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忆上海市少年宫（上）
小时候唱过的儿童歌曲里我最喜欢的一首歌叫《快乐的节日》。我喜欢它那充满童趣和想象力的歌词，也喜欢它的欢快和跳跃的节奏，“小鸟在前面带路，风儿吹着我们，我们像春天一样，来到花园里，来到草地上。鲜艳的红领巾，美丽的衣裳，像许多花儿在开放…….”。想起这首歌，我常常会想起小时候在上海的少年宫里度过的一段快乐时光。
上海的少年宫的正式名称是中国福利会少年宫，但是习惯上都叫市少年宫。这栋位于延安西路上的白色大厦建于一九三一年，原是犹太富商嘉道里的寓所，一九五三年才改为少年宫。在我这个少年的眼里，这是一个充满神奇色彩，让人觉得新奇、兴奋的地方。这是一幢恢宏典雅的西式建筑，有着大理石的宽阔的扶梯，光亮的柚木地板，有着从天花板吊下来的枝形水晶吊灯。这里总是灯光明亮，总是飘荡着小孩子的欢声笑语。而留在我脑海里印象最深的是安装在主楼正前方的那枚巨大的星星火炬的少先队队徽。在少年宫内各处也能看到这星星火炬的图案。
少年宫建筑的正面
大约在我上小学三年级的时候，即一九五七、五八年间，我曾经去少年宫接待过外宾。
我参加过几次接待已经记不清了，只记得一次是接待埃及妇女代表团，还有一次是苏联共青团员代表团。这一次是跟小学同学张志本两个人接待同一位外宾。 他回国后给我们写过信，寄来过画册、贺年片和明信片。学校老师找了别的学校懂俄文的老师把信翻成了中文，我才知道这位苏联大哥哥叫伊万·雷先科，住在海参崴，在造船厂工作。他寄来的明信片里有一套是俄罗斯的油画。我大哥一一点给我看，这是列宾的“伊万雷帝的儿子之死”，那是列宾的“扎波罗热的哥萨克回复奥斯曼苏丹来信”。这些美术品丰富了我的童年的生活，让我学到了课堂上没有教过的美术史的知识。我们和这位苏联大朋友通过几封信，但大约是我们升了中学以后，通信就没有继续下去。我想这多半跟当年中、苏两国之间的关系发生了变化有关。
列宾的“扎波罗热的哥萨克回复奥斯曼苏丹来信”
少年宫的历史场景
外宾没来时，参加接待的小朋友就等在少年宫主楼东侧的一个过厅里。在等待的时候，有几次见过当时的宫主任陈维博老师。我到现在还记得他的模样。他个子不高，比较壮实，脸色略黝黑而透红，胡子刮得很干净，略显发青。他一直笑眯眯的，喜欢跟我们这些小孩子说说笑笑。接待外宾是一件严肃的事，我那时虽然年纪很小，也知道不能出差错，总有点紧张。但是跟陈老师在门厅里站一站，心情就放松了。
在少年宫接待外宾，我们陪同的小学生的任务就是陪着来访问的外国朋友，搀着他们的手在宫里各处参观，到各个兴趣小组的活动室里观看小朋友制作的船模、航模和无线电，看他们刺绣、画图，或看他们排练节目。有时候还会在少年厅里看小伙伴艺术团的演出。看到那些小朋友跟我年纪差不多，却都有一点小本事，我心里暗暗羡慕。谁知过了不久我自己也有机会参加到这些小朋友中间去了。
在小学、中学里我很活跃、好动，胆子也大。我喜欢体育，也常常会参加一些文艺小演出，参加过全校讲故事比赛，上台表演过相声。大约是三年级的时候，班级里排演一出小话剧，我演一个日本兵。虽然演的是坏人，而且自始至终没有一句台词，我还是演得很认真，也很开心。
那次排演话剧后，也许老师觉得我会一点表演，也许正好有名额，于是我被送去报考福利会少年宫戏剧组。过去了那么多年，我已经记不得考了些什么，好像要做一个小品，念一小段课文。但总之我是被录取了。一起被录取的还有我们小学同年级的曹景裕和比我低一年级的周恩培。
戏剧组的指导员叫吴霞云。记得她是部队文工团转业到少年宫来工作的，负责戏剧组和朗诵组。吴指导员的身材较瘦，瓜子脸，杏仁眼，脸上稍有点雀斑。平时比较严肃，但笑起来表情马上变得很生动。长辫子盘在头上，成麦穗状。她的普通话说得很标准，声音也很好听。有一次我们正在活动时少年宫的一名工人来找她，大概是说修理宿舍的事。听她用上海话说了一句“司必灵锁”，我们听了都觉得很好玩，从而知道她也会说上海话，不过带点北方口音。
吴老师对我们这些小组员很和气，跟我们说话时总是笑吟吟的，所以戏剧组活动是一件很开心的事。活动内容很丰富，记得有演小品，练普通话发音，有排小话剧，还有练绕口令。现在还记得这样一段绕口令：“和尚端茶上塔，塔滑，茶撒，茶烫塔”。
当时的戏剧组大约有十几个组员，都是小学四到六年级的学生，比较多是比我先进入戏剧组的。好几个小朋友都是北方人，这从他们的普通话发音就可以听出来。好像好几个的家长是干部或军人。除了我们同一个小学的曹景裕和周恩培，现在还记得的小朋友已经不多了。有个头很大的男孩叫石涛，吴老师说起过，石涛的妈妈告诉她，石涛很懂事，有一次外出演出发了点心，他把点心省下来带回家给妈妈吃。
有个女孩子叫行军，她妈妈是解放军，在行军的时候生下了她，所以取了这个名字。还记得有个女孩子姓关，比我高一、二个年级。有个男孩子叫王道荃，个子比我高，浓眉大眼，面容很生动。他住在华亭路上的一条弄堂里，我还到他家去玩过。他是我在戏剧组里交往得最多的一个小朋友。七十年代的时候我还在街上碰到过他一次。还有个家住在建国西路上的建业里，我还记得他的模样，但叫不出名字。
戏剧组的小组员
一九六零年的三八劳动妇女节是三八节五十周年。少年宫戏剧组和朗诵组接到一个任务，要到庆祝妇女节五十周年大会上献词。为了这次演出，我们很早就停下了其他活动，全力投入了排练。快到日子了，许多小朋友聚集在少年宫的一间大房间里，那里有木板铺成的阶梯，排练的时候就站在阶梯上。据那年三月八日的“解放日报”和“文汇报”的报道，庆祝大会是三月七日下午二时在文化广场举行的，参加的有宋庆龄、柯庆施、曹荻秋等人。报道是这样写的：“三百多个少先队员高举着队旗，挥舞着红领巾，拿着他们自己所做的各种飞机、轮船、无线电等模型和五彩气球，在一片热烈的掌声中拥向主席台。少先队代表向在座的妈妈、阿姨们致热烈的祝贺”。
我只记得我们上了台，台上灯光照得如同白昼，台下有什么一点也看不清。但我知道下面坐满了人。我们开始用嘹亮的童音念我们的献词，台下立刻一片安静。记得献词是吴老师写的，我还记得几句：“来来来啊快快快，天竺腊梅点点开；来来来啊快快快，跃进的喇叭吹起来，跃进的锣鼓敲起来”。 朗诵词的结尾是：“我们今天是红领巾，明天也要做红旗手！”我们用最强音念出了这句句子，引来了全场热烈的掌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