鲜为人知的西北联合大学
《文史精华》2007年 第3期
众所周知，抗战时期在云南昆明有所著名的西南联合大学，却很少有人知道当时在中国的西北部，还曾有过一所与之并立的短暂高等学府——西北联合大学，简称“西北联大”。
过渡性的西安临时大学
1937年7月，全面抗日战争爆发，神州大地国难深重。根据国民政府的命令，华北、上海、江浙等地的70多所高等学校，纷纷向西部内地迁移，继续“教育救国”的学业，出现了史无前例的空前规模的学府长征。最后，迁往“大后方”的主要是西南的四川、云南、贵州等省，也有少数高校迁往西北的陕西和甘肃，并曾一度组成了西安临时大学。
日本发动全面侵华战争后，华北地区首当其冲。1937年9月10日，国民政府教育部发布第16696号令：“以北平大学、北平师范大学、北洋工学院和北平研究院等院校为基干，设立西安临时大学。”随后，除北平研究院迁往昆明外，平津地区的北平大学、北平师范大学、北洋工学院等3所国立高等院校，奉命迁往西安，组建“西安临时大学”，其目的是“为收容北方学生，并建立西北高教良好基础”。
北平大学是留法学者李石曾在1928年实行法兰西式大学区制度时，合并了北平、天津、河北等地的多所大学创建的。后因所并各校持续反对，许多院校宣布退出，只剩下医、农、工、法、女子文理5个学院。但在20年代中期到全面抗战爆发前，北平大学依然属于全国一流高等院校。北平师范大学的历史可追溯到1902年京师大学堂师范馆，是清政府建立的第一所高等师范学院。后几经变迁更名，于1931年与北平女子师范大学合并，定名国立北平师范大学，下设教育学院、文学院、理学院及研究院。北洋工学院为近代中国第一所新式大学。1895年，天津海关道盛宣怀奏请光绪皇帝批准，在天津创建北洋西学学堂，后改称国立北洋大学。1917年，北京政府教育部对北洋大学与北京大学进行科系调整，北京大学工科移并北洋大学。从此，北洋大学进入专办工科时代，改称“国立北洋工学院”。
为尽快筹备组成西安临时大学，1937年10月11日，教育部长王世杰以第17728号训令颁发了《西安临时大学筹备委员会组织规程》，规定临时大学不设校长，以筹备委员会代行校长职权。“本委员会设主席1人，由教育部部长兼任，设委员7至11人，由教育部聘任之。”据此，教育部决定聘任北平研究院院长李书华（未到任）、北平大学校长徐诵明、北平师范大学校长李蒸、北洋工学院院长李书田、教育部特派员陈剑修、陕西省教育厅厅长周伯敏、国立东北大学校长臧启芳、西北农林专科学校校长辛树帜等为筹备委员。随后，又指定徐诵明、李蒸、李书田和陈剑修4人为筹备委员会常务委员。校务主持“由常务会议商决，系共同负责之合议制度”。全校设立文理、商法、教育、工、农、医6个学院，共23个系。
西安临时大学仓促筹建，规模虽大，但存在诸多问题。临大筹备伊始，教育部规定三校学生自愿前往报到。但由于华北陆路交通被日寇封锁断绝，他们不得不先向南、再向西向北绕道而行：冒着被日军搜捕的危险，先进入天津英、法租界，然后搭乘英国客轮经大沽入渤海，抵达山东的龙口或青岛上岸，绕一个大弯，再奔赴西安。平津3所高校先后到达西安临大的学生共1553人，教师159人。虽然临大规定各院开学日期为1937年11月1日，15日正式上课，但由于学生赴陕颇费周折，最早报到的同学在临大上课不足一学期，晚到者仅一月有余，可见西安临大时期只是一个过渡性的收容时期。西安临时大学作为一所临时联合性质的大学，西迁各校无论在名义上或实质上仍均存在。因此，开学之初，学校既发给入校学生西安临时大学的校徽，同时又发给原平津3校各自的校徽。
西北联合大学的组建
1938年3月，日寇兵临风陵渡，陕西门户潼关告急，西安不断遭到日本飞机的轰炸扫射，临时大学已很难在西安长期办下去。于是，教育部决定临大向南迁往汉中。为了做好千余名师生的南迁工作，西安临大常务委员会决定成立以徐诵明等17人为首的“准备迁移事务委员会”，下设布置、运输及膳食3个委员会。在迁校前，全校进行编队，按军训队原有大队编制，下分3个中队，再分为若干区队、若干分队。其中，每中队500—600人，设中队部，为行军单位。当时，体坛耆宿王耀东率领着200名师生，作为全校的先遣队，从宝鸡沿川陕公路进发，渡过渭河，进入秦岭山区，一路上翻山越岭，晓行夜宿。出发前，学校按人配发干粮，乃陕西特产“大锅盔”（似饼的面食）和咸菜。每人必需随身携带的衣物行李由学校雇用大车装运随行，其余文具书籍等则交给学校派专人直接运到目的地。学生和年轻的教职员工大多数徒步出发，迁移所经地区大多人烟稀少，土地贫瘠，秦岭更是峭壁陡立，高耸入云。师生们历尽艰难困苦，行军250多公里，经过半个月的时间，终于到达目的地。由于在汉中找房设校很困难，经校常务委员会决定，将全校分置在3县6处，即城固县、南郑县、勉县。校本部和文理学院设在城固县城内考院，教育学院设在文庙，法商学院设在小西关外，工学院设在距城固县城南20公里的古路坝，医学院设在南郑县，农学院设在勉县。
1938年4月3日，学校师生南迁后刚刚安顿下来，教育部即下发了国民政府行政院第350次会议通过的《平津沪地区专科以上学校整理方案》，令国立西安临时大学改名为国立西北联合大学。《方案》规定：“国立北平大学、国立北平师范大学及国立北洋工学院，现为发展西北高等教育，提高边省文化起见，拟令该校院逐渐向西北陕甘一带移布，并改称国立西北联合大学。院系仍旧，经费自民国二十七年一月份起由国立北平大学、国立北平师范大学、国立北洋工学院各原校院经费各支四成为国立西北联大经费。”5月2日，国立西北联合大学正式开学。
西北联大仍按西安临大旧制，为临时性的联合大学，“联而不合”。联大本部设在城固县城内的考院和文庙，在考院的大影壁上白底黑字书有“国立西北联合大学”8个大字，在考院入门的门楼里高悬着国立北平大学、国立北平师范大学和国立北洋工学院3校校牌。西北联大仍不设校长，领导体制为校务委员会制，由徐诵明、李蒸、李书田、陈剑修等组成校常务委员会，负责管理校政。西北联大仍设6个学院，23个系，教学开始步入正规，学制一般为4年，医学院为5年。此外，联大还附设大学先修班，招收高中毕业生，学习一年，成绩优良者，可保送上大学。其他中学毕业生则需经过国家大学统一考试才能入学。
西北联大云集了全国大批著名的学者教授。他们中有黎锦熙（著名语言文字学家）、许寿裳（文学家、教育家）、李达（哲学家、教育家）、许德珩（政治活动家、教育家）、马师儒（教育家）、罗根泽（文学家）、曹靖华（翻译家）、侯外庐（历史学家）、傅种孙（数学家、教育家）、王耀东（体坛耆宿）、徐诵明（病理学家、教育家）、李季谷（历史学家）、罗章龙、谢似颜、杨若愚等人。他们辗转于迁校之途，授业于茅草之室。当时，一些沦陷区的中等学校也迁来汉中，有师生4000余人，这些中等学校教师多为西北联大毕业生担任。汉中地区一时学校林立，名师云集，一跃而成为抗日大后方三大教育重地（昆明、重庆、汉中）之一。
西北联合大学的教学和生活
在战乱中成立的西北联大，首先面临的是教学条件的简陋。学校一迁再迁，颠沛不堪。当时，许多图书和教学仪器未能顺利内迁，或损坏散失，却又无力及时补充和添置。例如，图书馆刚开馆时只有2000多册图书，师生平均每人只有一本书。当时在西北联大上学的西北大学教授陈宝琦这样回忆：“书太贵了，每晚要到图书馆去抢看参考书，许多人在门口等着开门，门一开大家就拼命挤，人小力小的就这么被挤出挤进后才被人推了进去。一进门又得眼快腿快地抢座位，放好书包又得挤到台前抢书。听课则人多座少，也得抢……”由于很少能看到全国性的报刊，消息十分闭塞。因此，学生们学习主要靠课堂笔记，课后参加读书会等社团组织来充实学习内容。为克服困难，体育主任和训导长王耀东曾领导师生自制教具，因陋就简，继续坚持体育教育。著名语言文字学家黎锦熙教授则利用汉中地处巴山汉水之间，秦汉三国时期的名胜古迹众多的历史优势，带领师生成功地发掘了张骞墓，将发掘的经过及墓内情况立碑予以记载。黎锦熙还被聘为城固续修县志委员会总纂，受命草拟续修工作方案。该方案后单独刊出，即著名的方志学理论专著《方志今议》。此外，学校师生还成立了各种戏剧组织，自发自创自演。话剧团、京剧团、秦腔剧团都有，人才济济，水平不低，经常排练演出。这在战时环境下，为活跃极为贫乏的山区文化生活起了重要作用。
西北联大师生的生活条件也极为艰苦。学生多数来自华北、东北、华中等沦陷区，主要靠微薄的贷金和公费来维持极低的学习生活。为了保证他们能够顺利完成学业，1938年2月，国民政府教育部颁布了《公立专科以上学校战区学生贷金暂行办法》11条，规定：专科以上学校家在战区，费用来源断绝，经确切证明必须接济者，可向政府申请贷金。贷金分全额、半额两种。全额依据当地生活费用及实际需要决定。学生毕业后，再将服务所得缴还学校，其偿还期不能超过战事终了3年以后。当时，教育部规定贷金数额为“全额每月八元或十元”。1938年上半年，西北联大千余名学生中，享受公费待遇者仅54人（平大26人，师大17人，北洋工学院11人），约占全校学生比例4％，可见公费比例是极低的，绝大多数学生是靠贷金维持学习生活，艰难完成学业的。
西北联大的规模比西南联大还要大，但西南联大是学者治校，而西北联大则有许多国民党的“党混子”，勾心斗角十分严重。例如，著名文学家和教育家许寿裳在七七事变后赴西安，入汉中，对教学工作始终孜孜不倦。正如他的学生所说，在那外侮与内争并列的年代，“许师是一座进步自由的灯塔，使在暗夜海上的船舶有所归往，不致汩没于风涛。”但由于他坚持宣传鲁迅思想，积极参加救亡座谈会，因此深受排挤。本来，西北联大已任命其兼任法商学院院长，教育部长陈立夫却密令“主法商院长须超然而接近中央者”，遂指定亲信担任。翻译家曹靖华，曾在西北联大教俄语，但掌握教育部的国民党人认为他不可靠，就把他给解雇了。国民党的这种以党治校的恶劣做法，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和制约了西北联大的健康发展。
西北联合大学的解散
由于当时正值抗战最艰难的时期，西北联大师生“位卑未敢忘忧国”，曾积极参加社会各界抗日群众大会，举行抗日形势报告会、专题座谈会，宣传全民抗战的重要性，反对“亡国论”等妥协投降倾向。特别是自1938年下半年开始，由于国民党政府对日寇侵华逐渐采取消极抵抗政策，引起广大爱国师生的强烈不满和抗议，西北联大学潮迭起。面对抗日救亡的正义呼声，国民党政府竟以国防委员会的名义，宣布解散西北联合大学。
1938年7月，教育部指令北洋工学院、北平大学工学院、东北大学工学院、私立焦作工学院合组为西北工学院；农学院则被强令迁往陕西武功，与当地原西北农林专科学校合并，改组成立西北农学院。随之，西北联合大学改称国立西北大学，共有4个院：文理学院、法商学院、师范学院、医学院。不久，师范学院和医学院又相继独立，称西北师范学院和西北医学院。文理、法商两个学院组成西北大学。1940年，西北师范学院决定迁往兰州（搬迁过程长达4年），成为现今西北师范大学的前身。1946年，西北大学迁往西安。西北工学院则在抗战胜利后迁至咸阳，即现在的西北工业大学。这样一来，在西北联大的基础上分别成立了西北大学、西北师范学院、西北工学院、西北医学院、西北农学院等5个独立的、由教育部直接领导的国立院校，并由此奠定了西北地区高等教育的基本格局和在全国的重要地位。抗战胜利后，原平津地区的部分师生东返，重建了北平师范大学和北洋工学院，但北平大学并未复校。
西北联大的形成和发展虽然短暂，但是它与远在昆明的西南联大遥相呼应，为举步维艰的中国高等教育保存了珍贵的火种，对西北地区文教事业的开拓和发展，作出了积极的贡献。
作者 谷雪艳
（有家中前辈1943年毕业于西北工学院航空系，特留存有关西北工学院历史沿革的文章及图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