沉痛悼念义兄董雪星将军(图)
沉痛悼念义兄董雪星将军(图)
他是“三八”式老军人,抗大毕业,曾任宣传队队员、文化教员、新四军军部机要员; 他曾参加过鲁南、莱芜、淮海、渡江、解放上海等战役,任机要科长;新中国成立后,他亦参加过“抗美援朝”和“援越抗美”两次战争:“抗美援朝”时他任40军机要科长,后任沈阳军区空军机要处长;“援越抗美”期间任中国空军高炮一师副政委,两次战争都把美军打得落花流水!他就是战功累累的董雪星将军。
一、结缘于越战烈火中
他与我结义为兄弟,是在战火纷飞的“援越抗美”战场上。
1966年秋,我从福州军区转到沈阳军区中国空军高炮第一师,入越后驻守越南谅山省,实行“援越抗美”。由于“援越抗美”是秘密进行,故入越后改番号为中国后勤部队第31支队。我被分配到师政治部群众科工作。别看这个小小的群众科,入越后它却是“庙小神灵大”,管理着师的一切外事工作:对外参与中越两军的谈判、联络工作; 对内制订外事工作纲要,检查团、营、连的外事工作,写月结上报中央军委等,实质上是师的“外交部”。而领导这个外事部门的最高首长就是师副政委冬雪星将军。
作者陈湃越战时相片
入越后不久,冯清玉科长叫我随一位干部出外视察。这干部与我同坐着吉普车,沿着一号公路直向南驶,到各团、野战医院、烈士陵园等地视察。他白白胖胖,一脸慈祥,和蔼可亲,谈笑风生,似多年相识的老朋友那样与我交谈得甚欢。回来后,冯科长才对我说,他叫冬雪星,是师副政委,也是我们的顶头上司,他的草棚就在我们附近的山边。听后使我吓了一跳,原来他是个大人物。自从那次相识后,他出外工作时多叫我随。他口才了得,越方联络组的人在会谈中常败在他手下。
有一次,我们坐着一辆全新的国产天津牌吉普车经过联络组,越方联络组人员看到非常羡慕,想打听此车的情况,我们不告诉他,还马上把车开走。本来我们与越方无什么秘密可守的,只是当时越南采取“有奶便是娘”的政策,与苏联走得很接近,而当时中国与苏联却是死对头,还有一句“天上美帝,地下苏修”,可见中国部队的苏联的憎恨,所以越方想到中国炮兵阵地慰问等,我们都婉然谢绝,怕他们把情报交给苏联。冬副政委知道此事后,对我们说:怕什么,就给他们看看中国的威风,不要老是被他们笑我们坐着苏联的69式老爷吉普车,我们既有北京牌吉普车,现在又有天津牌吉普车了。为一这事,他还亲自同我坐着这新车到联络组给越方人员看,还请他们试坐新车,此举收到很好的效果。从这件小事,可以看出冬副政委的灵活外交与圆滑的手腕。
空闲时,冬副政委经常叫我到他茅屋中坐。当时国内正在进行文化大革命,福建泉州“国立华侨大学”母校的同学寄来小报给我,说群众分成两派,一派支持韓先楚将军,另一派拥护叶飞将军,闹得不可开交。冬副政委听后很感兴趣,讲了叶飞将军好多动人的故事给我听,原来他是陈毅元帅三野的人,他是叶飞上将的部下,跟着他南征北战,戎马大半生。
因工作关系,我们常在一起,有时他到山中溪涧洗澡,不叫警卫而叫我同去,而且我们长的也有点像,不知底细的人以为我是他的秘书或警卫员;知道的人笑我们是兄弟。他听到后,哈哈大笑地对我说:“那我们就结为兄弟吧!”我听后大惊,连忙说:“你是将军级的老革命,我只是一个小干部,而且我是华侨,会影响你声誉的”。他说:“华侨又怎样?华侨大多是革命的,孙中山先生还说‘华侨是革命之母’,叶飞将军就是华侨呀,你就是我的小弟,我认定了!”从此,他对我更关怀,上报中央军委的外事月结也多叫我起草。
中国军队入越后,换上越南军装,这是作者陈湃
他知道我未结婚,有一次对我说:你学“唐伯虎点秋香”吧,我们野战医院中的女医生、女护士,文工团员中的美女任你选,只要你喜欢的,你同我说,我帮你做月老。是的,我当时已到结婚年龄,而且我是军官又是华侨,这两个条件在当时是很吃香的,要找对象也很容易,而且有义兄冬副政委的帮助,更不用说了。可是正值战争,我们天天在路上跑,天上的敌机扫射,似雨点的子母弹洒落;路边的定时炸弹、磁性炸弹,时刻都在等着我们,比有掩体的炮手还危险十倍,分分钟都有牺牲的可能。而且我的任务是一而再地要入越作战,不知何时结束,结婚之事,只能等到凯旋归国之后。我向他细说了因由,感谢他的好意与关怀。
8个月的战争任务很快束,1967年秋天,中国空军高炮一师完成任务归国。我回到柳州,又要脱下空军服,换上陆军装,随广州军区陆军高炮七十师(170支队)入越驻守太原市,从此天南地北,我同冬副政委义兄失去联系。
二、珍贵的八条大人参
1968年秋,广州军区陆军高炮70师在太原完成任务回国后,援越抗美战争基本结束,我的任务已完成,转业回广州“广雅中学”当小领导,四年后又到了香港。时间一晃就是十年,1977年我已是香港一间大珠宝金行的经理了。一天,接到广州堂兄的一封信,内中夹有我义兄冬副政委一封信,此信到我手时已隔了五六个月,纸质也变黄了。信的内容主要说别后思念之情,因为没有联系地址,无从问候,后来在一本旧日记本中找到我广州堂兄之地址,而试发此信寻找我的下落。信中没有说明他现在做什么,回信地址是由他夫人的工厂中转交,我想他不便把军中情况及地址告诉我吧。尽管如此,我还是热泪盈眶,感激他重情重义。我随即回信,说明别后之情况。很快就接到他的回信,内夹他的一张全家福。还寄来了八条吉林大人参。
1983年我举家迁居巴黎,我们仍有联系,他知道我业余写作很高兴,还寄来了一首诗,并介绍了祖国的新面貌。后来我再次搬家,遗失了他夫人的地址,从此又失去联系。
三、雷锋精神处处飘扬
2000年夏天,法国医生为内子切除甲状腺时,不小心使声带受损,《人民日报》友人建议我们回北京“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医院”治疗,说那里有一流的专家。于是我们关闭酒家一个月前往。我们在国内没有医保,估计国内的医生知道我们是华侨,必定“要金要参”而高收费,于是我带了6万法郎(相当于8万人民币),外加一张金卡防备现钱不足用。
左起:潘迎春、陈湃、董雪星将军
一下飞机,友人马上载我们去五棵松解放军总医院,说专家们时间紧,过几天可能又要随国家最高领导人出国。专家们检查后说,在此医治半个月吧,声带慢慢会恢复的。友人送了我的一本《越战亲历记》给专家,说我是援越抗美老兵。我亦乘机治疗双膝之风湿病。两个星期的疗程结束后,我以为要收两三万人币的,哪里知道医院只收我们一百多元人民币,说是优待老兵。三十多年过去了,还承认我这个老兵,使我心中暖洋洋的。
左起:冯清玉科长、陈湃、陈夫人张凤兴、董雪星将军
随后,我与内子应邀到哈尔滨后坐火车去大连,我想中途在鞍山停一天,寻找我的义兄冬副政委,碰碰运气。但火车到鞍山时是深夜,人生地不熟,且人海茫茫,又没有地址,哪里去找呢?刚好在同一车箱中认识一男一女,男的是鞍钢外勤人员潘迎春先生,他是“学习雷锋班”的班长,他一口答应帮我找人;女的是张春丽小姐,她是哈尔滨人,在大连工作,她知道我们第一次到大连,无亲无故,也答应帮我安排旅馆并免费作导游。真是雷锋精神处处扬,使我非常激动!
火车到鞍山时已是深夜一点,潘迎春先生带我到车站附近的“蓝天大酒店”住下,答应明天早上8时到旅店来找我们。他真是一诺千金,早上8点准时到达后,马上帮我打电话四处联系,经过近两个小时的查询,才在导弹八团的老干部退休所找到一位叫董雪星将军,但没有冬雪星将军之名。我们按照这地址,终于找到阔别33年的义兄冬雪星将军。他见我突然出现在眼前,真是做梦也想不到,一下子互相拥抱,热泪盈眶!他马上打电话通知冯科长来相聚。
上午,义兄带我们去千山旅游区一家高级酒楼吃野味。他告诉我:“我原来姓董的,因家庭反对我参军,一时生气改姓冬,退休后恢复董姓。”哦,原来是这样,害得我这次找了两个多小时都找不到姓冬的。我还有个笔名叫“冬雪影”,就是为了思念“冬雪星”义兄而起的。
他还告诉我,中国空军高炮第一师从越南战场回国后,到青海去守卫原子弹基地,后来又转到兰州,1982年才回鞍山,但此时已撤销原来空军高炮一师番号,改成导弹八团。他还说我们的导弹是精研的打得准,不怕美帝国主义的航母,它敢来侵犯,我们就敢打。后来我在欢迎中国海军首次访法的七律诗中有两句:“艨艟自造侨胞喜,导弹精研魍魉惊”,就是受他的话启发而写成的。
下午义兄带我去游市容,还设丰盛的晚餐招待我们,深夜我就离开鞍山继续坐火车去大连。临上车前,我对义兄和冯科长说:“十年后我再来鞍山看你们”,于是大家相约十年后再见面。
张春丽小姐(右)带我们遊大连
火车于第二天早上抵达大连,果然见张春丽小姐在车站迎接我们,带我们到酒店休息,并向单位请了假,免费帮我们导游了三天。从此双方结下了深厚的情谊,可惜后来我因搬家失去她的地址;但潘迎春先生的地址仍在,最近我们又在微信中联系上了。
四、三八式将星的殒落
2010年秋,我趁国家邀请我与内子去北京参加国庆61周年之机,为了实践“十年后再来”的诺言,我们特地于百忙中抽出两天时间,再次到鞍山会见我的义兄董雪星将军。他事前知道我去的消息,非常高兴,特地在鞍山最高级的鞍钢“东山宾馆”为我订了房间。此宾馆几十年来因接待了不少国家主席,总理等高级领导人而闻名于世。义兄还派了空军上士小李驾着红旗牌军车来,作为接送我之专用车。傍晚,他与嫂夫人在此宾馆设盛宴招待我们,还请了原中国空军高炮一师的参谋长傅恩涛战友、冯清玉科长伉俪来作陪。阔别越南战场43年的老战友重聚,自然感慨万端。
左起:上士小李、冯清玉科长、傅恩涛参谋长、陈湃、
董雪星将军、董夫人、冯夫人、陈湃夫人。
晚上,小李驾着红旗牌军车载我们去看夜景。十年不见的鞍山市,此时高楼大厦林立,大街小巷灯火通明,七彩缤纷,似庆祝重大节日那样披上盛装。导弹八团的总部大楼屹立于繁华街道上,也光艳夺目,士兵在大门守卫森严。看到以前自己所在的中国空军高炮一师,现在如此的脱胎换骨,我心潮澎湃!以前高炉林立的鞍山钢铁厂,现在已改造成先进的无烟工厂,钢年产量大增,环境污染大减。鞍山,现在已成为全国排名30位先进城市之一,使人刮目相看!
第二天上午,义兄董将军伉俪陪我坐着红旗牌军车去游千山。十年不见的千山,现在更加美丽,游人如鲫。
因为要赶去上海参观世博会;去越南谅山旧战场拜祭阵亡老战友;去韩、日、新、马旅游,中午我要离开鞍山赶回北京。在离别时,我再次对义兄董将军说:“十年后我再来看您”。可是只过了五年,这位身经百战的“三八”式老将军,已于2015年12月22日,因病与世长辞,享年92岁。我是近日才知,迟来的噩讯,更使我悲哀,半世纪的友谊,五十年的手足之情,一朝永别,其痛苦之滋味,不言自明。
常言“近官得力,近厨得食”。董将军虽然是我义兄,但我从来没有向他提出过特殊要求,也没有对人说起我与他结义之事,更没有因军中有人脉而搞商业关系,只以“君子之交淡如水”的态度对待。相反,日理万机的他,却到处寻找我,事事关怀我,几十年如一日。其友好之情,慈爱之心,风格之高,由此可见一斑矣!
董雪星义兄,走好!您到另一个世界再革命,完成未竟之志吧!
陈湃2016年11月29日星期二作于巴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