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法记游

德 法 记 游——王亚法早就想去欧洲旅游，但苦于找不到机会和旅伴，上个月和两位知友一起饮茶闲聊，提起了这件事，其中一位姓陈的知友，是长期居住在德国的，说起此事，极愿玉成，答应到了德国愿作向导。另一位卫姓知友，也是一位事业有成的“安乐公”，近年来多次穿梭德法，对那里也很熟悉，说如我有兴趣，愿意陪同，于是三个人喝完了几壶云南滇红，就定下了这次旅游计划。诞生歌德的法兰克福冬天的法兰克福日照短。坐东航的班机到法兰克福机场，虽说是早晨的六点多钟，但从机场里的玻璃窗户朝外看，天空依旧一片漆黑，毫无晨曦的迹象，给人感觉像半夜似的。也许是圣诞即将来临，机场过道两旁免税商店的门口，挂满了星星点点的圣诞灯火，闪烁变换，令人目眩。 法兰克福的交通十分便利，从机场乘十分钟地铁，就能到旅馆。按照当地的规矩，预妥的旅馆，要在当天下午二时后才能入住。陈兄用德语跟服务员商量，因为我们刚下飞机，尚未漱洗，能否通融提前。不料服务员满腔热情，一口应诺，全无迟疑之意。我原本以为德国人最讲究原则，行事死板，想不到在体贴人的小事上，竟如此爽朗，有人性化。联想咱们中国，当年向打着“人民邮政”的邮局，借根缝衣针缝包裹，还要收一元钱押金，不由对两种制度的优劣，感叹不已。旅馆的房间清洁宽敞，我打开行李箱，拿出带来的浴巾，陈兄见了，不无自豪地说：“德国的旅馆是全世界最干净的，尽管放心。”果然，被褥和房间的清洁程度，是我在其他国家所住同等级别的旅馆都无法比较的。 早上九点钟，天空开始透亮，商铺纷纷开业。行走在法兰克福的商业大街上，观赏商店橱窗，实在是一种享受，且不说商店的整洁，也不说样品摆式的雅致，光说那些价格的标签，就让你惊讶。我临别上海时，听陈兄劝告，德国天寒，出门需要有件长大衣，于是去南京路“培罗蒙”买了一件开司棉的，开价九千五百元人民币，经过商讨，以四千元的价格买下。在中国购物，价格可以朝天开，也可以落地还，可见商品的水分之多。我在橱窗里看到一件做工比“培罗蒙”精细得多的开司棉大衣，标价才三百欧元不到，折合人民币二千多元，价格之便宜，令人瞠目。在这里，整套的BOSS西装，也只有二百欧元，意大利生产的开襟拉链羊绒衫只卖一百六十欧元，不是妄自菲薄地说，其款式、用料和制作精度，中国的名牌哪能与其比较，但愿这是我的感受，不会伤害中国人民脆弱的感情。回忆今年五月在美国时，我看到那里的商品比国内便宜许多，不由脱口道：“TMD这个国家这么富裕，东西那么便宜，还要跟中国借钱。”陪同我的华侨朋友，用广东官话说：“美国人跟中国借钱，然后逼人民币涨价，是在玩中国人呀！”美国人玩的这一招，连一个文化不多的普通人都看出，不知中国政府里的那帮衮衮诸公，脑子里进了什么水！因为圣诞临近，商店都在打折，橱窗里做工精美的皮鞋，不由令我驻足，刚停下，一位店员热情地招呼我请进去，陈兄悄悄告诉我，二十多年前，西德因为劳力短缺，引进不少土耳其劳工，这批移民经过努力，不少人事业有成，开店经商，融入了主流社会。土耳其店员（也许是老板）似乎猜着了我得心思，拿出一双做工精美的BUGATTI黑色皮鞋，用蹩脚的英语介绍说，这是用手工做的，制作精良，如果我喜欢，他可以用极底的价格卖给我。老实说，出门旅行最怕行李繁重，但我经不起高质量低价格的引诱，最后还是花了八十一欧元买了下来，折合人民币六、七百元，我估计这双鞋在上海南京东路的精品商厦里，至少标价两千多元。 出得皮鞋店，没走几步，一阵扑鼻的麦香吸引住我，眼前是一家铺面不大的面包店，橱窗里的面包和蛋糕，摆式有序，色彩鲜艳，做工精致，年轻的女店员正在擦拭原本已经很干净的玻璃，看他那么专注，我不得不佩服德国人做事的认真。接近中午，太阳开始放亮，街上的行人渐渐增多，我用心观察，这些人，神色自信，穿著鲜华，举止得体，可谓绅士淑女满街行。德国人不像美国人那么举止散漫浪荡，也不像澳洲人那么穿著随意简单。给我印象最深刻的是，这里的大街小巷看不到五颜六色的涂鸦，就是铁路边的墙上，也很少见到。偶尔在街角也会出现一二个流浪者，他们一般坐在睡袋上，手捧咖啡，脸带微笑，脚下放着一只纸盒，旁边蹲着一条大狼狗，悠然自得。在这块土地上，流浪汉和所有的人一样，有尊严，不受歧视。 穿过几条街巷，进入一条幽静的小路，路不长，是条死胡同，汽车不能通过。陈兄指着一块有头像的Signal说，那里就是歌德的故居兼博物馆。啊，歌德，这位德意志的文化圣人，是十八、九世纪欧洲最重要的剧作家、诗人和思想家，是德国的“孔夫子”。他的《少年维特之烦恼》，曾经影响了不少中国青年人。他的《普罗米修斯》剧作，取材于古代希腊神话，剧中的普罗米修斯否认宙斯的权利，反对宙斯的专横跋扈，并且誓言要创造一群蔑视宙斯的新人类——由此我想起林昭，想起这位被错杀的北大圣女，我相信她肯定受了歌德的影响，写下了长诗《普罗米修士受难的一日》，在北大的民间杂志《星火》刊物上发表，以致招祸。凡是在宙斯统治的地方，他最怕普罗米修士偷火，照亮人间。歌德故居的墙体，没有留下昔日的风霜，新髹的墙面上装着一排玻璃长窗，像在中国街边的报廊，但布置得非常典雅，黑底的背景上，一行白色的书写体“Goethe”是歌德的签字，后面跟着四个大写德文“HAUS”，简洁明了，告诉人这里是歌德的家了。踏进门，迎面是一方天井，面积不大，但不感觉逼仄，背后是一溜玻璃门，大门中间的玻璃上，贴着一幅黑色剪纸的歌德全身像，侧面，双手交岔，燕尾服的下摆翘起，那神情似乎在欢迎进门的客人。歌德出身在一个富裕的家庭，他的父亲约翰•卡斯帕鲁尔•歌德是皇帝顾问官，母亲卡特丽努•伊丽沙白•歌德是法兰克福市长的女儿，因此歌德一家是法兰克福屈指可数的贵族，自小受到良好的教育，因此他的家，和一般平民的家不同，宽敞的庭院，明亮的客厅，用料精良的楼梯，布满藏书的书房，美轮美奂的油画，以及古色古香的家具……给人印象最深的是那个厨房，幽暗的光线，烟熏的墙体，被岁月磨损的水池，黝黑的通风管，藤编的箩筐，墙上挂满铜制的烧锅和餐具……这里的氛围和大门口的明亮相比，宛若是两个世纪，两个世界，置身其中，使人感觉，歌德还活着，从那个世纪活到今天。我已经记不得歌德的家有多少个房间了，只记得许多房间挂满了油画，画上的人物，也许是他的父母，也许是他姐妹，凭我肤浅的知识，没法辨认。我只记住了他的写作间和图书室。一般来说，中国人的写作间和藏书是连在一起的，通称书房，这可便于查阅资料，但是歌德的写作间和图书室是分开的，中间有门连通。图书室的房门对着窗户，左右以及房门两侧，安放着巨大的书橱，书橱里的藏书大多是精装本，虽陈旧，但不破残，房间中间有张小桌子，两头各置一张椅子，这是歌德查阅资料时用的。据说歌德的父亲遗下很多法律书籍，这些书籍给歌德留下很深的烙印，可惜我不懂德文，分不清哪些是法律的，哪些是艺术的。写作房里空堂堂的，尽管窗户用窗帘拢住，但光线仍然很亮，四周随意摆放着几张椅子，墙角边有一只黑色的生铁火炉，斜对面有一张贵妃榻，是歌德写作时累了的休息处。写作房里最引人瞩目的，是一张小小的欧式写字台，临窗而设，歌德坐着，光线正好从窗外左侧方向投来，因此我可以推断，歌德是用右手执笔写作的。写字台分两层，中间有几个小抽屉，上层端放着一尊石膏像，没有注明是谁，我猜想，他就是歌德。我趁工作人员不备，抚摸着写字台，暗暗惊叹：“啊——这就是诞生惊世之作的圣桌？”歌德和比他小二十一岁的贝多芬曾有过一段交往。贝多芬崇拜歌德，曾为他的《埃格蒙特》谱写乐曲。嗣后贝多芬给歌德的信中，倾述对诗人的景仰，并希望能听到他对乐曲的意见；歌德也回了贝多芬一信，希望在魏玛能上演这部由他谱曲的悲剧，并预言作品会给他俩的崇拜者带来欢悦；一八一二年夏天，他俩在尔巴特的特普利策见面，老年的歌德尊重贝多芬的才华，但不能理解年轻人愤世嫉俗的个性。贝多芬也对歌德感到失望，眼前的歌德竟是一位老于世故，温文尔雅的绅士。他觉得现实中的歌德，和他想象中的歌德，判若两人。两个年龄差距人的交往，使人感慨，老年人经久世故的圆滑与年青人的激进和孟浪，永远是一对不可调和的矛盾，中国现代史上的屡次学生运动，和官僚相撞，最后无不演化为铁血相搏。歌德故居的建筑，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曾被摧毁，现在看到的，全是修复后的新作，据说，这是德国建筑修复史上的杰作，至于室内的家具和书籍，是开战前及时疏散，由民间保存下来的。走出歌德故居，我回眸阳光下的建筑，颇有感概地对两位旅友说：“中国政府只有学习德国，建旧还旧，把几十年来，被‘破四旧’毁坏的建筑，还给历史，还给人民，这才是真正的和谐和盛世。”克虏伯帝国兴衰的联想埃森是钢铁大王克虏伯庄园的所在地，从法兰克福坐火车，全程只有四十来分钟。埃森是一个小火车站，周围一片树林，非常宁静，天空飘着小雨，寒冷的空气显得特别清新。在陈兄的指领下，绕出车站，就是一条湿漉漉的柏油小道，走上百十米，一扇半开启的铁门挡住了去路。门卫见我们是游客，就热情地开启铁门，迎我们进去。踏上延伸的柏油路，清晰地看到，山坡下蜿蜒的铁轨在右侧的树林中穿过，路左边是一道用石头垒砌的围墙，高大坚固，可与南京城的砖墙媲美。穿过围墙，是广袤的草地，一座高大坚固的主楼赫然竖立在绿地中央，气势非凡。主楼的右前方，有一尊硕大的石雕坐像，雕琢得粗狂豪气，远远望去，石质的颜色犹如埃及金字塔前的斯蒂芬克斯像。在到基座前，陈兄指着上面的文字说：“这是克虏伯公司的奠基人——阿尔弗雷德•克虏伯父亲的雕像”。就是这个老克虏伯，把三件茅舍的铁匠铺，交给儿子阿尔弗雷德•克虏伯。阿尔弗雷德•克虏伯继承父业时只有十四岁，他发明了羹匙压制机，用来制造汤匙和叉子，拓展民用产品。还为政府生产造币机。一八五二年，公司制造出第一个无缝的火车钢轮，现在克虏伯公司的的三环商标，就象征着火车钢轮的环箍。阿尔弗雷德•克虏伯，把自己的家族集团，变成了德意志军国主义的柱石，受到统治阶级的垂青。克虏伯公司制造的大炮，曾帮助俾斯麦在十九世纪中叶先后战胜了奥地利和法国。阿尔弗雷德•克虏伯很早就认识到，只有企业关心员工，员工才会献身企业，因此在一八三六年，他就为工人设置了疾病和丧葬基金；一八五五年他又为雇员建造宿舍、医院、学校和教堂，因此，雇员们无不忠心耿耿地报效企业，他当初创建炼钢厂时只有七名工人，而他去世时，已经发展到二万一千名。克虏伯大炮在中国也颇有名气，庚子赔款后，李鸿章特地考察了克虏伯公司，他见到厂史陈列馆里初创时的三间茅草屋，不由对克虏伯家族的创业精神赞扬备至，当下签了订单，订购了一大批大炮。从此威震四海的克虏伯大炮运抵中国，加强了中国国防。这些大炮，在以后在中法战争、庚子战役等重要的战斗中，发挥了无比的威力。几十年后，虽然中国政权更迭，但克虏伯大炮却威风不减，在军阀大战、抗日战争中屡立战功。据史料记载，解放战争时，斯大林曾经将在欧洲战场缴获的克虏伯大炮，支援东北解放军，用以击败国民党政权。克虏伯大炮的经久耐用，以及间接对中国的影响，可见一斑。运笔至此，我突然想起上海澳门路一百五十号，一家具有一百三十年历史的申新九厂。它筹建于一八七八年，原名叫“上海机器织布局”，是中国第一家官商督办的机器纺织厂，该厂最初设在杨树浦，其后屡经变迁，一九一三年定名为“三新纱厂”，成为盛宣怀家族企业。一九三一年，被荣德生的申新纺织公司收购，改名申新九厂。该厂一九四九年以前，在中共地下党的鼓动下，工人屡次罢工，扰乱民生，解放军进城时，组织工人上街，挥旗欢迎。后被国营。一九五八年毛泽东曾经前往考察。熟料到了改革开放的八十年代，经过三十多年新社会经营的百年老厂，竟然破产，土地被卖给新资本家开“红子鸡”饭店。笔者一次在上海乘TAXI经过，司机正好是该厂的下岗工人，提起其事，击掌怒责，愤激之情，难以词表，好在笔者深谙中宣部的精神，在这里只作叹息，不作细述。峰回路转，笔随意走，回头还是叙述克虏伯的旧事。阿尔弗雷德•克虏伯在一八八六年逝世后，事业由弗雷德里希•阿尔弗雷德•克虏伯继承。这个弗雷德里希•阿尔弗雷德•克虏伯，和他的祖父同名，以致讲究人伦的中国人常常困惑他家族的世系。第一次世界大战失败后，德国受到战胜国的严惩，使德国民众的自尊心受到极大伤害，犹如近一百多年来中国被列强侵略一样，民族复仇心理十分强烈，在这样的社会气氛下，阿尔弗雷德•克虏伯在一九三零年加入了德国纳粹党，第二年成为党卫军成员。他把洗雪民族耻辱的希望，寄托在希特勒身上。一九三六年十月一日，二十九岁的克虏伯被正式任命为负责重整军备的副经理。 一九三九年，他接替父亲执掌克虏伯帝国的大权，尽心尽力地扮演着第三帝国军械师的角色，战争爆发之初，他在胡格尔别墅附近又建了一栋小楼，周围有铁丝网，派武装哨兵把守。每天上午九时整，他抵达办公室，工作到深夜。办公室正中挂着希特勒的肖像，下面写着“同元首在一起，直到胜利！”他一边喝威士忌，一边抽骆驼牌香烟，一个人专注工作，陪伴他的只有仆人，没有朋友。有时他会去德国侵占下的法国、乌克兰、波兰、荷兰、南斯拉夫……去考察。克虏伯帝国急速侵吞这些国家的工矿企业，到一九四三年，克虏伯帝国的雇员已达二十余万，成为德国军队大炮、装甲车、坦克、潜艇和各种轻武器的主要提供者。 　　战争开始后，克虏伯工厂的许多德国工人，被部队征去充当兵源，为此他大量使用欧洲战俘作补充，其中苏军战俘就有一万五千人；从一九四三年起，克虏伯又开始大量使用流放的犹太人，在集中营附近建造工厂，这些人在钢鞭下屈辱干活，战争结束时，“克虏伯奴隶”已高达十余万……在纽伦堡审讯中，克虏伯被定为战犯，他对上述罪行，供认不讳。他以“反人道、掠夺占领地区、阴谋反对和平”的罪名，被判处十二年监禁，他的工厂交由英军接管。冷战开始后，美国和英国为了重新武装德国，克虏伯被提前释放，释放后他重整家业。 不出十年，克虏伯帝国又重新崛起。到上世纪六十年代初，他的雇员已多达十一万，年营业额达到十五亿美元，经营范围涵盖：造船、成套设备、桥梁建筑、化工、纺织、塑料、水处理、炼油和核反应堆等，并跻身为全欧十大企业，。 克虏伯帝国的复兴终究只是昙花一现。战后欧洲涌现出一大批受美国经济思想影响的新型企业家，过去传统的家属管理落伍了，克虏伯帝国开始没落。上世纪六十年代中期，克虏伯集团共欠下全球二百六十三家银行，共计十亿美元的债务，陷入了无力偿债的境地，几年后，克虏伯集团垮台了。不过，阿尔弗雷德•克虏伯没有看到这个结局，他于一九六七年七月三十日，在埃森去世。作为家族企业的克虏伯帝国虽然谢幕了，但“克虏伯”股份公司的名字还大放异彩，光在上海的合资公司就有十几家，计有：蒂森克虏伯；上海克虏伯不锈钢有限公司；蒂森克虏伯电梯；蒂森克虏伯中国投资公司……而“上海申新九厂”却在中国工业的花名册上永远消失了。我遐想，如果弗雷德里希•克虏伯和阿尔弗雷德•克虏伯父子，有机会与荣德生、荣毅仁父子在冥间相遇，他们会怎么交谈，有多少感慨……昔日的克虏伯庄园，已经成了克虏伯公司的博物馆，里边陈列这个家族各个历史时期见证物。克虏伯庄园的广厦，和他的产品一样坚固，庞大，其外墙用花岗岩垒砌，虽层数不多，但楼层很高，东西两头是三层楼。中间的两层楼和朝西的三层楼都是平顶，用花岗石护栏围绕，整座大厦，一溜白色钢窗。巨大的铜门，门廊上悬挂着巨型吊灯，门前竖立着高丛的花岗廊柱，廊柱旁青铜铸造的立柱式灯柱上，长满了绿色的铜锈，这含蓄的包浆，仿佛在叙述克虏伯家族的历史沧桑。进入大厅，踩在坚实的橡木地板上，使人感觉到这个家族基业的扎实，看完展品，不得不佩服几代克虏伯传承人的思维缜密，目光远大，我在一张大照片前惊诧不语，照片上的一位技术员正在用显微镜检查机器曲轴的精度，也许正是这种一丝不苟的精神，奠定了克虏伯产品永不磨灭的声誉。这时，使我想起前些年CCTV的一档节目，在纪念中国和德国大众汽车厂合作二十周年的座谈中，中方人员回忆起了一件往事：当年生产工人在压制桑塔拉轿车门的模具中，掉进了一根头发，恰巧被德国专家发现，下令停机。中国工人不服，认为一根头发不会影响汽车的质量，双方争持不下，起了风波，中方还上纲上线，把事情反映到中央，认为这是资本主义故意刁难，不让中国发展自己的汽车工业……二十年后，中国人才理解，这是德国人的严谨，可贵的严谨。在展览厅的一角，悬挂着一张克虏伯公司的英文年表，其中有一行特别引起我的注意：“一八六一年，向中国出口钢轨一千五百吨……”哦，原来在一百五十年前，清廷和克虏伯公司已经有贸易往来了，可见在这个昏聩没落的政权里不乏有开明之士，可是他们太渺小太渺小了，犹如垃圾堆上的小花，发不出应有的芳香，终究无所作为。由此及彼，想到中国之现状，不由悲从心来……走出展览厅，天空开始放晴，金色的夕阳投在广场边一尊阿尔弗雷德•克虏伯的立式铜像上。望着余辉，我想人生的起落沉浮，兴旺衰竭，最后归于沉寂，这是谁也无法逾越的轨迹，阿尔弗雷德•克虏伯的帝国没落了，这缕阳光。也许是大自然对他的最后赏赐。我和陈兄先后在铜像前留了影，轮到卫兄时，他却推托不就，说自己和伟人相距太远了，不够格。哦，我理解他话语里的谦恭和志向。走出庄园，回眸看余晖中依然坚挺的克虏伯广厦，心中不禁浮起一股对经受两次世界大战失败，而屡扑屡起的德意志民族的崇高敬意！ 令人惊叹的科隆大教堂从法兰克福坐火车，几十分钟就到科隆。 一出科隆火车站，迎面就是科隆大教堂，抬头仰望，一股庄严之气向你逼来。丛立云雾的双子塔顶，充满历史沧桑感的墙面，精美的雕饰，栩栩如生的雕像，叫人目不暇接，噤声不语，仰望躲在云雾里缥缈虚无，若隐若现的塔尖，使你你联想到人生的无常，世事的变换，生命的无奈…… 我们三人站在僻静处，出神地赞叹，突然一位德国老太太走近陈兄，用英语攀谈：“……科隆大教堂从公元十一世紀就開始建造，一共造了六百多年才初具规模，以后的二百年间又不断完善，直至現在，還沒有完成原来的設計方案，光设计图纸就数不清，堆积如山。这座教堂的设计，在人类建筑史上是空前绝后的。” ……老太太临别时又添了一句：“这是我们德意志民族的骄傲！”目送她远去的背影，我不由怔怔地寻思，这些年来我经过很多国家，和那里的人民交流，他们无不透露出对自己民族骄傲，美国人的自大；澳洲人的自豪；加拿大人的自信……唯独作为世界大国的中国，除了官方媒体的自狂之外，在民间几乎是一片自嘲，那怕是当官的，用它们在会议上和酒席上讲的话来对比，你会怀疑他是否得了人格分裂症……我常常自问，中国人的民族自信心上哪去啦，是否经过几十年的驯化，已经得了集体人格自卑症。在世界各地，进入所有的教堂，都毋须买票，因为那是上帝的领地，上帝伸开双臂，欢迎每一个子民；唯有而当今中国的庙宇，它们打着“普渡众生”的幌子，和尚们接受官爵，收受贪官污吏的香火费，做他们的保护伞，在门口设立岗哨，对平民收奇贵的门票。但过去的庙宇不是这样的，那时的菩萨和上帝一样，也露出慈悲的笑脸，欢迎芸芸众生，否则祥林嫂哪有经济条件，经常去烧香拜佛呢…… 进入教堂，高敞的穹顶、五彩的玻璃窗户和四周墙上的神像雕饰，使人感到庄严震撼，肃然起敬。这里的每一扇門窗，每一件石饰，每件一构件，每一座雕像，都是细腻入微，无懈可击，都是令人惊叹的艺术品。从资料得知，科隆是一個具有二千多年历史的德國古城，原有一百五十座教堂，二次大战期间，百分之九十的建筑物，毁于盟軍的空袭，唯独留下这座上帝的惊世之作，这不能说不是一个奇迹。德国的咸猪手是世人皆知的一道名菜，德国人有两句谚语：“没到过科隆即没到过德国”、“在德国没吃咸猪手，等于没有到过德国。”既然到了德国，咸猪手是一定要尝试的，况且我们三位都饕餮之徒，在上海经常聚餐，添彩朵颐的。我们走进一家就近的西餐店，女侍应听说我们要吃咸猪手，抱歉地摊开双手：我们这里没有这，但是在附近有一家很著名的咸猪手啤酒店，说罢画了一张路线图，写上餐馆店名，送我们出门。按照路线图没走十分钟路，就看到“Gaffel am Dom”的店招牌，精通德文的陈兄，一拍脑袋说，想起来了，若干年前来过，这是一家很著名的咸猪手啤酒店，它的中文名字可以译作“大教堂嘎费尔餐厅”。推开门，一股热风扑面而来，我惊讶地看到，整个餐厅有三个楼面，可估计可容纳上千人进餐。高敞的店堂，布置得像轮船的机舱，靠墙的台阶上，躺着一台铮亮的黄铜啤酒酿造机，上百张长型的西餐桌，有序排列。其间人语熙熙，十分热闹。Waiter们端着大杯啤酒和发出诱人香味的猪手，来往奔波。店堂里早已满座，我们只得排队等候。好在有一千多个座位，人流交替快。德国的咸猪手有两种做法，一种是煮烂的，犹如上海菜中的硝蹄，吃口酥烂，肥而不腻；另一种是烧烤的，外皮较香，但肉质较老，容易塞牙。我们点的是煮烂的那种，肥墩墩的，一盘配有酸菜和土豆泥的猪蹄，再来一杯现酿的啤酒，三人慢慢品味，细细咀嚼，其境，其味，其乐，不足与外人道也。猪蹄落肚，觉得胃部有些滞重，饕餮者往往犯有此疾，只顾口欲，怠慢胃脘，卫兄建议用徒步消滞法来促使消化。夜色中的科隆街道更为迷人，商店的橱窗灯光明亮，顾客似乎也比白天多。陈兄介绍说，德国政府规定，所有商店的橱窗，晚上必须灯火通明，否则遭受撬窃，保险公司不予理赔。科隆的商业区不大，没走多久，我们又转到了大教堂的广场前。夜色里的科隆大教堂，在月光下显得幽暗神秘，在喧闹声中，我隐约看到广场上有一伙黑黝黝的人群，举着一块白布横幅，上面写着“SPOP DEN KRIEC IN KONGO REP DEM”。我们走近人群才知道，原来是一伙流亡在德国的刚果黑人兄弟，在举行反本国政的游行抗议。陈兄上前问在维持秩序的警女察，究竟是怎么回事，女警察有些累，打了个哈欠，指指手表说：“申请集会两个小时，现在时间早已过了，还不散去……”我觉得黑兄弟们真会调侃，把反非洲刚果金的独裁示威，闹到欧洲的科隆，科隆的警察竟然还为他们站岗。最近世界上发生了好几起这样的事情，在独裁国家受了冤屈无处申诉，跑到美国，澳洲，甚至联合国去抗议。回到旅馆查阅网站，我才知道，刚果金的国民，百分之四十七是天主教徒，他们聚集在科隆大教堂前，也许是去向上帝申诉的。黑人有冤屈找上帝，中国人有冤屈哭祖宗，对象不同，性质一样。余音凝铸的贝多芬故居 每当我欣赏贝多芬《命运交响曲》的时候，就会血管喷张，情绪高昂，浮想联翩，联想贝多芬艰难的生活，多舛的命运，倔强的性格……为此常常叹息，上帝铸造一个天才，为何总要赋予他那么多的磨难和痛苦。我在读小学五年级的时候，就听音乐老师讲了许多许多关于贝多芬的故事。音乐老师叫张照辉，是位印尼归国华侨，高高的个子，黝黑的皮肤，眉宇中有粒红痣，受过西方教育。他特别欣赏贝多芬的反叛精神，他曾给我们说，他爸爸在印尼是个资本家，五十年代初，他反叛家庭，回来报效新中国，回国时带回许多音乐家的画像和一台留声机，把莫扎特、贝多芬、巴赫、柴可夫斯基、肖邦、舒伯特……等音乐大师的标准像贴在课堂上，给我们讲述音乐家的故事，然后摇动留声机，让我们欣赏大师们的作品。若干年后听同学讲，张老师在文革中被整得很厉害，罪行是把西方资产阶级音乐家的标准像和伟大领袖的标准像挂在一起，给学生灌输资产阶级教育，罪大恶极。后来又听说，文革结束后，张老师带了一身伤痛回印尼去了。以后我到了澳洲才知道，像张老师这样的爱国傻华侨很多，下场几乎都是同样的。 贝多芬的故居在波恩，离科隆只有二十来公里，乘地铁几站路就到了。波恩火车站的月台比路面低出许多，出得车站，要爬上十几级台阶，才能踏上马路。走上地面，一杆路标醒目地竖在路中央，上面挂着十几块红色的指示牌，其中最高的一块写着“Beethovenhalle Beethovenhalle conceet hall 650m”下面还印着贝多芬头像。贝多芬居住的故居，座落在一条名叫波恩街的小巷里，三层楼的建筑，石砌的街面，显得古朴而又幽静。这是贝多芬的诞生地，他二十二岁离开了这里，去维也纳发展，以后再也没有回来过。一八八九年，波尔的几位市民，为了保护建筑免受毁坏，集资建成了今天的贝多芬博物馆。贝多芬的故居共有三层。一进门，导游发给你一只白布袋，是放照相机的，暗示你参观时禁止拍照，这种措施，既让游客感到方便，又能起到告诫的作用，很人性化。贝多芬出身于音乐世家，祖父路德维希冯贝多芬，是个歌唱家，后来做乐队的指挥。他的父亲约翰内斯冯贝多芬，是宫廷男高音歌手，是个酒鬼， 脾气暴躁。为了要把贝多芬塑造成莫札特第二，为他博取名声及金钱。他经常用体罚方法虐待孩子，迫使他四岁就开始学习钢琴和小提琴。在严厉的管教下，贝多芬八岁就能在音乐会上表演，并尝试作曲，十二岁时已担任宫廷助理管风琴师。 看了贝多芬的简历，使我回忆起在文革年代，闭门偷读傅雷先生翻译的罗曼罗兰小说《约翰•克里斯朵夫》。我之所以说“偷读”，因为在那个岁月里，除了读大独裁者的四卷本，和歌颂这位大独裁者的著作之外。所有的书籍都是禁书，都是毒草，。在那个年代里，“雪夜闭门读禁书”，有不足与外人道也的乐趣。《约翰•克烈斯朵夫》共有四本，但我只看完两本，原因是，这套书是向工厂里的一位朋友借的，他也是文艺爱好者。他先借我两本，看完后再换，借给我不久，他就被打成现行反革命，隔离了。发生此事后，我一直提心吊胆，生怕他会把我牵连出来。一天傍晚，他放风，我正好上中班，故意推一辆小车走近他身边，悄悄地说：“你借给我的《约翰•克烈斯朵夫》没人晓得，我也不会说。”他朝我挤挤眼，表示知道。一年后，他隔离撤销，我把书还给他，要求交换，他苦笑说：“那还有，家里的藏书全给抄走了。”大独裁者死后，书禁是开放了，但是我看这一类书的兴趣也转变了，以致今天我还没有看完后面的两本。我坚信瑞士心理学家荣格的：“性格决定命运，”一语。贝多芬一生运蹇多乖，坎坷多难，这与他从小受父亲虐待，养成孤僻的性格有关系，我想其间还有他耳聋等健康因素。他是个抑郁寡欢的人。他留给这个世界的画像，都是怒目金刚的表情，没有丝毫微笑。我不得不再提起，一八一二年贝多芬在尔巴特的特普利策和歌德见面那一次，歌德形容贝多芬是“精力充沛无与伦比的男性”。贝多芬经常流露出对国王与王后等贵族权势的藐视，他说：“虽然有很多人，却没有一个伟大的……不，不，只有一个……”又有一次，一位公爵邀请贝多芬去宫廷乐队，为演奏他的作品当指挥。贝多芬立到指挥台上，发现下面有一个位子空着。他对公爵说：“还有一位吹长笛的没到。”公爵说；“少一支长笛不会影响演奏吧!”贝多芬听完，放下指挥棒，生气地扭头就走。公爵追上前，不解地问：“为什么？”贝多芬回答：“你不懂音乐，不配欣赏我的作品!”贝多芬是一个思想自由，人格独立的艺术家，他曾说：“要尽量做个正直的人，让爱和自由高于一切，即使面对君主，也绝不能出卖真理！” 多么铿锵有力的金石之言，不知那位写媚曲的李劫夫和朱践耳听了，感触如何？还有那些拿工资的作家们。 贝多芬有着倔强的，不向权贵低头的性格。他有句名言：“只要有机会，我就要反抗命运！”我庆幸他生长在十八世纪的欧洲，如果他生活在二十世纪的中国，如果他不被打成右派自杀，也要受尽凌辱。他会被造反派当作喷气式飞机捧上天，然后和上海交响乐团的陆鸿恩一起，割断喉管……我感谢十八世纪欧洲封建社会的宽容，它容纳了贝多芬，间接为人类留下了如此之多的美妙乐曲。一楼至三楼的几个房间，展出了许多贝多芬的手稿和他用过的小提琴等乐器，给我记忆最深刻的，是一具贝多芬的面部石膏像，这是在他去世后两天，一位艺术家用淡灰色的石膏铺在他的脸上，精心浇铸的，枯槁的脸庞，深陷的眼窝，尖削的下巴。他的耳朵死后被科学家切除，拿去研究他耳聋的病因了。石膏脸庞模型的旁边，还有一双石膏浇铸的模型手，这双手十指交叉，留下了贝多芬临终时的最后姿势，我鼻酸地凝视着孤独老人的永恒遗容。深感做艺术家是不幸的，但也是幸福的，艺术家生前虽不幸，但却能赢得身后名，贝多芬是个例子；而政治家则不然，生前虽飞扬跋扈，但死后却遗臭万年，秦始皇是个例子，毛泽东也不列外。走下楼梯，在底楼的一间房间里，墙角边安置着一架钢琴，这是贝多芬弹奏过的钢琴。墙上的投影机正在播放他的《命运交响曲》，在跌宕起伏的乐曲声中，我眼前演绎出一个不幸命运者的一生，他少年时没有父爱，饱受楚笞；青年时失意，痛失爱情，中年时失聪，病魔缠身，晚年时孤独，没有子嗣……可是，他没有爱情，却留给人间永恒的爱；自己失聪，却给世界留下最美妙的声音；没有子嗣，满世界都有他狂热的粉丝……投影机在播放《贝多芬》电影的最后几个镜头：他去世的噩耗震惊了维也纳，学校为之放假一天，有两万多人为他的送行，参加他的葬礼，在维也纳的街头，舒伯特举着火炬，扶柩缓行……一代音乐巨匠贝多芬走了，他美妙的遗音，却永远在人世间回荡。具有工业气息的汉堡 参观完贝多芬故居，旅友们兵分两路，卫兄奔赴赫尔辛基，和他的夫人亲昵去了，我则和陈兄去汉堡.汉堡是一个港口，也是一座工业城市，为了突显这个形象，工程师故意把汉堡火车站设计成一座钢结构的建筑，凝重、敦厚、结实。凝视它的色调和材质，会使人想起宏伟的悉尼大桥。下了火车，感觉汉堡的气温比较寒冷，说话时满口蒸汽，但空气非常清新。路上行人稀疏，街面洁净，车辆不多，每辆汽车都能找到泊位。因为是星期日，商店都闭门，不营业，陈兄只能陪我上Sunday market消遣。所谓Sunday market ,中国人叫做“周末市场”，在西方国家很普遍，每逢周末，一些人聚集在一起，卖些小商品，用以消闲。在澳洲和美国，有许多中国和韩国的新移民干这一行，当然他们不是消闲，是为了谋生。汉堡的周末市场，比澳洲有排场，澳洲只是将学校的操场或街道空地租给经营者使用，或者提供一两张长桌，收取一定费用。而德国则不然，每一个摊位都有一顶白色的帐篷，井然排列，煞有气派。周末市场设立在风景宜人的湖泊边上，也算是一个旅游景点，游客在这里既可以观赏风景，又可以随意购物。在这里，有一种热葡萄酒非常受人欢迎，这种酒在德国各地都能喝到。葡萄酒是放在一口大红铜锅里煮热的，加入肉桂，有点甜，酒味不浓，三欧元一杯，喝的人很多。酒滩前，摊主一般会生一炉柴火，供顾客边喝酒，边取暖。离卖热葡萄酒摊位不远，往往会有一个卖糖炒栗子的摊位，糖炒栗子是现卖现抄的，摊主用平底锅炒，不用沙，也不加饴糖，干干净净，让人放心敢吃。嚼着栗子，围着火苗，喝上一口热葡萄酒，朋友们边吃边聊，实在是够小资的一种享受。我和陈兄品酒闲聊，从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西德的复兴，谈到东德的僵化；从北韩的封闭，谈到南韩的开放；从台湾的民主，谈到某独裁集团的“五不搞”……突然，我看见一辆巨大的起重吊车在马路边停下，这辆怪车，钢铸的吊臂，层层相套，三十二个车轮，分四层排列，大小如一节火车头，行驶时矫健轻快，威风非凡，我赶紧掏出相机抢下镜头。接着，我俩的话题从德国的重型机械转入谈ICE列车。我说中国的“和谐号”列车和德国的ICE很相似。陈兄说，何止相似，是完全抄袭的。德国报纸登载，中国向德国买了十六辆ICE，然后进行仿制……我实话实说，就是仿照也有差距啊，放开速度不说，光说外表，ICE线条柔和，坚固挺刮；至于内部，ICE的用料的考究，工艺精良，和谐号根本无法与其比拟，若一定要比较，不客气说，一个是正品，一个是山寨货。最近刘志军和丁书苗的腐败案子露出水面，“和谐号”中“不和谐”的猫腻不知有多少。汉堡的日照短，不一会太阳就偏西了，陈兄看看天色，说我们去红灯区逛一圈，那里有夜市面。汉堡红灯区的街道很宽，商店排列也稀疏，不像悉尼的KINGS CROSS那么人气旺。陈兄说，汉堡是个海港，以前船舶停留港口，装卸的时间长，水手们下船后可从容逛妓院，所以那时的红灯区生意火红，现在一艘船，几个小时就装卸完了，水手在陆地逗留的时间短，被剥夺了这份享受，随之红灯区也逐渐萎缩，现在的面积只是以前的几分之一。 从沿街的一扇小门进去，迎面是一条长一百来米，宽十来米的小街，石头铺就的街面，显得有些古朴，街道两旁，是一排连接的玻璃橱窗，红漆框架，有古典风格。虽然外面寒气逼人，看得出橱窗内热气腾腾，穿着三点式的妓女，或坐或立，或抽烟，或吃零食，对过路人挤眉弄眼，招手呼喊，有意者靠拢前去，她会开窗与其讲价。我心数一下，整条街大约有二十来个橱窗，黄、白、黑，人种不缺，金、银、棕，发色俱全，燕瘦环肥，素口蛮腰 、虽极尽打扮，但年老色衰者居多，无美可言，原本笔者拟以“百美图”、“芳草园”形容，但唯恐亵渎了这些令人遐想的字眼，故落笔迟疑，不敢擅用。 在众妓女失望眼神的目送下，我和陈兄从沿街的小门出来。 这时，天空突然雨量增大，我们奔到一家商店的屋檐下躲雨，正巧这是一家专卖枪械的商店，店堂里摆满了刺刀、步枪、来福枪、冲锋枪之类，门口的玻璃橱窗里，陈列着许多手枪的样品，约有近百种之多，价格从89到159欧元，标牌上还用红字注明，可以打百分之十五的折扣，我看了不尽咂舌。想当年我初到悉尼，唐人街附近的百老汇大街上也有枪械商店，政府允许公开卖枪，后因塔斯马尼亚发生枪击日本旅游团事件，致使三十二人死亡，政府才开始向持枪人赎买持枪证，实行枪械管制。 我庆幸枪械店开设在汉堡，没有开设在上海，更没有开设在北京……这是中国人民的福祉，也是中国贪官的侥幸。巴黎第一天 告别了陈兄，从汉堡乘夜车，十三个小时后抵达巴黎。 巴黎的火车站有东区和北区之分，两者相距很远，从德国来的火车一般都停靠在东区。 一出车站又是淅沥小雨，我无心欣赏车站优美的古老建筑，专心寻找有“hotel”的招牌。 凡是在火车站附近，一定有许多旅馆，巴黎也不例外，车站对面右侧的转角口就有一家。看建筑外表挺古老，有艺术韵味。 这是一家小旅馆，门面不大，推门进去，Reception 柜台后，坐着一个胖老太婆，大概七十多岁，满是皱纹的脸上，搁着一副圆形的金丝眼镜，造型有些夸张，很像巴尔扎克小说中的插图人物。 旅馆的电梯很小，上升时会发出一种有节奏的咕咚声，这种电梯三、四十年前在上海法租界的老公寓里，常能见到。记得谢稚柳先生住的乌鲁木齐路老公寓里，就是这种电梯。 房间虽不尽人意，但被褥看上去还算干净，心想反正住两个晚上，白天都在外面过，苟且一下就算了。火车站附近的广场上，许多黑人在推销香水和小商品。寒风卷起满街的纸屑和落叶，在破旧建筑的映衬下，显得有些凄凉。沿街有许多中国人开的小商品商店，门口堆满了来自义乌的劣质商品，这些街景和德国比，反差特别强烈。我拿着地图，按图索骥，寻访向往已久的卢浮宫。好不容易找到卢浮宫的边门，一位英国来的女游客告诉我，今天是星期二，卢浮宫闭馆，她也刚从那里出来。既然卢浮宫闭馆，我就只能先去其他景点了。离卢浮宫不远，就是巴黎圣母院。巴黎城没有高丛的现代建筑，巴黎圣母院依河而居，周围是一片广场，在蓝天的衬托下，就显得特别高大。 据史料记载，巴黎圣母院于一三四五年建成。十八世纪末，法国大革命时期，教堂的大部分财宝，曾被破坏或掠夺，到处是破残的雕像。唯一幸免的是，雨果小说中卡西莫多撞击的那口大钟。此后教堂改名为“理性圣殿”，后来又变成藏酒仓库。一八三一年，法国作家维克多•雨果的小说《巴黎圣母院》出版后，引起社会上修葺圣母院的强大呼声，民间发起了募捐运动。修葺工作从一八四四年开始，持续了二十三年，才成今天的模样。巴黎圣母院的命运，和中国极大多数的庙宇一样，在革命面前遭受劫难，她曾经改名换姓，做过酒窖，正如中国数不清的庙宇，曾经做过工厂、学校、监狱、甚至屠宰场……经过风火洗劫，我们不得不冷静思考，革命究竟是什么东西，它给人类文明到底带来了什么？巴黎圣母院两侧的塔楼是平整的，它没有其他教堂那样的尖顶。迎面三扇荷叶瓣式的大门，把教堂的正面划成三等分，靠外两侧是平整的塔楼，中间凹下，门楣的上方是一横排站立的圣徒雕像，共二十八个，雕像的表情不一，姿态各异。我用照相机拉近距离，丛取景孔里看到，二十八个圣徒都是男性，我不由纳闷，雕塑家为什么不塑造一半女性，使人物画面更加和谐，光是男性，这世界多单调。事后我和朋友聊起这个这事，朋友说，你忘了伊甸园偷吃苹果的故事啦，这个世界因为有了女性，男性间才争夺不休，教堂是圣洁之地，一有女性掺合，不就狼烟四起，干戈不止了吗？我豁然开朗，自责愚蒙。走进大殿，一股庄严之气，迎面扑来，我仰天凝望，感觉教堂高丛的穹顶似乎和天空等高。在五彩缤纷的光影里，我仿佛看到卡西莫多在钟楼上跳跃，艾斯梅拉达缓缓行走的凄凉倩影……思绪回到十五世纪，那是法王路易十一统治的黑暗时期，因为宗教的神圣，受冤枉的艾斯梅拉达，可以在教堂藏身，至少权贵们对神恐惧，不敢公然冒犯上帝的圣地。此刻我的思绪又飞到遥远的故国，在这个传统文化遭到破坏，宗教被革命毁灭的无神论国度里，如果出现艾斯梅拉达事件将会如何？故事又将会如何演绎……大殿的分一個中舱和兩侧各兩個翼舱，共五个纵舱。中舱是教徒的座席，几百张木制的座椅，排列得整齐而又紧密。前面是祭坛，巨大而又庄严，四周雕琢着圣经故事。祭坛的两侧是用绿草和鲜花铺陈的一畦GARDER，种植了许多红白玫瑰，还点缀了捧着圣经的人物，色彩绚丽，庄严肃穆……不好意思说，由于贩文者从小生长在一个视宗教为反动的国度里，对西方宗教的常识几乎是零，无奈的幼而失教，使我在这里只能说声APOLOGIZE。 教堂的左侧，有许多间隔，仿佛展览会的展厅一样，三面有墙，一面开放，里面安放着雕像、石碑、祭坛、烛座……据说石雕柜子里供奉着圣徒们的遗体。这不由使我想起安徽九华山庙宇里肉身供奉的高僧尸体。 我随着游客在教堂里浏览一圈，站在大门的背后，凝视着高丛厚实的门背，和那根坚实的门闩，脑子里又涌起《巴黎圣母院》电影里的镜头：在副主教克洛德阴沉奸邪的微笑中，官军为了捉拿艾斯梅拉达，用圆木撞击着大门……克洛德的笑容，又使我联想起故国，那张比纳粹秘密警察头子戈林更阴险奸诈的面容。我深信，那张面容随着薄某人的垮台，将渐渐黯淡，隐入到历史的帷幕里去。 离开巴黎圣母院，天空转晴，太阳从微薄的云层理透出光亮，看看手表，时间还容许我赶去艾菲尔铁塔。巴黎城并不大，从地图上看，许多景点都聚集在塞纳河两旁。从巴黎圣母院附近的车站乘上巴士，不一会就到达了艾菲尔铁塔。艾菲尔铁塔是巴黎城的最高点，你站在巴黎城的任何高处，都能望见她的姿形，法国人骄傲地称她为“铁娘子”。跨过塞纳河的一座桥梁，就能走进“铁娘子”的胯下。参观铁塔必须买票，售票处就在塔基下，前面排着冗长的队伍，四周不住有穿着迷你服，端着冲锋枪的武装人员在巡逻。大约排了半个小时的队，轮到我买票了。我拿出信用卡，售票员说：“才八元钱，你有现金吗？”我放回信用卡，掏出钱包，抽出一张十欧元的钞票给他。从进口处到铁塔的第二层，电梯是顺着斜坡上去的。电梯的厢体很大，乘客也很杂。第二层距离地才五十七米。我浏览一圈后，又买通往塔顶的门票，价格是十二元，我依旧是用现金买的。自第二层往上的电梯是垂直的。塔顶的最高观景台离地二百七十四米，从这里可以看到整个巴黎城的全景。在晌午阳光的照射下，巴黎城变得渺小了，沿着弯曲的塞纳河，一幢幢石头垒砌的建筑井然有序，所有的屋顶几乎是等高的，没有强烈的高低差别。远处的凯旋门清晰无遗，玩具般大小的汽车，在它四周奔忙。聚神凝望，仿佛置身格列佛王国一样，一切都那么新奇、有趣。观景台的四周，是密封的玻璃窗，玻璃窗的上方，有国旗标明到某地的距离，我发现它离我居住的悉尼是16，962公里；离我的故乡上海是9，385公里……夕阳中，艾菲尔铁塔的倩影横卧在巴黎城的顶上，拦腰覆盖塞纳河面，轻柔妩媚，像少女偃卧；清晰明快，似剑影横投，放眼凝视，使人遐想绵绵，诗意无穷…… 在东南面，有一大块绿色平整的土地，连接着的，是一大群现代高层建筑，这里就是新巴黎了。法国人有眼光，他们没有用拆旧城造新城的办法，而是保留旧城，另择新址。如果当年毛泽东采取梁思成先生的建议，学巴黎城的建设方案。说不定我们今天还能看到古老的北京城。遗憾的是梁思成的提议没有被采纳，反而被打成右派。听老作家白桦说，梁思成看到旧北京城被破环，曾经流着泪，伤心地说：“你们把他拆掉，今后子孙会重建的。”果然不出所料，当今的北京城重建了几个城楼，不光北京，就是全国都在重建仿古建筑。一位老学者幽默地说：“前三十年破坏真古迹，后三十年仿制假古董，两者构成了一个辉煌的六十年。”在乘电梯返回地面时，我不经意地被人碰撞了几下，事后回忆，有三位白人青年在我周围游荡，因为我在澳洲生活惯了，加上在德国几天，看到那里的和谐景象，放松了防盗意识，直到钱包被窃，才想起当时的情景。走出电梯，我发现在铁塔一侧的基座前，单独安放着一尊艾菲尔的金色胸像。这位伟大的工程巨匠，表情庄重，目光平和。也许他生前没有想到，功成名就后，他静悄悄地寄寓在这里，没有家属，没有同僚，孤零零的，有些落寞……我凝视着他宽阔的脑门，思维跳跃到美国纽约港的自由女神像脚下。我曾经在四月的阳光里，对着她手中那支照耀人类民主自由的火炬无限热切；我曾经在朗读座基上的十四行诗时，落下过簌簌的泪珠。这尊自由女神像是法国政府为庆祝美国独立一百周年，送给美国人民的礼物，而自由女神像的钢铁骨架，就是由艾菲尔设计的。离开艾菲尔铁塔，我踏着塞纳河边从树丛中漏下的零碎阳光，一路欣赏沿岸的书摊，意识流不禁和塞纳河交谈起来：亲爱的，我虽然和你初次相见，但我对你倾慕已久，我曾经从傅雷的文章中见到过你；我曾经从徐悲鸿的素描中见到过你；我曾经从从盛成的回忆录中见到过你……突然一阵招呼声打断了我的遐思，眼前一位青年画家，指着地滩上的人物画，问我要不要画头像。我驻足犹豫一下，决定就画一张吧，今后出书可以当作插页。 画完画，我准备付钱时，发现钱包不见了。这时我才回忆起刚才乘电梯时的情景，或许就在售票员叫我付现金的时候，我的钱包露了眼，在电梯里被碰撞的一霎那被盗走了。（辛亏我老于江湖，将护照和一些美金，放在旅馆里，分而治之，没有造成过大的损失）。我立即去铁塔脚下的警察所报警。几个男女警察正在聊天，一位男警察听我说完，丛丛肩，表示这样的事太多，管不了，要我自己打电话到银行去为信用卡挂失。真没想到，法国的治安环境竟如此糟糕，要比北京和上海差许多。我把这段经历记下，供拿过薄熙来笔润的司马南、孔庆东之流，作为批判资本主义活材料。 巴黎第二天回到旅馆，躺在窄小的房间里，望着陈旧的天花板，想起白天被窃的事，心中有说不出的窝囊。再说这旅馆吧，和法兰克福的简直是不成对比。在德国你不管走到哪里，都是喜气洋洋，一派生气，街道打扫得干干净净，商店的橱窗，一尘不染，街上行人，满脸喜色，青年人充满活力，老年人尊严有加，而这里，旅馆里那个粗俗的胖老太婆，车站附近兜揽劣质香水多黑人，以及肮脏的街巷，无不给我印象中的巴黎城蒙上一层阴影。也许是换了床铺的缘故，天没亮我就醒了，上完厕所，发现下肢被虫咬了，挠了几下，感觉不对，这毛毯一定有螨虫，于是惊恐之心陡起，FUCK,赶紧撤离，草草盥洗完毕，卷包就走。走到街上，还是晨曦时分，黯淡的路灯下，冬日的巴黎呼气成雾，街头行人寥寥，我拖着旅行箱在街上游荡，左盼右顾，试图找一家新的旅馆。那情景犹如外国小说中的一幅插图：冬夜里，一位流浪汉拖着行李箱，在纸屑飘落的夜风中独行，他的身影，被月光拉得很长很长——我终于发现一家四星级酒店，准备付高价弥补昨晚住低等旅馆的委屈。Reception 看我的模样（大概有些寒酸）就介绍说，你一个人住这里太贵，对门有一家HOTLE很干净，价廉物美，说罢给我写下了地址，还画了路线图。这确实是一家不错的HOTLE，干净舒适，和在法兰克福住的那家不相上下，服务也十分周到，价钱只比火车站的那家贵五十欧元，记得那家是一百四，这里是一百九。巴黎的旅馆和全世界所有旅馆一样，都提供旅游资料和地图，我安排完住宿后，拿了一张地图，往卢浮宫去。 塞纳河的沿岸咖啡吧林立，你走进任何一家，都会发现布置得非常精致，服务也相当周到。我要了一份鸡蛋火腿沙拉的早餐，外加一杯咖啡。法国鸡蛋火腿的做法，似乎和英国的不同。法国的做法是将火腿切成小丁，然后伴在蛋浆里，煎成蛋饼，类似中国人的做法。而英国的BACON & EGG，是将熏肉整片在黄油里煎熟，然后配上煎鸡蛋，煎鸡蛋的做法和中国的荷包蛋相似，五成熟。两者虽然用料相同，但做法各异。卢浮宫博物馆的开馆时间是上午九点，吃完早饭，时间还早，我沿着塞纳河一路溜达。塞纳河的河面，比上海的黄浦江狭窄，但比苏州河宽阔，河水也比苏州河清澈，当然沿河的建筑是无法比拟的。冬天早晨的河面上雾气缭绕，雾气里不时有游艇和船只在穿梭。堤岸和河面的距离很远，堤岸下，又筑一个堤岸，这是一条道路，可供车辆行驶，现在正是上班时间，上下两条路的交通都很繁忙。我虽然到了卢浮宫的外围，但不知从那道门进去。我用英语问旁边的一位老太太，她也用用英语告诉我。道谢过后，我正要离去，老太太突然问：“我碰到不少中国人都不会讲英语，你为什么英语讲得那么好？”我回答她，我侨居澳洲二十多年，自然会马马虎虎的讲一些。接着我反问，很多法国人都不会讲英语，你为什么讲得那么好？她笑了，说她早年留学英国，所以也会讲一些。她告诉我，很多法国人自认为法语是世界上最伟大的语言，在法国本土，他们就是会讲也不肯讲。我本欲回答她，也许中、法两个民族，都有优越感，认为自己的文化是第一流的，因而固步自封，而恰恰今天都落后于英语世界了。踏上卢浮宫广场，在蓝天白云的衬托下，首先映入眼帘的是一尊高丛的铜像，一位马背勇士，神情睥睨，坐骑奔腾奋蹄，煞是威风，背后由贝聿明设计的玻璃金字塔作背景。铜像的座基上，刻着：“LOUIS XIV ”我不由惊叹，哦，怪不得这个家伙那么神气，原来他就是大名鼎鼎的路易十四国王。他富有艺术天赋，喜欢扮演太阳神“阿波罗”，被称做“太阳王”，在他的统治下，法国国运昌隆，文艺活动鼎盛，堪称法国黄金时代。但他过度的挥霍，给法国人民带来巨大痛苦，给今后的法国大革命埋下隐患。法国著名的启蒙思想家伏尔泰称他为人类历史上的“四个崇高伟大”。西方的史学家喜欢把路易十四和中国的康熙皇帝作比较，因为他俩都是幼年执政，执政的时间也几乎同样长。其实我认为，把路易十四和毛泽东比较，更为贴切。可是当前中国研究历史的学者，还心存恐惧，不敢打破这个禁区。不信请看：两个暴君都自称“太阳”；都有四个伟大；都搞中央集权的专政王权；都对人民都横征暴敛，自己生活穷奢极欲，玩弄女性成癖；路易在位大兴宫殿，修筑卢浮宫和凡尔赛宫等宫殿，毛泽东执政不久就大搞十大建筑，并在全国各地修建行宫，供自己淫乐……他俩还有一个共同点：路易十四虽然他使法国强大而受到尊敬，但不停的战争，使国家经济破产，为此不得不不断加强对农民的税收要求，重税导致人民不满，社会动乱，最后引起一七八九年法国大革命；而毛泽东建国有功，受到民众尊重，而日后不停地搞政治运动，弄得人怨鬼愤，动摇了他执政的合法性……更为相似的是，他俩在整肃政治对手方面，也是同出一撤：路易十四世囚禁过一名政治犯。为了隐瞒此人的身份，亲自下令给他戴上铁面具，并终生不得取下。直到今天，历史没有说清这个铁面人是谁，有人说是路易十四的生父，有人说是他的孪生兄长，众说纷纭……“铁面人”的故事，曾经被多次写成小说和编成电影。这也是路易十四统治时期的一段悬案；而毛泽东施虐刘少奇的事，也与之类同。但他俩也有不同之处：路易十四重视知识分子和艺术家，经常给他们经济上和物质上的资助；而毛泽东对知识分子，以镇压、杀戮，羞辱为能事。路易十四和毛泽东虽然都是暴君，但路易十四毕竟是贵族出身，和土匪出身的暴君相比，在对待文化艺术和知识分子方面，手段是迥异的。路易十四虽是暴君，但对法国文化还有贡献，法国人民对他三七开，所以在三百年后，在卢浮宫广场上还能见到他的铜像。而毛泽东，恐怕历史不会给他这份荣誉，至于天安门城楼前的那个厝所，也不会长久…… 从贝聿铭设计的玻璃金字塔大门入口，顺着自动电梯下去，就可以到达卢浮宫大厅，从这里买票就能进入卢浮宫博物馆。说起这玻璃的金字塔型建筑，当年贝聿铭提出设计方案时，几乎受到法国朝野的一致反对，只有密特朗总统一人坚决支持，八年后工程完成，卢浮宫的展出面积扩大一倍，光线和展出效果得到很大改善，这时才被全法国民众接受。贝聿铭的成功，使他在建筑界名声鹊起。当时他的母国不失时机，大打民族主义牌，大呼这是中国人的光荣。其实这种光荣与他那个高调宣传的母国，没有半点关系，相反，如果他不离开那个多灾多难的国家，凭他是大官僚贝祖贻的儿子，出生在苏州狮子林的阔少，能让他活过反右，已经是很幸运的了。君不见他的老乡，那个把黄公望《富川山居图•剩山卷》献给浙江博物馆的大收藏夹、大画家、大鉴定吴湖帆的下场就知道了。运笔至此，笔者不由兴起，作以下比较：贝聿铭的祖父贝立泰，是清朝朝命官。后来他协助创建了上海商业储蓄银行；吴湖帆的祖父是吴大征，曾任两湖总督；贝聿铭出生在狮子林；吴湖帆出生在“春草闲房”，均为苏州大户；贝聿铭在建筑界拇指独擘；吴湖帆在鉴定界慧眼独具；贝聿铭早年出走美国；吴湖帆一九六一年在上海画《原子弹放射图》大展丹青，获得军中好评；贝聿铭获“普里兹克奖”，为国际建筑界最高奖励；吴湖帆被定为反革命画家，屡遭批斗；贝聿铭侨居美国，子孙有成，颐养晚年；吴湖帆儿子被枪毙，晚年恰逢文革，在上海华东医院自己拔除输液管，了却残生。贝、吴两家祖上即是世交，吴湖帆做七十寿辰时，贝聿铭的堂姐贝聿昭还送去寿礼。常言道：跨出一小步，人生一大步，有时候因一步之差，命运竟天壤之别。呜呼哀哉，难怪这样的国家，连权倾当朝的薄熙来都要将钱财和儿子送到外国去。 通过长长的走道，迎面看见中国展品馆，原来在二零一一年到二零一二年期间，北京故宫与法国卢浮宫鉴定协议，举办《卢浮宫和故宫》展览，卢浮宫在北京故宫举办的是《拿破仑一世展》，中国方面送展的是，明清时期的一百三十件珍贵展品。这些展品就是在故宫，也不经常展出，我今天能撞上，实在是眼福，用佛家语说，又要修得几世，才受得这份福报。玻璃柜台里，陈列着皇帝崇祯的书法“松风水月”和明朝书法家米万种的条幅、郎世宁的康熙画像，还有那张著名的《鹰石图》，金题玉躞，精美无比，明清的宫廷瓷器、漆器、康熙的龙袍……不胜枚举。最令人震撼的是那几卷《康熙南巡图》。《康熙南巡图》，是画一六八九年康熙帝第二次南巡，从京师出发，一路景致的长卷，每卷均有康熙形像，画面工整细腻，人物栩栩如生，康熙帝所到之处的风土人情，街景市廛，表现得纤毫毕至，淋漓尽致，是绝妙的风俗画和帝皇出巡图。该图共十二卷，由于清末战乱，部分流落国外，据记载：第一卷、第九卷、第十卷、第十一卷、第十二卷现收藏于故宫博物院，第二、第四卷现收藏于巴黎Guimet博物馆，第三卷现收藏于纽约MMA，第六卷现收藏于美国凤凰城，第七卷现收藏于加拿大Alberta大学。该图的主要作者王翚，字石谷，号耕烟散人，又称乌目山人，与同时代的画家王时敏、王鉴、王原祁并称“四王”，也称“清四家”。他的《千岩万壑图》山水画，前几年在北京，被拍到上千万元人民币。卢浮宫理的艺术展品浩如烟海，如果你要一一观赏，恐怕要花上几年的时间，我抓紧脚步，择要地浏览了《蒙娜丽莎》、《维纳斯》、《拿破仑一世与约瑟芬的加冕礼》……拍些照片。至于我对埃及展品，已经在美国大都会博物馆浏览过了，而且这里的展品远不如美国的恢宏和精美；至于非洲部分，我则完全看不懂。尽管毕加索生前对张大千说：“许多中国人到法国来寻找艺术，其实法国没有艺术，艺术在非洲。”由于时间紧迫，以及我对西方艺术知识的浅薄，致使我只花了大半天的时间就看完了卢浮宫。当我走出玻璃金字塔的出口，再次置身广场，回眸卢浮宫姿影的时候，才是晌午时分。我查阅地图，计算一下时间，如果抓紧一点，我还可以去巴黎歌剧院。我循着地图，沿着卢浮宫旁边的小道疾走。小路的两旁排列着无数商店，式样古典，布置精美。我一路浏览，突然看到在金属落地的摩擦声中，一个骑摩托车的青年滑倒在地，几乎同时，三个人朝从不同的方向奔过去搀扶，幸好滑倒者没有大碍。我出国前，国内正好在议论“小悦悦事件”——一个二岁的小孩，在街市被两辆车子碾压，七分钟内，十八名过路人视而不见……两相比较，人心冷暖如此，令人寒噤。 小雨刚停，在雨后金色残阳的投射下，巴黎歌剧院华丽的姿形，在广场上的积水里，投下了美丽的倩影。巴黎歌剧院是路易十四世建造的法国第一座歌剧院，是法国第二帝国时期最杰出作品。一进门，你就会被面前的大理石楼梯所吸引。象牙黄色而又夹杂红色纹路的阶梯和扶手，光滑圆润，据说这种包浆，是几百年来，被贵妇淑女的衣裙磨亮的。在无数支蜡烛型灯光的映辉下，金色的墙体连同穹顶上的壁画，雕像以及巨大的镜子，构成一种神秘的梦境般的美，一种无法用文字表达的美。剧场的检票口，聚集着一群老人，仪态轩昂，衣着华丽，没有大声的喧哗，没有此起彼伏的咳喘，时而能听到他们低声的谈笑，看模样他们在等候入场。我的意识流又在想，哪一天中国的老人也会有这样的气质，而我老了又会怎样…… 最令人惊叹的，要数休息大厅，两旁精心雕琢的巴洛克廊柱，美轮美奂，廊柱的大理石基座，散发出神秘的光泽。有人把巴黎歌剧院比喻是一件精工细雕精的首饰盒，我认为她是那只首饰盒的放大。在这只金色的首饰盒里，八宝杂陈，金玉荟萃，三千支烛型灯盏，犹如三千颗明亮的珍珠，熠熠发光，照耀这些宝物，流光溢彩，争相夺辉。 别看巴黎歌剧院的地面建筑那么精美，令人惊叹。可在它的的底层，却有一个六公尺深的蓄水池。如果观众走到地下室的最下面一层，就可以看到它黑色黏稠的蓄水。歌剧院每隔十年左右就要把这些水抽出，换上清洁的。据说这个水池是当年在建造歌剧院时，发掘的时候，碰到地下水形成的。这个偶然事故，引伸出很多传说，甚至鬼怪故事。法国著名的侦探、悬念小说家勒鲁，由此得到灵感，创作了《歌剧魅影》的故事，其场景就在这座剧院里，该故事后来，被改编成电影和歌剧，在西方的舞台上经演不衰，据说中国早期的电影导演马徐维邦，创作《夜半歌声》的动机就是受了《歌剧魅影》的影响。雨果的《钟楼怪人》，使巴黎圣母院声名鹊起；勒鲁的《歌剧魅影》也使巴黎歌剧院盛名遐尔。好的景致一定要有文人吹捧，就像杭州的风景，如果没有白居易、苏东坡、以及历代文人的诗词、笔记故事，就不会有今天的繁华。 离别感怀当晚，我从巴黎东站，登上返回汉堡的列车，第二天一早回到汉堡车站。大约德、法间的只有一列专车往来，我去的候是坐这个铺位，回来时仍然坐这个铺位。只是去的时候，我一个坐一个包厢，回来的时候，六张铺位都占满了人。车刚进入站台，就看到陈兄已经在那里等候了。他是德国老侨民，在汉堡生活二十多年了，熟悉这里的一街一巷，我的行程都是由他安排的，所以一路都很顺畅，在此表示谢意。我坐的是东航客机，在认领登机牌的时候，一位东航小姐领着一位德国小姐过来，说：“先生，这位小姐要耗费你几分钟时间，请你填一张答卷。”我从德国小姐接过答卷，是中文的，上面写得非常详细：你在德国期间对购物、街道清洁的满意度；德国居民的友善态度……请你打勾，最后问你有什么建议和改进。德国管理制度如此周密，不由使人惊叹佩之，以前我只听说德国人做事古板机械，没想到细腻到如此程度。德国之先进管理，其实早就受到中国人青睐，早在1905年（光绪三十一年），清廷就派遣五大臣赴欧美考察，其中载泽和端方重点考察德国六十七天，跑遍柏林、斯台厅（后属波兰）、多尔特门特、埃森、科隆、多士尔道夫、基尔、汉堡、不来梅、得累斯顿、莱比锡、慕尼黑、纽伦堡等城市。他们对德国的警察户籍制度，刑警侦查手段，无不感到新鲜。在载泽的考察记录中，曾有：“警局还设有查验物产所，‘专司禁止防害卫生之食品’。一旦发现药品、食品有害人民健康的，警局立即着手，暗中调查，经过核实后，‘停其买卖，没其物入公’……”一百多年过去了，光中国的食品卫生问题一事，仍事故迭起，险象环生。这时我的意识流又滚动：如果当年的清廷像后来的毛泽东一样，向一面倒，以德为师，全盘德化，今日的中国将会怎样？也许是世界第一强国，也许是军国主义霸主……历史是不能假设的。这个问题留给每个关心的中国命运的人去遐思吧。附：圣诞前与友人赴德、法旅游，不料春节后在上海整理该文时，血压陡升，突发眩晕，急送至上海华山医院医治，旋即回澳洲休养，直至二零一零年三月二十日才继写前文，踯躅之苦，为之无奈。二零一二年四月十八日杀青于悉尼食薇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