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南洋闯北美，我的诗与远方（4）
下南洋闯北美，我的诗与远方（4）
8、Gillman Heights的中国专家们
中国政府与新加坡政府协议派往新加坡工作的中国专家都住在Gillman Heights的高档公寓里。我家房子是位于六楼的三室两厅，还有一个佣人间。比起我在清华东南小区的房子好得太多了，也比大多数新加坡人住的政府组屋好太多。
我去之前，已经有不少专家的配偶以dependent pass（依附签证）陪专家住在那里。这是新加坡政府特别给中国专家的福利。记得持有这种签证的人是不可以找工作的。所以，在所有住在Gillman Heights的专家家属中，只有我一个人有工作。我的工作很忙，与陪住家属交往的机会很少。我住进去不久，一天，有人敲门，我开门看到一个中年妇女，她说，她住我楼下，是汪培庄的夫人，知道我很忙，家里还有小孩子，如果有事需要帮忙，用脚跺跺地板便可。她的热情很让我感动。汪培庄教授是广州大学副校长、国际模糊系统协会副主席。为人谦和，秉承着中国老一代知识分子温良恭俭让的作风。他在任广州大学副校长之前，曾在北京师范大学做教授，与启功关系很好，写的一手好字。他虽然年纪不轻了，但仍然单纯善良，这样一个对任何人都从不设防的好人，后来却被新加坡一个卖保险的女子骗惨了。我想汪教授以后会接受教训的。
后来任北大校长的许智宏住二楼，时任上海植物研究所所长。在新加坡时任国立新加坡大学分子和细胞生物学研究所访问教授。他的夫人没有陪住，他单身一人住Gillman Heights。他很喜欢我的儿子，常常到我家聊天。许先生高高的个头，戴一副眼镜，讲一口带着上海腔的普通话。儒雅中透着精明强干。儿子也喜欢许伯伯，常常在许伯伯怀里撒娇。在所有到过我家的男性中，许先生是唯一一个注意我养的花花草草的人。他会随手摘去残枝败叶，掐去开败的花儿。并告诉我一些养花的基本知识。这些细小的动作不经意间透露出了他植物学家热爱植物的本色。他虽然是著名学者兼官员，为人却很随和，也没有共产党干部的官气，当与他关系很好的一位年轻专家向他表白打算不履行回国合约，要去英国时，他没有用政治正确的说教去劝阻。
在中国专家三年合同将要期满时，大多数人都为何去何从伤脑筋。许智宏的去向是最明确的，回去就是科学院副院长。我老公也很坦然，因为我与儿子已经是新加坡永久居民，他回到原单位后可以以探亲方式重返新加坡。而其它人却在回国与不回国中纠结着。于是Gillman Heights 平静的生活不再平静，平时走得比较近的人互探口风，商量去向问题。大部分人已经准备好了去美国、加拿大、英国等地。有些人把自己的想法告诉自以为信得过的人，并嘱咐保密。有些密没有保住，泄漏了，引起了不愉快，甚至为此发生了吵架甚至扇耳光的事件。
在合同满三年的时候，Gillman Heights 的专家们已经几乎跑光了，连汪教授都去了美国。这让新加坡政府很没有面子，合同上写明三年期满是要回到中国的，可是合同未满人都跑了，让新加坡政府情何以堪。于是在我老公回国时，上演了这样戏曲性的一幕：为了防止我老公在登机时跑掉，新加坡国家电脑局局长亲送机场，而且是送上飞机。等于是押送回国。
我老公堂堂正正履约。回国的第一个月向单位递交了辞职申请，随后办理私人护照，半年后返回新加坡与我和儿子团聚。
现在回想90年代人们对出国的向往，对出了国又要回国的纠结，真是百感交集。祖国啊，当你的儿女没有担忧，没有纠结，义无反顾地投入你的怀抱的时候，当世界上的人才纷纷奔向你的时候，那才是你真正厉害了的时候。
9、艺术家、学者到访新加坡
新加坡的艺术生活是单调的。所以，只要有中国艺术家、学者到访新加坡，都是我的节日。
记得那时到访新加坡的艺术家有马季、关牧村、梅葆玖、叶少兰。王馥荔等。他们的演出我都观看了。马季的相声在新加坡并没有引起多少笑声。因为相声的确是地域性极强的一门艺术。
到访的作家有冯骥才、张贤亮、余秋雨、魏明伦等。
与张贤亮合影，紧挨着张贤亮的是我。
张贤亮的演讲吸引了不少人。记得他说他最好的作品是《习惯死亡》。他不无骄傲地说：“那是用散文诗一样的语言写出来的小说”。
余秋雨在新加坡呆的时间比较长，他是作为新加坡电视台的顾问访问新加坡的。那时新加坡的电视剧几乎就是业余水平。在余秋雨的演讲中，有人问到他对新加坡的电视剧的看法时，他说了一句话给我很深的印象，他说：“电视剧要有看头，一定要让观众仰视，不能是平视，绝对不能俯视。”等于是婉转地表达了对新加坡电视剧的看法。
10、新加坡清华校友会
到新加坡后，有几个老清华的人找到我们，幸喜万分，原来新加坡居然有一个清华校友会，他们是1949年前从清华毕业的。我们去的时候，这个校友会只有5、6个人。他们见到我们十分高兴，要求我们参加。于是，这个校友会很快壮大到四、五十人。那几年，校友会先后接待了清华校长张孝文，清华副校长杨家庆。
张孝文校长左手边是本人
（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