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照片:被原子弹轰炸后的日本人惨状(组图)

 
你想象不出有什么人—哪怕是最极端的、军国主义思想最顽固的、最不关心民众的人—能够经得起这样一击。 

 
1945年，保罗·蒂贝茨上校是那次行动的指挥，他对我说：“我们要做一件事，现在还不能对你明说，一旦成功，就会结束或大大缩短这场战争。”我心里想，伙计，我早有耳闻。 

 
我们挑选了一个天气晴朗的日子去投原子弹。保罗·斯威尼上校负责投弹飞机，乔治·马夸特负责摄影飞机，弗雷德里克·博克上校负责气象飞机。前一天晚10点多钟我们被告知要去扔原子弹，但不清楚能否成功，也不知道会不会机毁人亡。然后，我们被安排去睡一会儿。真不明白他们怎么能指望我们得知这些情况后还能睡得着，我无法入睡。 

 
起飞时间是凌晨2点45分，机场灯火通明。我说，这就像好莱坞的一场首映。二等兵迪克·纳尔逊说，像是超市的开业典礼。现场有人提问，有人拍照，有人录制采访谈话，一派繁忙。从天宁岛到广岛全程要飞很久，飞行员必须使飞机保持在航线之内，准时飞抵目的地。 

 
要去投弹的B—29飞机已彻底轻装，简直就像一个载有很多机器和人的大金属管。除去机尾机枪外，所有的回转炮架、所有武器以及一切不必要的东西都被拆除，整机减轻了大约6000磅。 

 
那就像一次平常的飞行：有人在看书，有人在打盹。投下炸弹后飞机激烈颠簸，因为减轻了1万磅的负荷。保罗立即让飞机转了一个180度的弯。飞机掉转头，高度下降2000英尺，以最快速度飞离。很快，原子弹爆炸了。我们在飞机上只看到耀眼的闪光。紧接着，第一道冲击波击中飞机，飞机劈啪着响，剧烈震动。我们想看轰炸后的目标什么样，但根本看不清，整个广岛完全是黑色的烟尘，炸弹和冲击波掀起了满天的残砖碎石，还有巨大的蘑菇云。 

 
看到这一切，你就明白，一种巨大的能量释放出来了。有人说：“这场战争结束了。”我也这么想。你想象不出有什么人——哪怕是最极端的、军国主义思想最顽固的、最不关心民众的人——能够经得起这样一击。 

 
你不能不黯然神伤，因为你知道无数生命随着这个城市一道灰飞烟灭。 

 
在午夜用完早餐后，一辆卡车把我们送上飞机。我的任务是检查原子弹上的所有电子部件。原子弹投掷前的准备工作大约花了半小时。我最后爬进炸弹舱，拉下那3 个测试插头。这些插头将测试系统与炸弹隔开，让炸弹的电压不能影响测试系统。我拔掉这些插头，换上3个红色发射插头，于是原子弹进入自控状况。 

 
投掷后的关键问题只有一个，就是要确保原子弹爆炸。我从试投的经验得知，从炸弹离机到闪光或者爆炸大约有43秒的间歇。我默数到43，什么事也未发生，于是我开始不安。几秒钟之后，飞机前座的人报告看到闪光。我知道是自己数错了，那个东西真的成功了。　低头俯望，地上腾起了巨大的云团，爆炸连成一片，火光冲天，浓烟弥漫。这时你不能不黯然神伤，因为你知道无数生命随着这个城市一道灰飞烟灭。 

 
此时，谁也高兴不起来。但任务是完成了。 

 
飞机降落后受到了几百人的欢迎，陆海空三军将领亲临慰问。后来，有人问我：“你今天干了什么事？”我回答：“我想，我们今天结束了战争。” 

 
真正的故事是那次飞行任务，它险些成为一个灾难

弗雷德里克·阿什沃思，93岁，8月9日向长崎投掷原子弹的B—29飞机上的武器操纵员 

9日凌晨大约1点半钟，我们一起登上飞机。查尔斯·斯威尼上校（飞行员）和飞行工程师进行了飞前检测。工程师发现储备油箱与主油箱间的转换泵出了故障，我们将无法利用储备油箱中的600加仑汽油。但蒂贝茨说：“我们用不着那些汽油，没有理由推迟。” 

 
起飞一切正常。我在飞行员座舱里，有一个直径8英寸的洞口供我向外观望。我是武器操纵员，负责操纵炸弹。到了会合地，观察飞机没有出现。盘旋了大约35分钟之后，我对斯威尼说：“算了，飞往第一个目标吧。” 

 
小仓是目的地，但该地乌云笼罩，我们只好飞向第二目标——长崎。原来有报告说长崎天气晴朗，但我们发现飞机下方有云雾。那时，我们已经消耗了相当多的燃油，成败概率几乎相等。我走到斯威尼跟前说：“我们可以对这个目标作一次稳定水平飞行——如果我们运气好。”我对他说准备使用雷达。这与我们接到的禁止在看不清目标时轰炸的命令相悖。 

 
我们走向雷达，准备投弹。突然，比恩·克米特上校高喊：“我发现了目标。”当我们飞过长崎时，比恩发现了飞机下面的云层有一个洞。他校准炸弹瞄准镜，投出了原子弹。
 

我们看到了耀眼的亮光，接着是蘑菇云，像一片巨大的翻卷滚动燃烧着的火与烟。云的颜色在鲑鱼肉色、粉红色与黄色之间变幻。 

 
我们绕过蘑菇云，想尽快着陆，因为汽油告急。我们直接飞往冲绳岛。斯威尼让飞机作了一段很长很慢的滑翔。接近冲绳时，他以内部系统呼救：“Mayday，Mayday！”没人回答。他又用闪光的方式联络，但仍无回应。最后，他向指挥塔呼叫，说我们准备降落。我们在跑道大约中间的地方着陆，在跑道的尽头戛然刹车。后来，我们查看了油箱，能用的汽油只剩下大约35加仑，而35加仑的汽油对于一架B—29飞机来说毫无意义——我们其实已经没油了。 

在返回天宁岛的途中，我们听到了一些当地的新闻，得知日本已就投降问题同瑞士人接触。我们全都欣喜万分。回头来看，我认为在当时情况下，我们只能那样做。它对结束战争起了极大的推动作用，我有幸参与其事。不过这里真正的故事是那次飞行任务，它险些成为一个灾难。 

 
我轻声祈祷：上帝啊，请保护下面所有的人吧 

 
8月6日，我们飞往广岛的任务是投掷记录原子弹爆炸和放射强度的仪器。我们掉头返航时看到了亮光，那是我有生以来从未见过的最亮的光。 

 
蘑菇云的顶端是最可怕、又最漂亮的东西，雨后彩虹中的所有色彩不断从中涌现。后来，就像有人猛拍了飞机两三下。我轻声祈祷：上帝啊，请保护下面所有的人吧。这是我唯一能做的事。 

 
8月9日，长崎乌云满天。我们当时觉得不可能把原子弹带回，因此斯威尼说，只能通过雷达投掷，或者向海里扔。但我们肯定不想把它扔到海里。阿什沃思勘察后说，如果我们只能以雷达投掷的话，也是可以的。正要这样做时，突然听到比恩喊：“我想我看到了它！”他在云层里发现了一个洞，这样我们就不必用雷达了。原子弹落到了长崎那些大山的另一边。长崎大多数人都住在没投原子弹的这一边，很多平民因此逃过一劫。 

 
当我在观看在广岛上空见过的烟尘和蘑菇云时，听到雷蒙德·加拉各尔惊呼：“我们的飞机要被击中了！”看起来就像那些云快要击中我们了。这一次，飞机受到的冲击比上一次强烈。我们感觉到大约3次强烈的冲击波。 

 
大约一周或10天之后，我和蒂贝茨驾着一辆C—54运输机去长崎，带去了一些医生和文官。人们从窗户往外看我们，我看见他们眼里充满仇恨，但我可以看出，他们也为战争结束而高兴。我登上了一个山顶，那里有一个医院。一个穷人在旁边行乞，看起来他还在流血，衣衫褴褛，我为他难过。在医院里，我看到墙上有一块痕迹，在炸弹爆炸时显然有一个人正从旁经过。在那之前，我确实不知道那颗炸弹可能造成这样的后果。那时，萦绕在我心头的只有一个念头，希望迫使我们不得不用原子弹的情况永不重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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