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和日本的国民性之对比

读书札记:张宏杰的《简读日本史》

张宏杰的这本新著值得一看。首先，有趣易读；其次着重日本的国民性及产生原因；最后，将中日历史、文化和国民性做了一个对比，能更深入地认识中华文明的特性。
                      
很多人认为日本文化是中国文化的克隆，日文借用了中国文字，服装和文学艺术都源于中国。实际上日本文化与中国文化表面相似，骨子里不同。张宏杰揭示了日本在近代和中国分道扬镳，成为亚洲强国的深层文化因素。

中日两国人都以耻感文化著称，爱面子，为人处世讲究含蓄，说话拐弯抹角。注重集体主义，压抑个性。不同的是中国人非常重视血缘关系，讲私德，但公德意识差。日本人不重视血缘关系，比如有收养养子的习惯。一百多年前，只有6%的日本人有姓氏。这也是日本没有严格的血缘家族制的一个表征。中国姓氏文化之早熟反映了中国人对血缘的极端重视。汉语亲属称谓严格按辈分划分，以区分长幼尊卑。日语、英语、泰语都可以采用名字加亲属称谓的方法，比如“某某（名字）姑姑”，而汉语中直呼长辈名字却是不被允许的。日本人敬鬼神，中国人祭祖先。直到今天日本的神社仍然得到不绝的祭拜。在代表人类科技发展最高水平之一的核发电厂的奠基开工前，日本要举行正式的“地镇祭”，由神官来祛灾祈福。

汉语里有花样百出的国骂，但是日语里却几乎没有脏话，“唯二”的两句“脏话”还都来自汉语。第一个是“馬鹿” （八嘎），来自汉语的“指鹿为马”。后面有时还要加一个“呀路”，这个“呀路”也是来自汉语，即“野郎”，就是“村夫、没教养的人”的意思。这两句脏话听起来实在是太文弱。日本人不以性为耻，在他们的意识中，性被认为是最自然和最基本的东西，所以在日语中没有与性相关的脏话。日本向中国学习了很多东西，但排斥了太监、小脚和贞节牌坊。

中国人的集体主义是一种价值取向，崇尚民族主义和国家至上。但并不视为生活方式，窝里斗和内耗并不少见。而在日本，集团主义是一种生活方式。日本人自古以来就“抱团式”生活，由此形成了“人必须生活在集团当中，离开集团无法生存”的思维定式，一个人必须时刻小心翼翼地考虑集团的利益，与集团同步。和“不给别人添麻烦”的行为本能。日本学校中，体育比赛从来不记个人名次，只记班级名次。

日本人具有强烈的对群体对集团的归属感，对集团的忠诚心和责任感。他们普遍认为集团的意志就是自己的信念。日本人害怕和别人不一样，从小就本能地把自己变得和别人一样，做事要符合社会道德和集团规则，避免特立独行而遭人排斥。有时甚至到神经过敏的地步。日本公司职员下班后常和同事一起去喝酒。如果老公天天回来得早，妻子就会质疑：“难道你在公司就那么不受欢迎吗？”如果一个日本人被认为是与众不同，那是他最为恐怖和羞耻的事情。只有将自己全部融化到集团中，他们才能找到自我的位置和价值。弊端是缺乏创造力。过于强调合群，抑制个性，是日本文化缺乏深度的原因之一。

日本国民性的一个特点是转弯快。明治维新之前，日本社会的舆论主流是“攘夷”排外。但是当萨摩和长州被西方人痛打了一次之后，全日本马上清醒过来，迅速转向，彻底改革。你比我强，我一不嫉妒二不仇恨，而是老老实实向你学习。鸦片战争在中国是国耻，类似的黑船来航却被日本人当成带领日本走入现代文明的恩惠。二战投降后，日本上下对占领军毕恭毕敬。日本人称美军占领是“第二次开国”。中国文明是原生的，长期优于周边文明，因此一直有一种傲视四方的老大帝国心态。即使败了也不肯认输低头。而日本文明是次生性的，在中国文明的辐射下发展起来的。因此从一开始，日本人就形成了强大的“崇洋心态”和学习本能。对比中国，从1840年第一次鸦片战争到戊戌变法，整整经历了60年，三代人，四次战败才从梦中醒来，打了一个呵欠，又睡了过去。

日本人对中华文化一直持学生态度，直到满族入关后。标志着中国“华夷变态”。从此日本韩国都将自己升为正统中国文化的代表，萌生代华之心，后来的侵华也源于此。

鲁迅说：“日人太认真，而中国人却太不认真。” 甲午海战，中日两国海军的实力相当，日本主要胜在坚定的意志、必胜的决心和机动灵活的战术。中日都以精神胜利法闻世。前者是阿Q式的自我安慰，后者是重视意志。

欧洲小国林立、权力多元和社会分工构成了资本主义发展的条件。日本和欧洲有惊人的相似性。日本的庄园领主制、长子继承制、社会阶层世袭制、权力多元、武士制度和社会自治，在中世纪西欧几乎全部具备。德川晚期，高达40%—50%的男性和15%—20%的女性能读书识字，这一识字率高于世界大部分地区，与欧洲齐平。远高于中国。中国式家族的诸子均分制导致 “富不过三代”。而长子继承制有利于家族财富的持续积累，也有利于家族技艺的传承，因此日本经常出现传承上百年、几百年甚至上千年的家族企业。

日本战国时代曾经出现广泛的社会自治现象。在自治乡村中，农民们自己处理普通司法案件。日本也出现了自治城市，拥有自己的司法权，许多城市还拥有自己的武装力量和警察。这些在中国历史上都是完全不可想象的。

世界上商品经济不发达的大部分国家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那就是国家权力过大，与民争利，导致民营企业家没有安全感：政府权力没有集中统一，是商业精神生长的前提条件之一。赖肖尔说，中国的大一统恰恰是改革最大的阻力：“中央政权有力量粉碎一切所谓非法的地方反应。”而日本由于权力分散，在外界挑战面前，不同的藩可能做出不同的反应，因此做出正确应对的概率要远大于中国。江户时代的日本商人比被课以重税的中国商人、农民具有更大的安定感，更愿意长期投资于产业和商业。其结果培植了日本商人和富裕农民今天所谓的企业精神。反之中国商人和农民则醉心于通过高利贷和单纯的商业交易，取得短期的利润后用来购买土地，认为这才是唯一安全的长期投资方法。

对比中国的官本位，日本社会更多元化。岩崎弥太郎出生于武士家庭，本来有资格从政，他却立志从商，创立三菱集团。涩泽荣一，已经做到主管国家预算的大藏少辅，有机会成为一个前程无量的政治家。但他在迅速变化的时代氛围中认识到作为一个实业家能做出更多的事情，因此在33岁那年弃官从商，创办了日本第一家股份制银行，一生创办了500多家企业，被称为日本近代的“实业之父”。

中日文化表面之下有巨大的不同，而正是这些不同，决定了中日两国不同的历史走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