贺子珍 李敏 孔东梅 毛泽东家三代女性的变迁（组图）
百年前的中秋佳节，贺子珍诞生在江西永新。18岁出落成“永新一枝花”。她投身革命，在井冈山的万顷翠竹中，与毛泽东相识。从此，她的生命之舟，随着与毛泽东的婚恋离合，随着中国革命的曲折道路，而跌宕起伏。
毛泽东作为一个革命者和领导者，是阳刚的、浪漫的、壮怀激烈的。在艰苦的革命年代，他和贺子珍的感情“不似春光，胜似春光”。他们的6个孩子，或失散在颠沛流离的长征路上，或死于硝烟弥漫的战火中。唯一活下来的，只有女儿李敏。“君子欲讷于言而敏于行”，深切的父爱，都凝聚在这个名字里。待到唯一的外孙女出世时，毛泽东用自己最钟爱的梅花，为她取名“孔东梅”。
作为毛泽东家的女性，她们注定要承担起双重角色：既是温柔的女子，又是坚毅的巾帼英雄。贺子珍、李敏、孔东梅走出了风采各异的人生路：从一生痴情的女战士，到平淡是真的普通人，再到前卫时尚的儒商。她们谱写了毛泽东家三代女性的百年传奇。
毛泽东家三代女性：贺子珍李敏孔东梅
贺子珍，孤独一世情
30年前的1979年6月11日，《人民日报》刊出消息，全国政协五届二次会议增补贺子珍等人为政协委员。同时配发了照片：一个面颊丰腴、白发苍苍的老人，慈祥地坐在轮椅上，和一个小女孩一起看画报。
这位老人就是贺子珍，小女孩则是她的外孙女孔东梅。
“贺子珍出来了！”作为毛泽东的前妻，贺子珍“消失”40年后奇迹般地出现，当时引起的反响可想而知。
而今，30年过去了，《环球人物》杂志记者几经周折，寻访到贺子珍最后岁月的两位见证者。一位是一直陪伴在她身边的外孙女孔东梅，另一位是多次走入贺子珍内心世界的新闻记者王行娟。她们从不同的视角，向我们诉说贺子珍的人生和爱情。
最浪漫的事
1927年盛夏八月，18岁的贺子珍随江西永新暴动队伍来到井冈山；深秋十月，34岁的毛泽东率秋收起义余部辗转千里上井冈。在万山丛中，毛泽东第一次见到被称为“永新一枝花”的贺子珍。他愣住了，没想到井冈山上竟有如此年轻貌美的姑娘。
贺子珍1909年出生在江西永新县，17岁成为中共党员，与哥哥贺敏学、妹妹贺怡一起被称作 “永新三贺”。少女时期的贺子珍，中等身材，皮肤洁白。她喜爱思考，两道漂亮的眉毛常常是微蹙着的，眉心上留下一道浅浅的小沟。她一身白衫、黑裙的学生装，梳着又粗又黑的长辫子，常常引来赞叹的目光。
毛泽东与贺子珍的浪漫往事，牢牢印在贺敏学夫人李立英的脑海里。孔东梅正是从这位“舅奶奶” 那里，知道了这段爱情。她在《听外婆讲那过去的事情》中写道：“在井冈山，外公经常去看望外婆。每次他要远行的时候，就会敲敲外婆的窗户说，‘我要走了 ’。外婆就把窗户拉开一条小缝。她很奇怪，‘你走就走吧，为什么要对我说？’当时外婆有个心上人，叫欧阳洛，也是一个革命者，后来牺牲了。外公懂得外婆的心思，他看中外婆有文化，也有性格，一直追求她。”
通过在工作中的接触，贺子珍渐渐对毛泽东有了依赖感，遇到什么事，总喜欢找他倾诉。有一天，贺子珍轻手轻脚地走进毛泽东的房间，见毛泽东正伏案工作，便一声不响倚在门框上，深情地注视着。不知过了多久，毛泽东停笔沉思，一抬头，正遇上那双炽热的眼睛。两个人的目光仿佛撞击出晶亮的火花，贺子珍赶紧把目光移到了自己的脚尖上，不自然地揉搓着衣角。毛泽东搬过一把竹椅，让贺子珍坐下。沉默了一会儿，他温存地说：“你是个好同志，好姑娘，我很喜欢你。”
1928年5月，毛泽东和贺子珍在井冈山结婚，开始十年婚姻生活。孔东梅说，这十年，是中国革命最为艰苦的岁月，是外公政治生涯最为艰难的时候，却是外婆一生中最灿烂的年华。
“对我最好的一个女人”
1929年1月，毛泽东和贺子珍跟随部队离开井冈山。1934年，夫妻俩踏上漫漫长征路。途中，贺子珍经历了太多的磨难。她遭遇了敌机扫射，身中十几弹。最惨烈的，是在云南贵州交界处的行军路上，追兵就在几十里外，贺子珍突然临盆，生下一个女儿。她只看了一眼，留下13块大洋，写了一个字条，便被扛走了。孔东梅说：“外公曾经讲过，‘贺子珍跟了我这么多年，受了很多苦，但她是对我最好的一个女人’。”
1935年10月，贺子珍随中央红军到达陕北吴起镇，不久来到保安县。在那里，贺子珍生下了一个女儿，就是孔东梅的母亲李敏，乳名娇娇。后来又到延安。凤凰山下的吴家窑，成为贺子珍一生中与毛泽东最后的家。1937年冬，贺子珍不顾毛泽东的挽留，离开延安，远走苏联。当时，在延安的老同志无人不知，无人不议。然而，几十年后却很少有人谈起。直到1998年，孔东梅才在曾志的回忆录中，看到一段异常珍贵的资料。曾志这样写道：
我老惦记着贺子珍，可又不敢贸然提她，没想到有一天，毛泽东竟主动地说起了她。毛泽东感叹道：“我同贺子珍还是有感情的，毕竟是十年夫妻嘛！”“那为什么要离开呢？”“不是我要离开她，而是她要离开我。她脾气不好，疑心大，常为一些小事吵架。 ”“有次一位外国女记者采访我，美国女人开放无拘无束，我也爱开玩笑，我们又说又笑，这就激怒了贺子珍，她不仅骂了人家，两人还动手打了起来。我批评她，我们两人吵得很厉害，一气之下贺子珍说要去西安，然后到苏联治病。我希望她能回来，写了封信，派警卫员送到西安并接她回来。但贺子珍不回，却捎回一方白手绢，上面写了诀别信，不久她就去了苏联。这封诀别信，至今仍旧保留在我的铁箱子里。”
王行娟根据贺子珍晚年的回忆分析，作为一名红军女战士，贺子珍对于“夫人”身份，很不能适应。“她是一个真正有着崇高革命理想的人，在枪林弹雨中过惯了，要把重心转到做毛泽东的秘书工作，她心里不痛快。”孔东梅则认为：“外婆到了延安后，发现自己的文化水平跟不上，当时延安有很多进步女性，这让她有很深的思想包袱。外婆曾经讲，‘我也是17岁就参加革命的，思想上还是很进步的，老毛和我吵架也行，但是后来连吵都不吵，隔阂越来越大。’”
贺子珍心中只有毛泽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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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图：1937年春，毛泽东和贺子珍在延安
“在苏联的日子比长征还苦”
贺子珍是怀着身孕上路的，到达莫斯科时，已是1938年10月。不久，贺子珍就生下了她与毛泽东的儿子，取名柳瓦。不幸的是，小柳瓦6个月大时，因传染上流感而病死。
在苏联，张闻天的夫人刘英曾劝过贺子珍。她回忆道：“贺子珍伤心至极，天天到(柳瓦)坟上哭。毛主席又很少写信给她。收到过一封信，只有三言两语，她精神上非常苦恼。但她又很傲，不肯主动写信给毛主席。我从苏联回国的时候，说我可以帮她带信给毛主席，她说不带。”
1939年9月，刚满30岁的贺子珍突然收到了毛泽东委托周恩来转交的一封信，信中委婉地表示了要终止婚姻关系。孔东梅说：“外婆刚失去一个儿子，又收到这封信，这种刺激可想而知。”
此时，毛泽东和杨开慧所生的儿子毛岸英和毛岸青，也在苏联东方大学八部学习。贺子珍悉心照顾他们的生活，每月从70卢布的生活津贴中挤出钱来为他们买东西。但早期她从没点破自己的身份。岸英和岸青一直以为，这位好心的阿姨是因为喜欢孩子才这么照顾自己的。他们叫她“贺妈妈”。1941年底，毛泽东把女儿李敏送到苏联。李敏的到来，给贺子珍带来了短暂的快乐。在异国他乡，她与三个孩子相依为命，组成了一个临时的家。
孔东梅曾经读过外婆晚年写给外公的一封信，“那封信很长，看后让人心酸。外婆说，在苏联的日子比长征还苦。为了养活我妈妈、岸英舅舅、岸青舅舅，她要彻夜织毛袜子，洗衣服，周末还要去伐木。家里有时还没有吃的，没有劈柴，冬天屋子里都结了冰……”
苏德战争爆发后，贺子珍的苦闷情绪更加难以控制。“外婆也作出过一些过激的行为，包括打骂她唯一的女儿。但妈妈说，不是那种真的狠打，就因为一些小事情，比如回家晚了挨打。妈妈挨打就会哭喊，别人以为外婆精神出了问题，便将她送往精神病院。”
贺子珍为什么会被关进精神病院？这是个难解之谜。王行娟说，每次提起这段往事，贺子珍就泪流满面，痛苦地表示：“我不愿意回忆这些。”
心中只有毛泽东
直到1947年8月，在王稼祥夫妇的帮助下，贺子珍带着李敏、岸青回到中国东北(岸英已于 1946年回国)。建国后，李敏和岸青回到毛泽东身边生活。孔东梅说：“根据妈妈回忆，那时候外婆曾经考虑过要开始新生活，她曾向一位老战友讲，她有两个心愿：第一，不要因为她曾经做过‘第一夫人’，就把她‘禁’起来；第二，她希望见一见外公，说句话，握个手就行。”
这个心愿，直到12年后才实现。1959年第一次庐山会议期间，毛泽东作出了一个大胆的决定：与贺子珍秘密会面。2004年，孔东梅重上庐山。从参与安排那次会面的时任江西省委书记杨尚奎的夫人水静那里，孔东梅了解到当时会面的经过：
1959年7月9日，贺子珍被领到“美庐”别墅的一间屋子里，抬头一看，不觉一惊，里面坐着的是毛泽东。毛泽东见她来了，站起身，微笑着同她打招呼，请她坐下，然后倒了两杯茶，一杯放在贺子珍面前，一杯放在自己的面前。贺子珍没想到能见到毛泽东，眼泪一下子流出来，一句话都说不出来，只是不停地哭。毛泽东温和地说：“我们见面了，你不说话，老哭，以后见不到了，又想说了。”贺子珍更加哭得不行。毛泽东问起在苏联的情况，轻轻叹气：“你当初为什么一定要走呢？”贺子珍哽咽道：“都是我不好，我那时太不懂事了。”毛泽东谈起他这些年的情况，他辞去国家主席职务的事。他们谁都没有提到江青。贺子珍只是提醒毛泽东：“当心有人害你，当心王明这样的人害你。”毛泽东点头说：“我会注意的，你放心。”
当晚，贺子珍彻夜难眠。“外婆兴致勃勃地向睡在她身边的水静，讲述他和外公从相识起的点点滴滴，直至天明。”
这是毛泽东与贺子珍分别22年后，唯一一次，也是最后一次见面。平时，则是李敏作为贺子珍和毛泽东之间的桥梁，往来于上海和北京之间，传递消息和礼物。“我曾经见过，妈妈受外公之托，给外婆带来一方男用真丝旧手绢。看来，外公一直没有忘记外婆离开延安时捎回的白手绢。外婆去世后，妈妈在她留下的三个箱子中，还看到了那条保存完好的手绢。”
沉默中走完人生
1950年，贺子珍接受组织的安排，离开东北，定居上海。起初住在泰安路，后来搬到徐汇区湖南路262号，期间，只有彭德怀和陈毅去看过她。
贺子珍晚年，身体一直不好。1954年9月，收听完毛泽东在一届人大闭幕式上的讲话录音后，贺子珍突然发病，被送到上海华东医院。“小时候，我不知道什么叫犯病。现在才明白，外婆是因为思念外公心切。外公一发表讲话，外婆就会晕过去。外公听到这些消息后，也多次流泪。听说外婆生病，他就写信给妈妈，说‘我知道这都是因为我’。”
1976年9月，毛泽东弥留之际，李敏赶到父亲身边。这时毛泽东已不能讲话，他向李敏作了一个手势。李敏揣摩了很长时间，猜想可能是桂圆的意思，桂圆是贺子珍的小名。毛泽东逝世时，贺子珍未能去北京。
“文革”结束后，贺子珍的命运才有了改变。1979年9月，中央接贺子珍到北京。9月8日，贺子珍来到毛主席纪念堂。“我们事先一再嘱咐外婆，不要太激动，不要太伤心。她看上去还是挺平静的。有一张照片，抓拍到外婆在纪念堂门外的回眸，我看后非常震撼。它恰到好处地捕捉到外婆当时的内心状态。外婆没有号啕大哭，也没有非常激烈的状态。她和外公是那种人生永远不能有交点的结局。所有的情感，在那一刻都迸发出来。”贺子珍在献给毛泽东的花圈上，落款写着——“战友贺子珍”。
1984年4月19日，贺子珍在上海华东医院病逝，骨灰安放在八宝山革命公墓。孔东梅说，外婆贺子珍是一位最好的历史见证者，但是她最终选择了在沉默中走完人生。
晚年的李敏
李敏，最普通的“第一女儿”
“妈妈很朴素，我从来没有见她戴过一件首饰”；
“妈妈特别温柔，特别谦让别人，非常爱孩子”；
“妈妈当年挺难的，她夹在外婆和外公之间，性格又不是很泼辣，既要为外婆豁得出去，又要顾及外公很多……”
当《环球人物》杂志记者问起李敏情况时，孔东梅一连串地说了很多很多。
在孔东梅看来，母亲李敏的命运也十分坎坷。“但妈妈的婚姻是很成功的，她和父亲自由恋爱，我经常开玩笑说他们是早恋。他们一辈子非常相爱，这同时也是我和哥哥的幸运。”
主席家的“洋宝贝”
李敏是毛泽东和贺子珍唯一活下来的孩子。1936年冬，她出生在陕北的保安县。赶来贺喜的邓颖超看她长得又瘦又小，怜爱地说：“真是个小娇娇呀！”于是，在一旁的毛泽东当时就给孩子起了个小名“娇娇”。
但几个月之后，贺子珍远赴苏联，把娇娇留在了延安。4岁时，娇娇被送到苏联，和贺子珍团聚。
李敏曾告诉采访她的记者王行娟，她在俄罗斯有过一段非常快乐的时光。那里不仅有她的妈妈，还有她两个哥哥毛岸英和毛岸青。然而，在父母“分手”之后，她发现妈妈的脾气也越来越坏。她有时候觉得妈妈“太厉害，甚至有些狠心”。但她知道妈妈对她的爱是无私的。
在苏联，有一次，娇娇患了肺炎，医生告诉贺子珍，孩子没救了，准备送往太平间副室。但贺子珍没有放弃，她硬是把娇娇带回了家，自己护理。为了每天能找到一点牛奶给她喝，贺子珍四处奔波，拿自己种的土豆去换。就这样，她奇迹般地救活了女儿。
后来，贺子珍被强行送进精神病院，娇娇被留在伊万诺沃国际儿童院，开始了一种孤儿般的生活。
那时的娇娇，不知道自己的父亲就是中国革命的领袖毛泽东。她曾在后来写的《我的父亲毛泽东》一书中回忆：“国际儿童院里面挂着好多国家的伟人像，哥哥指着其中一幅告诉我，这就是我们的爸爸。我不相信，认为他在骗我。”
1947年，贺子珍在精神病院呆了两年之后，终于带着娇娇回到中国，住在哈尔滨。那时候，娇娇对中文半懂不懂，是个十足的“洋娃娃”。后来，毛泽东派人接娇娇回北京，她还半信半疑。娇娇用俄文给毛泽东写了一封短信：“毛主席：大家都说您是我的亲生爸爸，我是您的亲生女儿。但是，我在苏联没有见过您，也不清楚这回事……请赶快来信告诉我，这样，我才好回到您的身边。”
毛泽东接到娇娇的信，发现全是一行行歪歪扭扭的俄文。他请人翻译成中文后，哈哈大笑。当即回信写道：“娇娇：看到了你的来信很高兴。你是我的亲生女儿，我是你的亲生父亲。你去苏联十多年一直未见过面，你一定长大了长高了吧？爸爸想念你……爸爸欢迎你回来。”
1949年初夏，娇娇回到了毛泽东身边。毛泽东十分高兴，逢人就说，“我家有个会说外国话的洋宝贝”。送娇娇上学时，毛泽东给她取了一个正式的名字李敏。娇娇在陕北时，毛泽东曾化名为“李得胜”。
泪别中南海
李敏曾告诉王行娟：“和爸爸在一起的那段快乐时光，太短暂了。”
1949年9月，江青带着李讷从苏联考察归来，家里的气氛变得不一样了。江青对娇娇的评价，从开始的“文静”、“听话”，逐渐变成了“倔脾气”、“娇气”；而贺子珍又不愿意让娇娇叫江青妈妈，这种矛盾不断激化。娇娇夹在中间，生活中所受到的压抑，可想而知。
1959年，在北京师范大学读书期间，李敏和北京航空学院的高材生孔令华结了婚。孔令华是炮兵副司令孔从洲的儿子，也是李敏在中学时的同学，两人彼此了解，情投意合。这桩婚事得到了毛泽东的赞同。
婚后，李敏和丈夫住在中南海。一年后，李敏生了个男孩，也就是孔东梅的哥哥孔继宁。毛泽东经常抱抱小外孙。江青却容不得这些，她对李敏一家冷漠、轻视，还常常寻衅滋事。李敏考虑再三，向爸爸提出搬出去住的打算。毛泽东听了也没有阻拦，只是颇有感触地说：“手心手背都是肉啊。”
自从搬出中南海，李敏夫妇出入中南海的证件就被收回了。要进中南海得在门口先联系，通报后才能进入，有时候等了半天还进不去。1964年，李敏夫妇搬进了兵马司胡同的一所普通民居里，开始了真正意义上的平民生活。
毛泽东晚年，江青更加飞扬跋扈，李敏等人要见毛泽东一面更难。从爸爸患病到逝世，李敏总共见过他三次面。
第一次是陈毅逝世时，毛泽东出席追悼会。他见到李敏，拉着女儿的手说：“娇娇，你为什么不常来看我呢？你要常来看我啊。”李敏不便向他诉苦，只是含泪点点头。第二次是李敏接到堂弟、时任中央政治局“联络员”毛远新的电话，说主席病重，让她赶紧去。等李敏赶回来去见爸爸时，江青只许她看一眼就走：“主席抢救过来了，好多了，你走吧。”李敏不肯走：“这个时候我要守候在爸爸身旁。”江青冷硬地说：“你待在这里，主席出了问题，你负得起责任吗？”
李敏第三次见到父亲，是在父亲逝世前几天。他拉着李敏的手说：“娇娇你来看我了？你为什么不常来看我呢？”李敏无言以对，只能默默流泪。
相夫教子度清贫
离开毛泽东后，李敏的日子一直过得很简朴，有时甚至很清苦。
据多次跟踪采访李敏的王行娟介绍：李敏夫妇一直都是靠工资吃饭，他们自从搬离毛泽东的住处就自己做饭，和普通家庭一模一样。而当时，李敏和丈夫都在国防科委上班，工资不高，不仅要抚养两个孩子，每个月还要另外寄些零用钱给母亲贺子珍。
面对这种艰苦的生活，李敏不但毫无怨言，还显得非常适应。李敏常常教育孩子说，外公曾经为一顿伙食召集过一次家庭会议。一次，印尼总统苏加诺送了咖啡和牛奶等给孩子们改善伙食。他们煮了吃，这事被毛泽东知道了，就开了一次家庭会议。在会上，他严肃地告诉大家，国家财政收入是多少，还有多少人吃不饱，要他们的生活不能超标。那时，他们早饭都是稀饭、咸菜、馒头片。这种艰苦朴素的作风，在很长一段时间里也影响了李敏对孩子们的态度。她让儿子穿丈夫穿过的衣服，孔东梅也穿过哥哥的衣服。
王行娟对此颇为感慨：“李敏太节俭了，有时候连她的丈夫都不能理解，两人还为此闹过一些小别扭。李敏现在走在大街上，也几乎没有人能够认出她，就是一个普通的老人。”
孔东梅告诉《环球人物》杂志记者：“虽然母亲经历了苦难，但她和外婆不同。母亲是一个非常爱家庭，重视家庭的人，一辈子相夫教子，非常贤惠温柔的女人。她的生活简单、平静。只有那次回到莫斯科学校的小树林时，我才感受到妈妈的另一面，她好像年轻了，有了活力。”
孔东梅
在北京东北角大山子地区，有一片建于上世纪50年代的旧工厂，而今被称为“798艺术区”，吸引着世界各地的艺术家。在这片充满后现代气息的街区中，静立着一座古朴的艺术空间——“菊香书屋”。它的主人，就是毛泽东的外孙女孔东梅。
“798”里的女老板
“我们这个空间，大到整体设计理念，小到墙上的每一幅画，都是老板精心布置的。你看，这是切·格瓦拉，这是甘地，这些摄影作品非常珍贵，很多是老板从国外收藏来的。”正当工作人员向《环球人物》杂志记者介绍时，“老板”孔东梅走了进来。
她一身简洁的黑裙，一条长长的鲜红色围巾，红与黑的经典搭配，显出独有的高雅气质和艺术品位。虽然之前从未谋面，但记者早有耳闻：“毛泽东有个漂亮的外孙女，长得和他很像，下巴还有一颗和他一样的痣。”
“菊香书屋”曾是中南海丰泽园毛泽东生活过十几年的地方。如今，孔东梅把它“搬”进798艺术区，又给了它新的诠释。这里的一切，都充斥着多元的融合与强烈的对比：德国包豪斯建筑风格，巴洛克乐曲回荡其间；书架上，记载着中国历史的红色经典作品，整齐地排列着；大厅里，一根立柱上密密麻麻地贴满了毛泽东画像，熠熠闪光……新与旧，中与外，理想与现实，记忆与未来，在这里交融。
“我从小就喜欢写作，从中学到大学都参加了学校的文学社，也是校杂志社的一员。上中学之前，读过大量17到20世纪的西方文学书籍，还经常听广播小说。我也算是个文学青年吧。”孔东梅还介绍了她所写的书籍：从《翻开我家老影集——我心中的外公毛泽东》到《听外婆讲那过去的事情——毛泽东与贺子珍》，再到《改变世界的日子——与王海容谈毛泽东外交往事》。
孔东梅说自己希望做一个在古典与现代、东方与西方之间自如穿行的女人。她也一直试图用自己的视角追寻先辈的足迹：“对于外公外婆，我心里有许多的谜团和疑问。通过写书，探访过去的一些事情，既可以更为深入地认识他们，也是对我自身心路历程的梳理，可以释放自己。”
“这个地方很特别。你母亲来过这里吗？她喜不喜欢？”望着眼前个性而前卫的一切，记者无论如何也无法将其与毛家联系到一起。
“来过。她对这个空间，还是挺满意的。不过走在艺术区里，看着一些行为艺术的雕塑，母亲有些不能理解。”
如今，孔东梅和母亲李敏一起生活。谈到现在的日子，她的脸上洋溢着笑容，同时也很感慨：“我能有今天的生活，其实也是这么多年一点点找寻回来的，我一直在找回‘普通人的日子’。”
与外婆独处的日子
1972年，孔东梅出生在上海，妈妈李敏把她的照片带给外公毛泽东，又把毛泽东的照片带回给她看。“我们只在照片上见过面，外公为我取了‘东梅’这个名字，‘东’取自他的名字，‘梅’是他平生最喜欢的植物。”
孔东梅自小与外婆贺子珍一起生活在上海，她们居住的湖南路262号，成了她童年最重要的记忆。“记得那时上学回家，门铃太高够不着，每次我都要用书包垫脚才行。在我的童年记忆中，那个院子非常大，还有假山。我和外婆在花园里种了四棵橘子树，每年都可以收获橘子；还有桃树，枸杞子树等等。”每当孔东梅想起外婆，都会想起那个大院子，想起外婆坐在椅子上，一支一支地抽着烟，望着远方沉思。在家中，孔东梅衣食无忧，工作人员对她照顾得很周到。
“然而，我没有真正的童年，那时我就是一个深宅大院中的小女孩，不自由。哪怕是过马路买一个五分钱的冰棍，都要费尽周折。”孔东梅说，童年的她渴望像普通孩子一样，有父母在身边，可以随意去玩耍。“外婆的病使她自顾不暇，父母又都在北京，工作人员对我的管教非常严格，我不能像其他小朋友那样随便出去玩，童年的那种孤独是可想而知的。我觉得自己现在的某些心理，也受到了那时候的影响。觉得吃别人家的饭就特别香，有什么东西也特别愿意与人分享，都是出于童年对这种回归普通家庭的渴望。”
孔东梅6岁时，被父母接回北京上小学。她说，如今自己对文化艺术的浓厚兴趣，源于母亲和家庭的教育。“母亲很古典，喜欢欧洲的、浪漫主义的东西。可能因为她从小在俄罗斯长大，受俄罗斯古典艺术的熏陶比较多。我小时候身体不好，也不能像其他孩子那样随便出去玩，母亲就给我买了很多书。”
让“红色经典”有个性
1992年，孔东梅考入北京航空航天大学英美文学专业。她说自己更喜欢文学，天生对油墨纸张一类的事物感兴趣：“那时候，我还曾幻想过开个小书店，过着读海明威的小说、喝咖啡、养一只猫的小资生活。”
大学毕业后，孔东梅进入刚刚创办的泰康人寿保险公司。孔东梅告诉记者，在泰康人寿的3年中，她从端茶倒水打杂干起，几乎在各个部门都干过：“随着泰康人寿变成十几万员工的大企业，我也经历了脱胎换骨的变化。”孔东梅渐渐发现，这并不是自己追求的最终目标，她还有很多梦想，渴望走出去，寻找更广阔的空间。
1999年是孔东梅人生的第一个十字路口。她想过办企业，做自己的生意，“当时公司都注册了，又碰巧遇到一个出国学习的机会。”
“当时我跟妈妈说三个月就回来，可一去就是两年多，快三年。”刚到美国的孔东梅从找房子开始，半年内搬了三次家，才慢慢稳定下来。
“下了飞机，拎着皮箱，谁都不认识你，你就是孔东梅，沧海一粟，淹没在人海中。这个时候你才能看清自己，看清自己的血脉和家族。我开始安静下来，逐步为自己的角色定位。”
在美国读书时，孔东梅感觉到西方年轻一代接受爱国主义教育的程度非常好。他们不仅深知历届总统的经历，对过世的总统每年还都去凭吊。“《辛德勒的名单》、《拯救大兵瑞恩》等爱国、反战题材的电影上座率都非常高。我就开始反思，我们的红色经典文化应该以什么形式出现，才能让年轻人从内心深处真正接受和喜欢？”
孔东梅坦言，她也是到了国外，才开始真正从不同的文化观念和角度来看待外公、认识外公。“美国人对中国的了解非常有限，特别对毛泽东这个人，尽管基本上都听说过，但毛泽东到底建立了一个怎样的国家，现代中国什么样，他们并不了解。课堂上经常因此发生辩论，碰到他们不理解的事儿，我就讲给他们听。没有人知道，我就是毛泽东的外孙女。”
那时，母亲李敏寄来的回忆录《我的父亲毛泽东》深深触动了孔东梅。“我一看就哭了，几个晚上都没有睡觉，很多细节令人难以平静。毛家三代女性都有在异国学习的经历。29岁出国的外婆算是‘老’留学生，4岁出国的妈妈是小留学生……从外婆到母亲，她们有太多我不知道的历史。”孔东梅开始思索，如何将“红色经典”传承下来？
回国后的孔东梅开始一边走访，一边写书。2001年，孔东梅注册成立了北京东润菊香书屋有限公司，从文化角度研究百年毛家以及中国，开始传播和推广“红色经典”。在写书的探索中，孔东梅对自己的外公、外婆、母亲以及整个家族的历史，都有了更深刻的理解。“外公给我的最大影响就是一种执著、百折不挠的精神——坚定自己的理想，坚定自己的人生道路，不要因为一些小的挫折而放弃。”
王行娟老人向记者谈到孔东梅时，一下舒缓开原本沉重的情绪，笑着说：“东梅啊，一个很外向，很阳光的孩子。他们毛家第三代的两个外孙，都外向，而且都漂亮。东梅有学识，视野开阔，希望她能够生活幸福。”
不管怎样，经历了风风雨雨，毛家第三代的人生，和他们的前辈相比，已经完全不一样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