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户人家的悲情人生

来源：博雅亭

编辑：徐尔新

 

1961年1月21日，农历庚子年腊月初五日。竺可桢的长子竺津病逝于南京市公安局浦口石佛寺农场管教所，时年40岁。

 

竺津，又名希文，1921年出生。其父竺可桢，中国著名气象学家、地理学家、教育家。1949年前，先后任国民政府中央研究院气象研究所所长和浙江大学校长，建国后任中国科学院副院长。

 

1937年“七七”事变，时年16岁的竺津迫切希望去前线杀敌，“坚欲赴中央军校”报考，但竺可桢“以其眼睛近视，于前线带领兵士不相宜，且年龄过幼”，并不赞同。无奈竺津投军心切，竺可桢只好“不能不任希文去，但不禁泪满眶矣”。

 

1938年竺可桢一家在贵州遵义

 

1938年，竺津以第一名的成绩，考入陆军步兵学校，编入第四期。军校毕业后，竺津投身部队担任排长。当时，竺可桢带领浙大师生西迁贵州遵义，竺可桢原计划安排竺津留在遵义报考陆军大学，且已经与陆大教官及教育长万耀煌等说妥。但竺津坚持“如进陆大，愿由部队保送”，不愿意因父亲的关系进入陆大。后竺津在前线时有战讯报告父亲，如将开赴往缅甸等，亦历述军中种种弊端，表示自己绝不随波逐流。

 

抗战胜利后，竺津报考留美，因沙眼落选。

 

1949年，形势急转直下。4月23日南京解放，4月29日，竺可桢辞别家人离开了精心耕耘13年的浙江大学，奔赴上海，隐居在一个友人家中，亲睹了解放军进入上海纪律严明秋毫无犯。5月6日，蒋经国奉父命劝说竺可桢去台湾。一见竺可桢，蒋经国首先转达蒋介石的问候，然后说明来意，劝竺可桢去台。竺可桢说：“多谢令尊美意。在眼下，我看就不必了。”蒋经国追问原因，竺可桢坦然道出：“历史兴替，大势已去，台湾能维持多久？”

 

与此同时，竺津也在父亲的学生、南京地下党员施雅风的帮助下，留在了南京。

 

新中国成立后，竺可桢担任了中国科学院副院长，从此居住北京，竺津则在南京从事中学教育工作。

 

1953年，竺津受命参与接管民办浦口六艺学校（今南京市第十四中学），成为接管六艺学校的二人之一。此后竺津担任六艺学校总务主任，兼教地理。

 

1954年，竺津响应上面号召，主动交代了1949前曾参加三青团、在陆军步兵学校学习、加入国军参加抗战的情况。他还主动交代了组织上并不知道的一件事情，即在战场激战时，曾按军纪处置过一个逃兵。

 

1954年夏南京暴发大洪水，为保护学校财产，竺津在地处江北岸边的学校，与洪水鏖战数日，以致染上了血吸虫病。

 

1955年，竺津与同校女教师孙祥清结婚。1958年得一女，竺可桢亲自为孙女取名“明芝”。

 

1950年代竺可桢全家合影

 

1957年“反右”运动中，因同情打成右派的同事，再加上此前于1954年主动交代的数项内容，竺津被补划为右派，并定性为历史反革命。1958年7月8日，以此两项罪名，竺津被拘押于南京市公安局青龙山管教所，不久转往浦口石佛寺农场管教所，接受劳动改造。

 

从1957年到1962年，这期间竺可桢专心致志于我国的科学发展事业，他带领科学家们开展地质气象等考察工作。先是考察广东阳江、电白、信宜，经茂名、化县、湛江、海康达徐闻，渡海考察海南岛，又奔赴黑龙江考察，再将目光转向沙漠和海洋。1959年，竺可桢在中科院海洋工作会议上讲《让海洋更好地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鼓励向海洋进军，开发海洋资源。1960年秋，年逾古稀的竺可桢又踏上赴川滇考察的征途。通过考察，他提出了南水北调的方案：从雅砻江引水，穿过巴颜喀拉山口注入黄河。1962年6月4日，竺可桢加入中国共产党，他在日记中写道：“终于找到了自己的归宿。”

 

事业中的奋发图强，政治上的一心一意，让这个从旧时代走过来的科学家，意气风发，但他内心也并非没有波澜。当他听到前浙大很有学问但性格耿直、好提意见的物理学教授束星北，在山东被打成右派遭到批斗，心中甚为担忧，想找陈毅副总理为束星北说情，结果未能成功。1958年7月下旬，竺可桢得知儿子竺津在南京打成右派和历史反革命，并因此被拘的消息，对此忧心不已。

 

身为中国科学院副院长，在强大的反右声浪中，明知儿子蒙受冤屈，也不能伸手相助，甚至不能向儿子及家人流露内心的忧虑和伤感。他所能做的，只是常给竺津写信，鼓励他好好劳动，改造思想，要相信组织，即使受到冤屈也不能对组织产生情绪。

 

竺津被拘后，在农场备受政治歧视，又因强制劳动，生活艰苦，致使原有血吸虫病复发，引发肝硬化，不能参加强体力劳动。竺可桢在闻知竺津的身体状况后，曾于1959年初来南京探视，“见场长，不能见到。既不能保出，也不能自觅医”。竺可桢返京后向科学院党委领导郁文等陈情，郁文以科学院名义致函江苏省政府，说明竺津身患血吸虫病，需要治疗，希望能准予保外就医。

 

竺津这才于1959年5月，被保释出狱，回到鼓楼区珞珈路48号家中养病。在妻子的陪伴下，经过一段时间的治疗，竺津身体状况有所好转。为了早日实现“不摘掉右派帽子不见父亲”的誓愿，竺津在保外治疗期间，念念不忘好好改造。他一边治病，一边参加居委会组织的扫盲和爱国卫生运动，有一次，他去医院拔牙，回家时嘴里还含着药棉，就主动去街道拖垃圾，直到深夜才回到家中。

 

珞珈路48号，地处南京军区和江苏省委省府领导集中居住的区域，又临近省委省府大院。1959年建国十年大庆前夕，以影响政治安全为由，竺津被强令返回石佛寺管教所，继续接受劳动改造。此后便是三年“自然灾害”时期，石佛寺管教所因缺医少食，致使竺津旧病复发。

 

不久，孙祥清去石佛寺探视竺津，竺津小声对孙祥清说：“我对不起你，最近又犯了错误。”孙祥清安慰他说：“犯了错，改掉就是了。”竺津告诉妻子，因饥饿难忍，他偷吃了鸭饲料，受到上面批评……孙祥清闻听，禁不住泪水涟涟。

 

再次前往探视，已是1960年冬季。孙祥清见管教所里几个人围坐着掰玉米棒，却不见竺津人影。孙祥清问道：“请问竺津在哪里？”座中有人指道：“这不是嘛……”眼前的竺津已经变得面貌难辨，整个人瘦得脱了形体。孙祥清将带去的干净衬衣让竺津换上，竺津竟无力自行解开衣扣。此时的竺津或许已经知道自己将不久于人世，他叮嘱妻子下回再来探视，把女儿明芝带来让他看看。这句话最终成了竺津留给妻子与女儿的临终遗言。

 

1961年1月21日，孙祥清接到石佛寺管教所电话：竺津病危！等孙祥清急急忙忙赶到管教所时，竺津已经病亡，从此阴阳两隔！

 

竺津之死，让竺可桢再次遭遇重大打击。1938年，竺可桢带领浙大西迁贵州遵义时，因疾患失医，竺可桢痛失爱妻张侠魂和次子竺衡于江西泰和。1946年长女竺梅随恋人奔赴山东解放区后，竟不幸染病，死于大连。

 

如今长子竺津又被错划为右派，顶着历史反革命的帽子，屈死在管教所，这对已进入老境的竺可桢，不啻是心头着刀。但终生勤于日记的竺可桢，对于爱子的冤死，却不敢落笔，甚至连竺津的死讯都未记入，只能将失子之痛沉埋心底。

 

即便如此，在竺可桢留下来的一首诗中，我们还是看到了一个父亲，对于儿子之死，所遭受的巨大创痛。

 

七律·哭希文

 

忆汝十六气峥嵘，

投笔从戎辞母行。

杀敌未成违壮志，

读书不遂负生平。

失言自知咎应得，

却毒无方腹疾婴。

痛尔壮年竟早逝，

使我垂老泪盈盈。

 

明知长子蒙冤，却只能说“失言自知咎应得”。这种心境，非亲历者很难体会。倒是结尾两句“痛尔壮年竟早逝，使我垂老泪盈盈”，至今读来，仍能感受到那种丧子之痛的撕心裂肺。

 

料理完丈夫的后事，孙祥清携幼女竺明芝前往北京去见竺可桢，竺可桢以其亲书《哭希文》赠之。回南京后，孙祥清将竺可桢的亲笔题诗与竺津的灵盒一并供奉于家中。

 

1966年5月，“文革”爆发，时在南京三十三中学工作的孙祥清遭到批判。一位区领导斥责孙祥请说：你为死去的右派丈夫戴孝，家里的骨灰盒前还供奉鲜花，你作为一个教师的立场哪里去了？在万分恐惧之下，孙祥清焚烧了竺可桢的诗稿，并将竺津的灵盒移存在雨花台区花神庙。后来花神庙地区进行建设，竺津的灵盒不知所终，成了漂泊天涯无归处的冤魂。

 

南京珞珈璐48号，1949年前为珞珈路22号。这是一所二层八间的西式楼房，总建筑面积244.88平方，连同约两百平方的院落，是竺可桢上世纪30年代担任国民政府中央研究院气象研究所所长时，用薪金和分期付款方式所购置的私人房产，竺可桢在此居住到1936年受命赴任浙江大学校长止。建国后，竺津与妹妹竺宁等在此居住。竺津结婚后，这里是他与妻子孙祥清的家。

 

1962年，竺可桢加入党组织，他觉得自己已经是无产者了，名下不应该有私产，原有私人住房理应交给国家。1965年7月，竺可桢致函南京市政府，自愿将南京市珞珈路48号房舍与院落捐出。不久，竺可桢还将北京家里的一架钢琴送给了幼儿园，上交了自己的专用汽车。文革开始后，他又自觉降低生活标准，辞退保姆，并自动减薪三分之一。南京私宅捐出后，竺可桢写信叮嘱居住其中的儿媳孙祥清逐月缴纳房租。

 

1969年，孙祥清下放南京远郊江宁县铜山公社。此时，孙祥清已再嫁江苏省公安专科学校职工郭先生，留下读初中的女儿竺明芝随外祖父等居住珞珈路48号老宅的二楼。此前，已先后有市领导和省京剧院某演员入住老宅，等到孙祥清下放江宁后，当地房管部门竟然将竺明芝等强行迁出，安排在珞珈路48号院落西北角一间10平米的简易平房中栖身。以后又有省科委主任、老干部石坚入住楼下三间，直至2011年石坚去世。而竺明芝居住的简易平房，隔壁是厨房的火炉，夏天热烤难忍；雨季时，屋顶年久失修，漏雨湿床。每当此时，竺明芝惶惶无助，冲出漏屋，向天哭唤：“爷爷你在哪里，你怎不来救我，你的房屋我为什么不能住啊……”此情此景，令人心伤。

 

1974年竺可桢逝世，竺明芝的心理依靠彻底丧失。这年夏天竺明芝高中毕业，分配到一个大集体工厂。因家庭出身及父亲的影响，竺明芝长期遭到歧视，就连参加职工大学学习也成了奢望。竺明芝满怀愤懑无处倾诉，身心长期处于压抑状态。

 

文革结束后，竺明芝曾向政府部门写信并找到有关部门，要求改善住房条件。得到的回答是：谁叫你的爷爷把房子送给国家的，你去向他要吧！一次次无望的奔走，终于使看不到前途的竺明芝在1977年患上了精神分裂症，从此不能继续正常工作和生活，致使她孑然一身，无以成家。

 

孙祥清得知女儿患病后，想调回南京照顾女儿。经竺可桢夫人陈汲亲自写信向市政府陈情，孙祥清夫妇这才回到原单位。但当时原单位已经没有住房，孙祥清夫妇只能在竺明芝的简易房中栖身。因为实在逼仄，只好在简易平房南侧，又延伸搭建了14平米的简易房，这才勉强住下。

 

上世纪80年代，竺津得到平反，竺明芝获得赔偿金人民币320元。竺可桢1965年7月捐出的私家小楼，作为外孙女的竺明芝，应该有权居住。为此从上世纪90年代以来，曾多次向地方直至中央申诉，希望有关方面能从竺家后人的角度考虑，重新给予补偿，哪怕允许在旧院空地处拓建一二平房，以解住房逼仄之困。时任国家领导的李先念还就此专门作过批示。但一去多年，终无结果。

 

直至1996年，在省政协一项提案的推动下，南京市房产局才给予竺明芝小居室一套以示补偿。但竺明芝因不能独自生活，这套位于南京建邺区二道埂子的小居室，反倒成了孙祥清和女儿竺明芝的难题。至今竺明芝与年迈的母亲及其家人，仍居住在原来的简易房中。

 

说起上述种种遭遇，孙祥清和她的老伴，这一对耄耋老人，唯能老泪双流；而同样已经年迈的竺明芝，却把曾经的无限伤痛，化作永远憨憨的笑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