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常有趣的新老照片对比：40年前后在天安门的留影(组图)
请那些在天安门前留影的人回到这个“最具有政治意义的”空间来，重新拍照，以呈现时代的变迁。为此，黑明在北京一家晚报上刊登了启事，寻找100个（组）曾经在天安门广场留影的人。
照片这东西不过是生命的碎壳；纷纷的岁月已过去，瓜子仁一粒粒咽了下去，滋味各人自己知道，留给大家看的惟有那狼藉的黑白的瓜子壳。
——张爱玲
姚元还保留着1969年1月自己在天安门前的一张留影。“那是插队前几天拍的。我家有一台德国蔡司的135照相机，和特务用的相机一样，很小。批准插队后，我用‘插队证明’买了一件很多插队学生都有的蓝色棉大衣，然后就带着相机去了天安门。”
马惠云、陈桂苓、周金华、何俊霞1970年摄
对大多数人而言，天安门具有特殊的意义。这组观念上并不算新鲜的“老照片新拍”，因为天安门而意外地被纳入“主流”，在建国60周年前被人关注起来。拍摄者黑明却毫不掩饰：这跟自己的初衷没有太大关系。对于一个在北京生活了二十几年的外乡人，或多或少地想要确认自己和这个城市的某种关联，黑明说他一直在寻找对北京的表达。几年前，当从相册里翻出不同时段在天安门前的留影时，他萌生了一个想法：请那些在天安门前留影的人回到这个“最具有政治意义的”空间来，重新拍照，以呈现时代的变迁。为此，黑明在北京一家晚报上刊登了启事，寻找100个（组）曾经在天安门广场留影的人。
46岁的刘增荣就是看了报纸主动找上门来的。2009年3月31日上午8时30分，按照约定刘增荣和黑明在天安门西华表前见了面，根据他事前提供的老照片的角度，经过近半个小时的拍摄，黑明“复制”了刘增荣在1980年9月28日上午九时左右初到北京，在天安门前拍下的那张纪念照。“当初所有在天安门广场拍照的人们，心情几乎是一样的激动。那时惟一能够代表北京乃至中国的就是天安门。今天每个人的认识开始显现出差异。有些人仍然认为天安门是神圣的，但也有人认为这里就是旅游景点，太拥挤了。”事后在博客上，刘增荣写道：“昔日重现，此刻我仿佛回到了29年前的那一刻！真的有点激动！”
黑明竭力做到形式上的“像”，选择同样的季节，同样的姿势、表情，甚至太阳在身前身后投下同样的影子，画面同一角落里若有若无的松枝。在相册或史册中所看到的悲欢离合、得失成败，同历史一样是被选择过的。这些原本被夹在或许掉了皮的老相册里、属于个人私生活的经历，经过一系列刻意“复制”，进入公众视野，在一些人看来好像变了味儿，有些不那么可爱了。
王嫒香、朱荣曾1963年在天安门前相互依偎着拍了张照，她们是好姐妹，也可能是关系要好的同事。老照片中，穿着笨拙的棉衣掩饰不住年轻的张扬，围巾的不同戴法、两人故意注视远方的神情估摸着是当时的流行。在右侧站立的姑娘微微卷起的发梢也会让人猜度一番。这样的迷人确实和时空的距离有关，但更多的是质朴与真诚。而当年那些身穿军装、手捧红宝书的小姑娘，几十年后捧着红色存折、红色退休证，微笑着齐聚天安门前时，却不得不让人感叹什么叫时过境迁。面对这样的新照片，我们好像能听到照片外有人在喊“嗨，看这里，笑一个”，却无法去端详那些时间留给她们的道道划痕。
应左娃、章锦芳、应代娅、应德毅2009年摄
在黑明搜集的老照片里，6岁的东北姑娘耿楚涵有些紧张地背着手站在天安门前，那是1986年她第一次跟爸爸来北京，“那次除了在天安门照了一张像，还在动物园照了一张。”2003年耿楚涵从鞍山师范毕业后，便自作主张地跑到了北京找工作。她现在就职于一家网络公司，月收入三四千元，除去1000元房租，1000元吃饭，交通、通讯等开销，所剩无几。但她从没打算回老家生活：“我们当地的发展很慢，回去工作更不好找。很多国有企业的职工都下岗了，我爸妈工作了30多年的锅炉厂，好几年前就改制卖给了私人，几千名职工一次性买断工龄。我爸是1968年上山下乡的老知青，当年还是生产科的科长，2002年买断工龄的时候，总共才给了两万多块钱，现在全靠打工谋生，养老和医疗也要靠自己。我妈也是。幸亏我家就我一个孩子，压力还不是很大。”耿楚涵已经在北京建立了自己的小家，先生是东北老乡。“北京的房子实在是太贵了，根本买不起。北京户口比房子更难实现，房子有钱还可以买到，北京户口想买都没地方买。”
如果没有更多的文字，观看总是存在误读的。也许按照黑明的设想，当跨越时空的两张照片被并置时，这种对比本身便为人们提供了一种可能的观察方式。黑明相信，当这组照片被规模（数量和体量上）呈现时，绝大多数的中国人都能从中感受到共鸣和力量，就像他一次次从4×5相机的另一端凝视着人物、环境等表象下的变化，一次次所受到的感动与震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