胁”，这些人中为数不少者对宪政基本保持缄默，但由于它们才是宪政的主要受益者，因此更被视为潜在的更重要的参与分子，除了在现实中受到种种限制以及盘剥之外，拒绝实行宪政才是最根本的制约手段。在这一情势下，这一群体的很多人寻求移民海外，保障他们的资产和人身安全，但他们中的绝大多数虽然移民了，但业务仍然留在国内，形成“心离身不离”的局面。最终，他们将会认识到，逃避不是办法，只有在中国内部实现变革才是根本出路。另一方面，执政党“铁板一块”的外部形象渐渐损蚀，就像在社会上一样，内部的竞争和选举机制匮乏或者流于形式，现行党内体制导致很多真人才被埋没，或者失去上升的空间，由此引发内部冲突，有些还进一步激化，比如薄熙来事件。毛泽东说过，“党外无党，帝王思想；党内无派，千奇百怪”。执政党内部的派系应该说长期以来都是存在的，但是激化后外露则比较少见。随着党内领袖绝对权威的不再，党内派系分化和斗争也将越演越烈，失势的一派必然寻求更多的改革，直到在国家政治层面进行改变，比如实行真正的宪政，由公民进行选举。是骡子是马拉出来遛遛，就是这个道理，对他们来讲，或许只有这样才是唯一出路。他们也是宪政的潜在支持者，对党内主导政治的派系形成了来自内部的压力。批判宪政，让他们去掉幻想，对宪政之争无疑也是一个推动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