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教科书的修改：删不掉的秘密(组图)

“扒一扒”我们曾经的中学语文课本  

编者按：三任中学教材编选者，首度揭开隐藏在语文课本中的长达半个世纪的“秘密”，这一秘密伴随并影响了80后整整一代人的成长与思想，也折射着所谓时代禁忌回归常识的变迁，以及教育理念的日渐透明和开放。  

■《荷塘月色》中的“出浴的美人”显然是不符合的，“那个年代，女同志别说出浴了，就是露出肚脐都要受批判”。  

■《口技》中的夫妻房事与《葫芦僧判断葫芦案》中的同性恋，别说小孩子，“成年人都不能看的”。  

■朱德的《母亲的回忆》入选初中课文时曾引起过争议，最后在请示中央有关部门后，获准改为《回忆我的母亲》。  

■鲁迅的文章，“他的作品要能改的话，一篇文章要改上百处，这不就改坏了吗？所以，一字不改，就在文章下面做注释。”  

■朱自清的《背影》，父子间的眷恋与愁绪遭到知识界批判，认为是“渲染小资产阶级颓废情调”。  

■魏巍的《谁是最可爱的人》，“当年又是吃苹果又是和爱人散步的，太小资产阶级情调了，不够革命”。  

■臧克家《闻一多先生的说和做》，“抽红锡包烟漂白了屋子”和“三个月不下楼不梳头”，“这和1981年开始提倡的五讲四美太不搭调了”。  

张之路至今还珍藏着《羚羊木雕》的原型作品，虽然他的原作在入选中学课本时已被删改　图/张涛  



1950年代  



1990年代

如果不是偶然翻阅《古本小说集成》，如果不是生于1980年代，拥有亿万青少年集体使用同一套中学语文课本的集体记忆，如果没有时代的变迁……网友“洞庭湖边的野草”（下文简称“洞庭”）、1266名跟帖者以及36万不明真相的围观群众就不会共同挖掘出这一雷人“秘密”。  

“818（网络用语，扒一扒的意思）我们以前语文课本上被删改的文章吧！”——这篇由“洞庭”发出的网帖，迅速成为5月份天涯社区灌水量最多的热帖。“洞庭”发现，当年初一语文课本的文言文《口技》删除了“少儿不宜”的片段。  

原来，在“妇人惊觉欠身”之后，“既而儿醒，大啼”之前，小两口其实还“嘿咻”了一番——“（妇人）摇其夫语猥亵事”“初不甚应，妇摇之不止，则二人语渐间杂，床又从中戛戛”。  

受此例鼓动，众网友旋即人肉搜索出更多被屏蔽的“限制级镜头”，初三课本节选自《红楼梦》的《葫芦僧判断葫芦案》中，与薛蟠抢女人不成，反赔了性命的冯渊竟然是同性恋。被删除的片段说，“（冯渊）酷爱男风，不喜女色。这也是前生冤孽。”  

还有，高一课本里，朱自清写《荷塘月色》时，曾将点缀于荷叶之间的白花喻为“刚出浴的美人”，采莲少女荡舟出湖，原来不是“载歌载舞”，而是唱着艳歌去的，歌中唱道：妖童媛女，荡舟心许……——这些轻度“涉黄”的细节也一并被剪除。  

被删的并非全都“很黄很暴力”。初二课本中，闻一多《最后一次演讲》中，曾高度评价司徒雷登是“中国人民的朋友，一位和蔼可亲的学者，真正知道中国人民的要求的”。可惜那样的时代不允许帝国主义代表享有如此正面的评价，只能是“别了，司徒雷登……”  

这些被尘封的秘密，无不隐藏在1992年通过审查的九年义务教育新教材的中学语文课本中，1993-2003年间它在全国绝大部分中学统一使用，伴随并影响了80后整整一代人的成长与思想。  

现在，时隔十年后，当年的学生们才恍然大悟，自己的教科书曾被如此“花季护航”。  



大改动，零稿费，零纠纷  

与主流思想相左的，改；语言不符合普通话语法的，改；篇幅过长的，还要改。  

“这些文章早在1950年代就已经删改好，一直沿用到1990年代。”人民教育出版社（下文简称 “人教社”）中学语文编辑室前主任庄文中告诉本报记者，“课文删改工作在叶老一手主持下完成。”  

叶老即叶圣陶，初中课文《苏州园林》的作者，当年考试时，大家只要写出他是“现代著名作家、教育家”就算答对。但他的体制内身份其实更为耀眼，1949年解放后，叶圣陶被毛泽东指定为出版总署副署长兼人教社社长，主持新中国教材编写大局。  

左翼文人出身的叶圣陶直接操办了新中国第一代中学语文课文的编选，并定下规矩。“入选文章要加工，思想内容要加工，语言文字也要加工，”庄文中回忆说，“思想内容是排在第一位的，文章要符合时代标准。当时的首要标准是新民主主义，爱国主义，思想主流。”  

按照这个标准，《荷塘月色》中的“出浴的美人”显然是不符合的，“那个年代，女同志别说出浴了，就是露出肚脐都要受批判。”庄文中解释，叶老不是过于保守，而是较真“原则问题”，至于《口技》中的夫妻房事与《葫芦僧判断葫芦案》中的同性恋，别说小孩子，“成年人都不能看的”。  

当时入选课本的外国作品多选自苏联与欧美，与原文亦有很大出入。庄文中回忆，叶圣陶的严谨是出了名的，每改一篇外国作品，都会请一名翻译家、一名语言学家到人教社开小会，桌上摆着原文、译文，念一句，改一句。与主流思想相左的，改；语言不符合普通话语法的，改；篇幅过长的，还要改。  

难怪这让半世纪后的网友们考据《我的叔叔于勒》和《项链》时无比迷茫，尤其是前者，连叙述形式都由原来的第三人称改为第一人称了。  

因为标准的严苛，当时大动干戈的删改非常普遍，被改文章的作者还都是当年中国文艺界的大腕 ——更确切地说——基本都是左翼文化圈内的大腕。改完后，叶圣陶逐一寄给作者，茅盾、巴金、丁玲等作者迅即一一回复，对修改表达感谢和敬意。“要知道，多少腕儿的处女作都是经叶老之手发表的。”庄文中说。  

大改动，零稿费，零纠纷，这一如今出版业想都不敢想的罕见景观真切地在那一心奉献不图回报的年代里发生着。“作家们更多地将入选教材视为至高荣耀。”庄文中说。  

也有一丝毫毛都不能动的文章，譬如国家领导人和鲁迅的文章就不能改。朱德的《母亲的回忆》入选初中课文时曾引起过争议，编辑们认为标题有歧义，到底是谁的回忆？叶圣陶无权拍板，最后在请示中央有关部门后，获准改为《回忆我的母亲》。  

并不是每次请示都能通过。编辑部曾删节过胡耀邦一篇关于思想解放的文章，因为原文实在太长。文章上交审查时，有关部门不同意，最终没有进入课本。  

鲁迅的文章最让当时的编辑们头疼，这位被供上神坛的大师写文章老写异体字，还总爱用方言。“他的作品要能改的话，一篇文章要改上百处，这不就改坏了吗？所以，一字不改，就在文章下面做注释。”庄文中说，比如《记念刘和珍君》的“记”虽然用错了，也没改成“纪”。  

这一度让后来的80后们很困惑，1986年出生的刘倩记得，当年老师勾出鲁迅文章中N个“通假字”让同学辨别，其中就包括“记”字。内容难懂，连字也难懂，鲁迅在80后心中高山仰止的大师形象多少和这有关。  

尽管慎之又慎，人教社还是犯过觉悟错误。1950年代初入选的朱自清另一作品《背影》，文中父子间的眷恋与愁绪遭到知识界批判，认为是“渲染小资产阶级颓废情调”，遂被拿下，直到1960年代初才恢复。  

无论是大刀阔斧，还是毫发不动，此时的中学语文课本更像一位包裹得严严实实的妇女，爱党爱国、坚贞不移、人品高贵、思想主流，就是缺了点“人”的趣味与女性的审美愉悦感。  

长大后，“觉醒”了的80后们开始对这点耿耿于怀，在开心网、校内网等80后大本营中，数万同龄人参与了当年作文模板的投票，高居榜首的习惯用语充满了当年语文课本的影子——  

“无数革命先辈抛头颅洒热血，才换来了我们今天的幸福生活，和他们比起来，我的心里惭愧极了……”  

“每当遇到困难想退缩时，脑海中忽然闪过张海迪大姐姐的身影,比起她我的这点困难算什么？”  

……  

刘倩们的上述烦恼简直“奢侈”。生于上世纪四五十年代的前辈们，面对的又是怎样的语文课本 ——从1958年“大跃进”开始至1965年“文革”前夕，与中南海一桥之隔的人教社紧随中央精神，将中学语文课本全盘政治化，时任中宣部副部长与教育部副部长还坐镇人教社躬身指导工作。尽管叶圣陶主持修订的经典文学作品仍有保留，但当年的中学语文课已基本没文学和审美什么事了。  

高中三年制教材中光毛泽东文章就二十多篇，和毛泽东文选差不多，此外还有《人民日报》社论、某省省委书记谈话，如《天不下雨不靠天，有水丰收万万年》、《伟大的理想实现了》、《大搞群众运动才能多快好省》……



“可改可不改，不改”  

有时，课本的滞后效应赶不及政治的风云变幻，最短暂的一篇时文作者是华国锋  

这些写满政治和大字报般铿锵言论的课文终于在“文革”结束后消失了。1978年，邓小平主持科教工作，人教社已经空了十年，中学课本也停了十年，只得从全国各地紧急调入240名教育部及直属单位下放的“臭老九”。  

人教社前编审张厚感毕业于北京大学中文系，出校门后的人生轨迹和当时的中学语文课本一样，被迫随时代跌宕起伏，先是分配进教育部，而后下调广西教育厅，再又返京，不但不再是“臭老九”，还能拖家带口，解决北京户口。  

重新组建的人教社，头一年即被统一拉到香山饭店闭关编写教材。对业务已然生疏的编选者面对的是精神家园同样荒废十年，年龄大小不等的中学生们。张厚感对当年邓小平焕然一新的指示印象尤深，“合格的学生，合格的老师，中等偏上水平，把先进科学知识吸收进来。”“文革”前的最后一套教材被直接淘汰，叶圣陶当年主持编选的经典文章恢复了三分之二，新鲜的文章占三分之一。张厚感回忆，这三分之一基本全是时事文章，“那时，上哪去找新鲜的文学作品？”  

时事文章必选时任国家最高领导人的文章，这也算是当时编写教材的“潜规则”。谁当主席，谁就会在语文课本上露面，当然，课本的滞后效应和政治的风云莫测有时也会相撞，最短暂的一篇时文作者是华国锋，十一届三中全会后课本再版，文章已然撤下，在语文课本中逗留的时间不过三年。  

此时，经典文章也并非原封不动地直接请回课本，个别当年被删的句子被悄然恢复。魏巍的《谁是最可爱的人》，早年入选时也被拿下了一句话——“当你往孩子口里塞苹果的时候，当你和爱人一起散步的时候，朋友，你是否意识到你是在幸福之中呢?”“当年又是吃苹果又是和爱人散步的，太小资产阶级情调了，不够革命，叶老也赞同拿下，”张厚感说，“等到我们编课文时，吃苹果和散步已经不敏感了。”  

此时的新编辑们对大家的作品已经秉持能不动就不动的原则了。“一是谁都没有当年叶老的威望和地位，二是时代在慢慢宽松了，起码中宣部和教育部已经不再直接过问课文选编了。”张厚感回忆，当时有位同事删改冰心的《小橘灯》，改得太多，违反了“可改可不改，不改”的原则。主任很不满意，接连说，“需要改那么多吗？需要改那么多吗？”他一一把原文恢复了。  

仍有一些删节不可避免，“思想内容好”仍然是当时教材编写的首要标准，即便入选作品的作者甚至表达不满。张厚感在编辑臧克家《闻一多先生的说和做》时，把“抽红锡包烟漂白了屋子”和“三个月不下楼不梳头”给删了，因为“这和1981年开始提倡的五讲四美太不搭调了”。  

改稿送上门，臧老不太高兴，张厚感呵呵赔笑，赶紧指着文中一词“众物腾跃”说，“这个形容很漂亮，虽然讲的是桌子上东西太乱了，但我坚持保留。”臧老笑了，“哟，你看出味道了。”遂达成妥协。  

1980年代中后期开始，随着文学界逐步恢复生机，课本备选新文章的选择余地越来越大。 1987年，编辑们为了配合鲁迅《论“费厄泼赖”应该缓行》教学，入选了王蒙的《论“费厄泼赖”应该实行》，文章强调新时代下倡导公平竞争的必要性。当时，鲁迅依然是神，但已不再是不可质疑的年代了。  

但令编辑们没想到的是，时代可以前进，也可以兜兜转转，1991年语文课本修订，王蒙这篇提倡资本主义公平、自由竞争的文章被拿下，“费厄泼赖”在中学生们的心中，旋又和“司徒雷登”一样，打上了标签式的反面结论。  

这是现在的80后们上中学前的最后一次语文课本修订。此后10年教材终于没再出现大变化，它最终成就了80后一代人的集体回忆与如今不小心翻出的雷人“秘密”。  

当年的禁忌已成常识  

“衣带渐宽”  

“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叶老的改法不会再有了，1980年代末对张之路文章的改法也不会再出现了。”  

大改动、零纠纷的罕见景观，还在延续着，一直到1990年代一位叫张之路的作者出现。  

张之路的作品《羚羊木雕》入选初中语文课本第一册。1984年发表这篇原名为《反悔》的短篇小说时，他才39岁，在儿童文学界只是名崭露头角的新人。直到五六年后，他才突然接到一个朋友的电话，“你的文章上语文课本了”。  

张之路半信半疑地骑上单车，到人教社“要本书，做纪念”，对方说没有多余的，他又骑着单车，上新华书店买了一本。“压根就没想到版权和稿费问题，当时心里就有点堵，（人教社）怎么这样对待课本作者？”张回忆。  

回家一看，张之路才发现，文章标题改了，几大段删了，“妈妈”和“奶奶”的口气也变了；接受羚羊木雕礼物的“万方”也改成了“万芳”，大概是为了强调这是两个女生之间的纯洁友谊……  

“如果真像张先生说的那样，我表示歉意，”人教社中学语文编辑室现任主任王本华无意间看到张之路2007年讲述这段经历的文章，“当时他还没写《霹雳贝贝》，还不算个腕儿，编辑可能就比较放手去改……”  

此时，人教社已从中南海对门搬到了中关村，周围高校林立，虽然思想内容好、语言文字好、适合教学，仍然是编辑课本的核心标准，但编辑们已开始着重考虑文质兼美，酝酿部分删减内容的逐步恢复。  

2000年《荷塘月色》中雪藏多年的“出浴美人”终于解冻，登上了大雅之堂，“层层的叶子中间，零星地点缀着些白花，……又如刚出浴的美人”。  

现在已经在北京一家新闻杂志工作的刘倩回忆，当年同学们朗诵此段，抿嘴偷笑时，还专门对这句话做过“深入剖析”，她的想法很得人心，“白花哪会有裸体美女的线条呢？还不如比喻成玛丽莲·梦露那张经典照。”  

“时代在变，越来越多当年的禁忌已经成为常识，有些内容可以恢复了，但也不简单。”王本华说，恢复《荷塘月色》是个典型，其他的删节还要做调查，才能决定要不要恢复，“比如《林教头风雪山神庙》里的暴力场面，‘……头割下来，把尖刀插了，将三个人头发结做一处’暂时还不考虑恢复，因为现在还有很多老师来信，嫌三拳揍死人的场面太血腥了。”  

比如《口技》中的房事，还要调查一下中学生的生理卫生课的开展情况；《葫芦僧判断葫芦案》被删的“酷爱男风，不好女色”，虽然同性恋已经一步步突破了法律惩罚、社会偏见和立法阻碍，但大部分中学生仍在农村地区。  

曾经包裹严实的课本，也开始衣带渐宽。王本华和他手下的编辑们得以大面积撒网，报纸、杂志、年度获奖作品选集……发现好文章就复印出来传阅；此外，还会邀请高校学者和中学老师推荐备选作品，以求“视角更丰富，更切合教学需要”。  

放在当年必定涉嫌敏感的内容正在以新秀的身份亮相课本。90后们依然繁重的读书时光里，已经能看到金庸的《雪山飞狐》（2007年北京版教材推荐阅读作品），知道普利策获奖作品《奥斯维辛没有什么新闻》（2004年人教版高一课本），还了解到马丁·路德·金的《我有一个梦想》（2004年人教版高一课本）……  

他们的课本里依旧有删改，但基本已集中于语法上的精加工。王本华告诉记者，1991年著作权法出台后，人教社不但开始给课文作者付稿酬，还要慎重考虑修改的法律底线，“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叶老的改法不会再有了，1980年代末对张之路文章的改法也不会再出现了。”  

基本可以确定的是，N年后，如果再有人试图发起新的“揭秘”运动，他们的成就感肯定不如现在那么强烈。2004年新课改后，各地陆续开始编撰更符合当地教学水平和特色的中学语文教材，已在使用的有苏教版、粤教版等。这也意味着，对于后来的90后而言，“集体记忆”已是一个过气的名词了。  

而已经成年的80后们也逐步从各自的人生阅历与生活感悟中一点一点解开当年藏在语文课本背后的禁忌。今年，新闻杂志编辑刘倩连续编了两篇关于司徒雷登的文章，这个夹在毛泽东与杜鲁门的排斥中凄凉辞世的老人的真实一面，剧烈颠覆了她始于少年时代的价值观。  

这便是80后一代人成长的一幅缩影，从某种角度上说，这代人就像《天堂电影院》的主人公，在老放映师敌不过自然规律辞世时，总算有机会目睹那一长串被时代屏蔽掉的片段——  

“酷爱男风，不喜女色”  

“刚出浴的美人”“荡着小船，唱着艳歌”  

“摇其夫语猥亵事，……二人语渐间杂，床又从中戛戛”  

“司徒雷登是中国人民的朋友，……一位和蔼可亲的学者，真正知道中国人民的要求的”  

“当你往孩子口里塞苹果的时候，当你和爱人一起散步的时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