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1989年6月4日，北京

记1989年6月4日，北京

那是一个周末，晚上有点燥热，我们宿舍里好几个人去别的医院实习了，那晚宿舍里只有我和小张在。

那阵子形势和这天气一样躁动不安。将近一个月来，天安门广场游行闹得挺厉害，我们跟着红十字会的车到广场去救护过绝食的学生。记得从广场接到医院来输液的学生中，有个电影学院的学生总是叫疼，但查不出具体问题。最后医生一半是没辙、一半是出于同情心，给他打了一针严格控制的镇痛药杜冷丁。后来那小伙子还叫疼，大家警惕性就高了，怀疑他对止痛药已经成瘾了。

躺在床上，我和上铺的小张一边有一搭没一搭地聊天，一边渐渐地睡去。忽然窗外传来远处噼里啪啦的声音，因为风传部队要来，我和小张争了起来，我说是鞭炮响声，她说是橡皮头子弹。我们俩干脆穿好衣服下了楼。宿舍楼前聚着三三两两的人，聊着天猜测着形势，有人来说军队开枪了。

我们赶紧到急诊室去，急诊部门口挤了好多人。进了急诊室，看到有个被打破头、送到急诊室包扎的士兵。因为一般人不让进来，急诊室窗户上站满了观望的人，很多人要从窗户跳进来揍那个当兵的。医生护士的工作是救死扶伤，大家赶紧掩护战士不让他受到伤害。一片忙乱中，住院总走过来，嘟嘟囔囔地说刚才有记者打电话进来询问受伤人数，照例急诊室的直拨电话不公开的，不知道那些记者是怎么找到电话号码的。

我们又赶到住院部，门前围着很多人，一些人在忙着进进出出搬伤员。门边灯光的阴影里，地上有副担架，担架上躺着一个人，但并没有人管他。我招呼周围的人：“来，咱们把他抬进去吧。”旁边一个人上前一步，轻声对我说：“他已经死了。”

我到了我正在实习的外科，这时一个个手术室开始上手术了。因为护士大多是北京人住在家里，一时半会儿来不了医院，我们这些医学生就上台顶替做护士的工作，递手术器械。我对哪个手术钳放在哪儿有点生疏，外科医生要东西时，我要找一会儿才能给他正确的刀剪。但是大家都很宽容，一切进行得很顺利。我参加的手术是一个年轻人被子弹打中了大腿，清创后为了缝合伤口，要把伤口切成梭形才好将皮肤平平地缝合。那个年轻人的伤口比较大，两边不容易合上，为了把伤口缝起来很费了一番周折，最后才勉强缝上。听说有的病人的身上中了开花弹，很多小子弹粒很难一个个取出来。

天亮了，下了手术后我惦记着两位朋友，奋力骑车出发了。路上经过一个十字路口，看见一辆公共汽车停在路中间，上面有火在熊熊燃烧。早晨七点半到了北方交通大学朋友的单元楼，敲了好几遍也没人开门。后来邻居出来说她昨天夜里到医院生孩子去了。我再去学院区看一个朋友，因为停了课游行和到广场，她和清华的一个男孩子加深了感情，前几天还带了男朋友到我那里去玩。我担心她昨晚是不是呆在广场上，是否安好。到了朋友的宿舍，发现她在学校，我的一颗心放下了。

对面宿舍里有个低年级的很美丽的女孩，那阵子不太笑，有点忧伤的样子，听说她的男朋友是别的系的，因为六四被抓起来了。

那几天，街上行人寥寥。记得在东单路上骑车，忽然有人叫了一声什么，大伙儿吓得哧溜溜拼命地往边上小胡同里骑。公共交通也瘫痪了，我骑着我那辆二八的破车到火车站，坐上火车回家了。回到家里，父母问我是否真有军队进入天安门广场开枪这事，隔着几百里，信息传播不畅，小道消息乱飞，让人难辩真伪。

从家里回北京之后，火车站附近街道上有无数无人认领的自行车，一辆辆找过去，我居然找到了自己的一辆。

现在，六四那天晚上出生的女孩，正在上海读医学院。我的朋友和她清华毕业的丈夫住在美国，有三个可爱的孩子。十九年了，那些情形已经渐渐地模糊，今天写下来，为了忘却的纪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