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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性灵与学力 钱钟书 著

(九)性灵与学力 钱钟书 著

博客

(九)性灵与学力

随园论诗主性灵,薄格律,亦曰:“诗是性情,近取诸身足矣。”《诗话补遗》卷一。初学读《随园诗话》者,莫不以为任心可扬,探喉而满,将作诗看成方便事。只知随园所谓“天机凑合”,参观卷二“村童牧竖皆吾师”条,卷三“意境最宽有妇人女子村氓浅学”条,卷十五“下笔构思全凭天分”条。忘却随园所谓“学力成熟”;参观卷四“萧子显自称”条,卷五“诗有有篇无句者”条,又“作古体诗天籁须自人功求”条,《补遗》卷六“诗如射”条。粗浮浅率,自信能诗。故随园此书,无补诗心,却添诗胆。所以江河不废,正由涯岸不高;惟其平易近人,遂为广大教主①。钱梅溪《履园丛话》卷八云②:“自太史《随园诗话》出,诗人日渐多;自宗伯三种《别裁》出③,诗人日渐少。”可以见矣。郭顀伽《灵芬馆诗话》卷八云④:“浙西诗家,颇涉饾饤⑤。随园出而独标性灵,未尝教人不读书也。余见其插架之书,无不丹黄一过,《文选》、《唐文粹》尤所服习⑥,朱墨围毋虑数十遍。其用心如此。承学者既乐其说之易,不复深造自得,轻薄为文者又从而嗤点之,此少陵所谓尔曹者也。⑦”余按元微之《上令狐相公诗启》云:“新进小生不知文有宗主,妄相仿效,而又从而失之。遂至于支离褊浅之词,皆目为元和诗体。”随园轻俗,差类元白。按微之《酬孝甫见赠》十绝称少陵云:“怜渠直道当时语,不着心源傍古人。”或有引此语以说随园宗旨者,却未确切。微之《乐府古题序》曰:“自风雅至于乐流,莫非讽兴当时之辜,以贻后代之人。沿袭古题,唱和重复,于文或有短长,于义咸为赘剩。尚不如寓意古道,刺美见事,犹有诗人引古以讽之意焉。近代惟诗人杜甫《悲陈陶》、《哀江头》、《兵车》、《丽人》等。即事名篇,无复依傍。予少时,与友人白乐天、李公垂辈谓是为当⑧,遂不复拟赋古题。”又《和李校书新题乐府序》曰:“世理则词直,世忌则词隐。予遭理世而君盛圣,故直其词。”据此二节,则“直道时语、不傍古人”者,指新乐府而言,乃不用比兴、不事婉隐之意,非泛谓作诗不事仿古也。是之者毋为微之所谓“新进小生”,而非之者亦求免于少陵所谓“轻薄尔曹”,斯两得矣。夫直写性灵,初非易事。性之不灵,何贵直写。即其由虚生白,神光顿朗,心萌忽发,而由心至口,出口入手,其果能不烦丝毫绳削而自合乎。心生言立,言立文明,中间每须剥肤存液之功,方臻掇皮皆真之境。往往意在笔先,词不逮意,意中有诗,笔下无诗;亦复有由情生文,文复生情,宛转婵媛,略如谢茂秦《四渠诗话》所谓“ 文后之意者”⑨,更有如《《文心雕龙》·神思》篇所云⑩“方其搦翰,气倍词前,暨乎篇成,半折心始”者。曾涤生《求阙斋日记类抄》下卷己未十一月云⑾:“古文一事,寸心颇有一定之风格。而作之太少,不足以自证自慰”;辛未五月云:“每一作文,下笔之先,若有佳境,既下笔则一无是处”;辛酉二月云:“往年深以学书为意,苦思力索,困心衡虑,但胸中有字,手下无字。近岁不甚思索,但笔不停挥,十年前胸中之字,竟能达之腕下,可见思与学不可偏废。”此皆个中过来人甘苦有得之谈。即随园亦不得不言:“天籁须自人工求”也。《诗话》卷四。(204—206页)


①广大教主:唐张为撰《诗人主客图》,以白居易为广大教主,这里借来比袁枚。

②钱梅溪:清代作家钱泳字。有《履园丛话》二十四卷。
③宗伯:清沈德潜官礼部侍郎,故称宗伯。编有《唐诗别裁》二十卷。《清诗别裁》三十二卷,与周准合编《明诗别裁》十二卷。
④郭顀伽:清麡号。撰有《灵芬馆诗话》十二卷,续六卷。
⑤饾饤(dòudìng豆定):指文辞因袭堆垜,与作者的实际水准不相符。
⑥《唐文粹》:宋姚铉辑,一百卷。
⑦尔曹:杜甫有诗《戏为六绝句》之二云:“王杨卢骆当时体,轻薄为文哂未休。尔曹身与名俱灭,不废江河万古流。”讥刺轻薄后生抵毁前辈。
⑧李公垂:唐代诗人李绅字。
⑨谢茂秦:明代作家谢榛字。有《四溟诗话》四卷,即《诗家直说》。
⑩《《文心雕龙》》:南齐文评家刘勰撰。
⑾曾涤生:清曾国藩字。撰有《求阙斋日记类钞》二卷。

袁枚云:“诗者,人之性情也。近取诸身而足矣。其言动心,其色夺目,其味适口,其音悦耳,便是佳诗。”(《随园诗话补遗》卷一)这是他对诗的总的看法,主张抒写性情,也就是韩愈所谓“词必己出”,或写自身最为熟识的,以为使语言、色调、韵味、声律做到令人满意的程度,便是好诗。因此,袁枚主张留意自身周围的生活,他说: “非止可师之人而师之也;村童牧竖,一言一笑,皆吾之师,善取之皆成佳句。”如有野僧为他送行,曰:“可惜园中梅花盛开,公带不去!”他因此而得句云:“只怜香雪梅千树,不得随身带上船。”(《随园诗话》卷二)他认为“诗境最宽”,然有大学问的人,也有一辈子写不出诗的,相反倒是有些学识不高的妇人女子、村夫凡子,会偶有佳句,所以只能“求诗于书中,得诗于书外。”(《诗话》卷三)这个看法与他主张抒写性情是一致的,他认为“诗文自须学力,然用笔构思全凭天分”(《诗话》卷十五),正如陆游所谓:“文章本天然,妙手偶得之”。袁枚强调“天分”,也不完全否定“工力”,亦正如叶酉所说:“人功未极,则天籁亦无因而至。虽云天籁,亦须从人功求之。”(《诗话》卷五引)对此,袁枚有具体形象地说明:“诗如射也,一题到手,如射之有鹄,能者一箭中,不能者千百箭不能中。能之精者,正如其心;次者中其心之半;再其次者,与鹄相离不远;其下焉者,则旁穿杂出,而无可捉摸焉。其中不中,不离‘天分学力’四字。孟子曰:‘甚至尔力,其中非尔力。’至是学力,中是天分。”(《诗话补遗》卷六)也就是说能不能作诗靠天分,作诗好不好靠学力,诗之大家,必是天分高、学力足的人。学力靠孜孜不倦的努力可以得到,而天分则是与生俱来的。对有天分者,学力可以促其更加发展;对少天分者,学力亦可助其另辟他业。袁枚的这个主张平易近人,一旦公诸于世,便鼓舞了一班自以为有天分者摇笔欲试作诗,所以钱先生评其《诗话》曰:“无补诗心,却添诗胆。”钱泳也说:《诗话》出,诗人日渐多,而沈德潜三种《别裁》出,诗人日渐少。这一方面说明袁、沈主张固有不同,另一方面也说明人们对袁、沈主张的认识,仅限于“粗浮浅率”而有所偏颇。
袁枚主张抒写性情,并非不要读书,郭麡便亲见袁枚用功之勤,以此指责有些人仅喜欢袁说作诗之易,并不求上进;有的人又对袁说嗤点不已。郭麡批评的这两种人,在我国历来不少见,正如元稹所指的“新进小生”(《上令狐相公诗启》),杜甫所指的 “轻薄尔曹”(《戏为六绝句》。直写性灵,其实并不是易事,“性之不灵,何贵直写”,即便写出,也不会有意义。
总之,这一则认为文学创作必待“心葩忽发,而由心至口,出口入手’,心生而言立,言立而文明。唯其如此,也往往会有“意在笔先,词不逮意,意中有诗,笔下无诗”者;或有“由情生文,文复生情”,互为启发,产生谢榛所谓“文后意者”;亦或有刘勰所谓开始觉得有很多可写,及至写成却比开始想的打了折扣,因为“出口入手”,需要靠语言表达,这中间有个距离,不是人人都能做到得心应手的。这里举引曾国藩的几段日记,其中都说到“出口入手”的不容易。如:下笔前似有佳境,下笔时一无是处; “胸中有字,手下无字”等,而后来,他不甚思索了,却笔耕不停,反而将往昔写不出的胸中字写出来了,由此,曾国藩得出结论:“思与学不可偏废。”这一则所举引的看法,都是过来人的经验之谈,也就是袁枚的“天籁须自人工求”的见解,值得学习作诗文者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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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 文学城-醉清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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