盐铁引发的口水大战
转一篇奇文。 你会发现几千年过去了。大家对政府的职能和经济发展的意义和2000年以前几乎是一样的糊涂。 几乎就是2000年前的民主党和共和党之争。
原文太长，剩下的喜欢看的人自己去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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盐铁引发的口水大战
------深刻影响中国的一场大辩论
1、
公元前81年，二月，大概是春节前后，西汉首都长安迎来了全国各地六十余位文化、艺术、思想和知识界的代表。
长安的初春，乍暖还寒，六十多位代表意气风发地与西汉的的主要领导人共商国事，出席会议的领导人有御使大夫桑弘羊、臣相车千秋等，会议由车千秋主持。
这是两千多年前的一场会议描述，当然，如果接着写下去，直写到团结、胜利乃至会议精神和欢欣鼓舞，就没有后来的历史了，更没有您即将看到的这篇文章，因为，这些来自全国各地的六十多个代表劈头盖脸地就问责御使大夫和臣相，从政府垄断的盐铁行业开始，一直问责到历年的农业、工商业、军事、社会道德、文化建设、法制建设等等方面，言辞激烈，态度严肃，而以桑弘羊为首的政府代表也毫不示弱，对于代表们的指责理解予以猛烈还击，一一予以驳斥。
双方你来我往，吐沫横飞。一个省油的灯都没有。
会开完了，话还没说完，到了大会闭幕的时候，按照史书的记载，应该是民间代表和政府代表依然不服，道别完了，互相还揪着辩。
这场口水战是组织者始料未及的，本来就想说说生产销售盐和铁的两个大型国有企业的事，结果，这六十多人把话题从盐、铁两个关系到国计民生的产业扩大到整个工商业、经济政策，乃至意识形态上来。
按照现存的史料看，会议应该是保密的。因为后人能够看到这场盛况的口水大战是会议之后二十多年（也有考证为三十多年后），一个参与了会议的政府官员完整的记录下当时的言论。经过整理编辑。起名《盐铁论》。
这个官员叫恒宽，恒宽老师写这本书并流传到社会上时，会议当时的主要负责人都已不在人世。在当时来看，应该算是解秘资料了。可以猜想到，如果会议内容不是过于敏感和尴尬的话，当时就可以编辑整理出来。何必要等二、三十年。
恒宽老师不知道，他的这本书，成了后世中国国学的一本重要著作，甚至，在两千多年后一场文化革命的时期，很多革命干部能将书倒背如流，熟读这本书是为了狠狠地批判这本书，批判书里的人和他们的言论。
首先，参加会议的六十多位全国代表都是些什么人呢？
第一类是贤良，贤良的标准是什么呢？这个标准是汉武帝定的，有三个标准，一明国家之大体，二通人事之终始，三通正言直谏者。
根据这个标准，各地选拔和举荐的时候，还增加了一个条件“天下豪富民”，就是有钱的民营企业家。一般有钱还不行，得是天下豪富民，《杂论篇》里为后人记下一个叫有茂陵唐生的大老板；《汉书》里记载了一个叫魏相的的大老板。
这些大老板可不是简单的大老板，其中魏相是学《易》的，而且水平极高，在整个的辩论会中，代表们辩急了眼，竟然将一个自己知道但绝不能说出来的天机给泄露了出来。竟然，当场悄悄给算了一卦，好在没有直说，其实就是说了一个预言，没有直说，暗示了一下，会议后的第二年就应验了。
第二类人是文学，文学这个词那时还有这样的讲法。所谓文学就是那些肯读书，会读书，真的有知识，有文化，有道德，有思想的人，不是人云亦云的那种人。孔子设的四科中，就有文学这一科，要按文凭算的话，怎么也是大本以上吧。
这六十多人中，确实个个是民间的高手，语言清晰，逻辑严密，思维敏捷。非要拿现在的词套，“民意代表”勉强能套的上。
民意代表们的对手是以桑弘羊为代表的政府官员。
这些对手可不是吃素的，桑弘羊，十三岁就进宫做官，受汉武帝亲自调教，据说他从小心算能力就超强，强到什么程度呢，史上没有记载，但是，能让汉武帝器重并委以重任最终又在身后让他辅助昭帝的人物，绝非等闲之辈。
而且，汉武帝的功业与桑弘羊一系列的经济政策是分不开的。
但是，这六十多人要批评的就是汉武帝的很多政策，而这些政策正是桑弘羊引以为骄傲的业绩。
大辩论开始了。
民意代表们绝不是善茬，他们开门见山，一点废话都没有，直接就从垄断下手，说：治理和发展国家，要以德治国，抑制追逐利益的社会风气，弘扬仁义，不让把上上下下都搞的一副利益熏心的样子，社会风气才能好转，现在各地盐啊、铁啊，酒啊，都被国营垄断了，私营企业沾都沾不上，只能搞点废品收购或者卖饲料之类的买卖，还口口声声要他们做大做强，这就是与民争利，把忠厚的社会风气给败坏了，让整个社会都充斥了贪婪之心，所以让广大人民群众老实本分的少了，都想着发横财，没心思种地，人心本末倒置，本分的人少了，花哨的人就多了，花哨的人和事多了，社会本质就开始败坏，人心就奢侈下劣，就会有发生饥寒灾祸的可能。只有本分人和诚实朴素的人就多了，农业就兴旺，财用就富足。所以，应该废除垄断，抑制工商业，促进农业发展。
官员们立刻把话接过来。从国家的角度，予以猛烈而严谨的还击。
在官员们接过话之前，还要说一下，这场始于垄断批判的大辩论的背后有一些特殊的历史背景，绝不是西汉昭帝和他的官员们一时心血来潮就下诏召开的。
根据历史记录和推断，这幕后还有很多不为人知的故事，加上当政者各怀各的心思，出于不同的目的，最终促成了这场口水大战。在历史中激荡起的涟漪，一直影响到两千多年以后。
事情还得先扯到汉昭帝的父亲汉武帝那儿，光说汉武帝还不行，还得再往上扯一下汉文帝。再往上到汉高祖。
简单说，就是汉武帝的老辈在秦灭后，拿下了江山，面对这么一个经过了连年战乱民不聊生的大烂摊子。高祖这个刚从马背上下来的政治家对国家、社会做了极其深刻的思考，最终小心翼翼地开始上岗治国，
一系列政策出台了，这些政策包括：鼓励生育，减轻税赋，厉行节俭，积极创建节约型社会，开放一切资源，开放关禁，搞活流通。
开放关禁，就是一切都民众开放，制铁，煮盐这类关系国计民生乃至国家安全的重大行业也全部开放，完全自由市场经济。要知道在冷兵器时代，铁能私营就跟现在的军火私营是一样的，美国不禁枪在现在看来很难理解很牛，其实在两千多年前，有很长一段时间，中国人也是不禁枪的。你想打把什么样的刀挂在身上，也没人拦你。你打一百把刀挂身上，只要你不砍人，就没人管你，你要是砍人，人家也有刀砍你，砍不过你，政府就派兵来砍你。
这还不算，最让人瞠目结舌的是，高租竟然开放了货币，这就意味着，那时你如果愿意的话就可以自己造钱，在市场上流通。
到了吕后上岗的时候，这位在历史上身背很多恶名的太后，接着高祖的惠民政策，有出台了“奖励孝悌力田”，鼓励广大人民群众要敦行务本。
这样一来，国力开始逐渐恢复。
到了“文、景之治”时，汉之前的农业税惯例是十分之一，高祖给改成了十五分之一，到了文帝时，觉得老百姓过的还不够好，又给减了一半，就是三十分之一，其中，在位二十三年中，还有十二年全免。
这时国家经济形势一片大好，好到什么程度呢？据《汉书•食货志》记载，汉初至武帝即位的七十年间，由于国内政治安定，只要不遇水旱之灾，百姓总是人丁兴旺，家庭富足，各地的粮食储备库堆满了粮食。太仓里的粮食由于陈陈相因，致腐烂而不可食，政府的库房有余财，京师的钱财有千百万，连串钱的绳子都朽断了。
还有“富商大贾周流天下，交易之物莫不通，得其所欲”，意思是各地纷纷涌现出很多的大企业家，大资本家，市场空前繁荣，物资供应丰富。东郭咸阳“致生累千金”，南阳孔氏“因通商贾之利••••••家致富数千金”。。。。。
老百姓有钱了，国家也有钱了，但领导人却节俭的要命，在历史上的抠门指数超高。
文帝十三年下诏发了个声明：百官的错误和罪过，皇帝要负责。第二年，他又禁止祠官为他祝福。文帝，在位二十三年，宫室苑囿、车骑服御之物都没有增添。他屡次下诏禁止各地贡献奇珍异物。
而且，文帝管的住自己，也管的住媳妇，他所宠爱的慎夫人衣不曳地，好象是为了节约布，甚至，帷帐上连朵花都不绣。更别说出去开个公司干个什么买卖了。
文帝曾想建造一座露台，听说要花费百金，等于中人十家之产，嫌贵就算了。因为文帝提倡俭约，所以当时国家的财政开支自然就跟着节制和缩减，贵族官僚也不敢滥事搜括，奢侈无度的事情即便有也不敢张扬。
史家都确定，二千多年前，中国人确实是过了几十年的好日子。其实，表面上看，是物质的极大的繁荣，但背后却有着社会道德标准高和人心忠厚的社会基础作为支撑，想一想，商人可以自己造货币，可以造铁，不仅没有出乱子，反而社会安定，人民富足。
至少应该有很完善和严厉的法制作为保障吧，但是，高祖却废除了秦时一系列苛刻的法律。代之更为宽容的法律。这大概人心道德和经济建设一起发展的道理，还有个词叫精神文明和物质文明两手一起抓，两手都很硬。
这么一个好家当，交到汉武帝手上。
汉武帝确实是雄才大略，手上有钱，家底殷实，特别是不甘心与匈奴的和亲政策，当他确定和亲政策已经走到尽头时，决定动武。说干就干。
他十六岁即位，七十岁逝世，在位时，打了四十四年的仗，历史上有评价，共创建了这样几个第一：第一个用儒家学说统一思想的皇帝；第一个创立太学培养人才的皇帝；第一个大力拓展中国疆土的皇帝；第一个开通西域的皇帝.第五；用皇帝年号来纪元的皇帝；第一个用罪己诏形式进行自我批评的皇帝。
这位被史家挂了五块沉甸甸政治金牌的皇帝在晚年也干了很多荒唐事，比如求长生不老之类的。可是，他老人家确有过人的一面。
他总结了自己的一生，为自己的行为有过深深的反省，并做了深刻的自我批评。以“罪己诏”的形式告之天下。
相当于他还活着的时候在如今人民日报的头版或者新闻联播换金时间告诉全国人民。我作为国家领导人在位时穷兵黩武，劳民伤财，给百姓造成了巨大的痛苦。向人民道歉。
这位勇于认错的皇帝临死前除了对人民的愧疚和对自己武功，把领导国家的重担交给了他的小儿子刘弗陵，可是这为太子还小，才七岁，刚够义务教育入学的年龄，当然接不了这一大摊子，于是就让大臣霍光辅佐他作皇帝。为了防止太子的年轻母亲钩弋夫人重演吕后称制的局面，汉武帝狠下心找借口处死了她。
这时，国家领导权实际上是在霍光和另外几个大臣的手上，这几个大臣，一个是桑弘羊，一个是上官桀、还有一个是田千秋。
霍光是已故的骠骑将军霍去病的异母弟，功勋累累，桑弘羊则是在经济上帮助汉武帝完成四十四年征战史的功臣，两人很快发生矛盾，形成霍光一派，桑弘羊和上官桀一派。这场政治斗争必然要分个胜负。
因此，有史家判断，在全国找六十多位代表来问责，一定是霍光发动人民群众的力量来打击自己的政治对手。
当然，当时国内，因为连年征战，国家已经不堪承受，流民遍地，民怨极大。这也是六十多敢于直谏的贤良撸着袖子奔赴到长安责难政府官员的重要根源。
作为政府官员，不管有什么私利在心里，但治理好国家，让国家和人民富强的愿望都是一致的，从高祖到文帝再到武帝再到现在，这些身历了朝代更替的大臣们的世界观和价值观也都很混乱，很迷茫，确实也需要听一听他人的建议。
事起由一个叫杜延年的人，他是霍光的亲信，在昭帝始元六年(前81年)，向霍光建议， “现在年景不好，一些农民还流落在外乡，这些农民工在外边又找不到工作，回家种地又赚不到钱，日子不好过，还是应该恢复孝文帝时的政局，提倡节俭，对下宽和，争取百姓的支持。”
霍光接纳了这个建议，就让各地选人，集中到伟大首都长安开会，一方面了解民意，另一方面靠他们为国家献计献策，通过他们的参政议政，为国家的发展找到一条道路。
会议的主题很斯文，叫“问民间疾苦”。
现在大致能了解到一些汉宫殿的情况，只是不知道他们的这个会在哪里开的，中午吃饭是几菜一汤，晚上住的是几星级的宾馆，现场挂没挂“问民间疾苦”这样的标语。
总之，六十多人开个会，加上政府官员，旁听的，观摩的，端茶倒水的，做记录的，保安，物业还有见吵的太厉害在一边等着用武力劝架的卫兵，最多也就一百来人。
这一百来人，不用太大的殿就能坐的下。接待起来毫不费力。
一个县礼堂都绰绰有余。
这六十人多坐下后，就把矛头对向了桑弘羊，指责他出台并执行的行业垄断政策破坏了民风和社会道德。
史上，很多人知道三国时有舌战群儒的局面。
但，真正的舌战群儒还是在这里。久经战争、经济斗争、政治斗争严峻考验的桑弘羊毫不畏惧，面对劈头盖脸的责难，立即还以颜色。
按照《盐铁论》的记载，没有客套话，也没有喝口茶清清嗓子，开口直奔主题。
政府官员说，匈奴跟我们的外交关系破裂了，多次侵扰我们的边境，防他们吧，边疆长期驻军，将士们辛苦不说，军属也很不容易，付出很多，不驻军战备吧，匈奴又频频骚扰，侵犯我们的国土和主权。
上一代领导人本着以人为本的原则，为了不再让人民群众受苦，尤其是边境的人民群众被匈奴欺压迫害，所以在边境建造大量的军事设施，保家卫国，休整烽火台，屯田驻军，进行战略防御。可是，国防开支非常庞大，没有办法，才将盐、铁和酒类由国营专卖，采用了平准法和均输法，以增加国家的财政收入，用于国防现在你们想废除这个政策，一则会让国库空虚，二则会使边境防御资金短缺，让那些守卫边疆的将士们挨冻受饿。
你们说，你们这么吵吵，合适吗？
能废除这些政策吗？
盐、铁、酒专营，这个好理解，平准、均输法就不太好理解了。这事还得从桑弘羊那儿讲起，先帝刘彻让老百姓日子过的好的不得了，他自己连个家具都不舍得添，皇后的蚊帐上连个花都不绣，实在是有点过。这样一来，国家确实没什么钱可支配，都在老百姓那里。
到了汉武帝，要跟匈奴打仗，那就需要钱，需要钱就得想办法从老百姓手里拿，拿要拿的有道理，直接收税显得笨拙，那时候看起来老百姓的思想觉悟也不高，皇帝一号召保家卫国，居然也没有人民积极响应国家号召，捐武器和粮食。
说明那时候国防教育做的不好。贯彻的不彻底。群众基础也不好，这时候再搞国防教育是来不及了，那就出台一个能快速地搞到钱的方法。
这方法叫均输法。
那时候，市场很繁荣，虽然交通物流比较落后，但是，很多类似温州商人这样的人看到了商机，不断地将此地的便宜货倒卖到贵的地方，获得了很大的利润，汉代征税是征实物，运输很成问题，又造成商机。但同时，对国家来说，这里有很大的利润。
于是，从小就脑筋超级好的桑弘羊创造性地发明了利用行政手段干预市场和调剂物价的两种措施，均输就是在各地设置均输官，负责征收、买卖和运输货物，地方应交纳的贡物，折合成钱交给均输官，均输官再在各地之间贱买贵卖，调节物价，为国家增加了收入。
平准就是官府负责京城和全国经济繁荣的各大城市的平抑物价工作，贱时国家收买，贵时国家抛售，抑制奸商的投机倒把行为，稳定物价。
那些温州商人们以及全国靠贸易的商人们全都傻了眼，所有的商机都被政府端走了，他们没了获利的机会，只好回家，要么找个工作，要么做个小买卖，要么种地。
在汉武帝的直接关怀下，由桑弘羊的牵头挂帅，在全国轰轰烈烈的展开了平准和均输工作，工作中遇到了一些阻力和不理解，但是在汉武帝的亲切关怀下，桑弘羊等同志废寝忘食的积极推动下，扫除了一切障碍，使国库充实，各类投机倒把的嚣张气焰遭到了严厉的打击。
国防事业和与匈奴的战争得到了充分的经济保证。
而桑弘羊同志也因为在经济领域中的突出贡献受到了以汉武帝的表彰，成长为一个高级领导干部。
为国家的经济、国防事业做出了卓越的贡献。
但是，却遭到了读书人的强烈反对，也遭到了广大人民群众的强烈反对，尤其是那些思想觉悟不高的人民群众的敌视。
有一年大旱，很多被断了财路的群众散布谣言，说，只要把桑弘羊扔进锅里煮，灾情就能解除。
广大人民群众恨桑弘羊恨到这个地步，不仅仅是因为他发明了平准和均输法，他还干了一件超级雷人的事情。
算缗和告缗。
这两个词对现代中国人是很陌生的，不过，如果在网络上一搜，通常会在一些税收论文上找到这两个词。
简单说，算缗就是财产税。
汉武帝要打仗，而且当时的上层社会不像先帝那样紧巴巴地过日子了，都不差那几个钱，一花就收不住，到处都需要钱，光靠垄断几个大行业，钱还是不够，怎么办。
好办，那就所有的有财产的人交税。把财产分一份上来给国家。
元狩四年，在侍中桑弘羊和御史大夫张汤的建议下，武帝颁布了打击富商大贾的“算缗令”和“告缗令”。 这实际上是一个“关于征收财产税及打击偷逃财产税的办法的通知”。
没错，算缗其实就是打击偷逃柴产税的办法。
在《史记•平准书》白纸黑字地记着，两项法令基本上包括了四个方面的内容：
（一）凡属工商业主、高利贷者、囤积商等，不论有没有营业执照的（汉代商人的营执照跟户口挂钩另立户口册，叫做市籍），都要据实向政府报自己的财产，按比例上财产税。凡二缗（一缗为一千钱）抽取一算，即一百二十文（一说二百文）。而一般小手工业者，则每四缗抽取一算。“算缗”。 就是这么来的。
（二）除了政府官员，杰出青年、荣誉市民和北边骑士外，凡有轺车（即小马车）的，一乘抽取一算；贩运商的轺车，一乘抽取二算；船五丈以上的抽取一算。 就是说有车有船的，上税。
（三）隐瞒不报，或呈报不实的人，罚他去边境开荒守边疆一年，并全部没收他们的财产。有敢于告发的人，政府赏给他没收财产的一半，“告缗”就是这么来的。
（四）禁止有营业执照的商人及其家属占有土地和雇佣工人，敢于违抗法令的，即没收其全部财产。
就这样，实际上是在全国掀起了一股声势浩大的收税运动，凡是有钱有物的，就要上税。
可是，汉代的人民群众实在是觉悟很差，一点爱国热情也没有。全国上下立刻掀起了一股偷逃财产税的人民运动。按照《史记》的记载，以前也收过这样的税，但只限于有营业执照的商人，这次，无论你从事什么职业，只要有钱，有物，有车有船，就收。这次征收，是以前的五倍。
汉代的有中产阶级开始大规模地隐瞒、藏匿、转移财产。
而一些资产比较雄厚的老板们开始利用自己的关系提出反对意见，“富豪皆争匿财”。
面对反对的压力，汉武帝和他的领导集体毫不手软，和藏匿财产的奸商们进行了坚决斗争。这时，出现了一个奇特的人。卜式。
卜式是在汉文帝的富民政策下富裕起来的新一代商人，从最初的只有一百多头羊，勤劳致富，十多年的努力，资产增加了十倍，广置田产，成为豪富。为了国家，他甘愿献出自己财产的一半。
汉武帝很诧异，派人去问，您是不是想当官啊？此人慷慨陈词，说，我从小放羊，不习惯当官，让当也不当。
来人又问，是不是家里有隐情或者冤屈，想通过这种方法引起社会注意啊？
卜式说，我跟别人没有什么过节，人缘很好，扶危济困的事常干，怎么会有隐情冤屈。
来人又问，那你图什么呢？
卜式说，国家要打击匈奴，我认为真正的男子汉应该死在边疆，有钱的出钱，这样的话，匈奴就能灭掉。
来人把情况跟武帝汇报之后，武帝也拿不准主意，就问丞相公孙弘，公孙弘觉得卜式这个人动机有问题，有投机的嫌疑。
这事就搁置了。
过了几年以后，政府在征收财产税的过程中，遇到重重阻力，随着征税工作力度的不断加大，但还是捉襟见肘，到处缺钱。卜式又一次性捐出二十万钱。
作为先进人物上报后，被武帝看到卜式的名字，又想起了上次的事情。
武帝很高兴，立刻下发“关于在全国上下开展向卜式学习的通知”，当然，学习不能白学习，在武帝的亲自关怀下，卜式平步青云，在作为模范被全国人民学习的七、八年里，一直进位御史大夫。
可是事与愿违。
全国人民不买帐，老百姓看的很清楚，收这么重的税，又让我们学习卜式，无非是让我们把钱都拿出来分给政府和政府官员。
武帝很生气。
后果确实很严重。
生气的武帝立刻在全国掀起了一场轰轰烈烈的告发有钱人的运动。
该工作由治理京师的官员义纵主持，相当于长安的市长，可是，不知道为什么，义纵不光没有好好执行上级的反正政策，反而反其道而行之，史家猜测，要么是被商人收买了，要么就是他同情商人，觉得这样会把社会道德搞坏，搞乱，或者就是他犯糊涂了，总之，义纵不仅没有奖励那些告发者，反而将这些人当作乱民，予以严厉打击，并四处搜捕。
武帝发现后，极为恼怒，砍了义纵的脑袋。换了个叫杜式的干。
到了元鼎三年，公元前114年，桑弘羊全面主持经济工作的第二年，重申了告缗令，将告发有钱人的运动深入而扎实地开展了下去。
在桑弘羊的勤奋努力下，工作卓有成效。
告发活动开展了三年，中等以上的商家大多数都被告发了，没收了大量的财产，还有成千上万的奴婢、劳动力、佣工。没收的田地更多，大县几百顷，小县百余顷，中产阶级几乎全都倾家荡产。
而国库充实起来，政府的库房里放满了没收的财务，为了管理这些财务，还专门设了一个官职和部门来管理这些物品。
全国的有产者很快就都成了无产者了。
桑弘羊因此而屡获武帝的表彰，而广大人民群众却对桑弘羊恨的牙痒。
5、
民意代表对政府实行的垄断、专营政策予以了批评，但政府官员代表立即予以了有理有据的解释并对民意代表的批评进行了反批评。
这不是一场批评与自我批评的大讨论，而是针锋相对的大辩论。
政府官员从国防的角度解释了垄断经营、加大税收额度和力度是为了增强国力，这样的社会制度是为了保障国家安全。暗指你们这些民意代表站着说话不腰疼，不知道治理国家的艰辛，只会说，而且不爱国。
要知道民意代表中一部分是大企业家，一部分是饱读诗书的知识分子，还有一些精研《易经》的隐士，还有社会贤良，这些人见过世面，智慧非同寻常。哪里会因为被扣了不爱国的帽子就会嘴软。
贤良们很聪明，先引经据典，引的是圣人孔子的话。
他们中有人站出来说：孔子说过，国家的执政者不用担心土地和资源少，而应该担心分配不均，不用担心财产少，而应该担心人人都不安分守己。
这一段的原文很著名，被后人反复引用，执政者一听就头疼，但没办法，道理还真的就是这个理，只是做起来太难，这句话是：“有国有家者，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贫而患不安。”
引用了圣贤的话后，贤良们开始发挥，接着辩，所以啊，国家领导者不谈论财富的多和少，管理者不谈论利害得失，而是都去继续仁义去教化广大人民群众，“以德治国”，所以，离的近的都愿意亲近这样的政府而心甘情愿地执行各项政策，离的远的也会被这样的政府感化而心悦诚服。
真正的高手不必去打仗，不必排兵布阵。
和平，和平，和平。不战才是战争的最高境界。
只要政府在政治上开明温和，道德提升，执政能力提高，就可以让敌人不战而退，享有和平和尊严，哪里需要什么钱呢？
贤良们的话比较玄，理上是滴水不漏，但是，真正的执政者面临的却是具体而实际的问题。
官员回应，匈奴很狡猾也很凶悍，闲着没事就来犯，残酷杀害了我们的基层领导干部，早就该收拾他们了，皇帝心好，即怜悯广大人民群众生活艰辛，又不忍心将士们在边疆出生入死。多不容易啊。
你们这些人，自己没有投笔从戎、披铠甲、持枪去北方抗击匈奴报效国家的勇气，反而在这里吵吵废除国营企业制度，影响军费和补给供应，破坏国防事业，损害国家的战备。
你们怎么就不忧虑边境的安危呢？
你们想想，你们对吗？
6、
贤良们搬出古人，说，古时候崇尚以德服人而鄙视武力。
这一段很有意思，说明中国古代有着崇尚和平的主流思想，鄙视暴力和战争。人类社会倘若一直能够尊崇这种主流思想的话，那战争冲突就会减少很多。
接着，贤良们又搬出孔子。
引用的孔子大致的意思是说，如果那些离我们远，日子过的又不好的人不服，总是做乱，那我们就埋头好好治理自己的国家，政治开明，经济发展，法制健全，社会道德风尚提高，领导者仁爱慈善。就会吸引他们来，不让他来，他也会想方设法地来，偷渡啊，或者政治避难啊，留学啊什么的，总之，他们砸锅卖铁，倾家荡产都会跑来。他们来了，怎么就好好让他们安心地住下来。大家一起过日子，挺好的。
现在把这些政策废弃了，出兵去攻打他们，屯田驻军去防备他们，常年陈兵在荒郊野外，将士们在边关受苦，老百姓勒紧裤腰带备战。国家为了找钱，断百姓的财路，搞垄断，专门又设置了垄断的机构和官员，这样长期下去，怎么能行。
讲到这里，大致能看出来了，贤良们讲的是一个更高而更深的治国之策，是一个理路，涉及到人类思想的问题，是选择战争还是选择和平。而官员们疲于应付眼前的事情，两者在境界上是有差距的。表面上看，贤良们务虚，官员们务实，而实际是官员在为自己过去的政策辩解，找理论。
贤良们不依不饶的态度搞的官员们很恼火。
好在，官员们很聪明，下面的发言，直接把把贤良们绕了进去。
官员们说，古代建立国家的人，发展农业也发展商业，贸易自由，也没有城管，工商局的人脸色也不那么难看，收税的上班也不敢打扑克，也没有好几个大沿帽管一个破草帽的社会现象，大家在市场里有买有卖，商品丰富，经济一片繁荣，工农兵学商，党政军警特都能在市场里得到自己所需要的东西，卖的和买的互通了有无之后，各自回家。
《易经》上说，“通其变，使民不倦。”
这句话什么意思呢，是讲商品流通了，老百姓就可以努力生产。
官员们引用《易经》的话，可能是早就看够了眼前这帮知识分子仗着自己读书多，动不动就引经据典地之乎者也地说教。所以，也引一段，引的就是《易经》，前面说过，他们的辩论对手中有研究《易经》的超级高手。
意思是，别以为就你们读书，我们也没少读。
到这个时候，已经成了一场大专辩论赛了。官员们没有回答垄断经营的问题，而是偷换了一个概念，直接讲到市场经济，自由贸易对国家和民众的重要性。
这样一来，你根本就没法反驳。
接着再听，官员们是如何偷换的概念。
官员们说，手工业不发达，劳动工具就不够，劳动工具不够，生产力就低下，生产力低下，商业就不发达，商业不发达，商品流通就不畅，粮食产量也就会低，人民生活水平就低，经济得不到发展，政府财政就困难。
所以啊，政府财政困难，怎么办呢？
注意，官员们偷换的概念就在这里。
要垄断。
官员们说，既然，连《易经》里都说了，市场经济和自由贸易是让老百姓安居乐业和国家发展经济的重要手段，实行垄断官营的政策，正是为了流通积压的货物，促进市场经济和自由贸易，怎么可以废除呢？
下面，听听贤良们怎么接招。
7、
不知道是社会贤良们没有看出官员们偷换概念的手法，还是成心就不在这个地方死缠烂打，他们没有把辩论的焦点放在垄断经营对自由贸易的利弊，而是把立论直接拔到一个普通人难以摸到的高度。
他们说，国家和社会的管理，要靠仁德，精神文明抓的好，人民群众就会朴实忠厚，如果不用仁德，而是一味地发展经济，在全社会倡导钱决定一切，用财利去引诱群众，社会风气就会变坏，令道德沦丧，人民群众就会丧失诚信去追逐利益。这个时候，满大街奔走的人，不是做买卖的人就是去买卖的路上。赚没赚到钱，只有天知道。
《老子》说。。。。。。
注意，社会贤良不光引用孔子的话，还引用老子的话，这一点是后世人批判《盐铁论》中的社会贤良时而忽略的地方，大家把他们成为儒生，说他们是酸儒，其实，这样看就有点短见了。中国人哪里会有这么简单，要知道这些贤良中不光有读书人还有天下豪富者，还有很多世外高人。
老子就更不用说了，绝对是个通“道”的人。所以，说他们是儒生就很片面了。
听老子的这句话，能让现代人都目瞪口呆。
贤良们引用了老子一句什么话呢？是这句：“贫国若有余。”
这句话从字面上看，意思就是，贫穷的国家好象很有钱，多的用不完。
事实呢，并不是这样，而是广大干部群众欲望太多，急于求利的缘故，因此，高明的执政者应该重视农业，让农民休养生息，取消农业税，当然，取消了更要追踪到底，别让取消的农业税被地方官吏又以别的名目找回来，比如农药化肥以及农机具价格上涨再令农民不堪重负，守着土地却生存不下去，只好外出打工；同样道理，农民看病有了医保，政策还是要追踪到底，一抓到底，绝不撒手，千万别让地方官吏再找回来，原来，农民看个痔疮花六百块，自费，有了医保后，要花一千六，报销一千，得，一样。
重视农业，就要抑制工商业，加强文化教育，道德教育，恢复礼仪，倡导传统道德。来防止广大干部群众在商业社会中迷失世界观，深陷贪欲而不能自拔。在市场上，商人不去贩卖那些没有用的东西，比如过度包装的月饼什么的，为了让商品更漂亮，就大量使用有毒添加剂，商品是好看了，口感是好了，吃到肚子里却能毒死人；工匠不去生产那些没有用的产品。商业的用途就是用来流通货物，不是增长人的贪欲，手工业只是用来生产用具，提高生产力，不能让它成为令欲望无休止增长的工具，比如，手工业过度发达，在欲望的驱使下就会向自然无休止地索要资源，破坏自然，最终让南极的冰都快化光了，臭氧层也破了个大洞，别说签不签《京都议定书》了，到最后人类一个都逃不掉。管你是白人还是黑人，欧洲人还是亚洲人，美国人还是阿拉伯人。全都玩完。
这一段简直就是古代中国人说给美国人听的，英文水平高的，拜托你们把它翻译成英文用电子邮件发给奥巴马吧。
所以，发展工商业并不是治理国家的根本事业。根本事业是思想道德和文化素质的提升。是从人心上做工作。
你看，社会贤良们在两千多年前一下子把自己的论点拔到了如此的高度。不光对当时的中国社会，对整个人类都是有极大的借鉴意义的。
同样，两千多前的政府官员对社会、自然、人类规则也有极其深刻的思考。他们对于贤良们轻视工商业的思想有着很强烈的不满。
贤良们引用了《老子》，官员们则引用《管子》做为下一段发言的开场白。
稍等，看他们引用的《管子》说了嘛？
8、
《管子》的原话是“国有沃野之饶而民不足以食者，器械不备也，有山海之货而民不足以财者，商工不备也。”
大致的意思是，国家地大物博，老百姓却吃不饱，那是因为生产工具简陋，物产很丰富，山上有树有矿产，海里也应有尽有，可是老百姓手头却没有钱，那是由于工商业不发达。
官员们引用的这段《管子》的话，依然回避了社会贤良刚才提出的形而上的的问题，而是直接放到了现实上，说的很有技巧。
这段话一点毛病也没有，无懈可击。
讲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呢？往下看就知道了。
官员们接着说，比如四川等地的漆啊朱砂啊，湖北和扬州的象牙、皮革啊，江南的竹子啊，木材啊，河北的鱼、盐毡子、皮袄，山东河南出产的丝、麻布、都是大家生活的必须品，这些东西，都要靠商业来流通，需要工匠加工制作，所以，圣人就制造了船、浆舟车来往于祖国大地，甚至山川沟壑，乃至穷乡僻壤。为的就是流通各种货物，为人民服务。所以，武帝设置了汉朝国家铁器集团有限公司，任命总经理，行政级别为正部级，为的就是更好地向广大农民朋友供应生产用具，统一生产，统一销售，使百姓富裕。这样好的富民政策是全国人民拥戴的好政策。
社会贤良就着《管子》的话开始掰开揉碎地讲，他们说，国家地大物博，人民还吃不饱，那时由于工商业兴盛而农业荒废的缘故，山上海里都有很多物产，而群众还是过着穷日子，那是由于生产厂家不去努力生产人民群众的生活必须品而为了利润生产了过多的奢侈品，消耗了生产力和生产资料。
奢侈品的消费者基本上都是败家子，是社会财富的大漏洞。就算是大河的水也装不满有漏洞的缸，世界上所有山里海里丰富的物产都填不满人类贪婪的欲望沟壑。
所以，人民群众的好领导盘庚住在茅屋里，舜藏起黄金，高帝禁止商人做官，为的就是遏止贪婪的习俗，培养人们朴实的内心，抑制商人，即便这么做了，尚且还有人为非作歹，坑蒙拐骗，以次充好，为了利益而寡廉鲜耻，更何况政府带头牟利呢？（这一段说明古人推崇的尧舜时代也有很多坏分子为非作歹。）
《公羊传》上说，各地的政府官员如果把心思都放在逐利上的话，那么基层官员人品就很卑下，基层官员人品卑下，基层知识分子就贪财而缺乏道德观，基层知识分子贪财缺乏道德观，老百姓就容易作奸犯科，偷盗乃至造假贩假，干出很多丧尽天良的事情来。最后全国上下假货遍地，你的餐桌上的美味全部有毒，让你日子一片黑暗，没法收拾，谁也逃不脱。
就是因为大开了人们内心逐利的大门，直接助长了犯罪。
9、
看到这了，您肯定有点累了。本来是“问民间疾苦”的，现在从垄断讲起，讲到治国方法，讲到道德人心。讲到发展经济的适度性。
社会贤良讲的跑题了。
但官员们不跑题，死扣主题不撒嘴，继续讲垄断经营的好处。讲垄断经营就是为人民服务。特别解释了一下均输法和平准法。
官员说，过去各地方政府，把本地的产品当贡品运到京城，因为物流不方便，而且有些货物都是半成品乃至原材料，价值还不够运费，所以，中央就在各地设置均输官，来帮助他们运输，便于偏远的地方交纳贡物，就叫均输，在京城设个大仓库，用来收购储存货物，物价低的时候就买进，物价高的时候就卖出，这样一来，政府手里完全掌握了实物，商人就没有了牟取暴利的机会，这就叫平准。
实行了平准，老百姓就死了牟利的心，就能各安其业；实行均输，人民群众就能够劳逸适当，所以，平准和均输是为了平抑物假、打击投机倒把并方便人民群众的好政策，绝不是你们说的那样，大开了人们内心逐利的大门，助长了犯罪。
辩论到这个时候，双方的情绪已经开始激动，特别是社会贤良的发言，很多严厉的词都用上了，有点今天就豁出去了，不怕得罪人了的意思。
会议的地点是在西安，官员们应该用的都是陕西话，口音就跟小品演员郭达一个调，社会贤良来自祖国各地，说什么话的都有。想一想，多么壮观的一场大辩论。记录这场辩论的恒宽老师是个温和而典型的知识分子，没有将一句口头语记录在案，但是，那样一个环境下，人是很难做到心静如水的，面对指责，肯定会有激愤，官员们的代表是桑弘羊，他是河南洛阳人，从小在那里长大，应该是说一口河南话，稍带点陕西口音，你能想像到两千多年前，当面对那么多对国家政策责难时，他的尴尬与不平，因为，如果否定了这一切，就等于否定了他的一生，否定了他引以为骄傲的人生成就，而这一切正是他毕生的追求，是他的光荣和梦想。
有可能，此时，桑弘羊拍案而起，你奶奶个熊，平准和均输是方便百姓造福百姓，谁说是助长了老百姓犯罪了。
会议的主持人车千秋赶紧如郭达的小品一样站起来劝解，讲民间疾苦，讲民间疾苦，莫要跑题，现在，由社会贤良接着发言。
那好，不跑题，讲民间疾苦就更来气了。
社会贤良说，古时候向老百姓征税，是征收他们的特产，他们产什么就收什么，不强求他们生产不能生产的东西，所以农民交纳农产品，妇女交纳纺织品，现在，放弃他们生产的东西，而要求他们交纳他们不能生产的东西，百姓只好贱卖自己的作物，换回政府所要征收的东西，以满足其需求，这些年，有的地方政府命令老百姓生产布絮，官吏们任意刁难，强行收购，官吏们征收的，不仅仅是绢啊布的，还有民间所生产的其他物品，他们采用欺诈的手段，低价收购，使农民苦不堪言，根本就看不到所有的均输均在哪里。政府乱发号命令，关闭城门，垄断市场，什么东西都收购，令物价飞涨，物价飞涨，商人就能牟取暴利，官吏自己经商，就会和奸商们勾结，豪吏、富商乘机囤积商品，等到市场上缺货时就高价出售，这些奸商和贪官污吏低价购进高价出售，哪里能看到平准平在哪里。
均输古代就有，但古代的均输是用来调节劳逸，便利货物的运输，但是，到了你们这里，却成为为获取暴利而收购一切货物。利用权利垄断市场。满足你们自己，令广大人民群众穷困潦倒。
到此，政府官员和社会贤良的辩论就告以段落，恒宽老师给这场大辩论分别内起了标题，上面的这些叫“本议”，下面接着辩论的是“力耕”，从垄断辩到了努力耕种的问题上，从内容上看，这样分好象有点牵强，其实，所有的段落之间都是相互联系的，可以想象，官员们和社会贤良们的辩论是想起一句来一句，没有系统，但从宏观上看，还是有架构和条理性的，一步一步，一个角度一个角度地讲。越讲越细，越讲越深。
但是，人是要吃饭的，不可能坐在哪里不吃不喝地辩论下去。因为他们整整辩论了六十个话题。这六十个，一天一个，是两个月，两天一个，是一个月。
真能辩啊。
分类中，还有一个可能，就是辩累了，或者火药味太浓了，眼看着大家就要动手了，车千秋就打圆场，说，该吃饭了，今天的午饭是羊肉泡馍，南方来的代表我们准备有米饭。。。。。。。
代表们和官员们依然嘴里叨叨个不停地去食堂吃饭。
吃完了饭，再接着辩，大概是羊肉泡馍更容易让人动肝火，后面的辩论逐渐升级，最后，连人身攻击都上了。
10、
官员们说，政府应该控制自然资源，管理市场，随时能够掌控物价，制定不同的政策来管理百姓，丰收的时候，就多储备粮食；遇到灾荒的时候，就发行货币，用储备的物品来补充不足。
过去，夏禹时代，闹水灾，商汤时闹旱灾，老百姓日子过不下去了，有的就要靠借贷来过日子，夏禹和商汤就铸造钱来救济老百姓。大家一直称赞夏禹和商汤真的是人民的老领导，是真正为群众着想的贴心人。
以前，国家财政不足，有的军队发不出军饷，给养不够，而山东、河北等地又发生饥荒，全是靠实行均输法所积蓄的财富和国家粮食储备库贮藏的粮食，才使军队得到给养，饥饿的百姓得到救济。所以，均输法这种国家掌控的有计划的经济形式，积累起来的财富和国库里的财物并不只是从老百姓那里收上来专供军队和上层使用的，也是为了救济百姓，防备水旱灾荒。
官员们的这段话重点放在了政府的职能上，意思是如果不用计划经济模式把钱和物收上来存好，一旦有了灾荒怎么办？并引用了古代夏禹和商汤在灾荒时给灾民发钱发物的做法。来证明均输法的必要性。
社会贤良说，古代（老天，他们都已经够古代了，还古代，说明中华民族的历史文化真的是源远流长），农民交十分之一的税，按世界到湖泊里打鱼，国家不禁止，百姓都能耕田种地，农业不荒废，一般情况下，干三年就有一年的余粮，干九年就有三年的余粮，夏禹和商汤就是用这种办法防备水旱灾荒，使广大人民群众安居乐业，如果荒草不除，田地不耕种，农村的壮劳力都出去打工，令土地荒废，即便把自然资源都给开发出来，满地都是公司企业和工厂烟囱以及开发区，靠办暂住证收了大笔大笔的钱，还是不能使国家真正富足。所以，古时候鼓励群众从事农业劳动，努力耕种，不误农时，衣食充裕，即便是遇到荒年，群众也不会害怕，穿衣吃饭是老百姓的根本需要，耕作收割是这个农民占主要人口数的国家的大事。如果这两方面搞好了，就能使国家富足，百姓安宁，就像《诗经》里说的那样：“百室盈止，妇子宁止”也。
从诗经里引用的话的意思是，家家富足了，妇女和孩子就安宁了。
再简单地说，意思就是，家家户户衣食无忧了，老婆孩子就塌实了。
11、
官员们说，有本事的治家不止是一种，条条大路通小康通和谐，使国家富裕的途径也绝非只有一个。从前，管仲出谋划策辅助齐桓公成就了霸业，而纪氏由于只搞农业结果搞亡了国。
官员们讲的纪氏是一个小国家，在山东寿光东南，就是那个出蔬菜的寿光县，春秋的时候被齐国灭掉，据《管子》记载：纪氏很注重发展农业，粮食蔬菜生产工作抓的很好，大概就是一到年底政府就宣布今年粮食总产量又翻两番，这样一年又一年不知疲倦地翻两番啊翻两番，翻的很爽很有成就，但管理不好，翻两番的粮食都被奸商和贪官搞到境外去了。终于被齐国灭掉。
所以，治理一个国家，不能只在搞农业这一棵树上吊死。
过去，深受广大人民群众爱戴的好领导舜就不只是种地，他还烧过陶器；商汤的大臣伊尹还当过厨子呢。有不少招牌菜和拿手菜。
所以，善于治理国家的人，应该是天下人认为卑贱的，他认为高贵；天下人认为应该轻视的，他重视。
用工商业来代替农业，用无用的东西换取有用的。
现在砍伐树木挖掘矿产所获得财富，实行均输法获得了积累，是为了管理和控制各地政府。没有钱和物怎么管他们啊。
用国内出产的黄金和丝绸，吸引外国人来，换取他们的贵重财物，国家的外贸生意做的也很好，用我们两丈丝绸可以得到匈奴很多贵重物品，减少了他们的财物，用贸易削弱了对手的力量。他们为了得到我们的丝绸只好把他们的骡子、驴、马、骆驼成群结队地从塞外赶进内地，特别是他们的良种马成了我们的牲口。你没看到长安城里到处跑的都是宝马吗？
皇宫的仓库里装满了他们的毡子、地毯、贵重的皮毛，还有璧玉、珊瑚、琉璃什么的。
这样，外边的各种物品源源不断地运进来，我内地的财物不外流，无非是一些丝绸而已，自己的财物不出去，外边的财物往里进，国家的财物就充足。广大人民群众家用就丰富。
这才是《诗经》里讲的，家家日子过的好，老婆孩子乐悠悠。
社会贤良们说，古时候，商人做买卖从不欺骗客户，重合同守信用，工匠作活，又细致又好，绝不糊弄人，东西做的又结实又好用。所以，君子无论是干农活，还是下河摸鱼，都是一样的诚实守信。说绿色有机就绿色有机，绝不冒充绿色有机实际上打了剧毒农药哄你，说给你抓条鱼就一定给你抓条鱼，绝不摸条泥鳅来糊弄你。
你们看，现在，商人们坑蒙拐骗，工匠们做假，心里有鬼却一点也不羞愧，没事就把“在商言商”这样的混帐话挂在嘴上，结果本来就刻薄的人变得更加混蛋，本来老实的人变得更加刻薄了。
从前，夏桀奢侈淫逸，宫里尽是些歌妓，穿着华丽的衣服，走着猫步，有唱有跳，所以，伊尹这样的人才看不惯就跳槽走了。结果，歌妓让夏桀亡了国。
其实，外来的那些骡子、驴也不见得就比我们的牛马好使，进口的那些皮毛、毡子、地毯也不见得就比我们的丝绸好，美玉、珊瑚产于昆仑山，珍珠、犀牛、大象产于桂林，这些地方离我们都有一万多里地，按照种田养蚕的劳动成本来衡量我们购买的这些奢侈品的价格，等于一件物品要用百倍的钱，就等于用一捧东西需要用一万筐谷子，这太不合算了。
如果朝廷喜欢这些珍贵的东西，那么奢侈的风气就会在百姓中盛行，如果朝廷以远方的东西为贵，那么财富就会外流，所以，帝王不以无用的东西为宝，作为榜样，让广大人民群众懂得节俭，不去喜欢追捧那些稀奇古怪的东西，以使国家富裕起来。治理百姓的方法，在于让大家节俭，创造节约型社会，节俭而不是鼓励大家奢侈浪费，应该以诚实守信为荣、以见利忘义为耻，以辛勤劳动为荣、以好逸恶劳为耻，以艰苦奋斗为荣、以骄奢淫逸为耻。
农业的土地分配问题，还是以井田制的方法好。
一提井田制，官员们就坐不住了。现场一片骚动。因为土地制度涉及到很多利益，也涉及到国家的体制和经济形式，极其复杂和敏感，历朝历代的变革和发展都和土地制度有着极大的关系。
社会贤良们讲的井田制是什么呢？怎么就让官员们坐不住了呢？需要解释一下。
原文太长，剩下的喜欢看的人自己去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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盐铁引发的口水大战
------深刻影响中国的一场大辩论
1、
公元前81年，二月，大概是春节前后，西汉首都长安迎来了全国各地六十余位文化、艺术、思想和知识界的代表。
长安的初春，乍暖还寒，六十多位代表意气风发地与西汉的的主要领导人共商国事，出席会议的领导人有御使大夫桑弘羊、臣相车千秋等，会议由车千秋主持。
这是两千多年前的一场会议描述，当然，如果接着写下去，直写到团结、胜利乃至会议精神和欢欣鼓舞，就没有后来的历史了，更没有您即将看到的这篇文章，因为，这些来自全国各地的六十多个代表劈头盖脸地就问责御使大夫和臣相，从政府垄断的盐铁行业开始，一直问责到历年的农业、工商业、军事、社会道德、文化建设、法制建设等等方面，言辞激烈，态度严肃，而以桑弘羊为首的政府代表也毫不示弱，对于代表们的指责理解予以猛烈还击，一一予以驳斥。
双方你来我往，吐沫横飞。一个省油的灯都没有。
会开完了，话还没说完，到了大会闭幕的时候，按照史书的记载，应该是民间代表和政府代表依然不服，道别完了，互相还揪着辩。
这场口水战是组织者始料未及的，本来就想说说生产销售盐和铁的两个大型国有企业的事，结果，这六十多人把话题从盐、铁两个关系到国计民生的产业扩大到整个工商业、经济政策，乃至意识形态上来。
按照现存的史料看，会议应该是保密的。因为后人能够看到这场盛况的口水大战是会议之后二十多年（也有考证为三十多年后），一个参与了会议的政府官员完整的记录下当时的言论。经过整理编辑。起名《盐铁论》。
这个官员叫恒宽，恒宽老师写这本书并流传到社会上时，会议当时的主要负责人都已不在人世。在当时来看，应该算是解秘资料了。可以猜想到，如果会议内容不是过于敏感和尴尬的话，当时就可以编辑整理出来。何必要等二、三十年。
恒宽老师不知道，他的这本书，成了后世中国国学的一本重要著作，甚至，在两千多年后一场文化革命的时期，很多革命干部能将书倒背如流，熟读这本书是为了狠狠地批判这本书，批判书里的人和他们的言论。
首先，参加会议的六十多位全国代表都是些什么人呢？
第一类是贤良，贤良的标准是什么呢？这个标准是汉武帝定的，有三个标准，一明国家之大体，二通人事之终始，三通正言直谏者。
根据这个标准，各地选拔和举荐的时候，还增加了一个条件“天下豪富民”，就是有钱的民营企业家。一般有钱还不行，得是天下豪富民，《杂论篇》里为后人记下一个叫有茂陵唐生的大老板；《汉书》里记载了一个叫魏相的的大老板。
这些大老板可不是简单的大老板，其中魏相是学《易》的，而且水平极高，在整个的辩论会中，代表们辩急了眼，竟然将一个自己知道但绝不能说出来的天机给泄露了出来。竟然，当场悄悄给算了一卦，好在没有直说，其实就是说了一个预言，没有直说，暗示了一下，会议后的第二年就应验了。
第二类人是文学，文学这个词那时还有这样的讲法。所谓文学就是那些肯读书，会读书，真的有知识，有文化，有道德，有思想的人，不是人云亦云的那种人。孔子设的四科中，就有文学这一科，要按文凭算的话，怎么也是大本以上吧。
这六十多人中，确实个个是民间的高手，语言清晰，逻辑严密，思维敏捷。非要拿现在的词套，“民意代表”勉强能套的上。
民意代表们的对手是以桑弘羊为代表的政府官员。
这些对手可不是吃素的，桑弘羊，十三岁就进宫做官，受汉武帝亲自调教，据说他从小心算能力就超强，强到什么程度呢，史上没有记载，但是，能让汉武帝器重并委以重任最终又在身后让他辅助昭帝的人物，绝非等闲之辈。
而且，汉武帝的功业与桑弘羊一系列的经济政策是分不开的。
但是，这六十多人要批评的就是汉武帝的很多政策，而这些政策正是桑弘羊引以为骄傲的业绩。
大辩论开始了。
民意代表们绝不是善茬，他们开门见山，一点废话都没有，直接就从垄断下手，说：治理和发展国家，要以德治国，抑制追逐利益的社会风气，弘扬仁义，不让把上上下下都搞的一副利益熏心的样子，社会风气才能好转，现在各地盐啊、铁啊，酒啊，都被国营垄断了，私营企业沾都沾不上，只能搞点废品收购或者卖饲料之类的买卖，还口口声声要他们做大做强，这就是与民争利，把忠厚的社会风气给败坏了，让整个社会都充斥了贪婪之心，所以让广大人民群众老实本分的少了，都想着发横财，没心思种地，人心本末倒置，本分的人少了，花哨的人就多了，花哨的人和事多了，社会本质就开始败坏，人心就奢侈下劣，就会有发生饥寒灾祸的可能。只有本分人和诚实朴素的人就多了，农业就兴旺，财用就富足。所以，应该废除垄断，抑制工商业，促进农业发展。
官员们立刻把话接过来。从国家的角度，予以猛烈而严谨的还击。
在官员们接过话之前，还要说一下，这场始于垄断批判的大辩论的背后有一些特殊的历史背景，绝不是西汉昭帝和他的官员们一时心血来潮就下诏召开的。
根据历史记录和推断，这幕后还有很多不为人知的故事，加上当政者各怀各的心思，出于不同的目的，最终促成了这场口水大战。在历史中激荡起的涟漪，一直影响到两千多年以后。
事情还得先扯到汉昭帝的父亲汉武帝那儿，光说汉武帝还不行，还得再往上扯一下汉文帝。再往上到汉高祖。
简单说，就是汉武帝的老辈在秦灭后，拿下了江山，面对这么一个经过了连年战乱民不聊生的大烂摊子。高祖这个刚从马背上下来的政治家对国家、社会做了极其深刻的思考，最终小心翼翼地开始上岗治国，
一系列政策出台了，这些政策包括：鼓励生育，减轻税赋，厉行节俭，积极创建节约型社会，开放一切资源，开放关禁，搞活流通。
开放关禁，就是一切都民众开放，制铁，煮盐这类关系国计民生乃至国家安全的重大行业也全部开放，完全自由市场经济。要知道在冷兵器时代，铁能私营就跟现在的军火私营是一样的，美国不禁枪在现在看来很难理解很牛，其实在两千多年前，有很长一段时间，中国人也是不禁枪的。你想打把什么样的刀挂在身上，也没人拦你。你打一百把刀挂身上，只要你不砍人，就没人管你，你要是砍人，人家也有刀砍你，砍不过你，政府就派兵来砍你。
这还不算，最让人瞠目结舌的是，高租竟然开放了货币，这就意味着，那时你如果愿意的话就可以自己造钱，在市场上流通。
到了吕后上岗的时候，这位在历史上身背很多恶名的太后，接着高祖的惠民政策，有出台了“奖励孝悌力田”，鼓励广大人民群众要敦行务本。
这样一来，国力开始逐渐恢复。
到了“文、景之治”时，汉之前的农业税惯例是十分之一，高祖给改成了十五分之一，到了文帝时，觉得老百姓过的还不够好，又给减了一半，就是三十分之一，其中，在位二十三年中，还有十二年全免。
这时国家经济形势一片大好，好到什么程度呢？据《汉书•食货志》记载，汉初至武帝即位的七十年间，由于国内政治安定，只要不遇水旱之灾，百姓总是人丁兴旺，家庭富足，各地的粮食储备库堆满了粮食。太仓里的粮食由于陈陈相因，致腐烂而不可食，政府的库房有余财，京师的钱财有千百万，连串钱的绳子都朽断了。
还有“富商大贾周流天下，交易之物莫不通，得其所欲”，意思是各地纷纷涌现出很多的大企业家，大资本家，市场空前繁荣，物资供应丰富。东郭咸阳“致生累千金”，南阳孔氏“因通商贾之利••••••家致富数千金”。。。。。
老百姓有钱了，国家也有钱了，但领导人却节俭的要命，在历史上的抠门指数超高。
文帝十三年下诏发了个声明：百官的错误和罪过，皇帝要负责。第二年，他又禁止祠官为他祝福。文帝，在位二十三年，宫室苑囿、车骑服御之物都没有增添。他屡次下诏禁止各地贡献奇珍异物。
而且，文帝管的住自己，也管的住媳妇，他所宠爱的慎夫人衣不曳地，好象是为了节约布，甚至，帷帐上连朵花都不绣。更别说出去开个公司干个什么买卖了。
文帝曾想建造一座露台，听说要花费百金，等于中人十家之产，嫌贵就算了。因为文帝提倡俭约，所以当时国家的财政开支自然就跟着节制和缩减，贵族官僚也不敢滥事搜括，奢侈无度的事情即便有也不敢张扬。
史家都确定，二千多年前，中国人确实是过了几十年的好日子。其实，表面上看，是物质的极大的繁荣，但背后却有着社会道德标准高和人心忠厚的社会基础作为支撑，想一想，商人可以自己造货币，可以造铁，不仅没有出乱子，反而社会安定，人民富足。
至少应该有很完善和严厉的法制作为保障吧，但是，高祖却废除了秦时一系列苛刻的法律。代之更为宽容的法律。这大概人心道德和经济建设一起发展的道理，还有个词叫精神文明和物质文明两手一起抓，两手都很硬。
这么一个好家当，交到汉武帝手上。
汉武帝确实是雄才大略，手上有钱，家底殷实，特别是不甘心与匈奴的和亲政策，当他确定和亲政策已经走到尽头时，决定动武。说干就干。
他十六岁即位，七十岁逝世，在位时，打了四十四年的仗，历史上有评价，共创建了这样几个第一：第一个用儒家学说统一思想的皇帝；第一个创立太学培养人才的皇帝；第一个大力拓展中国疆土的皇帝；第一个开通西域的皇帝.第五；用皇帝年号来纪元的皇帝；第一个用罪己诏形式进行自我批评的皇帝。
这位被史家挂了五块沉甸甸政治金牌的皇帝在晚年也干了很多荒唐事，比如求长生不老之类的。可是，他老人家确有过人的一面。
他总结了自己的一生，为自己的行为有过深深的反省，并做了深刻的自我批评。以“罪己诏”的形式告之天下。
相当于他还活着的时候在如今人民日报的头版或者新闻联播换金时间告诉全国人民。我作为国家领导人在位时穷兵黩武，劳民伤财，给百姓造成了巨大的痛苦。向人民道歉。
这位勇于认错的皇帝临死前除了对人民的愧疚和对自己武功，把领导国家的重担交给了他的小儿子刘弗陵，可是这为太子还小，才七岁，刚够义务教育入学的年龄，当然接不了这一大摊子，于是就让大臣霍光辅佐他作皇帝。为了防止太子的年轻母亲钩弋夫人重演吕后称制的局面，汉武帝狠下心找借口处死了她。
这时，国家领导权实际上是在霍光和另外几个大臣的手上，这几个大臣，一个是桑弘羊，一个是上官桀、还有一个是田千秋。
霍光是已故的骠骑将军霍去病的异母弟，功勋累累，桑弘羊则是在经济上帮助汉武帝完成四十四年征战史的功臣，两人很快发生矛盾，形成霍光一派，桑弘羊和上官桀一派。这场政治斗争必然要分个胜负。
因此，有史家判断，在全国找六十多位代表来问责，一定是霍光发动人民群众的力量来打击自己的政治对手。
当然，当时国内，因为连年征战，国家已经不堪承受，流民遍地，民怨极大。这也是六十多敢于直谏的贤良撸着袖子奔赴到长安责难政府官员的重要根源。
作为政府官员，不管有什么私利在心里，但治理好国家，让国家和人民富强的愿望都是一致的，从高祖到文帝再到武帝再到现在，这些身历了朝代更替的大臣们的世界观和价值观也都很混乱，很迷茫，确实也需要听一听他人的建议。
事起由一个叫杜延年的人，他是霍光的亲信，在昭帝始元六年(前81年)，向霍光建议， “现在年景不好，一些农民还流落在外乡，这些农民工在外边又找不到工作，回家种地又赚不到钱，日子不好过，还是应该恢复孝文帝时的政局，提倡节俭，对下宽和，争取百姓的支持。”
霍光接纳了这个建议，就让各地选人，集中到伟大首都长安开会，一方面了解民意，另一方面靠他们为国家献计献策，通过他们的参政议政，为国家的发展找到一条道路。
会议的主题很斯文，叫“问民间疾苦”。
现在大致能了解到一些汉宫殿的情况，只是不知道他们的这个会在哪里开的，中午吃饭是几菜一汤，晚上住的是几星级的宾馆，现场挂没挂“问民间疾苦”这样的标语。
总之，六十多人开个会，加上政府官员，旁听的，观摩的，端茶倒水的，做记录的，保安，物业还有见吵的太厉害在一边等着用武力劝架的卫兵，最多也就一百来人。
这一百来人，不用太大的殿就能坐的下。接待起来毫不费力。
一个县礼堂都绰绰有余。
这六十人多坐下后，就把矛头对向了桑弘羊，指责他出台并执行的行业垄断政策破坏了民风和社会道德。
史上，很多人知道三国时有舌战群儒的局面。
但，真正的舌战群儒还是在这里。久经战争、经济斗争、政治斗争严峻考验的桑弘羊毫不畏惧，面对劈头盖脸的责难，立即还以颜色。
按照《盐铁论》的记载，没有客套话，也没有喝口茶清清嗓子，开口直奔主题。
政府官员说，匈奴跟我们的外交关系破裂了，多次侵扰我们的边境，防他们吧，边疆长期驻军，将士们辛苦不说，军属也很不容易，付出很多，不驻军战备吧，匈奴又频频骚扰，侵犯我们的国土和主权。
上一代领导人本着以人为本的原则，为了不再让人民群众受苦，尤其是边境的人民群众被匈奴欺压迫害，所以在边境建造大量的军事设施，保家卫国，休整烽火台，屯田驻军，进行战略防御。可是，国防开支非常庞大，没有办法，才将盐、铁和酒类由国营专卖，采用了平准法和均输法，以增加国家的财政收入，用于国防现在你们想废除这个政策，一则会让国库空虚，二则会使边境防御资金短缺，让那些守卫边疆的将士们挨冻受饿。
你们说，你们这么吵吵，合适吗？
能废除这些政策吗？
盐、铁、酒专营，这个好理解，平准、均输法就不太好理解了。这事还得从桑弘羊那儿讲起，先帝刘彻让老百姓日子过的好的不得了，他自己连个家具都不舍得添，皇后的蚊帐上连个花都不绣，实在是有点过。这样一来，国家确实没什么钱可支配，都在老百姓那里。
到了汉武帝，要跟匈奴打仗，那就需要钱，需要钱就得想办法从老百姓手里拿，拿要拿的有道理，直接收税显得笨拙，那时候看起来老百姓的思想觉悟也不高，皇帝一号召保家卫国，居然也没有人民积极响应国家号召，捐武器和粮食。
说明那时候国防教育做的不好。贯彻的不彻底。群众基础也不好，这时候再搞国防教育是来不及了，那就出台一个能快速地搞到钱的方法。
这方法叫均输法。
那时候，市场很繁荣，虽然交通物流比较落后，但是，很多类似温州商人这样的人看到了商机，不断地将此地的便宜货倒卖到贵的地方，获得了很大的利润，汉代征税是征实物，运输很成问题，又造成商机。但同时，对国家来说，这里有很大的利润。
于是，从小就脑筋超级好的桑弘羊创造性地发明了利用行政手段干预市场和调剂物价的两种措施，均输就是在各地设置均输官，负责征收、买卖和运输货物，地方应交纳的贡物，折合成钱交给均输官，均输官再在各地之间贱买贵卖，调节物价，为国家增加了收入。
平准就是官府负责京城和全国经济繁荣的各大城市的平抑物价工作，贱时国家收买，贵时国家抛售，抑制奸商的投机倒把行为，稳定物价。
那些温州商人们以及全国靠贸易的商人们全都傻了眼，所有的商机都被政府端走了，他们没了获利的机会，只好回家，要么找个工作，要么做个小买卖，要么种地。
在汉武帝的直接关怀下，由桑弘羊的牵头挂帅，在全国轰轰烈烈的展开了平准和均输工作，工作中遇到了一些阻力和不理解，但是在汉武帝的亲切关怀下，桑弘羊等同志废寝忘食的积极推动下，扫除了一切障碍，使国库充实，各类投机倒把的嚣张气焰遭到了严厉的打击。
国防事业和与匈奴的战争得到了充分的经济保证。
而桑弘羊同志也因为在经济领域中的突出贡献受到了以汉武帝的表彰，成长为一个高级领导干部。
为国家的经济、国防事业做出了卓越的贡献。
但是，却遭到了读书人的强烈反对，也遭到了广大人民群众的强烈反对，尤其是那些思想觉悟不高的人民群众的敌视。
有一年大旱，很多被断了财路的群众散布谣言，说，只要把桑弘羊扔进锅里煮，灾情就能解除。
广大人民群众恨桑弘羊恨到这个地步，不仅仅是因为他发明了平准和均输法，他还干了一件超级雷人的事情。
算缗和告缗。
这两个词对现代中国人是很陌生的，不过，如果在网络上一搜，通常会在一些税收论文上找到这两个词。
简单说，算缗就是财产税。
汉武帝要打仗，而且当时的上层社会不像先帝那样紧巴巴地过日子了，都不差那几个钱，一花就收不住，到处都需要钱，光靠垄断几个大行业，钱还是不够，怎么办。
好办，那就所有的有财产的人交税。把财产分一份上来给国家。
元狩四年，在侍中桑弘羊和御史大夫张汤的建议下，武帝颁布了打击富商大贾的“算缗令”和“告缗令”。 这实际上是一个“关于征收财产税及打击偷逃财产税的办法的通知”。
没错，算缗其实就是打击偷逃柴产税的办法。
在《史记•平准书》白纸黑字地记着，两项法令基本上包括了四个方面的内容：
（一）凡属工商业主、高利贷者、囤积商等，不论有没有营业执照的（汉代商人的营执照跟户口挂钩另立户口册，叫做市籍），都要据实向政府报自己的财产，按比例上财产税。凡二缗（一缗为一千钱）抽取一算，即一百二十文（一说二百文）。而一般小手工业者，则每四缗抽取一算。“算缗”。 就是这么来的。
（二）除了政府官员，杰出青年、荣誉市民和北边骑士外，凡有轺车（即小马车）的，一乘抽取一算；贩运商的轺车，一乘抽取二算；船五丈以上的抽取一算。 就是说有车有船的，上税。
（三）隐瞒不报，或呈报不实的人，罚他去边境开荒守边疆一年，并全部没收他们的财产。有敢于告发的人，政府赏给他没收财产的一半，“告缗”就是这么来的。
（四）禁止有营业执照的商人及其家属占有土地和雇佣工人，敢于违抗法令的，即没收其全部财产。
就这样，实际上是在全国掀起了一股声势浩大的收税运动，凡是有钱有物的，就要上税。
可是，汉代的人民群众实在是觉悟很差，一点爱国热情也没有。全国上下立刻掀起了一股偷逃财产税的人民运动。按照《史记》的记载，以前也收过这样的税，但只限于有营业执照的商人，这次，无论你从事什么职业，只要有钱，有物，有车有船，就收。这次征收，是以前的五倍。
汉代的有中产阶级开始大规模地隐瞒、藏匿、转移财产。
而一些资产比较雄厚的老板们开始利用自己的关系提出反对意见，“富豪皆争匿财”。
面对反对的压力，汉武帝和他的领导集体毫不手软，和藏匿财产的奸商们进行了坚决斗争。这时，出现了一个奇特的人。卜式。
卜式是在汉文帝的富民政策下富裕起来的新一代商人，从最初的只有一百多头羊，勤劳致富，十多年的努力，资产增加了十倍，广置田产，成为豪富。为了国家，他甘愿献出自己财产的一半。
汉武帝很诧异，派人去问，您是不是想当官啊？此人慷慨陈词，说，我从小放羊，不习惯当官，让当也不当。
来人又问，是不是家里有隐情或者冤屈，想通过这种方法引起社会注意啊？
卜式说，我跟别人没有什么过节，人缘很好，扶危济困的事常干，怎么会有隐情冤屈。
来人又问，那你图什么呢？
卜式说，国家要打击匈奴，我认为真正的男子汉应该死在边疆，有钱的出钱，这样的话，匈奴就能灭掉。
来人把情况跟武帝汇报之后，武帝也拿不准主意，就问丞相公孙弘，公孙弘觉得卜式这个人动机有问题，有投机的嫌疑。
这事就搁置了。
过了几年以后，政府在征收财产税的过程中，遇到重重阻力，随着征税工作力度的不断加大，但还是捉襟见肘，到处缺钱。卜式又一次性捐出二十万钱。
作为先进人物上报后，被武帝看到卜式的名字，又想起了上次的事情。
武帝很高兴，立刻下发“关于在全国上下开展向卜式学习的通知”，当然，学习不能白学习，在武帝的亲自关怀下，卜式平步青云，在作为模范被全国人民学习的七、八年里，一直进位御史大夫。
可是事与愿违。
全国人民不买帐，老百姓看的很清楚，收这么重的税，又让我们学习卜式，无非是让我们把钱都拿出来分给政府和政府官员。
武帝很生气。
后果确实很严重。
生气的武帝立刻在全国掀起了一场轰轰烈烈的告发有钱人的运动。
该工作由治理京师的官员义纵主持，相当于长安的市长，可是，不知道为什么，义纵不光没有好好执行上级的反正政策，反而反其道而行之，史家猜测，要么是被商人收买了，要么就是他同情商人，觉得这样会把社会道德搞坏，搞乱，或者就是他犯糊涂了，总之，义纵不仅没有奖励那些告发者，反而将这些人当作乱民，予以严厉打击，并四处搜捕。
武帝发现后，极为恼怒，砍了义纵的脑袋。换了个叫杜式的干。
到了元鼎三年，公元前114年，桑弘羊全面主持经济工作的第二年，重申了告缗令，将告发有钱人的运动深入而扎实地开展了下去。
在桑弘羊的勤奋努力下，工作卓有成效。
告发活动开展了三年，中等以上的商家大多数都被告发了，没收了大量的财产，还有成千上万的奴婢、劳动力、佣工。没收的田地更多，大县几百顷，小县百余顷，中产阶级几乎全都倾家荡产。
而国库充实起来，政府的库房里放满了没收的财务，为了管理这些财务，还专门设了一个官职和部门来管理这些物品。
全国的有产者很快就都成了无产者了。
桑弘羊因此而屡获武帝的表彰，而广大人民群众却对桑弘羊恨的牙痒。
5、
民意代表对政府实行的垄断、专营政策予以了批评，但政府官员代表立即予以了有理有据的解释并对民意代表的批评进行了反批评。
这不是一场批评与自我批评的大讨论，而是针锋相对的大辩论。
政府官员从国防的角度解释了垄断经营、加大税收额度和力度是为了增强国力，这样的社会制度是为了保障国家安全。暗指你们这些民意代表站着说话不腰疼，不知道治理国家的艰辛，只会说，而且不爱国。
要知道民意代表中一部分是大企业家，一部分是饱读诗书的知识分子，还有一些精研《易经》的隐士，还有社会贤良，这些人见过世面，智慧非同寻常。哪里会因为被扣了不爱国的帽子就会嘴软。
贤良们很聪明，先引经据典，引的是圣人孔子的话。
他们中有人站出来说：孔子说过，国家的执政者不用担心土地和资源少，而应该担心分配不均，不用担心财产少，而应该担心人人都不安分守己。
这一段的原文很著名，被后人反复引用，执政者一听就头疼，但没办法，道理还真的就是这个理，只是做起来太难，这句话是：“有国有家者，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贫而患不安。”
引用了圣贤的话后，贤良们开始发挥，接着辩，所以啊，国家领导者不谈论财富的多和少，管理者不谈论利害得失，而是都去继续仁义去教化广大人民群众，“以德治国”，所以，离的近的都愿意亲近这样的政府而心甘情愿地执行各项政策，离的远的也会被这样的政府感化而心悦诚服。
真正的高手不必去打仗，不必排兵布阵。
和平，和平，和平。不战才是战争的最高境界。
只要政府在政治上开明温和，道德提升，执政能力提高，就可以让敌人不战而退，享有和平和尊严，哪里需要什么钱呢？
贤良们的话比较玄，理上是滴水不漏，但是，真正的执政者面临的却是具体而实际的问题。
官员回应，匈奴很狡猾也很凶悍，闲着没事就来犯，残酷杀害了我们的基层领导干部，早就该收拾他们了，皇帝心好，即怜悯广大人民群众生活艰辛，又不忍心将士们在边疆出生入死。多不容易啊。
你们这些人，自己没有投笔从戎、披铠甲、持枪去北方抗击匈奴报效国家的勇气，反而在这里吵吵废除国营企业制度，影响军费和补给供应，破坏国防事业，损害国家的战备。
你们怎么就不忧虑边境的安危呢？
你们想想，你们对吗？
6、
贤良们搬出古人，说，古时候崇尚以德服人而鄙视武力。
这一段很有意思，说明中国古代有着崇尚和平的主流思想，鄙视暴力和战争。人类社会倘若一直能够尊崇这种主流思想的话，那战争冲突就会减少很多。
接着，贤良们又搬出孔子。
引用的孔子大致的意思是说，如果那些离我们远，日子过的又不好的人不服，总是做乱，那我们就埋头好好治理自己的国家，政治开明，经济发展，法制健全，社会道德风尚提高，领导者仁爱慈善。就会吸引他们来，不让他来，他也会想方设法地来，偷渡啊，或者政治避难啊，留学啊什么的，总之，他们砸锅卖铁，倾家荡产都会跑来。他们来了，怎么就好好让他们安心地住下来。大家一起过日子，挺好的。
现在把这些政策废弃了，出兵去攻打他们，屯田驻军去防备他们，常年陈兵在荒郊野外，将士们在边关受苦，老百姓勒紧裤腰带备战。国家为了找钱，断百姓的财路，搞垄断，专门又设置了垄断的机构和官员，这样长期下去，怎么能行。
讲到这里，大致能看出来了，贤良们讲的是一个更高而更深的治国之策，是一个理路，涉及到人类思想的问题，是选择战争还是选择和平。而官员们疲于应付眼前的事情，两者在境界上是有差距的。表面上看，贤良们务虚，官员们务实，而实际是官员在为自己过去的政策辩解，找理论。
贤良们不依不饶的态度搞的官员们很恼火。
好在，官员们很聪明，下面的发言，直接把把贤良们绕了进去。
官员们说，古代建立国家的人，发展农业也发展商业，贸易自由，也没有城管，工商局的人脸色也不那么难看，收税的上班也不敢打扑克，也没有好几个大沿帽管一个破草帽的社会现象，大家在市场里有买有卖，商品丰富，经济一片繁荣，工农兵学商，党政军警特都能在市场里得到自己所需要的东西，卖的和买的互通了有无之后，各自回家。
《易经》上说，“通其变，使民不倦。”
这句话什么意思呢，是讲商品流通了，老百姓就可以努力生产。
官员们引用《易经》的话，可能是早就看够了眼前这帮知识分子仗着自己读书多，动不动就引经据典地之乎者也地说教。所以，也引一段，引的就是《易经》，前面说过，他们的辩论对手中有研究《易经》的超级高手。
意思是，别以为就你们读书，我们也没少读。
到这个时候，已经成了一场大专辩论赛了。官员们没有回答垄断经营的问题，而是偷换了一个概念，直接讲到市场经济，自由贸易对国家和民众的重要性。
这样一来，你根本就没法反驳。
接着再听，官员们是如何偷换的概念。
官员们说，手工业不发达，劳动工具就不够，劳动工具不够，生产力就低下，生产力低下，商业就不发达，商业不发达，商品流通就不畅，粮食产量也就会低，人民生活水平就低，经济得不到发展，政府财政就困难。
所以啊，政府财政困难，怎么办呢？
注意，官员们偷换的概念就在这里。
要垄断。
官员们说，既然，连《易经》里都说了，市场经济和自由贸易是让老百姓安居乐业和国家发展经济的重要手段，实行垄断官营的政策，正是为了流通积压的货物，促进市场经济和自由贸易，怎么可以废除呢？
下面，听听贤良们怎么接招。
7、
不知道是社会贤良们没有看出官员们偷换概念的手法，还是成心就不在这个地方死缠烂打，他们没有把辩论的焦点放在垄断经营对自由贸易的利弊，而是把立论直接拔到一个普通人难以摸到的高度。
他们说，国家和社会的管理，要靠仁德，精神文明抓的好，人民群众就会朴实忠厚，如果不用仁德，而是一味地发展经济，在全社会倡导钱决定一切，用财利去引诱群众，社会风气就会变坏，令道德沦丧，人民群众就会丧失诚信去追逐利益。这个时候，满大街奔走的人，不是做买卖的人就是去买卖的路上。赚没赚到钱，只有天知道。
《老子》说。。。。。。
注意，社会贤良不光引用孔子的话，还引用老子的话，这一点是后世人批判《盐铁论》中的社会贤良时而忽略的地方，大家把他们成为儒生，说他们是酸儒，其实，这样看就有点短见了。中国人哪里会有这么简单，要知道这些贤良中不光有读书人还有天下豪富者，还有很多世外高人。
老子就更不用说了，绝对是个通“道”的人。所以，说他们是儒生就很片面了。
听老子的这句话，能让现代人都目瞪口呆。
贤良们引用了老子一句什么话呢？是这句：“贫国若有余。”
这句话从字面上看，意思就是，贫穷的国家好象很有钱，多的用不完。
事实呢，并不是这样，而是广大干部群众欲望太多，急于求利的缘故，因此，高明的执政者应该重视农业，让农民休养生息，取消农业税，当然，取消了更要追踪到底，别让取消的农业税被地方官吏又以别的名目找回来，比如农药化肥以及农机具价格上涨再令农民不堪重负，守着土地却生存不下去，只好外出打工；同样道理，农民看病有了医保，政策还是要追踪到底，一抓到底，绝不撒手，千万别让地方官吏再找回来，原来，农民看个痔疮花六百块，自费，有了医保后，要花一千六，报销一千，得，一样。
重视农业，就要抑制工商业，加强文化教育，道德教育，恢复礼仪，倡导传统道德。来防止广大干部群众在商业社会中迷失世界观，深陷贪欲而不能自拔。在市场上，商人不去贩卖那些没有用的东西，比如过度包装的月饼什么的，为了让商品更漂亮，就大量使用有毒添加剂，商品是好看了，口感是好了，吃到肚子里却能毒死人；工匠不去生产那些没有用的产品。商业的用途就是用来流通货物，不是增长人的贪欲，手工业只是用来生产用具，提高生产力，不能让它成为令欲望无休止增长的工具，比如，手工业过度发达，在欲望的驱使下就会向自然无休止地索要资源，破坏自然，最终让南极的冰都快化光了，臭氧层也破了个大洞，别说签不签《京都议定书》了，到最后人类一个都逃不掉。管你是白人还是黑人，欧洲人还是亚洲人，美国人还是阿拉伯人。全都玩完。
这一段简直就是古代中国人说给美国人听的，英文水平高的，拜托你们把它翻译成英文用电子邮件发给奥巴马吧。
所以，发展工商业并不是治理国家的根本事业。根本事业是思想道德和文化素质的提升。是从人心上做工作。
你看，社会贤良们在两千多年前一下子把自己的论点拔到了如此的高度。不光对当时的中国社会，对整个人类都是有极大的借鉴意义的。
同样，两千多前的政府官员对社会、自然、人类规则也有极其深刻的思考。他们对于贤良们轻视工商业的思想有着很强烈的不满。
贤良们引用了《老子》，官员们则引用《管子》做为下一段发言的开场白。
稍等，看他们引用的《管子》说了嘛？
8、
《管子》的原话是“国有沃野之饶而民不足以食者，器械不备也，有山海之货而民不足以财者，商工不备也。”
大致的意思是，国家地大物博，老百姓却吃不饱，那是因为生产工具简陋，物产很丰富，山上有树有矿产，海里也应有尽有，可是老百姓手头却没有钱，那是由于工商业不发达。
官员们引用的这段《管子》的话，依然回避了社会贤良刚才提出的形而上的的问题，而是直接放到了现实上，说的很有技巧。
这段话一点毛病也没有，无懈可击。
讲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呢？往下看就知道了。
官员们接着说，比如四川等地的漆啊朱砂啊，湖北和扬州的象牙、皮革啊，江南的竹子啊，木材啊，河北的鱼、盐毡子、皮袄，山东河南出产的丝、麻布、都是大家生活的必须品，这些东西，都要靠商业来流通，需要工匠加工制作，所以，圣人就制造了船、浆舟车来往于祖国大地，甚至山川沟壑，乃至穷乡僻壤。为的就是流通各种货物，为人民服务。所以，武帝设置了汉朝国家铁器集团有限公司，任命总经理，行政级别为正部级，为的就是更好地向广大农民朋友供应生产用具，统一生产，统一销售，使百姓富裕。这样好的富民政策是全国人民拥戴的好政策。
社会贤良就着《管子》的话开始掰开揉碎地讲，他们说，国家地大物博，人民还吃不饱，那时由于工商业兴盛而农业荒废的缘故，山上海里都有很多物产，而群众还是过着穷日子，那是由于生产厂家不去努力生产人民群众的生活必须品而为了利润生产了过多的奢侈品，消耗了生产力和生产资料。
奢侈品的消费者基本上都是败家子，是社会财富的大漏洞。就算是大河的水也装不满有漏洞的缸，世界上所有山里海里丰富的物产都填不满人类贪婪的欲望沟壑。
所以，人民群众的好领导盘庚住在茅屋里，舜藏起黄金，高帝禁止商人做官，为的就是遏止贪婪的习俗，培养人们朴实的内心，抑制商人，即便这么做了，尚且还有人为非作歹，坑蒙拐骗，以次充好，为了利益而寡廉鲜耻，更何况政府带头牟利呢？（这一段说明古人推崇的尧舜时代也有很多坏分子为非作歹。）
《公羊传》上说，各地的政府官员如果把心思都放在逐利上的话，那么基层官员人品就很卑下，基层官员人品卑下，基层知识分子就贪财而缺乏道德观，基层知识分子贪财缺乏道德观，老百姓就容易作奸犯科，偷盗乃至造假贩假，干出很多丧尽天良的事情来。最后全国上下假货遍地，你的餐桌上的美味全部有毒，让你日子一片黑暗，没法收拾，谁也逃不脱。
就是因为大开了人们内心逐利的大门，直接助长了犯罪。
9、
看到这了，您肯定有点累了。本来是“问民间疾苦”的，现在从垄断讲起，讲到治国方法，讲到道德人心。讲到发展经济的适度性。
社会贤良讲的跑题了。
但官员们不跑题，死扣主题不撒嘴，继续讲垄断经营的好处。讲垄断经营就是为人民服务。特别解释了一下均输法和平准法。
官员说，过去各地方政府，把本地的产品当贡品运到京城，因为物流不方便，而且有些货物都是半成品乃至原材料，价值还不够运费，所以，中央就在各地设置均输官，来帮助他们运输，便于偏远的地方交纳贡物，就叫均输，在京城设个大仓库，用来收购储存货物，物价低的时候就买进，物价高的时候就卖出，这样一来，政府手里完全掌握了实物，商人就没有了牟取暴利的机会，这就叫平准。
实行了平准，老百姓就死了牟利的心，就能各安其业；实行均输，人民群众就能够劳逸适当，所以，平准和均输是为了平抑物假、打击投机倒把并方便人民群众的好政策，绝不是你们说的那样，大开了人们内心逐利的大门，助长了犯罪。
辩论到这个时候，双方的情绪已经开始激动，特别是社会贤良的发言，很多严厉的词都用上了，有点今天就豁出去了，不怕得罪人了的意思。
会议的地点是在西安，官员们应该用的都是陕西话，口音就跟小品演员郭达一个调，社会贤良来自祖国各地，说什么话的都有。想一想，多么壮观的一场大辩论。记录这场辩论的恒宽老师是个温和而典型的知识分子，没有将一句口头语记录在案，但是，那样一个环境下，人是很难做到心静如水的，面对指责，肯定会有激愤，官员们的代表是桑弘羊，他是河南洛阳人，从小在那里长大，应该是说一口河南话，稍带点陕西口音，你能想像到两千多年前，当面对那么多对国家政策责难时，他的尴尬与不平，因为，如果否定了这一切，就等于否定了他的一生，否定了他引以为骄傲的人生成就，而这一切正是他毕生的追求，是他的光荣和梦想。
有可能，此时，桑弘羊拍案而起，你奶奶个熊，平准和均输是方便百姓造福百姓，谁说是助长了老百姓犯罪了。
会议的主持人车千秋赶紧如郭达的小品一样站起来劝解，讲民间疾苦，讲民间疾苦，莫要跑题，现在，由社会贤良接着发言。
那好，不跑题，讲民间疾苦就更来气了。
社会贤良说，古时候向老百姓征税，是征收他们的特产，他们产什么就收什么，不强求他们生产不能生产的东西，所以农民交纳农产品，妇女交纳纺织品，现在，放弃他们生产的东西，而要求他们交纳他们不能生产的东西，百姓只好贱卖自己的作物，换回政府所要征收的东西，以满足其需求，这些年，有的地方政府命令老百姓生产布絮，官吏们任意刁难，强行收购，官吏们征收的，不仅仅是绢啊布的，还有民间所生产的其他物品，他们采用欺诈的手段，低价收购，使农民苦不堪言，根本就看不到所有的均输均在哪里。政府乱发号命令，关闭城门，垄断市场，什么东西都收购，令物价飞涨，物价飞涨，商人就能牟取暴利，官吏自己经商，就会和奸商们勾结，豪吏、富商乘机囤积商品，等到市场上缺货时就高价出售，这些奸商和贪官污吏低价购进高价出售，哪里能看到平准平在哪里。
均输古代就有，但古代的均输是用来调节劳逸，便利货物的运输，但是，到了你们这里，却成为为获取暴利而收购一切货物。利用权利垄断市场。满足你们自己，令广大人民群众穷困潦倒。
到此，政府官员和社会贤良的辩论就告以段落，恒宽老师给这场大辩论分别内起了标题，上面的这些叫“本议”，下面接着辩论的是“力耕”，从垄断辩到了努力耕种的问题上，从内容上看，这样分好象有点牵强，其实，所有的段落之间都是相互联系的，可以想象，官员们和社会贤良们的辩论是想起一句来一句，没有系统，但从宏观上看，还是有架构和条理性的，一步一步，一个角度一个角度地讲。越讲越细，越讲越深。
但是，人是要吃饭的，不可能坐在哪里不吃不喝地辩论下去。因为他们整整辩论了六十个话题。这六十个，一天一个，是两个月，两天一个，是一个月。
真能辩啊。
分类中，还有一个可能，就是辩累了，或者火药味太浓了，眼看着大家就要动手了，车千秋就打圆场，说，该吃饭了，今天的午饭是羊肉泡馍，南方来的代表我们准备有米饭。。。。。。。
代表们和官员们依然嘴里叨叨个不停地去食堂吃饭。
吃完了饭，再接着辩，大概是羊肉泡馍更容易让人动肝火，后面的辩论逐渐升级，最后，连人身攻击都上了。
10、
官员们说，政府应该控制自然资源，管理市场，随时能够掌控物价，制定不同的政策来管理百姓，丰收的时候，就多储备粮食；遇到灾荒的时候，就发行货币，用储备的物品来补充不足。
过去，夏禹时代，闹水灾，商汤时闹旱灾，老百姓日子过不下去了，有的就要靠借贷来过日子，夏禹和商汤就铸造钱来救济老百姓。大家一直称赞夏禹和商汤真的是人民的老领导，是真正为群众着想的贴心人。
以前，国家财政不足，有的军队发不出军饷，给养不够，而山东、河北等地又发生饥荒，全是靠实行均输法所积蓄的财富和国家粮食储备库贮藏的粮食，才使军队得到给养，饥饿的百姓得到救济。所以，均输法这种国家掌控的有计划的经济形式，积累起来的财富和国库里的财物并不只是从老百姓那里收上来专供军队和上层使用的，也是为了救济百姓，防备水旱灾荒。
官员们的这段话重点放在了政府的职能上，意思是如果不用计划经济模式把钱和物收上来存好，一旦有了灾荒怎么办？并引用了古代夏禹和商汤在灾荒时给灾民发钱发物的做法。来证明均输法的必要性。
社会贤良说，古代（老天，他们都已经够古代了，还古代，说明中华民族的历史文化真的是源远流长），农民交十分之一的税，按世界到湖泊里打鱼，国家不禁止，百姓都能耕田种地，农业不荒废，一般情况下，干三年就有一年的余粮，干九年就有三年的余粮，夏禹和商汤就是用这种办法防备水旱灾荒，使广大人民群众安居乐业，如果荒草不除，田地不耕种，农村的壮劳力都出去打工，令土地荒废，即便把自然资源都给开发出来，满地都是公司企业和工厂烟囱以及开发区，靠办暂住证收了大笔大笔的钱，还是不能使国家真正富足。所以，古时候鼓励群众从事农业劳动，努力耕种，不误农时，衣食充裕，即便是遇到荒年，群众也不会害怕，穿衣吃饭是老百姓的根本需要，耕作收割是这个农民占主要人口数的国家的大事。如果这两方面搞好了，就能使国家富足，百姓安宁，就像《诗经》里说的那样：“百室盈止，妇子宁止”也。
从诗经里引用的话的意思是，家家富足了，妇女和孩子就安宁了。
再简单地说，意思就是，家家户户衣食无忧了，老婆孩子就塌实了。
11、
官员们说，有本事的治家不止是一种，条条大路通小康通和谐，使国家富裕的途径也绝非只有一个。从前，管仲出谋划策辅助齐桓公成就了霸业，而纪氏由于只搞农业结果搞亡了国。
官员们讲的纪氏是一个小国家，在山东寿光东南，就是那个出蔬菜的寿光县，春秋的时候被齐国灭掉，据《管子》记载：纪氏很注重发展农业，粮食蔬菜生产工作抓的很好，大概就是一到年底政府就宣布今年粮食总产量又翻两番，这样一年又一年不知疲倦地翻两番啊翻两番，翻的很爽很有成就，但管理不好，翻两番的粮食都被奸商和贪官搞到境外去了。终于被齐国灭掉。
所以，治理一个国家，不能只在搞农业这一棵树上吊死。
过去，深受广大人民群众爱戴的好领导舜就不只是种地，他还烧过陶器；商汤的大臣伊尹还当过厨子呢。有不少招牌菜和拿手菜。
所以，善于治理国家的人，应该是天下人认为卑贱的，他认为高贵；天下人认为应该轻视的，他重视。
用工商业来代替农业，用无用的东西换取有用的。
现在砍伐树木挖掘矿产所获得财富，实行均输法获得了积累，是为了管理和控制各地政府。没有钱和物怎么管他们啊。
用国内出产的黄金和丝绸，吸引外国人来，换取他们的贵重财物，国家的外贸生意做的也很好，用我们两丈丝绸可以得到匈奴很多贵重物品，减少了他们的财物，用贸易削弱了对手的力量。他们为了得到我们的丝绸只好把他们的骡子、驴、马、骆驼成群结队地从塞外赶进内地，特别是他们的良种马成了我们的牲口。你没看到长安城里到处跑的都是宝马吗？
皇宫的仓库里装满了他们的毡子、地毯、贵重的皮毛，还有璧玉、珊瑚、琉璃什么的。
这样，外边的各种物品源源不断地运进来，我内地的财物不外流，无非是一些丝绸而已，自己的财物不出去，外边的财物往里进，国家的财物就充足。广大人民群众家用就丰富。
这才是《诗经》里讲的，家家日子过的好，老婆孩子乐悠悠。
社会贤良们说，古时候，商人做买卖从不欺骗客户，重合同守信用，工匠作活，又细致又好，绝不糊弄人，东西做的又结实又好用。所以，君子无论是干农活，还是下河摸鱼，都是一样的诚实守信。说绿色有机就绿色有机，绝不冒充绿色有机实际上打了剧毒农药哄你，说给你抓条鱼就一定给你抓条鱼，绝不摸条泥鳅来糊弄你。
你们看，现在，商人们坑蒙拐骗，工匠们做假，心里有鬼却一点也不羞愧，没事就把“在商言商”这样的混帐话挂在嘴上，结果本来就刻薄的人变得更加混蛋，本来老实的人变得更加刻薄了。
从前，夏桀奢侈淫逸，宫里尽是些歌妓，穿着华丽的衣服，走着猫步，有唱有跳，所以，伊尹这样的人才看不惯就跳槽走了。结果，歌妓让夏桀亡了国。
其实，外来的那些骡子、驴也不见得就比我们的牛马好使，进口的那些皮毛、毡子、地毯也不见得就比我们的丝绸好，美玉、珊瑚产于昆仑山，珍珠、犀牛、大象产于桂林，这些地方离我们都有一万多里地，按照种田养蚕的劳动成本来衡量我们购买的这些奢侈品的价格，等于一件物品要用百倍的钱，就等于用一捧东西需要用一万筐谷子，这太不合算了。
如果朝廷喜欢这些珍贵的东西，那么奢侈的风气就会在百姓中盛行，如果朝廷以远方的东西为贵，那么财富就会外流，所以，帝王不以无用的东西为宝，作为榜样，让广大人民群众懂得节俭，不去喜欢追捧那些稀奇古怪的东西，以使国家富裕起来。治理百姓的方法，在于让大家节俭，创造节约型社会，节俭而不是鼓励大家奢侈浪费，应该以诚实守信为荣、以见利忘义为耻，以辛勤劳动为荣、以好逸恶劳为耻，以艰苦奋斗为荣、以骄奢淫逸为耻。
农业的土地分配问题，还是以井田制的方法好。
一提井田制，官员们就坐不住了。现场一片骚动。因为土地制度涉及到很多利益，也涉及到国家的体制和经济形式，极其复杂和敏感，历朝历代的变革和发展都和土地制度有着极大的关系。
社会贤良们讲的井田制是什么呢？怎么就让官员们坐不住了呢？需要解释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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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 文学城-BayFamil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