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正隆：雪白血红

　　自序
　　历史是什么？
　　一篇报告文学，当然不仅要客观地记录下已经发生的事情。但它首先应该做到这一点。
　　做到这一点很难，特别是对于几十年前发生的事情。当事者视野有限的挂一漏万的回忆，各种各样只鳞片甲的传闻，显然不无偏见，甚至有意隐讳了事实的文字资料。后人只能在这样的基础上缀合历史，充满主观意识地缀合历史。你可能接近了它，但休想复原它。
　　能做的是不讳过，不溢恶，不夸饰，不虚美，像老祖宗教导的那样“秉笔直书”。
　　这其实更难。
　　对这本书尤难。
　　主要难在有个叫“林彪”的人。
　　很多人问：写不写林彪？
　　又问：怎样写林彪···再问：这样写行吗？
　　在关东最后那场战争中，家乡那个小镇经常“开仗火”（黑土地老人话，即“打仗”）。母亲抱着刚来到这个世界的小小的我，趴在炕沿下哆嗦。
　　４０年后，我感到了母亲的颤栗。
　　有人说：写现代史难于宇宙史。
　　一位参加撰写当年３纵战史的老人，被公认为“记忆力特别好”。
　　老人对此也很自信。写完亲身经历的四保临江的小荒沟战斗一节，再去当年战地一看，地形、地物及敌我兵力配置，几乎全然不是那么回事儿。
　　主要还不难在这里。
　　有的老人说：这事你不用记，记了也不能写。
　　不服不行，有的真不能写。
　　有的老人说：你问的这些我都是知道。但不能说，现在还不能说。
　　望着老人，你会想到飞机失事后千方百计寻找的那个黑匣子。你找到了，却打不开它。
　　治史者讲“潜心研究史料”。可这些不能披露的和锁在“黑匣子”里的史料如何“研究”？还有那些经常变脸儿的“史料”可信吗？
　　一部《辽沈战役亲历记》，应该说是关于国民党方面最有权威的资料了，而且好像也没怎么“变脸儿”。可是，那些能够勾勒出国民党战略框架的原始电文，一份也没有。对照本书实录的共产党方面的大量文电，就会知道这是一个怎样的缺憾。仅凭回忆“大意”是不够的，甚至是不可靠的。而且，文章中的“我”（或主人公），字里行间尽力和蒋介石划清界限，就像另一些回忆录竭力和林彪划清界限一样。对于跑去台湾的人，遣词用句比较尖刻，无所顾虑。对于留在大陆的败军之将，以及后来从海外归来的人，就有情有面，客气多了。
　　４０多年了，史实的回忆不尽相同是正常的。一忽儿吹捧，一忽儿批判，叫人难辨真伪，倒也能提供个信息，扯出根线头。最难办的，是那么只字不提，好像根本就未曾发生过，且往往是比较重大的事情，叫你无迹可寻，连个判断真伪的机会都是没有。
　　已经成为历史财富的关东这场战争，一切都是已知数。这里，除了台湾去不得外，只是调查采访的多寡；是正视，还是回避；是实事求是，还是指鹿为马；是抢救这笔财富，还是听任早已不是朋友的时间，年复一年地蚀逝。
　　时间是个保密大师，是个去伪存真的大师。是个息事宁人的大师，若干年后，当我们可以轻松地打开这支锈渍班班的“黑匣子”时，厚厚的尘封中，可能只剩下些干涩枯燥的档案资料，而没了生动活泼、有血有肉的形象了。
　　外国人似乎比我们还急。
　　从街头书摊，到国家领导人家中的书架，一部《长征－－前所未有的故事》，使索尔兹伯里在中国大出风头。另一位哈佛大学教授费正清（看这姓名好像咱们龙的传人）先生，在完成主编《剑桥中国史》六卷巨制后，１９８６年出版一部新的中国近代史和现代史：《伟大的革命：１８００－－１９８５》。
　　１０亿人口的泱泱大国，那么多作家和史学家在做什么？不是祖宗的家谱外人碰不得，实实在在，这本来理所当然就是我们的事情，而且理所当然应该写得更快，更好！
　　有治史者说：写中国现代史之难，就难在我们是中国人。
　　１９８８年７月８日《青年参考》报道：因为教科书内容有误，苏联取消中学毕业历史考试。
　　真的，当身体和世界观正在成熟中的学生们，经过一场从精神到肉体的紧张劳作后，发现学到的东西许多不是真的，该多悲哀？
　　关东最后那场战争糟蹋了黑土地，后来糟蹋的是什么？大人把家谱搞乱了，叫孩子怎么续？
　　人们都喜欢孩子。因为孩子是明天，是希望，是祖国的花朵，是我们的生命的延续。
　　还因为孩子天真，烂漫，真诚，心地纯洁，不说谎。即使说谎，也说得那么天真，烂漫，真诚，自然，能给生活增添一些喜剧色彩。
　　为人，为文，当然需要成熟，需要对人生和世事的深刻的透视和理解，可首先需要的难道不是真诚吗？要孩子诚实，大人难道不首先需要诚实吗？
　　有时就想：人为什么要“长大”呢？
　　采访中还有个体会和感觉：惊骇，惶惑，激动，兴奋。
　　很多作家走到历史中去寻找“避风港”。这里却似乎是一片禁脔，险象环生。
　　有时简直想掉头就跑。
　　有时又想留在那里不回来了：历史中的新闻太多了，有些去处简直就像从未开垦过的处女地。那令人反思的天地也太广阔了。
　　于是，至今萦绕在脑幕上的一个问号，就是：历史究竟是个什么东西？
　　一位搞历史的朋友说：历史就像个婊子，谁有权势谁就可以弄它一下！
　　这话与他的西服、领带不相称，却不乏形像。
　　不管历史是个什么，也不管１００个观众心目中有多少个“哈姆雷特”（一位名人说：１００个观众中就有１００个哈姆雷特），要想把关东最后这场战争比较圆满地画个“０”，恐怕还要到可以进出台湾档案馆那一天。
　　而且，连跑带颠，只吃不到一年的面包和方便面（有人说这篇东西是用脚、面包和方便面写出来的），是远远不够的。
　　所以，这篇东西只能算是一篇草稿，或征求意见稿。
　　感谢所有给予采访方便的单位（几十家，恕不一一列举了）。
　　感谢本书中所有写到姓名的老人。
　　感谢沈阳军区和本集团军的领导和同志们。
　　感谢所有给予鼓励和支持的朋友们。
　　作者

　　 　１９８９年旧历除夕夜
　　 一、热点
　　本来，1945年是胜利年。
　　本来，1945年的中国，应该飞起和平的鸽子，唱响建设的号子，迈开振兴的步伐。
　　本来，黑土地是良田，而不是战场。
　　这里需要借用黑格尔的一句话：存在着的都是合理的。
　　第1章　　今天从昨天走来
　　地球，一只破球
　　假如，1945年8月，人类不是向广岛和长崎投下两颗原子弹，而是在卡纳维拉尔角发射一颗观测卫星，我们看到的是一个甚麽样的地球呢？
　　从德国到意大利到日木，一座座城市变成了瓦砾场。高楼大厦的碎砖乱石填平了街道和公路，潜艇和军舰的残骸堵塞了港口和海军基地。欧洲最大的工业中心，素有“欧洲工厂”之称的德国鲁尔地区，昔日钢铁厂、煤矿、发电厂和有关设施鳞次栉比，浓烟遮天蔽日，人们为空气和噪音污染发愁发怒。如今，蓝湛湛的天空下，大地空空荡荡，空气一尘不染，蒸气在瓦砾堆上腾窜着无色的火焰。
　　曾经是拿破伦威斯特伐利亚王国的首都，拥有18万人口的卡塞尔市，一位工程学家以典型的条顿人的精明估计，该市每个居民可摊上51。5立力米瓦砾。至於柏林，英国工党政府在给下议院的一份报告中说，即使每天清除1000吨瓦砾，也得30年才能清除乾净。
　　东京的命运似乎好些，那就是它的桥梁和公路基本无损。
　　广岛和长崎呢？
　　有些城市已从这个星球上抹掉了。
　　住宅的含意，是指四面有结实的墙壁，有窗户，有屋顶，有取暖、烹调和卫生等一整套设施的住所。这里不然。人们像老鼠一样挤在防空洞和炸毁的建筑的空隙，用从废墟上捡来砖木、纸板和金属片甚麽的，搭成了像几万年前人类祖先曾栖身过的那种窝棚。从残垣断壁中炮口样伸出的一节节烟囱，就是人们拥挤不堪的住处的标记。
　　当那些各式各样的炸弹、炮弹，都符合设计要求地发挥了效用後，谁也未能把自己拽离这只破球，到外层空间去找个好球安家落户。
　　医院里挤满了因缺少止痛药而惨叫不已的伤兵，双日失明的，断臂折腿的，被汽油弹烧得遍体鳞伤、面目狰狞的，被子弹打掉生殖器的。他们是希特勒、墨索里尼和东条英机的牺牲品。但就肉体而言，他们还算幸运儿。
　　从苏联的斯大林格勒到法国的瑟堡，从挪威的纳尔维克到埃及的卡塔拉盆地，从中国的台儿庄到太平洋上的所罗门群岛，在堑壕里，在瓦砾下，在草丛和沙漠中锈渍斑斑的坦克和大炮旁，在海底长着青苔的舰船里，到处躺着阵亡者的尸体。有的已经化作白骨，有的正在腐烂发臭。没有坟墓，没有墓碑，连个简单的标记也没有。只有冥冥中那个全能的上帝，知道他们的姓名，知道他们从何处来，谁的心在为他们垂泪滴血。
　　身着黑服的妇女，排着长队等待领取配给品。孩于瘦得只剩下“可怜”二字，而绝无可爱之处。每人每天获得食物的热量，还不及战前的一半，而且连这点食物也在减少，有时干脆领不到。衣服和取暖用煤比食物更匮乏。据《纽约先驱论坛报》报道，莱茵河畔拥有43万人的美丽的杜塞尔多夫市，这年冬天定量供应的衣服，只有26套男装，15套童装，33件成人外衣和两条毛巾。饥饿和寒冷像子弹一样把人们击倒在地，传染病像蝗虫一样从这片废墟扑向那片废墟。儿童大都患了软骨病。婴儿和儿童死亡率增到最高点，出生率则顺理成章地降到最低点。
　　世界简直成了一只巨大的潘多拉匣子，如果说其中还有一点希望，那就是盼望黑夜快点到来。黑夜可以把这一切隐去，几小时睡梦还可以到战前的情境中游历一番。於是，第二天早晨照样还得醒来的人，就不能不羡慕那些永远睡着了的人。
　　战胜国应该是另一番景象吧？
　　是的，曾经被夺去家园的被侮辱、被损害的人们，终於恢复了尊严。尊严是宝贵的，甚至是最宝贵的。但最宝贵的尊严并不能替代一切。当满面焦黑的军人在易北河畔流着热泪拥抱在一起，又从攻克柏林和占领东京的狂欢中冷静下来，他们会想起甚麽？
　　从欧洲到非洲到亚洲，所有战场的所有对手的尸体旁，都躺倒着同样数目，甚至是更多的自己的伙伴。那医院里伤兵的惨状也无二致。当他们从战场回到自己保卫着的故乡，从华沙到鹿特丹，从伦敦到马尼拉，到处是战火洗劫的破败和狼借。斯大林格勒的瓦砾堆，除了广岛和长崎，可以和战败国的任何一座城市媲“美”。
　　人类在付出3000万至6000万人的代价後①，在那烧焦的废墟上游荡着的幽灵，名字都叫“失业”和“通货膨胀”。
　　这是一场胜负俱伤的战争。负者，枪炮无弹药，坦克无燃料，饥肠辘辘的士兵吃光了最後一听土豆烧牛肉。胜者，除了美利坚合众国，也都精疲力尽。如果再僵持下去，躯体里最後几滴血液也将流光。
　　即便是100亿美元能重建10个斯大林格勒②，世界上又有甚麽东西，能够抚慰千千万万同样身着黑服，站在街头，等待领取配给品的母亲和妻子的心呢？
　　即便是浑身没一块伤疤的美国军人，勋章丁当地踏上没有落过一颗炮弹的本土，人类的坚毅、勇敢和男子汉气魄，就非得在血肉飞溅中熔铸不可吗？
　　所有的战争都是内战。因为所有的人类都是兄弟。
　　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硝烟散尽，我们看到的是一个被人类自己糟蹋得遍体鳞伤的地球，和人类自己那颗千疮百孔的心I战争结束了，正义胜利了。但就人类而言，没有胜者。
　　1945年向人类大声疾呼：千万不要忘记1945！
　　中国 ，血未流够
　　从1945年至今，人类已经43年没有爆发世界大战了。这个时间，是第一和第二次世界大战间隔时间的二倍还出点头。
　　无疑，人类在走向成熟和进步。
　　但是，就像那个金光灿灿的太阳从未同时普照这个星球一样，和平之神从未一视同仁地施惠於全人类，总有那麽几个被遗忘的角落。
　　柬埔寨，阿富汗，黎巴嫩，安哥拉，人民至今还在枪炮声中过日子。
　　两伊战争打了8年，打不动了，才坐到谈判桌旁继续僵持着。谁知道养好伤口攒足劲，会不会再扑上去斯打？
　　事实上，当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枪声末停和刚停时，这个地球上各种各样局部战争的枪声，就此伏彼起了。从东南亚到中东到黑非洲，民族解放战火燎原。这也是一种成熟和进步。当英法等国做为被侵略者欢呼反法西斯战争胜利的时候，它们在今天被称为“第三世界”的一些国家中，继续充当着的可耻的殖民主义角色，难道不是理所当然地应该用枪炮轰击、批判吗？
　　比之仍在为民族解放流血牺牲的印度、印度尼西亚和越南等国，“八。一五”後的中国，实在是幸运而又令人羡慕的。
　　中国却打得比谁都凶！
　　这是一场真正的内战，中国人和中国人扭抱斯打(尽管武器上写着汉字的并不多)。
　　而且不是在一个角落，而是在一个有960万平方公里土地，人口占人类1/4的国家里进行的战争。
　　但谁也不能说中国人是忘记了1945。
　　类似“有枪就是草头王”这种胡传魁式格言和理论，在旧中国是颇有点“放之四海而皆准”的。
　　旧中国政冶舞台的四根柱子，是用枪炮铸成的。政冶家们全副武装在这里发言，辩论，竞选。枪是麦克风，炮是高音喇叭，子弹、炮弹是选票，军队是选民。谁的枪炮和军队多，谁的政冶就走红，政冶家的形象就高大。从黄袍加身到尸骨遍地，枪杆子就像魔术师手里的魔仗，简直可以随意玩弄历史。无论多麽天才的政冶家，没有枪杆子，混碗粥喝也难。纵览中国近代史上显赫一时的人物，有几个不是马刺丁当，杀气腾腾的军头？
　　蒋介石的标准像全身披挂。
　　全身披挂的蒋介石挺有风度。
　　做为一个如果没有他。一部现代史就会是另一种样子的人物，把蒋介石漫画式地一笔划入另册，显然是不公正的。早在做为孙中山的重要助手和北伐军首领，以及後来的8年抗战，他有疲劳，有苦劳，也有功劳。在逐鹿中原的军阀混战中，他纵横捭阖，表现了相当出色的政治军事才能。否则，他不可能取得孙中山的信任，也不可能把那些独霸一方的大小军阀聚集到他的麾下，当然也就不能成为中国的执政党总裁，国民政府主席，国家军事委员会委员长和盟军中国战区最高统帅。
　　“八，一五”後的蒋介石，更显得潇酒，自信，风度不凡。
　　那风度和自信，可不是装出来的。
　　他拥有3千万以上人口的地区，控制着所有的大城市和绝大部分铁路。他接收了1百万侵华日军的装备，有430万军队。这样一支庞大的军队，不仅在中国，就是在亚洲也是首屈一指的。做为这支军队的统帅，没有比在军旅中崛起的蒋委员长更懂得它意味着甚麽了。每个与之打交道的人，如果不能充分意识到这一点，举手投足就会失去依据。
　　更重要、更意味深长也更具有威慑力的，是这支军队中有39个旅是美械装备。美械装备就是“胜利”的代名词。和美国站在一起就是和胜利站在一起。有一个39个旅，就意味着会再有一个、几个39个旅，就意味着美元会源源而来。
　　就连他的敌人的朋友和同志的苏联共产党人，也和他站在一起，表示愿意“尽最大努力促进中国在蒋介石领导下的统一”③。
　　至於他的臣民嘛，他胸有成竹。他不止一次地面对狂呼“蒋委员长万岁”的人潮。他看到人们看到的是一轮和平与自由的太阳。
　　在善良、质朴、喜欢把人神化的中国老百姓心目中。他本来可以成为一轮那样的太阳的。“八·一五”後的中国，只要他想做，他几乎没有做不到的事情。果真如此，中国的老百姓将会世世代代向他顶礼膜拜，蒋委员长的丰采将光照千秋，历史将把十倍於诺贝尔和平奖的荣耀奉献给他。
　　历史耐着性子等了他将近一年的时间，可他早已翻出了那本《剿匪手本》④。
　　他要趁共产党还未强大到可以匹敌时，把它扼死。
　　但他还要请毛泽东到重庆谈和平。
　　谁枪炮多谁就有主动权。战争与和平的开关都在他手中。一个成熟的无懈可击的政冶家，就是要把“和平”唱到按下战争开关的那一瞬间，而在那一瞬间之後则应唱得更响。
　　东西德国，南北朝鲜(还曾经有过南北越南)，那是大国政冶的产物，主要是外力的结果。
　　大陆和台湾呢？
　　当轰击柏林的炮弹爆炸的气浪，把希特勒的尸灰冲击得无影无踪，也把一栋栋倒塌楼房中鸭绒被褥中的鸭绒，杨花柳絮般地漫空扬撒时，谁知道中国老百姓，几个人才能拥有一条算是“被子”的东西？
　　从人格到衣食住行，条顿人和大和人，无疑是一下子从天堂堕入了地狱。做为胜者的中华民族。这一切一直是在一个甚麽样的水平线上？在一面面飘扬着的“青天白日满地红”下，一张张因忍受的苦难太多太多而只剩下土色和菜色的脸上，除了痛苦的忍受和忍受的痛苦，还能看到甚麽？
　　人民要过日子，要受教育，国家要恢复，要建设，要发展。百废待兴。这一切的前提是和平与安宁。在这个多强权，少公理的世界上，中华民族是太需要和平了，人没有理由打内战了——因为我们太贫困了，太落後了I不该打内战的理由，也许正是打内战的根由。
　　愚昧，贫困和落後的恶性循环方式之一，就是战争。
　　盟军太平洋战区最高司令道格拉斯。麦克阿瑟将军，在回忆录中谈到“八·一五”这一天和战後获得的荣誉时，写道：“从最早的童年时代以後，我就末曾哭过。这时，我激动得热泪盈眶。”⑤已经伤亡2000万人的中国的千千万万的老百姓也在哭，并将继续哭下去：白发人继续哭黑发人，妻子继续哭丈夫，婴儿继续趴在冰凉的乳房上哭叫，直到把泪哭乾……
　　一部共产党的历史，就是一部挨打挨抓挨剿的历史。
　　军阀打，列强打，曾经是朋友的国民党翻了脸打得比谁都狠。
　　“四·一二”杀红了眼，共产党血流成河，活着的不是钻进地下就是钻进山沟。钻进山里也不行，找上门去打。第五次虽末斩尽杀绝，也被杀得落荒而逃。一个逃，一个追，一路追出六个省。16年後毛泽东高吟“宜将剩勇追穷寇”，其实那是跟蒋介石学的。只是蒋介石怎麽也没追上毛泽东，共产党这个“穷寇”越追越剿越强大。
　　蒋介石说这不是内战，是“剿匪”。这似乎不无道理。连“真龙天子”的朱元璋。末登基前也被御封为“匪”，更何况“共产共妻”的共产党。而且，中国是历来讲“胜者王侯败者贼”的，被撵得到处钻山沟的人，能不是“贼”、“匪”吗？可第二次合作後，怎麽还是不时地扭来打去呢？难道堂堂执政党，竟与“匪”合作了8年？
　　(不知死於8年抗战的2千多万中国军民中，可否包括如皖南事变那样大小摩擦中的死难者？）。
　　既然东北沦陷後，蒋介石仍然御驾亲征去江西“剿匪”；既然第二次合作後，蒋介石如过河菩萨自身难保，仍然不时忙里偷闲捅共产党一刀，还能指望他不用“攘外”了後，再不“安内”吗？
　　住在延安窖洞里的共产党人，睡梦中都听得见国民党磨刀般的切齿声。
　　比之总是乾净利落，穿一套质地考究的军服，既有军人的威仪，又有学者的儒雅的蒋介石，身材略高点的毛泽东，就相形见绌了。这不仅因为他就像他指挥的那支为大多数中国人看不起的军队一样，总是穿着那种又肥又大，有时还打着补丁的粗劣的衣服，还因为这个从信仰到性格都和蒋氏格格不入的人，确实不怎麽修边幅。而且，再联想到当年在井冈山被土匪打了埋伏，幸亏手执双枪的贺子珍纵马赶到才得脱脸，那男子汉风度和气概，那当口简直就荡然无存了。
　　然而，即使是天天都在诅咒他的人，也不能不承认他是中国的第一个伟男子和天才。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主席毛泽东的天才和风度，表现在他站在历史峰巅上“一览众山小”的恢宏气度，和立於时代潮头驾驭历史的纵横自如的潇酒。此前，他曾将走投无路的共产党引向坦途，并使之充满朝气和活力。此後，仅用3年时间，就把那个会被朋友和敌人都视为中国最强有力的人物，流放般地赶到了那个倒是很美丽，却无论如何也盛不下那颗心、咽不下那口气的海岛上。
　　可是，1945年8月28日，毛泽东脱掉那身灰布衣服，换上一套蓝布制服，再戴上一顶有点不伦不类的盔式帽时(以後好像再没见他戴过)，他的心情可实在不敢轻松。
　　他不是怵去重庆打那种冠冕堂皇的嘴巴子官司。有一手风流倜傥好书法，写一手才气横溢好诗词和政论的毛泽东，在这方面对付蒋委员长游刃有馀。可嘴巴子、笔杆子再厉害也不行，嘴巴子和笔杆子里面出不了政权。
　　这时的毛泽东已不像在江西时那样寒酸了，可“横”的仍然不成比例。蒋介石的军队接近他的4倍。如果装备和训练程度也可以用倍数表示，还不止这个数。力量对比当然不仅仅是数量的多少，可没有数量也谈不上力量。
　　以往每次摩擦，彼此都把自己描绘成羊一样的受害者，指着对方鼻子大叫“狼来了”。若说成百上千次大小摩擦都是国民党挑动的，那不客观。可若说共产党就是活腻味了，总去老虎嘴巴上拨胡子，恐怕连蒋介石最亲密的朋友也不会相信。
　　生机勃勃的讲求实际的共产党人，想打内战也应该再等上几年，待双方实力相当，或是比对手强大时，再动手。
　　由不得共产党。
　　和平是力量的均势、平衡，或者是由於不平衡而屈辱的臣服。
　　“八·一五”後的中国，没有这种平衡。毛泽东的字典里，也没有“臣服”这两个字。
　　从一场世界大战到一场局部战争，都是在一个早晨打响的，又都不是在一个早晨打响的。矛盾的发生、发展和激化，是从上一个矛盾完结时就开始酝酿了。犹如一个潮浪从涌起到跌落的同时，另一个潮浪就发生了，涌起了。所以，无论两场战争间隔多长，某种意义上就理论而言，一场战争结束了，另一场战争就开始了。
　　即将在中国发生的这场战争，不在此例。
　　这是一场8年前已经打了10年，没分出输赢，现在又接着打下去的战争。同样的对手，同样的战场，同样的势不两立。所以，被历史教科书分为第二和第三的两次国内革命战争，实际是同一场战争的两个阶段。只是由於日本帝国主义的“进入”，同为炎黄千孙的敌对双方，不联手抗战谁也不能生存了，才算勉强忍下一口气。而当“进入”的第三者被赶走後，8年前杀得难分难解，这8年大面上也经常过不去，却都宣称自己拥护孙中山和孙中山的三民主义，也都对炮楼中的伪军喊过“中国人不打中国人”的两大政冶势力，就又全力以赴地厮打起来了。
　　站在八十年代遥望历史，人们常常会发出这样的感慨：如果当年不“反右”，不搞“大跃进”和“文化大革命”，今天该会多好啊！
　　还可望得更远点：“八·一五”後如果不打这场内战，中国会怎样？
　　历史没有“如果”。
　　第2章　因丰饶而多难的土地
　　匹夫无罪 ，怀璧有罪
　　如果把中国版图比作一只昂首挺立的公鸡，从这只公鸡的第三根颈椎以上的绝大部分，就是会被称为“满洲”的东北。
　　“关东山，三宗宝，人叁貂皮乌拉草。”“棒打獐子瓢舀鱼，野鸡飞到饭锅里”。连中原人也晓得的，版权无疑是属於关东山的这类民谣，表现了人们对这片土地多少热爱和向往啊！
　　清一色黑钙土的松辽平原⑥，是中国最大的粮食产地。大豆，小麦，高梁，水稻。或以数量居全国之苜，或因质量名闻遐迩。大豆和柞蚕更是饮誉中外。大小兴安岭和长白山系绵延千里的群山。森林复盖面积超过内地总和。在大山和黑钙土下面，是闪耀着各种瑰丽色彩的数十种矿藏。其储量之丰富，有的为中国之最，有的为世界之最。
　　“八·一五”日本投降时，这里的重工业占全国的90%。鞍山抚顺，小丰满，依次为中国的钢都、煤都和电都。
　　历史告诉我们，“九·一八”事变後，日本帝国主义就是依托这片丰腴的黑土地，挥师南下，征服了华北。
　　之前，东北近百年来最有名气的人物“张大帅”张作霖，脚踏这片风水宝地，俯视中原，几次叩打山海关，终於爬上了“中华民国陆海军大元帅”的宝座。
　　再之前，绝对是土着的女真人，被关东山水滋养得骠悍壮烈，雄心腾腾，文攻武打，敲开中原的大门，建立了一个版图为历朝历代之最的大清帝国。
　　日本有部影片，叫《啊，满洲》无论高鼻梁、蓝眼睛的外国人，还是肤色、长相都和我们一样的外国人，谁踏上这片土地，都会情不自禁地“啊”上一声的。在由衷地发出赞叹後，一些心怀叵测的家伙就变了面孔，怪叫着闯进来抢关东了。
　　列强中最早把爪子伸进这片土地的，是被当地人称为“老毛子”、“大鼻子”的沙皇俄国。
　　自道光30年(1850年)，黑龙江口附近的庙街变成“尼古拉耶夫斯克”後，沙皇俄国血腥旗帜所到之处，中国的村镇都变成了“斯克”。
　　请看如今黑河市对岸的海兰泡，1858年是怎样变成“希拉戈维斯克”的。
　　手执利刀的俄兵将人群团团围住……把河岸一边空间，不断地压缩包围圈。军官们手挥战刀，疯狂地喊叫：“不听命令的立即枪毙！……”人流像雪崩一样被压入黑龙江的浊流中去。有的想拚命拨开人墙，钻出罗网；有的践踏着被挤倒的妇女和婴儿企图逃走。这些人或者被骑兵的马蹄蹶到半空中，或者被骑兵的刺刀捅翻在地。随即俄兵一起开枪，枪声、怒骂声混成一片，凄惨之情无法形容，简直是一幅地狱景象。⑦就在一位日本谍报员，耳闻目睹沙皇俄军兽行後不到40年，一位叫阿伦的英国人，又在一篇《旅顺落难记》中写道：
　　十来个日本兵，捉了许多逃难人，把辫子打了一个总结，就慢慢地做枪靶子打。有的斩下一只手，有的剁下一只脚，有的砍下一个头。……无论男女老幼，没有饶过一个。……死尸堆积得几尺高，那男女老幼，死得奇形怪状，没有相同的。……那柜台上的木栅尖上串着无数的人头，框台旁边还有一个大钉子钉着一个几个月的小孩。地板上的血，足有三寸厚，死尸重重叠叠堆了起来，零零落落的手、脚、头，到处都是。⑧一个叫嚷“满洲是日本的生命线”。一个要实现“黄色俄罗斯”计划。马蹄在冰雪中溅着火星，战刀在风雨中劈闪弧电。当时的《盛京时报》写道：“陷於枪炮弹雨之中，死於炮林雷阵之上者数万生灵，肉血飞溅，产破家倾，父子兄弟哭於途，夫妇亲朋呼於路，痛心疾首，惨不忍闻。”⑨。
　　如今每当入夏，渤海的旅顺口游客如云。那可真是个如诗如画的去处，却难使旅者顺心顺气。白云山，东西鸡冠山，老铁山。203高地，侵略者炫耀武功的各种各样的碑塔，触目皆是。
　　我们有的是“万忠墓”。
　　还有那些怕是只有历史学家才能数过来的丧权辱国的《瑷珲条约》、《马关条约》、《交还奉天省南边地方条约》、《中俄密约》、《旅大租地条约》、《扑茨茅斯和约》、《中日满洲善後和约》……
　　1904年2月12日，即日俄开战第三天，“老佛爷”慈禧太后以光绪皇帝载恬名义，发布谕旨：“现在日俄失和，非与中国开衅”，中国应“按照局外中立之例办理⑩。”2月17日，清朝总理各国事务衙门正式知照各国政府：“日俄失和，朝廷均以『友邦』之故，特重邦交，奉上谕守局外中立之例。”①①。
　　我们成了局外人，第三者，而且信誓旦旦地“决不插足”。
　　无独有偶。
　　1931年8月16日，正在江西“剿匪”的蒋介石，百忙中电令张学良：“无论日本军队此後如何在东北寻衅，我应予不抵抗。力避冲突。”①②就在“九·一八”日军炮轰北大营当天，南京政府还训诫渖阳驻军：“即使勒令缴械，占入营房，均可听其自便。”①③。
　　後人在惊叹这种惊人相似之馀，不免想到他们也有难言之苦：敌不过人家，才不得不出此下策吧？
　　那就横下心来，好好建设国家过日子呀？
　　却不！
　　一部中国现代史，一页一页，从东北翻到西南。赵钱孙李，周吴郑王，一方土地一面旗帜，一面旗帜一支军队。从军服军衔到枪炮弹药，从齐步正步到匍匐前进，世界上有多少列强，中国就有多少模式。谁想过西方何以进步了？谁想着发展国计民生了？只想着购买枪炮，只想着扩大地盘，只想着窝里斗斗个老大。有时也给治下百姓点甜头，那是为了土皇帝的万世基业。有时也回头瞪一眼洋主子，那是为了更大的乞求和出卖。一船船、一车车军火运来，一车车、一船船乌的煤、白的银、黄的金运走了。在上苍赐给我们的这片土地上留下的，是白骨，是凄号，是一部血染泪浸的掀不动的历史……
　　我的家在东北松花江上，
　　那里有森林，煤矿，
　　还有那满山遍野的大豆，高粱。
　　“九一八”，“九一八”，
　　从那个黑暗的时候……
　　上下几千年，纵横几万里，有哪一个年代的哪一个国度或地区，会经孕育过这样一支悲怆、凄凉、哀愤的歌了一个女子因姿色倾国倾城而使国倾城倾的故事，史书和文学作品中不鲜见。当今世界政冶格局，本来相安无事，突然在哪片不毛之地，或是浊污海区，发现了石油甚麽的。就平空生出许多是是非非，有时甚至不惜大打出手。
　　而诱人的黑土地哟，就因为你太丰腴了，太富饶了，就得孕育出这样一支令人垂泪淌血的歌吗？连旗帜上嵌着镰刀斧头的社会主义的苏联，也派兵舰抢去了你美丽的抚远三角洲？
　　我的黑土地哟，你本来是富国强兵，振兴民族的龙腾之地。你本来应该荡漾着雄烈而柔婉的关东民歌，欢乐的圆舞曲和美妙的小夜曲呀！
　　延安说干就干
　　共产党人的目光，就像部高敏度雷达，在黄土高坡的窖洞里，关注着这个世界上每个值得关注的信息和空间。
　　1945年4月底，毛泽东在中共七大的结论和关於选举候补中央委员问题的讲话中，反复说明争取东北的重要意义：
　　东北四省①④是很重要的。从我们党，从中国革命的最近和将来的前途看，如果我们把现在的一切根据地都去了，只要我们有了东北，那末中国革命就有了巩固的基础。①⑤。
　　八字还没一撇，高瞻远瞩的共产党人已先得一分。
　　对於被称为“穷党”的中共，那片遥远的黑土地实在是太有魅力了。但是，此刻对於共产党还是神秘而陌生的这片土地，若不是它的地理位置的魅力，一切魅力都不成其为魅力。东北靠着苏联，两边与蒙古接壤，南边和朝鲜隔江相望，西南是经营了多少年的华北根据地。惯於见缝插针，在三不管境界中寻求生存之所的精明的共产党人，这回要背靠沙发，两手搭着扶手，脚下还踏着块自家的地毯了。
　　但中共七大战略方针，仍然是向南发展。
　　此刻，对於这片富有魅力的黑土地，共产党人是可望而不可及。
　　在人类第一颗实战原子弹蘑菇云升起後，苏联出兵东北，太阳旗就像暴风雨前晾在阳台上的尿布一样，从东北到东南亚一古脑儿消失了。
　　急剧变化了的国内外政冶格局，使东北成为不仅是中国，而且是国际两大政冶势力争夺、角斗的一个焦点。也使中国共产党人挺进东北，把东北变成夺取全国的战略基地，成为可能。
　　朝气蓬勃地创造历史的共产党人，以铁的纪律、意志和信念。把种种可能化作铁的事实。
　　苏联出兵东北第二天，中共中央就向各中央局、中央分局发出准备进占城市和交通要道的指示。第三天，18集团军总司令朱德，一口气发出七号命令。
　　与本节直接有关的是第二号命令。
　　为了配合苏联红军进入中国境内作战，并准备接受日满伪军投降，我命令：
　　一、原东北军吕正操所部由山西、绥远现地，向察哈尔、热河进发。
　　二、原东北军张学思所部由河北、察哈尔现地，向热河、辽宁进发。
　　三、原东北军万毅所部由山东、河北现地，向辽宁进发。
　　四、现在河北、热河、辽宁边境之李运昌所部，即日向辽宁、吉林进发。
　　总司令　　朱德
　　中华民国三十四年八月十一日八时①⑥。
　　8月25日，国民党中国政府与苏联政府签定的《中苏友好同盟条约》正式公布。事前对此一无所知的中-共中央，仔细研究了这个条约，当即决定组成145人的干部团，由林枫率领开赴东北。
　　5月11日，中央根据山东分局派往东北侦察人员的报告，决定立即从山东抽调4个师挺进东北，“利用目前国民党及其军队尚未到达东北(估计短时间内不能到达)以前的时机，迅速发展我之力量，争取我在东北之巩固地位”①⑦*。
　　9月14日，挺进到渖阳的冀东16军分区司令员曾克林，和苏军特使飞抵延安。杨家岭会议室一夜灯光，映照政冶局两个决议：成立以彭真为首的东北中央局，向各中央局发出关於配备100个团的干部进入东北的指示。指示中重申：“目前我党在东北的任务就是要迅速的、坚决的争取东北，在东北发展我党强大的力量。”①⑧5月17日。在延安主持工作的刘少奇致电在重庆谈判的毛泽东，提出“向北推进，向南防御”的战略方针。毛泽东立即回电，表示完全赞同。
　　5月19日。刘少奇代表中央起草了《关於日前任务和向南防御，向北发展的战略方针和部署的指示》由“向南发展”到“向北发展”，完成这一举足轻重的战略转移，共产党人只用了40多天。
　　“英明”这个在辞典中被注释为“卓越而明智”的词，如今很少用了，几乎看不到了。它不仅有“高大全”味道，还有点犯忌，刺激人。
　　但在本书故事发生的那个年代，对於共产党人在窑洞、茅屋、甚至是权避一时的庙宇中，做出的那些大的和比较大的决策，你几乎都可以不加思索就冠之以“英明”二字。
　　重庆先失一招
　　“八·一五”使蒋介石得以重温“中国王”之梦。
　　他当然不会忘却这片丰饶的黑土地，也不会忽略环绕着这只“鸡头”的几个国家的姓名，并联想到多尔衮和张作霖的发迹史，以及愈发被这片土地膨胀了野心的日本帝国。如今，这些是写在小学地理、历史课本上的。
　　可胜利来得太突然，他的400多万大军尴尬地窝在西南。其中装备精良、训练有素的几十万精锐军摆在中缅、中越边境。那儿，正好是中国这只“公鸡”尾巴下的那个地方。
　　蒋介石不得不和毛泽东唠上一通“和平”，原因之一，就在这里。
　　他需要用时间调整空间，填补日军留下的真空。在东北，则是填补苏军撤退後的真空，进而隔断中共与苏共的联系，南北夹击，消灭中共。
　　希特勒在欧洲节节败退时，坐在峨嵋山上的蒋介石。欣喜与宽慰中，一定会不无忧虑地注视到这样一个事实：苏联红军所到之处，波兰，罗马尼亚，保加利亚，匈牙利，捷克斯洛伐克，南斯拉夫，阿尔巴尼亚和德国东部，一个个都“赤化”成了共产党国家。
　　轮到东北时，老谋深算的蒋介石，好像反倒大意了。
　　美英法苏在欧洲百默契。美苏在亚洲。在东北有交易。《雅尔塔协定》①⑨，人家隔着锅台上了炕，他不让上也不行。他认了。也是“舍不得孩子打不着狼”。於是，《中苏友好同盟条约之换文》中就写上一句：“苏联政府以东三省为中国之一部分，对中国在东三省之充份主权重申尊重，并对其领土与行政之完整重申承认。”②⑩於是，熊式辉就捧着“东北行营主任”大印，率领一班早已急不可待的大员，兴冲冲地来接收东北了。
　　若说蒋介石不了解斯大林的个性，不晓得这个北方强邻原来叫作“沙俄”或“帝俄”，那是太小瞧他了。可决心铲除中国“共产邪恶”的蒋委员长，却又幻想从异国“共产邪恶”手中接收东北。果能如此，中共千里万里是奔谁去的呢？惯曾为我所用的蒋介石，何时如此看重一纸声明呢？
　　而且，当熊式辉一帮大员碰得满脸晦气，蒋介石居然以为苏军所为只是军方意见，不一定反映苏联政府的政策。
　　不管蒋介石怎麽想的，这位本来精於此道的政坛老手，算是走了一步臭棋。
　　待到品出个中三昧时，松花江畔已经雪花飘飘了。
　　在“八·一五”後的“闯关东热”中，时间之宝贵、紧迫，别说两个半月，两天半也是非同小可的。
　　从“九·一八”到“八·一五”，从严令东北军不得抵抗，到和中共打冤家，抢地盘，中国合法的统治者蒋介石，无论如何也算不上个光彩的角色。即便真能把共产党“剿”光，或是“剿”出东北，往甚麽地方再走上2万5千里，在中华民族面前，又能算个甚麽英雄好汉呢？
　　中国——第二次世界大战後的世界热点！
　　东北——热点中的热点！
　　注　释
　　①关於第二次世界人战死亡人数，各国统计数字不一样，少在3000万，多在6000万。
　　②第二次世界大战後，德国给苏联的战争赔偿为100亿美元。
　　③廖盖隆著：《全国解放战争简史》，69页。上海人民出版社(1984年)。
　　④《剿匪手木》，为蒋介石1933年编写的讲述进攻红军的小册子。抗战胜利後，蒋介石将它重印发给国民党军官，并下达命令称：“此次剿匪为人民幸福所系，务本以往抗战之精神，遵照中正所订《剿匪手本》，督励所属，努力进剿。迅速速成任务。”
　　⑤王李平主编：《八·一五这一天》，435页。光明日报出版社(1985年)。
　　⑥黑钙土又称黑土。在我国主要分布在东北地区。这种土壤腐殖质含量很高，矿物质养料也很丰富，为肥沃的土地之一。
　　⑦转引自黑龙江省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编：《东北近百年史讲话》，79页，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4年)。
　　⑧⑨⑩ ①① 同⑦，60，86，89，90页。
　　①②中国人民政冶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文史资料选辑)第6辑，24页。
　　①③张田贸改编：《伪“满洲国”始末》，21页。江西人民出版社(1985年)。
　　①④即辽宁，吉休，黑龙江和热河四省。
　　①⑤“辽渖战役”编辑办公室著(1984年)：(从进军东北到全境解放》。见自“辽渖战役纪念馆”。此文“不得翻印，不得摘抄”，凭记忆录此，文字基本不会错。
　　①⑥王振乾著：《东北挺进纵队》，172页。辽宁人民出版社(1984年)。
　　①⑦引自中共中央给山东分局的电报。抄自中国人民解放军档案馆。本书凡标有“*”号的资料，均见於中国人民解放军档案馆。
　　①⑧渖阳军区政冶部研究室编(1985年)：《渖阳军区历史资料选编》，l页。
　　①⑨1945年2月4日至11日，苏联、美国和英国首脑在苏联克里米亚半岛的雅尔塔举行会议，签订了密约《雅尔塔协定》。主要内容是：在德国投降，欧战结束後两、三个月内，苏联对日宣战。其条件为：(i)维持蒙古人民共和国的现状；(2)苏联恢复在日俄战争期间被日本掠夺的权力：南库页岛及附近岛屿归还苏联；大连港国际化，苏联恢复租用旅顺港；苏中共同经台中长铁路；千岛群岛交予苏联等。
　　②⑩王德贵、徐学新、郑晓亮编：《八·一五前後的中国政局》，476页。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1985年)。
　　二、闯关东
　　老祖宗留下的辞典中，有句话叫“官逼民反”。其实，中国老百姓在走投无路之前，大抵不是反而是跑——“官逼民跑”。“公鸡”状的中国土地上的各族百姓，逢上天灾战祸，就像候鸟和鱼类迁移、洄游一样，是各有属于自己的路线和天地的。
　　山东、河北人心目中的乐土是关东，他们世世代代走的都是一条路：闯关东。
　　从秦未开始，逢战乱，内地人就浪潮般拥向这里。清兵入关夺得政权不久，就将关东划为禁区，严禁关内人涉足。黑土地是“龙兴之地”，“龙脉”不可犯，一切都得原封不动地保留着。加上不断抽调八旗兵丁入关打仗，使面积占全国1/5的东北，人口只占全国的0.1%左右，平均每平方公里还不到两个人。
　　（客观上，这倒像今天人类划定的一些“自然风景保护区”。）但禁是禁不住的，人类求生的欲望比甚麽力量都强大。从康熙7年（1668年）正式封禁到嘉庆18年被迫开禁，闯关东的人流从未断过，一浪高过一浪。
　　陆地关卡盘查，就从海上闯。官兵封锁大路，就走小路，从没有路的地方踏出条路。推车的，车上是一堆杂物和一个孩子，或是一个老人。挑担的，一边盛孩子，一边盛东西。独轮车轴瓦干涩的噪音，在苍天和大地间吱扭着。孩子不哭不闹，神态木然得像饱经沧桑的百岁老人。老人白发染成土色，浑浊的目光凝视远方，闪烁着童稚般的希冀。不断有人倒下，以家庭为基础的行进单位解体了，人们就自动组成新的群体，人们不说话，见面连个招呼也不打，连路边的“死倒”也不屑一顾，甚至跪在刚隆起的坟包前的人也是无声地垂泪。他们把理想、信念和追求，都倾往在一双双血肉模糊的脚上。他们知道寻求幸福需要代价，他们还准备付出代价。只要能够拥抱那片富饶的土地，无论付出甚麽样的代价，都不在话下。
　　笔者的爷爷的爷爷，当年和一群山东汉子跨海到了辽东。汉子们晕船晕得一塌糊涂，一个个就像被潮浪冲上岸的死鱼。可那一双双眼睛都燃烧着灼人的光彩：到关东啦！
　　3年困难的时间，老师组织我们到车站欢迎山东来的难民。至今印象最深的，是那些骨瘦如柴的孩子，有的还戴看红领巾。记不得是当时还没人想到把“盲”和“流”两个字联在一起，还是怎麽的，这些孩子和他们的父母，都有个挺漂亮却没人叫的名字——“支边建设者”。
　　而“八·一五”后的这次闯关东，无论其规模、声势、目的、手段，以及对这片黑土地产生的影响和变革，都是史无前例的。
　　第3章　　海陆空并进
　　9月初，冀热辽军区16分区曾克林、唐凯部两个团，两个支队，约4千7百余人①，到达沈阳、本溪、南满各地；冀热辽军区李运昌部三个团、一个支队，约5千人②，到达山海关、锦州、沈阳一带。
　　10月上旬，箫华率山东军区司政供卫等部，约1千余人，到达安东（今丹东）；沙克率冀中31团，约1千5百人，到达锦州地区；万毅率东北挺进纵队，约3千5百人，到达磐石、海龙、东丰、西丰一带；吕正操率晋西一个小团，约6百人，到达沈阳。
　　10下旬，吴克华、彭嘉庆率山东6师和5师两个团，约8千余人，到达营口地区；杨国夫率山东7师，约6千余人，到达山海关地区，刘其人率6千余人，到达古北口（第二年2月到东北）；刘转连、晏福生率359旅，约3千余人，到达本溪、抚顺地区；邓克明率冀鲁豫一个团，约1千余人，到达沈阳以西地区；文年生率陕甘警1旅，约3千余人，到达锦州地区。
　　11月上旬，罗荣桓率山东军区直属机关和警卫部队及几个独立营，约4千余人，到达安东及沈阳地区；山东2师罗华生部，约7千5百人，到达沈阳以西地区。
　　11月中旬，山东1师梁兴初部。约7千5百人，到达锦州以西地区；山东田松支队，约1千人，到达牡丹江地区。
　　11月中下旬，黄克诚率新四军3师（包括7旅、8旅、10旅、独立旅和三个特团），约3万2千人，到达锦州以西地区。
　　11月下旬，黄永胜率延安教2旅，约3千余人，到达热河。
　　12月初，罗舜初率山东3师及鲁中警3旅，约9千人到达沈阳、鞍山地区。
　　=屏蔽广告=军政大学1千人，延安炮兵学校1千余人，先后到达南满地区。
　　到达东北的部队，总计为10万7千余人。
　　与此同时，中央从冀热辽、延安、晋绥、晋冀鲁豫、晋察冀、山东、华中、华东、中原等地，抽调2万多党政军干部和各种技术人员，进入东北。其中，中央委员、候补中央委员20名，政治局委员4名。
　　出关第一军
　　8月13日，冀热辽区党委和军区党委，在丰润县大王庄召开紧急会议，传达毛泽东的《对日寇的最后一战》，朱德的七号命令，特别是第二号命令。决定抽调八个团，一个营，两个支队，约1万3千余人，并2千5百名地方干部，由军区司令员兼政委李连昌负责，组成“东进工作委员会”和指挥部，挺进东北。先由靠近东北的14、15、16军分区部队组成第一梯队，于8月下旬，兵分三路，出长城各口闯关东。
　　16分区12团副政委兼政治处主任刘光涛，骑着小毛驴，到分区所在地抚宁县台头营镇去开会。
　　坐在刘光涛将军家中，望着中等身材，不胖不瘦，儒雅文静，颇有学者风度的原沈阳军区副政委兼黑龙江省军区政委，无论如何也想像不出他当年骑毛驴时的形象和神态，脑幕上总是顽固地浮现出那位幽默大师阿凡提和那只小毛驴。从冀东到关东，那在乡道上颠儿颠儿的小毛驴，从来都是回娘家的新媳妇和赶集的老大大的坐骑。
　　冀东毛驴多。毛驴吃的少，不挑食，能负重，爬山，不爱闹病，不像马那样娇贵。这正对土八路脾气。当时冀东团以上干部，都配只毛驴。刘光涛在冀东骑了3年毛驴。
　　1938年冀东暴动组建的12团，是16军分区主力，一直在长城内外活动。关里紧了出关，关外紧了进关，跳来跳去，哪里方便就在哪里出击。日本投降前，12团正在关外反“集团部落”③。团党委开会，研究把部队集中关里作战。会正开着，警卫排战士高金诚吵儿巴火跑进来：日本鬼子投降了！大家都冲他瞪眼睛：甚麽鬼子投降了？发神经！小高说：是区长亲口讲的，说小鬼子投降了，每人慰劳一斤肉。
　　不知谁说了一句：我们都不知道，他区长知道个甚麽？胡说八道。小高还想争辩，一想这话确实在理，撅起嘴，不再“胡说八道”了。
　　笔老采访百余位老人，谈到听说日本投降了，没一个相信的。第一个反应就是：哪个据点的鬼子投降了？
　　8月25日上午，16军分区团以上干部，骑着在古今中外军队中都堪称一绝的小毛驴，从各条乡路上颠儿颠儿地去分区开会时，也不知道他们就要闯关东了。
　　更不可能知道中央“向北发展，向南防御”的战略决策，不知道他们的主要任务是进行战略侦察，为中央制定东北战略提供依据。
　　除了日本投降，“老大哥”到了关东，其他几乎一无所知。
　　5天后，司令员曾克林和副政委唐凯，率领12团、18团、朝鲜支队和临抚昌支队踏上了关东的土地。
　　是夜里从山海关西边的九门口绕过去的。
　　月亮又大又圆，给雨后清新的田野，重叠的远山和巨齿似的长城，镀上了一层温润的银白。快成熟的粗大的玉米棒子和沉甸甸的谷穗，在夜风中轻柔地摩掌着，隐隐透出庄稼人才能嗅到的馨香，一阵阵撩拨着本是庄稼人的士兵的心。队伍的山路上拖出10多里，月光下像条灰色河流悄无声息地涌动。偶尔有只夜宿的鸟儿飞走了，翅膀朴啦啦扇动着，愈发增添了山野的静寂。
　　过城豁子时，都觉着有些憋气。
　　打了8年，好歹胜利了，去关东还得偷偷摸摸的，可老蒋是正牌，鬼子伪军向人家投降，不认咱土八路，硬闯又闯不过去，不绕着走，又能怎样？
　　上午9点多钟到达前所车站，先头连报告，一队苏军正迎面开来。
　　“老大哥”来接咱们了！队伍一下子沸腾了。
　　三尺半长，用颜料染得灰不灰、黄不黄、紫不紫的土粗布军装上的泥巳。汗渍和皱褶，抠了又抠，抻了又抻。同样颜色的军帽，军帽上的瓷质青天白日帽徽，正了又正，擦了又擦。湿漉漉没了模样的绑腿，几乎全部重打一遍。枪和刺刀更是擦呀擦呀。怎麽擦也是那些破烂家什，为的是让“老大哥”见出个精神头儿。收拾停当，部队在路边排成4路纵队，演练呼口号。又抽调20多名司号员组成一支“军乐队”，站在队列前边。
　　来的是支50多人的苏军，分乘5辆汽车，拖着3门炮。
　　老远就军号齐呜，口号震天：红军万岁！
　　斯大林万岁！
　　中苏友好万岁！
　　离休前是长春警备区参谋长的高秀成老人，当时是12团2连指导员。
　　老人说：8年抗战，部队政治教育没少讲苏联。苏联出兵东北后，好像还发了本教材，专门进行教育。讲苏联是列宁的故乡，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主力，是支援我们的“老大哥”。讲苏联是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那里已经消灭了阶级，消灭了剥削和压迫。讲中国革命胜利后就要走苏联的道路，苏联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大伙儿可爱听了，觉得苏联就像传说中的天堂一样美，一心朴实地和“老大哥”好。
　　在冀东出发前搞动员，说去解放东北兄弟，和“老大哥”会师，大家那个乐呀。那时候那人心肠热，心眼实。
　　过去光听讲，这回真的看到了，原来“老大哥”都是大鼻子，蓝眼睛，头发甚麽色的都有，还带卷儿。看这是好奇，最眼馋的是那转盘枪和大炮。当兵的就爱这个。咱一个团才1门82迫击炮，还是主力团。人家这麽几个人就这麽多汽车大炮，怪不得人家打败希特勒和小日本呢。
　　光高兴了，喊了半天曰号，才发现人家没应声。一个个抓着转盘枪，警惕地打量我们，连车也不下。大家心里犯起嘀咕：这“老大哥”怎麽不热乎，也不下车认亲呢？后来才知道，他们是弄不明白我们的身份，怕我们是国民党，甚至是土匪甚麽的。
　　嘀咕是嘀咕，多少年培养起来的感情可是一点儿也不减，到底把“老大哥”的热乎劲儿也煽起来了，也喊起口号来。就像看不明白人家那军衔一样，他们喊些甚麽也听不憧。到沈阳又见到些“老大哥”，才寻思出来好像有个“毛泽东乌拉”。
　　前所会师，土八路胆气壮了，建议联手攻打山海关。“老大哥”不置可否。再三交涉，才请示上级，同矣噤合行动。
　　在城外一栋房子里和日军谈判，并递交通牒：“中国八路军和苏联两国强大军队已兵临山海关城下，着派中苏两军代表向驻山海关日军司令官送出通牒，命令驻山海关的日军和伪满洲国军，接到本通牒后，限于本日下午2时，率部于山海关南火车站无条件向中苏军队投降。”落款也够气派的：“中国八路军司令官代表，苏联红军司令官代表。”④。
　　苏军代表命令日军打开城门，让红军和八路军进城。日军代表说，山海关归国军接收，贵军要进城，我得请示。苏军代表说，我们不是占领，是走到头了，要和城里中国军民联欢。你们立即出城，把枪架好，联欢完了再还你们。日军代表仍说得请示。苏军代表火了：限你们半小时答覆，不然就不客气了！
　　高秀成担任翻译。他曾在延安日本工农学校学过日语，学得半生不熟，又扔4年多了，只能听出个大概意思。苏军带的翻译是个蒙古人，也是个“二百五”。高秀成嗑嗑巳巳把日语译成汉语，那蒙古人再接力似地译成俄语。日军代表一个劲儿说好话，一口一个“贵军”。苏军代表是个有点二杆子味儿的副连长，几句话就一个“混蛋”。
　　时间过了，两国军队在炮火掩护下，分3路发起冲击，18团首先突入城内，12团攻下车站和桥梁厂。日军无心恋战，争相逃命。伪军纷纷投降：我们早就想缴枪了。
　　16军分区离开驻地后，一路克樊各庄、海阳、柳门和石门寨，枪声不断。但堪称战斗的，要算土洋八路攻占山海关。
　　攻占山海关，使16军分区闯关东没了后顾之忧，也为后续部队打开了一扇大门。
　　日本在“密苏里”号战舰上签署降书，标志第二次世界大战正式结束的第二天，16军分区部队乘坐一列客货混编火车，从山海关到达锦州。
　　第二天，12团和朝鲜支队，闯入东北最大城市沈阳。
　　一星期后，又相继进入鞍山、辽阳、抚顺、本溪等城市。
　　至此，16军分区不仅完成了战略侦察任务，而且为共产党人挺进东北抢夺了先机之利。
　　某军干休休所离休干部标兵，原作训处长吕效荣老人，一提到本溪，话匣子就打开了。
　　山西人讥讽闾锡山这位五台县人：“学会五台话，就把洋刀挎。”
　　一口五台话的吕效荣，16岁参加共产党做地下工作，第二年被叛徒出卖被俘。正赶上木溪煤矿瓦斯大爆炸，死亡2000多劳工。一列闷罐从山西咕咚咕咚到了本木溪，把他和一些被俘的八路路军和在中条山被俘的国民党官兵，赶进茨沟涛煤矿矿井。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日本人把有“危险倾向”的1000多人，编为“特殊工人”（日本人称为，“直辖夫”）。每顿两个橡子面窝头，每天劳动12小时以上，上井就关进有两层电网的棚子里。大小便要报告，有人看着。睡觉时，麻袋片衣服都给抱走。一年365天，能动弹就得下井。伤了，病了不能干了，拖去万人坑喂狗。如今，本溪老人还常念叨：甚麽叫十八层地狱？那“特殊工人”就是十八层地狱中人呀！那小鬼子才叫歹毒呢！
　　日本要投降的迹象，先是监工不打人了，伙食也好了些，还给发衣服鞋子。接着，一些民愤大的日本人，一些比日本人更可恶的“二鬼子”，都不见了。留下来的直讨好中国人：日本的快快的不行了，将来你们掌柜的干活，我们苦力的干活。大家以为鬼子又耍甚麽花样。形势明朗后，都担心鬼子撤退前搞大屠杀，自动组织起来，准备和鬼子拚命。
　　领头的，是个国民党少校贺觉民，新四军一个副团长邢方银，胶东解放区一个区长陶守崇。8月14日夜，大雨瓢泼，“特殊工人”冲出茨沟，去市里抢了一个军火库。第二天，暴动工人编成一个大队，贺觉民任大队长，邢方银任副大队长，陶守崇任政治部主任。
　　当他们戴着涂有特殊红色标记的矿灯，同为十八层地狱中人时，从磨洋工到暴动起义，大家抱成团，同仇敌忾和鬼子斗。当地狱不复存在时，这一切也就不复存在了。
　　收音机收到的都是国民党广播。今天讲熊式辉快来了，明天讲马占山到了，让保护工厂、矿山，等待国军接收。国民党的人越听越高兴，有的激动得边哭边喊：咱们的军队来了！他们本来没把共产党放在眼里，人又多，摩拳擦掌想动手。没几天，本溪纷纷传说中国军队开进了沈阳，他们更加有恃无恐了。一天夜里，突然袭击，把主要是共产党领导的5中队的枪缴了。
　　形势一触即发。吕效荣所在的清一色是共产党的3中队，荷枪实弹，随时准备应付不测。这时，派去沈阳的侦察员回来了，说到沈阳的是冀东束八路军。共产党欢呼雀跃，士气大振。国民党的人一下子全蔫了。
　　曾克林派人来改编，把缴5中队枪的特务中队中队长枪毙了。罪名是“破坏国共合作”。
　　吕效荣老人说，暴动成功后，双方都盼星星、盼月亮似的，心都提到嗓子眼上了。若不是咱们的人先到了，我们这些人不死无葬身之地，也得垮了，散了，哪还有后来3纵队8师那个23团呀？
　　9月16日，中央在《我东北现况通报》“中，这样写道：
　　（一）曾克林部队现已发展二万余人全为新式装备，从山海关到沈阳各城均有曾部。曾率四个连到沈阳一星期，即发展成四千人，并收编保安队万余人。
　　（二）原在东北做苦工我八路军之俘虏约一、二万人，已组织八路游击队，若干股并进入长春。
　　（三）国民党员从监狱释出后，甚为活跃，到处成立国民党部。
　　（四）在沈阳及各地堆积之各种轻重武器及资材甚多，无人看管随便可以看到，曾克林已看守沈阳谷重要工厂及仓庠，据说有枪数十万支大炮数千门几弹药布匹粮食无数。武器资材落于民间者甚多。
　　（五）扩乒极容易，每一号召有数百人，并有大批伪组织武装均待改编。⑤……
　　12月初，东北局给中央的一封电报，谈到进入东北后兵员、装备迅速扩大、发展时，挺有趣地使用了一个很准确，但通常都带有贬意的名词：“暴发户”。
　　冀热辽军区出关时三个分区：1万3千余人，两个月左右就发展到10万余人。这种发展很难说是正常的和可靠的。这已为历史证明了。
　　但是，无论后来发生了甚麽，也无论人们对此说了些甚麽，“八·一五”后的出关第一军，冀东部队，特别是16军分区部队，功绩却是不朽的。
　　那是战略上的成功与不朽。
　　 “原东北军……”
　　就在延安电台广播朱德第二号命令（8月12日，《解放日报）头版头条全文刊载朱德的七号命令，并发表消息：《接获总部命令后，我百万雄师纷纷出动，贺龙将军所部分路进击太原，吕正操等军星夜向东北进发》的同时，精明的共产党人又发了个内部指示。
　　晋绥分局晋察冀分局山东分局：
　　本日延安广播总部命令第二号系为对外宣传，抢先取得国内外公开地位而发，除李运昌部队外，并非要吕、张、万等部马上开住东北四省，而应依中央灰夜指示，动员全军执行当前任务勿懈。唯山东万毅部，应准备侍命出发。
　　中央
　　8.11
　　以万毅为司令员的“东北挺进纵队”，是9月24日由山东黄县乐家口码头分批登船，月底陆续到达东北的。
　　42年后笔者采访时，1955年被授予中将军衔的万毅老人，刚渡过80寿辰。约定8点到，挤车换车晚几分钟。听到门响和脚步声，已在客厅等候的老人，从椅子上立起，头微微仰着，向前伸出双手。临走也是如此。
　　3年前患青光眼双目失明的老人，1。70米以上身材，穿一件黄色将军呢大衣，白发秃顶，清雇瞿铄，硬硬朗朗。老人乡音不改，讲话极有条理，张口脸上就露出笑意。笑得慈祥，笑得温暖，笑得真诚。
　　他是大连金县人。用他自己的话讲，“生下来就当了亡国奴”。那时大连叫“关东州”，是日本的附属地，学校上算术课都用日语。15岁到奉天（沈阳），见到“张大帅”的奉军。“中国也有兵？”后来就不觉奇了，他也当了“中国兵”。
　　1938年春，东北军57军627团团长万毅，率军在连云港抗击日军登陆，血染征衣，歼敌百余。同年秋，627团团长万毅，率部在合肥佯攻守敌，烧了日军机场，毁敌机9架。1939年初，667团团长万毅，率部破袭津浦路，生俘日军少将原山方雄，同年秋，333旅旅长万毅，率部袭击鲁东南大店，亲临山头指挥，歼灭日军两个中队。一些日伪军据点中流传一句话“不怕一万，就怕万一（毅）。”
　　可在生养他的黑土地上，骁勇善战的热血男儿，却无用武之地。
　　“九·一八”事变时，他是105师卫队营长。事变前一天，上级命令部队从市内开到郊区，说是演习，“打野外”。当晚在新民上火车快进关了，才听说日军炮轰北大营。官兵扼腕顿足，痛哭流涕，要求打回沈阳去。长官不同意。大家说，那就在长城上决一死战。长官说立即进关，这是蒋委员长的命令。
　　老人说：那14年，我最听不得的一支歌，就是《我的家在东北松花江上》。
　　国土沦丧，百姓背并离乡，军人拿着枪是干甚麽的？那时候，我们这些扛着枪的流浪汉，真想把乡音改了。丢人哪！却硬是不改！不是不是男子汉硬充男子汉，是要时刻提醒自己不要忘了耻辱，不要忘了根和家，要打回老家去，最听不得的歌，唱得最多最响——用心唱，用血唱，用生命去唱！
　　接到中央要我部“准备待命出发”命令后，那种心情是很难用语言形容的。从那时起到东北解放，我们这些人一个共同的感觉，就是同样做为共产党员和军人，无论能力大小，我们应该出更多的力，流更多的血。因为我们是黑土地养大的。
　　9月2日，“东北挺进纵队”分别从胶县、诸城。博山等地出发，20多天后到达乐家口。
　　“东北挺进纵队有两个支队。1支队即万毅任支队长的滨海支队。2支队是临出发前，由鲁中、滨海、胶东三个军区各抽一个营组建的。全纵队3千5百人，东北人不到30人，全是营以上干部。另一支挺进东北的”原东北军“由吕正操率领的一个小团6百人中，东北人不到10人。9月24日上午挺进纵队首批部队一个连，由万毅率领，乘只汽艇，一路搜索前进，第二天上午到达兴城钓鱼台。上岸后，尖兵班与驻守当地的冀东部队发生误会，不打不相识地打了几枪。
　　“接收武器”
　　自有“闯关东”一说后，豪爽、强悍、富于开拓精神的山东人，就是世代川流不息的闯关东大军中人数最多的一个方面军。这不仅因为山东人多地少，土地占有极不合理，还因为山东与东北毗邻。特别是海路，逢上顺风，一昼夜就到了。笔者家乡一些老人，至今仍固执地称山东人为“海南人”——从大海南边来的人。
　　“八·一五”后闯关东的共产党军队，一半多来自山东。
　　“打败日本好回家”
　　战斗英雄、某军原副军长瞿文清家楼后，有块半个篮球场大小的菜地。葱，蒜，茄子，辣椒，芸豆，大头菜，西红柿，7月辽西大地上生长的一切蔬菜，这里几乎都能见到，绿油油长势喜人。敲门进去，老人正在地里拔草，那模样神态，就像母亲抚侍婴儿。
　　他父亲是煤矿工人，他自己也从未在地垅沟里刨过食。土改时，工作队和农会却给他家画为雇农。其实这也不无道理，上海。沈阳那隐蔽战略、战役、战斗企图，对行军路线、目的严格保密，这是一般军事常识。
　　这里还有一个更广阔的政治背景。
　　9月2日，中央在给各中央局的电报中说：“因各地动员干部和部队去东北，规模很大，传播很广，容易暴露企图，刺激国民党美英与我不利，望各地告诉所有前进部队和干部不要声张，少说多做，住意隐蔽，切实完成任务。”
　　还有一个也许是更重要的原因。
　　出关时是班长，进关时是指导员的瞿文清老人说：战争年代，管理教育的一个重要内容，也可以说政治工作的核心，就是巩固部队。战争是需要士兵进行的，没有兵怎麽打仗？拿破仑若没有士兵，还不如阿尔卑斯山的一块石头。
　　那时当干部，特别是当连长、指导员的，平时最操心，最头痛，压力最大的，就是怕出逃兵。防止逃亡，要发动群众，主要是帮助教育重点人。党员，正副班长，战斗小组长，一般都有个“巩固对象”。站岗，值勤，出公差，都在一起，睡觉也挨着，醒了摸一把。“巩固对象”要上厕所，“我也来尿了”，马上跟去。有的就说：你别跟着了，我不能跑。谁不高兴了，谁发牢骚了，谁想家了，都是“思想苗头”，要随时掌握。发现异常，立即报告。一仗下来，特别是打了败仗，更要瞪大眼睛。
　　“八·一五”后逃亡比较多的时期，一是闯关东，二是四平保卫战后，三是东北解放后进关。逃亡原因，一是苦，二是死，三是离不开家。那年头不打仗的时候像节假日一样少，随时都可能流血牺牲。怕苦怕死就想家，家里再苦没有死的威胁。一些打仗很勇敢的人也开小差，就是舍不得离乡离土。中国农民的传统心理是看家守业。过去闯关东是无路可走，逼上粱山。抗战打了8年，好歹胜利了，活过来了，能过安稳日子了，谁还爱离开家？
　　一般地说，行军打仗路过谁家，谁就成了“巩固对象”。
　　同样意思的话，大多数老人都谈过。
　　大都是宿营后趁机跑掉的。每到一地，除正常岗哨外，还在村外放几处暗哨。有的怕自己睡得死醒不来，用根绳悄悄把自己和“巩固对象”拴在一起，一动就拉醒了。逼急眼了，有的甚至用鬼子对付劳工的办法，晚上睡觉把裤子都收到连部去。据说，有的还把手榴弹弦接得老长，像绊马索一样横拉在路口上。一响就报警了。
　　山东闯关东部队，除去1938年秋由晋西进入鲁南的115师343旅，和以后陆续调派的少数干部，士兵和、以下干部基木都是本地人。每次动员参军，都有这样的话：不离乡不离土的，想家了就回来看看嘛。“子弟兵”三个字的贴切和生动性，是一点也不含糊的。
　　过去，日本人常到山东招劳工，连抓带骗，当场给40块大洋，我们就针锋相对宣传日本人如何压榨劳工，“下关东就是跳火坑”，去的人都死了。又讲关东多苦，多麽冷，冰天雪地冻掉鼻子耳朵。
　　现在要离乡离土闯关东了，就宣传关东多麽好，地大物博，小日本苦心经营14年，工业发达，大城市多，铁路多，楼房多，“楼上搂下，电灯电话”。
　　据说，新四军3师闯关东路过临沂时，军长陈毅接见3师、以上干部，讲了这样一段话：我离开延安时，毛主席让我告诉你们，你们要到一个好地方去。那个地方是个花花世界，有电灯，有楼房，出金子，出银子，那是个甚麽地方呢，毛主席没告诉我，我也没法告诉你们（哈哈大笑）……
　　对于闯关东路上可能发生的逃亡，山东军区和东北局是有比较充份考虑的。
　　9月25日，还在闯关东路上的林彪，和箫劲光一道发出一封电报。
　　罗黎萧⑥并军委请转新四军：
　　在中央新战略方针下，十余万大军进行北大（原文如此。似应为“进军北上”——笔者），希转移时，防止逃亡，应视为一个重大问题，提议各部须为此召集会议，要真实研究动员的内容，与方式，及各种具体的保证方法，并互相通报，交换经验。动员方式不可仅限于首长讲话，而要开班、排小会，使战士人员讲话，通过自觉与互相动员，内容可勿在报上发表，但内部可以说明北上目的，在加强装备保卫抗战果实，取得保卫家乡的更好工具，及为了发动与解放北面群众，此种说法是否有碍秘密，请中央指示。
　　林萧
　　二十五日
　　林彪的意见不谓不正确。可这位正在走马上任的东北人民自治军总司令，据说18年前南昌起义失败后，也曾开过小差。只是由于不认识路，才不得不重新归队。
　　另一位正在闯关东路上的将军，据说已经跑回家了。家里人大吃一惊，说“白狗子”正在找你哪，快跑吧！
　　瞿文清所在、在龙口住一天，第二天就乘船出发了。
　　出发前清点人数，9班少个人。枪和背包都在，就是人没了。
　　副班长急出一头汗。这个战士正是他的“巩固对象”。门口有双岗，墙外有巡逻哨，都说没人出去。半小时前吃饭还在，有人说是给房东还饭盆去了。房东说没有，大家不信，还进屋看了一圈。连队眼看要出发了，在牛栏里找到了。墙角立卷席子，副班长用手随便拨拉一下，他在里面叫起来。副班长要揍他，瞿文清连忙拉开了。他一个劲地哭：我要回家，我想家，想娘……
　　不行军打仗，逃兵要关3天禁闭。然后开个“斗争会”，批评帮助教育一下，自己再检讨反省表个决心，全班同志再开个欢迎会。这回没功夫，全免了。
　　战争年代有“四个枪毙”：打黑枪枪毙；强奸妇女枪毙，就地公审就地枪毙；投敌枪毙；带枪开小差枪毙——带枪开小差一般都是投敌。
　　某军原副军长郑绍华，闯关东时是新四军3师独立旅1团警卫连战士。
　　老人说，从苏北出发那天，全团集合，枪毙3个逃兵。离休前任大连陆军学校（现大连陆军学院）训练部长的袁步青，母亲给他4块大洋，留作开小差路费。枪毙逃兵后，母亲说：儿呀，咱可不能跑了呀！1978年两人在一个师工作，郑绍华见到袁步青母亲，半开玩笑地说：“大娘呀，老苏那时若跑了，还能当副师长吗？”
　　老人说，在东北3年，他枪毙了3个逃兵。
　　黑龙江省军区绥化军分区原司令员赵斌，闯关东时是1师3团2营副营长。
　　老人说：在诸城还未动身，一些人就跑了。师里挑了10多个可靠的干部，由个外号叫“哇啦哇啦”的敌工干事领着，去动员那些人归队。我们走家挨户动员，说困难时候都过来了，现在胜利了，怎麽反倒不革命了呢？有人还讲到东北都能提升，当官，当大官。转了一个多星期，动员回来30多，有的还是营连干部，指导员，教导员。主要是动员干部，战士不怎麽管。没功夫管那麽多。死顽固的大都是是有老婆的。回到诸城，部队已经出发了。军区让我们从海上走。白天行军，晚上还得看着这些人。哪里看得住呀，到龙口就剩两个了。
　　某军政治部原副主任李湖，闯关东时是鲁中警3旅管理科指导员。
　　老人说：从敖阳出发不久，夜里突然响枪。我们跑出去，看见哨兵倒在地上，脚伤了。说是特务打的。月亮白晃晃，大地光溜溜，哪有个人影？到龙口又听说8团2营长朱延国被坏人打伤了，是我在5连当指导员时的司务长干的，把他抓了起来，过海到东北才弄明白，都是自伤，为了能留在山东。
　　黑龙江省军区原副政委赵熙敏，闯关东时是冀中71团6连指导员。
　　老人说：71团是“八·一五”后由地方部队升级（由地方部队变为主力部队，称为“升级”）的，刚升级就拉走了。临走那天早晨，全团集合，团长讲话：我们是主力，是正规军了，不要这些破枪了，要到冀东去接收新式武器，接收完了就回来。开头挺好，到冀东看到墙上“欢迎冀中部队挺进东北”大标语，就有点炸营了。团里要求党小组长和排长站岗，、长、指导员带班。有的站岗和带班的都跑了。有人就说：瞧，不让我们站岗，他们跑了。从安国出发时，一个老团一个新兵团4千多人，到古北口不足2千了。有的一个村子参军几十人，说跑都跑，村干部领着跑。过北宁路时，一个有名的战斗英雄，连长马义都跑了。出关那可真是一关哪！
　　某军政委李兆书，闯关东时是新四军3师10旅警卫营3连指导员。
　　老人说：一路上，抓到不少先头部队开小差的。有的不用抓，看见你自己就过来了。叫跑也不跑了。你想想，上千里路，人生地不熟，又没有钱，怎麽走？军装能脱了，口音怎麽改？国民党抓，地主老财打，汉奸特务也收拾你。即便到家了，地方政府还动员你参军。不过也真有“坚决性的”。我们连有个姓史的，在辽西跑的，进关就叫国民党抓去了。“国军”没当上半月，又跑了。那是铁心不当兵了。
　　9月7日，万毅在给军委的电报*中说：
　　部队采取逐次动员，但逃亡仍严重，仅昨夜即逃副排长以下八十余。
　　11月15日，黄克诚在给“军委林彭”⑦的电报＊中说：
　　三师由苏北出发共三万二千五百人（因新乒二千五百人未等到）除后勤机关及一地方团掩护尚在途中未禾到沿速逃亡掉队陈病号约三千人外，到达冀东者共约二万八千人。
　　12月4日，林彪在转致“中央军委的7师杨国夫师长的电报”＊中说：
　　战士带枪逃跑者甚多（仅昨夜连胞二十八人带枪九支）。
　　所有闯关东部队中，唯曾克林的16军分区未听说有逃亡现象。
　　从出关到进关，黑土地3年内战中，逃亡始终是造成部队减员的一个重要原因。
　　1948年9月7日，“林罗刘谭”⑧在给“毛主席”的电报“中说：
　　据不完全统计，野战军四、五、六三个月内逃亡八千余人。
　　11月11日，“林罗谭”在给“东北局并报中央军委”的电报＊中说：
　　东北解放后，部队中议论纷纷，不少东北战士甚至某些干部怕入关作战，怕走路大远，怕离开家乡，土地分配后感到个人还没享受过安乐生活，以至最近开始增加逃亡。五纵向义县移动中逃亡三百多。四、十一两纵向冀东前进，十一纵一至七日逃亡六百余；四纵十一师一至六日逃亡近二百人。北儿满各独立团开到前线歼敌，亦发生同样情形，这在我们将来新的行动中，会较为更加突出。
　　逃亡的几乎全为土生土长的关东人。
　　李兆书老人说：14团9连指导员闹个笑话。他让文书把全连东北人抄个花名册，列为“巩固对象”。他不识字，让1排长看看有没有漏掉的。l排长一看就火了：我他妈的也成“巩固对象”了！很多解放战士是关里人，这时都成了巩固别人的骨干。有的说：排长呀，你家乡解放了，我们家还没呢，你可不能扔下我们不管哪！
　　赵熙敏老人说：进关就倒过来，东北人成了骨干，关里人成了“巩固对象”。快到谁家了，就瞪着眼睛瞅着。那也看不住。打下天津走不远，65团1营教导员尹志勤就跑了。他家在天津附近。到湖南后，一天行军看见队列中一个人背口大锅，这不是老尹吗？他挺不好意思，说给抓回来了。后来听说又跑了。
　　38年后，笔者在家乡采访一位人称“破烂王”的企业家时，他说：东北刚解放，百废侍兴，今天铁路，明天矿山，街头到处是招工广告。招工人员这村跑那村，那嘴皮子磨的呀。若是今天，还不把脑瓜子挤扁了？那时没有“城市户口”，“农转非”，那人的心思和现在不一样，恋乡恋土舍不得家，爱过“三十亩地一头牛，老婆孩子热炕头”日子。
　　抗战后期，山东和冀东部队流行一支歌，叫《打败日本好回家》⑧。
　　沈阳军区原副政委，抗战胜利前的鲁中军区警2旅政委李伯秋老人说：1945年初，一天晚上，几个人在一起唠胜利后干甚麽。5团政治处副主任宋登华（离休前为军委测绘局政委），说要回家和叔叔种地，他家有30亩地，他叔叔可会种地了。我说，蒋介石能让你回家种地？抗战前打，抗战中打，他有那麽多军队，又有美国撑腰，怕是打完老蒋还得打美国。他说，你这话大影响信心了，可不能乱讲呀。
　　老人说，《打败日本好回家》这首歌，在警2旅唱了1年多。
　　“八·一五”后，就内部打招呼，不让唱了。
　　在某军荣誉室，笔者抄下一支《山东纵队⑨纪念歌》。
　　日寇侵入了山东，
　　投降派便挂上了免战牌，
　　投降派逃跑了我们便从地下站起来！
　　徂徕山举义旗，
　　誓死守土我们不离开。
　　土生土长在农村在民间，
　　虽然是赤手空拳，
　　但是有三千八百万人民和我们血肉相连；
　　虽然是苦中生，
　　但是有中国共产党领导着我们迈步向前；
　　虽然是年轻的党军，
　　但进行了无数的血战！
　　我们用土炮打下过飞机，击沉过兵舰，
　　在雷神庙魏家堡杨家横刘家井五井孙祖大柏山青驼寺⑩，曾用我们的热血写下了辉煌的战史。
　　看吧，看吧，敌人在我们面前发抖，
　　只要我们战斗，战斗，
　　无数的战斗写下辉煌的战史；
　　看吧，看吧，敌人在我们面前发抖，
　　战斗，战斗，只有不断的战斗，
　　胜利就在我们前头！
　　瞿文清老人给我唱过这支歌，好几位老人都给我唱过。老人唱得激情滔滔，我听得热血沸沸。
　　这支歌后来也不唱了。
　　有人说到东北后，敌人变了，地区变了，番号变了，也就自动地不唱了。有人说曾有人批评过这支歌，说它有山头主义，地方倾向，大家应该都唱《八路军军歌》。有人说其中“誓死守土我们不离开”这句，和挺进东北拧着劲儿，所以就不唱了。
　　“败了日本狗强盗”，还要“消灭了蒋匪军”，才能回家。
　　就在中国共产党闯关东部队逃亡现象屡屡发生时，在菲律宾首都马尼拉，1万2千名美国士兵正在举行示威=屏蔽广告=。浩浩荡荡的行进队伍中的标语上写着：“让我们回家去！…”
　　这些士兵在铁与血与火中生活得太久了，肺腑中充满了硝咽和尸臭，耳朵里灌满了撕心裂胆的噪音和鬼哭狠嚎的惨叫。战争结束了，大地宁静了，空气清新了，但这里的一草一木，一砖一石，都能唤起战争的记忆，刺激着他们的神经。他们渴望回到能唤起儿时的天真的地方，渴望曾经讨厌过的母亲的唠叨，渴望妻子的热吻，渴望儿女的娇憨，渴望林荫下的絮语。在铁血飞迸中，他们或许忽略了这些。可现在，他们急不可耐了！
　　抗议浪潮迅速蔓延到本土外的所有美军基地。11月和12月，巴黎和法兰克福的美军士兵走上街头，抗议政府往国内遣返军队的速度大慢，要求立即复员。愤怒的士兵给国会议员写信，议员们则向五角大楼施加压力。于是，五角大搂动员了一切力量（包括当时全世界最豪华的“女王伊丽沙白号”和“女王玛利号”客轮）把这些士兵遣返回国，其速度比战时紧急情况下向欧洲运兵速度还快。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厌战情绪，是全球性的。
　　在一场残酷的厮杀过后，这一切都是正常的。
　　没有比在血与火中冲杀过的军人，更懂得安宁和平的宝贵了，更渴望安宁和平的生活了。
　　只是各有各的追求方式。
　　女人、孩子与重武器
　　开头，除了16军分区和“东北挺进队”，各路闯关东部队都带着妻子儿女。
　　也没多少女人和孩子。
　　那时没“计划生育”一说，也没有婚姻法，结婚的条件叫“278团”一27岁，8年党龄，职务正团。这已够“计划”的了，有些已超出“计划”仍未结婚。有的是戎马倥惚，没有机遇，有的是执意不肯结婚。
　　江拥辉团长的妻子刘淑，当时是诸城县虎部区妇救会主任。1师从诸城快登程了，江拥辉匆勿赶来找她，就匆匆跟部队走了。丈夫给她找匹马。人骑在马上，心吊在嗓子眼儿上，夜里总梦见自己悬在马蹄子下。一些人逗她，说她这位骑士潇洒极了，足可以当个骑兵团长，如果有个娘子军骑兵团的话。
　　到鲁北惠民县，一道命令下来，军委让1师火速赶去山海关参战，把住这扇关东大门，师党委一个决定，把女人、孩子和重武器像包袱一样卸在惠民，部队轻装急行军走了。
　　她们被告知：部队要打仗了，打完仗就夹接你们。
　　这是常事。打她们和军人结合那天起，就把自己交给这种生活了。她们已经习惯了这种生活。她们就在惠民习惯地等着打仗去了的丈夫。直等到春节，才知道丈夫是闯了关东。
　　——这些狠心的，就这麽悄没声地就把咱甩了，连咳嗽都没咳嗽一声！……
　　骂是亲，恨是爱。关东那是甚麽地方呀！鼻子冻掉没甚麽，怕的是那麽老远还能回来吗？老年人一辈又一辈讲述“闯关东”的故事，就像讲述一个发生在月球上的神话。今天丈夫拿着枪杆子一下子就闯去了，古老的神话一下子变成现实，又仿佛依然是那麽古老而又遥远。
　　闯关东，找丈夫去！
　　渤海地委在惠民。地委领导说，大部队都走了，小部队护送不了。她们说不用护送，我们自己走。地委说，自古哪有一帮女人闯关东的呀？她们说，你们点下头就有了。又说都嫌女人累赘，那还找女人，和女人结婚干甚麽？七嘴八舌，大声动气。说着说着，就把眼泪这个武器搬出来了。甚麽武器也不行。大年初一，大家瞅着饺子谁也不吃。3团团长妻子，头不梳，脸不洗，一杯又一杯，喝得满屋子酒气。
　　3月底，1师和7师家属，坐只小汽艇闯关东，20多个女人、孩子和保姆，挤在三人多长，一人多宽的船舱里，大人吐，孩子哭，那个声和味儿呀。3团政委妻子张华，坐车时颠着早产了。母亲一滴奶没有，孩子一个劲儿哭，哭着哭着没声了。开头以为是睡着了，不知谁说不对劲儿，都挣扎着爬过来。没有奶，没有药，大海茫茫，怎麽办？谁也不吐了，就那麽围看，有的擦眼抹泪，有的傻楞着，眼睁睁看着孩子咽气了。
　　在庄河县一个叫耷拉腰子的小村上岸。一辆大道奇拉上她们，绕道安东去吉林。过通化一道岭时，车翻了，两个师的家属全甩进路边没膝深的雪窝子里。爬起来，你望我，我瞅你，大眼瞪小眼。长这麽大第一次坐汽船，又第一次坐汽车，都不知道这“洋玩艺儿”是怎麽了。直到现在，老人们见面，还哈哈笑着述说彼此当时那副傻样儿。
　　从延安、晋绥、晋鲁豫、华中、华东、中原等地闯关东的部队和党政军干部，家属大都是随队一起走的，战斗部队中“278团”少，女人一般都有马骑。干部团就不行了，“278团”都在一半左右，女同志，大都是徒步走到东北的。
　　可以想像——
　　在那秋日的黄土高原上，在那收割后裸露的中原大地上，在冀北边缘那荒无人烟的沙丘间，行进着一支支由一个个一对夫妻一个孩的家庭组成的队伍。孩子盛放在一只篮里，篮子驮放在马背的一侧，另一侧的篮子里放着衣物甚麽的。不谙事的孩子，或者随着马蹄的节律酣睡着，或者睁着不谙事的眼睛望着蓝天，涉水，爬山，越沙丘。丈夫牵着缰绳，在前边走着，妻子在盛放孩子的篮子旁边跟着，或是抓着马尾巳蹒跚着。尘土飞扬中，你可以想像那一双双露出脚趾的布鞋，想像那一双双血泡叠着血泡的脚掌。可以想像那一双双脚可能是从小就爬惯了山岭的，可能是从校门走向延安又走到这里的，可能是曾经要被改造成三寸金莲后来又解放了的。也可以想像被秋雨淋透了衣服和泡肿了的双脚，以及你可能想像得到并实实在在存在着的种种艰难困苦中，做为来到这个世界本来就要比男人承受更多痛苦与不幸的女人，可能经受的种种痛苦与不幸……
　　有人主张不带女人闯关东，这种人中有种人，想的不是轻装快步，去东北抢夺先机之利。也不是等条件好了，有根据地了，再把妻子儿女接来，而是想乘机把土气、“落后”的老婆甩掉，到那个“花花世界”中去换个花花的、洋气的。
　　在海上
　　自古以来，山东黄县龙口和蓬莱县乐家口，就是海路闯关东的集结地和出发地。
　　山东闯关东部队，大都是从海上走的。
　　中央对这项工作抓得很紧。
　　11月3日，毛泽东亲自起草一份电报。
　　胶东区党委：
　　近日部队渡海情况如何，千万要多要快，不得片刻迟误，将此当作第一位工作，派大批干部准备渡汲海，其他工作均属次等。
　　中央
　　 　　　　　　　11．3
　　从8月中旬到12月初，龙口和乐家口码头处于一种史无前例的亢奋中。一支支队伍开来，附近村镇都挤满了。岸上挤，湾里更挤。沿海能征集到的船只全来了，挤挤匝匝开了锅似的。一眼望去，一只只船划过去，好像就能一直走到东北。
　　大都是渔船，还有些货船。钻进船舱，就像钻进了鱼罐头。从煤舱出来，都成了“煤黑子”。大船能挤一个连，小的就两个班。
　　乘船教育：一、不准吸烟和打手电，防止被敌人兵舰发现；二、随时准备战斗，碰上国民党或美国军舰，用手榴弹近战肉搏，拚死不当俘虏；三、注意安全，没命令不准出舱，大小便要报告；四、出事故不要慌，船坏了，触礁了，要听从统一指挥；五、不准说不吉利话，对于船老大可能搞的迷信活动，不要干涉；六、防止晕船，不要乱走动。
　　瞿文清坐的那只船，不存在走动问题。
　　是只瓜瓢样的小渔舟。20多人面对面倚在船帮上，就差人叠人了。登船前发的两只瓦罐，放在中间叠在一起的腿上。开头挺正规往那里吐，后来扭过脸往海里吐，再后来就像报复似的，你朝我身上吐，我朝你脸上吐。到大连皮口山岸时，一个个就像从泔水缸里捞出来的。
　　好在没有别的甚麽事。
　　李湖坐的是只帆船。开头挺顺利，下午起风了，浪头掀起老高，桅杆嚓断了。船老大跪下就磕头，直叫“龙王爷开恩”。李湖说：我打这麽多年仗，子弹从来贴着头皮飞，福气最大，翻不了。听到个“翻”字，船老大又叫“龙王爷”，又叫“天老爷”，爹呀妈呀叫起来，边叫边哭。船在海上漂了4天5夜。刚上船时医院几个女兵要解溲就喊：你们坑阢开，我们有事儿。这阵子一“有事儿”就叫唤：快来呀，不行了！几个不晕船的，就把她们架到船后去。
　　比较曲折宕荡，有点“历险记”味道的，是后来最先搞起诉苦运动，被3纵党委授子“教育功臣”称号的赵绪珍坐的那只船。
　　这是只缴获的大帆船，3师2团特务、150多人坐着还不算太挤。指导员赵绪珍不愧为“教育功臣”，政治工作有声有色。从宿营地到码头路上，以及开船后的个把小时，歌声不断。
　　春天到了万物都发青，
　　咱们庄户人呀家家忙春耕，
　　多生产多打粮支援子弟兵。
　　八路军打仗为咱老百姓，
　　部队向西行攻打蒙阴城，
　　机枪扫大炮轰消减鬼子兵。
　　唱完《打蒙阴城歌》，又唱（18集团军好》。
　　18集团那可真正好，
　　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样样都做到。
　　吃的是煎饼，铺的是干草，
　　穿的衣服更是谈不到冷热这一套，
　　同志们辛苦了！
　　枪是土上压五，少数是洋造迨，
　　把汉奸好鬼子消减了。
　　建设新中国咱们一定能辨到，
　　先苦后甜慢慢热，
　　同志们，到时候就好了！
　　赵绪珍说：别唱了，保持安静，防止晕船。
　　大家说：小鬼子都不怕，还怕晕船？
　　瞿文清发的是只瓦罐，他们发的是只瓦盆，一班一只。几支歌没完，就陆续赛歌似的吐上了。盆吐满了往海里倒，没倒上两回就连盆倒了。出发前发的新毡帽，一人一顶，上面缀着青天白日，挺整齐的，有些人还舍不得戴。不知谁带的头，朝毡帽里吐，大家学起来，不少顺水漂了。顺水漂了可能有好处。保不准到东北不会照张像，保不准21年后不会被发现，小红卫兵会指着那青天白日说：你是国民党！
　　刚从龙口出发时，千帆竞渡，大海都显小了。逐渐地就稀落了，傍黑时连只船影儿也没了。风浪大起来，到内长山的大长山岛附近，风向也变了。船老大一口一个“老总”，说甚麽也不敢走了。没办法，又折回龙口。
　　没了模样，也没了情绪，都要求上岸，不走了。
　　——我宁肯和小鬼子拚10年刺刀，也不遭这份罪了！
　　——在哪儿都革命，非得去东北呀、——非去不可就从陆上走。再遭这罪我就跳海了！
　　“教育功臣”也没了辙。党支部研究一下，咬着牙，就让那船在海上漂着。
　　第二天下午，船老大说可以走了。到了砣矶岛又走不了了。这回靠了岸。有大海包着，谁也跑不了。
　　歇一天又走。风平浪静挺顺溜，没想到船老大来事了。几个人大呼小叫一阵子，变戏法似的从哪里端出几盘菜和一只鸡，在船头摆好点着香，有的念念有词地磕头作揖，有的拚命敲锣打豉。为首的船老大抖抖地说：老总呀，龙王爷“亮翅”了，要这条船哪！
　　蒙蒙亮的天色中，前方几百米处隐隐凸起个黑影。随船的团司令部参谋孙灵连，操起机枪就是一梭子，黑影不见了。孙参谋端枪立在船头，命令开船。船老大脸都青了，哆哆嗦嗦驶出好远也没变过色来。
　　傍晌，那黑影又出现过一次。这次看得真切，一间房子大小，圆乎乎的，呈蓝黑色。又一梭子打过去，又没了。
　　船老大不害怕了，也不叫“老总”了：这八路真神，龙王爷也惹不起！
　　最倒霉的是见到“老大哥”后。
　　都知道到东北和“老大哥”会师，每个人好像都准备了一肚子话，到时候和“老大哥”唠个痛快。哪知在老铁山水道碰下苏联军舰，没有翻译，一肚子热乎话倒不出来。拖进港口，没吃没喝，扣了3天——把他们当“海匪”了。
　　也不怪“老大哥”不认亲。
　　上船不久就吐得没了人样，又在海上漂颠4天。晕船甚麽也不想吃，肚里吃食又吐光了，一个个瘦得像个鬼。“老大哥”捂着鼻子上船看了看，依着的，歪着的，横躺竖卧的。有的眼皮都不睁，有的眼皮翻了翻，甚麽表情也没有——也认不出“老大哥”了。
　　每只船靠岸后，都有些人像卸货一样从船上抬下来。
　　山东渡海部队陆续在辽南登陆后，先到的新枪新炮新服装的冀东部队，有些不知是不认识山东八路，还是觉得这些人太给自己丢脸了，对“卖呆”（辽东辽南人称“看热闹”为“卖呆”）的老百姓说：这都是八路从关里抓来的国民党俘虏。
　　10余天后，赵绪珍带连队在辽阳赶上部队，团里已经扎好花圈，要给他们开追悼会了。
　　3个多月里，除渤海军区翻了一只船，5军分区副司令员石潇江等30余人牺牲外，其余全部安全到达目的地。
　　还有段插曲。
　　3师2团特务连的帆船进入老铁山水道前，迎面驶来一艘国民党军舰。大家钻进船舱，只留几个穿便衣的干部在上面观测情况。1挺马克辛重机枪和4挺轻机枪，悄没声地架好了。船老大喊了句“去大连运梨的”就过去了。
　　大多船只都有这种插曲。对付办法，先是尽量躲避。渔船小，军舰大，易先发现对方，也易躲避。躲避不了，只留便衣人员在船上，由船老大与之对答。这一带往来渔船、货船很多，很容易混过去。
　　更重要的原因，是国民党缺乏警觉，没想到共产党会如此大闯关东。
　　1946年后，往来山东和辽宁运送伤员、干部、家属和各种资材的船只，不时有被国民党军舰击沉和拖走的。
　　“向交通要道进击”
　　陆路闯关东，要比海上艰难困苦得多。
　　最苦的，是黄克诚的新四军3师。
　　9月下旬，3师所属四个旅和三个团分为左右两路纵队，陆续从盐阜、淮海地区出发，跨越江苏、山东、河北、热河4省，历时60多天，行程3千多里，到达锦州地区。
　　过度痛苦使人沉默
　　某军原副军长黄达宣，像瞿文清一样，是从战士、战斗小组长。
　　副班长、班长、副排长、排长，一个台阶没落当到副军长，然后离休。他们身上的伤疤，他们荣获的军功章，也几乎相等。而且，他们都是在黑土地上成为战斗英雄的。
　　比瞿文清大两岁，高出一个头的离休将军，白发，浓眉，目光平易，温和中透着果断与威严。一口地道苏北口音，思路明晰。敏捷，谈叙像瞿文清一样简洁、明了，没有一个在官场听惯了，似乎能够显示身份、尊严和气派的“嗯”、“啊”之类。
　　他是江苏泗阳县刘集乡人。17岁那年，父亲患一种病，吃不下饭。他不知道那叫食道癌，庄稼人都不知道。临死前，父亲让把家产卖了还债，母亲到姐姐家去，儿子自己去闯荡活命。
　　往哪儿闯荡是不言而谕的。村东百十里处是鬼子中心据点，外边是伪军，再外边三不管地区是土匪天下。刘集人混不下去了，就去当土匪，这是老辈传下的规矩。有股最大的土匪，头子就是他们黄姓人，这是父亲临终遗言，做为儿子，即使一辈子都和父亲对着干，这句话是必须照办的。
　　母亲哭天抹泪不同意：咱黄家祖祖辈辈都是老实人哪，可不能吃这碗饭呀！
　　再一条路是投八路。老百姓叫新四军也叫八路，对共产党也叫八路，八路也叫共产党。鬼子汉奸说八路是“红胡子”，“共产共妻”。一次听说八路来了，人们哭爹叫娘这个跑呀。回来后，家里一样东西没少，院子还给扫了。老年人说，八路好是好，怕是成不了气候。他倒没想成甚麽气候，只是听说八路纪律严。庄稼人最受不了这个“纪律”。当土匪就随便，吃得也好。
　　人老了爱回忆。无论尊卑，走到这一步，都能回忆出貌似偶然的一个或几个巧合来。
　　决定黄达宣后来闯关东，今天又在关东安度晚年的人生的第一个巧合，是刘集乡一个出了五服的当保长的堂哥的一句话：当八路给你一斗小米，堂哥黄达芝早就劝过他。帮助料理完丧事又劝他，还是投八路吧，投八路给你家一斗小米。小米的魅力加上母亲的旨意，于是，他就扛上一支没有准星的老套筒，成了全村的第一个“红胡子”。半年后，另一个投八路的刘集人告诉他，那斗小米真给了，还说黄达芝就是八路的人。
　　瞿文清不知道喝他烧的水的那拨扛枪人是干甚麽的，只知道那拨人是被八路打垮的。按照“阶级斗争”观点，那几天历史是算不得清白的。而本文另一位主人公黄达宣，若不是一斗小米，竟险些当了土匪。
　　笔老还听过这样的故事。哥俩揭不开锅了，门口正过队伍，弟弟说，跟他们走吧。哥哥说你先走，我去趟茅房就撵你。结果，弟弟参加了红军，哥哥跟“白狗子”走了，从红领中时代开始的一个相当长的人生阶段中，笔者一直相信这些老革命当初就是为了革命，解放天下受苦人，实现共产主义，坚定不移地走进革命队伍的。
　　更不知道还有那麽多逃兵。
　　黄达宣扛着一挺捷克式闯关东时，是独立旅1团1营1连1排1班1战斗小组小组长。
　　第一步动员到陇海线作战。过了陇海线动员到临沂地区作战。到济南西边，说临沂敌人由山东老大哥部队打了，我们到平津之间去作战。从杨村过了平津岸铁路插向玉田，快出关了才正式动员进军东北。
　　原沈阳军区工程兵副政委胡可风，闯关东时是10旅29团宣传干事。老人说，从苏北出发时，动员口号是：举行大反攻，向交通要道进击，向大城市进击！进大城市还不高兴？日本投降了，也该进大城市逛逛了。过平津铁路前还算稳定，快到王田时，一些“瞎参谋”就嘀啁咕上了：一个劲地走，这是去哪儿呀？是不是去东北？苏联“老大哥”在那儿，都是共产党，大概去得。可东北太大冷，咱南方人到那儿受得了吗？
　　正式动员和山东一样，讲东北多麽好，大豆有多大个，高粱米营养多麽丰富。出冷口一看，都是荒山秃岭。再一吃高粱米，有人就端着饭盆去问医生：你说高梁米营养多麽丰富，你怎麽不吃呀？
　　苏北新四军在辽西瞅看高梁米，愁眉苦脸不动筷。山东八路军在辽东瞅着高梁米，“吧嗒吧嗒”掉眼泪儿。
　　瞿文清那个连到辽阳后，没米没菜也没炊具。司务长说咱们下馆子去。大家乐坏了，一路上见不少城市高楼，虽没进去也开眼了。这回要下馆子，看看这关东馆子几个盘子几个碗。进屋规规矩矩坐下，每桌端上一大盆红眼高粱米饭。大家你瞅我，我瞅你，就是不想动筷。
　　黄达宣几乎是在平生第一次吃高梁米饭时，才明确自己是到了关东的。
　　不是他不爱思想，实在是他大累了。
　　最苦最累的，就是像他和瞿文清这样的人。
　　“是兵不是兵，背上四十斤。”他是机枪手，1挺捷克式，250发子弹，背包，粮袋，加一起有60斤。机抢本是3个人轮流扛的，那两人个小，大部份时间他都扛着。后来抽出个人帮病号背枪，那机枪就长在他肩上了。
　　开头每天60里左右，逢上雨天还能休息。过平津铁路后就加快了，每天百里以上，下小雨也走。他不知道山海关已经打上了。但他知道是有情况了，明白这个能凭空生出许多力量。有的人却愈发不行了。他就把米袋、步枪甚麽的，再往自己肩背上堆。
　　关键是休息不好。
　　行军最重要的是不掉队，不减员。干部神通再大，也关照不过来。靠谁？靠骨干，靠黄达宣和瞿文清这样的活跃在最基层的骨干。
　　他有两个“巩固对象”，一个叫唐大荣，一个叫唐维民。唐大荣30多岁，全班年纪最大。他打仗好，挺勇敢，就是“家庭观念重”，爱发个牢骚，那牢骚大部与老婆孩子有关。唐维民16岁，文弱得像个书生，一天说不上几句语。他堂公在苏北出发前跑了，连里去找没找到，把他拉来顶替。连里再三叮瞩，要他“承包”这两个人。后来，唐大荣当了排长，打天津时负伤；唐维民当了副连长，在朝鲜二次战役时负伤。负伤后再未见过，至今也不知在哪里。
　　每到宿营地，他就对二唐说：你们累了，歇着吧。这话翻译过来，就是“别跑了，有人盯着哩”。说完就去找柴禾烧水，烧好再给端过来。洗脚是行车中第一件大事，比吃饭都重要。洗完了，谁脚打泡了，再帮着挑泡，穿上马尾巴。有时这一切做完了，自己脚未洗，饭未吃，倒那儿就打上鼾了。醒来后，冷丁一下，看看二唐，有时就想：要跑这不是早跑了吗？
　　黄达宣和瞿文清都说自己从未动过开小差的念头。开头，瞿文清是觉得有碗饭吃，黄达宣是记着那斗小米。后来，是觉得班长、排长、连长、指导员对咱好，咱得对得起人家，不能让人家难心。
　　二唐对他挺反感，觉得他是个“特务”。他也觉得这个角色很尴尬。逐渐地，都不这样想了。一个大哥，一个小弟，加一块劲头也不比他大多少，这些事情本来就该他干的。后来二唐一提起闯关东，就说感谢他。他说：我应该感谢你们。
　　从苏北到关东，从长白山到海南岛，谁应该感谢谁呢？
　　原63野战医院院长吴振淮，当时是独立旅医政干事。
　　医政干事两项工作。一是当医生，看病。二是负责医务人员的提升、调动。哪个医生牺牲了，哪个看护班长可以提起来，向组织科写个报告，主要还是看病。
　　闯关东路上，比较多的疾病是打摆子。
　　闯关东前，独立旅南下浣江，那里是疟疾流行区。
　　这是一种急性传染病。不发作时是好人，发作起来忽冷忽热。冷得发抖，几条被子压不住，热时发烧可达39度、40度。发作后大量出汗，头痛，口渴，浑身无力。上午8点多钟，下午3点多锺，最爱发作。
　　正是行军的时候，照样走。
　　配有马匹的干部，马都让给病号了。重病号骑马，轻的把枪枝、弹药、背包、粮袋放到马上，人步行。再选些身强力壮的战士，排成一路纵队，每人中间夹个打摆子的，用绳子捆在腰上联成一串。一手拄着棍子，一手抓着绳子，连拖带拽地往前挪。那情景，就像电影上国民党抓的一串串壮丁。
　　不是亲身经历，谁会想像得出闯关东大军中，竟会有这样一支队伍！
　　一忽儿冷得哆哆嗦嗦，一忽儿烧得迷迷糊糊。脑子里好像全是空白，又好像被铅样的东西灌满了。甚麽知觉都没有了，这个世界仿佛都不存在了，却知道向前挪动脚步，一步，一步，就像踩在棉絮上。
　　后来，这个队列的指挥官——医政干事吴振淮也打起了摆子。
　　老人说：讲讲别人还行，我自己是怎麽走过来的，记不得了。
　　老人说：若不是互相帮扶着，谁也走不过来。
　　离休前是沈阳市农机局副局长的李少英老人，闯关东时和郑绍华是同班战士。“文化大革命”中，造反派说他是假党员。郑绍华听说了，寄去一份证实材料，10年内乱后，老战友重逢。
　　郑绍华说：我若不用脑袋担保，你就叫人打死了。
　　李少英说：闯关东我不替你扛枪，你早就压死了。
　　那时候，郑绍华16岁，又瘦又小，还不到90斤。
　　一些老人说，刚上路时，歌声不断。一路行军一路歌是我军传统，后来可就唱不动了。怎麽鼓动也唱不起来了。
　　大地是黄褐色的，军装是灰色的，一支支灰色的队伍，在黄褐色的大地上默默地流动着，像一部无声电影。一队队大雁逆方向从头上掠过，抖落一串串清脆的“嘎嘎”声，溅不起一丝回音，适度痛苦使人喋喋不休，过度痛苦使人沉默。
　　食为天
　　兵马未动，粮草先行。
　　闯关东大军先行的是筹粮官。
　　10旅29团先行的，是粮秣股长张文星和他的筹粮队。
　　从苏北出发后，他率领25人的筹粮队，每天提前大部队两天左右出发，沿预定行军路线筹备粮草。闯关东如此，大部队行军都如此，平型关战斗后参军，离休前为某军后勤部长的张文星，战争年代就和粮草打交道了。1949年进军广西在苗区筹粮，讲不明白，差点儿叫个苗族女人一柴刀砍死。
　　在江苏、山东、河北筹粮很简单。需要多少粮、菜、油、肉和饲料，到村公所找到管事的报个数就行了。都是老区。事先打过招呼，沿途都有准备。
　　从冷口出关后就不行了。
　　一是“满洲国”的地方，老百姓不了解共产党。二是人烟稀少，日本人搞“集团部落”，很多地方是无人区。三是穷，很多人穿不上裤子，大姑娘披着麻袋片偎在炕上，不敢动窝儿。
　　所到之处，都找旧政权人员联系。白天大都跑了，晚上好办些。
　　敲开门，点上油灯，告诉他们需要多少粮草。没有粮草，就询问有没有地主，住在甚麽地方。这些人大部点头哈腰，满脸堆笑，眼睛直扫筹粮队腰里那铁家伙。
　　地主粮食也不白拿，或者给钱，或者开条子。钱是解放区票子，人家不认；条子就是一张纸，当场写上20多个字，盖上章。告诉他，现在光复了，解放了，伪满票子马上要作废，这种票子就要流通了。
　　再讲新政权很快就会建立，到时候把条子交给政府，就可以顶替公粮。
　　这种条子几乎散见于东北各地。除去辽沈战役，每次作战所用粮草，基本都是取之于作战地区。开头老百姓不认条子，认为这不过是耍个花招的公开抢夺而已。共产党那几条破枪，还能打天下成立政府？后来可就重视起来了，其珍贵不亚于今天人们放置存折。
　　出冷口通过的是刚辟为解放区的拉锯区。一些地方穷得别说地主富农，连中农也没几家。找到村长，使劲咽咽口水，张口说出1千斤。村长说刚过去一拨，现在砸锅卖铁也拿不出这个数了。拿出前面28团留下的条子给张文星看，说，若不信，我领你们挨家转转。张文星心里很不是滋味。都是庄稼院出来的，甚麽不明白？可明白又怎样？部队也不能饿着牡子行军呀。好歹凑3百斤，病号吃纯粮，别的都吃从山上搂的榆树叶子掺点玉米面的大锅粥。
　　临走给钱时，村长哭了：对不起同志了，没法子，大穷了。
　　张文星也要哭了：才过去两个团，后边还有那麽多部队呀！
　　共产党部队还未过完，一些村子就陆续有人逃难了。国民党部队过去后，很多村子就空了。
　　12月17日，黄克诚在给军委的电报中说：
　　三师出发到东北已一月，仅领到满洲伪币三百万元，够伙食十六天用，一切经费均停发，对人民强迫使用五百元，一百元之大边币，迨戍物价飞涨，商店关门，粮食除一部分吃日本存粮外，其余到一处吃一处，吃空烧尽，有如蝗虫，人民怨声载道。
　　——又过兵了。
　　——都是中国兵。
　　——中国兵，外国兵，“大鼻子”，“小鼻子”（东北人称俄国和苏联人为“老毛子”、“大鼻子”，日本人为“小鼻子”，称土匪为“胡子”），妈个巴子都是“胡子”！
　　——过来过去，这兵哪辈于能过完哪？
　　在一阵紧似一阵的北风中，站在院子里的，躲在门后的，藏在山坡草丛中的男人、女人、老人和孩子们，冷漠地注视着这些穿着紫不巴叽、黄不巴叽、灰不巴叽的“二大布衫子”，后来清一色是黄绿色军服，戴着有点像牛尾巴下边那个东西似的帽子的兵们。他们见过各种各样的兵，清朝的辫子兵，进关去打吴大帅的张大帅的兵，见了女人就红了眼睛的俄国兵，张口就是“八格牙鲁”的日本兵，像潮水样向关里溃逃的少帅的兵，也是中国人、却专门欺负中国老百姓的“满洲国”的兵，还有专门夜里过的“胡子”。在中国，没有比兵们更有力量的了，也没有比兵更臭的了，他们看得太多了，他们看惯了，也看够了。可他们还得看着。因为他们不能闭上眼睛，闭上眼睛也会找上门来，叫你带路，叫你纳粮，叫你出女人。除非你闭上眼睛永远也不睁开。他们知道兵们全是在喝他们的血汗。他们不但要养活老婆孩子，还要养活这些兵们。因为兵们是不种地的。若是中国兵打跑进来杀人放火的外国兵，那没说的，他们向着中国兵。可这样的时候太少，而且几乎没打赢过，大都是中国兵们在打。谁胜了，谁败了，与他们毫不相干。因为谁胜了，他们也是个穷。他们的义务就是纳粮，让这些兵们吃饱了，喝足了，玩儿似地过来过去，打来打去。
　　没有谁告诉他们这次大过兵和以往的有甚麽不同。即使有人告诉，他们也不会相信。因为历史从来就是这麽教导他们的。
　　40多年后，有老人说：当了14年亡国奴啊，那是甚麽滋味儿？谁来管你？“大鼻子”把“小鼻子”赶走了，该安生过日子了吧？不！这回中国人可来精神了，都来抢呀打呀，唉，寻思起来，真叫老百姓寒心啊！
　　衣亦为天
　　牡丹江军分区原独立团政委王振奎老人，闯关东时是延安炮兵学校第一期学员。
　　老人说，学员中南方人挺多，南方人热门话题是东北多麽冷。有的说，那地方耳朵一拨拉就掉了，鼻子一摸就下来了。有的说，听说撒尿得拿棍子敲，不然就拔不动脚了。有的说，那不是把“那玩艺儿”也敲掉了吗？东北人都没有“那玩艺儿”？
　　黄达宣他们没有这种想像和幽默。不是他们缺乏想像和幽默，而是当他们得知千里迢迢是在闯关东时，那风雪已经无情地袭来了，雪花漫天漫地飘撒着，光秃秃的树枝在寒风中呜呜尖啸。这些很少或从未见过雪的“南蛮子”（东北人称南方人为“南蛮子”），一身单衣，苦不堪言，感不到一丝新奇。
　　走起来还好，最难耐的是停下打尖（简单的用餐）。走一身汗，衣服湿淋淋贴在身上，风一吹透心凉。体质差点的喷嚏连天，病号越来越多。于是打尖的时间和次数，就越来越少。本来已是越来越乏了，再加上饭盆菜盆中吃食越来越差，结果越走越慢，越慢也就越冷。
　　还有像老天爷的脸一样，越走越冷的关东人的脸。
　　有的老人说：若是再走上个把月，不用国民党，老天爷就把我们打垮了。
　　10月12日，黄克诚致电“中央军委”：
　　部队临行仓促，准备不足，途中不便多带，北进天寒，请准备棉背心三万，鞋袜三万双，棉帽三万顶，大衣一部，以备到时补充。
　　此类电报，黄克诚拍发过多次。
　　从9月到10月，中央军委几次指示沿途有关地区负责人，解决陆路闯关东部队的棉衣问题。
　　最终还是各部队自己解决的。
　　沈阳军区后勤部原部长石瑛老人，当时是独立旅政治部主任。他说，先到的部队，皮帽大衣大头鞋，应有尽有，都是日本货，还搞到些被服仓库。我们这些“南蛮子”甚麽也没捞到，一个个冻得缩头乌龟似的。好歹捱到阜新，黄克诚亲自下令分些白布、棉花，让各团自己做大衣帽子。土八路除了生孩子没有不会的。把白布用锅灰染了，剪成红领巾似的三角形，铺上棉花缝好，两个角往下巴上一系，“帽子”成了。往队列中一看，都成了五十年代围着围巾的农村妇女。走上几里再看，汗水锅灰搅在一起，都成黑非洲来的了。
　　各部队出发前都比较注意服饰。山东有些部队还发套“细布”（又称“洋布”）军装。东北那麽富，又要和“老大哥”会师，土八路太土了叫人笑话。再说东北人没见过八路甚麽样儿，应该让他们看看八路的军威雄壮，可被凛冽的东北风一溜，就甚麽也顾不得了。
　　1师未出冷口，政委粱必业就宣布：别讲甚麽军容风纪了，保暖第一，不冻坏就行。
　　于是，这支参加过平型关战斗的英雄部队，披着被裹着毯子的，包袱皮和褂子包在脑袋上的，路边有块麻袋片甚麽的，也赶紧捡来缠在脚上。其狼狈状，令今天银幕和荧光屏上的任何一支国民党军队，都相形见绌，从海上来的，被“老大哥”当成了“海匪”，被冀东部队向老百姓介绍为“抓来的国民党俘虏”。从陆上来的，在老百姓眼里，不是“胡子”又是甚麽呢？
　　火车不是推的
　　谈到闯关束路上过铁路时，几乎所有老人都说自己“摸了一把”。
　　摸到钢轨的说铁路是铁的，摸到枕木的说是木头的，摸到路基上石头的说是石头的。于是都遗憾过铁路时是夜间，没能看个明白。于是就问看过铁路火车的，问火车站着跑、躺着跑，人推的，还是马拉的，听得恭敬又崇拜。
　　看过火车是一种荣耀，更不用说坐过火车了。
　　赵绪珍带着他那连“海匪”，被“老大哥”放行后走到普兰店，坐上了火车。连魂儿都没剩多少的“海匪”们，听说坐火车立刻来了精神头儿，老远看见火车就跑过去，摸呀，看呀，把耳朵贴上去听呀，哺喃自语着，就像战后归家端详、抚爱妻子、情人。老百姓都来“卖呆”，姑娘媳妇捂看嘴笑。车开出不远，没人号召，又欢天喜地唱起歌来。
　　有的说：这回可他妈开眼了！有的说：这回死了也值了！
　　坐火车是一种冒险行为。
　　“八·一五”前，铁路系统和所有部门一样，都操纵在日本人手里。日本投降后，日本人有的逃跑了，有的被打死，剩下的都徨徨不可终日，管理和技术人员奇缺。重要设备被“老大哥”拆走，老百姓则拿那些持家过日子用得着的。从车辆到铁路，破损程度史无前例。人们看到哪辆车“喘气”了，不管“票车”（当时人们称客车为“票车”，车站为“票房子”）、货车，蜂拥而上。司机开车前都要扔句话：出了事可别找我。
　　延安炮校第一期学员1千人，渡黄河，过雁门关，沿恒山山脉到达热河省会承德后，就是乘这种火车闯到关东的。
　　王振奎老人说，听说要坐火车，大家乐得一夜都没睡好。
　　是列货车。没煤，挑出300多彪壮汉子去3里外煤场抬来，再桶挑盆端往锅炉里加水。累大半天走不上大半天，停下来又上煤上水。
　　有的车站没煤，就烧劈柴和豆饼。人和车呼吓呼吓一天，也就喘出百把里，跟“11”号差不多。不过都挺高兴，坐上火车了，过瘾了，有吹的了。
　　到平泉换列“票车”，有硬座，有软座，还有卧铺。大家更美得合不拢嘴了。
　　这列车没刹车风闸。车没闸就像老虎没笼子。又选出几十名壮汉，每节车箱连接处放两人，负责操纵手闸轮。
　　车内已人满为患，又挤上一些“关东老客”。车梯上，挂钩处，行李架和车厢顶上，里里外外都站着人。
　　火车憋足劲驶出不远，就听“吐当吐当”响，窗外山坡上的树却不往后跑。探头看，火车正在爬坡，动力不足，又是超载，车轮光在原地空转。列车司令下令推，一阵号子推上去，大家七嘴八舌乐开了：谁说“牛皮不是吹的，火车不是推的”？
　　话音未落，就觉得列车越跑越快，窗外树木一闪而过，像飞起来似的。大家乐得欢呼起来。突然间，车身剧烈抖动起来，稀哩哗啦，爹呀妈呀，行李架上的人都被甩下来，人撞人，人压人，乱成一团。
　　最初的一瞬，王振奎好像看到有人在窗外飞一样闪过，接着就被人压在身下。他竭力想挣扎起来，那压力愈发沉重。也不知过了多长时间，好象有一个世纪，又好象只是一瞬间。最后一瞬的情形记不得了，10多年后在沈阳第一次乘电梯时想起来，就跟电梯启动瞬间的感觉差不多。
　　醒来后，好像听到有人呻吟，惨叫。睁开眼，这是在甚麽地方呀？行李、包裹和人滚压在一起，人横躺竖卧着，软绵绵瘫着的，傻乎乎瞪眼的，懵头懵脑往哪爬的，空气中一股焦糊和血腥味儿。那时没有地震的概念，广岛、长崎爆炸两颗原子弹倒是印象深刻。莫非是美国往这也甩了一颗？
　　爬出车窗，看见列车断成几截。有的车轱轳朝上，有的拧成了麻花，有的扎下路基。钢轨朝天撅起，七零八落挂着枕木，像梯子似的。遍地是人，鲜血涂溅车身、路基、路边电线杆和树木。这一切都被蒸气笼罩着，像下着大雾。
　　原来，下岭时车速越来越快，操纵手闸轮的人使出吃奶的劲儿也刹不住。学员7队指导员马绪清带着通信员，冒死攀爬过几节车厢，一看驾驶室里空空的，司机和司炉早早旱跳车逃命了。两人手忙脚乱熄灭炉火人，巨大的惯性依然拖着列车狂奔。快到叶柏寿车站时，撞上前面一节煤车。
　　伤亡几十人。
　　又调来一列火车。
　　国民党军队快到锦州了，得和敌人抢时间。而且这带蒙族骑匪经常出没，大家都是徒手，不是久留之地。
　　说甚麽也不坐火车了。
　　从通化连夜赶来的炮校校长朱瑞，给大家打“保票”：这回前后各有一个车头，它若再“跑毛”，后边车头就拉住它。大家都是党的宝贵财富，若是再出事，我也没法向毛主席和党中央交代呀！
　　重新登车后，提心吊胆地谁也不作声。
　　王振奎老人说：当时我就想：是死是活就这一回了，这辈子再也不坐这“洋玩艺儿”了！
　　最早获得军衔的人
　　9月17日，一架涂有红五星的道格拉斯式双引擎飞机，从延安起飞，向东北飞去。
　　坐在飞机上的中国人，是东北局书记彭真和委员陈云、叶季壮、伍修权等人。
　　9月14日，曾克林向中央汇报挺进东北情况后，政治局立即决定成立以彭真为首的东北局，搭乘苏军特使飞机赴沈阳开展工作，到东北要同苏军打交道。为着工作方便，以中央军委主席毛泽东名义，授于彭真、陈云、叶季壮中将军衔，伍修权为少将。并用中俄两种文字写了任命书。
　　他们是我军最早获军衔的人。
　　查阅解放军出版社出版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将帅名录》，其中并无彭真、陈云、叶季壮的名字。文前“出版说明”，也未提及此事。
　　仅凭一纸任命书，而不佩戴任何能够表示军阶的标志，也为土八路其“土”之一。不知是否也为古今中外军队之一绝。
　　天气不好，飞机好像出了点故障，临时决定在山海关机场着陆。
　　飞机在跑道中段降落，冲出跑道，机头插进一块稻田，尾巴翘起，来了个“稻田芭蕾”。
　　彭真受了脑震荡。伍修权受点轻伤。叶季壮被翻倒的油桶和通讯器压住，腿部受重伤。陈云最幸运，舱门被东西撞开时，把他推进了驾驶室，只吓了一跳。
　　第二天，一列专列把他们送到沈阳，住进张作霖的大帅府，也算陆海空立体闯关东。
　　“教授”
　　彭真一行到沈阳第二天，中央又决定派李富春、林彪、罗荣桓、张闻天、高岗，赴东北工作。
　　想想此前此后，这些人在党和军队的地位和作用，就知道共产党为夺取东北下了怎样的本钱。
　　罗荣桓是10月24日从临沂动身的。
　　先是乘汽车，后是躺在担架上，由几个身强力壮的警卫员抬到龙口。
　　做为山东党和军队的统帅①①，两个多月来，他的精力和体力每逃诩在超负荷运转。
　　接到朱德的七号命令后，他立即召集高级干部联席会议，将各军区主力和基干部队编成野战兵团，发动反攻。歼灭日伪军6万余人，解放县城46座，攻克烟台、威海等6个重要港口，将山东解放区连成一片。在此期间，中央决定从山东抽调6万主力部队，4万干部，选择便捷途径，迅速挺进东北。这是一项庞大而又复杂的工作。选定路线，设置兵站姑，征调船只，后勤供应，部队轻装，思想动员……千头万绪，缺一不可。
　　他本来是个病人。
　　记不得腰痛始于何时。或许是在长征途中，或许是从晋西来山东路上。投笔从戎，生死置之度外，还顾得上脑热腰痛？只记得1942年攻打日照县甲子山时，肾病加剧，以致尿血。陈毅邀他去苏北治疗，那里有个奥地利泌尿科大夫罗生特。罹生特慧眼，说肾里有个肿瘤，却拿不出来。一位杰出的医生缺乏医疗设备，就像一位优秀的将军打仗没有兵。陈毅建议去上海治疗，毛泽东不同意。将军身上有伤疤，弄不好就是给日本人送去了。将军对妻子说：再坚持5年，打败日本再去见马克思。
　　5年计划提前实现了，又闯上了关东束，登船前，机关人员一律换便衣。
　　9月15日，中央在关于派一百个团的干部到东北工作的指示中，要求“开入东北之部队”，“在进入满洲边境时，绝不可被红军及英、美、国民党人发现”。换便衣是其中措施之一。
　　戴墨镜的参谋处长李作鹏（最后职务为副总参谋长兼海军政委），身材细长的保卫部长苏静（离休前为总参谋部军务部长），胖乎乎的供给处长何敬之（去世前为武汉军区后勤部长），都扮成商人模样。大家你瞅瞅我，我瞅瞅你，都觉得对方挺可笑，挺别扭，又想到自己可能比人家还可笑，还别扭。
　　闯关东大军唯一一位外国人罗生特，怎麽也没找到一套合身西装。没办法，也像李作鹏等人一样，穿长衫，戴礼帽。可那蓝眼睛、大鼻子怎麽换呢？他对着镜子哈哈大笑一阵，又无可奈何地耸耸肩，摇摇头。
　　当年青岛大学土木工程系学生罗荣桓，化装成一位教授。穿件深色长衫，戴顶礼帽，配上那副实实在在的深度近视镜，更主要的是他原本就具有的学者风度。曾当过红军工兵营长的林月琴，穿上阴丹士林布旗袍，冷眼看去，倒也像个教授夫人。
　　汽艇在海上颠簸两天，到达辽东半岛东南角的狴子窝。
　　在海上曾被苏军巡逻舰发现了，说明身份后就放行了。
　　“林总”
　　这是一个曾被尊为中国的第二号神，后来又被列为第一号鬼，非神即鬼，好像从来都不是人，最终还是被一个“鬼”字覆盖了的人。
　　这是一个24岁就当军团长，从连长、营长、团长、师长，当到野战军司令员、国防部长，而且经常身兼数职（比如=屏蔽广告=军政大学校长兼政委，东北局书记、东北军区司令员政委、东北野战军司令员），除了“副统帅”从未当过副职的人。
　　这是一个党史军史少了他，有的史实就会讲不明白，就会出现空白，就会留下问号，进而愈发挑逗起人们好奇、探究心理的人。
　　这是一个不时要面对，又不敢面对，竭力要回避，又很难回避（看着好像也挺容易），轻不得，重不得，深不得，浅不得，稍不谨慎就要引起麻烦，已经死去快20年了，依然异常敏感的人。
　　这是一个人们私下里有不少议论，据说世界上也有不少传闻，而今逐渐开始比较客观公正地放到历史天平上的人。
　　谁都知道，这个人的名字叫“林彪”。
　　10月31日，中央决定成立东北人民自治军，林彪任总司令，彭真、罗荣桓任第一、第二政委，吕正操、李连昌、周保中。萧劲光任第一、第二、第三、第四副司令，程子华任副政委，萧劲光兼参谋长，伍修权为第二参谋长，陈正人为政治部主任。
　　林彪是8月24日离开延安的，目的地是山东，去山东军区任司令员。中央决定让罗荣桓回延安治病。结果，两个月后接替罗荣桓的，是新四军军长陈毅，从延安坐一架美国运输机到大行山（写完这一节，梦见休彪乘坐的好像是那架256号三叉戟。写辽沈战役打锦川一章，又梦见林彪好像站在天安门上指挥战斗，手里擎着本小红书。——够荒诞的）。
　　然后骑马，步行，大部分时间是步行。到河南濮阳，接到中央“万万火急”①②电报，命令林彪、箫劲光、江华、邓华、李天佑、聂鹤亭等原定去山东的人，立即转道奔赴东北。
　　笔者没见到这封电报。估计，这个时间应是9月19日，或是9月19日前后，查到这样两封电报。
　　军委并请转罗黎：
　　为掌握冀热辽战略枢纽，准备一切力量，争取粉碎国民党与我们争夺华北，东北的进攻，以保东北的顺利争取，因此，我们为坚决执行军委这一意图和任务，拟由此间经冀中，直到冀东，布置冀热辽一带地方工作，发动群众，组织武装，并准备和训练部队，建设炮兵，以及进行布置战场等工作。因此我及莆劲光等，为争取时间起见，拟不去山东，并建议关于山东出征部队的转移，留守部队的组织，干部的配备问题，请罗黎萧迅速决定办理关于津浦战役①③的组织与指挥，应由新四军北进主力兵团负责，最好由陈军长、宋时轮等亲自指挥。
　　林彪
　　三十三日
　　军委并请转罗黎萧：
　　一）中央皓电及贺电，望你们迅速布置与行动，我们将以最大的决心和努力，来完成中央所给之重大任务。关于山东部队与干部，可先后陆续的走，尤其是干部须迅速北去，以便展开广大的地方群众工作及进行扩军，二）津浦路之破坏工作，望切实加以布置，最好即执行，除破铁轨外，必须挖坏路基，铁轨易补，路基难修，为此须以此种方法，奖励群众的破坏工作，展开群众的破路工作，部队尤应起领导作用，三〕我与萧等现在濮阳军区，拟有日动身经冀南、冀中、冀东，需时月余可到。我们带有原北方局电台，请富春多带译电员去。
　　第4章　　一条对角线
　　8月31日，蒋介石任命熊式辉为东北行营主任。
　　10月12日，3星上将熊式辉，率领行营官员和9省2市①④的省主席和市长们，到达长春，10月川日，蒋介石任命杜聿明为东北保安司令长官。列入东北保安司令长官部战斗序列的有13军、30军、32军、52军、92军、94军。
　　11月16日，杜聿明率13军和52军，闯过山海关。
　　从1946年2月开始，国民党五大主力中的两大主力新6军和新1军①⑤，还有71军，滇军60军和93军，原东北军53军，陆续闯进关东。
　　共八个正规军，30万人左右。
　　全是由美国海军海运到秦皇岛登陆的。
　　据说，当时秦皇岛人在码头随便弯下腰去，就能拾到一只纽扣，一只金黄色的纽扣，不是贝壳。
　　世界太小太狭窄，可那片黑土地太大太空旷。不然，这麽多人撒到那里怎麽很快就不见了，3年后只回来万把人？
　　换个牌子
　　杜聿明原是第5集团军总司令兼昆明防守总司令。
　　两个总部的牌子自然挂在昆明。那可是个好地方。亚热带气候，四季如春，还有那麽多未来得及一饱眼福的名胜古迹。可他没有机会了。他把“云南王”龙云搞下了台，他在云南也呆不下去了。
　　他知道蒋介石不会亏侍他。他只是留恋这支军队，舍不得他的5军。
　　从中国第一个装甲兵团团长，到200师师长，再到5军军长。5军倾注了他的心血，是他报效国家，建功立业的地方，也是他这位2星中将的摇篮。他已经把人生最美好最辉煌的一段留在那里了。每个人都怀恋自己的故乡。对于一个献身军旅的将军，那支有着朝夕与共的活生生的生者和逝者的军队，才真正是生他养他的故乡。
　　第5集团军司令部原班人马，走了近乎这片国士的一条对角线，把一块“东北保安司令长官部”的牌子，挂到如今沈阳铁路局大楼的雨搭前。
　　闯到黑土地上的杜聿明，黄呢军装笔挺，领章上两颗三角星闪着灼人的光芒。
　　他是站在青天白日旗帜下的司令长官，名正言顺，文打武斗，怎麽接收怎麽有理。
　　他麾下的士兵，无论对闯关东作何感想，在这一点上都这麽理直气壮，所以，3年后在淮海战役中被俘自杀未成后，杜聿明拒绝谈任何问题，动辄拍桌子摔板凳。以至于从济南押赴北京功德林时，不得不给他戴上重重的脚镣。
　　远征军再远征
　　新1军，新6军，52军，53军，71军，抗战后期，都是曾经进入缅甸，或是中缅边境作战的远征军。
　　这五个军，还有前面提到的滇军两个军，其抗战历史，有的可以追溯到1933年长城抗战，1937年淞沪抗战，有的可以追溯到名闻中外的台儿庄大战，惨烈的南京保卫战，以及后来国民党正面战场上几乎所有比较大的战役。
　　这是一支支在8年抗战中历尽艰辛的功勋卓着的军队。这是一支支曾经表现了中华民族坚贞不屈气概的军队。它们是国民党正面战场上的精锐。他们是我们民族的骄做。
　　现在，它们又要远征了。
　　从西南远征东北，去那里打杀曾和它们并肩抗战的国民革命军第18集团军，和国民革命军新编第四军。
　　这七个军，都是从越南和“公鸡”尾巴下边那个地方，陆续开拔闯关东的。有的曾在南京等地接受日军投降。有的是先空运，后海运，到达秦皇岛的。有的是一直乘船，几乎历经中国所有海域1万多公里的航线，在秦皇岛登陆的。
　　启程最早的，是10月中旬分别由九龙和越南海防海运的13军和52军。
　　这个时间，比曾会克林的16军分区晚50多天，比启程较晚的新四军3师晚20天左右。
　　却比3师提前一星期闯到山海关前。
　　黄达宣老人说，他们过玉田不久，国民党飞机就追上来了。一帮一帮的，都是“大肚子运输机”。大家着急了，脚步更快了。
　　他们不知道，在海上，军舰一艘一艘的也都赶到前面去了。
　　铁脚板没走过汽车轮子，更追不上飞机和军舰的螺旋奖。
　　还是现代化快。
　　他们肯定走错了地方
　　不到3年后在长春起义的60军，也是从越南海防登程的。
　　今年65岁的胡义深老人，闯关东时是60军暂编21师1团2营4连中尉排长，起义时是1团副官处副官。
　　笔老是在某招待所见到他的。老人须发斑白，儒态瘦弱，周身部件好像不堪重负，随时可能散了架。穿件边角洗得发白的蓝布制服，黑色条绒敞口布鞋的大小脚趾处，像脚指甲似的钉着两块亮晶晶的黑皮掌。
　　老人讲在越南怎样接受日军投降。讲离开海防前，曾和53军的弟兄一道，狠狠教训了企图在海防登陆的法国殖民军。“那一仗好痛快！”9艘法军舰只，击沉1艘，重伤3艘，俘掳2千多人。讲60军参加台儿庄大战，弟兄们怎样在禹王山浴血厮杀。老人有些遗憾，说他参军晚了，没去上台儿庄。他们村有几位70多岁的残废老人，都是从台儿庄下来的，他参军前就知道他们是“打日本的英雄”，一直为此自豪，讲这些，老人眉飞色舞。
　　讲起闯关东和闯到关东后的情形，就有声无色了。
　　41年后老人再闯关东，是为了解决“历史遗留问题”，要求为自己“落实政策”。
　　启航不久，副团长王国祥来看船上最高指挥官，代理副师长的师政治部主任张第东。
　　王国祥是60军老人，上层路子熟。谈话间，张第东装作不经意地问：咱们这是去哪儿？王国祥说：我正想问你呢？
　　这是一艘美国登陆舰，船长和水手都是从招商局临时调雇的。借拜会船长机会，张第东又问船长，船长说：奉国防部港口办事处和美军联络处指示，到广州侍命。
　　茫茫大海，没有站牌。问船长到甚麽地方了，船长说在汕头和汕尾之间。这不是过珠江口了吗？船长说：接到命令，不去广州去福州了。
　　在越南受降完毕，撤出理所当然。当时风传两个方向，一是赴日做占领军，二是去台湾。福州与台湾隔侮相望，看来去台湾无疑了，一夜好睡，醒来已经进入黄海了。
　　船长说：改到青岛停靠，去济南接防。
　　船抵青岛，距码头300米停泊。船长说船大吃水深，晚潮来了才能靠岸。晚潮汹涌船长说天黑了，明天再上岸吧。早潮来了，船起锚了，张第东命令王国祥准备登陆，船却向港外驶去。急询船长，船长说：港口司令部通知，接到军事委员会急电，部队立即开赴东北。
　　张第东和王国祥望着船长，脸都青了。
　　中尉排长胡义深更是一无所知，也不问，他是军人。军人没有选择。军人没有自由，没有自身，也没有个性。
　　每天除了睡，就是看海。白天大海是蓝色的，晚上是黑色的，蓝黑色的大海上有日出，日出大海就变成了红色，变成了血。日落也是如此。日出日落一次，他就在脚下钢板上划一道。共划了八道，到东北后，在那祖祖辈辈从未见过的冰天雪地里，他常想起这蓝色的红色的大海。他觉得若没有这大海，他就不会到这冰天雪地中来。从此就开始憎恨大海。
　　还有那米饭和乾菜。那乾菜也不知是甚麽菜，也吃不出甚麽味儿，反正吃就是了，后来常想起那乾菜，觉得没那乾菜就不会见到那冰雪。以后无论吃甚麽，一想起大海，就想吐。
　　再就是那船上的人，那些不知要把他们送到哪里去的当官的（他认定当官的甚麽都知道），这些像他一样睡着了也像醒着，醒着也像睡着了的弟兄。
　　这是个钢铁和血肉堆积的世界。钢铁裹着血肉，血肉裹着钢铁，就像嵌在血肉里的弹片，就像挤压在钢铁间的肉饼，你倚我，我靠你，你搭我，我压你，到处是头，到处是四肢。人身上最多的好像就是脚，一走动就发现到处都是它们，好像都变成了螃蟹。不过，你怎麽踩绝无人表示反感，甚至动都不动一下，好像都是死螃蟹。汗臭、屁臭，擦枪油和皮革味儿，还有铁锈和海风的腥涩味儿，也跟死螃蟹的味道一样。
　　他们无法被当人看侍。他们只是站立或平躺着。占那麽大空间的随便甚麽东西。说原木最形象，说工具更准确，即将开始的由大人物导演的战争工具。他们离开父母，离开妻儿，离开故乡，去学习、受训，改变自己的服饰、习惯、脾性和爱好，都是为了只有极少数掌握着他们的命运的人，才知道的某个地方和某一时刻的，他们本来是有自身，有自由，有个性的。
　　他们本来是知道自己向何处去的，胡义深是沪西县永宁镇大永宁村人。这个村名再贴切不过了。男耕女织，牛哞鸡鸣，世代就这麽宁静地过活。日本打进中国，不少年轻人扛枪去了，1940年招兵，三丁抽一，五丁抽二。他家是地主，可以拿钱买，十丁、八丁也不用抽一。他去了，去报考黄埔军校昆明分校18期。16个月毕业，分到滇军4旅1团2营任见习排长，在金平一带，即今天名闻天下的老山西200里处，与日军对峙。
　　整整3年，就蹲在那亚热带的重山上，风吹，雨淋，日晒，蚂蚁咬，蚊子叮：日军偷袭，他们出击，炮火烧焦了翠绿的美人蕉。子弹没伤着筋骨，蚊子把皮肉叮烂了，流着脓血，散着恶臭。那也在那里蹲着，搂着一杆法式步枪像搂着情人，盯着对面日军像盯着情敌，想家，想父母，想那个叫“大永宁”的村子。人若不想这些就不是人。可他没动过回去的念头。“当军人能够牺牲自由，就能服从命令，忠心报国，使国家有自由。”他记得，这是国父孙中山的教导。
　　日本投降了！他跳起来欢呼，把子弹射向天空欢呼。又欢呼着去越南受降。那是代表一个民族去受降。那是中华民族的荣誉，是滇军的荣誉，也是沪西那个叫“大永宁”的小山村的荣誉。
　　他开始想家了，急不可耐，如痴如狂！
　　睡梦醒来，他听见弟兄们有的哭，有的叫“妈”，有的叫着显然是女人的名字。那是妻子？还是情人？有的竟把身边的弟兄抱在怀里，亲着，吻着，喃喃自语着。他知道，这些身强力壮，性欲旺盛的弟兄，无论在睡着了也像醒着，还是醒着也像睡着了的时候，都在想家。
　　可即便不是在这茫茫大海上，即便他们浑身都是脚，那实实在在长在自己身上的脚，就能走自己的路吗？
　　于是，他们就又羡慕，又嫉妒，又愤怒地望着那些在船舷船尾嗷嗷叫着，好像在故意嘲突他们的白翅膀的海鸥。
　　直到今天，胡义深一看到鸟儿，就会想到那船，那海，那些嫉妒海鸥的弟兄，想起当时的那声叹息：人，为甚麽长的是脚而不是翅膀呢？
　　踏上黑土地，他们明白了，这回怕是做鬼也回不去了。只是总觉得这一切都像做梦一样不真实，我怎麽能跑到这里来呢？
　　在滇地，祖祖辈辈，逢上天灾战祸，或者北上天府之国，或者南下进入两广，或者向西流入缅甸，老挝。在滇人世代相传的字典里，是从来未有“闯关东”三个字的呀！
　　也有例外，三藩之乱时，吴三桂在云南起兵被镇压，康熙皇帝将10万滇军发配关东，充作站丁。从北京到黑龙江，到一个驿站就甩下几十。站丁任务是传递文书，一般文书，这边下马，那边立即接过上马。人急文书，换马不换人。遇有十万火急文书，人马都不换，星夜奔驰，俗称“八百里滚蛋”，到站时往往人倒马毙。站丁家人叫“站民”。站民不许远出，“百里为逃，违者杀罪”(16)。站民10家一把菜芬刀，用铁链锁在指定菜板上，轮流使用。站民姑娘出嫁前，要先在“老爷”家住3天。
　　胡义深不知道祖上还有这样一拨闯关东的，也不知道和他一道打过日本的美国军人，早已用他们的方式争得了回家的权利。不过，从当时到现在，蒙蒙胧胧中，他都有种强烈的感觉：都想回家，谁也不想到这片八竽子打不到的土地上来，为甚麽又都这样乖乖听话呢？就因为他们是扛着枪的军人吗？
　　注释：
　　(1)(2)1945年9月川日，中共中央在《我东北现况通报》中说，曾克林、唐凯部为1500人。东北军区司令部1949年10月编写的《东北三年解放战争军事资料》中说，曾克林、唐凯部为“四个小团约一千七百余”，李连昌部为“五个小团及一个支队约三千二百人”。
　　(3)东北人称之为“归大屯”。日本侵略军为控制人民，切断人民与=屏蔽广告=武装的联系，1934年12月3日，假手“满州国”颁布了《关于建设集团部落的通令》，日军烧毁民房，强迫人民搬到指定的“集团部落”居住。“部落”周围挖有壕沟，沟上修筑土墙，墙上围着铁丝网，四角修筑炮楼。每个“部落”130户至150户居民。“部落”只设一个出入口，出入出示居住证明并登记，种地也不能远离“部落”。
　　(4)《八·一五这一天》，324、325页。
　　(5)本文所有引用资料中，标点符号及错别字等，均保持原样。
　　(6)即山东军区司令员兼政委罗荣桓，副政委黎玉，政治部主任箫华。
　　(7)“林”即林彪，“彭”即东北局书记彭真。
　　(8)有人又说叫《赶走鬼子好回家》。歌词没收集到。
　　(9)1937年底和1938年初，中共山东省委在泰安县徂徕山，长山乡黑铁山，寿光县牛头镇，潍县蔡家栏子，组织农民起义，成立了八路军山东纵队。
　　(10)均为山东纵队战斗过的村镇名。
　　(11)罗荣桓当时任中共山东分局书记，山东军区司令员兼政委，115师代师长。
　　(12)《萧劲光回忆录》，326页。解放军出版社（1987年）。
　　(13)1945年10月下旬，国民党十七个军约40余万人，在日伪军接应下，企图打通津浦路，进军华北、东北。山东八路军在济南和徐州间组织津浦路战役，阻止国民党军队北进，以保证闯关东部队安全，为在东北先机展开争取了时间。
　　(14)8月31日，国民党政府将东北划为九个省和两个直辖市，即辽宁、辽北、安东、吉林、松江、合江、黑龙江、嫩江、兴安九省，哈尔滨和大连两市。
　　(15)国民党五大主力，即新1军，新6军，5军，整编11师和整编74师。
　　(16)孙占文著《黑龙江省史探索》，117页。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3）。
　　三、关东的碰撞
　　1945年最早闯关东的，是外贝加尔方面军司令，苏联元帅马林诺夫斯基率领的，据说士兵中有不少原是刑事犯人的苏联红军。
　　政治和历史教科书上，曾长期把这次闯关东，结论为促使日本投降的决定性因素。这只是写在纸上的政治和历史。不过，这确是一次真正意义的闯关东，用飞机、大炮、坦克和转盘枪闯关东。
　　后来就是撞关东了。
　　是实力的碰撞。是以实力为后盾的政治和外交的碰撞。是国共两党还未大打出手前的一次背景复杂的碰撞。是各自利益搅混成一团的激烈而又微妙的碰撞。是最终造成3年后的既成事实的影响巨大的碰撞。
　　碰撞的是三国四方：苏联、美国、中国共产党和国民党。
　　第5章　　土八路与洋八路
　　在这场中国人打中国人的战争中，苏联的作用是非常复杂而又微妙的。
　　但无论怎样复杂而又微妙，历史已经这样写下了：如果不是苏联出兵东北，中国共产党人再远见卓识，也只能在黄土高坡上远远地望着这片黑土地；如果没有苏联的默许和协助，闯进关东也不会那样快地发展壮大，仅用3年时间就夺占了黑土地；如果出兵东北的不是苏联，而是美国，这一切简直就是不可想像的了。
　　历史在写下这些的同时，也写下了苏联共产党人对中国和中国共产党人的傲慢和蔑视；写下了苏联共产党人和斯大林的民族利己主义；写下了斯大林可以说是精明，也可以说是狡诈、圆滑的外交手腕，和缺乏远见的远见。同时，也写下了近20年后，中苏两大共产党由不和到分裂的一段伏笔。
　　不准土八路进沈阳
　　16军分区一路顺风，到沈阳出了麻烦。
　　“老大哥”不让下车进城。
　　客货混编列车两边，5米左右一个洋八路，转盘枪对着车上土八路。从上午10点到傍晚，吃饭不让下车，连大小便也不让下车。这是怎麽了？
　　有人拿出“=屏蔽广告=军政大学”和延安党校校徽。“老大哥”不认识汉字。有人拿出随身携带的马列书籍，指着上面的马克思和列宁头像比划，“老大哥”说这书在书店随便能买到。曾克林两次去卫戍司令部交涉，一个叫卡夫东的司令，年纪不大，“老大哥”架子端得老大。第三次，唐凯橹下衣袖，指着参加红军后在手臂上剌下的镰刀、斧头和五角星，连声说：共产党、毛泽东！共产党、毛泽东！
　　这回遇上了好人，是个叫格拉辛科的政工干部。曾克林和唐凯说：我们是共产党、毛泽东领导的八路军，是奉延安总部命令到这里来的，我们在山海关已经和你们共同作战了。冀热辽是我们的根据地，不让我们来让谁来？不信，你们可以问莫斯科。
　　这是不能都怪罪“老大哥”的。
　　当时的沈阳，国民党地下军活动猖狂，还有日军和伪满军的散兵游勇，抢劫、杀人，白天晚上枪声不断。整个关东都是如此。16军分区突然出现在沈阳，“老大哥”不得不防，而且，如果是因为看重了他们头上那颗青天白日帽徽，把他们当作了国民党军队，那甚至是好意。
　　可后来呢？
　　10月中旬，箫华率山东军区司政供卫等部到达安东，见到“老大哥”，自报家门，也是说不明白。
　　说不明白就唱：
　　起来，饥寒交迫的奴隶，
　　起来，全世界受苦的人。
　　满腔的热血已经沸腾。
　　正像列宁说的那样，无产阶级无论到了甚麽地方，都能凭着《国际歌》的歌声，找到自己的朋友。
　　找到朋友认了亲，也不行。
　　11月中旬，苏军通知东北局，根据苏联与国民政府签定的协议，沈阳要由国民党军队进驻，要东北局领导机关和八路军限期撤出沈阳。东北局领导据理力争。还是那个卡夫东，咆哮起来：不走，就用坦克把你们赶走！
　　“老大哥”居然要用坦克对付“小兄弟”！
　　11月22日，刘少奇在重庆代表团的电报“中，有这样一段：
　　彭林电，戍皓友方通知他们，长春路沿线及城市全部交蒋，有红军处不准我与顽作战，要我们退出铁路线若干里以外，以便蒋军能接收，他们能回国。彭林未答应，我们已去电要他们服从彼方决定，速从城市及铁路沿线退出，让开大路，占领两厢：还有不愉快的事情。
　　9月下旬，苏军说沈阳附近有日军军火库，存放10余万支枪，可以移交八路军。中央立即指示各地尚未出发部队，不带或少带武器，到东北后再武装。这些军队正在路上，苏军突然变卦不给了。
　　蒋介石是合法领袖，国民党是执政党，是中国最强大的力量。
　　共产党就不行了，简直是“人熊货也孬”，成不了甚麽气候。
　　而且，还在抗战期间，斯大林就认为中国共产党人不是共产主义者，不是国共联合战线的“维持”者，还不是坚定的=屏蔽广告=战士。
　　所以，他们就抛开了中国共产党，而和国民党打交道，定协议。
　　所以，他们就让东北局和八路军离开沈阳，不走就要用坦克往外赶。
　　所以，他们就不守诺言，不把军火库交给八路军，使土八路愈发土得掉渣儿。
　　第一批进入沈阳的东北局领导被授于军街，据说是“为着工作方便”①。这“工作方便”中也应有“对等”的意思。然而，对等从来都是实力的对等。没有实力，何来对等？
　　在一个昨天还呜礼炮21响欢迎的一位国家元首，今天被政变推翻了，当晚就会给新领导人发去贺电的世界上，谁愿意把屁股坐在明显的弱者，因而注定是负者的一边呢7但这并不妨碍“老大哥”在某些时候，某些方面，帮助和支持中国共产党人，这种帮助支持，有时还是很认真、很负责、很实在的。
　　镰刀斧头与共同利益
　　16军分区闯进关东半个月左右，就吹气儿似地发展到2万多人，且“全为新式武器”，没“老大哥”助力，看来这是不大可能的。
　　是有条件的。
　　《我东北现况通报》中，有这样一段：
　　红军不准八路军及中央军进入满洲，但我个别同志及我们部队不用八路番号者，都可帮助并委为卫戍司令市长及其他重要职务，因而得以控制资财及发展武装。但凡打入八路军旗子及公开用共产党员名义者，红军概不接洽，并不给任何帮助，曾克林部因在沈阳挂上八路臂章即引起红军干涉，并派代表到延安要求八路军撤退。
　　既要支持同姓马列的共产党，还要冠冕堂皇地和国民党政府及美国打交道，不让它们抓住甚麽把柄。于是，一切支持和帮助就都在不声不响中默默地进行。而延安早已窥透天机，半个多月前就指示所有闯关东部队，凡是“为红军所坚决反对之事我必须照顾，不要使红军在外交法律上为难。”②。
　　黑土地3年内战中，共产党军队番号变化为全国之最。先用“东北军”、“义勇军”名义，后来又叫“东北人民自治军”、“东北民主联军”……
　　 配合默契
　　1946年1月12日，国共军队首战营口前，山东6师与驻营口苏军联系，请苏方人员不要上街，以防进攻时造成误伤。
　　如果说土洋八路间此类小默契可以忽略不计，土八路夺占长春、哈尔滨和齐斋哈尔，是不可不提的。
　　3月31日，东北局致电*中央和林彪：
　　子丑林：
　　1。关于三城市问题辰兄③两处电文如下：一称关于此事四月十五日前不能答覆我暂勿逼近长春，另一电则称四月十五日前不能实现。
　　2。又称：这样做，对我只会有利，他们不走停战小组决不能来。
　　寅卯
　　一九四六年三月三十一日申时
　　一切都在默契之中。蒙在鼓里的，是在谈判桌上与之签定盟约，在宴会上与之碰杯的那个合法的国民党政府。
　　3月12日，苏军突然撤出沈阳，东北民主联军即调军四平附近侍机。第二天苏军一撤，即乘势攻占四平。4月中下旬，苏军相继撤出长春、哈尔滨和齐齐哈尔，民主联军相继跟进，又连占三城。共毙俘国民党收编的保安队2万余人，缴获各种军用物资堆积如山。土八路的士气顿时抖落不少。
　　1947年1月13日，东北民主联军总情报站发出一封电报：
　　林总军委：
　　确悉，十二日廖耀湘致杜聿明熊式辉蒋介石略称：普兰店以南甲乙④双方勾结，乙方在甲方掩护下，整顿补充，将为辽南大患，如匪再向普店窜犯，遂跟综追击彻底击灭之。请通知石河驿苏军协力堵击，以履行中苏友好条约，同时积极交涉接收大连，如迟疑拖延，则大连匪可训练二万以上，不仅为辽南大患且可影响东北整个局势建造。
　　东北总情
　　子元午
　　廖耀湘所述，基本属实。
　　有人说：到底都姓“马列”，同宗同族一个祠堂，是亲三分向，苏联共产党人帮助中国共产党人，希望它强大，并不等于就是瞧得起它。
　　同一面嵌着镰刀斧头的旗帜下，还需要有共同的利益。后者才是关键所在。这里没有永恒的朋友，也没有永疸的敌人，只有永恒的利益。利益相同，才有合作。利益相异，就会碰撞，有时甚至可能大打出手。
　　苏联共产党人客观上帮助了中国共产党人，主观上是为了自己。
　　而且，想想造成3年困难的原因之一，再想想那以前友好“蜜月”中的龃龉，我们回报得还少吗？
　　第6章　　国共合作
　　历史上，中国共产党曾和国民党两次合作，第一次合作北伐，第二次合作=屏蔽广告=。
　　苏联共产党和中国国民党也两次合作，一种国际上的国共合作。
　　第一次合作是为了=屏蔽广告=，第二次合作是为了甚麽呢？
　　都是为了自己。
　　斯大林杷蒋介石泡了
　　中日战争爆发后，苏联是第一个给中国提供援助的国家，从1937年到1939年，仅给中国空军的援助就达2亿美元。当然都是给国民党军队的。即便是发生皖南事变后，仍将150门大炮运抵兰州，交给国民党军队。
　　谁也不能否定这种国共合作。从物质到精神，它都有利于中国的抗战。而那些英勇牺牲在中国土地上的苏联军人，他们从来都受到，并将永远受到中国人民的崇敬与怀念。
　　但问题并不应该，也不可能到此了结，三十年代未和四十年代初，正是世界法西斯势力最猖獗的时期。
　　在欧洲，希特勒虎视眈眈，随时可能扑向苏联，在远东，日本侵占东北后，一直策划进攻苏联。战略利益需要苏联有个比较强大的中国，往远东抗衡日本，使苏联避免两面作战的窘境，而在中国，谁能做到这一点呢？斯大林看好的是蒋介石和蒋介石的国民党政府。
　　在克里姆林宫的战略构图上，没有中国共产党的地位。斯大林曾轻蔑地说：“中国共产党人不是真正的共产党人，他们是人造奶油式的共产党人。”⑤“八·一五”后，斯大林仍然青睐于蒋介石。
　　比起美军驻延安观察组那些校官尉官们，斯大林元帅的目光差远了。
　　但这并不意味着，他不会向蒋介石道声“拜拜”。
　　因为时间变了，空间的格局变了。他的敌人已不是德国和日本了，而是国民党的老大哥美国了。他和曾被他称为“人造奶油式的共产党人”，其实未必知道甚麽叫“人造奶油”的那些延安“土包子”，开始有共同的利益了。
　　但这并不意味着，他要帮助毛泽东统一中国。
　　做为战胜国，两次世界大战后，列强都给中国送来了“礼物”，第一次是把战前德国在山东的特权，转让给日本，第二次是把当年沙俄在东北的权益，交还给社会主义的苏联。
　　直到写着礼物清单的雅尔塔秘密协定摆到桌前，蒋介石才知道被出卖了。
　　蒋介石震怒了！震怒之后是冷静。冷静了，就派他的外交部长王世杰，在那些以雅尔塔协定为蓝本的《中苏友好同盟条约》、《关于大连之胁定》、《关于旅顺口之胁定》、《关于中国长春铁路之协定》、《关于外蒙古问题之换文》上，逐一签了字——也就是去趟莫斯科签个字而已。
　　这是没有法子的法子。也只有在这没有法子的法子中想点法子。
　　蒋介石纵有中国心，也无中国力。没有力，何来理？
　　但他也不无得意之笔。
　　=屏蔽广告=战争爆发前，他曾想把战火引向苏联，使中日战争变成日苏战争，无奈苏联强大，日本不大敢惹。如今，他却几乎没费甚麽力气，就把苏联拉到了与中共对垒的自己的一边，而“八·一五”后的今天，他最大的敌人，不就是延安的共产党人吗？
　　“苏联政府同意予中国以道义上与军需品及其他物资之援助，此项援助当完全供给中国中央政府即国民政府。”(6)。
　　蒋介石在审视这些汉字时，大概会对莫斯科的共产党人发出鄙夷的冷笑：这帮见利忘义的小人！
　　殊不知斯大林捞到实惠后，就抛开这些用中俄两种文字写成的条文，又去实践他的“安全带”理论了。
　　昨天的“安全带”，是用蒋介石的军队拖住日本。今天的“安全带”，是和延安的共产党人抗衡美国势力。
　　蒋介石只管拨弄他的如意算盘。
　　中共即便不和苏联闹僵，苏联也受到掣肘，他尽可以放胆“剿匪”。倘若苏联不守规矩，美国会袖手旁观吗？美国何许国也？那是个打个喷嚏地球就要发烧的美利坚合众国。
　　强大的美国确实是蒋介石的可靠盟友。和蒋介石志不同，道不合的苏联，也不得不和蒋介石握手寒暄。蒋介石几乎拥有一切，却失去了人民。
　　在这场背景复杂的碰撞中，最终能够决定关东前途和命运的，不是美国，不是苏联，也不是蒋介石，也不是毛泽东，而是被美国、苏联和蒋介石忽视了的人民。人民才是这片黑土地的主人，谁拥有人民，谁就拥有黑土地。
　　以熊式辉为首的接收大员，在关东到处碰壁。外交部驻东北特派员蒋经国，向苏军总部交涉，要求协助接收中共在各地建立的政权。
　　苏军说这些政权是人民自己建立的，行政接收是中国内政，苏军不便于预。蒋经国提出派人到吉林、沈阳、哈尔滨视察，请苏军协助。苏军说去吉林可以，去沈阳和哈尔滨无法保证安全。不久，接收大员们、长春也不敢呆了。原来给他们站岗的警察，竟是万毅的“东北挺进纵队”的八路军！
　　杜聿明的关东行，却顺利得难以置信。
　　10月28日，杜聿明飞抵长春，会见马林诺夫斯基元帅，洽谈接收东北事宜。
　　蓝眼睛的“东北王”满脸笑意：“我们苏联始终要同中国人民友好的，苏中友好关系，我深信是永久的，因为我们早就有了杰出的孙中山和列宁他们两人的友谊。……杜将军带领中国军队接收东北的领土主权，苏军很欢迎，你们从海路、陆路来，我们都欢迎。”⑦。
　　杜聿明当即提出，请苏军在营口掩护国军登陆。马林诺夫斯基不但表示同意，还画了一幅苏军位置图，写明苏军营口警备司令及掩护国军登陆要旨，送给杜聿明。临别，这位元帅一再表示，欢迎杜将军早日再来长春，苏中共同携手合作，两国人民过和平生活。
　　1938年后就和美军打交道，对美军将领的骄横跛扈深有体会的杜聿明，对这位苏军元帅的印象极好，他简直有些愤愤不平了：都说对苏外交棘手，扯谈！
　　6天后，杜聿明带着马林诺夫斯基的“联络图”，乘美舰“脱罗尔号”驶进营口港后，却发现苏军已不知去向，中共已经接管营口，正在进入阵地，准备用枪炮欢迎他，儒将杜聿明再好脾气，大概也不能不咬牙切齿迸出一句：这个姓马的俄国佬！
　　此前，国军曾试图经大连进入东北。苏军说大连是商港，允许军队登陆就违反了《中苏友好同盟条约》。企图在葫芦岛登陆，也同样受阻。未了，只剩下一处由美国老大哥控制的秦皇岛。而从那里闯关东是条漫长的路，一路都得用枪炮开路。
　　这边军队还未运完，那边南京7千学生上街=屏蔽广告=，高呼“苏军必须立即撤出东北”、“打倒新帝国主义”、“苏联等于德国加日本”。国民党本想借此给苏联施加压力，以便顺利接收东北，斯大林却顺势突然下令苏军撤退，把国民党闪了个倒憋气。八路军则一八路，填补了苏军留下的真空。
　　斯大林把蒋介石泡了，泡在腊月天的松花江里，泡个乌眼青，透心凉！
　　总导演是美国
　　如果从头道来，美国在中国8年抗战前4年中扮演的角色，是极不光彩的。它不断增强对日输出废铁、汽油、棉花、橡胶等物资，在中国军民的鲜血和白骨上发财。直到日本开始向南洋扩张，这种血腥买卖仍未停止，其中汽油输出反见增加。
　　日本投降前，美国的行为也不光明正大。
　　1944年底，美国联合参谋总部认为德国投降后，尚需18个月才能打败日本；如果苏联不对日作战，美军将付出伤亡1百万人的代价。
　　美国军人的鲜血固然金贵，苏联军人的生命也不是咸盐换来的。斯大林说，出兵可以，得有条件。于是，就有了那个雅尔塔秘密协定，就有了三国四方黑土地的碰撞。
　　天上轰轰隆隆，地上轰轰隆隆，海上轰轰隆隆，由南向北，蜂蜂拥拥地轰轰隆隆。
　　美国人倒不讳言，说那是不明飞行物甚麽的。
　　美军中国战区司令魏德迈，得意又豪迈：“这无疑是世界历史上规模最大的空中军队调动。”⑧。
　　美国总统杜鲁门称：“运往华中、台湾、华北之军队共十四个军，内有三个军系空运者，十一个军系海运者，美国仅为空运一项即耗费三亿美元。”⑨。
　　还把自己的海军陆战队，轰轰隆隆地开进北平、天津、唐山、秦皇岛，为国民党抢占华北和东北保持战略据点。
　　再加上盟军远东战区最高统帅麦克阿瑟早已下达的那项命令：在华日军，只能向国民党军队投降。
　　“八·一五”后，美国就这样在中国写下了它的最初几页历史。
　　延安共产党人心里明镜儿似的：如果没有美国插手，抗战胜利后，整个华北和东北就都是他们的了。
　　但这还不至于影响美国在中国的选择。
　　今天，人们很喜欢讲“机会均等”。其实，机会从来都是个势利眼儿，喜欢取悦强者。
　　美国既有力量，又有机会，它在中国几乎可以随意进行选择。它可以选择共产党人。一份来自美军驻延安观察组的，希望如此选择的内容翔责的报告，就摆在白官决策人的写字台上，它可以选择第三次国共合作。这最符合中国老百姓的意愿，它也确曾为此奔走过。可它最终还是选择了国民党，选择了像扶不起的阿斗一样的蒋介石，结果，它不但丢失了希望在中国得到的一切，还丢失了脸面。
　　能够抓住机会的，才是真正的强者。
　　美国和蒋介石虽然也不时发生龃龉，但比之苏联和中共，美国这位老大哥对小兄弟，要“哥儿们够意思”得多。
　　苏联对中共的支持，是以不刺激美国为前提的。
　　在日本，苏联也要求有自己的占领区，美国不同意，它就作罢了。在朝鲜，苏军小心翼翼地不去触犯38度线以南的美国的利益，日本投降后，很快撤回38度线以北。对中国，斯大林曾多次向美国表示：“美国应该而且可能在这方面起领导作用。”(10)。
　　1946年1月25日，中央在给东北局和林彪的一封电报*中说：
　　友人并告营口及东北决不能打，据他们确实所知，在满洲发生战争，尤其是伤及美人，必至引起严重后果，有全军覆没及惹起美军入满的危险。
　　苏联怕美国，不希望美国进入东北，像当初的日本一样站到它的大门口。可一个统一的、强大的，而且是亲美的中国，对它又有甚麽好处呢？要想控制中国，在中国取得利益，就要使中国保持分裂和衰弱，只要不激怒美国就行。
　　实力是政策的基石。没人家力量大，多方让着点，在清理之中。
　　一场残酷的世界大战过后，竭力避免另一场大战的灾难，本是全人类的愿望。但是，如果这一切都是从一己的利益出发，是用别人的鲜血和白骨来建立自己的“安全带”，那就不能说是高尚的了。
　　1948年，中共必胜，大局已定，斯大林仍然劝阻中共过江，就是这种政策的固执地短视地可怜巴巴地继续。
　　在1949年新华社的新年献词《将革命进行到底》中，毛泽东向全世界宣告：“一九四九年中国人民解放军将向长江以南进军，将要获得比一九四八年更加伟大的胜利。”
　　不听邪的毛泽东！
　　后来，斯大林正视了自己：在中国问题上，我们承认我们是做错了。
　　敢于公开正视自己的斯大林，是伟大的，
　　第7章　　最大的那条边
　　六十年代未的“珍宝岛事件”发生后，在中苏两党唇枪舌剑的论战中，我们曾送苏联两个不雅的新名词“新沙皇”和“社会帝国主义”。
　　实事求是地讲，从日本投降到苏军撤退这段不算大长的历史时期中，苏军在东北的某些行为，是颇有点“新沙皇”和“社会帝国主义”味道的。
　　老毛子”太臊性了！
　　16军分区被阻在沈阳车站，手执转盘枪的“老大哥”，上车抢他们的钢笔、“橹子”。
　　如果车上还有女人，土士洋八路会不会打起来？
　　前面说了，“八·一五”后的关东充满恐怖。那个沈阳卫戌司令卡夫东，在一篇回忆录中也谈到这一点。但他绝口不谈在苏军进驻地区，造成人心惶徨的主要原因，是那些为非作歹的苏联大兵。
　　买东西不给钱是常事。全副武装的八路军都敢抢，老百姓还在话下？
　　最难以忍受的是糟蹋女人。光天化日，在大街上就追，就拉。人们天不黑就关门，有的还把胡同堵死。凤凰城没驻苏军，不知从哪儿跑去一个，满大街追女人，把座县城闹得鸡飞狗跳。驻在当地的冀东部队，不得不把这个“老大哥”抓起来，送交安东苏军卫戌司令部。
　　这不是个别人看到和经历的个别现象。从辽宁到吉林到黑龙江，人们都说：“‘老毛子’大臊性了！”
　　有的老人说：直到现在，在电影电视上看到“老毛子”，这心还直突突。
　　最惨的是亡了国的日本女人。苏军到处，跑不及的就“削发出家”。当“和尚”也躲不过去，日本人居住区白天晚上都能听到惨叫声。实在受不了了，有的就主动送去一些，希图能够保全多数。有的跑到八路军驻地，跪地痛哭，请求“八路大君”给予保护。
　　各处苏军都有死于非命的。当时是说国民党地下军干的。这是不能排除的。但是，当这些“太臊性了”的大兵闯进民宅胡作非为时，后脑勺被甚麽东西来一家伙，那也是不在情理之外的。
　　1948年9月29日，东北野战军铁道纵队政工会议上，一位领导讲了这样一段：“红军曾有个别违犯纪律的现象，这毕竟还是个别的”，“应从大处着眼，不应专从生活小事，方式方法等细小问题去着眼。”(11)。
　　比之几十上百万大军，“个别”是没错的。
　　然而，生活在黑土地上的人也没错。他们是在比较了从张作霖的奉军到蒋介石的国军，再到所有曾经践踏过这片土地的异国军队，才咬牙切齿地说上一句“‘老毛子’大臊性了”的。
　　当时有种说法，说苏军在欧洲伤亡太大，把狱中一些犯人充军来打日本。这是可能的。可大连地区五十年代留下的那些混血儿，也是犯人所为吗？
　　苏军从欧洲到中国到阿富汗，美国从欧洲到非洲到日本到越南，都留下了混血儿。今天，从柬埔寨到黎巴嫩到西南非洲，操着各种语言的军人还在制造混血儿。当年的成吉思汗大军所到之处，也是一样。
　　一种世界性的人类丑像。
　　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美国在源源运往欧亚非各战场弹药给养的同时，也给性欲旺盛的军人送去成吨计的“军用物资”——避孕套。而日本为了减少因性病造成的非战斗减员，则从本土和朝鲜征集10余万“慰安妇”，以解决“皇军”官兵的性饥饿。有时，“一名慰安妇，一天须接待三百七十名以上的男人”。①②军人在残忍地蹂躏女人时，他们也破战争蹂躏着。
　　战争就是掠夺
　　中东铁路像柄利剑纵贯黑土地⒀。东北人民的血汗，顺着剑刃向沙皇俄国流了近３０年。
　　“八·一五”后，这条被日本帝国主义截流了１４年的大动脉，又北上流向了社会主义的苏联。
　　工厂、矿山设备被拆卸了，运走了。有的是整座工厂、整座矿山的拆卸、运走，只剩下一些空房子。据日本产经新闻出版的《蒋总统秘录》称：“在电力工业方面，相当于东北总发电量百分之六十五的电力供应设备拆运而走，此外，鞍山、宫原（即本溪）、本溪（今本溪湖）等钢铁厂设备的百分之八十被搬走，抚顺、本溪、阜新、北票等处煤矿都被劫掠而受害甚大。”美国国务院一份调查：“估计在苏军占领期间，东北工业蒙受损失约达二十亿美元”⒁。
　　８月２８日，苏军仅从长春伪中央银行中，就提走库存满洲币７亿元，各种有价证券总值约７５亿元，黄金３６公斤，白金３１公斤，白银６６公斤，钻石３７０５克拉。
　　从日本人的高级家具，到中国市民的收音机、座钟，都要。有的老人说，连农民的黄牛也往火车上赶。
　　在战后的德国，苏联也是这样干的。
　　一位叫哈特里奇的美国人写道：“苏联死伤了千百万人，遭受了灾难性的破坏和损失。他们期望用最快的速度，各种可能的手段从战败德国那里取得赔偿。他们的指导原则是：‘能拿的就拿！’成群结队的俄国人来到苏占区，他们在德国俘虏的帮助下，动手把德国的基础设施搬得清光。可以说，凡是能拆走的都拆走了－－管道设备，铁轨，电话机和交换机，汽车，市里发电站，有轨电车，机床乃至整个工厂－－什么也逃不过俄国人的眼睛。“⒂。
　　对于发动了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希特勒德国，这也算是“恶有恶报”。
　　可这里不是德国，也不是日本，而是中国呀！
　　我的悲哀的黑土地！
　　熊式辉一伙在东北到处碰壁，正不知所措，咄咄逼人的苏军又加上新的砝码：“凡在其占领区内日军所使用之一切物件，均系合法的战利品。”⒃。
　　“八·一五”前，整个东北都在日军控制下，“日军所使用之一切物件”，简直是海阔天空无限大。
　　熊式辉走马上任前，在重庆就计议定了的。准备在中苏协议中有关苏联利益的条款下，做出最大的让步，以换取苏军在接收问题上的协助。
　　可寻遍所有协议的所有条款，哪有这样一条呢？这位蒋介石的智囊人物，也算机关算尽，却无论如何也跟不上斯大林的胃口。
　　长春警备区原副司令员严东江老人，闯关东到沈阳后，东北局派他和另外三个人去接收满洲里。据在东北局接受任务的贾石（离休前为国务院外贸部副部长）讲，他们去这个过境不站的任务之一，就是截流，截住那些被苏军非法抢走的物资。一行四人准备到哈尔滨与李兆麟联系，未到哈尔滨，就听说李兆麟被暗杀了。
　　老人感慨：那“老大哥”真下得了手啊！
　　机会是以实力大小进行分配的。利益也是由实力大小决定的。
　　从“八·一五”日本投降，到翌年“五·二三”苏军撤退出境，如果把这期间三国四方的碰撞结果用一个不等边四角形表示，毫无疑义，苏联的那条边是最大的。
　　对于这片黑土地，实力强大的美国，毕竟有点鞭长莫及。
　　苏联很爱建立纪念碑，也很会建立纪念碑。比如在东北最大的城市沈阳，不管你是谁，也不管你想不想看，只要去过，下了火车，就会看到一座高大的纪念碑。
　　这里想说的，不是这座理所当然应该建立的，也理所当然地被列为市级文物保护单位的“苏军阵亡将士纪念碑”，而是另一种碑。
　　是“‘老毛子’太臊性”的那种碑。
　　是“‘老大哥’真能下得了手呀”的那种碑。
　　确确实实，对于那些“太臊性了”的大兵，苏军有关当局后来是很严厉的，有的当场就处以极刑。特别是对糟蹋中国女人的大兵。
　　可对于那抢掠或指挥抢掠“日军所使用之一切物件”的官兵，斯大林处罚了哪一个呢？
　　做为人类历史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苏联是从那个列强中最具侵略性，也最贪婪的沙皇俄国脱胎而来的。我们很难说二者之间有什么必然的联系，也很难说其间没有什么必然的的联系。我们只能说，做为这个国家，也做为共产党的领袖，斯大林也未脱俗。因而，这一切也就都不值得大惊小怪了。
　　因为战争本来就是掠夺，掠夺财产，掠夺女人。在人类最早的战争中，不就是把掳获的男人杀掉，而把财产和女人掠走，供自己挥霍和蹂躏吗？
　　斯大林得到了实惠，欲深深地刺激了一个民族的感情。这是无论开动什么样的宣传机器，也磨灭不了的印记。
　　１０月１２日，延安《解放日报》头版报道：《由东北回家的博爱劳工说红军对中国人民亲如一家》。
　　“和苏联老大哥会师去！”当年闯关东的老人，几乎个个都怀有这样一种真挚而又热切的感情。宣传教育多少年了，在他们心目中，和“老大哥”的情谊是胜过新生骨肉兄弟的。
　　在某种意义上，这倒与苏联卫国战争初期，一些布尔什维克曾坚信德国工人阶级会筑起街垒，开辟国内战场反对希特勒，有点相像。
　　据说，１６军分区被阻沈阳车站，手执转盘枪的苏军士兵抢他们的钢笔、橹子时，一些干部战士就要和“老大哥”干。后来那个著名的“塔山守备英雄团”，曾有个营长，无论什么人和他谈话，做工作，也转变不了他对“老大哥”的看法：什么鸡巴“老大哥”，土匪！
　　在笔者家乡，有人就因为说了类似的话，１９５７年被打成“右派”。
　　注释
　　⑴伍修权著：《我的历程》，168页。解放军出版社（1984年）。
　　⑵山东大学编写组：《中国革命史论文辑要》，1062页，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87年）。
　　⑶“辰兄”及前面和后面电文中的“友方”，“友人”，都是指的苏军。
　　⑷“甲乙”即苏军和东北民主联军。
　　⑸同⑵，925页。
　　⑹摘自《中苏友好同盟条约之换文》。见《八·一五前后的中国政局》，476页。
　　⑺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辽沈战役亲历记》编审组编：《辽沈战役亲历记——原国民党将领的回忆》，502页。文史资料出版社（1985年）。
　　⑻廖盖隆著：《全国解放战争简史》，175页。
　　⑼《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四野战军第三次国内革命战争战史》（初稿）（以下简称《4野战史），）第1册、24页。广州军区司令部印（1960年3月）。
　　⑽《中国革命史论文辑要》，926页。
　　⑾《沈阳军区历史资料选编》，163页。
　　⑿（日〕千里夏光著：《随军慰安妇》，代序，1页。湖南人民出版社（1988年12月）。
　　⒀中东铁路原为沙俄所建，以哈尔滨为中心，西至满洲里，东至绥芬河，南至大连。1898年动工，1903年全线通车。日俄战争后，长春以南段为日本占据。十月革命后，长春以北段由中苏合办，“九。一八”后为日本所占。
　　⒁⒂（美）江南著：《蒋经国传》，139、140页。中国友谊出版公司（1984年）。
　　⒃（美）埃德温·哈特里奇著：《第四帝国的崛起》，90页。世界知识出版社（1982年）。
　　四、且战且退
　　这是最初的内战，是决定关东命运的举足轻重的搏战。
　　复杂多变的局势，像局势那样多变而又经常互相矛盾的政策，使这段已经刀镂斧刻写在了黑土地上的历史，某些章节至今还放在抽屉里蒙受灰埃。
　　最初的结果，是杜聿明的两个军６万多人，把林彪的１０多万人，一路赶出山海关、兴城、锦西、锦州、义县、阜新。后来又增加五个军，就把林彪赶出四平、长春，一直赶到松花江北。
　　有些部队，闯进关东就开始退关东。有时也停下来放一阵枪回头再跑，直跑到人家不追了，才算站住土八路的铁脚板。
　　几乎所有的关东大中城市名字前面，都曾被冠以“保”字。有的还提出要“像保卫马德里”那样的“保”。结果是保什么丢什么，丢得丧气又泄气。
　　局势之严峻，有人曾以“有遭遇西路军危险之可能”比喻之。
　　沧海横流，方显出英雄本色。
　　胜利，就孕育在这难堪的“丢”与“跑”之中。
　　第８章：“独霸东北”
　　１０月１９日，中央在给东北局的电报中说：“国民党已知我党在东北建立武装，因此，他急于派军队及党、政人员到东北和我斗争。我党方针是集中主力于锦州、营口、沈阳之线，次要力量是在庄河、安东之线，然后掌握全东北。⑴”１０月２３日，又指示东北局：“竭尽全力，霸占全东北。”⑵王振奎老人听过高岗作报告：“勾子”（即屁股）靠着苏联，只要把脸面前海上陆上几个口子一堵，东北就是我们的了！
　　就是这样简单。
　　截止１１月２０日，在苏联政府决定执行中苏条约规定，将长春路及沿线大城市交由国民党接管前，中央和东北局的政策，一直是“独霸东北”。
　　一个鼓舞人心的响亮的口号。
　　一个一厢情愿的口号。
　　“拒敌于国门之外”第一枪打响在天下第一关。
　　交手前，１３军派代表乘吉普车下通牒，要冀东部队撤出山海关，让他们出关接收东北。土八路没客气，送上门来的枪下了，车留下，人训一顿，开着“１１”路回去了。
　　１１月初，国民党军队大规模进攻前，山东７师赶到了。不同建制的六个团万余人，面对全美械装备的１３军和半美械装备的５２军，双方兵力为１：６。
　　７师到玉田后，接到中央和东北局电报，命令火速到山海关增援。本已人困马乏的部队，立即加快步子，每天１２０里急行军。
　　疲惫之师也不含糊，上场就演拿手好戏。
　　７师干部战士不少是矿工出身，摆弄炸药就像女人摆弄锅碗瓢盆。炸碉堡，毁铁路，在渤海地区用这种“土大炮”搞得鬼子心惊肉跳。如今又如法炮制，对付除了人全是美国货的１３军。一连两天晚上，山海关西沙河国军阵地上，“炮声”动地，火光冲天，炸死炸伤和俘虏１００多人。
　　第一次缴获美国武器，大家爱不释手：这美国家什是好哇！
　　国军哪领教过这个，懵了：土八路用的什么新武器呀？是“老毛子”给的吧？后退１０余里。后来弄明白了，气得直咬牙：土八路就拿这破玩艺儿唬人哪！又硬起来，逼上来。
　　土八路也犯起嘀咕：这顽军怎么和山东那些顽军不一样，还敢和咱拼刺刀？那印着“昭和”字样的炮弹的火力，简直就没法和这“ＵＳＡ”相比，把黑夜都打成白天了。
　　在叫得很响的“独霸东北”的口号下，有个口号叫“拒敌于国门之外”⑶。
　　今天听着不伦不类，当时大家也有些不理解。
　　八年抗战，一直是敌进我退，敌驻我扰，敌疲我打，敌退我追，打运动战和游击战。这回变了，到这里就挖工事，拉开架势和敌人打。这可是大姑娘坐轿头一遭。是大姑娘就得有这一遭，革命胜利迟早也得打正规战，问题是随着抗战胜利，这种正规战就到来了吗？“拒敌于国门之外”，是拒一段时间就走人，还是战至一兵一卒？部队都摆在山海关一带土地上，兵少战线长，几乎没有纵深可言。硬碰硬，能拒得了吗？
　　开头，沈阳来电报，说锦州会源源不断补充兵员弹药，还有大炮。这挺令人鼓舞振奋，却只见电报不见人。几次要求增援，增援上来的都是国军。
　　７师师长杨国夫（离休前为济南军区副司令员），高大，壮实，脸上有几颗麻子。１９２８年参加革命，身上留下大小不下１０块伤疤的老红军，是战争这所大学培养出来的游击专家。他没念过书，当然不喜欢咬文嚼字，何况这个口号的意思是再明白不过的。他虽感力不从心，但执行命令决不含糊。
　　１１月１５日，１３军５４师攻占九门口，５２军２５师迂回成攻，占领义院口。
　　曾任一机部副部长，现为全国政协委员的徐冰州老人，当时是７师政委。他和参谋长阎捷三（离休前为后勤学院副院长）主张撤退。副师长龙书金（最后一个职务为新疆军区司令员）是员虎将，沉思良久，也说撤吧。
　　杨国夫脸上的麻子有些变色。未了，终于叹口中气：撤……
　　再不撤，就只有向南突围，闯不了关东了。
　　１１月中旬，自治军副司令员吕正操，率李天佑等人去营口设防，“拒敌于国门之外”。走到鞍山，被苏军截住，汽车也被扣下。李天佑在苏联吃过黑面包，会俄语。一番口舌，“老大哥”放行了，他们也不去了－－山海关那边的“国门”已被突破了。
　　从昆仑关到山海关
　　－－战犯录之一
　　杜聿明是十一月八日到达山海关前的。
　　正是国军被七师的“新式武器”打得晕头转向之际。
　　十三军军长石觉说∶共军火力非常强大，且战术神妙。攻打沙河前，十分钟就将村落房屋尽数摧毁，一个连伤亡殆尽。这位抗战中有名的“逃跑将军”汤恩伯的心腹，建议杜聿明重新考虑是否攻打山海关。
　　杜聿明接到的情报正好相反∶“山海关共军武器破烂，没有炮火。”⑷杜聿明带领十三军团以上军官，和那个“伤亡殆尽”连的连长，亲去沙河前沿调查。
　　这对杜聿明是不稀罕的。从抗战到内战，他经常亲临前线调查、指挥。一九四二年在缅甸，半夜三更，他驾着吉普闯过日军炮火封锁区，坐到同古前线堑壕里，向士兵和营连军官了解战况。他带过的部队都有这种作风，也没人敢唬他。
　　那个连长是真懵了。问他哪个村庄被毁，他说北边一个。进村后，无一间房屋损坏。再问，就乱指一气。
　　杜聿聿明决定：以１３军为正面主攻，５４师出九门口向共军侧后包围攻击；以５２军２５师为迂回部队，向山海关东攻击前进。截断共军后路。
　　其余为预备队，随战况推移向山海关推进。
　　他成功了。
　　一列载着东北保安司令长官部的火车从秦皇岛驶来。被成功鼓舞着的杜聿明，坐在他那节卧室、餐厅兼指挥所的车厢里，用那双因熬夜太多而充血的眼睛，望着掠窗而过的站牌：山海关、绥中、兴城、锦西……
　　那清一式的站牌，那随处可见的深蓝色“仁丹”广告，那初冬冷淡的阳光下宁静的河流，那背阴处覆盖着薄雪的山岭，化作军用地图上交叉纵横的曲线和指纹似的等高线，化作象征城市的大小不一的圆圈，化作覆满大地的黄绿色军服，化作像血一样的火和像火一样的血，化作高脚杯和“青天白日”，“云麾”勋章悦耳的碰撞声。
　　他陶醉了。
　　他不知道林彪也正在向锦州走来。
　　但他知道他迟早是要碰撞的。
　　他知道这位赫赫有名的共产党将军的份量，他就是冲这种份量来的。
　　“米脂婆姨绥德汉”。不知米脂出过多少美女，也不知绥德出过多少好汉。但杜聿明这位男子汉出自米脂而不是绥德，却是无疑的。
　　如今舞台、银幕和一荧光屏上男子汉很多，而且大都锋芒毕露，一览无余。有的甚至洋人不洋人，国人不国人，像个莫名其妙的天外来客。个头中等偏上，脸膛方方正正的杜聿明，在军服笔挺，马刺丁当的将军丛中，与众不同的，也许就是那种内在的传统的儒将风度。连那位张牙舞爪的卡夫东，也称他“是一个很有教养的人”⑸杜聿明的男子汉气概，表现在他的业绩上。
　　一九三三年一月，日军占领山海关后，分兵三路进攻热河。十七军二十五师，就是此刻杜聿明麾下的五十二军二十五师，从蚌埠赶到古北口阻击日军。穿着草鞋的南方籍官兵，在腊月的冰天雪地中与日军的飞机大炮对垒。师长负伤了，副师长杜聿明代理指挥。激战三昼夜，二十五师伤亡四千余人，日军伤亡二千多。
　　这不是一次胜仗，就象后来远征缅甸退走野人山一样。他是负者，也是英雄，悲壮的英雄，历尽万难而万难不屈的铮铮男子汉。
　　不过，使他建立功名的，毕竟还是一九三九年底的桂南昆仑关大捷。
　　当时，杜聿明是中国唯一的机械化军五军军长，对手是曾经参加过南口、忻口、太原、台儿庄、广州战役的坂垣征四郎的第五师团。激战十余天，昆仑关得而复失，失而复得。日军炮弹纷纷落在指挥所附近，几次在杜聿明身边爆炸。他抖落地图上的泥土，拭去望远镜上的烟尘，眉头不皱。
　　谁都知道，这个坂垣师团也吃过林彪的苦头。
　　不用仔细观察，就会挺有趣地发现，做为统兵几十万的将军和东北内战的一对对手，杜聿明和林彪有许多相似之处。
　　都是黄埔毕业。都被称为儒将。都是各自领袖的爱将。都是抗战名将。连抗战中建立功名的地方也那么相象，一个叫昆仑关，一个叫平型关。
　　平型关和昆仑关都是进攻战。林彪是占据有利地势打埋伏，一个冲锋压下去，是战略和战术上的出其不意，打的是巧仗。杜聿明是仰攻“一夫当关，万夫莫开”的昆仑关，是实打实，硬碰硬的攻坚。对手同样是号称“钢军”的坂垣师团，林彪攻的是２１旅团辎重队和后卫部队，杜聿明攻击的是１２旅团主力。战果也不相同。平型关歼敌１千多人，昆仑关歼敌４千多人，旅团长也被击毙。但是，平型关战斗中的土八路，装备根本无法和杜聿明的机械化相比。而且，平型关战斗是在中国军队节节败退时爆响的一曲凯歌，其敢打必胜的男子汉气概，坚定全中国人民的抗意志和信心，都是非同一般的。
　　“文无第一，武无第二”这是武林中的话，论的是武功，而不是将才。如果真要比较这两位抗战名将的优劣高下，或许还真的需要他们比试一下。
　　果真有这一天，那就不仅是他们的不幸，更是全民族的悲哀了。
　　这一天果真有了。
　　 “我有一个根本意见”
　　－－４Ａ电报⑹之一
　　历史已经证明，这一段是至关紧要的。
　　林彪用并不需要多少天才，却是少不得的意志、胆略和果断，写下了黑土地内战序幕揭开后的第一笔。
　　“一战解决问题”１１月１９日上午，两辆灰绿色，长鼻子像生了癞疮似的剥落许多漆皮，如今在全世界的博物馆都难见到的日本老式汽车，“吭吭哧哧”地从设在三经街的东北人民自治军总部门前启动了，“吭吭哧哧”驶出了沈阳的“洋灰马路”，拐上通往辽西的“电道”（日本人在东北修了许多公路，老百姓称之为“电道”，形容其平坦、快。柏油路则称之为“洋灰马路”……今天一些老人还这么叫）。
　　前面一辆敞篷的，坐的是警卫人员。后面一辆带篷的，车厢里是以李作鹏为首的参谋人员，还有林彪的秘书季中权。
　　林彪坐在驾驶室司机旁边。
　　他戴顶钉着两个扣子的灰布军帽，裹件日本黄呢大衣，倚在靠背上。
　　对窗外本来就没有什么看头的结了层白霜的大地，他似乎全无兴趣，对车身的颠簸好像也无动于衷，两道给人印象深刻的浓眉下，一双不大的眼睛似睁不睁，这是一张瘦削、清秀、白净，看上去要比３９岁的实际年龄小几岁的脸。这是一张看上去城府很深，使人难以捉摸的脸。这是一张若不是他的名字，人们也会认为是平淡无奇的脸。这是一张如今３５岁以上的人都是非常熟悉，也非常讨厌、，可以使孩子想到大灰狼，使大人想起中国历史上所有丑角的脸－－简直就是面目狰狞！
　　那时候，人们可不觉得讨厌，更谈不上狰狞。
　　谈到这张脸，在黑土地上与这个人打过交道的老人，有的说“亲切”，有的说“严肃”，有的说“令人肃然起敬”，有的说“也看不出什么”。
　　谈到这个人，有的说他“不像个将军”，有的说他“更像个学生”，有的说他“就像个大姑娘似的”。
　　一位老人说他第一次见到林彪，是在第一次反“围剿”前。他是红３军的，林彪是红４军的一个师长，都驻在吉安东部一个镇子里。一天有人说林师长做报告，他跑去一看，站在讲台上的怎么是个孩子呀？！一口湖北话，挺尖、挺细，一字一句的，把“日本”叫“二本”。他也听不明白，脑子里转来转去就是一句话：这么个清清瘦瘦的孩子，怎么能当师长呢？
　　曾担任过国务院卫生部副部长，现在是中国计划生育协会副主席的季中权老人说，林彪一天２４小时除了睡着了，脑子很少有闲着的时候，总是在思考问题。
　　此刻，车轮在转，林彪脑子里那个车轱辘也在转，直到两辆长鼻子汽车的车轮不转了，他脑子里的车轱辘还在转。
　　有人说离开沈阳不久，车轮就不转了，有人说是快到锦州时。有人说是车坏了，有人说是休息时，两个从地方临时雇来的司机逃跑了。于是，６个轮子就变成了４个蹄子。马是管理处长何敬之弄来的。也不知他是怎么弄来的，就像变戏法似的。每到这种当口，他都能露一手。
　　林彪率领的这个轻便指挥班子，各有各的神通，连毛泽东都挺感兴趣。
　　１９４６年４月，曾专电询问林彪，让他介绍说明。
　　林彪骑马的姿式挺好笑。两肩耷拉着，有时还袖着手，头随着马蹄的节奏一点一点。“大将军八面威风”，他好像总没睡醒。已经下几场小雪了，骑个把小时就冻得受不了，就下马步行。一双日本大头鞋在薄薄冻了一层的“电道”上迈动着，好像还挺有劲。
　　马蹄得得，脑子里那个车轱辘在转。
　　脚步声声，脑子里那个车轱辘在转。
　　中央想在锦州西部打大仗。
　　１１月１４日，毛泽东在给“冀热辽分局并告东北局、冀察晋局及黄梁、李沙”⑺的电报中，指示：以锦州为中心地区，为我全力集中作战之战略枢纽。
　　同一天，毛泽东又致电彭真、林彪：彭林：
　　十三日十九时电悉。顽十三军，已在秦皇岛抚宁地区集中，估计其后续尚有一个军，至少集中三个军，然后向山海关绥中之线攻击前进。目前山海关作战并非真面目战斗，我黄梁两部四万二千，远道新到，官兵疲劳，地形不熟，目前开至叉院口驻操营必无好仗可打，即便歼敌一部，不过战术胜利，而兵力暴露不得休整，势将陷于被动，为避免此缺陷，谨慎使用主力，求于将来决战时，一战解决问题，应令李运昌、杨国夫两部坚守山海关、绥中线，节节抗击，消耗疲惫敌人，而令黄梁两部从冷口，界岭口分路隐蔽开至锦州、锦西、兴城三角地区，处于内线，休整部队，恢复疲劳，补充枪弹，熟悉地理民情，创造战场，演习夜战。俟敌进至绥中地区或兴城地区，业已疲劳消耗至相当程度，我则集中最大兵力，计黄克诚三万五千，梁兴初七千，杨国夫七千，李运昌、沙克，在盘山锦州至山海关一带者至少两万（新部队可以参战作辅助兵力）共约七万人，于有利的时间地点，由林或罗⑻亲去指挥，举行反攻，分作几次战斗，再次歼灭其二、三个师，最后全部歼灭三个军，即能从战略上解决问题，冀东已编成两个野战旅，可调至山海关、绥中、兴城之线的西面山地隐蔽集结，于正面主力决战时，从侧面切断敌军后路。总之从内线作战着眼，此种方针最为有利，你们是否同意，仍望考虑电覆。
　　 毛泽东
　　１１，１５在延安的毛泽东，分析得头头是道，而且决心、气魄很大－－“一战解决问题”。
　　可情势变了。
　　山海关失守后，１３军和５２军主力，凭借精良装备，炮空优势和初战锐气，长驱直入，向锦州疾进。１１月１９日占领绥中后，即与黄梁两部平行前进，而使在锦州、锦西、兴城地区创造战场的预想，成为黄粱一梦。
　　即使山海关还能坚守几天，黄梁两部能提前赶到指定地域，这个计划也是很难实现的。
　　因为打大仗的大前提，即在宏观上对敌情我情的分析、判断，是不可靠的，不准确的。
　　“爆发户”与“七无”先闯进关东的部队，能够吹气儿似的膨大起来，是有其特殊的背景的。
　　东北人当了１４年亡国奴，吃橡子面和配给的发霉的苞米面。吃大米是“经济犯”。谁吃了，逢上倒霉，恶心吐出来，被日本人看见，当场就被抓走。
　　东北人盼解放，解放者却是胡作非为的“老毛子”。中国军队一下子开来了，能不亲吗？１６军分区１２团驻在沈阳小河沿奉天师范学校，人们都来“卖呆”，很多青年要求参军，机关党支部书记周云，半夜时分出去解溲，一些人还围着不走，他去就挑了一个排。
　　高秀成那个连在锦西接收一个军火库，不到一星期扩大一个营。战士当班长，班长当排长，班排长当连长、指导员。
　　老人乐呵呵地说：那时想当个团长、师长、司令也容易得很。枪有，那时“老大哥”让咱搬。人有，都想跟你走，也弄不清“八路”是怎么回事，反正是中国军队来了。可你不能再扩大了，再扩大就不是八路军、共产党了。
　　兵员成份，一是工人，学生；二是溃散的国兵；三是成建制的伪满军队；四是打着八路旗号，由国民党先遣军组织的武装。
　　当时溃散的国兵很多，带枪的、徒手的，路上随处可见。这些人中不少是兵油子，不会做工种田，也不想做工种田，枪杆就是他们的饭碗。未溃散的伪满军队，走投无路，也要求八路收编。那些由国民党特工人员组织的武装，本是准备迎接、配合国军接收东北的，没想到共产党先到了。
　　既在屋檐下，不得不低头，先打起“八路”旗号求生存，时机一到，就准备掉转枪口。
　　即便是纯正的工人、学生，也有丢枪不干的。他们是冲“中国军队”来的，一听“八路”不是“正牌”，不是正牌不就是歪门邪道，不就是“胡子”吗？还有的本来是想混一官半职的。在中国，当兵历来是当官的途径之一。鬼子投降了，天下太平了，混个官还不好？没想到还要打仗，打的还是美式装备的正牌国军，这可是玩命。
　　１２月１４日，林彪在给“中央东北局、李、吕”⑼的一封电报中说：在东北新成立之十多个旅，成分皆极坏，皆缺乏政治认识，流氓，土匪，宪兵，伪军甚多，真正的工农成份，亦被带坏。这些部队所见之李运昌部（三个旅），亦无战斗力，对群众纪律极坏，不但不能发动群众，反而成为群众对我不满；不但不能消灭敌人，反助长敌人士气；不但不能打土匪，且受土匪勾引。
　　据《东北三年解放战争军事资料》统计，１９４５年１２月底至１９４６年１月初，仅１０天左右，“先后叛变者有：吉林一万二千人，合江五千人，龙江约三千余人，牡丹江三千人，松江一万人，辽北三千余人，嫩江三千余人，李运昌部亦叛变不少，先后叛变共约四万余人”⑽可现在，这些部队都列在东北人民自治军实力的花名册上。
　　而且，其中大多数部队的装备，不仅在东北，就是在全国的共产党军队中，也堪称一流。一式三八大盖，歪把子，各种火炮，有的还有坦克。
　　那服装也够整齐的，从头到脚都是日本货，除了不戴军衔，不说日本话，活脱脱就是“日本鬼子——一些老百姓鄙夷地称之为“中国鬼子”。
　　先到的阔气成了“鬼子”，后来的寒酸得像群叫花子。
　　１１月２６日，黄克诚在给毛泽东的一封电报中说∶部队五十多天行军，极疲劳。因自华中沿途动员均说坐火车、汽车及到东北装备等乐观心理出发，现在遇到极为困难之情况，无党，无群众，无政府，无粮食，无经费，无医药，无衣服、鞋袜等，部队士气受到极大影响。
　　不止“七无”。
　　还缺少武器。
　　１２月１７日，黄克诚在给军委的电报中说：部队武器仅补充步枪一千二百支，轻重机枪四十四挺，山炮十门，野炮四门，尚不能补足，沿途留下之武器，且多破缺不全，为新部队丢下不用者。杨师、梁师稍好一点，干部战士对新部队装备完善，老部队破破烂烂，极不满意。
　　闯过关东的老人，都记得当时的一句话：“新兵新枪，老兵老枪，有的没枪。”
　　军队没枪就像老虎没牙齿，别说打仗，连张牙舞爪吓唬人的资格都没有。
　　最头疼，也是最可怕的是“无群众”。
　　１２月１１日，林彪在给“吕、李、东北局、并报中央”的电报中说：老百姓说：八路军和中央军都是为老百姓的，彼此不打好了，并认为国民党是中央，旧政权，旧武装人员，皆盼望找国民党接头。
　　人心所向，是“不打好了”。加上“到一处吃一处，吃空烧尽，有如蝗虫”，人们就愈发“想中央，盼中央”。
　　从１９４５年１１月１６日退出山海关，到１９４６年５月１９日退出四平，每仗下来，伤员基本都是部队抬着。抬下战场，抬着行军，抬着打仗。１师出关后打的几仗，都是１团和２团打的，３团成了“担架队”有的部队有时也能“动员”到老乡，有的抬到没人处就扔了，有的还把伤员砸死了。
　　无人抬伤员，无医院，无情报，无根据地……一一罗列起来，能有“１７无”，“２７无”。
　　多的是土匪。
　　关东向为多匪地区。“八·一五”后，土匪蜂起，苏军未进驻地区，基本都由土匪填补了真空。在匪患不算严重的锦西，林彪也被骚扰得不得安宁。白天看地形，土匪就在周围山上打枪，晚上则进村抢劫。李作鹏几次带人搜剿，连影儿也抓不着。有天晚上，家里就留几个人。当时若有土匪或特务报信，不用多，来个把排，可能就不会有“九·一三”事件了。
　　背后有土匪捣乱，正面“顽军”又如何？
　　１９４６年５月３１日，黄克诚在给“中央军委”的电报中，谈到“顽美式部队比之过去一般顽军有下列进步”：㈠军官士兵待遇提高一般吃穿均较优良，军官克扣军饷贪污已减。
　　㈡官兵关系有进步，高级军官宣布不准打骂，下级军官打骂亦减少。
　　㈢官兵关系有进步，驻军民时（此处显然有误，但联系下文，意思是明白的——笔者）对居民纪律颇好，政治部到达地方召集居民开会宣传麻醉民众，一切给养由后方运送，故扰民较少，雇民夫一般给钱，但强拉打骂者仍有。
　　㈣战术上比过去灵活，迂回用的多，战术改变很快，开始与我作战时，驻村落经我一度夜袭，即改露营，开始营连冲锋，经一度打击改用疏散队形，第一梯队被击溃后，后列梯队即连续冲锋，因我守备部队受炮火杀伤，人员减少，连续冲锋即抵不住。
　　㈤指挥统一，协同动作，比过去好。
　　㈥守备沉着围援做工事完成工事很快到达即做工事，故占领之突破很困难，对我作战信心颇高不像过去有很大畏惧心理。
　　㈦火器比日本军队强盛炮兵技术很好。
　　㈧督战严厉，后退者常被督战队枪决。
　　《东北三年解放战争军事资料》中写到：进入东北之敌军为蒋系统精锐，大部美械装备，经过美国训练，参加印缅作战，炮火和自动火器多！战斗力强，老兵很多，都有三、五年的军龄，其中甚至有个别排长仍当战斗兵者，较顽强，不容易缴枪，甚至一个（此处有误，似应为“一连”——笔者）打到七八个人还不缴枪，带着运征军，常胜军的骄傲状度，尤其是新一军新六军特别骄傲，战斗确实也顽强。⑾实实在在，这是第一次见到如此评价国民党军队的文字，也是第一次听说“老八路”竟然“有如蝗虫”。就像前面已经写了几笔，下面将继续写下去的林彪一样，若不是那么多老人都那样讲，不但难以相信，简直就不能容忍！
　　打完日本打国民党，一些人对于美械装备的国民党军队的认识，还停留在抗战期间闹磨擦时打“土顽”那个阶段上。
　　低估了敌人，高看了自己。
　　不知彼，也不知己。
　　也难怪，部队就是发展很快，还建立了那么多“革命政权”嘛，这说明人民是拥护、支持我们的嘛。还有“老大哥”也支持我们嘛。
　　对于隐藏在很好的表象下复杂、险峻的局势，对于黑土地上已经和行将发生的事情，坐在大城市里是很难看到的。
　　延安的毛泽东也看不到。
　　林彪离开沈阳前也不知道。
　　但是，他好像已经感到了一些什么。
　　据说，对于“独霸东北”和“拒敌于国门之外”，他好像开头就有点不同意见。倒不是他不希望“独霸东北”、“拒敌于国门之外”，而是眼下究竟能不能霸住、拒住，和怎样才能霸住、拒住。
　　据说，一路上，他脑子里像车轱辘似的转来转去，就是这个问题。
　　“撒退将军”锦州西６５里，锦西县城东８里，有处不大不小的景致，叫作虹螺山。
　　史书称：虹螺山“山脉自西而东，蜿蜒百余里。从各方观之，均成形，乡人因有‘八面威风’之称⑿”并不威风的林彪，站在“八面威风”上。
　　带股腥味儿的海风，要把人刮倒似的，斜刺里扑啦啦拽动着大衣襟。
　　很冷，那风好像要穿透衣服和皮肉钻进骨子里。大海碧绿碧绿的，鼓动着冷冰冰的诱惑和杀机。在８倍望远镜里看久了，就把碧绿碧绿的大海和瓦蓝瓦蓝的天空，混成一体。
　　漂浮在碧绿碧绿的海水中的葫芦岛，码头上停着几艘灰蒙蒙的军舰。
　　看不清舰上旗帜和标记，但是美舰无疑。有两艘好像刚到，隐隐约约可见士兵正在下船。登上码头后，就和军服颜色差不多的土路融在一起，一队队朝望远镜方向蠕动着。
　　来得挺是时候。地形也行。也有仗打，因为有敌人。可此刻这位东北人民自治军总司令，能够调动的全部武装力量，只有来一连土匪也难应付的一个警卫排。
　　没有兵，不能打仗的将军，似乎应该顺便瞅几眼周围的景致。可他大概连想都未想过，甚至压根儿就不知道脚下这座山，算甚么狗屁一景。
　　——“内线作战！”
　　——“全部歼灭三个军！”
　　——“一战解决问题！”
　　人们常用“泰山崩于前而色不变”来形容大将军风度之类。其实不用泰山崩于前，就是一栋楼塌于前，谁都掉头就跑。当然，用已经被用俗了的大海的潮浪形容林彪此刻的心情，当是很妥贴的。可浪涛再大，也溅不到那张瘦削、清秀、白净的脸上一星泡沫。
　　能够看到的，只是那步履愈发沉重的踱步，和那些日子每顿２两左右的饭量。不过，他的决心，可能在那一刻就已经定了。
　　其实，部队就离这儿不远。
　　黄克诚的三师，距林彪也就２０里左右。梁兴初的１师更近，就１０里样子。几天后，１师前卫团到达杨家杖子附近洞口村时，团长江拥辉到铁路线上一个小站，通过绥中县电话局打个电话，没想到接电话的正是林彪。
　　当年１１５师保卫部巡视员乐坏了：林师长，你来了！
　　肯定也很高兴的林彪，声音里听不出多少高兴：嗯，来了。你们都带了些什么武器呀？
　　江拥辉答：步枪、手榴弹，还有几挺机关枪。
　　林彪道：手榴弹是宝贝呀。
　　手榴弹真是个宝贝。不然，土八路不会为它编那么多歌儿，唱得那么兴致、开怀。可手榴弹再宝贝，也难敌国民党的美式大炮。而且一路兼程，一个个弄得精疲力竭，蓬头垢面没了模样，再宝贝的手榴弹也扔不多远了。
　　最惨的要数杨国夫的７师。
　　１２月４日，林彪转发一封电报：
　　中央军委：国夫转电如下我师自渤海登陆行军，又在山海关坚持半月之久，后又运动防预，每旅皆是战斗伤亡，减员有两千之多，现部队干部情绪低，战士带枪逃亡甚多，（仅昨晚连跑二十八人带枪九支）。原因：部队自出关来，未领分文款项，服装不能解决，生活极端困难，目前部队极须整顿与补充。
　　林
　　支转
　　就是这样的部队也调不来。
　　没有电报密本。
　　１１月２２日，林彪在给“军委东北局”的电报中说：杨国夫与我无密本联系，情况不明。
　　１１月２３日，黄克诚、刘震、洪学智⒀给“彭罗并军委”的电报中说：与林台密本始终未弄通，林来报均未译出。请转告林设法送密本来。
　　没有密本，只听呼叫，谁也不知道谁在哪里，只有拿着收到的“天书”着急上火。
　　还没有地图。
　　没有地图，别说打仗，连行军都困难。
　　全套美式通讯设备的杜聿明，却耳聪目明。连江拥辉和林彪通的那次电活，都被他的情报人员截接了。
　　从关里开来的部队联系不上，调不动，从南满赶来参战的部队，也在沈阳受阻。
　　罗华生（离休前为原铁道兵副司令员）率领的２师，１０月上旬渡海在皮口登陆不久，即奉令到锦州西部作战。步行到普兰店，政委刘兴元（离休前为军事学院政委）与苏军联系，“老大哥”挺帮忙，给调来一列火车。谁知沈阳的“老大哥”却变了面孔，让立即下车，限令２４小时内离开沈阳，不然就要缴枪。罗华生派通讯科长王建华去东北局联系，希望东北局与苏军交涉，能够放行。
　　见到的是东北局副书记高岗。
　　高岗说：告诉你们师长，就照苏军讲的办。
　　科长急了，总部命令我们去锦西作战，下火车就不能按时赶到了呀！
　　高岗说：你回去就这么讲，就说是我的命令。不然就缴你们枪！
　　科长火了：“老毛子”要缴我们枪，你也要缴我们枪，这算什么共产党？！
　　刚见面时，高岗一脸麻子就不是色。这下全青了：你敢顶撞我？我毙了你！
　　高岗也是没法。“老大哥”正要用坦克赶小兄弟出城。大概他正在憋气窝火，就把一肚子火冲自己部下发了。
　　开动“１１”号走到新民附近马三家子，看见车站上停着一列火车，车头还“呼哧呼哧”喘气。几个“老大哥”荷枪实弹守着。１０多节车皮上，坐着不少八路。一问，是冀东部队，车上载满着日本军火被服，也被“老大哥”截住了。
　　罗华生上前商量：你看，我们不少人徒手，又没穿棉衣，都是八路，支援点。押车的是冀东部队的一个后勤部长：没有李运昌的命令，谁也不能动。
　　这边谈着，那边人早上车搬东西了。
　　那个部长破口大骂：你们是土匪！
　　副师长贺东生（离休前为广东省军区司令员）火了：有你们这样的八路吗？你才是土匪！
　　这边武装着，那边和“老大哥”干起杯了。
　　不知谁说的，“老大哥”爱唱酒，把他们灌醉了，车就有了。立即行动。供给科长弄来１０多瓶酒和烧鸡、猪头肉什么的，又找上几个酒量大的陪着。“老大哥”乐坏了，扔了转盘枪，翅起大拇指，一口一个“毛泽东”，“毛泽东”。大家也翅起大拇指，一个劲儿地“斯大林”，“斯大林”。没用半小时，几个“老大哥”就全放倒在那儿了。
　　可２师已经用不着去锦西了。
　　新部队装备好，中看不中用。老部队破衣烂枪，疲惫不堪，散在各地，处于行军状态，形成不了力量。
　　对于这些，中央即便不是不知道，也是知之不多，而且没听进去。所以，直到１１月２２日，仍然坚持在锦州西部打大仗。
　　彭罗并林李沙并黄刘洪：㈠顽军十三军五十二军的向锦州急进，望集中营口、沈阳主力到锦州方面协同黄梁两部以全力歼减该顽，据报顽十三军只有一万六千人，每连只有六七十人，兵无斗志，五十二军情况却不明，但孤军深入，军民不和，弹药不继，如我以全力坚决打击之，是能大部或全部加以消灭的。
　　㈡蒋军困难甚多，兵力不够分配，现在顶多只能调五个军入东北，即使苏联允许蒋军控制东北各大城市，在苏军走后，我仍有可能夺取大城市，现在如能消歼其两个军则将给蒋以决定打击。煞美在全国威风，并给国共谈判和全国反内战运动以极好影响，并对我争取东北及华北斗争亦有极大帮助，望你们根据情况尽一切可能达到消灭该顽之任务，这是决定大局的斗争。
　　 中央
　　 １１·２２
　　“二月逆流”中，被叶群一句话就送进监狱关了７年的季中权，个头不高，儒态文雅。
　　６５岁的老人说，从１９４５年１１月５日起，他就给林彪当秘书，直到１９４７年夏季攻势后才离开。这期间林彪发出的所有电报，都是林彪口述，由他笔录，再送电台拍发的。
　　对于１９４５年１１月２１日上午８时，林彪在锦西前线拍发的那封电报，老人有印象，但具体细节记不得了。他只记得那段时间，林彪很少睡觉，有时半夜刚睡下又爬起来：小季，把灯点着。
　　电报全文如下：
　　军委、彭、罗：连日我在兴城锦州一带所见所闻我部队已参加作战者疲惫涣散战斗力甚弱新兵甚多缺乏训练梁师刚到黄师尚未到远落敌后，各部皆疲劳武器弹药不足而未得补充，衣鞋缺乏，吃不惯高粱，缺少用费，此外，自总部起各级缺乏地图对地理形势常不了解，通讯联络至今混乱，未能畅通，地方群众则未发动，土匪甚多，故迂回包围时，无从知道。
　　敌人利用我以上弱点，向我推进，并采取包围迂回依据以上情况我有一个根本意见，即：目前我军应避免被敌各个击破，应避免仓促应战应准备放弃锦州以及以北二三百里让敌拉长分散后，再选弱点突击，因此在沈阳，营口各地之我军不必赶来增援，应就地进行装备与训练养精蓄神，特别加强炮兵的建设，以等待以后之作战。目前黄梁两师皆我亲自指挥，如能求得有利作战时，即进行极力寻求战机，侧面的歼灭战，此可能性仍很大，但亦不拟轻易投入战斗，并拟义县为后方对敌正面与后面，仍以现时部队与敌纠缠扭打。部队急需补充棉衣，棉鞋，及大衣，望大量筹集，并望迅速大量印地图。
　　以上意见望军委考虑决定指示我们与各兵团。我与各部不能畅通电报于锦西坎圭附近已开始与敌接触，我即向江家屯转移以利与黄梁会合。
　　 林彪
　　 马八时
　　林彪到东北后，发出的第一个比较重要的电报，是请求中央要求撤退，是违背中央要求打大仗的精神不想打仗的撤退。
　　对于一个将军，不论是古是今是中是外，撤退都不能说是光彩的。
　　但撤退有时比进攻还需要勇气。
　　１９４７年５月，陈云在给高岗的一封信中，曾把避免锦州决战，成功地指挥四平撤退，作为共产党人进入东北前七个月中的两件大事。并说，如果这两件事当时有错误的话，东北就很难有以后的好形势。
　　“一个在展开的最初阶段中所犯的错误，是永远无法矫正的。”
　　这是普鲁士和德国军事家老毛奇说的。
　　也打了几仗
　　生活中不乏这样的将军：声名赫赫，可认真琢磨，却想不起他曾指挥过哪个著名的战役。
　　林彪用不着悲哀。
　　无论怎样讨厌他，憎恨他，只要提起平型关大捷和三大战役中的辽沈、平津战役，就不能不想起“林彪”这个名字。还可以想到长征路上闯关夺隘，从长白山一直打到海南岛。
　　可现在，对于当年红１军团、红１方面军、１１５师的老底子，也是后来四野骨干力量的新四军３师和山东１师，林彪还有点心中无数。平型关战斗负伤后，他有６年多未闻过战场的硝烟了。当年１１５师的班长、排长、连长、营长，现在大都成了营团干部，有的已经当师长了。对这些还习惯地称他为“林师长”的部下，他曾是那么熟悉，现在却有点陌生了。
　　他要摸摸他们，看看他们的战斗技术。
　　还要摸摸从未见过的美式装备的敌人，摸摸那个从未打过交道的杜聿明的脾气。
　　在这点上，林彪与杜聿明所见略同。
　　３师和１师从锦西后撤途中，都打了几仗。
　　先是在旧门，是遭遇战。１师和５２军拼起了刺刀。边打边撤，撤到高桥附近又打一仗。两仗双方各有伤亡。第三仗是撤出锦州后，１２月１日，在锦州义县间一个小镇上下齐台，由林彪指挥１师和３师７旅打的。
　　戴着助听器的梁必业老人说，１师指挥所设在一个光秃秃的山头上，他用望远镜观察，发现前方主攻团指挥所，也有几个人在用望远镜观察。
　　仔细看，认出其中一个是林彪。梁兴初不信：林师长怎么跑咱们前边去了？
　　看准了，赶紧说：快，向前转移。
　　在后来有名的大洼战斗中，林彪指挥所距前沿就１里左右，他就站那儿观察指挥。７１军溃兵跑旁边村子里，林彪让警卫员去抓。
　　此前在开原阻击新１军，林彪干脆跑到７旅前沿阵地去了。季中权和参谋处人员劝他别跑得太远，他不理睬，一定要亲眼看看这个“天下第一军”。炮弹从头上“嗖嗖”掠过。季中权从未见过这阵势，不觉中把脑袋伸到工事外面去了。林彪伸手按下：小季，要打死的呀。
　　从锦西撤退到四平保卫战结束，林彪经常跑到前边去，目地只有一个：知己知彼。
　　上下齐台那仗的印象是：敌人火力强，不好打；自己队形太密集，易伤亡，而且是一面推。
　　于是，撤退路上，这位“撤退将军”脑子里车轱辘般转来转去的那些问题中，就增加了两个内容：“一点两面”，“三三制”。
　　第九章“最后一战”
　　“独霸东北”之后的口号，叫作“最后一战”。
　　喊得和“独霸东北”一样响。
　　口号是什么？口号是为了达到一定目地，完成某项任务，而提出的具有强烈感召力量和鼓动作用的一句话，一个正确的口号，简洁明了的语言中蕴蓄的思想，是非常丰富而深刻的。
　　站在八十年代的峰巅上回顾历史，我们在中国历史进程的任何一个阶段中，都能找到一些代表那个阶段的口号。凡是口号比较正确的阶段，革命和建设都比较成功、顺利。反之则反之。而一个正确的口号，来源于对局势和前途的客观的、冷静的、不带一点虚妄的科学分析和判断，即顺应了历史的规律和潮流。反之亦反之。提出并执行正确的口号，需要天才、意志、信念、勇气和干劲。
　　识别并抵制错误的口号，尤其需要天才和勇气。
　　黑土地“万花筒”
　　１９４５年８月２５日，中央在《对目前时局的宣言》中提出，日本投降后，“我全民族的重大任务是：巩固国内团结，保证国内和平，实现民主，改善民主，以便在和平民主团结的基础上，实现全国的统一。”（输入者注：此处原有一个“⒀”，显然不对，故删去。）毛泽东在延安和重庆曾多次讲过类似的话。１９４６年１月１０日，在以毛泽东名义颁布的《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防止国内军事冲突的通知》中，明确提出：“中国和平民主新阶段即将从此开始。”⒁刘少奇、周恩来、朱德等人，也都讲过同样的话。
　　“文化大革命”中，“和平民主新阶段”被视为“投降主义路线”大加杀伐，并把它的版权归属于刘少奇。这并不奇怪。如果“叛徒、特务、内奸、工贼”这四顶每顶都如泰山压顶般的帽子，不是给了刘少奇，而是戴到别的什么人头上，也是同样下场。
　　“独霸东北”和“最后一战”，都源自“和平民主新阶段”。
　　确实，“八·一五”后，中国历史的一个阶段已经结束，一个新阶段正在开始。
　　但不是“和平民主新阶段”。
　　是战争，还是和平？
　　优势在敌，还是在我？
　　应立足于大城市，还是把主要力量投入到农村和中小城市去？
　　今天，这一切早已没有什么谜底了。但在当时，一个个问号就像一道道沟壑，纵横在冰天雪地的黑土地上。
　　杜聿明两个军就把林彪逼得一路后退，后面还一窝蜂般跟进着五个军。
　　优势在谁，应该说是明确的。加上苏军决意把大城市交给国民党，共产党唯一的出路就剩下了农村和中小城市。这也应该是明白的。可由于大前提是“和平民主新阶段”，认识并实行这一切，也就困难重重了。
　　１９４５年１２月５日３时，彭真和罗荣桓发出一封电报：军委并林、程、高、陈：⒂㈠根据塔斯社一日马帅⒃谈话来判断：第一，沈阳以南我可以继续放手，第二蒋顽接收沈阳，长春，似仍系空运，据渝电，两处兵额均系一万人。
　　㈡除北宁路作战部队外，我仍可集中三万至四万主力争夺沈阳，并可集中一万主力威胁长春。
　　㈢因此我们应积极准备参加争夺沈阳，以造成对于和战均有利之局面。第一，如蒋顽开到后，苏军即撤退，我即坚决争取消灭顽敌，先占沈阳，再夺长春。第二，如蒋顽到后，苏军仍不撤退，于蒋顽进入沈阳三至五日后，我即以相当兵力跟踪。逼近沈阳，并争取在城内公开发动群众，进行各种活动，在顾及苏军国际信用条件下，以各种形式与蒋顽争夺沈阳。
　　㈣为了达到上述之目地，必须阻断北宁路前之敌，或予以歼灭性之打击。因此在北宁路方面，除林所指挥之主力作战外，提议程、詹⒄集中二、三万主力，同时向秦皇岛，山海关，绥中一线之顽敌进击。
　　㈤可否请示。
　　 彭罗
　　 微三时
　　同一天，高岗、陈云覆电“彭罗”，表示了不同意见⒅。
　　１２月７日，刘少奇在覆电中说：我独占东北已经是肯定的不可能，因此，不应以争夺沈阳、长春为目标来布置一切工作。而应以控制长春铁路两侧地区，建立根据地，利用冬季整训十五万野战军，建立二十万地方武装，以准备翌年春天的大决战为目标来布置一切工作。林彪冬电部署以旅为单位，分散打土匪做群众工作，是对的。
　　１２月底，东北局撤出沈阳后，仍不肯远去。先撤到本溪，呆了一个多月，又转到抚顺。围着沈阳，恋恋不舍地打转转。
　　１２月２４日，刘少奇致电东北局：“你们主力是部署在沈阳、长春、哈尔滨三大城市周围及南满，似乎仍有夺取三大城市的态势，而在东满、北满、西满的许多可靠的战略要地并无坚强部队和有工作能力的领导机关去建立可靠的根据地。你们屁股坐在大城市附近，背靠有很多土匪的乡村，如果顽军一旦控制大城市，你们在城市附近不能立足时，主力以至全局就不得不陷于被动。你们今天必须放弃争取东北大城市的任务企图。”“你们今天的中心任务，是建立可靠的根据地，站稳脚跟，然后依情况的允许去逐渐争取在东北的优势，这应该作为下一阶段的任务。”⒆１２月２８日，毛泽东致电东北局，指示：“我党现时在东北的任务，是建立根据地，是在东满、北满、西满建立巩固的军事政治的根据地。”这种根据地是“距离国民党占领中心城市较远的城市和广大农村。”目前“我产在东北的工作重心是群众工作”。“只要我们能够将发动群众，建立根据地的思想普及到一切干部和战士中去，动员一切力量，迅速从事建立根据地的伟大斗争，我们就能在东北和热河立住脚跟，并取得确定的胜利”⒇。
　　问题到此应该结束了，下一步是怎样具体实行的问题了。干这个，共产党人轻车熟路，个个都是行家里手。可行家里手中的巨匠，早已发表“枪杆子里面出政权”著名论断的毛泽东，由于本文将陆续写到的种种原因，一度却把希望寄托于那位后来得了诺贝尔和平奖的美国将军马歇尔，把建立根据地的方针，变成了“最后一战”。
　　“八·一五”后的近十个月里，是一个色彩纷繁，变化多端，像个万花筒般令人眼花缭乱的历史阶段。
　　曾有那么一个历史时期，我们很喜欢把大千世界的各色问题，一刀齐地截成红与黑两种颜色。对于黑土地上的这段“万花筒”时期，则以毛泽东《建立巩固的东北根据地》指示那天为界。此前违背这个指示精神的，可以忽略不计。此后再不“让开大路，占领两厢”，即为“错误路线”。
　　这样分，连毛泽东本人都难站到“正确路线”上了。
　　这是个需要并将产生领袖的时刻。已经当之无愧地成为共产党领袖的毛泽东，在这一历史时期同样是当之无愧的。但领袖毕竟只是领袖，而不是神－－尽管“袖”字最后那一竖，再往下出点头，差不多就变成神了。
　　错误口号，必然导致失误和混乱。
　　因一部《兵临城下》，而在“文化大革命”中较早罹难的白刃老人，闯到关东后担任共产党安东人民广播电台第一任台长。不久，上级还说要来个国民党的台长，让他有个思想准备。老人说，当时觉得真别扭。两个台长，怎么工作，听谁的？还不成天斗嘴吵架？
　　有的老人说，大家议论“最后一战”了，和平了，统一了，咱们是不是也要授衔了？一些人就算计自己能弄个什么“校”，什么“尉”。有的挺高兴，觉得弄块牌子扛扛，“土八路”就“洋”起来了。有的说：咱可不能戴那玩艺儿，那不成国民党了？
　　撤离城市时，有些机关和部队把家具都带着。火车、汽车，一路装上卸下，不辞辛劳。有的为多装家具，竟丢下弹药不管。“最后一战”了即便不刀枪入库，也没有沙发、沙发床和地毯什么的，来得实惠了。
　　《东北三年解放战争军事资料》中，有一段文字：有的同志掌握不住自己，花天酒地，听戏，闹陈设，逛市场，找老婆，下馆子，没。车不走路等，好像有点习以为常的事，有的同志结婚不摆宴席，甚至想用小汽车铺张浪费，在当时战争观念是很淡薄的。(21)
　　１９４６年５月２４日，黄克诚在给中央的一封电报中，这样写道：整个军队与地方干部除一部先进者外，一般渴望和平厌战，希望在城市享乐腐化，从承德来之干部，几无愿在乡村工作者，都要求到长春、哈尔滨去。军队干部则很多要求休养，做后方工作，做地方工作。
　　有些机关和部队，进城第一件事是找房子，好“洋楼”。楼上楼下，电灯电话，自来水，抽水马桶，沙发和沙发床。头几天像掉进棉花堆里：这有钱人摆的什么穷阔？过几天习惯了，舒服了，就感慨万端起来：会走路就拿打狗棍，这些年今天伤一个，明天亡一个，哪曾想世界上还有这么好的地方呀！这帮人可真他妈的会享福呀！这回也该老子享受享受，在天堂里当当神仙啦！
　　发财现象也比较多，集体、个人都有。特别是先到的部队。用一些老人的话讲，是“黄（金子）白（银子）黑（烟土）都有”。这些人，有的在退出城市时就匿下了。后来听说要打仗了，溜的就更多了。
　　有人很不理解：苦大仇深之人，一块儿穿草鞋，嚼树皮，天当房子地当炕，脑袋掖在裤带上干革命，怎么进城几天就变成这副模样了呢？
　　说这话的，也不乏这样的土八路：什么楼上楼下，简直是他妈的受洋罪！可他妈的熬出来了！
　　对于为了解决肚子革命而走进这个队伍中的人，这一切都是正常的，从一个极端（也包括那种认为“熬出来了”的人）走到另一个极端，也是极容易的。就人的本性而言，谁也不是为了受苦才来到这个世上的。而且，闯关东路上不是讲得明白，东北是个“花花世界”吗？
　　据说，当时辽东军区政治部曾有个通知，要求团以上干部每天要喝牛奶，营连干部喝豆浆。下边部队听说了，战士气得哼儿哈儿的：我们在前边拼命，他们在后面喝牛奶呀！
　　讲这个故事的老人，讲着讲着就“扑哧”一声苦笑了：别说那年月，就是今天的团职干部，又有多少能喝上牛奶的？那时可真有点闯王进京的味道，飘飘然，昏昏然，把什么都看得那么简单，轻而易举。好像楼上楼下电灯电话，再上每天早晨一杯牛奶，自己就变成“老大哥”了，革命就成功了。
　　把“和平民主新阶段”这个提法，归功或归罪于谁都是不合适的。因为那是中央集体的意见。同样，把上面一些现象的产生都归咎于“最后一战”这个口号，显然也是不公正的。可谁又能说会与此毫无相关呢？
　　“零点前谁抢到就是谁的”
　　１９４６年１月１０日，国共两党领袖，向各自所属部队发布了从１３日午夜起生效的停战令。
　　双方立刻紧锣密鼓行动起来，竭力在停战令生效前抢得尽量多的地盘。
　　杜聿明率１３军主力攻占义县和阜新后，又向热河开进。１９４６年１月４日攻占北票，５日占朝阳，９日占叶柏寿，１０日占凌原。一路攻无不克。
　　攻占凌原当晚，杜聿明接到蒋介石密令：务于停战生效前占领平泉等重要城市。
　　这边抢了平泉，那边丢了营口。
　　位于沈阳、旅大、锦州三点之间的营口，是沈阳的海上门户，水陆交通便利，地形平坦。大兵团从此登陆，向东可以切断中长路，威肋旅大，向西可以控制北宁路，向北则是进入东北腹地之捷径。所以，杜聿明闯关东瞅准的第一个登陆点，就是营口。辽沈战役期间，毛泽东也一再叮嘱林彪“控制营口”。
　　６师和５师一部渡海到营口后，即控制营口。１９４６年１月１０日，５２军２５师进入营口。苏军定于１月１５日将沈阳移交国民党。国民党兵力不敷分配。１月１３日，逐将２５师主力调去沈阳，留下一个加强营守卫营口。
　　由山东６师和５师一部编成的辽东军区４纵，让出营口是为了不吃眼前亏。
　　一见２５师主力走了，立即卷土重来。
　　五个团对付一个加强营，也不那么容易。人海战术，攻击到午夜停战令生效了，海关、邮局和市公署大楼三处制高点，还在国军手里。
　　是就地停火？还是继续攻击？战前动员时讲，过了１３日午夜，谁再打谁负政治责任。２５师敢于撤走主力，就是瞅准这一天要停战。留守部队死打硬拼不投降，原因之一，就是幻想顶到午夜，停战令生效。停战令是不容忽视的。
　　可从战略到战术，最终解决问题的，毕竟还是实力，而眼下态势是绝对有利的。
　　而且，即然是“最后一战”，岂能打个半生不熟？
　　司令员和政委咬咬牙：打！
　　１月２５日，任弼时代表中央致电东北局和林彪，询问此事：北平执行部将派执行小组到营口，望即准备接待。如果营口盘山确系在十三日二十四时后夺回则须准备退出该两城，因我们提出双方必须退出该时限以后所占地区。
　　３纵７旅打盘山的口号，也是“最后一战”。
　　部队从辽中出发，经台安奔袭５２军一个辎重营。大雪尺把深，天冷，用东北人话讲，“嘎巴嘎巴”的。一天一夜，队伍在雪地里趟出百多里，一个个头上像开了锅。夜里１０点多钟赶到，明晃晃月亮地里，见敌人正朝几十辆卡车上装东西。瞿文清率尖刀班摸上去：不准动！
　　一个四川口音道：娘卖Ｘ的，跟老子开什么玩笑？
　　我们是“八路”。。。。。。枪响了。
　　辎重队也不含糊，顶得很厉害。瞿文清刚冲进一步个大院里，敌人反击上来。他们刚爬上房顶，敌人也爬上来。瞿文清隐在烟囱后，一枪撩倒一个。那人栽下去时把枪甩了，那枪顺着瓦片“咣咣当当”往下滑。瞿文清瞅得真切，不要命地上前一把抓住。好家伙，是支新的美式冲锋枪。打完仗又回来捡子弹，那手腕上还有块表。
　　他乐颠颠跑去报告：指导员、指导员，你看我得块表，得让我戴一个礼拜！
　　指导员吕世斌听听、看看、爱不释手，却很爽快：调皮鬼，批准了，戴一个礼拜。
　　老人说：那时团长也没块表呀！
　　这一仗打得漂亮又美气。可一身汗没干，敌人增援上来了。上级命令赶紧跑，跑得差不多了，有人就喘吁吁地去问指导员：你不说这是“最后一战”，半夜前打下来就是“解放区”，打不下来就是“敌占区”吗？
　　不久，又去配合４纵打沙岭，动员时还讲“最后一战”。
　　２０年后，瞿文清在沈阳见到辽宁省邮电局副局长吕世斌，还“泡”他：第一仗就是“最后一战”，第二仗还是“最后一战”，你可把我们这些小兵糊弄懵了！吕世斌苦笑着：我也觉着不是那么回事儿呀，这嘴上讲着，心里也胆突突地发虚。可上级就那么讲，换了你，能不那么讲吗？
　　战争年代，这样令人苦笑的口号，实在是不多的。
　　可后来呢？
　　两个典型战例
　　停战令颁布后，关内停战，关东仍打，明停暗打。
　　秀水河子和沙岭战斗，就是这一时期两个比较典型的战例。
　　秀水河子说
　　在１：３５０万的辽宁省地图上，北南流向的秀水河子和东西横亘的彰（武）法（库）公路，纵横交错叠成一个挺工整的“十”字。河与公路交叠处，就是秀水河子。
　　这是个有５０００余户人家的小镇，公路把小镇划成南北两半。人家大都是围有土墙的独立院落。东南地势平坦，西北地形起伏，有山。因河而得名的那条秀水河，在东边亲昵地拥吻着默默无闻的小镇，日夜不息地述说着只有它们才能听懂的悄悄话。
　　已由“东北人民自治军”更名为“东北民主联军”的八路军和新四军，闯到关东后的第一个歼灭战，就是在这里打的。
　　１３军８９师一个加强团，只团长只身脱逃。
　　老人都说∶那时候国民党真狂，也真有点不大好惹。
　　独立旅出关到义县附近，一天黄昏，一辆摩托车闯进一团团部，机枪“哗哗”一阵猛扫，掉过头就跑了。这种镜头在今天银幕和荧光屏上，主角是什么人是不用问的。可吴振淮老人亲身经历的，却是被射击的角色。那辆“屁驴子”（当时东北老乡称摩托车为“屁驴子”）跑没影了，有人还愣在那里没缓过神来。
　　现在，还是这个１３军的８９师２６５团一个营、２６６团全团和师山炮连、汽车连，远离主力，竟孤军深入到秀水河子来了。
　　“如能求得有利作战时，即进行极力寻求战机，侧面的歼灭战。”
　　林彪脑子里那个车轱辘，转到“秀水河子”停住了。
　　当时，林彪正率主力１师和３师７旅在这一带活动。兵力占优势，部署上勿需多大变动即可投入战斗。而且，部队进入东北后，针对美械装备敌人特点，第一次搞了半个月练兵，体力战力都有恢复和提高。
　　１师和７旅都是１１５师老底子，７旅还是林彪的“娘家”。他当连长时，就在这支部队。这是两支具有光荣传统的部队，也是黑土地内战中的共产党主力。闯到关东后，林彪就把它们带在身边。
　　当即决定：７旅１９团和１师２团，分别由西南向东北，由北向南，担任主攻；７旅２１团一部和１师２团，由东南和西北两个方向对进，做为辅助攻击；１师３团为预备队，兼打可能西窜之敌；７旅２０团和一个保安团，负责打援。
　　２月１４日(22)，部队已经进入攻击地域，林彪还是有些不放心：打个电话，先别打，等我去。
　　太阳卡山（输入者注：这个‘卡’字似乎应为‘下’字。也许“太阳卡山”是个地名？请网上高手，特别是东北银指正），林彪从法库赶到秀水河子附近，在彰武方向公路下一座破庙里，又召集师旅领导开了碰头会。然后去到附近一个老乡家里，两块门板一拼，地图一摊，就踱起步来。
　　一夜未合眼。不是背着手来回踱步，就是盘腿坐在炕上，老和尚打坐般一动不动。枪炮声响成一锅粥，炮火映红了皑皑白雪，也透过被震破的黑糊糊的窗纸，一阵阵映在那张瘦削的脸上。眼睛半睁半闭，眉头一动不动，看不出任何表情。
　　下半夜了，枪炮声还没有弱下来的势头。５２军赶来增援的一个团，已在１０多里外的太平庄打响了。两处枪炮声搅成一团。
　　林彪看看表，让７旅作战科长陈世勋，去告诉战斗总指挥、７旅旅长彭明治（曾任驻波兰大使。最后一个职务为中国人民解放军武装力量监察部副部长）：天快亮了，敌机要来，援兵要到，拂晓前若不能结束战斗，就撤下来。
　　今年７７岁，一副慈眉善目的陈世勋老人说，彭旅长让我报告林彪，拂晓前一定结束战斗。可天亮了，枪还在响。林彪又让我跑了一趟。进村一看哪，满街都是写着“ＵＳＡ”的战利品，弹药箱，汽油桶，十轮卡，大炮。土八路这回可开洋荤了！俘虏一堆堆蹲在雪地上，黄糊糊的像一堆堆窝窝头。战士们拿着美国枪，叫着，跳着，一梭子一梭子朝天上放。
　　月亮明晃晃挂在天上，天地一片银色。敌人还嫌不亮，又把照明弹一个个挂了上去。
　　天出奇的冷。干部战士都穿着薄棉衣趴在雪窝子里，有的还穿着在山东、河北时老乡慰问的双层布夹鞋。
　　１７时２０分，开始肃清外围敌人，３小时结束战斗。
　　２２时，开始总攻击。
　　“九·一三”前的回忆录，都大谈“一点两面”和“三三制”。并说这是在东北第一次运用“林总”的“一点两面”和“三三制”战术。“九·一三”后，这些字样都不见了。有的文章把“三三制”变成了“以各个战斗小组为单位编成疏散的战斗队形”(23)。而在有关黑土地这场内战的几乎所有的文章，“九·一三”前的“林彪”、“林总”，“九·一三”后大都代之以“东总”。
　　２团突破口正是敌人主要防御点。重迫击炮发射的燃烧弹，在阵地前沿筑起一道德火墙。冲上去的战士变成了“火人”，有的扑倒不动了，有的在雪地上翻滚着。
　　眼见冲击受阻，７旅的方向却鸦雀无声。江拥辉没有多想，也来不及多想。
　　他的任务就是从北面打进去，以最快的速度和最小的伤亡从北面打进去。
　　枪林弹雨中，一个称职的指挥员的头脑，会变得出奇得冷静、敏捷而又活跃，在扑面而来的热浪中，江拥辉发现东北角敌人火力较弱，还有个弯曲的小河沟，便于隐蔽，冲击距离也短。他立即命令１营向那里运动，集中全团火力压制敌人，掩护１营迅速发起了攻击。
　　就在这时，７旅方向枪声大作，撼动了整个战场。
　　原来，这是林彪安排的。他故意让１９团晚２０分钟发起攻击，迷惑敌人，使敌人将兵力和火器投入到２团方向，以增加攻击的突然性和可靠性。
　　趁敌人转移火力之际，２团１营迅速突破敌人阵地。接着，另外三支箭头也相继射入镇内。
　　短兵相接，全美械的１３军可就不如半美械的５２军了。大炮不能上刺刀，炮弹都打到后边去了。每班只有３支步枪，想拼命也只有３把刺刀。可敌人也不是一打就瘫，没刺刀就跟你抢枪把子。有个机枪手脑袋被扭住了，还抱着机枪射击。
　　这一仗，１师和７旅伤亡７００多人。
　　这个数字，打破了山东和华中地区８年抗战中任何一次夜战的伤亡纪录。
　　秀水河子战斗，是在节节后退的不利态势下，利用敌人轻敌冒进，精心策划的第一个干净利落的歼灭战。对于打击敌人气焰，消除当时对美械装备敌人的恐惧，恢复和坚定斗争信心，无疑起了相当的作用。
　　从更广泛的背景上看，这一仗向那个“万花筒”时期诉说着的，却远非仅仅如此。
　　沙岭—碰上了“王牌”就在１师和７旅乘坐３０多辆美制“大道奇”，在老百姓“这八路可真小看不得呀”的啧啧赞叹声中，浩浩荡荡阔阔气气驶出“一举成名”的秀水河子时，沙岭战斗打响了。
　　２月初闯到关东的新６军新２２师，２月１０日后，相继占领盘山、台安、辽中，在辽河以北以西地区形成一条线式防御阵地。其６６团和师教导营进至辽河南沙岭村，成为突出孤立部分。
　　辽东军区决定吃掉这股敌人。
　　兵力部署，以４纵五个团（后又调来３纵一个团）主攻，３纵两个旅警戒、打援。
　　除了都是打孤立突出之敌外，一切都和秀水河子是另一种情景。
　　首先是“最后一战”。
　　战前动员：这是“最后一战”了，这一仗打完了，东北就和平了！我们要不惜一切代价，动员一切力量坚决打好这一仗，也一定能打好这一仗！日本鬼子都打垮了，顽军算老几？把炮弹放出去就是胜利！
　　真是把对手当成几炮就能轰散的“土顽”了。结果一打才明白，新６军新２２师是号称“虎师”的王牌中的王牌。
　　从延安到西柏坡，毛泽东都有电报，要林彪想方设法打掉这个新６军新２２师。林彪几次想集中绝对优势兵力，吃掉这个王牌中的王牌，都未得手。４纵和３纵都是东北野战军中和主力，也可以说是王牌。可这都是后来的事。是在和新６军这些王牌不断较量中打出威风的。就像在山海关“拒敌于国门之外”的７师，后来成为著名的“攻坚老虎”，当时还不是一样。现在，这两个纵队各方面实力，都明显地逊于对手。
　　不是“土顽”是“王牌”，就该认真对付了吧？不能说没认真，但战术是谈不上的。四面八方，人海战术，猛打猛冲，把立足已稳之敌当作立足未稳之敌，一次不行再来，还不行再上。这个部队伤亡大了，顶不动了，换个部队再顶。就像羊顶架似的，顶了一昼三夜，不得不撤出战斗。
　　毙伤俘敌近７百人，４纵和３纵伤亡为２千１百人(24)。
　　张继璜老人当时是四纵十旅二十八团政委。
　　老人说∶
　　开进路上，大家都很高兴。打八年日本还要打老蒋，“最后一战”了，能不兴奋？我们团后边是炮团，九门日式山炮，大骡子大马拉着，瞅着美气神气又长劲儿。
　　一开火就不行了，那炮弹不少从敌人头上飞过去落到自己阵地上去了。敌人那炮弹却象长了眼睛，专往咱人堆里砸。都是燃烧弹，打哪哪着火，雪好象都打着了。我和团长在一间草房里指挥，草房打着了跑到外边。草垛，芦苇，可利用的隐蔽物都打着了。没招了，就躲进个大粪坑里指挥。
　　我们还有个粪坑，部队往哪儿躲呀，就那么顺着街道往里冲。我说这样不行，赶快在墙上打洞，从两边房子里往上攻。
　　当时还是班长的崔文清老人说∶
　　和新二十二师一交手就叫人吃惊。枪打得准，炮打得更准，就在你头上几米处爆炸———小鬼子可没打出这水平。
　　赵斌当时是四纵十一旅三十二团二营副营长。
　　老人说∶
　　我那个营伤亡了一半，大都是火焰喷射器烧的。一打一条火龙，满是冰雪的大街都烧黑了。当时也不知道那叫“火焰喷射器”，就叫“那玩艺儿”，“喷火的那玩艺儿”。后来不知谁说那叫“火箭炮”，大家就叫“火箭炮”。
　　来个纵队领导，说∶甚么娘卖×的“火箭炮”，弄来个我看看！
　　我带两个班，从路边人家挖开墙钻进去。两个国军趴在沙袋后面，正往火焰喷射器上鼓捣甚么。我瞅一气，认准了，就扑上去。
　　满以为拿回来就有办法了。那个领导转圈儿看，掂一掂，踢两脚∶娘卖×的，就这么个玩艺儿呀？就这么个玩艺儿叫“火箭炮”呀！
　　撤出战斗后，大家议论，说过去打鬼子也没这样呀？这是“顽军”吗？后来就传说，新六军是在美国训练的，都是大学生。
　　那时可真有点怕美式装备，怕新六军。
　　这边攻坚攻不动，那边打援没打住。
　　３纵８旅两个团在六间房打援。晚到一步，敌人两个营已经进村了。８旅连俘虏也没抓个问问，赶到那里，围住就打。攻了一天，占领一半村子，就一步也动不了了。旅长火了：再攻不进去杀你们的头！正发脾气，背后“轰隆”一声，一个连没几个人了。
　　高秀成当时是８旅２２团３营教导员。
　　老人说：我那个营是预备队。１营、２营攻了两天，伤亡挺大，又疲劳。我们要上，他们不干，怕我们把“最后一战”的光荣抢跑了。团长是刚从延安来的，理论有一套。敌人没把咱土八路放在眼里，他没把我们这些冀东土八路放在眼里。
　　你得有真本事呀？关键时刻却拿不出决心，就让那两个半残废的营在前边粘糊。
　　六间房久攻不下，敌人大队援兵要到，旅里决定用攻鬼子炮楼的辨法造土坦克。拉来满满两马车炸药，放在９连休息的院子里。也不知是有坏人还是怎的，半夜时分，一下子就响了，几十里外都看见火光，还听见爆炸声。我这耳朵，现在还不大好使。
　　前边伤亡，后边伤亡。这边不能打了，沙岭那边也撤了。一路抬着伤员，那个垂头丧气劲儿就别提了。
　　老人都说，回到辽阳后开追悼会，一个个都眼泪汪汪的：这叫甚么“最后一战”哟！
　　一胜一负，国共两党，一比一平。
　　足球是圆的，战争也不能说是方的。不应以胜负论英雄。但对于成败的原因，还是应该论论的。
　　而在更广阔的背景上，胜也好，负也好，圆的也好，方的也好，诉说着的都是同一个主题。
　　 “请主席头脑清醒考虑之”㈠
　　－－４Ａ电报之二
　　对于这段万花筒般变化着的时局，看得比较清楚的人，历史己经在黑土地上写下了他们的名字：林彪、黄克诚、陈云、罗荣桓、高岗、张闻天……
　　其中，首推林彪和黄克诚。
　　“黄瞎子”的眼力新四军３师老人，都说黄克诚眼神不好，近视。平时，师里几个领导有时称这位师长兼政委“黄瞎子”，他也答应。对于惯于夜间活动的土八路，眼神不好是个难题。行军时，有人跟他开玩笑，故意在前边一蹦一跳的，说有石头，有沟。他就挺认真地在后边又蹦又跳。
　　从身材到心灵都是堪称巨人的戴高乐将军，有句名言：“没有威信就不会有权威，而除非他与人保持距离，他就不会有威信。”这种“距离论”的版权，其实并不是这位法兰西英雄的。翻译名人传记，那些曾在历史上留下雷霆般足音的中外名人，在都是这样说的，做的。
　　来自湘南红土地的戴眼镜的瘦小的黄克诚，与这种不无道理、也令人讨厌的“距离论”无缘。他是以对同志手足般的情谊，和基于这种情谊的严厉和宽厚，建立起绝非装腔作势才能攫获的权威。他是以刚正不阿的铮铮铁骨，和“虽九死其犹未悔”的耿耿忠贞，赢得了人民的敬仰和信赖。他是以他深邃的眼力和杰出和贡献，在中国半个世纪风雨如磐的路上，留下了属于他的也属于人民的非同凡响的足音。这种品格和眼力，在这片黑土地上，在那个令人眼花缭乱的“万花筒”时期，曳起一道耀眼的闪电。
　　据说，如今有些追悼会向遗体告别仪式，过了“那一会儿”，人们就海阔天空地谈笑风生了。而黄克诚的追悼会，自始至终，都被一种景仰、怀念的气氛笼罩着，那么深沉，那么庄重，那么肃穆。流泪的人那么多，流的泪也那么多。人们谈论的只有黄老的为人，黄老的刚正，黄老的节操，黄老的气度……
　　９月１３日，黄克诚得知苏军占领东北，即致电中央：“建议中央立即派大部队到东北去，不管苏联红军同意与否，要下决心进军东北。”“并派有威望的军队领导人去主持工作，迅速创造总根据地，支援内地战争。”
　　到东北后，他始终关注根据地建设。
　　１１月２６日，在那封著名的关于“７无”的电报中，他向毛泽东提议：以一部主力去占领中小城市，建立农村根据地，作长期斗争之准备。
　　同一天，又致电军委：东北敌特工、土匪甚多，如不及早建立根据地，我主力在东北亦很难应付。
　　１１月２９日，又致电东北局：“已进入及将进入东北之主力及新组建成之部队，数目特别巨，但若列党政民之支持，无粮食经费的充分供给，无兵员的源源补充，将大减弱强大力量。目前东北大城市为顽军占领，乡村则被土匪所占据（大都与顽联系），我们则处于既无工人又无农民之中小城市。这样下去，不仅影响作战，且有陷入不利地位之危险。因此，运用冬季不能进行大规模作战之五个月期间，发动群众，肃清土匪，建立各级党与政权，应成为当前之急务。”建议“立即划分主力师（或旅）的补充熟悉地区，作为该师（或旅）之根据地”。如果在整个东北部队中不能实施，“则请划十个县地区给三师各旅去建立后方，开辟工作”。
　　１２月１７日，在给军委的电报中说：三师及杨、梁等师，干部均感没有根据地，非肃清土匪无法解决目前困难，亦不可能生存发展，但迄今仍未划固定地区，向林总商讨，林孤掌难鸣，向东北局建议，则从不回电，对目前既不确定持久方针，又无救急办法，使情势无论上下均感惶惑，且有人提及有遭遇西路军危险之可能。
　　当从中央到地方都觉得东北形势很好时，他在那里来了个“７无”，简直把形势描写得一团漆黑。当一些人还把美械装备的敌人视为不堪一击的“土顽”时，他在那里一笔一笔地算计了敌人的“８条进步”。
　　当有些人还未从“独霸东北”中清醒时，他在那里发出了“有遭遇西路军危险之可能”的警报。
　　是危言耸听吗？
　　１９４６年５月２４日，在四平失守后的一片悲观气氛中，在科尔沁大草原东部的白城子，他在给中央的一封很长的电报中，这样剖白了那颗赤子之心：我是一个从坏处设想的人，所看到的现象亦是坏的方面较多，故或许有片面之处，但都是事实。
　　在他口述或是撰写这封以及此前此后的那些电报时，他都想了些什么？想没想到宋人张商英那句“自古忠烈多磨难”？他应该想到－－但４４岁的瘦小羸弱的男子汉，把这一切都置之度外了。
　　翻开建国后的报纸，“形势”好像从来都未坏过，连“文化大革命”时期都是“大好，而不是小好”。这样一个人罹难的命运就是注定了的，或迟或早而已。
　　据说，１９５９年庐山会议后期，毛泽东曾派一位著名人物和黄克诚谈话，意思是站过来就行了。军委秘书长兼总参谋长黄克诚，拒绝了。
　　一个忧国忧民，忧党忧军的人。一个说真话，做真事的人。一个堂堂正正的大写的人。
　　据说，毛泽东１２月２８日给东北局《建立巩固的东北根据地》的电报，就是根据黄克诚等人的意见拟定的。
　　可停战令颁布后，毛泽东又命令东北民主联军“保卫马德里”。
　　于是，一封封少喜多忧的电报，又飞向了林彪、东北局和中央。
　　林彪无回音。
　　东北局无回音。
　　中央无回音。
　　照飞无误。
　　纵观历史，那些有着坚强个性的杰出思想的人，几乎没有一个是喜欢顺从的人。这就决定了他们脚下永远不会有平坦大道。
　　林彪“孤掌难鸣”时，他支持了林彪。彭德怀蒙冤时，他和彭德怀站到一起。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出了麻烦时，他站出来实事求是地评价了这一切。林彪被一个“鬼”字覆盖了时，又是他第一个把林彪的一生都放到历史的天秤上。
　　毛泽东说：鲁迅的骨头是最硬的。
　　黄克诚的骨头也是最硬的。黄克诚的胸怀也是最博大的。
　　黄克诚－－中国共产党人之楷模！
　　黄克诚－－中国男子汉！
　　黄克诚－－人民的儿子！
　　林彪脑子里的车轱辘
　　“批林批孔”时，就听说林彪是个好沉思默想的人。
　　当年在林彪身边工作过的老人，都说从东北人民自治军总司令到东北民主联军总司令，林彪想的是怎样建立根据地，是战争，是用枪杆子打出黑土地的共产党天下，把东北变成推进全国解放的战略后方和前进基地。
　　而在这段“万花筒”时期，摆在黑土地上的最尖锐、最重要的问题，莫过于对和战前景的估量了。这个问题不解决，别的都无从谈起。
　　从１９４５年１１月１９日离开沈阳，准备到锦州西部指挥打大仗起，主导林彪脑子里那个车轱辘的核心问题，就是这个了。
　　他认为东北不可能有和平。
　　因为和平是力量的平衡。
　　和黄克诚一样，林彪在这一时期的所有电报中，几乎都谈到了建立根据地问题。
　　和林彪一样，黄克诚也认为东北的和战前景只能是战争。不然，他们就用不着那样极力主张建立根据地了。
　　请看林一封电报：中央并东北局：江号电悉。国内和平是否完全可靠，如完全可靠则我们在东北部队目前应集中力量作最后一战，如不可靠则仍分散建立根据地，准备应付敌明年之进攻。盼复林１·５·９时显然，他对和平，对“最后一战”，是怀疑的和有保留的。
　　１月６日，中央在复电中说：国内和平有希望，保卫热河的战斗是带着决定性的。目前阶段中并可能是最后一战。
　　１月２６日，中央在《对东北和战方针问题的指示》中，明确指出：我们完全不应该怀疑东北问题有和平解决与国民党实行和平合作的可能。
　　林彪不但仍然怀疑，而且致电中央，据理力争，说明战争的危险性。
　　当时在“东总”工作过的老人，都说林彪从未讲过“最后一战”，前方后方唱的是两个调子－－当然不包括沙岭战斗那个前方。
　　老人还讲，秀水河子战斗前，林彪给１师和７旅营以上干部做一次报告，讲东北形势，讲建立根据地，讲“一点两面”、“三三制”。
　　林彪说：没有自卫战争的胜利，就不会有真正的和平。对这一点不保持警惕，就会陷入被动。
　　人民渴望和平，就像农民渴望土地，土地渴望种子，种子渴望阳光、春风和春雨。“和平民主新阶段”符合人民愿望，军人愿把“最后一战”喊破喉咙。直到今天，还有人在论证当时确有可能开始一个“和平民主新阶段”，论证得也不无道理。可历史已经证明了的，欲完全是另外一种情景。
　　对于“独霸东北”，对于“拒敌于国门之外”，对于计划中的锦州西部那场大仗能不能打，对于每个置身于前线的士兵，都不能算是难题。可当人们都在渴望和平，而和平的祥云也确在头上飘翔时，透过那瑰丽的云霞而能看到战争的乌云，这里需要什么？
　　有个时期，报纸和红头文件上写了那么多“天才”，好像把“天才”都预支出去了，今天就难得见到了。这两个字有些犯忌。如果把这两个字和“林彪”两个字联在一起，那就更叫人心惊肉跳了。
　　现在，林彪更需要的是勇气。
　　因为他面对的是毛泽东。
　　在中国近百年史上，没有谁像毛泽东和林彪那样，曾经那么亲密，又那么疏远，那么大起大落了。
　　据说，毛泽东第一次见到林彪，就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１９２８年４月，朱德、陈毅率队上井岗山与毛泽东会师。毛泽东下山迎接，和朱德、陈毅从大路上山，部队从小路走的。上得山来，见部队玻坐在路边休息，一个娃娃样的军人，站在那里给部队讲话：这个土匪，那个军阀，只要有枪，就有块天下。我们红军也有枪，红军也能坐天下。
　　毛泽东站住，听了一会儿，问：这个人是谁？
　　陈毅答：他叫林彪，是个营长。
　　毛泽东说：营长？营长是领兵打仗的嘛。
　　第二天，毛泽东找林彪谈话，让林彪给井岗山红军做报告，题目叫《红军能够坐天下》。
　　据说，长征过草地时，毛泽东身边的１２个战士，从担架员、警卫员到挑夫，都是林彪在红１军团挑的。政治条件好，身强力壮。临走前，林彪请他吃顿饭，说：一定要保护好、照顾好毛主席，红军不能没有毛主席。
　　可在此之前，四渡赤水到会理后，林彪却要毛泽东下台。
　　遵义会议后，毛泽东指挥红军打了不少胜仗（也有败仗），也走了些冤枉路。林彪说走的尽是“弓背路”，应该走弓弦，走捷径。说毛泽东这样指挥不行，要把部队拖垮。在会理休整时，他和彭德怀打电话，让彭德怀站出来指挥，“我们服从你领导，你下命令，我们跟你走”。不成，又写信给中央三人小组，要朱毛下台。他让聂荣臻在信上签名，被拒绝。红１军团军团长林彪，就一个人签名送上去了。后来，毛泽东说：你懂什么？一个娃娃。
　　无疑，后一个故事与前两个是矛盾的。而后一个，白纸黑字，写在《聂荣臻回忆录》上。这就愈发使前两个故事真假难辨，甚至完全不可信。可有很多时候，生活也就是这么矛盾着，尖锐地对立着。
　　现在，当林彪在冰天雪地的黑土地上，不知踱来踱去了多少时间，脑子里那个车轱辘终于在下面一封电报上停下来时，不知他可否想过那句“你懂个什么？一个娃娃。”
　　毛主席：敌人和谈是个阴谋。蒋介石企图利用和谈，在关内停战，调集精锐到关外大打，先解决东北，再像磨盘那样南北夹击我们。恐怕还是得立足于打，立足于消灭敌人有生力量。这是我对和战的根本性意见，请主席头脑清醒考虑之。。。。。。
　　林彪手里拿支削好的红蓝铅笔，盘腿坐在炕梢，背靠在叠好的半人高的被垛上。有点西斜的阳光，透过屋檐下尺把长的冰溜子和老式窗格上的窗纸，照在那张微仰着的瘦削苍白的脸上。眼睛似睁不睁，声音不高不低，一字一句，就像背诵一篇早已熟记在心的课文。
　　季中权伏在四脚方桌上记录。他没有理会到这封电报的份量。来电去电，当时电报很多。可听到“请主席头脑清醒考虑之”时，他心头一震，笔尖停顿了一下，随即又全神贯注起来。
　　记录完毕，林彪看了一下，季中权就送交电台了。
　　回来时，林彪下炕了，正在地步踱步。
　　林彪抬起头：小季，你看这个电报怎么样？
　　季中权道：“请主席头脑清醒考虑之”这句，是不是重了点？
　　林彪站住了：对，快去拿回来！
　　电报已经发走了。
　　此电未查阅到。
　　还有一些电报也没看到。
　　季中权老人说：这封电报，准确时间记不得了，在约在秀水河子战斗前后。地点是彰武、法库一带，在一个老乡家里。电文还要长些，主要内容就是这些。这是我给林彪当秘书的２０多个月中，印象最深的一封电报。
　　毛主席没有回电。四平失守后，在那封决定林彪当东北局书记的电报中，毛主席好像提了一下，记不准了。这期间林彪也再没提，但看得出来，他有压力。
　　当年我从上海投奔革命到延安鲁艺后，组织上就教育我们要完全相信毛主席。毛主席的威望在心中是扎了根的，林彪却“请主席头脑清醒考虑之”，毛主席还会错吗？可林彪也是毛主席信得过的人哪？
　　平型关打日本，赫赫有名，说他是“常胜将军”。那时我才２１岁，也弄不明白究竟是谁对谁错。
　　老人说，“二月逆流”他被关进监狱，“九·一三”后又被勒令揭发“林彪在东北的反党罪行”。想来想去，也没想出什么。逼来逼去，他就把这封电报讲了。嘴上讲着，心里念叨：这能算吗？
　　不知这封电报上写着几个“Ａ”。就拍电报那一刻讲，两个就足够了。但从宏观上看，这无疑是一封４Ａ电报，一封战略上的４Ａ电报。
　　在战争与和平这一点上，林彪的洞察力，要比毛泽东高明、深刻。
　　黄克诚是看准了就说。林彪也不把话埋在肚里。在会里请彭德怀站出来，要“朱毛”下台的那封信，是颇能代表他的性格的。
　　但他早已不是那个“娃娃”了，话还是要说的，但通常都要放到脑子里那个车轱辘上，翻来覆去转得差不多了，再出口。
　　电报发走了又想追回来，林彪在黑土地上也不仅这一次。
　　做为一个流血的政治的政治家，林彪也是个不流血的政治的政治家，而且是个颇精明、机敏的政治家。不然，１９４２年国共关系恶化，毛泽东就不会让他出现在重庆的谈判桌前。不然，在黑土地处于最严峻的历史时刻，他就不会出任东北局书记。当然，后来“文化大革命”的发生、发展，也就可能是另一种情形了。
　　世界是个大千世界。
　　人也是个大千世界。
　　大千世界的人，把大千世界的世界，也把大千世界的自己，愈发搅和得千般色状，万端变幻，叫人愈加难以捉摸了。
　　第十章 四平不平
　　战争是个嫌贫爱富，到处浪荡的花花公子。它总是贪婪地盯着那些富美之乡，政治经济中心，重要港口和交通集散地，有机会就猛扑过去，噬吻得漫天血火。
　　四平是太对它的胃口了：位于关东腹地，正处在中长、四梅和四洮铁路的交叉点上，是进出东南西北满的自由港。
　　于是，战争就张开黑色的翅膀，从山海关一路扑向四平。
　　这是国共两党闯进关东后的第一次大打出手。
　　５月１日，毛泽东说：“东北战争，中外瞩目。”(30)
　　１２月３０日，蒋介石说：“四平街一役，奠定收复东北之基础。”
　　共产党人的最大战果，是这一仗终于打掉了“最后一战”。
　　 四平与重庆
　　３月２４日，中央在给东北局的电报中说，苏军４月份撤退完毕，国民党必由沈阳出兵向北争夺长春和哈尔滨，“我党方针是就全力控制长、哈两市及中东全线，不惜任何牺牲，反对蒋军进占长、哈及中东路，而以南满、西满为辅助方向”。“动员全力，坚决控制四平街地区，如顽军北进时，彻底消灭之，决不让其向长春前进”。(31)
　　４月６日，毛泽东在给“林彪同志并告彭”的关于组织四平会战的电报中，说：必须准备数万人伤亡，要有决心付出此项代价，才能打得出新局面。
　　毛泽东何以张口就是“必须准备数万人伤亡”？
　　３月２５日，毛泽东致电“彭林”：恩来回延三日，本日赴渝。美方因苏美关系，急欲停战，蒋被迫亦不得不停战。故美方专机接周赴渝谈判，判断数日内即可谈妥，派停战小组至东北，望你们准备一切，尤其是不惜牺牲，打一、二个好胜仗，以利我谈判与将来……
　　从１９４６年新年伊始到四平失守，在中央给东北局和“东总”的电报中，“打一、二个好胜仗，以利我谈判与将来”的句子，屡见不鲜。
　　“八·一五”后，国民党瞪着眼睛，硬说东北没有共产党军队，有的只是“土匪”。明明白白，实实在在存在着，人家却视你为无物，也实实在在叫人忍无可忍。忍无可忍也得忍着。３月１７日攻占四平，把揣着蒋介石的委任状的辽北省主席刘斡东活捉了。参战部队明明是后来成为东北野战军头等主力师的１０旅，开头却准备“以宁北保安军剿匪安民肃清土匪的消息及宁北省政府名义发通电。”(32)
　　“拒敌于国门之外”，在锦州西部打大仗，是为了“独霸东北”。现在，中央急切地要在东北打一、二个大胜仗，是为了在“最后一战”的和平到来之前，证明自己的存在和实力，以便在黑土地上争取尽量多的主动地位。
　　战略从来都是服从于政治的。
　　于是，黑土地上的四平，就成了一张流血的政治的谈判桌。
　　于是，４年前从苏联疗养回来就去到重庆，协助周恩来和国民党谈判的林彪，隔着千山万水，又一次和周恩来携起手来。
　　于是，趴伏在四平前线堑壕中的士兵，一个个都成了政治家和外交家。
　　３月１３日，苏军开始由沈阳沿中长路撤退回国第二天，国民党军队进占沈阳。接着，又先后占领鞍山、海城、营口、抚顺、铁岭、法库等地。４月上旬，调集主力，南攻本溪，北犯四平。
　　东北民主联军也拉开了架式。本溪方向，由辽东军区统一指挥３纵、４纵和保３旅，阻敌南进。四平方向，西满３师７旅、１０旅和８旅、独立旅大部，向铁岭以北集结；东满２师和北满７师，以大部向开原开进；１师和万毅纵队，暂在铁岭东南休整，准备向四平西南方向作战。
　　同时，东北局调集兵力，准备夺取长春、哈尔滨和齐齐哈尔。
　　四平不平。辽宁不宁。长春和哈尔滨炮声隆隆。
　　焦点是四平。
　　为了在苏军撤退前赶到长春，新１军运抵沈阳喘息未定，立即北上。４月８日，新３８师进到兴隆泉、柳条沟一带。当晚，被１师、３师８旅、１０旅和万毅纵队十二个团围住，激战一夜。
　　另一路７１军８７师和９１师，４月４日占领法库后，沿公路经通江口北进，企图绕八面城迂回四平。４月１０日，８７师两个团突出冒进至金家屯时，与赶去阻击的独立旅３团遭遇。
　　林彪的既定方针，是趁敌在运动中，或立足未稳之际，集中优势兵力打敌一路，求得彻底歼灭一部。新３８师本来已经进入预定地域，可这个像新２２师一样的王牌中的王牌确实厉害，没能达到预期目的。现在，８７师两个团送上门来了。他立即命令３团节节抗击，诱敌深入，一面火速调集１师、３师８旅、１０旅、万毅纵队和辽西工人教导团，共十四个团兵力，在大洼和金山堡一带张开口袋。
　　４月１５日黄昏发起攻击。战至第二天上午７时，将８７师主力大部歼灭，并击溃９１师一部。
　　梁必业老人说：１师担任主攻，从８７师侧后突破原定１团、２团并肩突破。快打响了，林彪说不行，重新调整。两个团摆在一起，梯次配备，前边摆一个营，后边摆两个营，再后边还是。前边突破一段，后边的接上去攻击，每支部队都是生力军，很快就突破了。
　　敌机很猖狂，贴着树梢俯冲扫射。林彪说：让每个战士打一枪。真打下一架。李兆书老人说：我们连配合２８团和独立旅３团断敌后路和打援。１０几挺轻重机枪摆在路边，歪把子，捷克式，加拿大式，马克辛……什么牌子都有，就跟今天街上那些小轿车差不多。天黑后，敌人上来了。开头挺硬气，往上攻，炮打得可蝎虎了。可咱们人多，又有准备，下半夜敌人就往后退了。
　　那一仗打得真漂亮，往后就不大行了。
　　大洼战斗歼敌４千３百余人，是秀水河子战斗后又一个较大的胜仗。
　　秀水河子战斗后，中央军委在贺电中说：在顽敌进攻下如能再打两次这样的战斗，国民党将不能不承认我在东北地位。
　　在大洼战斗的贺电中，也表达了同样的意思。
　　重庆谈判桌上，共产党人的记分牌增添了一分。
　　但这并不能改变共产党的劣势。
　　悲哀的马歇尔
　　“没有四平就没有东北。”(33)
　　这是蒋介石说的，说得得意、自信。
　　他有理由得意、自信。
　　他的爱将没辜负他的厚爱，在黑土地上指哪打哪，连连得分。
　　最重要的一分，是他亲自得的。
　　在“八·一五”后中国这场内战的历史上，写着马歇尔的名字。
　　从１９４５年１２月２０日到１９４７年１月８日，写了１年零１８天。
　　１９４６年４月下旬后，内战的焦点在东北，马歇尔的精力也就主要集中在东北。毛泽东说“东北战争，中外瞩目”，那个“外”和“目”，很大程度上，就是指的这位杜鲁门特使那双炯炯有神的蓝眼睛。
　　关于马歇尔的调处，我们曾谓之为彻头彻尾的虚伪，是打着调处幌子纵容、支持蒋介石发动内战。从宏观上看，这是不无道理的。具体到有些问题，就不无偏颇之处了。
　　马歇尔来华不久，即停运国民党军队到华北，暂停给国民党新的大规模援助，帮助中国完成了包括东北停战协定的四大协议。
　　这无疑给饱经战难的中国人民带来了福音。于是，黑土地上就出现了“欢迎马歇尔”的口号。人们把这位后来提出“马歇尔计划”的诺贝尔和平奖获得者，当成了救苦救难的洋菩萨。
　　他的格言是：“一旦去干就要成功”。
　　他很快就陷入了窘境。
　　这与美国的既定政策有关。
　　从抗战初期卖给日本军用物资大发其财，到太平洋战争爆发后，帮助国民党抗战以牵制日军南下，美国对华政策的基点，始终是“为自己”。就像苏联先是援助国民党，现在又支持同一个“祠堂”的共产党，都是为自己一样，是可以理解的。通过雅尔塔协定，美国在中国获得了最大的利益。战后美国对华政策的基点，就是保护这些利益，并伺机攫取更大的利益。
　　蒋介石心里明镜儿似的。
　　在“史迪威事件”中(34)，不能就蒋介石没有中国心，但更值得赞叹的是他的精明。美国多的是将军，全世界却只有一个蒋介石。美国要使中国抗战，就越不过蒋委员长这个台阶。窥透了这一点，他就毫不犹疑地表现出了令罗斯福震惊的强硬和果断。现在仍是如此。美国要想保持它在中国的利益，只有依靠他蒋介石。无论这个亚洲大国发生了什么事情，世界头号强国美国都别无选择。
　　他要打内战，要通过一场内战消灭共产党。
　　如果外交不是以实力为后盾，而纯粹是权术的竞技，那么，有着几千年传统的中国式狡猾，即便不是天下无敌，也叫你缠不清，理还乱。
　　１９４５年１１月２６日，美国前任驻华大使赫尔利，在给杜鲁门总统的辞职报告中说：“在战争期间，我曾供职于爪哇、澳大利亚新西兰和西南太平洋一带，埃及、巴勒斯坦、黎巴嫩、叙利亚、外约旦、伊拉克、沙特阿拉伯、伊朗、俄国、阿富汗、印度、锡兰、缅甸和中国。在所有这些派遣的任务之中，中国的是最复杂和最困难的。”(35)
　　把这些话仅仅视为赫尔利在华使命失败的托词，是不妥当的。
　　５星上将马歇尔的才智、名望和风度，都不是这位穿过牛仔裤的俄克拉荷马州人可比拟的。可面对蒋介石这样一位盟友，他就能创造奇迹吗？
　　而且，他也是美国人也要为美国服务，为美国的政策服务。
　　而且，当他踏上中国土地时，他的国家就是个不干净的角色了，星条旗已经可耻地飘扬在中国内战的硝烟中了。
　　所以，无论马歇尔本人多么清白、公正、真诚，也无论他在世界能得到多少诺贝尔和平奖，在中国，只能是悲哀的马歇尔。
　　谁来，也不能创造奇迹。
　　他们都是抗战名将
　　——战犯录之二、三、四
　　说闯关东的国民党军队是精锐部队，是精锐在它的全美械和半美械装备，精锐在操纵这些装备的是训练有素，具有丰富战斗经验的士兵，更精锐在指挥这些军队的将军，都是蒋介石手下能征善战的一流强将。
　　之二：“东方隆美尔”七九河开，八九雁来，九九艳阳天。
　　老天爷是真够照顾的，太阳又红又大，罩在几乎全是“南蛮子”的新一军官兵头上，脊背暖洋洋的。土地爷却发了脾气，大概是被“天下第一军”的美械装备搅了好梦，一路和它过不去。
　　过了惊蛰，阳光下，湿漉漉的南风一溜，铺了一冬冰雪的黑土地，就由南向北一路融化开来。田野上泥水南流北淌，道路上积水翻浆，“电道”变成了地地道道的“垫道”：马车、牛车、毛驴车，特别是重载车，不是路面滑腻难动窝儿，就是陷进坑洼爬不上去——你就一路垫去吧。
　　新一军这些“南蛮子”哪见过这个呀。本来浩浩荡荡，威风凛凛，又风弛电掣的汽车、炮车和装甲车队，涂着“青天白日”徽记的绿色车身糊满泥水，像群生了癞疮的老牛，一路喘息着，走走停停。有的路面平光光、干爽爽的，加大油门开起来，车头猛地一沉，屁股就撅起来了。有人以为是中了地雷，却没爆炸声。
　　有人认为是土八路挖的陷井，可也不能挖这么多呀？问老乡，才明白这叫“翻浆”：夏天暴雨冲刷的坑洼被秋雨灌满了，风雪一捂凝结了，春天化冻后，表面风干了，肚子里却是一摊浆糊般的稀泥。
　　于是，就沿路去折老百姓的门板，抱柴垛上的柴禾，朝车轮下垫，朝泥浆里垫。
　　杜聿明原定４月２日占领四平，又推至４月８日。结果，直到４月１５日，新１军和７１军才推进到四平近郊。
　　西欧那位隆美尔被称为“沙漠之狐”。这位被誉为“东方隆美尔”的孙立人的“天下第一军”，现在成了黑土地上的乌龟。
　　此刻，孙立人应英国女皇之邀，正在伦敦受勋。
　　在佩带中正剑的将军丛中，孙立人是非同凡响的。
　　首先是他的履历。
　　他是安徽舒城人。先入学清华，后保送赴美，入印第安那州的普渡大学，获工程学士学位，又转入弗吉尼亚军校，成为那位悲哀的马歇尔的校友。这样，在留日派、保定系、黄埔系等派系如林的国民党将军中，他就成了形单影只的留美派。又是货真价实的工程学士，将军兼学者，愈使他显得凤毛麟角。
　　二是他的业绩。
　　一九三七年“八·一三”抗战，他是税务警察总团特种兵团团长，率队参战中弹负伤。一九四零年，税警团改编为新三十八师，他任师长。翌年，随杜聿明的中国远征军入缅作战。
　　一九四二年四月十八日，英军第一师和装甲第七旅在仁安羌被围，向中国军队求救。孙立人即令一一三团星夜赶去，发现日军只有一个大队（营），迂回至仁安羌北面，截断了英军的退路。英军七千多人，竟然束手无措。一一三团当即发起猛攻，将日军击退。
　　对于在打通滇缅公路中立下赫赫战功的新三十八师，此举实在算不了甚么，大概连孙立人也没怎么往心里去。新二十二师和下面将陆续写到的一些将军的功绩，也并不在新三十八师和孙立人之下。但是，由于孙立人直接救了英国人的命，又是在美国点化的，于是就大受洋人青睐。先是送一顶“东方隆美尔”桂冠，后来又给戴上一枚英国皇家“自由”勋章。
　　不过，这荣誉毕竟是在战场上实实在在打出来的，是中国军队的光彩。
　　还有他的性格。
　　大凡在美国吃过面包的人，都有那么点无拘无束，放浪形骸。孙立人倒不必言必称美利坚，但他的基于学识和战功的孤傲、倔强，有话就说，有屁就放，不会搞人际关系，也是有名的。据说，后来在台湾任陆军总司令期间，每周的军事汇报从未准时出席过。原因是不愿向参谋总长周至柔敬礼，迟到可以避免，因为蒋介石到场了。
　　美国式的民主令人羡慕，但孙立人是生活在中国，是封建专制的中国。而且，他不是工程学士，而是位将军。他侥幸没在大陆成为战犯，但他脱不过“孙立人兵变”(35)。他没有申诉机会，百年之后将成为千古迷案。但这种命运，从他接受美国式教育回到中国那一天，是不是就已经定了？
　　而现在，这位不屑与周至柔等人为伍的孙立人将军，在伦敦授勋完毕，也没和老头子打个招呼，又应史迪威之邀，去大洋彼岸旅游参观了。
　　当这位“东方隆美尔”踏上黑土地，站在他早就应该站到的位置时，杜聿明督率他的大军，已经快攻入四平了。
　　孙立人面对他的三个师长，将胸前那枚“自由”勋章向上移动了一下：这里将佩戴和明天一起到来的”青天白日”勋章。
　　之三：黄埔老大哥正在指挥部队向四平开进的郑洞国，远远地望见孙立人赶来，就停在路边等候，将新１军“物归原主”了。
　　他黑了，瘦了，长脸上灰蒙蒙的、厚实的嘴唇爆了皮，一双眼睛红得像兔子眼睛似的。
　　一个农民最幸福的，莫过于捧着金灿灿、饱鼓鼓的稻谷的时刻了。对于一个将军，最欣喜、最荣耀的，莫过于攻下一座强兵据守的重要城池，并在万人瞩目中，以胜利者的姿态进入这座城池了。
　　郑洞国是最有资格充当这种角色了。从４月１０日起，他就一直在四平前线指挥战斗，指挥所先后由开原推进至昌图，又进至双庙子，多次到前线督战。他现在所处的位置，进入四平，夺得首功，只是举步之劳。可他好像根本就没想过这些。他把新１军指挥权交给孙立人，就不声不＝响地退回双庙子前进指挥所了。
　　这就是东北保安长官司令部副司令长官郑洞国。
　　一个纯中国特色的将军。
　　在实力雄厚的黄埔系将领中，和杜聿明同为黄埔一期老大哥的郑洞国，以他的敦厚，忠诚，勇猛，打仗稳当，独树一帜。
　　１９２５年春，孙中山下令东征打陈炯明。攻到淡水城下，以校长身份指挥黄埔学生军的蒋介石，在官兵中征选“敢死队”百余人，强攻淡水。枪林弹雨中，敢死队员郑洞国第一个攀上云梯，冲上城墙。
　　“七七事变”后，做为蒋介石的嫡系将领，从古北口抗战到保定会战，徐州会战，武汉会战，昆仑会战，宜昌会战，直到１９４３年率远征军进入印缅作战，北征南杀，大小几十战。身上伤疤之多，据说在东北国军高级将领中，是数一数二的。昆仑关战役中，他亲率荣誉第一师担任正面主攻。冲上去，打下来，全师伤亡近半。当年的敢死队员红了眼睛，亲自督战。号称“钢军”的１２旅团旅团长中村正雄，就上他的部队击毙的。
　　在远征军入缅作战失败，退居印度那段寄人篱下的日子里，连孙立人都对美军将领的骄横跋扈愤愤不平，郑洞国却能和他们处得来。
　　红领巾时代，对于连环画、小说和银幕上那些“叛徒特务狗汉奸”，就有深刻印象。即便是在那从生活到文学都模式化了的年代，舞台、银幕上只要一出现这类角色，冷漠的观众也会发出一阵笑声。
　　在这位能和美军处得来的郑洞国将军身上，你看不到那种媚骨和奴相。他有时也不得不忍耐着点，但更多的是凭借他的坚毅、尊严、正气和大度，去面对他置身的那个世界。他的这种品格，赢得了同事、部下和上司的敬仰和信赖，也征服了以主子自居的美国将军。这种品格，本来就是人类应具的高尚的美德。
　　就是因为这种美德，杜聿明把他从汤恩伯的第３方面军挖来，当杜聿明的副手。
　　就是这种美德，后来他明知不可为也为之，去到了长春那座死城。
　　从他指挥他的部队在黑土地上打响第一枪后，这种美德就化为负数了。
　　也是“各为其主”吧。
　　之四：逐次抵抗大师孙立人入缅作战失败退入印度时是新３８师师长，从印度反攻前任新１军军长。廖耀湘则依照同样的顺序，由新２２师师长升任新６军军长。
　　都是王牌师和王牌军的师长、军长。
　　在某种程度上，新２２师打得比新３８师还出色，因而廖耀湘就显得更加非同凡响。
　　１９４２年３月３０日，在优势日军攻击下，为避免被敌各个击破，杜聿明命令第２００师撤出同古，又命令新２２师在斯瓦河两岸阻滞敌人，掩护主力集中，准备进行平满纳会战。
　　从斯瓦至平满为一条隘路。日军攻击部队为第５师团三个联队和第１８师团两个联队，并配以重炮、坦克和数十架飞机，狂轰滥炸。面对绝对优势的兵力和火器，新２２师沿途构筑阵地逐次进行抵抗。待日军进入预设阵地，埋藏的地雷炸弹一齐引爆，两侧伏兵和正面阻击部队齐出反击。开头，日军凭借武士道精神，不顾伤亡，顽强攻击。两、三次后，就不敢冒进了。新２２师就虚设一些阵地，引诱敌人上钩，并不断派出小股部队，出击敌人侧后。４月１０日后，日军又调集第５５师团，全力攻击。新２２师仍以这种虚虚实实的战法，痛击敌人。战斗半月之久，日军伤亡惨重，始终摸不清新２２师虚实。１６日，新２２师安全进入平满纳，将穷追不舍的日军引入预定地域。
　　对此，杜聿明曾评为远征史上“罕见的战例”(37)。
　　写完这段那天晚上，笔者做了个梦：炮弹把斯瓦河溅成漫天瓢泼大雨，河面上漂满翻着肚皮的死鱼。涂着太阳徽记的飞机，在亚热带丛林上空尖啸着，红色的火焰将绿色的世界一片片烧成焦黑。
　　在这红绿黑之中，在火与血中扑抱在一起撕打翻滚的士兵——这一切都是无声的。
　　我站在廖耀湘跟前。他站在堑壕前，不理睬我这位“共军”，只顾擦他那副眼镜。一会儿，那副眼镜变成了望远镜。擦完了就放在眼前张望。眼睛望着，嘴里下着命令，表情温文尔雅，身子一动不动。他的命令我一句也没听懂，好像讲的是法语。对了，他在法国圣西尔军校镀过金。在西方，圣西尔军校与西点军校齐名。可他没直接救过洋人，洋人就不捧他。一排炮弹在前面筑起一道火墙，冲击波把他的军帽掀掉了，头上光秃秃的像个葫芦瓢……
　　醒来想起，他的光头是见自《辽沈战役亲历记》中的一幅照片。
　　现在，１９４６年５月１４日，这位“丛林之狐”一样的逐次抵抗大师，又率领他的新６军由开原以中长路以东山地，准备迂回至四平以东火石岭子地区，攻击共军之左侧背。
　　由开原至火石岭子，公路两侧都是山地。西侧山地纵深小，距中长路近，共军不可能埋伏大部队。东侧正好相反，又是共军进出南北主要通道，还有可靠后方，是新６军北进最危险的方向。
　　“攻其无备，出其不意。”孙子兵法和经验都告诉他，应该走那条最危险，但有时却是最安全的路。
　　他走对了。
　　他以配属新６军的７１军８８师作预备队，将新６军三个师分成左右两路纵队，实行广正面前进，彼此互相掩护。一路遇敌，若敌兵力不大，另一路仍可一意前进。
　　他学乖了。一是接受了８７师的教训，二是刚在本溪打了几仗，认识了土八路也不像想像得那样好对付。而且，当年打日本也常这么干，轻车熟路。
　　５月１４日上午，左路先头团在威远堡门附近与共军遭遇，前卫营一个连长阵亡。这是新６军闯到关东后，阵亡的第一个连长。战至下午，共军主动撤离。
　　从开原出发前，廖耀湘就得知林彪调３纵沿中长路东山地南下，准备迂回四平国军之右侧背。威远堡门战斗，廖耀湘判断只是３纵先头部队，缴获资料却出乎意料地证明就是３纵主力。他立即得出结论：既然３纵主力不能阻止一个团的攻击，那么一个新２２师就能击破北进路上任何共军。
　　１８年后，廖耀湘在回顾这段“罪责尤深”的历史时，字里行间不无得意之色：当时国民党在东北战场上的作为，可以说大都取决于战地负责实际指挥之责任者的决心意志和企图，尔后新六军敢以六个师北上长春与东出梅河口（而且东出梅河口是我个人的主张，呈报杜聿明决定的），实直接与威远堡门之战斗结果攸关。威远堡门不仅给我个人带来了嚣张的气焰，也给整个新六军的所属各部队带来旺盛的士气，但同时也带来了轻敌的心理。对新六军而言，可以说威远堡门之战开启了顺利进犯四平与长春的端绪。这个并不闻名也并不为人所注意的小战斗，其影响是很深远的。(38)
　　５月１８日下午，新２２师先头部队到达火石岭子以南时，发现共军在公路两侧山上构筑阵地，连警戒都未布置。到达火石岭子车站时，一列从梅河口驰来的军车，不知车站已经易手，还在向前开进。
　　比之汤恩伯之流，廖耀湘等人从意志、决心到战术，简直是天壤之别。
　　杜聿明笑了
　　——续战犯录之一
　　此刻的杜聿明，面黄肌瘦，１。７米左右的汉子，据说体重还不到１００斤。１月３０日，他率领１３军进占阜新后，即感到腰腿疼痛不支。咬着牙挺到秀水河子战斗结束，就再也撑不住了。２月１８日，乘专机飞北平，住两个月院，割去左肾，未等彻底痊愈，就又匆匆降临黑土地。
　　对于杜聿明来说，最清新的空气，不是林间湖畔拌着花香鸟语的气息，更不是简直要令他窒息的来苏儿味儿，而是带着血腥气的硝烟，是卷着尸臭的火药味儿。毫无疑问，他是在骨肉相残的战场上病倒的，但并不能因此就说是在内战中累病的。从古北口抗战到昆仑关大捷，特别是入缅作战败走野人山，在那空气都能攥出水的亚热带雨季原始森林里，没有雨具，没有住处，野人似的辗转跋涉两个多月，谁能断言病根不是那时落下的？而且，倘若此刻黑土地漫卷的不是内战硝烟，而依然是抗战峰火，又谁能说他不会同样走下病床，踏上战场？
　　不过，就像老战友郑洞国的美德早已变成负数一样，杜聿明现在对蒋介石愈是披肝沥胆，对他的将来也就愈加不利。
　　４月１６日，杜聿明返回黑土地时，局势是这样的。
　　四平方向，新１军和７１军攻击受挫，非增加兵力打不开僵局。本溪方向，４月１７日，熊式辉亲自指挥５２军２５师和新６军１４师攻击，２５师一个团被重创，逐放弃攻击。
　　从兵力看，四平和本溪共军各有１０万余人。论火力战斗力，四平优于本溪，林彪又亲自在四平指挥。而本溪与沈阳唇齿相依，为沈阳门户，共军集结本溪，直接威胁沈阳安全。如将本溪共军压迫至连山关以南，即可抽离一个军以上兵力增援四平。而且，新６军主力在辽阳，５２军主力就在沈阳附近，稍加调整，即可攻击。
　　不到１００斤的身子朝大衣里一裹，杜聿明驱车奔沈阳南郊的红庙前进指挥所了。
　　行前，在报纸上发条消息，说他已到四平前线督战。
　　林彪也惯会来这手。
　　从沈阳起飞的飞机，带着隆隆啸声，一批批从头上掠过，再一批批转来。在远方那心驰神往的蓝天与大地交接处，炮声、炸弹声就像沉雷似的日夜轰鸣。还有身边几部电话机不时响起的铃声。这铃声突然响起来是最讨厌的，特别是对一个身体衰弱的病人。可杜聿明喜欢听，因为那铃声是从前线传过来的，他已经两个月没听到这铃声了，更何况这铃声传递的都是好消息，据说音乐可以治病，他需要的就是这种音乐。他觉得此刻就像置身在一座现代化的音乐厅里，倾听一曲由他创作并指挥的交响乐。
　　也出了点不谐和音。
　　坐在原苏军司令部的东北行营大楼里的熊式辉，听着南方一阵紧似一阵的轰隆声，唯恐杜聿明重蹈覆辙，心头像有堆蚂蚁在爬。一大早，就让参谋长赵家骧打电话，要杜聿明回来，另谋万全之策。
　　对于这位像自己一样腿不大好，被人并称“东北二瘸”的行营主任，杜聿明在心头是没怎么瞧得起的。若论官场倾轧、角斗，他或许不是对手。可现在是战争时间，东北的一切只有通过战争才能解决。熊式辉也军装笔挺，耀眼的红领章上，每边还比他多一颗金黄色的星花。可那不过是聋子的耳朵而已。他杜聿明司令长官才是堂堂正正的驰骋疆场的国军将领，蒋介石是靠他来打黑土地这块天下的。
　　不过，他也不敢得罪这位陆军上将，他毕竟是他的上司。熊式辉只要随便往老头子耳朵里吹吹风，他杜聿明打几个好仗，再瘦下去一圈，也是难以抵销的。
　　从战场到官场，他都不想吃亏。
　　但他现在不想回去。他理大，熊式辉官大，理没官大。蒋介石两次限令攻占四平的期限都过去了，熊式辉一筹莫展。进攻本溪失败后，听说每天晚上都用安眠药安眠。没有平地不显高山。现在正是大展身手的当口。只要能迅速打开僵局，首先是打开本溪方面的僵局，他就能用事实征服熊式辉，使熊式辉放手让他指挥作战。同时也在重庆谈判桌上压下一个沉重的砝码，给老头子送去一份最好的礼物。
　　他决定拖到晚上再说。打得好，熊式辉不会强迫他改变决心。碰了钉子，再改变计划也来得及。
　　他给新６军军长廖耀湘和５２军军长赵公武打电话，命令他们全力猛攻。
　　他成功了。
　　他在四平也得手了。
　　５月１２日，新６军向开原集结时，杜聿明在沈阳向廖耀湘交代任务，指出：共军若继续据守抵抗，新６军就向左旋回，直接攻击共军左侧背；共军若撤退，即进出辽河套南岸，截断共军向北退路，压迫共军主力于辽河套内歼灭。
　　林彪跑了。
　　杜聿明逐下令向长春推进。
　　蒋介石有些犹豫。他担心在长春会遭到顽强抵抗，又会形成四平那样旷日持久的胶着状态。不如养精蓄锐，待与中共彻底闹翻时再打。反正和战开关都在他手里。
　　杜聿明进攻长春腹案，是在本溪战斗进入尾声时就打好了的。
　　他向蒋介石派来视察的副参谋长白崇禧，据理力争：第一，攻击四平街的目地，就是为了击败共军主力，一举收复长春、永吉（即吉林省）。如果不乘胜追击前进，必将前功尽弃。第二，停战后，我军整补，共军也会整补。而共军扩充非常迅速，我军却不能尽量扩充。鉴于从去年十一月二十六日到锦后奉命停止前进，到今年三月底为止，这四个月之间，共军兵力增加了一倍多，我军当时以两个军可以顺利打到锦州，而现在有七个多军却到处被共军牵制，尚不能顺利打下本溪、四平，说明停战是对共军有利而对我军不利。第三，现在命令已经下达了。大军作战收回成命不是那么简单，中途变更部署也是很困难的，反而引起部队的疑虑混乱，有被敌人各个击破的危险。第四，长春为东北首府，永吉小丰满水电站为东北的动力资源，一举收复，在政治上影响很大。在军事上，可与共军隔江（松花江）对峙，形成天堑，对我军有利。在经济上，可以依靠小丰满的电力，供给长春、沈阳、鞍山等处用电，发展工业。否则，小丰满电站被共军控制，东北用电都成问题。(39)
　　他又如愿以偿了。
　　鞍马奔劳的疲苦，由一连串的胜利加倍地补偿了。
　　杜聿明的身体增大了一圈，原来那张灰黄粗糙的脸上，竟像喝了杯醇酒似的，泛起了淡淡的红晕。
　　站在黑土地潮润的春风中，以雍容稳健著称、轻易不喜形于色的杜聿明，笑了。笑得那么开怀、Ｘ意，又笑得那么矜持，稳重——一派儒将风度中的春风得意。两年半后，共产党人在决定他为哪级战犯时，大概是不会忽略他的这段经历的。
　　会笑的人最后笑。
　　（可林彪就笑到最后了吗？）也许更令人忍俊不禁，却又笑不出来的，是杜聿明和廖耀湘这些=屏蔽广告=名将做为战犯走进监狱时，竟和当年的日本战犯生活在一起。中国战犯除了写材料和养病的，是必须劳动的，洋战犯却不必拿中国锄头。中国战犯除了病号吃小灶，别的都是中灶，洋战犯则全部吃小灶。这似乎是很难理解的，又似乎是很容易理解的。
　　四平不是马德里
　　——４Ａ电报之三
　　从４月１８日国民党在四平市郊打响，到５月１８日民主联军撤出四平，四平保卫战正好打了一个月林彪不想打这仗。
　　４月１１日深夜，林彪在给中央和东北局的电报中，在叙述了阻击新１军新３８师和７１军两个师的推进情况后，说：在此种情况下，及在蒋介石继续增兵东北的情况下，我固守四平和夺取长春和可能性和东北和平迅速实行的可能性均不大，因此我军方针似应以消灭敌人为主，而不以保卫城市，以免被迫作战其结果既不能保卫城市又损失了力量，而造成以后虽遇有利条件亦不能歼灭敌人，故我意目前方针似应脱离被迫作战，采取主动进攻。对于难夺取与巩固之城市，则不必过分勉强去争取，以免束缚军队行动。
　　这是基于双方实力而得出的判断和建议，是林彪的又“一个根本意见”。
　　４月２７日，毛泽东致电林彪：林彪同志：一、四平守军甚为英勇，望传令奖励；二、请考虑增加一部分守军（例如一至二个团）化四平为马德里。
　　 军委
　　５月１２日，黄克诚致电中央：中央：（甲）由关内进入东北之部队，经几次大战斗，战斗人员消耗已达一半，连、排、班干部消耗则达一半以上。目前虽尚能补充一部新兵，但战斗力已减弱。
　　（乙）顽九十三军到达，如搬上大量炮兵及部分坦克用上来，四平坚持有极大困难，四平不守，长春亦难确保。
　　（丙）如停战短期可以实现则消耗主力保持四平，长春亦绝对必要，如长期打算下去，则四平长春固会丧失，主力亦将消耗到精疲力竭，不能战斗。故如停战不能在现状下取得，让出长春可以达到停战时我意让出长春，以求得一时期的停战，也是好的，以求得争取时间，休整主力，肃清土匪，巩固北满根据地来应付将来决战。
　　（丁）东北如已不可能停战，应在全国打起来以牵制国民党向东北调动，东北则需逐步消灭国民党主力，来达到控制全东北的目地。
　　（戊）我对整个情况不了解，但目前关内不打，关外单独坚持消耗的局势感觉绝不利。故提出面意见请考虑。
　　 黄克诚
　　 辰文
　　毛泽东不给黄克诚回电，是因为毛泽东不同意黄克诚的意见。
　　林彪不给黄克诚回电，是有难言之隐：他同意黄克诚的意见，却不能不执行毛泽东的决定。
　　４月１８日攻占长春，林彪精神为之一振。第二天清晨，即发出一封电报：东北局中央：⒈长春攻占意义甚大。
　　⒉敌新一军三个师，七十一军两个师正向四平进攻，现一个师已被我大部歼灭另一个师被我歼灭两个营，我方伤甚大（开原起义约四千人）。
　　敌昨日已直接开始攻四平，我守军决战至最后一人。
　　⒊望令攻长春之杨国夫部曹里怀部及第八旅等有战斗力的部队星夜南下，至四平急进，决不可以攻长春伤亡与疲劳而有所影响，否则对大局极不利。
　　⒋长春只留少数部队保卫城市。
　　 林
　　本溪、大洼的胜利，长春、哈尔滨和齐齐哈尔的迅速夺占，使黑土地局势一时变得好看了些。于是，林彪调兵遣将，“守军决战至最后一人”。
　　其实，没有这些，林彪也不会违背毛泽东“化四平为马德里”的决定。
　　１９４５年１１月２１日，林彪在锦西发出那封“应避免仓促应战应准备放弃锦州以及以北二三百里”的４Ａ电报后第二天，又接到刘少奇代表中央拟定的《全力消灭锦州顽军》的电报(40)。这无疑是与林彪那个“根本意见”相悖的，但他仍然回电表示执行中央决定。
　　有必要把这封电报抄录如下。
　　军委：⒈我决心在锦西高桥以西山地进行大规模的歼灭战。
　　⒉梁师黄师应迅速到江家屯地区附近一带迅速休整恢复体力鼓舞士气，同时派出高干侦察地形提供作战意见度以小部控制大小虹螺山（岘）构筑据点。
　　⒊已令沙李部在高桥锦西（三十里）附近正面抗击敌人牵制敌先头，目前则派出小部队逼近敌人进行骚扰与夜袭。
　　４杨国夫部应以一个团接近铁路逼近与吸引敌人，其主力应到杨家杖子毛家屯一带望立即行动。
　　⒌此战关系全国政治形势关系东北前途，必须以最高度的积极与勇敢组织与进行这一战役，望加速休整部队尽可能求得部队的足衣足睡蓄养精力以便猛冲敌人向敌人肉搏。
　　 林彪
　　 　廿三日十一时
　　虽无“决战至最后一人”的话，但决心和气魄都是够大的。
　　但要以为无论在何种情况下他都会命令他的部队死守死地，直至战至一兵一卒，那就不是林彪了。
　　林彪调集十四个师（旅），以四平市区为中心，构成一条东西蜿蜓百余里的防线，先后击退敌人正面进攻和迂回，打成对峙。
　　５月１５日，杜聿明调集十个师，分三路突击四平。以新１军担任正面攻击；７１军两个师向四平以西攻击，威胁侧翼；以新６军等五个师向四平以东迂回，企图截断民主联军退路。
　　四平，危机四伏！
　　四平北不到２０里的一个小镇梨树，这些日子变得格外热闹，简直有点车水马龙了。民主联军的在车、驮车，偶尔也有几辆缴获的美制道奇，和接收的烧木炭的像患老年慢性气管炎一样吭哧着的日本汽车，使仅有的一条十字小街愈发显得狭窄、拥挤了。在南面轰轰隆隆的炮声中，绸布店，粮米店，酱菜店，杂货铺，大都关门了。几家饭馆倒是格外兴隆，穿着灰色、黄色和灰不灰、黄不黄的军装的人，进进出出。老板们点头哈腰迎送着，一个个笑逐颜开。不过，在迎进送出和数票子的同时，也都在察颜观色，并不时打着眼帘向那炮声隆隆处望一阵，随时准备带上早已打点好的金银细软“跑屁头”（东北话，即“逃难”）。
　　小镇东南角一栋平房里，林彪在踱步。
　　这是一个中学教员的家。如今的中学教员家庭，除了书外，内外观很难与周围居民找出差异。此时非同一般，起码这３间青砖瓦房的那几扇玻璃窗，就可与七品“县太爷”相比。明亮的屋子里，最显眼的是墙上那幅以四平为中心的五万分之一的军用地图，和地图上那些挤挤匝匝的红绿色小旗。
　　林彪踱步的起始点都是这幅地图。踱着踱着，就站到地图前望一阵，有时踱到院子里，踱回来还在地图前止步。有时好像什么也没踱出来，望一阵子又继续踱。有时就说：小季，记录。于是，一封电报就飞向前线，或是东北局，或是延安。如果说这期间还有什么动作，就是伸手到桌上那支布袋里抓把黄豆，像如今银幕和荧光屏上一些外国人嚼口香糖那样嚼着，脚下继续踱着。
　　流血的政治的轮子在黑土地上飞旋着，也在林彪的脑子里飞旋着。
　　世界上没一个比喻是完美无缺的。把人，特别是把林彪这样一个人和谁进行比较，更是一件蠢事。但是，把他一生中指挥过的大小战役，战斗进行比较、分析，就不难发现，这位非常强调“二百米内硬功夫”和“刺刀见红”的将军，更善于打运动战，打巧仗，而较少打那种硬碰硬的阵地战，消耗战，特别是在敌强我弱的情况下。
　　做为一个流血政治的政治家，林彪懂得四平这颗棋子在国共对垒这盘棋上的份量。四平顶住了，半个东北就是共产党的了。但愿望是一码事儿，有没有实力，能不能顶住，又是一码事儿。他又何尝不想“独霸东北”呢？实力对比，当然也包括智谋的较量。力量不足，就要使巧劲。如同他这个“三等残废”和一个大汉摔跤，要想取胜，就要凭借灵巧，闪转腾挪，瞅准空档，这一拳，那一脚，一点一滴地消耗，拖垮对手，而千万不能支起架子，让人家抓住。在秀水河子和大洼，他就是这样干的。在锦西不打大仗，向后撤，也是这样一个宗旨。可现在，他被抓住了，是等在这里让人家抓住的。
　　而且，打了８年游击战的部队，根本不适应这种控壕据守的正规阵地战。
　　开头，一些部队把碉堡修得老高，像日本鬼子炮楼似的，被美式大炮一炮一个，成了靶子。７师主力星夜南下，进入阵地就开打，还是山海关前那一套。可敌人早已学乖了，“三板斧”一点不灵。这种情况并非一个７师。
　　在兵力火力都不得心应手情况下，以每个团１８里防御正面的浅近纵深，把敌人硬顶了一个月，原因种种，下面将一一写到。而做为东北民主联军的统帅，林彪是不遗余力了的。
　　但他现在不想顶了，他看出火候了。
　　每个在前线的指挥员也都看出火候了。
　　一些老人说：那时看国民党那劲头，别说３年，就是用上打鬼子的８年，也不一定能打垮。
　　林彪的辨法，挺绝妙，也挺平常。在绝妙和平常之间，我们可以看到鲜明的林彪风格。
　　请看４月２９日电报：中央东北局：２８日亥时电悉。近十日内恰值夜间无月亮不便我大军的夜间作战，又因地形平坦及新一军已构筑阵地，且七十一军及五十二军六十军各一个师已与刻军靠拢，故在十日内歼灭或击溃刻军可能性不大。进入东北之敌，为国民党最精锐的，新一军又为其最强者，故我军虽奋勇作战，伤亡重大，弹药消耗甚多，但只能作部分的消灭与击溃敌人，而难于全部击溃与消灭。
　　四平仍在我手，敌攻势受挫，但正在调防，准备向我作新的进攻。以上情况供你们研究参考。
　　 　林
　　不讲守得住，也不讲守不住，只强调困难，明确说明１０天之内不会出现奇迹。而且，“最精锐”的敌人正“准备向我作新的进攻”，为后文打下伏笔。
　　再看４月２３日电报：中央东北局：在保卫四平的战斗中几个老主力旅伤亡各有一千数百人，子弹消耗为数浩大兹将第七旅彭明治部本旬报告转如下：自四月徽泉头守备时部队变化甚大在泉头双庙（牛亡）牛哨半拉山门阻击敌军迟滞敌人前进仍然给敌人严重杀伤。自己本身的伤亡数不下千数。
　　在四平北郊的防御战中只二十团十旅特务营伤亡五百余昨晚战斗十九团以猛攻小孤树占领村庄，我伤亡百余，二十团猛攻任家屯之敌计伤亡达百余。
　　以上屡次战斗伤亡失联络已达千七百多人，有的连队进行两连合一，有和剩班把人基础一时恢复不起来，同时在月来（此处似有误，但意思尚可明白——笔者）运动中冒雨行军，担任防御任务，白天与敌激战，夜间修作工事，休息时间甚少，体力精神疲，因此部队勇气不像过去那样激昂，那种生气活泼的现象也不见有。
　　 林
　　 寝
　　还有５月１７日电报：中央东北局：兹将程世才(41)来电转如下:除大台山作战外，自十日至今，连续进行七日保卫战，部队没有睡过一通夜，终日作战，转移作工事，甚疲劳，所携各种子弹炮弹已耗尽了，地方对我战斗动员差，找不到担架，前线上伤员运不下，西丰城严重太平景像。
　　 林
　　 筱日
　　在这里，他又把正在前线浴血奋战的指战员推上第一线，用他们的嘴把自己想说的全说出了。这是无可挑剔的。来自前线的意见是最有权威的。换个人，也会这么做。
　　完成林彪风格的最重要一笔，在于不到最后一刻不说话。
　　５月１７日电报：中央东北局：四平今日敌北面与西面的攻势被我压倒，我获枪百余支，东南阵地则被敌攻占，现东南形势危急，刻敌我正猛烈争夺中，已令各部拼死奋战，求得压敌之新攻势。
　　 林
　　 筱
　　５月１８日电报：中央东北局：四平以东阵地失守数处，此刻敌正猛攻，情况危急。
　　 林
　　 ５·１８
　　中央东北局：敌本日以飞机大炮坦克掩护步兵猛攻，城东北主要阵地失守，无法挽回，守城部队处于被敌切断的威胁下，现正进行退出战斗。
　　 林
　　 巧亥
　　终于到了那一刻，林彪就坚决、果断、毫不犹豫地说出去，做出来。
　　机敏得就像只黑土地上的狐狸。
　　克劳塞维茨说：“防御的概念是抵御，在抵御中包含有等待，我们认为等待是防御的主要特征，同时也是防御的主要优点。”
　　四平保卫战也是等待。这种等待在战争中是不多见的：掘壕据守一个月，等待重庆谈判桌上的唇枪舌剑平息下来，签一纸停战协定。
　　１０年前发生在西班牙的马德里会战，也包含有等待：等待国际纵队的援兵。４年前的斯大林格勒会战，也包含有等待：争夺空间，争取时间，等待援军，围歼敌人。
　　马德里等到了。斯大林格勒等到了。四平没有等到。没等到和平，也没等到援兵。别说国际纵队，连老百姓都不理解共产党，而是“想中央，盼中央”。
　　韩先楚，一位可以说是“黑土地上的隆美尔”，也可以称之为“黑土地上的巴顿”，或者“黑土地上的蒙哥马利”，但他谁也不是，就是他自己的将军，曾这样评述这场“化四平为马德里”的战役：“四平保卫战，是在特定历史条件下形成的城市防御战，是我军进入东北后，领导层对和战问题看法不一掌握不定的集中反映。”
　　“在我军处于劣势条件下，过多的看重了一城一地的得失，与敌进行不利条件下的作战，在战略上是失策的。”
　　“由于我军果断的撤退，摆脱了战略上的被动，又一次避免了不利条件下的决战，保存了有生力量。另一方面，经过四平保卫战和大撤退的反面教育，彻底消除了和平幻想，对东北全党全军在和战问题，根据地建设问题上统一思想，产生了积极影响。”(42)
　　终于打响了“最后一战”——用８千多干部战士的鲜血的生命。
　　“都是‘老骨头’呀！”
　　——黑土地英雄谱之一
　　三道林子北山，为四平侧后制高点。天上飞机，地下重炮，新３８师两个营跟在坦克后面轮番攻击。保１旅１团打得差不多了，７旅特务营上。上去没半天，１连仅在炮火下就伤亡大半，有个排就剩下３人。
　　沈阳军区原副参谋长韩鏖，当时是７旅电台副区队长。老人说，旅部住在四平北杨木林子，部队上去下来都经过那儿。上去齐整整的，回来稀落落的。
　　２０团３营头天早晨上去，第二天傍晚回来，连枪都没人扛了，像木柴一样捆着挑回来的。
　　５月１８日，１０旅２９团１１连在四平北神仙洞附近，掩护全团撤退。
　　连长、指导员和副连长都负伤下去了，胡可风带领２排在山上阴击。撤下来时，就剩他和排长单长胜，还有个当向导的老乡。老人说∶我们三个都成了英雄。
　　单长胜是“战斗英雄”，那个老乡是“战斗模范”，我这个副指导员是“政治工作模范”。其实呀，活着的人活着就是了，那些牺牲的人才是真英雄。
　　老人一个个念叨着，从四平念叨到秀水河子，又念叨到出关在旧门打的第一仗∶第一仗就牺牲个警卫连长，那可是个好连长呀！打日本可勇敢了，叫王永富，王永富……
　　黄达宣老人说∶从出关到四平撤退，一路上，打一仗，队伍就少一截，越打越少，越走越少。
　　在“九里山下古战场，牧童拾得刀与枪”的那个九里山下长大的陈世勋老人，说∶秀水河子战斗结束后，村里村外，雪地一片片被炮火烧黑了，让雪一衬着，真叫黑。还有血，一摊一摊的，把雪都染红了。白的那么白，红的那么红，雪白血红——长那么大头一回见哩。
　　《东北三年解放战争军事资料》中写道：四平保卫战中我军伤亡总数达八千人以上，部队元气损失甚大，黄克诚之三师七旅，原是井岗山老部队，四平撤退后只剩下三千余人，失去战斗力；万毅之三师（即万毅纵队——笔者）原有一万三千人，经四平战斗伤亡及撤退被击散，只剩四五千人，失去战斗力；一师梁兴初部，剩五千人，还保持有战斗力；二师罗华生部还保持有战斗力；邓华保一旅损失相当严重，其次是三师、八旅、十旅；杨国夫部弄得疲惫不堪和不少损失。(43)
　　需要说明的一点，是四平保卫战中伤亡的８千多人，同期的本溪保卫战，和此前各地各次战斗绝不会低于８千人的伤亡中，绝大多数都是抗战中幸存的战斗骨干。
　　用老人们的话讲：“都是‘老骨头’呀！”
　　黑白分明
　　——他们也有姓名之一
　　同一时期伤亡的国民党官兵，参加抗战的比例数，比共产党部队还高。
　　他们大都来自南国的红土地。他们在那里落生，在那里戍边，也曾在异国的丛林中作战。为了国家不再挨打受辱，为了人民能够像样地活着，他们身边曾倒下那么多战友，鲜血把红土地染得愈发殷红。他们九死一生地闯过来了，闯到了民族解放和胜利的那一天。他们本来都是英雄好汉。
　　而且，他们中的绝大多数人，也都是世代在土疙瘩中刨食吃的农民子弟。
　　闯关东前，他们中一些被运去接收南京、上海时，跨出Ｃ—５４式巨型飞机舱门，面对着不断呜叫和“咔咔”作响的摄影机和照相机的镜头，望着那些朝他们欢呼的西装革履的先生、太太和小姐们，那种畏怯，惶恐，自惭形秽，以至有些无所措手足，与闯进锦州、沈阳、长春的那些土八路，是没有什么不同的。
　　从古北口到台儿庄，到昆仑关，到滇缅战场，倒毙在他们枪口下的日军，就个人而言，素不相识，无冤无仇。可他们是侵略者，他们远渡重洋来烧毁我们的家园，杀戮我们的父母，奸淫我们的妻女。他们是强盗，是魔鬼，是野兽，是中华民族、也是人类的敌人和仇人。杀死他们，就是拯救祖国，拯救正义。
　　杀死一个，祖国就多一份安宁，人类就少一个敌人。
　　可现在，从山海关到四平，三点成一线出现在准星前端的，是谁呢？在他们第一次扣动扳机前的瞬间，可曾有人闭过眼睛？可曾把枪口抬高一寸？可曾想过自己也是中国人？
　　即便是理直气壮，觉得怎么接收怎么有理的杜聿明，在山海关指挥国军打响东北内战第一枪时，那心灵深处就会那样平静，荡不起一丝别样的涟漪吗？
　　“内战一开，生灵涂炭，决难止息，历史的罪名，将落在我们的头上。”
　　(44)发出这种悲叹的，后来在和平解放北平中立了功的傅作义，那双白净的手上就没有血腥气吗？
　　他们都在这场内战中活下来了，傅作义还当上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水利部长和国防委员会副主席。当官并不是一切。活着也不是一切。可那些把红土地养大的精壮的活生生的身躯，埋在了黑土地的人呢？死人就是一切，就一了百了吗？
　　本来，他们应该去和家人团聚，去娶妻生子，去享受天伦之乐。本来，他们应该有最好的住房，最好的生活保障，最好的医疗条件，把身体好好普查一次，把在战争中落下的残疾好好治疗一下。本来，他们应该去受教育，而且是受最好的教育，用那双操惯了枪炮的手拿起笔，去掌握建设国家，振兴民族的武器。
　　可他们却来到这片遥远而陌生的黑土地，来打杀本来和他们一样的骨肉兄弟。历史记得他们是怎样来到这片黑土地的。
　　历史是不会忘恩负义的。历史将永远铭记着他们昨天的伟烈和功勋，也同样注视着他们今天的悲哀和罪孽。
　　昨天，今天，就像这白骨和黑土地一样，黑白分明。
　　他们一个个都有自己的姓氏和名字，可谁也不知道。黑土地上没有一块他们的墓碑。大概他们自己也不想把姓名留下。
　　但历史已经为他们立碑了，那碑文一字字都像警钟长鸣……
　　第十一章 春之冬
　　在春未暖融融的黑土地上，共产党人全线后退，退向临近朝鲜的狭窄地，退向遥远的松花江北。
　　开头退得有条不紊。偌大个四平城，据说连具烈士遗体都未丢下。后来就不行了。新６军一辆汽车拖门炮，就毫无顾忌地对共产党大部队穷追不舍。
　　处在胜利峰巅上的国民党，终于把共产党人赶到了人民中间，并最终把自己推入绝境。可在１９４６年那个严酷的春未，共产党人确是连招架之力也没有了。
　　有的部队被阻在敌后，有的失去联络，有的溃不成军。
　　来自延安和东北局的意见，却是“必须守住”公主岭和长春，像保卫马德里一样保卫长春，变长春为第二个凡尔登。(45)
　　还在乱着套。
　　“想中央，盼中央”
　　５月１８日夜，１师２团财会科会计刘淑，在梨树附近一个小村听到集合号，不知怎么回事儿，和政委妻子张华出门来看。江拥辉匆匆赶来：还傻等什么？快走！跑呀走呀。张华说：只剩下喘气儿的劲儿了，当俘虏也走不动了。刘淑说：可不能当俘虏。张华说：对，死也不能当俘虏。两人强撑着往前挪动，江拥辉带着打阻击的骑兵赶上来了。
　　又饥又渴赶到吉林市，满指望能吃点喝点，大街空荡荡的没一个人影，像座空城。刚过松花江桥，身后轰隆一声，江桥炸了，那边敌人也脚跟脚进了城。江面不到５００米宽，对岸汽车、摩托车呜呜叫，老百姓像从地下冒出来似的拥到大街上，挥动各色小旗，呼喊口号。那情景，就像当年八路端了鬼子炮楼回来，老区人民欢迎子弟兵。
　　大家看得这个气呀：东北人都是亡国奴！
　　狗咬吕洞宾，不认好人心！
　　欢迎吧，有你们好瞧的！
　　……
　　１９４５年１２月８日，重庆《中央日报》２版刊登消息：《沟帮子视察记。人民在严寒中修复共军之破坏，老翁谈人民将以全力协助国军》。
　　１９４６年１１月１２日，东北民主联军司令部的《阵中日记》，有这样一段：“顽区群众条件极坏，我军通过时，沿村抗击，我们只能完全夜间行军。”(46)“八·一五”后，从南京、上海到所有国民党军队进驻的沦陷区，一夜之间，蒋介石的画像就从尘封多年的地方找了出来，庄重地挂上家庭和街道的庄重处。
　　人们追随着浩荡开进的国军欢呼，恋恋不舍地围着每个穿制服的政府官员，向他们问好、致意。８年了，“国军”来了，自己国家的军队来了！
　　黑土地人没有蒋委员长的画像，甚至从未见过，那心情却是一样的。
　　大连凯达实业有限公司沈阳分公司离休会计宋长青老人，“八·一五”光复时，在沈阳南站前“中兴和”馅饼铺当学徒。八路进沈阳那天，站前广场人山人海，都去看“咱中国的军队”。他把掌柜的４岁儿子举在脖子上骑着，在人群中朝前挤。伸着脖子望了半天不见出站，有人说是“老毛子”不让下车。人们火了，都骂“妈个巴子”：沈阳是咱中国的，咱中国军队来了凭什么不让下车？妈个巴子的老毛子还讲不讲理了？
　　有人喊“来了”，人群立刻拥动、欢呼起来。看清了，人们突然都有些发愣。那枪，那炮，那歪把子，还有那钢盔什么的，没说的，是缴获的。可那衣服，怎么尽是些紫了巴叽的“二大布衫子”，邋邋遢遢的？有的头上戴顶战斗帽，有的穿件鬼子上衣或裤子，有的干脆从头到脚都是鬼子打扮。这是中国军队吗？中国军队怎这副样子呢？
　　可人们很快又欢呼起来。毕竟是中国军队来了——盼了１４年哪！
　　喊些什么，老人记不清了。有点印象的，是“蒋委员长万岁”和“毛主席万岁”。
　　国民党进城就大不一样了。吉普车，汽车，炮车，装甲车，坦克，清一色美式装备和美式服装，有的是卡叽，有的是从未见过的“罗斯福呢”。人们兴高采烈，奔走相告：比小鬼子还阔气，神气，这回可是真正的中国军队来了！
　　老人说，当时人们对美国印象可深了。人家有钱，家伙好，还有原子弹。国民党是“正牌”，又有美国支持，国民党肯定能赢。
　　所有老人都谈到当时东北人民的“正统观念”。这是不难理解的。他们看惯了在这片土地上走马般厮杀的外国军队，和打着各种“官家”旗号的中国军队，吃够了它们的苦头。他们就像盼望神话中的天兵天将一样，盼望一支“正牌”的强大的中国军队。中国有这样一支军队，各种各样的“鬼子”就不能在这片土地上横冲直撞了，天下就太平了。
　　现在，他觉得是盼到了。
　　他们不知道，他们很快就将难堪地注视着这些人的丑行了。
　　而且，他们似乎还忽略了最重要的一点：在中国这块古老的土地上，从来就是只有一个“万岁”的。别人顶了天，也只能是“八千岁”，或“九千岁”。
　　秀水河子战斗同时，独立旅打下彰武附近的泡子车站，郑绍华那个班住在一对５０多岁的老人家里。开头，老两口挺害怕，好像家里来了鬼似的。他们帮老人打场，推碾子，挑水，扫院子，一口一个“大爷”、“大娘”，叫得老人心花怒放：天底下哪有帮老百姓干活的兵呀，你们这些“南蛮子兵”真仁义呀！老太太是满族，梳着高妆头，每天晚上在油灯下给大家做鞋，见没人就跟郑绍华说悄悄话：孩呀，这八路不是正牌，有什么出息？再说你们那家什也不行，不是白搭小命吗？大爷、大娘这辈子什么不缺，就缺个儿子……
　　瞿文清老人讲了个向导的故事。
　　３月２０日，保卫抚顺失利，连夜往外撤，他找了个向导。
　　刚到东北，打不过人家，总往后退。老百姓也不认八路，找向导挺困难。后来政治教育讲课时，大家还争论这个问题。有的说咱是八路，应该说服动员，不能来横的。有的说敌人都快摸到屁股了，他不干，不动硬的怎么办？
　　这个向导倒挺痛快。是个中年人，黑灯瞎火看不出什么身份，他则把这支由他引路的军队当成了国军。点头哈腰中不乏至诚，一路上车轱辘话喋喋不休：长官呀，你说说，好不容易把“小鼻子”盼倒了，又来了个什么“共产党”。共产党算什么东西！共产共妻，走哪吃哪，专门扒铁路，一群穿“二大布衫子”的“胡子”！他们也想成气候？做梦！我说长官哪，我们都拥护蒋委员长，都向着国军，盼望咱们国军打胜仗，把这帮共产共妻的“胡子”打光了，我们老百姓就有好日子过了……
　　对于国民党关于共产党“共产共妻”的宣传，黑土地的前辈是不难接受的。
　　传统观念告诉他们，凡是扛枪的队伍，不是正牌，就是“胡子”。“胡子”不就打家劫舍、抢男霸女吗？“胡子”当然不扒铁路，可和八路同是共产党的臊性的“老毛子”，不就把一些铁路扒了，设备拆了，运回国去了吗？
　　李伯秋的老家在辽阳，“九·一八”事变后出走再未回来。闯关东后戎马倥偬，辽沈战役后才回去一趟。都到这里候了，一些老人还问他：大侄子，听说你们那枪呀炮的，都是用大姑娘和“老毛子”换的，这是真的吗？
　　在黑土地人的心目中，“老大哥”实在没给小兄弟留下好印象。而“我军无钱，在乡村中行动时，则到处征发，老百姓恨我”，“到一处吃一处，吃空烧尽，有如蝗虫，人民怨声载道”，则正好“配合了”那些关于“共匪”的宣传。这是没法子的事，为了生存，逼到这份儿上了。却无疑使人们愈发“想中央，盼中央”。
　　刘光涛老人说，当年在冀东时，鬼子伪军一出炮楼，十里八村的，消息一溜风就送到耳边来了。鬼子在前街住着，咱们伤病员就在后街，那么多特务、汉奸，硬是不知道。
　　现在黑土地上的情景，正好颠倒过来了。
　　黑土地上的共产党人，归根结底的无根据地，无人民。
　　共产党人在黑土地上一退再退，根本原因就在这里。
　　“毛主席万岁”？“蒋委员长万岁”？
　　四平失守，在共产党队伍中引起的震动是空前的，巨大的。
　　在这种震动中，相当一部分人动摇了，逃跑了，有的甚至叛变了。
　　留下来的都是金子。他们使这支队伍更精粹，更锋锐了。
　　共产党黑土地的天下，就是这些人金子般的脊梁撑起来的。
　　“那小差开的呀”赵绪珍老人说：四平撤退后，走了４２天到桦甸才站住脚。我们走，敌人追，我们丢，敌人站。看着要追上了，赶紧拐弯兜圈子，哪儿不好走往哪儿走。有的敌人跑到前边去了，也得赶紧绕圈子。飞机在头上撒传单，后边还有大喇叭喊：共军弟兄们，共产党完蛋了，你们别跟着白送命了，快投降吧。有时还唱歌，唱岳飞“精忠报国”什么的。哪个狂呀！现在讲这些像闹着玩儿，那时可真是不大行了，打也打不了，走也没劲了。
　　党支部开会，号召党员和干部背两支枪，或两个背包。那时党员是秘密的，实际已没什么秘密了，和看背枪和背包的就知道了。这也挡不住跑。俘虏过来的跑，在东北扩大的跑，从关里来的也跑，党员也跑，干部也跑，有的跑回家了，有的当土匪了，有的投敌了。走到东丰北边，一天晚上跑２２个，带走２０支枪，２８颗手榴弹，２２００多发子弹。连长王信图，也带支２０响跑了。师政委李伯秋见了我，说：小赵呀，你这个指导员怎么当呀！
　　老人说，这若是在平时，不撤职，也得撸你个茄子皮色，可那时都跑，无所谓了。虱子多不咬人，债多不愁人。当连长、指导员的，当时见面就问：你们今天又跑几个？
　　１０旅退到绥化进行整顿，枪毙三个逃兵，还有两个人陪斩。三声枪响后，有段对话：——还跑不跑了？
　　——不跑了。
　　——再跑怎么办？
　　——一样。
　　——和谁一样？
　　——和他们三个一样。
　　四平撤退引起的逃亡波，持续了很久。
　　６月２５日，东北民主联军《自卫报》，刊登的《教育和巩固新战士的几点初步体会》中，有这样一段：老战士对新战士谈话时，不要夸大敌人的力量，应该多讲我军有利的地方。如一个战士在军人大会上承认错误时说：“我听老同志说四平打仗怎么厉害，伤亡多少人，我害怕了，所以想跑。”一个班长在班里说敌人炮火怎么凶，一炮弹打倒四五个，一个战士听后吓得晚饭都没吃，黄昏时就和另一个新战士逃跑了。
　　新兵逃跑，主要是怕死。老兵和干部就不那么简单了。
　　赵绪珍老人告诉我，王信图是山东老八路，打仗很勇敢。当时以为他投敌了，又觉得不大可能。１９６８年山东来人处调，才知道是跑回家了。２３团２营副营长朱铁武，１５岁参加新四军，枪林弹雨几十仗，退到西丰时，带着管理员和通信员投敌了。１９４９年解放上海被捉住，枪毙了。１９团２连一个姓吴的班长，要拉几个人回家，回不去就投敌。枪毙时，面不改色。
　　有人失望了：革命没头了。
　　有人绝望了：万岁的是蒋介石了，坐天下的是国民党了。
　　“东总”前指作战科长王继芳(47)的形象，颇像舞台、银幕和荧光屏上风靡一时的那种奶油小生。一副时装模特儿般的身材，一张白白净净、挺讨某些异性喜欢的脸。不过，其所作所为却大相径庭。
　　５月１８日夜，“东总”前指从梨树撤退前，发现王继芳不见了。大家也没当回事儿，以为他干什么去了，还等了一会儿。
　　两天后，林彪觉出不大对劲儿了：这敌人怎么就跟着屁股追，而且这么大胆、放肆呢？
　　就在民主联军从四平东北、西北和正北分三路撤退时，王继芳正迎着国民党走去。他可不是空手去的。从脑袋到挎包，都装着从实力统计到撤退计划之类杜聿明求之不得的情报。
　　几天后，王继芳重返梨树，把房东那个面庞娇嫩、丰满漂亮的地主女儿领走了。个把月后，国民党在长春为他们举行了盛大的婚礼，还送他一顶“少将参议”的乌纱帽。
　　他本是个红小鬼，在革命部队中长大的。也许是过旱撑起了超体力的负荷，他累了，又遇上个多情的女人，而且也早就该成个家了。这属人之常情。阳关道也好，独木桥也好，你就走你的。也许是一时想不开，糊涂，动摇。这样的例子也不少。你仍可以和你所爱的人，去自食其力。这样，在后来的“阶级斗争”和“文化大革命”中，可能受审查，批判，戴上几顶帽子。若能挺住，今天也会重过人的生活。可他不，他旱就准备好了那么多“礼物”，临走还问有没有什么新情况。他要用曾和他一铺炕上打呼噜，一口锅里搅马勺的战友的血，染自己的顶子，铺一条荣华富贵的前程。
　　１９４９年秋天，二野在重庆把他抓住了。四野派架飞机把他载到武汉，审讯后枪毙了。据说，那个喝松花江水长大的白白胖胖的女人，一直跟着他，也没有什么政治背景，就是爱上了这个一副好衣服架子的男人。
　　他害了那么多曾经和他一样的人，也害了自己，还害了一个女人。
　　轻易不赞扬谁的林彪，曾赞扬“东总”情报部门：能顶得上一个主力纵队。
　　一个王继芳能顶多少敌人呢？
　　９月２５日，东北局在《关于准备粉碎敌人进攻的指示》中说：必须立即严格审查干部战士的成份，坚决清洗坏人。(48)
　　总参谋部原副总参谋长阎仲川老人，当时是“东总”作战科参谋。一下江南时，５师在靠山屯打了胜仗，林彪让他去了解情况，总结经验。还未赶到，敌人增援上来了，５师撤了，他被隔在敌后。５师没见到人，家里慌了神，以为又跑了一个。他带着两个骑兵通信员绕了一天一夜赶回来时，有人正在查他的档案。
　　高秀成老人讲得更有意思：抚顺撤退后，营长高占会开小差了，带着管理员、通信班长和通信员跑了，骑我的马。营长开小差了，教导员有责任，这没说的。师里领导（老人是讲了姓名的）却非说我知道不可，是故意放走的。我和营长是老乡，关系也挺好，可他要跑谁知道呀！把我“下放”到铁岭一个兵站当站长。四平撤退那个乱劲，师找不到团，连找不到营。我那个兵站也没人管，大概认为我旱跑了。兵站加上一个宣传队，男男女女１００多人，就一支枪。转哪转哪，也算老天爷照应，在东丰找到了部队。哪知道领导还是不放心。
　　我这个人心里不存话，爱发个牢骚，爱发牢骚就是重点对象。撅嘴骡子卖个驴价钱，就坏在这张嘴上了。
　　让我到师里当秘书。就念４年书，“秘”字都认不大准，怎么当这个“秘书”？为的是放到领导眼皮底下好放心。还派个通信员监视，上街买盒烟也跟着我。
　　那个通信员也不争气，他倒跑了。
　　领导又说是我放走的，在柳河关我三个月，真能把死人气活了。闲着没事，我就敲门砸窗。领导来了，说你是共产党员，要经得起“考验”。我说我没法经受这种考验，我不能把他们的觉悟都教育提高到中央委员那水平上。
　　某军副政委刘学友老人，１９４７年入伍后，就在北安军政大学读书。毕业后到哈尔滨，还没分配工作，先搞“内部清理”。会几句日本话的，不是“汉奸”，就是“特务”，关起来先打一顿。他那个区队抓起１／１０，最后又把抓人的人都抓起来了。
　　把这些都归咎于王继芳，是不公正的。
　　很多老人讲了很多关于“内部清理”的事情。讲“天不怕，地不怕，就怕特派员来谈话”，一些被特派员找去谈话就没影了，也不知为的什么。当过特派员的老人，讲起来也直摇头叹气。
　　陈世勋老人说，１９３７年微山湖西“肃托”，杀了３００多人。哪来那么多“托派”呀！用电话线把大拇指和大脚指捆上，摇电话机上电刑。受不了就招，招谁抓谁，招了就杀。大都是些参军不久的男女学生，平时敢说话，爱发点牢骚的。为了节省子弹，就用刺刀扎，女的朝阴道里扎……
　　有的老人说，要打仗了，被关押的“敌人”都要求上战场经受“考验”。一些人就是想死在敌人手里——死在自己人手里是什么滋味呀？命大的，没死了，回来再吊起来拷打，审问……
　　一些人挨整，是因为开小差，投敌，或是被疑为要开小差要投敌。
　　肺部至今还嵌块弹片的吕效荣老人，正好与此拧着劲儿。
　　——日本投降后，你为什么要搞暴动，不回家？后来那么多人都跑了，你为什么不跑？
　　老人说，他当指导员的那个８连，１８５人全是本溪茨沟暴动的“特殊工人”。
　　四平撤退前伤亡、逃亡１／３，进关时剩下２０多个，全国解放就不到１０个了。
　　战争年代剩下的都是金子，信任又重用。１９５５年审干，这些人被拨拉出来过遍筛子，倒也没什么。到“文化大革命”就都成粪土了，翻来覆去问你留在革命队伍里想干什么？有个石子亮，是山西决死队的，暴动负责人之一，在广州一个区公安分局当局长，活活给打死了。留在部队的几个挺幸运，去农场喂猪养鸡种地。我们有那么多这样那样的“办公室”，有那么多想干事，没事干，或是没正经事干的人，能不能再增加一个办公室，把党内军内历次“内部清理”的“战果”统计一下，看看从“ＡＢ团”，“托派”到“叛徒特务走资派”，究竟有多少？
　　再研究探讨一下，其间有没有什么必然的联系？
　　夏天穿棉袄
　　５月２９日，林彪在给“周林陈并曹”(49)的电报中说：你们炮兵团的直属队，及一门榴弹炮，共五百人，其中大部分为革命的韩国人，另外有十余日本人，因未接你们撤退命令，在吉林附近被敌人机械化步兵追上，全部被俘……
　　６月１日，彭真、罗荣桓和高岗在给“饶伍叶周(50)并中央”的电报中，说：我军自四平撤至公主岭附近时，敌以多路平行纵队各附汽车坦克向我追击，其受我抵抗之路则停止，而他路则进行包围，飞机进行放肆轰炸，故被割断我部队甚多，至今尚存数团，数个营，数个连，落在敌后面，尚不知去向……
　　在梅河口南，中长路和沈吉路之间的三角地带，一支部队行踪这定，漫无边际地转悠着，从百花盛开的５月下旬，直转悠到一片浓绿的７月。
　　看穿着是群叫花子，而且是“叫花子之最”。分不清什么颜色的棉衣，也不管袖口、膝盖或肩头什么地方，到处开花绽朵，和路边香气袭人的野花争妍斗艳。那脸也不知多长时间没洗了，那头发、胡子也不知多长时间没理了。猛一见，就像从人类原始时代走来的一群野人。再看肩头还扛着枪，又分明像“胡子”。可在这方面见多识广的黑土地人，祖祖辈辈也没见过这样破衣烂衫，头发、胡子长了这样长的“胡子”呀！
　　这是被阻隔在敌后的３师独立旅直属队和两个团。
　　离休前为沈阳军区后勤部部长的石瑛老人，挺爱笑，笑得文雅，达观。也挺爱动感情，讲着讲着，脸色骤变，有时还骂两句，挺吓人。
　　在东北野战军的师级干部中，他是个很有个性的人物，用他自己的话讲，“是个走到哪里都要说了算的人”。他也确实能说了算，因为他有能力，又有魄力。
　　可现在，独立旅政治部主任石瑛，只能带着他的部队像没头苍蝇似的瞎转悠。独立旅原在大洼一带抗击７１军。旅长兼政委吴信泉（离休前为军委炮兵副司令员），从苏北出发时身体就不好，这时终于累倒了。四平撤退前，林彪命令独立旅在这一带牵制、迷惑敌人，没有命令不得离开。
　　老人说：当时，周保中、陈光在延边一带，３纵程世才在通化附近，邓华和吴法宪在八面城西北。开头都来电报，要独立旅去配合他们作战。我（输入者注：此处这个‘我’字似乎应为‘他’字）们是主力呀。都比我官大，都得听。这一头，那一头，有的是有敌人过不去，有的是走到半道情况变了，只在东丰打了一下。后来电池用光了，不能收发报了，清静了，也不知道该往哪里走了，是不是可以归队了。实际上，周围都是敌人，也出不去了。部队忽啦啦往北一撤，地方政权哗啦啦全垮了。原来见面点头哈腰的地方干部，现在都不见了。
　　我召集营以上干部开会。那会闷得吓人，一人开口，大家都像炮炸膛。说黄克诚瞎指挥，说林彪只顾自己逃命，后来把矛头对准我：你还想把我们往哪儿瞎领呀！
　　有怨气得让人放。你是领导，不冲你放冲谁放？下边干部战士不也一样冲他们放吗？放怨气是信得过你，也是逼你、将你。
　　我先把前一阶段收到一些电报的有关段落念一遍，那意思是很明白的。然后说，大家东跑西颠很辛苦。７月天还穿着大棉袄，捂得要生蛆。现在是最困难的时候，我们要挺住，要把部队带出去，一个人也不能丢！大家从苏北千辛万苦到东北，都是“老骨头”，是党的宝贝。现在不知道上级意图，上级也不知道我们在哪里。怎么办？请大家拿主张。如果商什么高招，那还得听我的。
　　老人们都说，四平那一仗，若是把这些“老骨头”折腾光了，东北会怎样就不好说了。
　　石瑛率队北上。到梅河口南山城镇找到个区政府，有日本人留下的旧电池。
　　张口要几个，人家狮子大开口，让拿１００支枪换。眼下是金子不如窝头的当口，１００支就１００支。
　　电台“活了”，“东总”命令先拉到柳河。从柳河又横着向西插、晚上睡，白天走。一路走走打打，过了沈吉路、中长路，又过辽河和内蒙没有人烟的沙坨子，快到通辽时，遇上来接应他们的旅独立营。
　　那可真是“老乡见老乡，两眼泪汪汪”呀！他们哭，独立营的也哭，战士哭，干部哭，首长哭，抱着哭。
　　黄达宣老人说，到通辽时，棉裤成了棉裤衩子了，膝盖下边都挂飞了。
　　郑绍华老人说，他的屁股露了出来。
　　屁股露出来不要紧，因为大都都是夜间行军。主要是没鞋穿。在苏北不愁这个，这双刚上脚那双就来“慰问”了。闯关东到山东、河北境内，老乡也慰问了些。到东北可就苦了这双脚板了。３师来晚了，独立旅又在最后边，“日本财”一点没发到，老百姓又根本没有“慰问”的习惯。如今坐办公室，一双布鞋３年还好好的。那年月，两天急行军，大脚趾就出来“卖呆”了。
　　穿戴还算好对付，最主要的是吃。
　　吃粮给钱。钱是东北局印的票子。国民党没来时，老百姓就不大认这种票子。国民党来了，一看人家那穿戴和手里的家伙，土八路的钱就不叫钱了，更不用说现在打了败仗，让人家撵成这副模样了。物以人贵，钱也一样，后来连这样的“票子”也没有了，就写条子。没有纸，就从破窗纸和糊墙的报纸上撕一条。这件事没忘过，这是当年当八路的基本功。可这条子能不能用？什么时候能有用？别说老百姓，连写条子的人都不知道。
　　以班为单位，自己解决肚子问题。弄到什么吃什么，弄不到就饿着。
　　虱子可是一顿不落，一个个吃喝得膘肥体壮，光天化日之下在身上遨游。
　　解开扣子，里面白花花一层，也分不清是棉花，还是虱子。虱子盼打仗，一打仗就没功夫抓它们了。抓不过来，就脱光膀子抖落。这样搞得差不多了，再抓，或是用牙咬，用石头砸，棉衣里子弄得血渍渍的。砸破肚皮也不死，一张嘴拱进肉里还是喝。有人就说虱子是新６军，真顽强。有人说不对，虱子是“革命虫”，干革命的人才有资格生虱子，地主老财资本家有吗？
　　走着走着，有人“扑通”就倒了。一动不动，摸摸鼻子还有气儿。赶紧到河里或路边洼坑里掬捧水，最好是到附近人家去找碗米汤，灌下去就活了。
　　不少人开了小差。１团２连连长和指导员，一块儿跑了。黄达宣那个连少，就跑个副连长。
　　老人说，当时没少开会，团里开，连里开。讲红军长征多么艰难，讲要看到光明，革命到底。都是实实在在的道理，一听就明白。团长余和坦，政委李少元，都是参加过长征的老红军。团长讲着讲着就哭了，政委讲着讲着就哭了，大家听着也哭了。
　　老人说，他那时就记着一个理儿：咱是穷人，共产党是为穷人打天下的。
　　还记着毛主席的一句话：四四年打倒希特勒，四五年打倒小日本(51)。毛主席１９４３年就能看到抗战胜利，今天跟着毛主席和共产党，也一定能胜利。
　　就是凭着这种朴素的信念，黄达宣和他的战友们，用刺刀，用双手，掩埋了一个个倒下去的烈士，抬着不断增加的伤病员，走出了黑土地的那个夏天里的冬天。
　　第十二章 又一声“撤”之后
　　在秀水河子缴获的那辆美式吉普，从梨树驶出来，刚拐上通往公主岭的“电道”（公路），就开不动了。大车，驮马，向北拥退的队伍，把道路堵塞了。
　　秘书和警卫员上前道：能不能让开点，后面是首长的车，首长有急事。
　　林彪要尽快赶到公主岭去。毛泽东让他坚守公主岭和长春。
　　黑暗中，七嘴八舌响起斥骂声：什么手掌脚掌的，这时候了还摆臭架子耍威风！
　　就是林彪来了也不让！瞎指挥，打败仗，就会撤，就能跑——撤退将军，逃跑将军！
　　问问你们那个首长，是不是要撤到”老毛子“那边去？……美国作家哈里森·索尔兹伯里，在他那本被评为１９８７年中国畅销书的《长征——前所未闻的故事》中，曾以这样诗一样的语言描写林彪：他是红军中年轻的鹰。在一九三五年那明媚的春天里，云南的田野万紫千红，到处是雪白、桃红和淡紫的罂粟花，在阳光下迎风摇曳。在红军这道星河中，没有比林彪更为灿烂的明星了(52)。此刻，历史正以不知比索尔兹伯里辉煌多少倍的语言，赞叹坐在吉普车里面的这位面色苍白的将军，并把黑土地这副绝不轻松的担子，愈来愈沉重地压下他那瘦削的肩头。可在这些后来高唱《林总命令往下传》(53)的士兵眼里，他只能是断了翅膀的鹰和陨落的星。甚至一些当年非常熟悉、崇敬他的老部下，也心存疑虑：“林总”是不是多少年没打仗了，不会打仗？
　　林彪病了
　　从中央决定在锦州西部打大仗离开沈阳后，除了秀水河子战斗结束去抚顺参加东北局会议，半年里，林彪就一直跟部队在前线转悠了。天冷，骑不住马，大都是“１１”号。后来有了车，一些路也走不了。有时一天就换一个地方，最多半个月左右。去四平前线过西丰县一个小村子，穷光光的，没一户像样人家，就一间马棚子还宽敞点。
　　季中权老人说，那天睡得晚，起得也晚。他出了马棚子，看见邻院窗根下坐着几个大姑娘，一个个埋里埋汰的，懒洋洋地晒太阳。有的叼根尺把长的大烟袋，有的伸进怀里抓虱子。３０多年后当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卫生部副部长的老人说，那是他第一次见到“关东三大怪”之一的“大姑娘叼个大烟袋”(54)。
　　林彪身上也生了虱子。晚上住下，钻进被窝，脱光膀子，在油灯下一声不吭地在衣服上捉，用指甲掐，掐得“叭叭”直响。像脸色一样苍白的身上，两排肋骨清晰可见。
　　生活之苦，林彪似乎无所谓。“撤退将军”、“逃跑将军”、“不会打仗了”的议论，他也无动于衷。使这个本来就心事重重的人操劳过度，简直不堪重负的，是基于和战问题的一系列分歧，和由此而来的压力。
　　据说，在黑土地上，林彪对前途从未丧失过信心，也从未飘飘然过。秀水河子战斗后，有人说国民党也没有什么了不起的。林彪说∶不对呀，人家那炮打得像放花，咱打不起呀，这个敌人不好打呀。大洼战斗后也是这么说。
　　锦西不想打，四平不想打。拖过了锦西，没拖过四平。
　　他“孤掌难鸣”。
　　意见相左，但毛泽东对他还是看重和信任的。
　　５月１日。毛泽东在给林彪的电报中说∶前线一切军事、政治指挥，统属于你，不应分散。
　　５月１９日，毛泽东在给“林并告彭”的电报中，在同意林彪放弃四平，“准备由阵地战转为运动战”后，又说∶究竟采取何种方针，由林根据情况决定之。
　　若由林彪决定，那就像锦州一样，再后撤几百里，“让敌人拉长分散后，再选弱点突击”。
　　同一天，毛泽东却又来电指示：长春卫戍部队应立即开始布置守城作战，准备独立坚守一个月不靠主力援助，而我主力则将在敌人两侧主远后方行动。
　　６月２７日，林彪致电中央：公主岭、长春、吉林未守之原因除时间仓促来不及立住脚根布置防线和工事处，还由于防线太宽，公主岭防线至少卅里，长春防线则一百八十里，吉林防线约五十里，如敌先将我军包围，然后集中兵力突破我一点，则状况甚难设想，四平之守，乃因敌未料我军防御，故逐次增兵来攻，被我各个击破，且敌在野战中，遭受了大的打击与歼灭，故四平防御战乃一时（特殊？）条件地形成，而不能作为我一般的作战方针，此次如我军守大城市，则许多中小城市，将被丢掉，许多运动战各个击破敌人的机会不能利用，敌如继续增兵对我守兵进行包围攻击，则仍然要放弃原（？）因就是这样。
　　拿破仑说：“有一句确切不移的作战格言，便是不要做你的敌人所愿望的任何事情——理由极简单，就是因为敌人如此愿望。”
　　在夺占长春之前，国民党的愿望就是要和共产党决战。不管在什么地方，只要共产党敢打就行，一战解决问题，一口把你吃掉。
　　从锦西到四平到长春，毛泽东和中央和东北局所要做的，正是蒋介石和杜聿明所愿望的。林彪和黄克诚等人的所做所为，正是对手所不愿望的。
　　四平一战，共产党的“老骨头”被打掉那么多，但总体元气还在。做梁，做栋，做砖，做瓦，在黑土地搭起共产党的天下，还够。
　　如果在公主岭、长春和吉林再来场马德里式保卫战，黑土地上的狐狸再机警，接二连三四，也难免有个闪失。而一旦失误，后果就“甚难设想”。
　　如果在锦州西部打了大仗，其结局将比四平更惨，当是无疑的。
　　毛泽东放手让林彪在黑土地上干，是在本章快结束的时候。此前，毛泽东是战略由我定战斗由你打。林彪不情愿，也不遗余力去打。四平临决定撤退前，还亲自跑去前线看了看。公主岭能不能守，他也不光在地图前踱步，也亲去实地踱一番。此前是越打越被动，现在是怎么看也看不到“马德里”在哪里，只有落荒而逃。
　　从“独霸东北”到“最后一战”，到未了，一切都是按照“孤掌难鸣”的林彪的路数“鸣”的。
　　林彪也病了。
　　像杜聿明一样，林彪的病根也是在抗战中落下的。
　　平型关战斗后，林彪被阎锡山的部队误打了一枪。子弹击中肺部，血迸出来，伤势很重。延安都准备开追悼会了。后来去苏联治疗，据说发现骨髓神经受伤，结个疤，造成植物神经紊乱。据说，这病人喜静，怕光，失眠，忧郁，且病情会随年龄增长而加剧。根治办法是手术，把疤取掉。可这种手术非常危险，九死一生。不知是医生不敢做，还是林彪不想做，还是别的什么原因，反正手术是没做。
　　从沈阳到锦西、阜新、法库、抚顺、开原，再到四平，林彪劲头和精神都挺好。从四平撤退到吉林，也没看出什么兆头。出吉林到九台就有些不行，到舒兰终于病倒了。
　　据说是“交感神经发炎”，发烧不退。饭更少了，觉更少了。比饭少觉少更引人注目的，是脾气也变得一反常态了。
　　到九台路上骑马。林彪眼睛好像睁不开，晃晃悠悠，有点坐不稳的样子。深夜，秘书照例去机要组那儿，看看有无什么重要情况。刚蹑手蹑脚走几步，就听林彪喊：干什么？别管它，别管它。
　　声音不高，速度不快，不熟悉的人很难听出什么不满来。但对林彪的秘书、参谋和警卫人员来说，却非同一般了。
　　２０多个月里，这是林彪对季中权唯一一次发火。
　　对季中权来说，林彪这火发得毫无道理。对李作鹏和何敬之那次，那火发得虽然不无道理，却也是与林彪的一贯作风悖背的。
　　从四平撤退后，一路上到驻地后，林彪第一件事就是和部队联系，了解所处位置、伤亡、逃亡、情绪以及其它意外情况。在九台出发前，林彪让季中权通知参谋处，让电台和机要组乘汽车一起走。不知是李作鹏忘了，还是怎么了，他们到了舒兰，电台马驮人挑还未到。
　　林彪说：带我去。
　　季中权情知不好，也只有把林彪引到李作鹏住处。
　　因能喝酒而得名“大烧锅”（东北人称酒坊为“烧锅”）的李作鹏，正和何敬之等人坐在那里喝酒。
　　林彪瞅了瞅，双手抓住桌沿，“唏哩哗啦”一阵响，桌子翻了。（有的老人说，林彪还随手抓过炕上的行李什么的，摔向李作鹏等人）然后转过身，说声：走。据说，林彪感情渲泄爆发到这种程度，不光在黑土地，就是在整个战争年代，也是空前绝后的。
　　在场的人全目瞪口呆了。那目瞪口呆，与其说是吓的，倒不如说是惊的：“林总”这是怎么了？！
　　一些老人说，林彪不会打了败仗拿部下出气。他是病了，是病态。他当时的负担和压力太大了。四平打得那样苦，部队撤退那样乱，敌人那样猖狂，下一步究竟怎么办？多少问题摆在他面前呀！这些也在其次，关键是思想不统一，还在乱着套。他在发出“请主席头脑清醒考虑之”那封电报后，还发过几封带有“根本意见”的电报，主席都未明确回覆。可现在已是火烧眉毛，到了非解决不可的时候了，他又解决不了，说了不算。
　　对于一个电报发走了又想收回来，收不回来了还要发报据理力争的人，这是一种什么样的内心情绪？对于一个对身边小事从来不闻不问，电台晚一点儿也不碍什么大事的人，去把饭桌掀了，又是一种什么样的情感宣泄？
　　有的老人说了几遍：“路线斗争太苦了！”
　　“莫斯科撤退”
　　回到住处，林彪继续踱步。踱了一会儿，大概是踱不动了，就原地坐下。
　　那是一户朝鲜族人家，进屋就是炕。靠墙坐着，一动不动，像是睡着了。一会儿，却又闭着眼睛冒出一句：小季，记录。
　　那个车轱辘仍在飞转。
　　不能不转。
　　５月３１日，黄克诚的电报：毛主席：东北情况很混乱，很难阻止敌人占齐哈（齐齐哈尔和哈尔滨——笔者），假使退出哈齐，能取得和平停战，则坚决退出求得停战，来整理内部，以求再起，时机紧急，请考虑。
　　 黄克诚
　　６月１日，林彪在给中央周张谭(55)的电报中，说：“准备游击放弃哈尔滨。”６月２日，东北局在给“中央并林”的电报中，也说：“我们准备放弃哈尔滨”，“我已告辰兄准备退出”。
　　老人们都说，如果国民党过松花江向北打，当时是没法抵挡的。东北局已将东西装车，国民党一过江，马上就放弃这座“东方的莫斯科”。
　　６月３日，毛泽东在给“东北局林并告李黄”的电报中，说：同意你们作放弃哈尔滨之准备，采取运动战与游击战之方针，实行中央去年１２月对东北工作指示，作长期打算，为在中小城市及广大乡村建立根据地而斗争。
　　在“最后一战”和“保姨马德里”的口号声中，历史在黑土地上兜了近半年的圈子，又回到了那个本来的座标点上。
　　据说，此前此后，林彪主要思考两个问题。一是准备到东满打游击，二是整顿部队，恢复士气，坚定信心。
　　第一个问题，在６月１日电报中，林彪说：“七旅及七师今后应准备打到牡丹江”，“第一步可以珠河为目标”。另外还有专电，没查到。笔者看到１９４５年１２月２５日的一封电报：彭罗并报中央：为阻止敌进奉天后，我领导机关处于受敌威胁与被动情况下，提议东北局与总部，移到海龙。将本溪、辽阳一带的物资、资源、原料，移到通化。
　　我东北根据地的重心，应摆在哈尔滨一线以东，以延吉、临江、通化为巩固建立。我之群众工作干部，主要部份亦应放在沈阳以东，因这一带山多，人口多，物产多，敌少，气候好，海外贸易多。
　　 林
　　 十二月廿五日
　　天候、地形，敌情，我情，民情，从锦西到秀水河子、四平、公主岭、长春、哈尔滨，哪一仗不能打，哪一仗能打、怎样打，林彪脑子里那个车轱辘，几乎从未转错过，不能打还得打的仗，那车轱辘上已把下一步的路数转出来了。
　　而在更广阔的宏观上，林彪的目光更犀利、深刻而又执着。
　　由此而想起当年常听常讲常唱的那句“挽救了革命挽救了党”。在黑土地这段扑朔迷离的“万花筒”时期，如果也可以这么说上一句的话，那在这句话前面的就不是“毛主席”，而是“林彪”了。
　　解决第二个问题，一个最主要的方法，就是大讲１８１２年俄法战争中，俄军在莫斯科的大撤退。
　　据说，在林彪很喜欢的几位外军将领中，既有在这次战争中惨败的拿破仑，也有成功地指挥俄军撤退，终获大胜，功成名就的库图佐夫。林彪在锦西避免决战，指挥撤退时，脑子里那个车轱辘上是否转过库图佐夫的这一杰作，谁也不清楚。但他能在四平撤退后迅速抓住普遍存在的悲观失望情绪，迅速地大讲莫斯科撤退，肯定不会是即兴之作。这无疑是成功指挥四平撤退这一杰作后的又一杰作。
　　“决定战争胜负的因素，并不是部队士兵的丧失，而是希望的丧失。”
　　无论看没看过利德尔·哈特的《战争论》，古今中外一切杰出的军事家，都是深谙这位英国军事理论家这句话的念义，并致力于使他的士兵像坚守最后一道防线一样，决不丢掉希望。
　　很多老人都谈到当时林彪讲莫斯科撤退的故事，说明四平撤退的意义。林彪还让人写篇介绍莫斯科撤退的文章，很长，登在《自卫报》上。还通过苏联驻哈尔滨领事馆，搞到一部记录片《库图佐夫》，给部队放映。
　　一些老人印象颇深的，是林彪在舒兰一家戏园子的一次讲话。
　　大意是：大家一定以为我跑得太快了，丢的地方太多了。我说我跑得还慢了，丢得还少了。
　　这不是开玩笑，我讲的是真话，讲的是马克思主义，是毛主席的军事思想。
　　东北情况是敌强我弱。我们只有一个拳头，敌人有好几个拳头，一个拳头是打不过好几个拳头的。怎么办？就是要把敌人的拳头变成手掌。怎么变？就是把城市丢给他们。城市一丢，人们的包袱就没了，身子就轻了，敌人和拳头可就伸开了，我们就可以一个指头一个指头地吃掉他们了。
　　解决东北的问题要靠战争。战争的根本问题在于消灭敌人。胜负不能从一时的进退看，也不能从一城一地的得失看。我们力量小，城市只能是旅馆（林彪在各种讲话中，经常讲“城市是旅馆”——笔者），暂住一时。
　　把敌人拉散了，把敌人一股股地吃掉了，城市自然就是我们的了。如果我们现在舍不得城市，和敌人硬拼，那我们只能有两条路：或者被敌人吃掉，或者走抗联的老路——退到苏联去。
　　刚才我讲了，拿破仑的军队开进莫斯科时，也是很猖狂的，可他们的失败在那时候已经决定了的。今天也一样。我们已经通过大规模撤退，换取了消灭敌人的有利条件。这并不是个新问题。我们当年在中央苏区和敌后=屏蔽广告=根据地，就是这么做的。
　　现在，我们要把眼光转一转，从大城市转到中小城市和广大农村去，把大气力用到建设根据地去。有了根据地，我们就有了家。有了家，就会要兵有兵，要武器有武器，要粮有粮，要衣服有衣服——在座不少人还穿着棉衣哩。我们有了这些，我们就会有全东北。
　　从“拒敌于国门外”，到“保卫马德里”，在“万花筒”时期那些像放花一样的比喻中，把四平撤退比作“莫斯科撤退”，还是较为准确的。
　　不过，对于一个扛着步枪的士兵来说，他们更注意的不是说，而是干，是跟着你林彪到底能打胜仗还是打败仗。
　　“东北王”《东北解放战争大事记》中，关于１９４６年６月１６日这一天的文字，是这样的：中共中央发出关于东北局干部分工问题给东北局的指示。指出：目前东北形势严重，为了统一领导，决定以林彪为东北局书记、东北民主联军总司令兼政治委员，以彭真、罗荣桓、高岗、陈云四同志为东北局副书记兼副政委，并以林、彭、罗、高、陈组织东北局常委。中央认为这种分工在目前情况下，不但有必要而且有可能，中央相信诸同志必能和衷共济，在重新分工下团结一致，为克服困难争取胜利而奋斗。(56)
　　关于黑土地１０个月来情况的一次组织总结，当然也是思想路线总结。
　　林彪——“东北王”。
　　据说，林彪看完电报，沉思一下，就继续踱步。那步履和神态，与过去一般无二。
　　而毛泽东在决定林彪当“东北王”时，对于这个当年的“娃娃”，会想些什么呢？
　　１９４８年１１月２３日，就在东北野战军主力兵分三路，启程进关时，东北局在沈阳召开扩大会议，通过了《关于全东北解放后的形势与任务的决议》。
　　其中有这样一段：当我们开始进入东北，国民党反动派在美帝帮助下，曾经利用和平烟幕，进兵东北，接着又依靠其当时军事上的优势，配合东北反动势力，向我作大举进攻，企图消灭我们于立足未稳之时，当时情况，极为困难。尤其是当时东北党内少数领导干部所存在的错误思想，更增加了当时的困难。
　　这些同志对于敌人的和平阴谋抱着很大的幻想，对敌我力量的对比，以肓目的乐观代替了冷静的科学分析，对旧政权旧军队敌伪残余分子和阶级本质，缺乏阶级的分析，过份强调少数一时不能取得的中心城市的作用而忽视了广大的乡村，因而使他们违背了毛主席一九四五年十二月的指示，在坚决依靠东北人民，坚决消灭敌人，建立革命根据地的各种政策上发生了许多原则性的错误。这是在阶级斗争的紧要关头，少数同志丧失阶级立场的一种非常危险的倾向。这种倾向，一开始就遭受到另一部分领导干部的坚决反对，但仍给予东北人民解放事业以很大的损失。直到一九四六年东北局七七决议之后，才在全东北党内贯彻了毛主席一九四五年十二月的指示，克服了党内右倾危险……
　　基本公正中的一个基本的不公正，是把毛泽东的错误“忘掉”了。“独霸东北”，“拒敌于国门之外”，“最后一战”，“化四平为马德里”，“把长春变为马德里（输入者注：此处“马德里”似应为“凡尔登”）”……好像全都是“东北党内少数领导干部”提出来的，毛泽东只有“一九四五年十二月的指示”。
　　“东北党内少数领导干部”，或者是就这样认识的形势，并积极向中央建议的，或者是执行中央的指示，这样做确实“更增加了当时的困难”。但是，把这一切都归咎到他们头上，这不是人为地把这段历史搞复杂了吗？怎能叫人口服心服呢？应该看到这个决议的毛泽东，当时又会作何感想？
　　没有错误的毛泽东，是另一外一个毛泽东。
　　被掩盖、回避了的历史，不是真的历史。
　　 停战１５天
　　就在共产党人整顿好行装，随时准备弃城出走之际，６月５日，毛泽东来电报了：东北局及林：宁周电称，蒋已允马停战十天谈判，请东北局坚守哈尔滨十天等语。
　　望立即布置坚守十天至要至要。
　　 中央
　　从６月７日开始，停战半个月。
　　６月２６日，国民党军队进攻中原地区，中国内战全面爆发。
　　黑土地却一直沉寂到１０月下旬。
　　这四个月，是黑土地共产党人宝贵的春天。他们惜时如金，全力以赴，挥汗如雨地播种，耕耘，两年后就收获了个金灿灿的秋天。
　　从当年的林彪到今天的老人，都说国民党没向江北推进是失算。否则，共产党的日子将更难过。
　　“停战外，我军整补，共军也会整补。而且共军扩充得非常迅速，我军却不能尽量扩充。”杜聿明是个明白人，蒋介石也不糊涂。对于受伤的老虎，当然应该穷追猛打，置之死地，而不可放虎归山，让它养好伤口再扑出来。
　　只是，和日本人打了８年，血流成渠，接着又和中国人打，把黑土地打得雪白血红。共产党打乏了，国民党也打累了，双方都迫切需要坐下来喘口气儿。
　　而且，国际国内舆论都是和平，蒋介石有压力。还有，过江占领哈尔滨，在苏联门口舞刀弄枪，也不大好。或多或少，这也是个原因。
　　关键还是兵力不弥分配。
　　国民党国防部史政司编写的《绥靖第一年重要战役提要·作战检讨》中，有这样一段：㈠我军以接收之目的，应进出松花江自有必要，惟就作战方针言，欲压迫共军于松花江而歼灭之，则似过远，以分进合击包围于四平地区而歼灭之，尔后向松花江进出为当。其次，就本案压迫松花江歼灭之方针，在兵力部署上，与方针又不相吻合，即逐次使用兵力，致四平街久攻不下，其后增加兵力，亦未着重四平附近歼灭共军之措施。迨攻下以后，即为离心推进，而成为广泛之驱逐，卒未获歼灭共军也。
　　㈡作战初期，我军因兼顾辽东辽南方向之作战，仅以新一军担负四平及解长春之围双重任务，兵力不足，以致四平久攻不下，长春沦于敌手。
　　而后次第以第七十一军和新六军两军加入，虽获得四平决战之胜利，然已迁延两月以上时间，使敌得以从容脱离战场，未能将敌主力击破，贻尔后东北剿共军事以无穷之后患。
　　㈢我战略受政略影响，专注重城市及交通线之占领，忽略歼灭共军主力……(57)
　　“欲压迫共军于松花江而歼灭之，则似过远。”兵力不足，才感到“过远”。蒋介石也不是不知道，“逐次使用兵力”为兵家所忌。可兵力不足，不能一拥而上，一锤子砸下去，也只有使用添油战术。待“以第七十一军和新六军两军加入”，连夺四平、长春、吉林，虽“未能将敌主力击破”，也算大获全胜之际，刚刚“平定”的南满又乱了套：６０军１８４师在火线上倒戈了。
　　“八·一五”前的东北，大米为日本人的“专利”，只有少数“高等华人”才能进口。日本节节败退，前方吃紧，后方吃紧，先是吃大米加高粱的“二米饭”，后来就成清一色的高粱米。于是，黑土地就有了句至今在一些老人口中还能听到的歇后语：“小日本吃高粱米——没法子了。”
　　蒋介石大概一辈子也没吃过高粱米，但他也是没法子了。
　　注释
　　⑴⑵丁晓春、戈福禄、王世英编：《东北解放战争大事记》，十五页。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１９８７年）
　　⑶牋采访中，很多老人都谈到，这句口号是东北局在一封电报中提出来的。原电未查到。
　　⑷牋《辽沈战役亲历记》，５２６页。
　　⑸牋《在中国土地上－－苏联顾问回忆录》，２７４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１９８１年）。
　　⑹当时电报分为四个等级：标有一个“Ａ”的为一般电报，两个“Ａ”为急电，三个“Ａ”为加急，四个“Ａ”为特急。
　　⑺即黄克诚、梁兴初、李运昌和沙克。沙克当时为晋察冀军区副参谋长。
　　⑻即罗荣桓。
　　⑼“吕”即吕正操，“李”即东北局副书记，北满分局书记李富春。
　　⑽中国人民解放军东北军区司令部编（１９４９年１０月）：《东北三年解放战争军事资料》，６，７页。
　　⑾同⑽，１９６页。
　　⑿沈阳市图书馆编印（１９８５年）：《东北名胜古迹轶闻》，１８５页。
　　⒀刘震当时为新四军３师第一副师长，洪学智为第二副师长兼参谋长。
　　⒁《中国革命史论文辑要》，９８２页。
　　⒂“程”即冀热辽军区政委程子华，“高”即高岗，“陈”即陈云。
　　⒃即马林诺夫斯基元帅。
　　⒄“詹”即冀东军区司令员詹才芳。
　　⒅１２月５日，高岗、陈云覆电为：彭罗：㈠我们对满洲的战略意见，详见未发完的艳致东北局及中央电，马帅谈话内容未见，最近对我们兵力的数量位置也不知道。
　　㈡大歼灭及阻断北宁线，同时以三四万主力进攻沈阳，一万主力威胁长春，如此大兵，已否全部到，并请考虑后果及影响如何。㈢你们转来中央关于改变独占满洲与建立根据地战略指示，与你们来电是不同的。我们意见，亦分别请示中央。高陈微⒆《东北解放战争在事记》，３０、３１页。
　　 ⒇《毛泽东选集》（合订本），１０７５、１０７６、１０７７页。
　　(21)《东北三年解放战争军事资料》，１０５、１０６页(22)有的资料说是２月１３日。
　　(23)李运昌等著：《雪野雄风》，７２页。自由出版社（１９８８年）。
　　(24)东北三年内战中历次战斗双方伤亡数字，所见资料有些出入，有的出入还较大。笔者均以最新资料为准。没有，则以”文化大革命“前最早的资料为准。
　　(30)《毛泽东军事文选》（内部本），２７６页。中国人民解放军战士出版社（１９８１年）。
　　(31)《东北解放战争大事记》，４６、４７页。
　　(32)四平市博物馆编（１９８５年）：《四战四平》第１集，８页。
　　(33)５页。
　　(34)史迪威，美国佛罗里达州人。１９４２年任中印缅战区美军中将司令兼中国战区总司令蒋介石的参谋长，因与蒋介石发生矛盾，１９４９年被美国政府调回。(35)《八·一五前后的中国政局》，４３５页。
　　(36)据江南著《蒋经国传》摘引官方公布的资料称，１９５５年６月初，孙立人和陆总第五署督训组长郭连亮（输入者注：好像是叫郭廷亮。记不清了）等人，欲乘蒋介石在台南检阅部队时，发动“兵谏”。在官方公布的孙立人的辞职书中，称之谓“不肖事件”。郭连亮等人被捕，孙立人被软禁至今。此案疑点甚多，至今众说纷纭。江南先生称“孙立人是政治的牺牲品”。
　　(37)《文史资料选辑》，第８辑，２６页。
　　(38)《文史资料选辑》，第４２辑，７１页。
　　(39)《辽沈战役亲历记》，５５５页。
　　(40)见本书第８章《独霸东北》的《“撤退将军”》一节，１１９页。
　　(41)程世才当时为辽东军区司令员兼３纵司令员。
　　(42)《党史研究资料》，第１、２期，５、６页。中国革命博物馆党史研究室（１９８６年２月２０日）。
　　(43)《东北三年解放战争军事资料》，８页。
　　(44)黄济人著：《将军决战岂止在战场》，９６页。解放军文艺出版社（１９８２年）
　　(45)凡尔登是法国东北默兹省的城市和铁路枢纽。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德法两国在这里进行了著名的凡尔登战役，德军伤亡近６０万人，法军伤亡３５万人，故有“凡尔登绞肉机”之称。
　　(46)中共中央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中国人民解放军档案馆编：《阵中日记》，１４页。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１９８７年）。
　　(47)有的资料说王继芳是作战科副科长，有的老人说他在山东时当科长，到东北后是作战科参谋。
　　(48)《沈阳军区历史资料选编》，３５页。
　　(49)即东满军区司令员周保中，政委林枫，副司令员兼参谋长陈光。“曹”好像是曹里怀，为长春卫戍区司令员。
　　(50)即饶漱石、伍修权、叶剑英和周恩来，当时都在北平军调部。
　　(51)采访中，有几位老人谈到毛泽东这句话，都记不住出处。
　　(54)“关东三大怪”为：窗户纸糊在外，大姑娘叼个大烟袋，养个孩子吊起来——东北人把孩子的摇篮吊在空中，来回悠，叫“摇车”。
　　(55)“周”即周恩来，“张”和“谭”说不准，待查。
　　(56)《东北解放战争大事记》，６５页。
　　(57)《四战四平》第１集，２０页。
　　五、家
　　林彪说：“今天我们在东北还没有根据地，还没有家……如果我们没有家，没有房子，就好比流浪老，漂来漂去的二流子，遇到狂风暴雨就会无家可归，无房子可住，就会被狂风吹掉，被暴雨淋死，遇到严寒冬天就会冻死饿死……死无葬身之地。”⑴。
　　光靠灵感是得不到这样的句子的。
　　“在阿拉曼⑵之前，我们没有取得过一次胜利；在阿拉曼之后，我们又没有遭受过一次失败。”
　　把“阿拉曼”三个字换成“七七决议”，丘吉尔的这句话，就变成黑土地共产党人的了。
　　因为共产党人有了家。
　　第13章　　魅力和伟力
　　陈云起草的《东北局关于目前形势与任务的决议》，即著名的“七七决议”，指出：
　　“无论目前或今后一个时期内，创造根据地是我们工作的第一位。”
　　跑出城市，丢掉汽车，脱下皮鞋，换上农民衣服，不分文武，不分男女，不分资格，一切可能下乡的干部统统到农村去，确定以能否深入农民群众为考察共产党员品格的尺度，一切深入农村者给以奖励，不愿到农村去的给以批评。造成共产党员面对农村，深入农村的热潮。“⑶一个“跑”字，表达了共产党人怎样的急切、决心、姿态和激情啊！
　　给农民土地
　　季中权老人说：秀水河战斗前，林彪让他带上几个战士，在秀水河子北面一个几十户人家的小村，搞了一次试验性士改。
　　当时有一种“东北特殊论”。是不是有人曾明确提出过这种论点记不大准了，怛这种精神上级是讲过的，大家感觉也比较强烈。觉得日本统治了14年，搞了那麽多“开拓农场”，东北农村和关里不一样，好像已经资本主义化了似的。城里人见你点头哈腰的，乡下人对你又那麽冷漠，和关里反差大大，观感不好。我参加革命前往上海读书时演过一个活报剧，剧情是一个中国理发师在理发时，把一个日本军官杀了。我到沈阳后第一次上街理发，心里就胆突突的，怕那个理发师傅给我一刀。
　　在那个小村呆了不到10天。不到10天能干甚麽呀，只把地主的粮食分了。可就这麽一下于，群众就发动起来了，秀水河子战斗时，这个小村子出了20多副担架。
　　向林彪汇报，林彪很高兴：能发动群众，这仗就能打，东北就是我们的。
　　老人很自豪：东北的第一个土改试点，是我搞的。
　　但是，当时“屁股坐在大城市附近”，这个问题没有被提到议事日程上。而且，国民党脚跟脚就在屁股后面追，共产党人到那儿炕沿没坐热乎就得跑，也来不及表演他们的超级艺术。
　　现在，天高海阔，黑土地上的共产党人，可以尽情地表现和施展他们无与伦比的魅力了。
　　在永恒的日月和默默无声的寒星下，4亿中国人，3亿多是面朝黄土背朝天的农民，他们日出而作，日入而息，他们像母亲抚育婴儿一样伺弄土地，他们的梦也离不开土地。他们繁衍生活在土地上，他们的全部生命都和土地息息相关。（那时没有“城市户口”，农民也不羡慕这个）他们热爱土地，渴望得到土地——可他们没有土地。
　　没有土地的农民，只能是土地的奴隶。
　　他们没有权力，没有尊严，甚至没有妻子儿女，主人可以随意霸占她们，再把他们拉去看家护院。血性汉子流尽了鲜血，缺少血性的汉子和看得大多的血性汉子，就忍气吞声和学会了忍气吞声。因为没有土地的农民，本来就一无所有，、自己都没有。主人就是政府，主人的意志就是法律。国家朽到了极处，人民苦到了极处。在那极处的极处，是占人口80％还多的农民。
　　他们食不果腹，他们衣不遮体，却修造了那麽多富丽堂皇的庙宇，供奉了那麽多仪态万方的神仙。他们向他（她）们叩头，他们向他（她）们乞求，乞求风调雨顺，乞求天下太平，乞求恩赐一个“青天大老爷”。他们不会唱《国际歌》，他们把命、交给了本是罪恶的帮凶的神们。不管他们发没发现这一切是多麽荒唐可笑，当他们终于到了活不下去的时候，就发出山呼海啸般的呐喊，征涛怒澜般地扫荡大地。
　　中国历史上大概可以编制一个师团的那些“万岁”们，卧薪尝胆，发愤立志，是为了江山，为了权势，为了三官六院。那些揭竿而起，流血拚命的农民，只是为了土地。然而，半个世纪前，当西方人高举着“自由”、“平等”、“博爱”的大旗，终于用这种方式结束了这种生活方式，把封建社会椎向了资本主义社会，古老的中国却仍然重复着古老的历史。一顶顶皇冠落地，一件件龙袍加身，渴望得到土地的人永远一无所有，没想得到土地的人不但得到了土地，还把渴望得到土地的人踩到了脚下。
　　中国只有农民战争，没有农民革命。
　　农民生产粮食，供养军队、党和国家的官僚。农民提供人力，成为维系国家机器主要组成部份的军队。
　　“得人心者得天下”。在中国，特别是战争时期，得人心，首先是要得农民心。庞大的农民群众心之向背，将左右一切，并能最终左右政治家们的政治。
　　比之西方发达国家，中国的生产方式实在原始，落后不堪。这是劣势，也是优势。发达国家，工业中心炸掉，海空封锁，立刻陷入瘫痪，中国不存在这个问题。茅屋几天就能搭起来，弯弯犁一会儿就能削一个。中国的优势和力量在庞的农民群众中，在土地中。只要有阳光和雨水，土地就会生长粮食，国家就会有军队。而阳光和雨水谁也不能垄断。
　　古今中外，很难找到一个政治集团像中国共产党那样，熟谙它的国情，了解它的人民。也没有一个政党能像它那样，把自己和农民的关系理解得那样深透，处理得那样和谐。共产党人最清楚农民那破贫穷折磨得麻木，冷漠的表象下，掩藏着甚麽样的火焰，并善于把这火焰引发为摧毁对手的火山。
　　蒋介石当然懂得其道理，所以，他才迫不及待地发动内战。所以，他在关内停战，往关东大打，不让共产党人有喘息的功夫。因为只要共产党人往农民中站住脚，就像鱼儿游进大海一样，黑土地就不是他的了。
　　1946年：2月30日，蒋介石在特天字第70号密令*中说：
　　剿匪平乱，必须军事与政治相配合，收复区内之地方行政工作，尤关重要。我军占领各匪区之后，必须督导我各级官员，协助各级地方政府，注意民众组织，整理保甲，加强人民之自卫力量，以安定地方秩序，恢复各种生产，对于处理土地纠纷，尤须注意，实行绥蜻区减租法规，务须使耕者有其田，此为我军与共匪斗争之基本问题。务希我将领切实励行，勿误。
　　蒋介石不光说说，还真把一些能够减轻农民痛苦的法令，写在了纸上。比如，1930年南京政府就通过一项法令，规定地租不得超过粮食收获量的37。5％，这无疑是在此以前中国历史上最进步的法令之一。可国民党政府依靠甚麽人来推行它呢？是多少个世纪以来就占有和统治土地的人，这些残忍而又高雅的生活在中国式天堂里的人，凭借世袭的特权，完全占据了权力、道德和法律的优势。执行这些法规法令，就意味着失去他们的优势和天堂。这是比挖祖坟更令他们难以容忍的。而这些人，正是国民党政府统治农村，统治中国的社会基础。触犯了这些人，国民党的根基也就动摇了。
　　一种先天性绝症。
　　中国历代统治阶级的字典里，都找不到“民主”两个字。但它们谁也没说自己“专制”、“独裁”，是人民的敌人。别说“正牌”的国民党，连一拨又一拨唿哨来去的“胡子”，不也打着“杀富济贫”、“保卫乡土”的旗号吗？大老远跑来杀人放人的东洋鬼于，不也说是“建设王道乐土”吗？人们已经听得大多了，人们不要听了，而要看做。人们看到的最直接，也最现实的，是谁来了后他们碗里的饭多了，少了，乾了，稀了，是家徒四壁的墙上，能不能比去年多一张《年年有余》。
　　所到之处，曾像蝗虫一样吃光烧尽，现在，共产党人要把中国革命之父孙中山倾心向往的“耕者有其田”的理想，写在中国农尺世世代代梦寐以求的士地上。
　　东北局和各级党政机关大精简，各抽出三分二干部，共1万2千人，下乡搞土改。
　　经过清算、分地斗争，1947年初，各地有400万农民获得了约3160亩土地，分得牲口44万多匹，粮食1470万担，到1948年上半年，土地改革基本结束，一堆堆燃烧地契的烈焰，映照着一张张仇恨的脸和一双双仇恨烧得通红的眼睛。千百年来被脑满肠肥的人欺压惯了的人们，那目光中有激动和兴奋，也有疑虑和恐惧：真的就这样了吗？
　　直到把写有“张老三”、“李老四”的界桩，“丁丁当当”地钉往了黑土地上，一些人还不能相信这是真的，房无一间，地无一珑，、力气都不是自己的，就这麽几天，就这麽几把火，就这麽根木桩，这地就归了我了？有人一夜去地里转几遍，看看那界桩是不是还在，会不会变了字号。有人搂着那写着自己姓名的界桩，就像搂着情人一样，枕着黑土地睡着了。
　　农民有了土地，共产党人有了家。
　　土改中出现过火行为。
　　一是侵犯中农利益，二是杀了些不该杀的人。
　　老人说，有的斩草除根，把一家老少全杀了。吃奶的孩子，扯腿一劈两半。
　　造成这种令人毛骨悚然的行为的原因，是多种多样的，比如某些政策的不明确性（特别是在开始阶段）。比如具体工作人员的政策水平，比如宁左勿右，越左越革命。而建国后“阶级斗争”中的乱抓乱打乱杀，是不是也能从当年这种行为中找到某些影子？而到了需要共产党员带头致富的那个时候（人而失去致富的本性，是否也为中外一绝），有些人则明确问道：真能让富起来吗？真富起夹了，会不会再来那麽一家伙？
　　黑土地一些老人当时看得真切的，是最早起来革命的农会干部中，有些人并不是纯正的农民，而是流氓无产者。这种人敢想敢干，甚麽都敢想敢干。在这些人心目中，“共产共妻”是天底下最好的口号和理想，不费吹灰之力就能将地主老财的钱财和小老婆共为己有，这等美事还能不甩开膀子大干特干吗？
　　最根本的，这是千百年来那种原始、残忍的血腥统治所致。被压迫者一旦有了还手的机会，就会以同样的暴力对待暴力，西方世界在反抗这种制度时，愤怒的农民也同样是不在乎鲜血的。
　　革命本夹就不是慈悲的，有时也缺乏辨别力。
　　1948年5月10日，“中共东北军区后勤党委会出版”的《目前后勤运输状况任务组织和运输力的统一与使用》*中，说：
　　 “两年来我们的生产力比伪满时不是扩大，而是缩小了，比九一八以前恐怕也是如此，九一八以前的情况虽不大清楚，但过去东北粮食出口是很大的，每年大豆出口上几百万吨，高粱小米不但够东北吃，而且还运到关里去，徐州及连云港以南很多粮食都是东北运去的。”
　　 “去年我们的收成不好，先旱后涝，今年我们党注意努力领导与组织生产，如果加上天好，可能保持前年的收入。不然的话，减产是可以肯定的，原因是由于东北过去地主富农占很大数量，土改后大农生产破坏了，土地小块小块地分给农民，而农民组织和经营的经验不足，使我们可能减产，这是一；第二，土改中出了一点毛病，打击面宽了些，使过去生产中占很大数量的中农富裕中农被打击，因之生产情绪可能受到影响；第三，地主富农占百分之二十，土改中注意不够，有些打的狠了一些，生产有困难（种子牲口工具），影响了这些人的生产；第四，农村劳动力减少很多，参军参战数字很大……其次是马匹数量大大的减少生产力水平退回了‘少帅’那个年代。”
　　土改中的过人行为是全国性的。而土改使生产力倒退这种后果，不知是否为黑土地所独有。
　　但是，无论破壤了生产力，还是解放了生产力，共产党人已经唤起农民千百万，同心干了。
　　再给一支枪
　　“翻身不忘恩，好汉去当兵！”
　　“保田保家保乡去！”
　　“胜利反攻，人人有份！”
　　在农民分得土地后，这样的口号，几乎写遍黑土地每个村庄每条街道的每堵墙壁。
　　农民有了土地，再给他们一支枪去保卫土地，这实在是大顺理成章的事了。
　　在中国，没有任同一个政治集团，敢于像共产党那样武装人民，因为人民武装起来，就要用枪杆子解决自己的痛苦。
　　这个党，那个党，你打找，我打你，反正都是“官家”，咱草民百姓管不了，也不管。而当东家的房屋、车马和土地都变成了他们的后，面对这一切，他们还能像过去那样漠然视之，无动于衷吗？
　　杀富侪贫，开仓放粮，然后率领愤怒的饥民扑向另一座城池。中国历史上的农民起义，几乎无一不在重复这样的画面。但是，没有任何阶级和政党能像共产党那样成功，那样彻底，那样更具历史的主动性和创造力。
　　从这疙瘩到那疙瘩舌头紧靠着牙，
　　民主联军和老百姓守住东北守住家，
　　东北是我们家乡拚命保住它！
　　眼泪了长着苗鲜血中开着花，
　　打败那敌人保住我们的家！
　　唱着这支《从这疙瘩到那疙瘩》，黑土地上的农民，一批批走上前线。
　　据《东北三年解放战争军事资料》统计，3年中，黑土地有1445907名农民参加了共产党军队。
　　还不算我们经常在银幕和荧光屏上看到的肩头背着伧，手中拿着锄头，正在铲地的那种民兵。
　　共产党人凭借自己的魅力召唤起人民的热情，并凭借人民的力量所向无敌。
　　第14章　　打“胡子”
　　关东人称土匪为“胡子”。
　　胡作非为，那些无法无天的“胡子”，也有自己的“法”和“天”。
　　“胡于”头叫“大柜”。联络官叫“尚贤员”，作战部长叫“总炮头”，执法官叫“总稽查”，看管、审训“肉票”（即抓来的人质）的叫“秧子房”，通风报信的情报官叫“传号”，出谋划策的军师叫“搬舵的”，一般成员叫“小兄弟”。一般都有固定地盘，叫“溜子”。每个“溜子”的“胡子”都有“山规局事”，叫佗“五清六律七不抢八不夺”：“掌柜的”耍得清（不能乱抢），“小兄弟”打得清，“传号”传得清，“稽查”查得清，“线火子”（领路的）带得清；“大柜”不能吞大飨，不能奸淫妇女，“小兄弟”不能偷抢拐骗，不能反叛造谣，抢错了要送回，“秧子房”不能跑了“秧子”（即肉票，人质）；盲、哑、疯、瘫、僧、道、尼不抢；同是“胡子”不夺，娶媳嫁女不夺，送殡不夺，搬家不夺，山沟不夺，码头不夺，鳏寡，孤独不夺，医生不夺。
　　最初也许有此古风，现在这种“胡风”即便不是荡然无存，也所剩无几，只挂在嘴皮子上了。（探究这些，需要有关专家写部专箸。）另一个特点，是“胡子”之多为中国之最，中国历来以官为尊，当官之路，一是进考场，二是拿钱买，三是哨聚山林当士匪——当土匪，受招安，再当官。一部“二十四史”中颇有些有头有脸的人，就是这麽曲线当官的。而黑土地上近百年来最有名气的人物，人称“胡帅”的张作霖“张大帅”，不折不扣，就是先当“胡子”，后当上“中华民国陆海军大帅”的。
　　恐怖的关东
　　动乱年代盛产“胡子”，甲午战争和日俄战争期间，达到一个高潮。“八·一五”后，“胡子”之多，为黑土地历史之最。
　　《四野战史》载：
　　估计在我南满基本池区，约有匪五万余人，较大股活动的有五千人、三千人不等，重点活动于通化、沈阳、安东三角地区，中长路以西直到热河各县数目较少，但平均每县有千人左右。北满匪数庞大，最少不下十万人，大股都经常盘踞在数个县境之内，且装备优良，有野战重炮。⑷。
　　有野战重炮的“胡子”，也真够洋气、阔气的了。
　　凡拉竿当“胡子”都要报字号。那字号挺有意思：“天边好”，“老山东”，“老山好”，“永好”，“全好”，“九江好”，“君子人”，“绿林女子”，“大闺女”，“宋美人”，“花蝴蝶”，“菊红”，“两点”，“宝山”，“四海”，“飞虎”，“大青”，“三合”，“天助”，“久仰”，“靠山红”，“混天球”……形形色色，五花八门，还有叫“八路军”的。
　　这些“胡子”，有的对抢劫之外的事情一概不感兴趣。有的曾打过日本，有的还曾是共产党领导的抗联，后来投降了日本。有的反叛一切“官家”，当年打日本，后来打苏联红军，现在又打共产党和国民党，有的不管日本，还是共产党、国民党，有奶便是娘，谁硬就靠谁——如果有双蓝眼睛和大鼻子，那字号完全可能叫“红军”，或甚麽“斯基”之类。还有一类，是由伪满军警伪宪特组成的，或自立门户、或散布于其它“胡子”里，其中还有不少日本军人，政治色彩极浓，土匪蜂起，国民党政府委任状满天飞。黑土地人就以典型的黑土地幽默，在一些“胡子”前面冠以“中央”二字，成了臭名昭着的“中央胡子”。
　　老人们说：国民党正规军不像电影上演得那样，那纪律开头比八路军还好，最坏的还是那些“劫收大员”和“清剿驴子”（即国民党“清剿队”等地方武装），这些人最能捞，糟蹋老百姓，把国民党搞臭了。
　　国民党在东北加委的“胡子”头，“总司令”、“总指挥”32名，“军长”33名，“师长”158名：仅在北满地区，就收编四个旅“中央胡子”。
　　也算“八·一五”后黑土地上的政治土特产，当时，东北154个县（旗）中，100多个被“胡子”盘踞着。共产党占据的不到50个，有的也不巩固，经常处在“胡子”威胁下。挂着“中央”牌子的“胡子”，口口声声称共产党为“匪”，为“八路胡子”，今天叫嚣攻打这座县城，明天叫嚷血洗那座县城，1946年10月，不到半个月，接连洗劫了萝北和依兰两座县城。大小店铺抢劫一空，县委、县政府鲜血淋漓，包括箩北县长在内的20多人，被拉到郊区集体枪杀。
　　依兰县委书记的妻子，被糟蹋后上吊自杀。
　　8月15日，佳木斯各界群众在中心广场举行盛大集会，庆祝抗战胜利一周年，同时公审几名日本战犯和汉奸。公审正要开始，嗒嗒嗒嗒嗒，一串子弹射向主席台，全城顿时枪声大作。骚乱平息后，主席台和会场上鲜血点点摊摊，传单还在空中飘扬：“欢迎国军”，“打倒共匪”，“共产党是兔子尾巳长不了”……
　　在通化，还发生了由国民党特务策划，有3万多日本人参加的暴乱。
　　共产党派到各地去的工作人员，经常在半路上就被“中央胡子”杀掉了。
　　恐怖的关东，没有安全感的关东。
　　共产党人不铲除这个心腹之患，就不能在黑土地上站住脚跟。
　　1946年6月初，东北局和“东总”决定以师（旅）为单住划分地区，抽调三分一兵力打“胡子”。到1947年底，共打灭10多万“胡子”。
　　最后一面“青天白日”旗在黑土地消失后，中央在关于东北工作的指示中，有一项是继续深入剿匪。东北局回电：无匪可剿。
　　这是千真万确的。
　　儿时，常听一些老人啧啧赞叹：小鬼子那麽凶，也拿“胡子”没法，共产党三下五除二就划拉光了。就凭这一点，共产党不坐天下就怪了。
　　剿匪专家
　　——东野名将录之一
　　按响门铃，出来个老人。中上个头，披件银灰色大衣，戴顶棕色贝雷帽。那开门的动作，那向来者伸出的手，那缓慢的步履，都带着明显的老态。比这一切都强烈的，是任甚麽样的白发也遮覆不了的军人气质，这种气质，在笔者采访过的曾在黑土地上战斗过的老人身上，都能见到。这气质使他们在垂暮之年，也显得那麽富有活力和魅力，使人一下子就能想见他们当年的英姿风采。
　　此刻，这位原军委装甲兵副司令员贺晋年将军，就是当年三江（合江、松江和松花江三省）平原上的一位传奇式人物。
　　1946年8月，正是“中央胡子”最倡獗的时候，贺晋年就任合江省军区司令员。
　　合江是太适宜繁衍“胡子”了。西南和南部是崇山峻岭，原始森休遮天蔽日，东部和北部是大片沼泽地和草甸子。草甸子蒿草比人还高，夏天人畜进去，一会儿就被蚊虫盯剩一副骨架。沼泽地更凶险，不熟悉路径，一脚下去，就别想再拔出来。如此荒蛮之地，就成了“胡子”得天独厚的极乐世界。历代官兵来剿，见是玉皇大帝的天兵天将都不敢涉足的地方，也就随“胡子”们极乐去了。伪满时期，日本人采取收买政策，“胡子”大都卖身投靠了，（老百姓说：“鬼子”，“鬼子”日本人不“鬼”，怎能叫“鬼子”，）“八·一五”后，这些“日本胡子”又摇身一变，成了“中央胡子”。其中，谢文东。李华堂。张黑子和孙荣久四支“胡子”势力最大，号称合江地区的“四大旗杆”。
　　东北土匪为全国之冠，合江为冠中之冠。
　　贺晋年就是冲这个来的。
　　在创建陕北根据地时，他就以擅长剿匪而闻名。1939年春天，周恩来在崂山被一伙土匪袭击，彭德怀立即将贺晋年从前线召回，去剿灭这伙企图谋害周恩来的政治土匪。土匪在大山里和他兜圈子，他抓住点踪迹就穷追不舍，终于把这伙土匪一网打尽，东北“胡子”与陕北土匪当然有区别，但大路数是一样的。
　　开头，一些地区用大部队围剿。“胡子”到处都有线眼，人熟地熟，部队忽忽啦啦未到，早跑没影了。有时围上了，一打就散了。部队一走，“胡子”头一声唿哨，又拉了起来。
　　贺晋年不这麽干，他组织精干的小分队，逮住踪影就穷追不舍，而且务必抓住“胡子”头。
　　追进老林里打。追进草甸里打，追进沼泽里打。
　　贺晋年老人说：东北有三宗宝，人参貂皮乌拉草。我们的小分队也有三宗宝，大饼子咸菜疙瘩乌拉草。追“胡子”是十万火急的事，没功夫埋锅做饭，做饭有烟也会给“胡子”报信。玉米面大饼子就着咸菜疙瘩，骑在马上边追边吃。
　　钻进老林就像钻进大海，夏天满眼浓绿，冬天一片银白。大饼子咸菜吃光了，就吃野菜野果，松籽榛子。夏天秋天好对付，冬天也能将就，扒开积雪找蘑菇木耳，老柞树上还有猴头。最难最苦的是没住处，特别是“大烟泡”一刮，弄不好就捂里了。有时碰见棵空心老树，心头一喜，刚要钻进去，“嗷”地一声怪叫，窜出一只黑熊。
　　不过，大雪也提供了“胡子”的踪迹，“胡子”很狡猾，排成一路横队，漫无边际地在老林子里窜。贺晋年是不管你有多少路，我只管一路追。“兔子转山坡，踪迹不离窝”。“胡子”也和兔子一样，迟早是要归到一起去的。
　　没有雪的季节，就凭踏倒的蒿草追踪。夜宿的鸟飞鸟叫也是报警器。马粪蛋子更是宝贝。拣一个看看，就能判断出“胡子”的距离，最主要的还是依靠群众。老百姓不接近他们，并不是不向着他们。对于这些非抢即奸的“胡子”，老百姓恨之入骨，只是怕“强龙压不住地头蛇”，怕报复，敢怒不敢言。只要耐心说服，并干出样子来，总会有人敢说话。贺晋年就是凭借这些，在牡丹江两岸死死盯住一股股“胡子”，把它们一一吃掉。
　　从秋天追到秋天。他的第一匹坐骑，一匹没一根杂毛的白色日本战马，累倒了，死了。第二匹是缴获“胡子”的枣杠马，骠悍，烈性，在牡丹江岸边滚下悬崖摔死了。后来他也病了，发高烧。深山老林，大饼子咸菜疙瘩都啃光了，怎能养病？大家要迭他回佳木斯，他不干，弄副担架抬着，继续追击。
　　他知道，“胡子”的处境也绝不会比他自己好。现在是拚决心，拚意志的时候，就看谁能坚持到底。只有在“胡子”疲惫不堪的时候，才能追上它，而要使对手疲惫不堪，自己就要疲惫不堪，甚至比对手更疲惫不堪才行。
　　“首恶必辫，胁从不问，”一些“胡子”头就抓住“胁从不问”大作文章：共产党要抓要办的是我，我都不怕，你们怕甚麽？有些人本来就是“胡子专业户”，吃这碗饭的，结果抓了放，放了抓，怎麽抓也不见少。后来就严厉了些，那个被称为“老山货”、“山中王”的谢文东，被枪毙后，还割下脑袋在林口，佳木斯“悬首示众”。这古老而又野蛮的办法，却收到些文明的效果：很多“胡子”携械下山，避免了流更多的血。
　　谢文东被俘后，说：我老谢当过抗联的军长，打过日本，后来走错了路，能不能饶过这一次？
　　谢文东和李华堂，都曾是黑土地上响铮铮的汉子。1934年，谢文东参加过轰动满洲的“土龙山暴动”，后来成为东北杭日联军第8军军长。有一手好枪法的李华堂，当过抗联第9军军长。后来，这两条汉子都跪到日本人脚下，成了癞皮拘，再后来，一个成了国民党的第5集团军上将总司令，一个成了国民党东北挺进军第1集团军上将总指挥，又出生入死地打共产党。
　　（黑土地上的“胡子”是很有“魅力”的，谢文东、李华堂这样的“胡子”更有“魅力”——笔者将在另一部作品中加以探究。）“四大旗杆”倒后，一听到“贺晋年”这个名字，一些“胡子”就望风而逃了。
　　有的老人说，后来在江西剿匪，一听到“贺晋年”的名字，土匪也恨爹娘少生了两条腿。
　　贺晋年老人笑了：真这样可就麻烦了，跑得快不好追呀！
　　杨子荣和他的战友们
　　——黑土地英雄谱之三
　　往从红军到八路军到解放军的英雄序列中，很难找到一个像“杨子荣”这样响的名字了。
　　其实，生活中的英雄，比舞台上的英雄更实在，更高大、辉煌。
　　杨子荣名宗贵，字子荣。1917年生于山东牟平县隅呷河村，13岁随父母渡海到安东，往缫丝厂当过童工，在鸭绿江上当过船工，在鞍山当过矿工。1943年回山东，1945年8月参军。10月，沿着当年父母闯关东的老路，到达东北。
　　用今天的话讲，杨子荣当时是个“老炊”，他29岁，比连长、指导员年纪都大，当个炊事邑应该蛮合适的，他也确实干得挺好。
　　一个人来到k界上走一遭，在远非72行中的行当中，只有当他的爱好、学识和气质与他从事的那一行相吻合时，生命才能爆发出最大的能量。比如陈景润曾是个不称职的中学教师，可是你把辽沈地区所有中学特级教师集中起来，也不一定能证明“1十2”这个命题。而本节主人公，牡丹江军区2团3营7连炊事班战士杨子荣，则是个天生的优秀侦察员。
　　一次，杨于荣和团副政委曲波，偶然谈到侦察问题，他说：我化装一下，你在人群里认不出我。曲波不信，两人打赌，谁输了买糖请客。曲波和几个人在集市边上瞅着，人走光了也没见到杨子荣，正纳闷儿，一个穿件破棉袄的老头又走回来了，头上顶个瓦盒，腋下夹个瓦盆，拄根棍子，弯腰驼背，鼻涕涎水的。几个人都觉得蹊跷，可若不是杨子荣拍了谁一下肩头，大家还是认不出来。
　　而且，1。80米山东汉子，魁梧健壮，臂力过人，腿脚飞快。翻山越岭像只鹿，跳进水要是条龙，还有几下子武功。记忆力也特别强，简直过目不忘。比这一切更重要的，是胆大心细，足智多谋，机敏果敢。
　　这些条件，人选今天千里挑一的反劫机之类的特种部队，也是够格的。
　　1946年3月26日，在林口县杏树村战斗中，杨子荣荣立特等功，成为战斗英雄，这是个百多户人家的村子，盘踞着400多“胡子”。周围是一人多高围墙，各角有炮楼。围墙外是4米多宽、2米多深的壕沟，壕沟外是鹿砦。
　　爆破鹿砦没有成功，几次攻击都没打下来，“胡子”火力很猛，轻重机枪“哗哗”扫射，炮弹在身边吐光爆炸。部队被压在鹿砦前，双方在硝烟浓雾中对峙着，第一排炮弹就在村中溅起一片嚣叫声。现在，这声音更大了。
　　——三老四少的行行好吧，别打啦！
　　——“兔子不吃窝边草，”都拖家带口的，到别处去打吧！
　　——小三子呀，再打咱家全完啦！……
　　“胡子”是几股凑在一起的，内部涣散，没有统一指挥。但围住强攻，就会拚命。而且雾快散了，“胡子”枪法好，那样伤亡会更大。
　　一个大胆的想法，在杨子荣脑子里成型了。
　　他对副班长说：我进去看看，让他们投降。
　　全班同志大吃一惊：不行！大危险！
　　杨子荣已从鹿砦前站起来，挥动一条白毛巾，大声喊：弟兄们，别打枪，我要和你们当官的讲话。
　　有人以为杨子荣叛变了，“胡子”也认为这个连腮胡子大汉是来投降的。
　　进去就被枪口逼上了。
　　杨子荣说：两军交战，就这样对待来使？
　　一个小头目吼道：我看你是来送死的！
　　听说来个“八路”，老百姓都出来看。杨于荣就大声说：乡亲们，弟兄们，我们大部队已经把村子包围了，再打下去，全村都要遭殃。
　　弟兄们都有家有业，有的就在本村，只要放下武器，保证大家平安无事。
　　几个“胡子”头迎上来，其中一个把枪口顶住杨子荣胸膛：不许你扰乱军心！
　　杨子荣伸手拨拉开手枪，厉声道：谁是青北寨的许大虎？谁是本村的郭连长？
　　话中有话：你们那点老底，我们全部知道。
　　未等回答，杨于荣继续说：你们听着，杏树村己被包围了，为了保护乡亲们，也给你们留条生路，我们的十几门大炮才停止射击。是降是抗，是活是死，由你们自己选择，许大虎挥舞着手枪：老子宁死不降！
　　杨子荣面对群众大声喊：乡亲们，许大虎要在这疙瘩打，你们说行吗？
　　大家一哇声地喊：让他滚！回他们青北寨打去！
　　村中维持会长说：看在全村上千口人的面上，和解了吧。
　　许大虎把枪顶住维持会长脑门：我崩了你！
　　那个“郭连长”正在犹豫，见许大虎竟在自己面前欺侮本村头面人物，顿时火了：姓许的，你还是见好就收吧，不然可别怪我不仗义了！
　　“胡子”头拔枪怒视，“胡子”也骚动起来。有的想帮自己的头目，有的不知所措。
　　在这枪响血溅的当口，杨子荣指着旁边一块主地喊道：弟兄们，不要白送命了，不要让爹哭娘哭老婆孩子哭了，把枪放这里吧。
　　一人带头，大家响应。
　　共缴获长短枪300多支，轻重机枪10挺，掷弹筒8具，迫击炮和平射炮3门。
　　红领巾时代爱不释手的《林海雪原》中，描写的许家三兄弟（许福、许禄、许祥）、马喜山、九彪、“座山雕”，都是生活中实有的“胡子”头。当然，小说和生活是不同的。生活中这住大智大勇的杨子荣，在剿减这些“胡子”的战斗中，都立下了殊勋。
　　“座山雕”叫张乐山，70多岁，又瘦又小，却应了那句“老奸巨猾”。在前面写到的大小“旗杆”陆续折断后，他凭借三代惯匪的“祖传绝技”，也凭借70多岁爬山越岭小伙子也不是对手的敏捷，钻进林海县北部夹皮沟（东北人称黄鼠狼为“黄皮子”，用一种特制夹子夹获——东北到处都有这种“夹皮沟”）的大山里。2团几次进剿，踪影全无。
　　杨子荣带领孙大德等5个侦察员，全部“胡子”打扮，在山里转了半个月，把这个老贼和10多个“胡子”捉了回来。
　　——“大帅”“少帅”、日本鬼子都没整了我，竟叫几个土八路逼住了。唉，打了一辈子雁，到头来叫雁啄了眼……
　　一段颇精彩的独白。
　　1947年2月23日，在海林镇北山上一个马架子窝棚里，堵住了几个“胡子”。杨子荣率先扑到门口，喝令“胡子”投降。“胡子”操枪顽抗。杨子荣立即扣动盒子枪扳机，却未打响——天太冷，撞针冻住了。
　　里面枪响了。
　　一座烈士墓，一座纪念馆，矗立在海林镇东山上。
　　上面写着“特级侦察英椎”杨子荣的名字。
　　也写着被“大烟泡”捂往老林里的那些人的名字。也写着陷在沼泽地里的那些人的名字。也写着那些倒在草甸子里的人的名字，也写着在每次打“胡子”战斗中倒在黑土地上的人的名字。
　　杨子荣和他的战友的名字，写在黑土地每块有名和无名的墓碑上写在天安门广场上的人民英雄纪念碑上。
　　第15章　　土八路进行曲
　　李兆节老人说，闯关东路过临沂和灞县见到砖瓦房，大家觉得了不起，苏北都是茅草屋，只有庙才是砖瓦结构。到义县见到一栋二层楼，更是啧啧称奇：这东北可真是个“花花世界”呀！第一次见到收音机也是在义县。这是个多大的人呀？怎麽钻进去的呢？无神论的八路军一时间竟有些迷信，怀疑世界上是否真的有神仙鬼怪了，大家团团围着，想摆弄又不敢，说句话也怕把里面的人吓跑了。一个个瞪大眼睛，张大嘴巳，庄严、肃穆，又傻乎乎的。
　　土八路听收音机——神了。
　　张继璜老人说，他们到安东后住旅馆。那楼，楼梯，玻璃窗，暖气，满世界瞅甚麽都觉着稀罕。不知水龙头是甚麽，有人就摆弄，哗一声淌水了，吓得大叫，谁也不知道怎麽关。最感兴趣的是电灯，这个打着那个闭上，看不够，玩不够。有人凑上去点烟，怎麽点也点不着，有人气得一烟袋锅子敲碎了。
　　电灯泡点不着烟——士八路火了。
　　离休前是机械工业部农业机械总公司人事处副处长的王敏芝老人说，刚到东北，洗完衣服出去晾。见屋檐下扯着两条线，衣服往上一搭，就被击得跳起来。她看看那线，再看看周围，是甚麽蜇的呢？试探着伸出手，又挨了一下。和她一起的宋荷芬说，你一惊一炸的干甚麽？伸手帮她晾，“妈呀”一声，就喊“马蜂蜇死我了”。房东跑出来，那是电线呀，你们“过电”了。
　　土八路不认识电线——哪来的马蜂？
　　赵绪珍老人在辽阳赶上部队后，往往全是“洋房子”的一家日本医院里。战士们大小便找不到“茅房”，医院的人给指点，那便池是瓷砖砌的。有的瞅了好大一阵子，摇摇头走了，有的试巴着蹲上去，最终还是失去了勇气，跑到别处把事情结了。
　　土八路进厕所——不敢拉屎。
　　土八路这些土得掉渣儿的笑话，似乎于本章主题无关，现在，土八路在黑土地上有了家，还要置办“家具”，还要“人丁兴旺”。
　　土八路的办法，土得实在，土得精明，土得洋气。
　　“捡洋落”
　　在共产党的四个野战军中，四野人多枪多炮多，而且枪好炮好，别人没有的家伙它也有，是最阔气的。所以，电影剧本《大决战》中，毛泽东说了几遍：现在林彪壮得很哪。
　　开头也寒酸得够可以的了。
　　那些炮呀坦克呀，还有飞机甚麽的，是像捡破烂和收破烂那样捡来收来的。比之今天走街串巷收破烂的小贩们，当年黑土地上的共产党人，就差没敲锣打鼓吆喝“破烂换钱”了。
　　延安炮校1千多人搬家来到关东，别说炮，连手枪都没带几支。
　　这倒不仅是因为《我东北现况通报》中，说了句“仓库”中有“大炮数千门”。其实这“大炮数千门”，实在是刘姥姥进大观园看花了眼。而且，没弄出多少，“老大哥”就不让动了。
　　不过，东北有枪有炮，而且数量不少，、坦克、飞机都有，倒是真的。一库一库存放着。有些军人库修在大山里，日本人把劳工都杀了，谁也弄不清在甚麽地方。1987年兴安岭大山火，民间有传闻，说是当年小鬼子一座军火库爆炸引起的。
　　还有相当数量散落民间了。
　　共产党人的目光，主要就盯在这里。
　　黑土地人管这个叫“捡洋落”。
　　黑土地人可没少“捡洋落”。
　　“八·一五”后，关东到处都抢仓库。抢吃的，抢穿的，抢用的。
　　各地街头摊点上，摆的大都是军用品，从铺盖到穿戴，除了钢盔，甚麽都能买到。真有“捡洋落”发财的，也有倒霉的。有的在哄抢时被打死打伤了，有的扛着东西往回走又被抢了，人也打死了。“捡洋落”还有捡人的。一些走投无路的日本女人，就留在黑土地上当了媳妇。
　　也有抢军人的。主要是那些想当“胡子”的人。一般老百姓瞩目的，是汽车，大炮和飞机“轱轳”，卸下来安在大车上。飞机轮胎最抢手。儿时，笔者没少见过这种大车，跑得飞快，车老板的鞭子甩得格外响。那神气，就像今天大街上的豪华骄车赶超“上海”和北京吉普似的，王振奎老人说，三下江南之前，炮校的主要任务就是收集军火。
　　不光是炮校，各部队，各县区政府，都有收集任务。
　　老人说，他们走到哪问到哪。看到老乡车上有汽车、火炮和飞机“轱轳”，就追上去商量，买下来。再问日本人来过没有，附近打过仗没有，苏军和日军打过仗的地方都走遍了。各种火炮都有，大都残缺不全，就几门炮凑成一门炮。有的是打坏的，有的是故意破坏的，有的拆卸开扔到河里。“春砭骨头秋砭肉”，结着冰碴儿也跳下去摸呀找呀。战场上吃够了挨打的苦头，谁不盼着有自己的大炮呀。过去得到这些要拿命换，现在苦点累点算甚麽？在镜泊湖边，发现一座新坟前立块“战马之墓”的木牌，他们觉得奇怪，扒开一看，是门90野炮，拆开用油布包看，零件一个不少。日本人逃跑时说，“20年后再回来”。
　　炮校警卫连副连长周天才，一个人就搜集20多门，被命名为“搜炮英雄”。
　　不光是炮，甚麽都要。汽车、坦克、飞机的各种零件，都是宝贝，装在大车和爬犁上拉回去。
　　到1946年7月，共收集、拼凑了各种火炮700多门，坦克10多辆，编成八个炮兵团和一个战车大队。
　　土八路“捡洋落”发了洋财。
　　凭着这些日本“洋落”，共产党人没打收条，就把黑土地上的那些美国“洋落”，几乎全部没收了。
　　国民党曾大肆宣传，说这些都是苏联“洋落”：红军把日本军人库中的火炮送给土八路，临走又把自己的火炮留下一些。
　　确实有点苏联“洋落”。
　　黑龙江省萝北县武装部原副部长王永财，辽沈战役前是1纵队2师炮兵营4连3排长，4连4门105榴弹炮，就是“老大哥”给的，冬季攻势后装备上了。德国造，大概是在欧洲战场缴获的。1纵也就这4门。炮纵和其他纵队的老人，都说他们那儿没有这种“洋落”。
　　王永财老人说，国民党宣传共产党用大姑娘和“老毛子”换大炮，老百姓可害怕了，问多少大姑娘能换一门大炮。他们就把德文凿掉，说是缴获国民党的美国炮。其实老百姓也不认识是甚麽炮。那时谣言很多，也搞不清楚了。
　　“革命的兵贩子”
　　“觉悟的共产党员要自觉的当兵贩子，当革命的兵贩子是光荣的事”。
　　“九·一三”后，林彪的这句话受到批判。
　　其实，同样意思的话，在当年东北局和“东总”一些文件中也有的，其他领导也讲过，也都讲得理直气壮。不过，它完全可能是林彪的首创，所以归结到他头上是有道理的。或者是话以人贵，同样都说了，他是“东北王”，自然不同凡响。
　　16军分区闯关东后，所到之处卷起的“参军热”，在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史上大概也是史无前冽的，国民党闯进来后，热的就是国民党了，不但有“参军热”，还有“军婚热”。这种热，在国民党占领长春后达到高潮。当时，很多长春人得到了“乘龙快婿”，并以自己的女婿是全套美国卡叽和罗斯福呢的新1军为最荣耀。
　　共产党就是另一种情景了。别说“娶媳妇”，“招女婿”，连有的“儿子”都跑了，有的乾脆改换门庭了。
　　可仗还要打，而打仗能没有兵吗？
　　在一段挺长的时间里，黑土地上确是有股“兵贩子”味道的。
　　某军原政委谭顺田老人说，在山东扩军容易。行军到了哪个村子，找几个能说会道，长得又文静一点的，上衣口袋插支钢笔，没笔杆光有笔帽也行，让老百姓瞅着像个洋学生就行，站到人多的地方就宣传。他17岁时就扩过军，人多不大敢讲话，就站那儿唱、唱《当兵歌》：
　　叫老乡你快去把兵当，
　　别叫日本鬼子来到咱家乡，
　　老婆孩子遭了殃你才把兵当。
　　你别说日本来了难找我，
　　你东藏西躲不当兵，
　　咱们亡了国看你还住哪里躲。
　　在东北再来这一套，其难度，就像把六十年代初期军人在列车上扫地送水，原封不动地搬到今天的列车上。
　　到甚麽山唱甚麽歌。
　　见到个人，琢磨一下，就上前套近乎。多大年纪了？家里几口人呀？都干甚麽呀？唠得差不多了，就问：你说八路好不好哇？
　　那还用问：好哇，八路好哇。
　　就说：八路好，你就当八路吧。
　　对方懵了：这……
　　就说：说八路好还不当八路，你这是甚麽意思？嗯？
　　故意沾边，沾边就赖。
　　光这麽赖也不行。有困难，只要力所能及，也真给解决。
　　郑绍华老人说，四平保卫战前，他往通辽东边钱家店扩两个兵，一个庙里的和尚，一个农民。那农民说家里老娘没吃的，一看，是真的。他赶辆马车，从地主家拉来满满一车高梁米给送去了，沈阳军区创作室作家李英杰，1947年参军时15岁。妻子和他同年入伍，只有12岁。50岁也要，行军能跟上就行。
　　白城子守备区后勤部原政委戚惠林说，拜泉县城有20多个“要饭花子”，也都弄来当兵了。
　　最难扩兵的是南满3纵和4纵。它们被国民党挤压在长白、临江、蒙江（今靖宁县）和抚松四个小县的狭窄地带，人烟稀少，想赖也赖不几个兵，于是就“长途贩运”，去北满和大连当“兵贩子”。
　　瞿文清老人去大连“贩”了一次。现任广州军区政委张宗先带队，当时是教导员。“贩”回来一个团，都是警察，以中队为单位，成建制带回来的。
　　当时大连号称“国际中心”，实际是共产党天下。警察中队长以上干部，都是民主联军派去的，瞿文清到金县公安分局，负责接两个中队。他在一个小屋里呆着，只与分局长和两个要带走的中队的中队长连系，也不上街，吃饭有人送。一是大连国民党特务多，二也不能让警察知道。当警察拿薪水，生活好，老婆孩子热炕头，都不想离家上前线。
　　第三天晚上集合，在一个大屋子里开会。进屋大门就落锁，外边把枪架起来，里面分局长开始动员。讲几句，有人就哭了。动员完了就换服装，换上便服就上汽车。十几辆汽车直开到黑石礁，下车上船，起锚离岸。
　　一些人骂骂咧咧的：也不是不去，凭甚麽不先吱个声？这不是糊弄人吗？俺走了，一家老小怎麽办？
　　中队长说：你们不知道，我也不知道。你们有家小，我不也有家小吗？
　　情况比较好了，是在农民有了土地以后。
　　但也不是甚麽问题都解决了。
　　比起“越穷越革命”来，“越穷越当兵”显然要更接近历史真实些。
　　“当兵吃粮”，千百年来老祖宗就是这麽传下来的。人们在穷得活不下去时，就去用生命换碗饭吃。如今有了土地，讲良心的中国人中最讲良心的农民，把他们的感激化作了参军参战的热情。但在另一方面，土地也拴住了他们的心，共产党是理直气壮的，农民对共产党也是感恩戴德的，但土地更实在，更有魅力。他们本来没有甚麽奢望，他们只是农民，也只想做农民。而且战争越打越远，还能不能回家？何时才能回家？这对于世世代代在那方天地的士疙瘩里刨食吃的农民，实在是不轻松的。
　　一住不愿意披露姓名的老人，讲述了一段亲身经历的“光荣参军”。
　　黑土地特有的南北对面大炕上，挤挤匝匝坐了40多个农民。头上，太阳像个大火球，暑热从窗口一阵阵呼拥进来。灶间两只热气腾腾的大锅下，劈柴噼噼啪啪熊熊燃烧，炕面就像锅底一样烫。
　　几个工作队和农会干部站在地上，汗流满面地讲着：咱们穷人翻身了，翻身了不能忘本，要参军参战，这不光是报共产党的恩，也是保田保家保卫自己的胜利果实。一人参军，全家光荣。共产党不兴强迫，要向刚才那两个同志学习，自觉自愿……
　　头上烤着，屁股下烙着，两个农民实在受不了，就欠了欠身子。
　　农会干部立刻喊起来：自愿了一个！立即鼓掌，上前给戴上大红花。
　　有吃有喝，不批不斗，就是不能动窝，不能回家。
　　两天后，全部“自愿”了。
　　1948年10月21日，东北军区给“军委总政”的报告中，谈到扩军问题时，说：
　　动员时间短促……动员方式简单（强迫命令方式，相当普遍）。⑹同年9月7日，“林罗刘谭”⑺给毛主席的电报*中，有这样一段：
　　放松了运动方式之研究，采取了农会的压力，在改正成份的借口下，强制中农当兵，甚至照数摊派的方法。南满新兵入伍后，已开始发现有利用伪满时期躲劳工的方法来躲避参军的（用巴豆使生殖器发肿，伪装梅毒，及假装其他疾病或自伤等）。
　　同年6月30 日，东北军区司令部和政治部“致各军区并报军委”的电报”中，说：
　　中农在新战士中占百分之廿到廿五，在土改中被误斗者，占参军中农的二分之一或三分之一以上，思想上与农会对立，对参军不满，有的企图向农会报复，并说贫雇农为自己保果实，他们参军是革自己的命。
　　“鬼子”、“国际友人”和“同志”
　　内战不仅使中国人民遭殃，也把一些日本人卷进来跟着受难。
　　侵华日军头号战犯冈村宁次在回忆录中说，到1946年6月，被俘日军被国民党留用达4万7千多人。被共产党留用的大都在东北，有1万人左右，其中3千人参加了民主联军。
　　当初，他们中一些人曾欣喜地注视着“皖南事变”，期望能演变成国共两党的全面冲突。当这一天终于到来时，他们却身不由己地成了这不共戴天的两大政治集团中某一方的成员，为他们曾经莫明其妙地仇恨过的“主义”，莫明其妙地战斗了。
　　一级战斗英雄，现任空军司令员王海的老师，关东军第2航空军第4飞行训练队队长林弥一郎，在凤城县被俘后，很快被送到沈阳，受到黑土地共产党两位最高领导人彭真、林彪的接见。
　　从兵工厂、到共产党的第一个战车大队和航空学校，在所有需要技术的地方，都能看到昔日可恶的“日本鬼子”，他们都受到礼遇。
　　1945年11月19H，箫华在《对日人处理政策》＊中说：
　　“东北技术部门全握日人之手，我们建设新东北是离不开这些技术人员与工人。”
　　“对日各种技术人员加以招收和运用，生活上给予优待，改造思想为我服务，最近招收结果成绩颇佳。”
　　精明的共产党人，最清楚自己缺少的是甚麽。从开动此刻停在门口的汽车，到组建未来的空军，他们都离不开这些昨天的敌人。没有这些人，共产党人的战争机器上就会缺少许多齿轮，就会运转得不灵活，就要浇更多的鲜血。他们在生活上优待这些人，在技术上让这些人充当导师，轻而易举地就解决了自己的燃眉之急，并千里之行始于足下地向着更宏伟的目标迈进。
　　应该说，这是共产党人在黑土地上捡的最大一笔“洋落”。
　　在3千多名日籍民主联军官兵中，人数最多的是医护人员。
　　在黑土地上流过血的老人，几乎没有没经过这些人医治和护理的，老人都说这些人技术好，又认真负责。有的说有人不接受咱们的思想，但干工作一丝不苟，有的说他们个个都像白求恩。“中申”、“高桥”、“浅野”……老人们讲到这些名字时，是那麽亲切。
　　就是，谁能忘记从自己身上取出过弹片的人呢？
　　小日本吃高粱米是没法子了，当八路也是没法子了。苏联占领军不把他们当人，中国老西姓对他们也不客气，中国的内战又使他们回不了国，他们别无选择。穷人当兵是为了肚子，他们当八路是为了脑袋。除此而外，他们只盼望这场与他们毫不相干的战争快点结束，能够早日回国与家人团聚。
　　可共产党能打赢这场战争吗？他们一开始就没瞧起这支军队，及至美式装备的国军一路赶着这支军队，他们也跟着这支军队溃退时，这些正统观念极强的悲哀的日本人，简直有些绝望了。他们觉得自己站错队了。
　　但他们很快就被共产党人征服了——这倒不仅是因为共产党人最终征服了国民党。
　　这种征服，从一开始就进行了。服装破烂，枪械破烂的民主联军官兵，饭菜显然没有他们的好。这使他们感动。这支军队官兵平等，长官不谋私利。特别使他们惊异的是，到哪儿住下就帮老百姓干活，从挑水、扫院子到种地，甚麽都干。还有对他们这些有一技之长的人的谦恭态度。
　　他们曾担心会被“洗脑”。这种事情始终没有发生，可生活每天都在给他们“洗脑”。开头，他们曾经把这些官兵与共产党的关系，拿来与过去自己与天皇的关系进行比较。当他们觉得有了比较明晰的结论后，有人就申请加入中国共产党。
　　据说，除极特殊情况外，都末被批准。
　　从黑土地到平津战场到海南岛，这些日本八路和中国八路一样，两脚血泡地行军，在战场上出生入死。铭刻在天津和平门附近的烈士纪念碑上的“岛田正和”和“坂口光造”，不过是倒在中国土地上的成三位数计的日籍战士中的两个。
　　最苦的是女人。“特殊情况”本是可以照顾的，可和中国人一样的“东方的羞涩”，使她们难以启口，照样跟着爬山过河呵。开头语言不通，想“方便”一下都不方便，一出队列就有人跟上来。其实，让她们跑也不知往哪儿跑呀。有时就边走边“方便”了。
　　论贡献，一些人不但应该入党，还应该成为像白求恩那样的国际主义战士。但这都是不可能的。他们过去“鬼子的干活”，有人手上还沾着中国人的鲜血。即使个人是清白的，“国家出身”也不好。而且，利用日本人为自己打仗，也实在是张扬不得的。
　　同样的原因，还不能和中国人结婚。
　　3纵8师有30多日本医护人员，都快30岁了，男多女少。即便比例相当，爱情也不是按比例进行分配的。生活阴差阳错地把这麽多异国异性凑在一起，多情的月老就热情地牵线搭桥。牵来搭去，月亮照着你，月亮照着我，中间是一条不可逾越的界河。
　　炮纵第2卫生所手术室日本护士白甜，和护士长姚喜奎恋爱。两人都明白，今生今世只能是“同志”，只能有“国际友谊”，可爱情有时是不顾一切，甚麽力量也阻隔不住的。生不能结婚，死也要结发。一天晚上，在手术室双双自杀了。发现得早，抢救及时。护士长受个处分，调离了。
　　中国人可以和朝鲜人结婚，各种技术部门中，朝鲜人也挺多。和苏联人也可以结婚。苏军从大连撤退回国时，跟走不少中国女人。据说，后来中苏两党翻脸，大骂出口，有不少被迫离婚又回来了。
　　爱情不但有国界，还有“人界”。这两界有时不得逾越分寸，否则就会“丧失国格”、“丧失阶级立场”。有时则提倡和鼓励越界。一切都取决于政治需要，取决于政治这会儿要当月老，还是要当那个法海和尚。
　　注释
　　⑴《四野战史》第2册，3页。
　　⑵阿拉曼战役，为1942年10月2日至11月4日，英国第8集团军和德意非洲坦克集团军，在北非进行的一次大战，英军大胜。
　　⑶《沈阳军区历史资料选编》，23、24页。《陈云文选》（1926一1949年）中（234页），将“跑出城市”改为“走出城市”。
　　⑷《四野战史》第1册，17页。
　　⑸《林彪元帅军事论文选集》，109页。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部军训部编印（1961年4月）。
　　⑹《沈阳军区历史资料选编》，167页。
　　⑺“刘”是东北野战军参谋长刘亚楼，“谭”是东北野战军政治部主任谭政。
　　六、雪大好个冬
　　谈到１９４６年冬天，老人都说：那个冬天那个冷啊，现在想起来还觉得手脚像猫咬似的。
　　黑土地上土生土长的老人说：解放前那几个冬天才真叫冬天呢，这辈子没见过那大雪。
　　那是共产党人最冷的一个冬天。
　　第１６章：雨加雪
　　共产党人在黑土地上陆续组建的十二个野战纵队中，做为主力纵队中历史并不算太长的４纵，是有出色表演和特殊贡献的。
　　５月２４日，国民党军队进占长春，正向吉林攻进时，四纵在南满发起了鞍（山）海（城）战役。５月２５日攻克鞍山，全歼６０军１８４师一个团。
　　乘胜南下海城，迫使１８４师师直和一个团起义。接着攻占大石桥和营口，歼灭了１８４师另一个团。屁股被戳了一刀，杜聿明不得不把新１军南调，减弱了北满的攻势。
　　接着，又在辽东新开岭全歼５２军主力２５师。
　　这是在黑土地共产党人最困难时期，打的两个具有震撼力的胜仗。
　　然后，和另一个主力纵队３纵，在极端困难的条件下，创建并坚持了南满根据地。
　　“千里驹”的覆灭
　　１９４６年１０月，杜聿明调集八个师约１０万余人，分三路向南满大举进攻，企图将共产党主力，压缩、围歼于安东、凤城、宽甸地区。
　　任你几路来，我只一路去。宏观上我是被动的，微观上我是主动的。一个个微观加起来，主动权就易手了。毛泽东的战法虽然不是战无不胜，失算的时候也不多。
　　不过，这次对这个号称“千里驹”的２５师（输入者注：此处原为“２２师”，根据上下文改正），４纵开头倒没这么大胃口。因为微观上的主动性并不大。所以主动放弃安东。腾出手来和敌人兜圈子，掩护辽东军区机关撤退。
　　路没少跑，仗没少打，谁也没占多大便宜，“千里驹”只是穷追不舍。４纵一咬牙，就把这个能征善战的“千里驹”，引到了辽东大山里一个叫“新开岭”的地方。
　　新２２师是在远征缅甸中打出中国军队的虎威，得名“虎师”的。２５师为什么叫“千里驹师”，两年后在塔山被４纵打残废了的独立９５师，为什么叫“赵子龙师”，笔者没有查到具体出处。①但和“虎师”一样，曾在古北口、台儿庄和远征史上，写下悲壮而又辉煌诗篇的２５师，这个美名是在杭战中打出来的，当是无疑的。而且，做为最早闯进关东的一个军，５２军在黑土地上也确曾有过上乘表演。
　　“千里驹”气势汹汹朝口袋里钻。“师座”李正谊，只看见４纵１１师在他翻飞的马蹄前连连后退。当他知道１２师已在前面恭候我时，１０师在也急如星火地赶到时，一切都晚了。不过，用少将军服换套油渍麻花的伙夫衣服，再用锅灰在脸上抹几把混进俘虏堆里，还是来得及的。只是那满脸麻子，岂是锅灰能抹平的？
　　今天我们应切戒骄傲，对共军战力万不可再存轻视心理，这次二十五师疏忽冒进……以至全部被消灭。二十五师这样好的部队，如此下场真令人痛心至极。如果大家今后都像二十五师，就会亡党亡国。②杜聿明说的一点没错，从秀水河子到大洼到新开岭，都使人想起一部电影中一位国民党将军的一句话：我们以往的教训，就在于轻敌哟！
　　笔者家乡老人是这样评述和感慨的：那兵过的呀，一会儿共产党，一会儿国民党，后来也弄不清谁是谁了，也不知道谁撵上谁了。看那架势呀，共产党是不大行了。没想到新开岭一家伙，可把国民党打“屁了”（东北话，“服了”，“完蛋了”的意思）！
　　新开岭位于安东省赛马县（今丹东市凤城县）境内。蒋介石把这个“千里驹”送去的那个死地，是新开岭东面一条东西走向的袋形谷地。两边是高山，一条（云爱）阳河和宽（甸）赛（马）公路从谷底并行穿过。只要控制住周围制高点，任你“千里驹”、“万里驹”，都有来无去。
　　八个团围打一个师，兵力二比一，装备完全不如敌人。这种战例在黑土地上是不多见的。但地形有利，大山助阵，土地爷的威力不止一两个团。
　　战斗于１０月３１日１０时打响。
　　“千里驹”果然不同寻常，几个冲锋就突破１１师部分阵地，攻占了老爷山和４０４高地。
　　老爷山可以俯视、控制整个战区，为最有价值的制高点。抗战中也是一员勇将的“李大麻子”，集中炮火，拼力把它夺了下来。先以一个连守卫，后来增到一个营，１１月１日又增到一个团。山顶有当年日军修筑的堑壕、工事和碉堡，碉堡内可容纳几十人。山很陡，７０多度坡。林又密，都是刺槐和山里红，扎人挂衣服。先是雨纷纷，后来加雪。松软的腐叶上一层雪，腐叶下泥土泡得水叽叽的，一（足此）一滑。这种天候地理，能够爬上去已属不易，更不用说还有美械守军密集的弹雨了。
　　土地爷叛变了，老天也成了敌人，时间也成了帮凶——几路援敌已经出动，那个“虎师”新２２师距这里不到一天行程了。
　　１０师２８团九次攻击都未奏效，伤亡５００多人。算上炊事员，全团就剩３００多人了。
　　部队在山沟里待命。没有雨具，没有棉衣。有一件算一件，所有衣服都套在身上了，有的还披着毯子，一个个水淋淋，泥糊糊，没了模样。有的头枕膝盖打着瞌睡。班长一会儿变得捅捅摇摇。不能睡，睡着一个就减员一个，非病不可。老天爷让这个世界有昼有夜，本是让人们有劳有逸，到什么时候就干什么事的。１０师从本溪县一昼夜强行军赶到这里，气儿没喘匀就开始攻击。攻上去，打下来，下来就在雨天雪地里这么蹲着。
　　团指挥所有个小棚子，警卫员用刺刀砍下树枝搭的。两台日式电话机好像冻僵了，一声不吭。几支像现在家家户户都有的没有把的水舀子似的大铁碗里，通红的高粱米饭结了冰碴儿。
　　团长胡润生“卟卟”吐着流进嘴里的雨水和雪水，直骂“娘卖Ｘ的”。
　　政委张继璜说：老胡，沉住气。
　　其实，他心里也直骂。
　　这仗算是打到节骨点儿上了。
　　撤？快瘫的“千里驹”立刻会蹦起来。打下去？我们困难，敌人更困难，主动权尚在手中，还有希望。但敌人肯定会拼死抵抗，再僵持下去，援军赶到，后果不堪设想。
　　纵队几个领导一碰头（请注意，这是真正的“碰头”），咬牙横心：打！
　　预备队全部拿上去，几个主要领导全下到师团去。１１师和１２师从侧后全力攻击，集中全部炮火掩护１０师强攻。２８团仍从正面攻击，团长政委带突击连，参谋长带尖刀班。
　　一锤子买卖、豁出去了！
　　敌人终于被冲垮了，垮了的敌人被压挤在老爷山下敌师部附近的黄家堡子。
　　炮火转移射向，猛轰敌指挥所，汽车、装甲车和几百辆大车被击中起火。烈焰熊熊，浓烟滚滚，铺了层薄雪的谷地里，“千里驹师”官兵就像热锅里的蚂蚁。
　　陈云的“文章”
　　做为中国共产党重要领导人，中国经济工作杰出的领导者，陈云在黑土地上的政治、军事（他自称不懂军事）、经济斗争中，都有不朽的贡献。在黑土地纷纭变幻的“万花筒”时期，他以鲜明的观点和立场推动着历史的进程。有些电报和文稿，已收进《陈云文选》。笔者还看到一些电报，那见解都是经得起历史检验的。
　　这里叙述的是另一篇杰作。
　　“千里驹”的覆灭，打乱了敌人的计划，保证了辽东军区机关安全转移，一些医院、工厂和仓库资材运去朝鲜，得以保全。但它并不能扭转共产党在南满的劣势。几路敌人踌躇一下，立刻又紧逼上来。
　　风雪交加中，遍体鳞伤的４纵，开始疲惫不堪的撤退。
　　战役期间曾“动员”一些民工抬运伤员，都跑光了。１千５百多伤员，全由俘虏抬着。没时间从容消化，有的问声“你是抓来的吗”，就补进连队。有的连队一半是俘虏兵。俘虏根本不明白那是问“你是被国民党抓来的吗”，觉得莫明其妙：这还用问吗？哪个不是叫你们抓来的？逃亡不断发生。赵斌老人说，他那个营，有的俘虏把班长和老兵打死了，带挺机枪跑回去了。
　　老人都说，直到四保临江和三下江南后，俘虏都很难改造。特别是新６军和新１军的，一个连打剩几个人也不缴枪，抓住了也不服：你们就凭人多打我们，有本事一对一地干？
　　漫天皆白中，崇山峻岭间行进着的像是一支国军。俘虏和“解放战士”不用说了，一些老八路也穿着国军服装。有的是从尸体上扒下来的。不像国军的都是单衣，有的大脚趾头还露在外面。就这样，在越来越深的雪地里，走了将近一个月。
　　国民党在后边喊：共军弟兄们，你们没路可走了，趁早投降吧！不投降就把你们赶进长白山啃树皮，哄进鸭绿江喝凉水！
　　任何幽默都不会无中生有。对于南满共产党人来说，确确实实，自然界和政治气温都降到了最低点。
　　偌大个南满，共产党只剩下紧靠朝鲜的临江、蒙江、长白山和抚松四个巴掌大的小县，偏僻闭塞，交通不便，人烟稀少。辽东军区，辽宁和安东省委机关，３纵和４纵主力，一下子挤到这里，装备不足，兵员无着，粮食供应顿显恐慌。而国民党四个齐装满员的主力师，正向这里扑来。
　　历史在给“千里驹”准备了个新开岭后，似乎又要给共产党人找块什么地方了。
　　老人都说，当时发了斧子、锯，规定每个班做两个爬犁（有人说一个）。
　　还发了些辣椒、姜，每个班一斤酒。准备放弃南满，过长白山到北满去。快收拾停当了，勘查路线人员已经派出去了，就要开步走了，陈云和萧劲光从北满赶到了。
　　随之而来的，是著名的七道江会议。
　　中心议题是坚持还是放弃南满。
　　１２月１１日开会，师以上干部参加，开了四天。
　　在当年的黑土地上，特别是在大兵压境的当口，这个会开得是长了点。
　　不得不长。
　　会议由改组合并（辽东和辽宁）后的辽东军区司令员萧劲光主持。他讲了三点：南满必须坚持；南满能够坚持；立足战争，以战求存。
　　三点意见两种回声。主张走的人说，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主张留的人说：还没到山穷水尽的时候，还有几万人，就是上山当“胡子”也能坚持几年。主张走的是多数，据说职务也较高。“走”、“留”天平一边倒。
　　当时对我们来说，天寒地冻，衣食困难，根据地狭小，敌人嚣张……
　　都不可怕，可虑的是我们自己形不成“武松的拳头”，没有“打虎”的坚强决心。③萧劲光这段话，可谓一语中的了。
　　会场形势挺糟，战场形势不妙。敌人两个师逼近梅河口和辑安。会场重于战场。几个师长回部队准备打仗，这边继续争论走与留。据说，有的主留派也有些动摇了。
　　就在这时，一辆火车头载着陈云，从临江连夜赶到了七道江。
　　大衣上是雪，眉毛上是霜。
　　陈云很喜欢用“做文章”，来比喻研究问题。这次，开门见山，还是这样：大家谈谈，南满是不是没有“文章”可做了？
　　这是一栋日本房子，一个个小房间就像鸽子笼。窗外大雪飘飘，屋檐下吊着尺把长的冰椎，室内喘气就像吸烟人喷出的烟雾。比这更冷峻的，是从三面紧逼上来的强大敌人，和令人心急如焚的争执不休的走与留。陈云却全然不觉似的，和大家围着火盆烤火，要大家和他一道“做文章”。随着推门呼拥进来的冷气消逝后，气氛缓和了，也活跃了些。大家各抒己见，做起“文章”来。
　　关于“文章”如何做得真，做得准，做得实事求是，陈云在延安时就有论述，就是“全面、比较、反复”：所谓全面，不仅要看到正面，还要看到反面；不仅听正面的意见，还要听反面的意见。所谓比较，一是左右的比较，二是前后的比较。所谓反复，就是事物初步定了以后，还要摆一摆，想一想，听一听不同意见。④由此，就不难理解他写在黑土地上的那些“文章”了。
　　几位老人说，得知陈云要来，大家就认定他是来拍板的。这位东北局副书记、民主联军副政委，确实是来拍板的。而且，当他主动请缨来南满任分局书记和军区政委时，东北局明确指示是要坚持南满的。但这并不意味着只管执行指示就是了，否则，他此前此那些“文章”就该是另一种样子了。在这举足投步都关系到黑土地战略全局的关头，他要把每个人的“文章”都听听看看。当他感到“文章”已经成型了，时间又不允许慢慢“推敲”时，他就毫不犹豫地拍板了。
　　“文章”大意是：我们不走了，都留在南满，一个也不走。留下来打，在长白山上打红旗，摇旗呐喊。当年抗联力量那样小，还坚持了１０年。我们条件比抗联好多了。
　　敌人战略方针是“先南后北”。若放弃南满，就正中敌人下怀，免除后顾之忧，可以全力以赴对付北满。东北敌人好比一头牛，牛头牛身冲着北满，一条尾巴留在南满。松开尾巴，那就不得了，这头牛就会横冲直撞，南满保不住，北满也危险。抓住这条尾巴不放，那就了不得，这头牛就蹦跳不起来。
　　去北满，过长白山要损失几千人。将来打回来，还要损失几千人。留下来会很苦，损失也不会小。但这两种损失，意义是不一样的。
　　萧劲光是搞军事的，很有学问。大家都是搞军事的，学问都比我大。
　　仗怎么打，你们大家研究。但是，南满有文章可做，南满应该坚持，而且能够坚持，这个板我敢拍——我就这么拍板了！
　　前面写了，陈云曾充分肯定避免锦州决战和成功地指挥四平撤退，说这两件事处理不当，东北就很难有后来的好形势。
　　同样，陈云若不是在七道江会议上拍了这样一板，东北也难有后来的好形势。
　　七道江说，新开岭说
　　毛泽东说：“往往有这种情形，有利的情况和主动的恢复，产生于‘再坚持一下’的努力之中。”
　　做为战略上和战役中“再坚持一下”的典型范例，七道江会议和新开岭大捷，理所当然地被写进了那么多回忆录，还写了那么多专文。
　　却理所不然地回避了关键时刻的很多情节。
　　据说，新开岭战役打到节骨眼上时，有人要撤，有人坚决不同意，言辞很激烈。这难道不是关键时刻的关键情节吗？然而，正因其关键，才需要含糊其辞，或轻描淡写，或干脆省略不提。否则，都端出来多难为情？就像七道江会议的多数派一样，所有文章都见不到一个实实在在的人物。大敌当前，时间也是敌人，与少数主留派唇枪舌剑尖锐对立着的，好像只是一些模模糊糊的影子，只是这些影子罗列的一堆问题。于是，就你好我好大家好，你没错我没错大家都没错，和和气气吃了一顿大锅饭。
　　谁也不想把谁“揪”出来，可这是历史呀。
　　如果当年也是这样做文章，共产党就没有今天了。
　　如果仅仅是一个新开岭和七道江，这一节就是“向钱看”了。
　　撤也好，打也好，走也好，留也好，也就是个对事物的认识，说到家也不过是个“能力”、“水平”问题。而天才也有水平低的时候。可生活却不是这样。昨天可以让今天背上十字架，今天也可以让昨天背上十字架。一旦倒霉成了“黑帮”，“走资派”，或是“上了贼船”什么的，就“路线”呀，“立场”呀，“感情”呀，一顶顶帽子在头上叠座珠峰。再“七道江”，“八道江”，“新开岭”，“旧开岭”，祖宗三代翻个底朝天。顷刻间，“一贯正确”就变成了“一贯错误”，“一贯反动”。
　　所以，你能责怪这种“大锅饭文章”吗？
　　新开岭和七道江什么都知道，也什么都理解。
　　但是，历史沉淀到今天，它们还应该沉默吗？
　　而且，它们要说的并不止这些。
　　第１７章：热雪
　　杜聿明的战略，始终是“先南后北”。四平保卫战期间，他首先攻占本溪，然后分兵北上，一鼓而下四平。现在，他又故技重演，四犯临江，准备先击破南满共军，再向北满挺进。
　　林彪则针锋相对。北满不支，南满出击，南满困难，北满出援。四保临江，三下江南，又拉又打，叫你首尾不能相顾。用黑土地上的话讲，叫作“劁猪耳朵战术”。
　　一首快板诗《筛豆子》，把这段历史形象化了：国民党，兵力少，南北满，来回跑。
　　北满打了它的头，南满打了它的腰。
　　让它来回跑几趟，一筐豆子筛完了。
　　筛豆子，大家干，咱把反动派筛几遍。
　　南满消灭它几个师，北满消灭它几个团，机动兵力筛完了，可筐再打歼灭战！
　　天气是朋友，也是敌人
　　１９４６年１２月２７日，郑洞国坐镇通化，指挥五个师进攻临江。３纵和４纵１０师、独立师正面阻击，４纵主力深入敌后。经大小１０余次战斗，歼灭国民党７千余人。
　　１９４７年１月５日，１纵、２纵、６纵和三个独立师，一下江南。围点打援，先在张麻子沟和焦家岭，将来援的新１军两个团主力歼灭，又将所围之点其塔木攻克。
　　４纵主力在敌后做手脚，闹天宫，迫使郑洞国将进攻临江的两个师调回。
　　北满再南下，杜聿明赶紧调集四个师北上迎战。
　　同年１月３０日，杜聿明调集三个师，分三路再犯临江。３纵和４纵１０师，以优势兵力将一路击溃。４纵主力在敌后大打运动战，攻城夺地，使敌无力再进。２月１６日，杜聿明又集结五个师三犯临江。３纵和４纵１０师凭险据守，歼敌两个团，乘势反击，迂回包围，迫使敌人后退。４纵主力和独立师，在敌后如法炮制，所获甚丰。
　　２月２１日，１纵、２纵、６纵和独立师共十二个师，突然下江南，攻歼城子街新一军一个团，占领九台和农安。乘胜攻击德惠，久攻不下。杜聿明立即指挥四个师北上，并打开小丰满水库，使松花江水陡增，企图阻隔民主联军于江南进行决战。民主联军拼死涉过松花江，杜聿明紧追不舍，并以部份兵力突入江北。乘立足未稳，林彪突然杀个回马枪，三下江南，将８７师和８８师大部歼灭。
　　３月２９日，趁松花江解冻之机，杜聿明以十四个师的番号七个师的兵力，妄图一口吞掉南满主力，完成“先南后北”计划。４纵副司令员韩先楚，指挥３纵和４纵１０师，以少数兵力将中路冒进的８９师和５４师一个团，诱至三源浦西红石砬子预设战场，突然发起攻击，歼敌７千８百余人。其它二路，不战自退。
　　四保临江和三下江南，遂告结束。
　　国民党在黑土地上的主动权，遂告易主。
　　“头九不算九，二九冻死狗，三九四九石头裂口，五九六九穷人伸手。”
　　“冻死狗”和“石头裂口”的时候，正是仗打得最激烈的时候。
　　地是白的。山是白的。天是白的。连太阳都冻白了，像小孩子们玩耍滚上去的一个雪球，冷冰冰挂在天上。积雪冻得像冰一样坚实。大地冻裂了，张开一道道纵横的口子，极易蹩断马腿。老百姓称之为“鬼呲牙”，“鬼咬腿”。
　　民主联军后勤部颇具战略目光，棉衣里子大都是白的。可一次行军下来，就油渍麻花，黄不了叽了。里子不是白的，雪地行军作战，就像样板戏中少剑波的小分队一样，披件白斗篷。舞台上的斗篷如银似雪，生活中的斗篷像孩子尿布。脸上则由老天爷帮着洗，眉毛胡子全是霜，两个鼻孔喷云吐雾。远远望去，天地一色中，队伍就像腾云驾雾。
　　风助火势，也助寒威。无风零下３０度不觉太苦，有风零下１０度就苦不堪言。狂风吹透衣裤，拼命劫掠热量，脸像针扎刀割似的。“大烟泡”一刮，天昏地暗，睁不开眼，迈不动脚。掉队了，十有八九别想归队了。
　　最易冻伤处为手脚、耳鼻和面部。撒尿没有用棍子敲的，但撒完尿裤门没系好冻坏生殖器的，却不鲜见。最初感觉疼痛，不久麻痹，抓摸无感觉，即已冻伤。初时皮肤呈红色，继为紫色，后变成白褐色。深紫色尚可治愈，白褐色即已无望。
　　张麻子沟伏击战时，江拥辉是１师副师长。老人说，部队在没膝深雪地里趴了一夜，回来路上赶上大风，全师冻伤３千多人。主要是没经验，到宿营地就进屋了。应该把冻伤部位用雪搓红了再进屋。就像冻梨，得放到凉水里缓，放到热水里就烂了。
　　长春军分区原司令员杨克明老人，当时是３师７团副团长。
　　老人说：二下江南北撤时，国民党打开小丰满水库放下的洪水，把两里宽的江面都漫平了。雾气腾腾，几里外就能看见。江边柳丛和芦苇结满霜挂，江面蒙蒙，看不真切。顺江而下的冰块撞击着，嘁哩喀嚓的，像妖魔鬼怪磨牙。
　　前面部队有的过去了，有的正在过。有的脱了裤子，有的没脱。浅处没膝，深处没腰。水下是原来的冰层。棉衣泡水像铅砣似的，滑倒自己很难爬起来。
　　十几辆满载弹药粮食的大车陷在江心里，牲口冻僵了，淹死了。干部战士以班为单位，互相拉扯扶架着。冰块能躲就躲，躲不开就用刺刀挑，用枪托砸。炮弹不时在江中爆炸，溅起水柱，落下殷红。
　　看着江水，有些发怵，可来不及犹豫。下到江里，水凉砭骨，也能忍着。
　　好歹上岸了，就冻得不行了。棉裤硬梆梆，两条腿有水桶粗，只能一步一步挪。
　　有的上岸就抽筋了，冻僵了。
　　我是骑马过去的。上岸就组织部队，拖拉拽架那些不能动弹的，不马上弄起来就完了。
　　咱们过来了，国民党就没这劲头。
　　没有北满又打又拉，南满就够呛了。松花江若不封冻，北满部队也不能那么跑来跑去连打带拉。老天爷帮了大忙。
　　最苦的是南满。
　　南满根据地四个小县只有２２万人。２２万人养活近６万部队和地方干部，地方又穷，就更艰难。一保临江前，３纵、４纵近半数人还穿着单衣。南满分局和辽东军区，号召机关人员捐衣服。４纵挺进敌后时，一些人还是单衣单鞋。
　　比较普遍的是有大衣就没被子，有被子就没大衣。当时有句话，叫作“两个纵队一套被装”。
　　最苦的是３纵，３纵最苦的是８师。
　　当年的８纵政委刘光涛老人说，那时３纵非常羡慕４纵。４纵在敌后打游击，到处跑，７师、９师多少都能活动活动身子骨，就８师守山头，不能动窝。
　　有句顺口溜，叫“８师顶，７师拱（攻），９师转（迂回打援）”。师团还行，指挥所能找到房子，营以下就蹲山头。蹲了三个多月，直到四保临江结束。
　　山头没法挖工事，泥土跟石头一样硬。也不用挖。把雪堆起来，浇上水，拍打拍打，一会儿就冻得钢筋水泥般坚固。人就在那里蹲着。班长隔１０分８分钟就得喊上一阵：起来，都起来，跺跺脚，搓搓手。
　　吕效荣老人说，他那个连有个新兵，站岗时睡着了，冻死了。
　　睡眠不足，营养不良，是冻死冻伤的重要原因。吃的是窝头，送上山来变成了冰砣，得用枪托砸碎吃。菜是酸菜、咸菜，后来连酸菜缸和咸菜罐子里的水都喝光了。有的部队揭不开锅，就在雪地里翻老乡没来得及收获匠玉米棒子，煮玉米粒子吃。
　　只盼着敌人来攻，盼着打出去。枪一响，不冷不饿也不困了。可大栓拉不动，冻住了，手碰上就粘下一块皮。大栓拉开了，枪又打不响。热胀冷缩，撞针变短了。赶紧撒泡尿，趁着热乎劲儿赶紧打，不然就更打不响了。可那“玩艺儿”也跟着冷缩了，就剩那么一点点，不好使了。后来就把枪栓卸下来揣怀里，打仗时再装上。一仗下来，看吧，什么穿戴都有，连美式雨衣都套巴上了。
　　从敌尸上扒衣服，自己人也扒。没法子，顾活人要紧。
　　若是受了伤，连伤带冻，就更糟了。
　　老人都说，双方倒在战场的，大都是负伤后冻死的。伤员向后转移，路上也有冻死的。
　　三保临江小荒沟战斗中，瞿文清右膝盖被子弹打穿。夜间，部队正往山上冲。他强撑着包扎好伤口就昏过去了。醒来后，全身冻僵一动不能动。月亮照在惨白的雪地上，周围一点儿动静也没有。他觉得自己不行了。这时，听见有人喊：排长，１排长。迷迷糊糊中，他听出是连里文书，他当班长时的“巩固对象”于振海（离休前为山东泰安市体委主任）。
　　在爬犁上躺了三天，到了长白山里的一个医院。一条麻袋絮满乌拉草，把两条腿装进去，上面再压条被子。两个民工换着位，他躺在上面迷迷糊糊似睡不睡。快到了，他觉得两条腿挺痛。一看，被子不知什么时候颠掉了。
　　在四保临江和三下江南战斗中，在黑土地３年内战中，究竟冻死冻伤多少人，没有总统计（也可能有，笔者未见到）。零星见于各种资料的某个时间、某个纵队的数字是：１９４７年１月１７日，“６师夜行军中冻伤７００多，轻者手足冻肿，重者即发黑，有的冻掉手指甲，有的可能残废”。
　　同一天，“寒流侵入，哈尔滨附近降至零下４０多度，满洲里零下５７度，为六十年间仅有现象，致一星期内火车开不动。前方部队作战伤亡二千余，两昼夜冻伤八千人，故被迫停止作战”。
　　同年１月２４日，“１纵冻伤，轻２０３４人，重６４４人，其中少数可能残废”。
　　同年１２月，“冬攻后不到半月，已冻伤八千余人，重伤约三分之一”。
　　有些亲历者推测，冻死冻伤总数，当在１０万以上。
　　国民党应低于这个数字，因为他们的御寒装备好得多。
　　脚是最宝贵的
　　打阻击的３纵羡慕４纵，打游击的４纵也羡慕３纵。
　　太苦了那两只脚了。
　　从新开岭战斗前个把月就不停地走，一直走到四保临江结束。
　　原军委工程兵副司令员胡奇才，当时是４纵司令员。老人说，新开岭战斗前，１２师已经两天没合眼，没坐下来吃顿饭了。参谋长李洪茂打电话问我，能不能歇个把小时弄点饭吃再走。我说：现在走１里胜过将来走１０里，现在走１小时胜过将来走１０小时。你把这个意思告诉部队，让大家再咬咬牙，就说我代表纵队党委谢谢大家了。
　　赵斌老人说，四保临江期间，每天都走７０里，８０里，有时１００多里。
　　要在敌人背后捅刀子，拉回正面的敌人，就得多打仗，打胜仗，把敌人打痛。这就得攻其不备，突然出现在敌人面前，就得多走，快走，不停地走。只有两个师兵力，若在一个地方住上几天，叫敌人瞄上了，抓住了，就难脱身了。为了迷惑敌人，番号经常变，今天叫“江南部”，明天叫“黄河部”。还给自己升官晋级，团长叫“师长”，师长叫“司令”。这些都得走，靠两条腿一步一步地走。
　　这段时间，４纵走路是最多的。但在黑土地３年内战中，要想说出哪个纵队走的路最多，那是困难的。
　　所有老人一臻的见解是：脚是最宝贵的。
　　某军政治部原副主任张耀东老人说：当班长的基本功，也是管理教育最基本的一条，就是得把全班同志的脚管好。
　　到宿营地，正副班长三件事，一洗脚二喝水三吃饭。买柴找锅烧开水，什么不管先管脚，吃不上饭也要洗上脚。先温水，再加热，把走麻了的脚烫得觉出痛才算好。觉出痛了就是血液流通了，脚就是你的了。烫完了再挑泡。正副班长要一个个检查。有的睡得死死的，耳边打雷也不醒。你就得给洗，给弄。
　　不然，第二天你就背枪，背背包，甚至背人吧。走好路才能打好仗，走路靠脚。
　　那时候发服装，衣服长了短了肥了瘦了，无所谓。最要紧的是鞋，是鞋合不合脚。那时不像现在，司务长几个月前就拿本子来问你要多大号的。一堆穿戴发下来，大了小了先班里调，班里调不开连排调。再调不开，有人就和老百姓调，别的违犯纪律不行，为了脚，领导睁只眼，闭只眼，一般都能原谅。没有脚不能革命，脚是革命的宝。
　　那时讲怕苦怕累，主要就是怕走路。不怕打仗怕走路不是个别现象。有些人开小差不干了，主要就是怕走路。那路也真有点走不起，特别是那些腿脚不好的，遭老罪啦。
　　黄达宣老人说，在那个穿棉袄的夏天里，他那个连带枪开小差的副连长，就是个平板足。他打仗好，人缘好，就是走不得路，一瘸一拐的，大家都替他难受。当时一跑就是几个人。路上有敌人，有“胡子”，老百姓也打。他是一个人走的，大家说他带枪是防身自卫的。大家都希望他能平安到家。以后再没听到信儿。从吉林到苏北，那么远，很可能是路上被害了。
　　黑土地上的行军纪录，先有１师三下江南一昼夜１４０里。接着，２师创一昼夜１５０里。秋季攻势中，２３师一昼夜走１８５里。辽沈战役中，１６师一昼两夜２５０里。
　　当时的１师政委梁必业老人说，侦察报告，农安北郭家屯有敌人。饭不吃，觉不睡，连夜就往那儿赶。飘风扬雪的，边走边啃干粮，渴了就抓把雪。敌人也知道土八路铁脚板厉害，可它哪知道我们这么不要命呀！那时我３０多岁，正是好时候。现在别说走，就是坐车，那路也把人颠散架子了。
　　老人说，那时战前订立功计划，第一条大都是“行军不掉队”。凡是能打仗的部队，都能走路，都是铁脚板，飞毛腿。
　　很多老人都有走路睡觉的经验，骑马也能睡觉。有的睡觉还不耽误行军。
　　部队停止前进了，撞到前边人身上，有的拐个弯儿还走。有的睡着就栽倒了。若是夜间未被发现，冰天雪地中，就再也醒不了了。
　　有行军累死的。
　　走时一身汗，停下一身冰。连续地走，不停地走，吃不好，睡不好，体质差点，再生点病，这一切就难免了。人的承受能力本来是有限的。
　　今天拿着遥控器坐在电视机前的人，能想像出穿件汗淋淋的空筒子棉袄，在冰天雪地的“大烟泡”中跋涉的情景吗？能领会到在没膝盖深的积雪中穿着露趾头的张嘴鞋，在７月的骄阳下穿着破烂的棉袄，全副武装行军的滋味吗？
　　我采访过的老人，就是这样走遍了这片丰腴的黑土地。他们中的一些人，曾从江西走到陕北，又从陕北走向大江南北，再走到黑土地。又从白山黑水走到平津，走到两湖两广——一直走到天涯海角。
　　中国共产党的历史就是这样走过来的。
　　中华人民共和国就是这样走出来的。
　　 战争选择将军
　　——东野名将录之二、三
　　战争需要勇敢的士兵，更需要杰出的将军。
　　翻开黑土地３年内战共产党军队的战斗序列，从自治军到民主联军到解放军，历史波澜起伏，将军升降浮沉。
　　这是战争的选择。
　　战争是一位严厉的考官，它无情地淘汰不称职的将军，而在能够驾驭它的将军胸前，毫不吝啬地挂满光芒四射的勋章。
　　林罗“刘”——刘亚楼辽沈战役期间，来往于黑土地和西柏坡之间的电报，篇未和篇首大都是“林罗刘”，有时是“林罗刘谭”。
　　据说，电文署名，开头曾把老资格的政治部主任，后来被授予大将军衔的谭政，写在前面。当时的参谋长，后来被授予上将军衔的刘亚楼，毫不“谦让”：什么“林罗谭刘”？“林罗刘谭”！
　　换个人，可能就这么“林罗谭刘”下去了，直到“刘”以外的某个人，觉得不合适再更正过来。可那就不是刘亚楼了。
　　一个才气横溢的，与中国传统风格不大协调的东北野战军参谋长。
　　当年在刘亚楼身边工作过的老人说，“东总”几任参谋长中，没有一个能够超过刘亚楼的。有的老人说，在全军的参谋长中，刘亚楼也是出类拔萃的。
　　还有他不同凡响的性格和作风。
　　对人严，对己严，说干就干，干就得干出个样儿。布置任务，一条一条，精细严谨，明明白白。讲完了，问你有什么困难，要求。合理的，能够解决的，要人给人，要物给物，而且是马上就给，从不“研究研究”。点子又多，主意又快，放手让你去干。干得好，大会表扬，小会表扬，功劳全是你的。干砸了，大会批评，小会批评：你有困难找我呀？我这个参谋长是吃干饭的呀？不就是给你们解决困难的吗？你提出来解决不了算我的，现在哭爹叫娘算什么？你以为这是小孩子过家家呀，这是打仗，要死人的，人死了就活不了！
　　他批评你，还让你讲话，反驳。讲得有理，能驳倒他，他欣赏你，重视你，重用你。讲不出理，那就算是犯到他手里了，非撸你个茄子皮色不可。有时撸完了，再出点子拿主意，还让你去干。
　　批评是轻的，动辄还拍桌子骂娘。
　　连纵队领导也敢骂。打锦州时，让８纵封锁机场。锦州有两个机场，一个能用，一个不能用。８纵来电报问封锁哪个。他火了：你们是“吃草的”呀！
　　完不成任务就通报谁，不管你是谁。
　　他就：有什么了不起的？顶多就不选我当中央委员呗。
　　李作鹏因能喝酒得名“大烧锅”。刘亚楼因上述原因被称为“肝火王”。
　　有的老人说他发火也能发到点子上。不管发火不发火，都是连讲带比划。同样一句话，从他嘴里讲出来，或是骂出来，味道就和别人不一样。
　　他讨厌几棍子打不出屁的人，讨厌懒散、不学无术的人。谁睡得早了点，他也不说话，进屋把灯打着，再把抽屉拉得“唏哩哗啦”响，把你折腾醒。谁起来晚了，他进屋把窗打开，再拽一阵抽屉走人。而他，点灯熬油，就在双城翻译了《苏军司令部工作条例》。他在伏龙芝军事学院学习过，在远东军区当过少校参谋，啃了５年黑面包，俄语非常好。
　　能干会干，还能玩会玩，玩起来像干工作一样精力过人。被战争兴奋得连梦乡也硝烟迷漫的军人，也真该调节调节气氛。跳舞，打猎，“吹牛”（这是一些老人原话，相当于今天的“神聊”，“侃大山”）。双城那个小地方，有舞没处跳，到了哈尔滨有机会是必跳的。打猎可以，也只能忙里抽闲玩玩。“吹牛”最大众化，又方便。往那儿一坐，古今中外，海阔天空，一会儿就聚一堆人。
　　一次，讲起他１９年当营长时，林彪看见了他。瞅一阵子，摸着他的脑袋说：这个小营长不错。他说：“林总”说我是个小营长，他才多大呀，不就是个２４岁的小军团长吗？
　　有时，林彪也踱过来当听众。刘亚楼就站起来，叫声“林总”，或是“１０１”⑤。林彪就说：讲，讲下去。
　　对于林彪和罗荣桓，刘亚楼一向都是很尊重而又恭敬的，当然也就谈不上发火了。没有人会对此产生什么不舒服的联想。刘亚楼对林彪和罗荣桓的敬重，就像大家对他和林彪、罗荣桓的敬重一样。有的老人讲，林彪有事找刘亚楼，刘亚楼经常是小跑着去的。同样，司令部的参谋和处长到他那儿，也常是小跑。
　　一个典型的内向型性格，一个典型的外向型人物，配合、相处得默契、融洽，似乎有些不可思议。其实，不可思议处有时正是可思议处。
　　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德国陆军总参谋长古德里安说：“一个理想的参谋本部军官应该具有下列各项美德：忠于自己的信仰，机智，有节制，有牺牲小我的精神，具有强烈的个人信念，并且有才能将各种信念告诉他的指挥官。”
　　这些美德，应该说刘亚楼都具备。
　　有的老人说，刘亚楼的建议，几乎没有不被林彪采纳的。
　　从１９４７年夏季攻势开始后，共产党人在黑土地上的每次胜利，都有他的智慧在闪光。
　　除此之外，刘亚楼的贡献，是在司令部建设上。
　　用“小米加步枪”形容共产党军队装备之落后，是再准确、形象不过的了。
　　用“小米加步枪”来形容内战初期一些部队的司令部工作水平，也同样准确而又形象。
　　游击战和正规战的司令部工作，是有很大区别，甚至是截然不同的。即便是游击战，土八路的一些参谋也不能说是称职的。该参谋的不参谋，不该参谋的瞎参谋，有的甚至不经请示就擅自调动部队。一些堪称游击战专家的师团长和纵队司令，也不习惯于司令部的参谋。打游击打惯了，有的打仗扔了司令部，独往独来，“我就是司令部”。
　　刘亚楼上任后，很快就引入了正轨。
　　开辨各种参谋集训队，他亲自去讲课，结合部队实际讲解《苏军司令部工作条例》。请“东总”和纵队、师团首长和有经验的参谋人员现身说法。他自己则率先为范，从“东总”司令部做起，再一级一级抓下去，抓到底，当时挂在他嘴边最多的一句话是：司令部不是指挥部队的机关，而是首长指挥部队的机关。
　　这也就决定本节只能到此为止了。
　　能够施展出雄才大略，并独当一面地导演出威武雄壮史剧的舞台，是在天津，是在他当了１４兵团司令员之后。
　　而那是另一位作者那支笔的射界了——那是一定会有出色描写的。
　　之三：「好战分子」“娘卖Ｘ的，给我冲！冲不上去毙了你！”
　　据说，从连长到师团长，甚至到纵队司令，战场上没这么骂过的不大多。在黑土地上打了３年，入乡随俗，有的就把“娘卖Ｘ的”变成了“妈个把子”。以至于进关南下后，有的家乡人竟把他们当成了“东北佬”。
　　据说，钟伟最能骂，而且始终是“娘卖Ｘ的”。
　　从１０旅旅长到５师师长，再到１２纵司令员，不光在黑土地上，就是在全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将军中，钟伟也是位极有个性的人物。
　　他是有名的“好战分子”。
　　按照时间顺序，应该先写靠山屯战斗。而且，这一仗也比较能表现出这位“好战分子”的性格和作风。
　　三下江南时，林彪命令５师进至长春路东，配合１纵消灭大房身约一个团的敌人。３月９日，５师到达靠山屯西南。夜间行军，白天睡觉。黄昏起来准备赶路，听见西南姜家屯和王奎店那边乱哄哄的。一侦察，是８７师２６２团两个营。
　　钟伟说打，有人说咱的任务是去大房身。钟伟说：什么娘卖Ｘ的大房身，送上门的敌人给我打！
　　１４团一个冲锋攻进姜家屯，俘敌２００多。王奎店连攻数次未下。
　　有的老人说，正在这时，林彪来电报，命令５师速去大房身。钟伟说：把这股敌人吃掉马上就去。哪知这股敌人跑到靠山屯，和２６４团一个营会合了，拼死抵抗。林彪又来电报，催促执行总部意图。钟伟说：我这儿都快吃掉一个团了，一大堆俘虏，也拔不出脚啦！
　　１５团连冲四次都未成功。这时，８８师和８７师主力分别从农安和德惠赶来增援，林彪的电报也到了。有人说：这回不走也得走了。钟伟拍起了桌子：谁再说走，我就毙了他个娘卖Ｘ的！一边组织攻击、打援，一边给林彪回电：现在正是抓大鱼的好机会，我就在这打了，快让１纵它们都来配合我吧！
　　老人们说，这一仗打了个本末倒置，把１纵和２纵都调过来，把林彪都指挥了。林彪后来说：要敢于打违抗命令的胜仗，像钟伟在靠山屯那样，三次违抗命令。有些情节是值得推敲的。或者是老人们记忆有误，或者干脆是有意的演义。
　　但演义也好，记忆有误也好，都是绝对符合钟伟其人的性格真实的。
　　听说打仗，后脑勺都乐开花，那劲头就像今天年轻人赴约会，谈恋爱。开会就抢任务，抢硬仗，抢不到就“娘卖Ｘ的”。他这边打胜了，别人还在那儿啃，他就去打“小报告”：我说他不行嘛，怎么样？这回该我们上了吧？
　　爱打仗，气魄大，决心硬。在苏北时，一次打日军。两个炮楼，打下一个，另一个怎么也打不下来。连长是新调来的，不知钟伟脾气，有点犹豫。钟伟对警卫连长说：你去告诉他，一小时内打不下来，提头来见。警卫连长跑去说：快打吧，支队长（团长）要枪毙你了！那个连长一咬牙，打下来了。
　　打仗不要命，可从来不耍蛮。那蛮都是面上的。战前亲自侦察，敌情我情，天候地形，能不能打，怎样打，会不会出现意外，出现意外怎么办，全都有数。
　　打起来，不在师部，就在连部。战场瞬息万变，战机稍纵即逝，一般都脱不过他的眼睛。特别是打到节骨眼儿上，能不能再坚持一下，他的决断，十有八九都是对的。用５师一些老人的话讲，那脑袋，咱十个八个捏一块也不如他一个，比电子计算机还灵快。
　　在黑土地上每次战斗中，几乎都能看到他的身影。勇猛似虎，矫捷似鹿，机警狡猾得像狐狸。
　　《东北三年解放战争军事资料》中，是这样评价５师的：该部队系东北部队中最有朝气的一个师，突击力最强，进步快，战斗经验丰富，攻、防兼备，以猛打、猛冲、猛追，三猛著称，善于运动野战，攻坚力亦很顽强，为东北部队中之头等主力师。⑥在东北野战军十二个主力纵队三十六个师中，这个评价是最高的。
　　５师是一头雄狮率领的一群雄狮。
　　能打还能抢。
　　在苏北时，１０旅向盐阜区要粮要钱，区里没给那么多。钟伟就让侦察排在河边埋伏着，把区委书记抓住揍了一顿。区委书记告到黄克诚那儿，黄克诚批评钟伟。钟伟装糊涂：八路军抓共产党的书记，竟有这种事？天下奇闻。
　　１９４７年秋天，“东总”两辆弹药车路过郑家屯５师驻地。钟伟招招手，上去一个连就把弹药卸了。押车的干部说：这叫我回去怎么交代呀？钟伟写张条子：就说我钟伟收下了。都是八路，都打国民党，什么你的我的？
　　一些老人说，这种事钟伟可没少干。弹药，吃的，穿的，用的，也不管是“东总”还是兄弟纵队的，路过他那儿，看着挺好，写张条子就没收了，就像收买路钱似的。
　　战场上更能抢，而且越抢越精明。
　　战前，让战士衣兜里揣上条子，攻进城里就贴，到处都是“５师缴获”的条子。有些武器和仑库本是别的部队缴获的，也被５师贴上条子。有时官司打到“东总”。兵慌马乱的，也没留人看守，怎个说得清？５师却振振有词——有条子为证。能抢东西还能抢人——抢俘虏。冬季攻势打文家台，新５军军长陈林达，本是３纵抓获的。５师上去就给抢了过来，还把３纵的人也打了。
　　黑土地上颇有几个两头冒尖的部队：打敌人凶，抢东西凶，对兄弟部队和老百姓也凶。用一些老人的话讲，是名副其实的“野”战军——野得很（后面将专门谈谈这个问题）。
　　不但能抢，还能捞钱。
　　５师在苏北时就能做买卖，到东北后更是大做特做。开烧锅，办商店，又做买卖又当兵。兵当得雄壮，买卖做得红火。这在当时商业萧条，军费无着的情况下，于军于民都大有好处，东北局和“东总”是提倡的。可钟伟还要贩大烟，因为这个最来钱。
　　一位曾经贩过大烟土的老人说，这是犯法的事。当时各级部门对大烟贩子查得很紧，弄不好都得掉脑袋。钟伟不理这一套，对我们说：你们只管给我干，我有脑袋你们就有脑袋，怎么抓的怎么给我送回来。
　　能抢又能捞钱，５师财大气粗，吃得好，穿得好，身体好，冲锋陷阵格外有劲头。
　　还能吃能喝，能玩会玩。
　　每到一处，有什么好“嚼古”（东北话，即“吃的”），从名酒、名菜到各种有名的特产，钟伟都要尝个肚儿圆。打完仗了，把部队交给政委、副师长，就回哈尔滨跳舞去了。看到师长回来了，干部战士就明白要打仗了。
　　这种情况，可不止钟伟一个。
　　还玩女人。
　　一些老人说：天下事，没有钟伟不敢干的。
　　还说他几乎和哪个政委都合不来。对的错的，什么都得他说了算，不然就“娘卖Ｘ的”。
　　辽沈战役前，钟伟调到新成立的１２纵当司令员。他是黑土地上唯一一个由师长直接提为纵队司令的。据说，此前“东总”曾要他到一个纵队当副司令。他说：要是瞧得起我，就让我当司令。我是宁当鸡头，不做牛尾。
　　据说，１９５５年他被授予少将军衔时，好长时间不佩戴——嫌小了。
　　５０年代初，南京军事学院有个“将军班”。我军很多赫赫有名的将军，都是这个“将军班”的第一期学员。钟伟也是。学院有苏联顾问，主要讲苏联军事学术。钟伟不满意：这个“格勒”，那个“格勒”，我们的三大战役比谁差？应该多讲讲我们的。总唱反调，特别是对原国民党陆军大学留用的教员，教员讲东，他就说西。教员理论上当然有一套，他那张嘴巴也不饶人。没有“娘卖Ｘ的”，就讲当年某某战斗就是这样打的，就打赢了，你说谁对？教员说什么呢？他们当年教出的学生，不都是眼前这些“学生”的手下败将吗？
　　１９５９年庐山会议后，北京军区参谋长钟伟，说了些犯忌的话，退出军界，任安徽省农业厅副厅长。
　　据说，“文化大革命”中两派武斗，他看看又坐不住了，说：这些娘卖Ｘ的造反派，连栋破楼也攻不下来。有人来找他，他就如此这般几句话，一下子就结束了战斗。后来一查黑手，那还有个跑？
　　坐牢期间，如果能够看到报纸，一闻到这个世界哪儿又有了枪炮声，他那颗心一定痒痒得受不了。
　　据说，平反后他去找黄克诚，要求工作。黄克诚说：你说安份守己呆着吧，若再打仗会去找你的。
　　儿时听老人讲“古”（即听故事），有时一个“古”完了，就听到一声慨叹：打江山的人，不一定就能坐江山哪！
　　身材瘦削、精灵强干的钟伟，当为其中类型之一。
　　《中国人民解放军将帅名录》第３集２９３页写道：钟伟，湖南省平江县人，１９１５年出生，１９８４年去世。
　　战场是他的乐园。枪炮是他的玩具。硝烟是他最清新的空气。弹丸的尖啸是他最倾心的音乐。曾被当代青年称为“三等残废”的平江人，就是为着军人的事业来到这个世界上的。走上战场，就像个杰出的乐队指挥走上前台，挥动指挥棒，整个灵魂立刻就陷于陶醉般的兢兢业业之中……
　　我能够想像出他失去“指挥棒”时的痛苦。
　　可又该怎样理解“天下事，没有他不敢干的”呢？
　　其实这一切都是可以理解的。当然，理解起来挺难。
　　理解任何人都不是件易事。
　　第１８章：“黑土地之狐”
　　濒临松花江主流，在第二松花江北部的哈尔滨，满语的意思是“晒网场”。
　　这古老的名字，会幻化出一幅古朴而又动人的图画：在遥远的年代，以捕鱼业为主的松花江人，满载而归后，在这里歇息，晾晒网具。江水清清，船儿悠悠，两岸葱绿，天空湛蓝。汉子们赤铜色的肌肤在蓝天绿地间闪耀，在清碧的江水中腾跃。女人清润的歌声滴着欢笑和情爱，在天地间和浪花中逐戏。服饰各异的赫哲和女真族孩子们，狗儿羊儿似的在草地上滚成一团。热了，累了，就鱼儿似的跃入水中。蓝天大地盛不下人们的欢乐，松花江日夜不息地流向远方。
　　从哈尔滨向南，普通快车的第一个停车站，叫“双城”。
　　双城县党史办公室的同志说：双城历史上颇有几个“人物”。伪满洲国八个大臣中，双城出了两个。那位在国民党上层也算有头有脸，“八·一五”后的“东北行政委员会”中仅逊于熊式辉的第二号人物莫德惠，也是双城人。如今台北还有条“双城街”，莫德惠就住在那里。
　　不过，双城人话题最多的，也着实使双城红火一阵子的人物，还是来自湖北黄冈县林家大湾的林彪。
　　现在的双城县人民武装部，就是当年东北民主联军、东北野战军前线指挥所旧址。
　　这是一座古色古香，富丽堂皇，如今已有些破败的建筑。漆皮剥落的原始的大木门，嵌在灰色的水泥墙中。院子青砖铺地，墙是同样的大青砖。六根一人粗的红色木柱，擎着两米宽的廊檐。檐下青砖上雕刻着凤凰、麒麟、花草，做工精细，栩栩如生。青一色小叶瓦，像天安门城楼式的飞檐上，蹲伏着青色的麒麟。
　　东西各一四合院，中间一道月亮门。西院为参谋处，东院住林彪。
　　林彪在黑土地的３年生涯中，两年左右是在这里渡过的。
　　从三下江南到夏、秋、冬三大攻势，直至辽沈战役前夕，林彪就在这里织网——编织战争的血与火之网。
　　寒暑表
　　热情的双城人，从厚厚的泥封中，为我找出一本残缺不全的《林副主席东北解放战争期间在双城住地纪念馆内容介绍》。其中，有个《寒暑表的故事》。
　　据说，这是两尺多长的特制的寒暑表。人武部的同志几年前还见过这个“笨家伙”，扔在仑库里，也不知来历，也不知弄哪里去了。
　　每到一地，秘书第一件事，就是选个合适的地方挂上地图。林彪就以地图为起止点，开始踱步。到双城后，又多了个起止点，就是在窗外屋檐下那个笨重的寒暑表。
　　天越冷，出现在寒暑表前的次数越多。在时连大衣也不披，就那么站着，看看寒暑表，再看看天地风雪。有时还把一双像面包一样苍白的手，伸到风雪中冻上一会儿。
　　古今中外，杰出的军事家中不乏杰出的政治家。一个杰出的军事家当然不必是一个天文学家，但他必须懂得老天爷的喜怒哀乐，看老天爷的脸色行事。从草船借箭到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珊瑚海大战，例子不胜枚举。
　　知己知彼还不够，还要知道老天爷和土地爷。林彪看地图当然不仅是了解土地爷，但他看寒暑表则纯粹是要和老天爷套近乎，交朋友。
　　黑土地上的第一个冬天，给林彪的印象无疑是深刻的。他早就在算计着这个冬天了。
　　１９４６年１０月３１日，“林彭高陈”在给“中央并告萧江程罗”⑦的电报中，说：㈠目前敌人利用松花江阻止我北满部队而集中主力进攻南满与西满。最近正在布置攻洮南，但长春以北敌兵较空虚，只新一军两个师及七十一军一个师，六十军一个师及其他地方部队。我军拟以五个师的兵力，令火车运输从哈尔滨经齐齐哈尔绕至松花江以南再步行向敌发动攻势，以各个击破的方法求得歼灭敌人，以破坏敌人攻洮南的行动及策应南满和破坏敌人攻哈尔滨的计划。
　　㈡因敌人已深入西满南满，而关内尚未增加出关的条件下，我们突然出现在松花江以南进攻，故敌必无力将我驱逐，而在约一个月以后，彼如调兵向我进攻时，届时松花江已结冰使我运动甚为自由。故目前出击不致被敌打回，一个月后敌有力打我时届时已无后路顾虑。
　　……
　　瞻前顾后，走一步，看几步。林彪的算盘，方方面面，拨拉得周周到到。
　　很多老人讲林彪会打仗，打巧仗，其巧之一，就是善于调动老天爷和土地爷。天上，地上，把一切可能利用的条件都比较充分的利用起来，把这些有形无形的条件编制成有力的纵队和兵团。
　　杜聿明在这个季节实行“先南后北”计划，算是失了天时，又丢了地利。他也是没法子。就像蒋介石迫不及待发动内战一样，时间不是他们的朋友。拖下去，共产党会一天天在人民中间发展、壮大。“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宁肯失去老天爷和土地爷，也要趁林彪羽翼未丰满，把他打垮，吃掉。
　　不公平的“球赛”
　　从蒋介石到他的士兵，都说共产党搞“人海战术”，好像共产党“犯规”了，以多凌少，欺负人。
　　任何体育竞赛都有规则。球类比赛最重要，也是常识性的一条，是双方上场人数必须相等。拳击台上，不但不能两个打一个，还对运动员的体重做出规定，分成各种级别。
　　可在黑土地这个竞技场上看到的，几乎全是另一种情景。每次战斗，共产党上场的“运动员”，总是超过国民党。少则两倍、三倍，多则四倍、五倍，甚至七倍、八倍。这确乎有失“公道”。
　　可战争不是体育比赛。孙子说：“兵者，诡道也。”岂止是“诡道”，简直是残酷、残忍之道。成吉思汗允诺士兵，攻下城池后，可以随意淫杀抢掠。人类进步到４０年代，广岛、长崎两声巨响，不分男女，不论老少，全吃了原子弹的大锅饭。战争绝不是慈善事业，所以就没有么什规则可言。战争只有胜负，不择手段地取胜——胜者王侯败者贼。
　　在战争的竞技场上，总能以多打少，那是指挥员的水平。
　　也是人心——你国民党能发动起那么多人参军参战吗？
　　而在双方兵力相当，或是少于对手时，仍能以多打少，那就不仅是水平，而是天才了。
　　要以多打少，就要集中兵力。要集中兵力，就要走。要多走，快走，不分昼夜地走，顶风冒雪地走，不吃饭、不睡觉地走，拼命走。
　　四渡赤水后，埋怨毛泽东尽走“弓背路”，要把部队拖垮了的林彪，在双城那个四合院的青砖地上踱着步子，一封封电报飞向各个纵队。忽东忽西，忽南忽北，忽进忽退，把部队支使得颠颠跑，团团转。那情景好像不是打仗，而是行军大竞赛，看谁走得多，走得快，然后得金牌、银牌或铜牌。
　　林彪说：“不要怕疲劳而累死人，因为疲劳而累死人总比慢了而受伤损失小得多。冬季作战向巨流河前进时累死了人，但不要怕，要忍一口气，咬紧牙关赶路，这时吃一点亏是有很大代价的，怕吃苦，怕走路，反会牺牲更大”。⑧林彪很喜欢那些走路不要命的部队。
　　一些老人说，对于这种大运动量的运动战，开头很多人不理解：兔子没抓着，把鹰累死了。那冤枉路也真没少走。有时好歹快到地方了，一个电报，调头双往回跑。不跑也还真不行。东北铁路多，大都是国民党占着。人家增援快，一个师能当几个师用，火车头唿哧唿哧几股烟就到了。走脱被动，走出主动，打了胜仗，再走就痛快了，有劲了。流汗总比流血好。南下打衡宝战役时，配属四野指挥的兄弟部队，开头也不习惯，后来就好了。
　　最漫长的道路，常常是通往胜利的捷径。
　　 “空军司令”
　　林彪打仗，经常直接指挥到师。特别是打运动战。重要战斗，重要方向，有时还直接指挥到团。
　　当年“东总”和四野的秘书、参谋人员都说，林彪的电报，一般都是先师后纵队（军）再兵团的顺序发出去。署名“林罗刘”、“林罗刘谭”、“林罗赵”⑨，经常是电报发走了，再送给“罗刘”，“罗刘谭”，“罗赵”看。衡宝战役后期，林彪病了，倒在床上指挥，电报记录完了，秘书代“林罗赵”签上名就发走了。
　　打下锦州后回师打廖耀湘兵团，有的师在哪儿，纵队不知道，林彪知道。有时兵团正在执行第一封电报指示，师里已经按照变更命令的第二封电报行动了。
　　兵贵神速，瞬息万变。按部就班地一级一级往下传，敌人早跑了。
　　据说，大将风度的４兵团司令兼政委陈赓，曾风趣地说：在“林总”指挥下打运动战，兵团司令是“空军司令”，可以睡大觉。
　　老人都说，当时人们对林彪佩服得很。对这种越级指挥什么的，没有人说什么。说他“独断专行”，是后来的事儿。
　　有的老人说：指挥错了，那是独断专行；打了胜仗，他是正确的，能说是独断专行？
　　据说，蒋介石也经常这么干。东南西北，一个电报发出去，坐在南京指挥战场上的师团。
　　同样是越级指挥，林彪与他的校长几乎毫无共同之处。这不仅因为校长一个电报，就把前线指挥官搞得无所适从，而学生则统一了部署，争取了时间，使部队形成了拳头。还因为林彪并未大包大揽，而是让他的部下充分发挥自己的聪明才智。几位在黑土地上当过师长、政委的老人说，部队行军到达指定地域，第一件事就是向林彪报告当面敌情。三下江南时，林彪要求２０分钟内就得将下面敌情报告给他。十几个师，到地方不过个把小时，情况通报就下来了。这就逼着你往前跑，不打官僚主义仗。一仗下来，林彪６小时内要简报，２４小时要详报，逼着你总结经验教训。把你搞得紧紧张张的，脑子里一点空儿也没有。
　　“走麦城”
　　林彪脑子里那个不停转动的车轱辘上，每个时期都有一个主题。四平撤退后，大讲莫斯科撤退。一下江南前，一些人觉得美械装备厉害，有畏敌怯战情绪。这个时期的电报，就强调勇敢，勇敢就是胜利，要敢于刺刀见红。此后，根据地半不熟，又多在敌占区作战，敌情很难掌握，仗又不能不打。于是，一向稳妥的林彪，就一反常态地提出，“只要有六成胜利把握即决心打”并给起个名叫“硬拼仗”。“六个战术原则”，也都是根据各个时期的主要矛盾，总结出来的。
　　林彪要求秘书和参谋向下传达命令时，重要问题要交代三次。
　　有人说这称之为林彪的“重点主义”。
　　打了败仗，”重点主义”就更重了。
　　黑土地上较大的败仗，一是二下江南攻德惠不下，二是夏季攻势中的四平攻坚战。
　　据说，在四平攻坚战后的“东总”高干会议上，林彪曾三次站起来检讨：这次四平没打下来，不要你们负责，主要是我情况了解得不够，决心下得太快。不马上攻，围城打援最好。先消灭援军再攻城，就能攻下来。另外，这次攻城还暴露了我们攻坚的技术差，这也主要是我平时研究得不够。
　　大会讲，小会讲，专门开会讲。不是要把谁讲得抬不起头，而是为的使大家从败仗中振作起来。怎样振作？把教训无巨细一条一条摆出来，摆深摆透，摆得明明白白。然后，再一条一条理出对策，反复演练。一句话，要赢得明白，更要输得明白。
　　一些老人说，林彪非常善于总结经验教训，特别是教训。一个败仗讲起来没完。吃亏是师傅，坏事变好事。若没有四平“走麦城”和大讲“走麦城”，辽沈战役前的攻坚大练兵，就不会搞得那样深入、彻底，锦州就不大可能那么快打下来。
　　林彪不但抓住自己“走麦城”不放，还注意吸取别人过关斩将的经验。
　　像１９４６年９月１２日这样的电报，笔者还见到几封：军委：我们甚盼吸收关内作战经验，望将冀鲁豫及苏北等地的作战经验特别是夜战经验在战役，战斗，在技术上的各种办法陆续告我们以便研究吸收。
　　 林
　　 文日
　　１９４８年１０月２３日，林彪、罗荣桓在给各纵队并报东北局、军委的一封电报中，剖析了沙后所和王道屯两个战例（影响并不很大，但颇典型的两个“不良战例”）。毛泽东在向各野战军转发这封电报的电报中说：这种情形，恐怕不但东北部队有，你们所属部队也会有的，不过你们在战术问题方面给我们反映太少，我们无从知道。⑩采访中见到那么多战例，一本又一本，厚厚的，而且大都是精装本。其中，没见到一个打败仗的战例。
　　据说，美军的军事演习，为了使官兵对未来战争的残酷性认识得更深刻，促使其刻苦训练，每次“战斗”都是敌胜己负。
　　千篇一律，难免使人厌烦，因而那效果是令人怀疑的。但是，战例战无不胜，是否也走了极端？
　　 “东北王”其人
　　有的老人说：林彪这个人我讲不清，你也写不清。
　　有的老人说：真要讲起来，谁都不能信。
　　末了，几乎都要补充一句：他后来怎么变成那样子，我可不知道呀。
　　（一） 像个苦行僧
　　“机智”、“敏捷”、“果断”、“刚毅”、“深刻”、“冷静”、“稳健”……用这些词形容林彪都不过份。但千万不能说“幽默的林彪”——尽管人们经常把“机智”和“幽默”联在一起。
　　除了一位老人，别人都说从未听林彪讲过笑话。这位老人敢也只经历过一次。是秀水河战斗后，到抚顺参加东北局会议，在饭馆吃过饭，不知兴从何来，林彪讲了一个笑话。
　　如果有个题目，应为“一个苏联人和一个中国人对话”。
　　苏联人：喝酒吗？
　　中国人：不。
　　苏联人：抽烟吗？
　　中国人：不。
　　苏联人：嫖女人吗？
　　中国人：不。
　　苏联人：那活个什么意思呢？
　　中国人：……
　　讲的和听的，都没笑。
　　这个没有引发笑声的对话，对于讲笑话的人，倒是够意味深长的。
　　林彪不吸烟，不喝酒（必要埸合，象征性喝一点），也不讲究吃。
　　每顿两菜一汤。大多是白菜（或酸菜）炒肉，有时是炒瘦肉丝，或是炒鸡蛋什么的。另一个固定是黄豆：炒黄豆，或炸黄豆，或煮盐豆，或是豆腐。反正黄豆是必不可少的。不但饭桌上顿顿有，平时也抓着吃，就和黄豆过不去。来了客人，也唏里哗啦倒一盘，好象谁都和他一样爱吃炒黄豆。
　　“永远健康”时，也爱吃炒黄豆。
　　有时加盘菜，他就说：别这样嘛。有时也不说，也不吃。再就不加了。
　　秀水河子战斗前，在法库，一个地主听说来了个“总司令”，请吃饭。
　　有个酸菜炒白肉。瘦巴巴的林彪从不吃肥肉。被劝不过，试探着吃了口。
　　从不谈论吃喝的林彪回来后，说：好吃，好吃。连说两遍，又说：再不能吃了。意思是，再不能到有钱人家吃饭了。
　　和林彪吃了近两年饭的季中权老人说，和他吃还不如和警卫员吃。
　　据说，罗荣桓和刘亚楼吃得都很好。下边一些纵队司令和师长，团长，就更不用说了。“大烧锅”李作鹏等人能吃能喝，会吃会喝，就在林彪眼皮底下吃喝。
　　不讲吃，也不讲穿，给什么穿什么。量体裁衣，伸胳膊伸腿的，裁缝怎么摆弄怎么是，像个木偶。从未听他说过哪件衣服质地如何了，样子好坏了，合不合身了什么的。
　　还不爱玩，也不会玩，什么嗜好也没有。在双城打过两次猎。刘亚楼看他太累了，鼓吹去的。到哈尔滨邀请他去跳舞，有时去，有时不去。舞姿平平，总不长进。一次，苏联驻哈尔滨总领事馆举办舞会。一个苏联女人，不知嫌林彪是个“三等残废”，还是嫌他刚从双城回来，身上有股味儿，反正是拒绝了他的邀请。尴尬极了。总领事大发雷霆，呜哩哇啦把那位高傲的女同胞臭骂一顿。那以后，舞就跳得更少了。
　　有时看看书。一是军事，二是哲学，都是马列和毛泽东著作。看得认真，红蓝铅笔划得沟沟道道的。三是医书，都是中医书，边学边用，活学活用，给自已开药方。一次让秘书去买砒霜，秘书吃了一惊。他说：你不懂，我这种病吃点砒霜好。有次吃错药了，半夜三更爬起来，双手扶墙哆哆嗦嗦去开灯。秘书醒了，来扶他。他说：没关系，有点不舒服。
　　都说他生活枯燥乏味儿。
　　有人说他像个苦行僧。
　　（二） 像个呆子
　　不光对身边人吃吃喝喝不管不问，别的什么事也不管不问。
　　谁军容风纪不整了，谁喝醉了，谁吵架了，他都好象看不见，听不见，不知道——两耳不闻窗外事。
　　四平保卫战期间，警卫员坐在炕上擦枪，走火了，一梭子子弹穿过窗户从屋檐下射出去。人们脸色全白了。正在屋外窗前踱步的林彪，停了一下，“嗯”了一声，继续踱步。在哈尔滨，一个警卫员大白天上街，枪叫人抢跑了，衣服扒得就剩条裤头，窝窝囊囊哭着回来了。大家这个气呀，说你算什么军人，男子汉哪。林彪停止脚步，瞅瞅那个警卫员，又瞅瞅大家，那目光像不食人间香火似的；这有什么值得惊惊怪怪的呢？
　　中国船舶工业总公司军工部主任夏桐老人，自称是“二烧锅”。平津战役后，南下到武汉，给林彪当了３年秘书。衡宝战役打响前，他喝多了，醉得稀里糊涂。醒来见大家忙得一塌糊涂，一下就吓醒了。他提心吊胆地瞅着林彪，林彪好像根本不知道，再没提这事儿。
　　季中权老人说，林彪跟他生过一次气---近两年就这一次。
　　１９４７年春，他和双城一个姑娘谈恋爱，要结婚了。他不够“２７８团”条件［注：２７岁，８年党龄，职务正团］，年龄不够。林彪是个非常注意政治影响的人。东北局书记，民主联军总司令兼政委的秘书，带头违犯“２７８团”规定，会造成什么影响？爱情价更高，党纪军纪更严厉。他想好了，只要林彪说出个“不”字，就决心咬牙吹了。林彪却始终没说什么。结婚时，新郎请岳父母下顿馆子，花２元７角钱，林彪还写个条子，让供给处报销了。
　　但是林彪明显地不高兴了，生气了。其明显的尺寸，微妙得也只有季中权才能觉察出来：过去是“小季，记录”，现在成了“季秘书，记录”——多一个字，变两个字。
　　婚后不久，他就离开林彪了。
　　是他自已要走的。
　　在延安时季中权就和叶群在一起，都是中央研究院党委会干事，还是叶群的党小组长。都是学生出身，挺谈得来。有人追叶群，叶群不干，还请他出面帮忙。叶群“提升”为林彪夫人后，气魄就不一样了。在东北，除工作外，林彪从未让季中权干别的什么，叶群则抓住影就“季秘书”，“季秘书”，什么都支使。工作苦呀累呀，他都不在乎，最忍受不了的就是叶群那个样子：“林总”都不这样，你算老几？”到延安去的青年学生，一是追求国格，不当亡国奴，二是追求人格要自由，平等。倘若换个人，他也能忍着。可你叶群也是一样的学生，怎么当上“太太”就变了嘴脸？
　　他早就想走人了。现在违犯了“２７８团”规定，无形中不知会给林彪带来什么影响，他觉得对不起林彪，走了也许能好点，反过来再想想，又有点舍不得，再一想叶群，还是走人。
　　是哈尔滨铁路局公安处长李言（去世前为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党委书记）把他弄走的。在延安时，李言是中央研究院党委书记，季中权的老首长。把他弄到公安处当了个科长。（老人说：到公安处吃得可好了。
　　在哪儿也比在林彪那儿吃得好。）一个铁路局公安处长，敢把“东北王”的秘书撬走。这在今天看来，也真够“胆肥”的了。
　　在一起生活两年左右，不能说没一点感情。更重要的，大概还在于季中权出色的工作。季中权走后，秘书增加到两个，后来又增加到三个。季中权一个人，又是最艰难时期，一切都处理得妥妥贴贴。
　　林彪和季中权谈话，做思想工作希望他留下。讲什么工作都是革命工作。讲秘书工作的重要意义。讲也不会总让你当秘书。又讲毛主席有个秘书，一干就是１０多年。等等，等等。
　　季中权心里说：你扯到哪里去啦！
　　据说，在“东总”一次高干会上，林彪讲了个故事。二次世界大战中，一个苏军士兵趴在雪地上修理汽车，快冻僵了。有人问他，天这么冷，怎么还这样干？那士兵哆哆嗦嗦地说：斯大林知道我！斯大林知道我！林彪问：这种政治工作是怎么做的？我们应该受到什么启示？
　　能从这样一件小事中透视出政治工作的威力，并“活学活用”的东北局书记，民主联军政委，在黑土地“万花筒”时期，对国内外政治大风云看得那么深透，６０年代又大抓“活思想”，此刻，对每年一起生活，工作的秘书的“活思想”，竟然一无所知到这种地步！
　　大智若愚——也算愚到家了。
　　这倒正应了蒙哥马利的一句话：“极端紧要的是，一个高级指挥官绝不应埋头于琐事堆中。刘亚楼说：把他抓回来。林彪说：要尊重他的意见。有的老人说：林彪尊重人格，把你当人待。在黑土地上在林彪身边工作过的老人说：给林彪当秘书，当警卫员，当厨师，非常好当。林彪性格孤僻，不善交际。在锦州西部准备打大仗，有敌人，没部队，林彪急得半夜爬起来踱步。梁兴初１师和黄克诚３师到了，多少年没见面，大家“林师长”，“林师长”地叫着，恨不得抱着行外国礼。林彪“嗯”着，握握手就问部队怎么样，装备怎么样，情绪怎么样。不明底细的人看着，那情景，用句黑土地上不大文雅的话讲，就像“热脸贴到了凉屁股上”。
　　临死也不认识元角分人民币的林彪，不会寒暄。不打仗时，经常有些纵队和师领导来看他（那可没有“讨好”，“溜须拍马”或者打谁几句“小报告”什么的）。也没什么事，就是来看看。他“嗯”几声，倒些炒黄豆，问几句部队情况，再就没话了。有事找参谋处的人，开门见山问几句，或是交代几句，你就自动走人。简练，明晰，用有的老人的话讲，“都是指挥作战语言”。平时也是。
　　林彪从无脏话。这在当时是不多见的。比较典型的，是林彪以后的“东北王”高岗：小资产阶级的狂热性就像个鸡巴，动不动就硬了起来。
　　会场上男男女女的，高岗就这么讲，面不改色，正儿八经。
　　据说，林彪不背后议论人。去锦州打大仗时，一路上，李作鹏等人发牢骚：能打的没枪没炮，破枪烂炮，不能打的就差没飞机了，这仗怎么打？林彪说：别这样讲嘛，先来的是有功的嘛。林彪这样讲着，在锦州却为此事，当面批评了冀东部队一位负责人。
　　林彪挺清高，但据说并不使人觉得高傲。在舒兰接到决定由他担任东北局书记的电报后，东北局让他到哈尔滨去，他迟迟不去。有人以为他是拿架子：你们反对我，怎么样？还是我对了吧？后来发现，他是想等等，看看杜聿明的动向再说。几天后，高岗来接他。从五常到舒兰不通火车。林彪说：咱们走吧，别让他再换车，跑这么远了。
　　费翔唱“冬天里的一把火”，林彪夏天也像一块冰，喜怒哀乐从不写在脸上。前线传来多大好消息，他“嗯”一声，露出点笑意，一闪即逝。辽沈战役后，万众欢腾。林彪那脸色，那步子，还是那样子，几乎看不出什么喜色。
　　林彪讨厌繁浩礼节，喜欢清静。有的老人说，林彪的喜静，进城后就有些病态了。一些老人说，在东北还看不出来。白天挂窗帘，在东北也是常事。
　　据说，这也是林彪离开哈尔滨，住到双城的原因之一。
　　据说，叶群生林豆豆后没奶，又是早产，让林彪设法弄点奶粉什么的。林彪说：延安这么困难，怎么弄呀？叶群说他“呆”：比你官小的都能弄到，你这么就不行？林彪说：人和人不一样。
　　（三）战争!战争!战争!林彪踱步的形象，很有幽默感。
　　不论春夏秋冬，也不管枪炮声怎样在耳边隆隆震响，步子总是不紧不慢，匀速运动。
　　你尽可以说这是一个大将军运筹帷幄，或是成竹在胸的从容、镇定和自信。也可以说是一个无所事事，甚至是一个百无聊赖的人，在那儿无所事事、百无聊赖地随意走动。
　　………
　　据说，进城后，林彪很少看战争影片。
　　对于一位身上有五处枪伤的元帅，这实在是够令人费解的了。
　　据说，进城后，林彪在家中从不穿军装，也不让身边工作人员穿军装。
　　这也有些不可思议。
　　据说，林彪目睹了第二个女儿来到这个世界的情景后，对战争的理解和观念就和过去不大一样了。
　　据说，林彪很喜欢孩子。见到孩子，那张冰冷的脸上就现出笑意，抱一抱，亲一亲，逗一逗。
　　据说，他患病后，常把幼儿园孩子找到家里，听他们唱歌，看他们跳舞，和他们说话。
　　………
　　１９５３年５月３０日，一座约六层楼高的“四平市烈士纪念塔”，在四平市英雄广场矗立起来。
　　正面为林彪题词：“为人民解放而奋斗的烈士们永垂不朽。”左面为高岗题词：“日月同光山河并寿人民战士永垂不朽。”右面为陶铸题词：“成仁有志花应碧杀敌流红土亦香。”后面为林枫题词：“中国人民优秀儿女万古千秋。”
　　一年后出了高饶反党集团，高岗题词被凿下去了。
　　“文化大革命”中，先是林枫成了“走资派”、“三反分子”、“特务”，接着陶铸又从“红桃四变成黑桃三”，题词当然都不能留着。
　　“九·一三”一声爆炸，林彪的题词也没了。
　　如今纪念塔上的题词，是从空间到时间都“万寿无疆”的“人民英雄永垂不朽”。
　　（四）林彪和叶群
　　据说，当年延安男女比例是１８：１。
　　延安缺钱，缺枪炮，缺弹药，缺医药，还缺女人。特别是女知识青年，大受青睐。
　　有人说追叶群的人，“有１８路军”。
　　叶群确实有她的魅力。这倒不是她长相如何出众，主要是她聪明，比较有学识、风度。如今人们把她视为中国的第二号坏女人，那是依据“万寿无疆”和“永远健康”排列的。她和那个在上海演过戏的“蓝萍”不同。“蓝萍”大庭广众中张口就是“老娘”。叶群在家里也骂街，但在人面前总是显得文雅，得体，一副淑女模样。
　　据说，叶群在北京读书时，学习非常好。延安几所学校搞演讲比赛，叶群上得台来，就象在北京参加学生运动街头讲演一样，滔滔不绝，赢得掌声。到东北后，林豆豆小，又生了林立果，名为林彪秘书，并未做什么工作。
　　但她自学了俄语，翻译小说，翻译苏联红军解放东北的纪录片。后来林彪去苏联疗养，都是她当翻译。林彪对“老大哥”也不会客套，很多场面都靠她应付，而且应付得很好。她智商很高，兴趣广泛，尤喜文学，看过许多中外名著。《红楼梦》有的段落能背下来，为林黛玉和安娜·卡列尼娜流泪。她还写过一篇《评东吴战将陆逊》的文章，有的学者看后挺欣赏。
　　有人说，如果有条件，她完全可以成为一名学者。
　　当了“太太”的中国女人，有几个成为学者的?那也不甘寂寞。当年北师大附中爱唱、爱蹦、爱跳的少女叶群，若是甘于寂寞，大概不会去街头演讲，后来也不大可能跑去延安。进城后，她经常讲谁（都是当年延安的女性，有的还是她的部下）都当了什么“长”了。
　　老人都说，林彪对叶群管得挺严。
　　有的老人说，叶群倒霉就倒霉在不甘寂寞上了，很多事情都坏在她身上。
　　也有老人说，叶群当年也挺好的。并举例说，南下到武汉后打扑克，年轻人玩起来不管天不管地的。第二天叶群过来说：小×，你们再玩时小点声，“１０１”昨晚上一夜没睡好。
　　老人说：要是换个人，可能早就一嗓子吼起来了，还能等到第二天早上?林彪在双城时，叶群在哈尔滨，个把月带孩子来住几天。有时，半夜三更听见叶群呜呜哭。若是一般同志，两口子吵架，谁能不过去劝劝呀?可这是“林总”呀!大家干着急，也不知为什么。
　　有的老人说，林彪身体不好，又比叶群大１０多岁，可能是夫妻性生活不和谐。
　　请一位比较了解底细的老人谈谈林彪和叶群的恋爱史，老人不谈。拐弯抹角想引他谈出来，老人直通通地发火了：你问这个干什么?据说林彪到双城后，先是住在另一家。两天后林彪就让搬家。大家莫名其妙，议论一阵子，什么原因也没找到。最后，有人说：是不是那家的媳妇太漂亮了?没注意到这码事的人瞅机会去看了看，果然美丽非凡。
　　但这只能算做推测，而不能定论。
　　另一件事是确确实实的。
　　大洼战斗后，林彪住在八面城。一天上午，来个女同志。穿套灰布军装，中等身材，２５岁左右样子，梳着短发，朴实，大方，清秀，端庄，走得汗涔涔的。进院子正好碰上季中权，停住，问：林师长在这儿吗?季中权老人说，几天前，辽西军区政委陶铸来过。陶铸和林彪谈话时，他恍恍惚惚听到一个女人的名字，好像是延安鲁艺的，在辽西军区工作。可能是陶铸告诉林彪，说她也到东北来了，可能是陶铸让她来的。
　　两人谈得很亲热。林彪讲，女人静静地听。女人讲，林彪静静地听。林彪的话从来没有那么多，表情也从来没有那么舒展，丰富，苍白的脸上甚至泛出点红晕。中午，林彪破例让加了两个菜。饭后又谈了个把小时。临走，林彪送到大门口，直望到那女人的身影消逝了，他还在那儿站着。
　　林彪好像谈兴未尽，一会儿又踱到季中权那个小屋。伸手从桌上烟盒取出支烟：小季，洋火呢?抽了两口，呛得咳嗽。掐灭烟，踱着步子，又和季中权谈起来。话题是：人类的生产，生殖和生活。
　　季中权老人当时的感觉是：今天的林彪怎么不像林彪了?这个女人再也没来过，林彪也再没提起过她。
　　他们曾是一对恋人吗?是什么东西使他们走到一起?又是什么力量把他们分开了?只有他们知道。
　　在哈尔滨南岗叶群住处前面一栋楼里，原延安某学校一位４０多岁的校长，“娶”了一个２０多岁的小伙子。她每天上班走了，就把小丈夫锁在屋里。
　　叶群曾嘲笑那位校长：锁头就能把人锁住吗?可她和林彪的结合就是喜剧吗?“黑土地之狐”林彪的幽默，是把从年龄到资历都比他大的杜聿明、陈诚和卫立煌一个个打下马去，3年功夫就把黑土地变成了共产党的天下——连共产党人自己都觉得这未免快了点。
　　这是历史的大幽默。
　　并不是随便什么是都能“永远健康”的。
　　温都尔汗一声轰响，“永远健康”又爆出个大幽默——就像一剧荒诞派戏剧的大幽默。
　　注释
　　① 笔者很需要闯关东国民党军队的许多历史资料。据说某处有。好费口舌，人家说“没有”，又说“不能看”。
　　② 丹东市史志办公室编印（１９８６年）：《新开岭战役文集》５５页。
　　③ 《萧劲光回忆录》，３４３页。
　　④ 吉林日报社《文摘旬刊》精选合订本（１９８６年），第１集，２７页。
　　⑤牋在东北，林彪、罗荣桓和刘亚楼的代号，依次为“１０１”、“１０２”、“１０３”。在非正式场合，“１０１”一直被叫到“九·一三”前。
　　⑥ 《东北三年解放战争军事资料》，３８页。
　　⑦ 即萧华、江华、程世才和罗舜初，依次为辽东军区政委、第二政委、司令员、司令员兼参谋长。
　　⑧ 《林彪元帅军事论文选集》，２０２页。
　　⑨ “赵”即四野参谋长赵尔陆。
　　⑩ 《毛泽东军事文选》，３２２页。
　　七、血液是胜利的代价
　　从１９４６年７月至１９４７年６月，在付出了沉重的代价后，共产党军队在全国各个战场歼敌１１２万人，开始了战略反攻。
　　１９４７年５月１３日，初步掌握了主动权的东北民主联军，在黑土地上率先转入对国民党的战略性反攻。
　　攻击！攻击！再攻击！从三伏天一直攻击到三九天。
　　共产党跑，国民党追，共产党好像生来就是挨打受气的命，追的和被追的都已经习惯了。一旦调换了个儿，那世界立刻就为之改观了。
　　第１９章：血城
　　杜聿明四次进犯临江未逞，逐放弃南攻北守计划，采取防御待援方针，以一部沿松花江布防，一部控制北宁路和热河，主力在中心地区机动作战。林彪为打破南北满分割局面，改变东北战局，针对对方分散守点的特点，分头发起夏季攻势。其中以主力向长春、四平、吉林之间，实施主要突破。
　　南满３纵、４纵１０师和独立师，首先对沈（阳）吉（林）铁路中段的山城镇、草市发起攻击，歼敌重新组建的１８４师和暂２０师一部，又将新２２军援军打退。３纵沿四（平）梅（河口）铁路向西攻击，连克东丰、西安（今辽源市），与北满主力会师。接着，４纵１０师攻占梅河口，辽南独立师攻克大石桥，４纵主力连克通化、安东、本溪等城。
　　北满１纵、２纵和独１师、独２师，从扶哈渡过松花江。２纵主力首先攻占怀德，赶来增援的７１军两个师赶紧掉头回窜。在公主岭以北大黑林子地区，被１纵和２纵主力围住，除７１军军部少数人跑掉外，８８师和９１师１万５千人，全部被歼。
　　东满６纵和独３师、独４师，先向吉林以东新站、拉法和吉林铁路进攻，又远距离奔袭海龙、桦甸，将暂２师追歼，打通了东满和南满的联系。
　　西满部队攻克玻璃山、双山。
　　热河部队攻占围场，围攻隆化，包围承德。
　　冀东部队连克昌黎、卢龙、抚宁、迁安等城，并破袭北宁路。
　　黑土地枪炮轰呜，共产党人节节胜利。
　　当东、南、西、北满和热河、冀东杀声渐趋平静，战争就张着巨大的黑翅又一次降临四平，扑打得血飞肉溅。
　　三十六计和百多万军人的骁勇，在辽沈战役前黑土地上成百上千次的角斗、撕杀，都没有在四平的两次较量更能决定国共两党的命运了。
　　而这次其惨烈程度，不仅在黑土地，就是在全国也是罕见的。
　　血和火都是红的
　　在怀德和大黑林子攻城打援结束后，共产党人如果乘机攻击四平，几乎垂手可得。却分兵攻击东丰、西丰、昌图、通辽、开原，使７１军得以整顿部队，加强工事。
　　６月１４日，１纵、邓华纵队、６纵１７师和加强的五个炮兵营，对四平发起攻击。突破还快，发展很慢。２２日，１纵丧失战斗力撤出战斗，６纵全部投入攻击。最后将守军压至城东北隅，苦战不下。２９日，国民党九个师逼近四平。３０日拂晓，不得不退出战斗。
　　７月１日，林彪、罗荣桓在给毛泽东的电报中说：四平战斗自十四日总攻开始到二十六日经十三天激战，我军俘毙伤敌三万余人，我伤亡一万余人。①很多人认为这个伤亡比例值得商榷。
　　据说，死伤于炮火之下的老百姓之多，在全国也不多见。
　　失掉一个战机，红了一座城市。
　　一座血城，一座座有字和无字的血碑。
　　几百门各种口径的火炮对射。１０余万军人手中的步枪、冲锋枪、轻重机枪啸叫。天空是涂着“青天白日”徽记的飞机俯冲轰炸，最多一天达３０多架次。
　　城郊每片小树林都是攻击目标。民主联军每扩大一块阵地，飞机就扩大一片轰炸地域，有的炸弹都投在国军阵地上。黑土地的夏天，白天特别长，从早晨４点到晚上８点，老天爷都为飞机开绿灯。地面则是人对人的巷战。刺刀拼得嘁哩喀嚓，手榴弹冰雹样砸，炸药包轰开一堵堵墙壁，６０炮这院打那院。身管几乎与地面垂直，稍不注意，出手的炮弹就会落到自己头上。
　　燃烧弹，照明弹，飞机投掷的曳光弹，被炮弹打着的民房和建筑物，熊熊燃烧。夜里满城火光，如同白昼。白天浓烟滚滚，满眼火红和血红。墙上溅着血，路边沟里和路上坑洼处汪着血。一场大雨，火灭血光，两天后又是火红血红。被雨水泡得发白的尸体，在烈日下由白变绿变黑，吹气儿似地膨大起来。
　　黑龙江省萝北县武装部原副部长王永财老人，当时是１纵１师２团３营机枪连班长。
　　２团第一个攻击目标是满铁医院。攻进去了，黑灯瞎火的，弄不准究竟是不是，营长让他找个人问问。他带领两个战士，挨家挨户摸着去找，找了１０多家也不见有人。深一脚，浅一脚，不时绊到死人身上。有的尸体烂了。一脚踩进腔子里，“扑哧”一声。好歹在间破房子里打到个老头和抱孩子的妇女，那妇女跪在地上哭天号地抓住老头不放。王永财心中不忍，却也无法，一再说：在我在就有他在。到了地方，老大爷说是。王永财让战士回去报告，自己就一头栽那儿去了。不知多长时间醒来，周围人人一个不认识。一问，都是６纵的，１纵早撤下去了。
　　杨克明老人说：那仗打的呀，用嘴说不明白。一条街一条街往里打。开头沿街攻，人都撂那儿了。于是挖墙打洞往里攻。头几天还能听到厮杀喊叫声，特别是国民党那督战队喊得凶：狗操的，给我打！冲，不冲老子毙了你！后来嗓子都哑了，就那么咬牙瞪眼也打。督战队有时喊两声，也是干嚎。国民党顶不住了，往后退时放把火，把房子全点着了，烧你，叫你站不住脚。有时打着打着，就听有人没好声地喊：别打啦，我们是老百姓呀！还喊：这里有孩子呀，给点吃的吧，救救命呀！身上有干粮的，就往那儿扔。八路不能不管老百姓。
　　也吃不下饭。那烟呀火呀，尸体臭了那味儿呀，头几天别说吃饭，闻着就想吐，脑浆子都薰得疼。后来闻不出来了，也只能喝点汤。死了那么多人，眼睛都红了，不觉饿，不觉累，就想打。快打到铁路边上时，前边一队１０多个人，每人１０多颗手榴弹开路。第二梯队全是炸药包，光着膀子，机枪掩护往上冲。什么命不命的，不要命了，往上冲就是了。没打死的，就算爹娘再生了一次。有些电影、电视，一到了这时候，就祖国人民呀，老婆孩子呀，什么都搬出来了。哪有的事儿呀！就坐在家里瞎想胡编。
　　那敌人也真够顽强的。一个个跟你死打，眼睛喷火出血的，好像一口气儿能再打上七天七夜。一抓过来，往破屋里一关，一会儿全瘫那儿了，推都推不醒。
　　头些日子，长春一中和吉林工学院请我去讲传统。讲完了，我说我这辈子有三个“没想到”。一是没想到会活到今天，还能娶个老婆，有儿子，有孙子。二是没想到能当官，官还当得不小，农民当了司令。参军第二年让我当排长，我不干，说咱打土豪分田地，有饭吃就行了。后来又叫当连长，我说这回说什么也不行，咱干不了。团长说：你不干拉倒，我去找个国民党来干。我说那可不行。现在有些人也不掂量掂量半斤八两，反正就是当官好，官越大越好。三是没想到党和人民这样关心我们这些人，还有个离休制度。一想到这好日子，就想起那时候。
　　四平一仗，我们团伤亡３００多人。主任牺牲了，两个营长牺牲了。这还不是多的。逢年过节，或是不时路过四平，叨咕到四平，就想起这些人。有时又不大敢想，想起来受不了，总觉着就像欠着这些人似的……
　　很多老人都表述了同样的感情。
　　他不像个将军
　　——东野名将录之四
　　６月２２日前，四平攻坚战前线总指挥是１纵司令员李天佑。
　　中等个子，黑，瘦，精干利落，文质彬彬，稳稳当当。平时讲话，交代任务，声音不高，极有条理，绝少重复。讲完了问你清楚没有，让你复述一遍，就说可以走了。进屋让坐，临走送出门。打一仗总结一仗，爱思考问题。
　　有的老人说他像林彪一样，不像个将军。
　　很难说平型关战斗主攻团之一的６８６团团长，和林彪的指挥作风有没有什么必然的联系，但建国后曾担任过大军区和国务院一级领导的一些四野老人，都说自己在“林罗刘”身上，特别是在林彪身上，学到许多东西，彼此共同的烙记很多。四平攻坚失败，首先是轻敌。
　　夏季攻势攻无不克，有些人脑子热了，只看到守军几个正规师团番号，又是刚打败的溃兵，新兵多，士气低。这是实情。但城里警察多，特务多，还有政府机关、兵站、医院、车站的工作人员，这些非战斗人员在督战队枪口下，都会朝外放枪。保安队之类地主武装，打野战军是乌合之众，依托强固工事打防御战就不一样了。土地被分，亲人被斗，这种人没有督战队也和你拼命。结果，估计不超过２万人，打出来３万４千多。
　　由于轻敌，就未集中绝对优势兵力。兵力不足，就难于实施多路突破，突破后也难于迅速发展，结果到处顶牛。后来增加兵力，亦形成添油战术。
　　由于轻敌，未等外围据点全部肃清，炮兵也未全部进入阵地，就匆忙发起攻击。有的部队连地图也没有。原以为三五天即可打下，打着打着，有的部队弹药接济不上了。
　　对于李天佑来说，还有点过于求战心切了：反攻开始后，１纵还未捞上个像样的仗打，太叫人眼馋心痒了。
　　据说，战前，李天佑和副司令员兼参谋长李作鹏，还有邓华司令员，都极力请战，信誓旦旦地保证能打下四平。林彪踱步再三，点头应允了。除了对敌人实力共同估计不足外，更重要的还在于忽视了自己的先天不足：他们还缺乏攻坚经验，如果不是“没有”的话。
　　追不上，打不垮的共产党人，一直是在“你打你的，我打我的，打得赢就打，打不赢就走”的跑动中，和对手斗力斗智——主要是斗智。现在，朝气蓬勃的共产党人发展了，强大了，可以凭借实力和对手争斗，较量了。他们不失时机地表现了这一点，并凭借一贯的英勇、顽强精神，啃下了大半座城市，极大地震撼了对手。但是，在黑土地上，他们还是第一次这样实打实地进行攻坚战。他们缺乏经验，也缺乏教训。战前，他们不但轻视了对手，似乎也没意识到自己的这一点。就是说，这一战，他们有点不知彼，也有点不知己。
　　生活中到处都有第一次，特别是在一个新时期开始的时候。昨天在战争中学习战争，今天他们同样需要学习。
　　黑土地上的共产党人是认真学习的，那成果辉煌而又壮丽。
　　秋季攻势开始后，黄永胜在辽西三战三捷，脑袋又有点热，要打整编１４师。林彪赶紧发报：不准打。
　　不过，就像陈明仁在胜利中也做了场恶梦一样，这一仗也使林彪心有余悸。
　　对长春欲攻不攻，攻了一下又罢手。南下锦州，迟迟疑疑，兵临城下又犹豫一下。原因之一，就是被这场恶战吓住了。
　　四平保卫战打掉了“最后一战”。
　　四平攻坚战开启了通往最后一战的大门。
　　都是用鲜血付的学费。
　　无论如何，把李天佑将军放在这样一个空间和时间里，不能说是公正的。能够表现这位“不像个将军”的将军的将才的，是天津攻坚战，是平津战役后南下路上过关斩将。
　　不打败仗的将军，不但不是将军，连人都不是。
　　不过，也确实有这样的将军：他打胜了，换了别人会大胜；别人败了，换上他会一败涂地。可他好像从来都未败过，天老爷下多大雨，雨点也淋不到他头上。
　　李天佑可不是这种“福将”。
　　此刻，他是战犯
　　——战犯录之五一将功成万骨枯。
　　几万军人和百姓的鲜血，铸成７１军军长陈明仁胸前一枚“青天白日”勋章。还染红了一顶“７兵团司令官”的大盖帽。
　　还有到处可见的“陈明仁防线”。
　　陈诚到东北后，曾根据四平防御工事情况，提出“重点坚强工事主义”。直到１９４９年５月，蒋介石亲临上海布置淞沪战役时，上海防御工事仍然摹仿四平的模式。由钢筋水泥筑成主堡，每一主堡有地道相通。机枪阵地外，储有粮草弹药。阵地与阵地间有盖沟、交通沟，均有射击设备。前沿遍布地雷、铁丝网、拒马、鹿砦等物。只是中国人“喜欢”隐姓埋名，而且在这点上是绝顶聪明的：“陈明仁防线”听着叫人不舒服不说，从“马其诺防线”到“巴列夫防线”，世界上又哪有什么攻不破的防线呢？
　　陈明仁颇荣耀了一阵子。
　　后来也够荣耀的。
　　一位国民党将军这样描述陈明仁：陈明仁在黄埔军校第一期毕业后，由于他作战勇敢，深得蒋介石的赏识。后来蒋介石认为他性情刚强，飞扬跋扈，不好驾驭，产生反感，不予重用，故在=屏蔽广告=战争时期和抗战胜利后的一段时间内，他一直在第七十一军任副军长和军长，直到一九四七年，固守四平街有功，才晋升第一兵团司令官（应为第七兵团司令官——笔者），该军仍归他指挥。可以说，该军团以上的军官大都是他提拔起来的。由于他的资格较老，加上敢做敢为，人们认为跟着他不会吃亏②提前预见到对手会攻打四平。在不算长的时间里构筑、加强了一条令国军群起效仿的“陈明仁防线”。率领一支刚刚败下阵来的溃军和杂七杂八的乌合之众，死打硬拚，坚守１７昼夜。争夺天桥时，撒豆成兵，攻击部队脚下都是大豆，经常滑倒，难以冲锋。道西守不住了，退到道东顽抗。直属队打光了，把卫队派上去打，终于坚持到了最后５分钟。后来和李天佑同为中国人民解放军上将的陈明仁，是员悍将，是头狮子。
　　电影《总统行动》中那位主人公在决定起义前，思想剧烈斗争，银幕上反复叠现熊熊烈火中的四平，街头民主联军官兵的尸山血河——那是１９４９年夏天，国民党第１兵团司令官陈明仁，在长沙通电起义前的真实心态。
　　毛泽东说：当初，陈明仁是坐在他们的船上，各划各的船，都想划赢，这是理所当然，我们会谅解。只要他站过来就行了，我们还要重用他。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次会议上，毛泽东和陈明仁在祈年殿前合影。陈明仁要洗１０打。江山在握的毛泽东谈笑风生，幽默连珠：少了，洗５０打吧。
　　长沙免却一场战火，陈明仁有功，长沙人民应该感谢他。
　　可黑土地上的血城呢？谈起这一仗，四平一些老人都摇头叹气：唉，那人死的呀！而参加过四平攻坚的一些老人，提起这位共产党高级将领，张口就是：陈明仁这小子……
　　医学在研究救死扶伤，怎样救得快。军事科学在研究战争，研究杀人，如何杀得多，杀得快。陈明仁当年为国民党中将兵团司令官，后来是共产党上将兵团司令。生活就是这么矛盾地存在着，陈明仁就是这么矛盾地存在着。他存在得很好，永远是座上宾，看上去好像还升了一级。
　　只苦了谁呢？
　　可这又能都归罪于他吗？
　　第２０章：金秋
　　５０天夏季攻势后，是５０天秋季攻势。
　　夏季攻势以围城打援为主要战法，秋季攻势以远距离渗透奔袭贯穿始终——都是林彪的拿手好戏。
　　９月初，冀热辽部队正准备破袭北宁线，陈诚调集四个师，分三路向热河东部进攻。其中一路暂２２师、暂５０师各两个团，进至锦西西梨树沟门、新台边门一线。９月１４日，８纵首先歼灭暂５０师大部，又在杨杖子追歼了暂２２师大部。从锦州出援的４９军７９师、１０５师，被诱至杨杖子一线，由８纵实施主要突击。４９军军长王铁汉连续组织反冲击，都被打退。陈诚又拼凑４９军２６师、暂６０师主力和暂２２师、暂１８师各一个团，紧急驰援，被９纵阻于虹螺岘地区。４９军待援无望，多路突围，除百余人跑掉外，全部被歼。８纵、９纵乘机在北宁线上展开大破击，将山海关至锦州间铁路截成数段。
　　１纵、２纵、３纵、４纵、１０纵向中长路进击。３纵长途奔袭威远堡门，１０月２日，将５３军主力１１６师一举全歼。４纵攻克开原东南八棵树，歼敌一个团。７纵克彰武、法库。然后，几个纵队转向吉林。长春地区，先后围攻吉林，攻克德惠、农安，准备诱敌出援，在运动中歼敌。敌均不敢出援。
　　１０月１０日，７纵连克大虎山、黑山、新立屯，１７日又克阜新。这时，华北李宗仁部和傅作义部五个师东进反扑。林彪决心以８纵、９纵歼灭该敌。２３日，９纵攻击朝阳，诱敌西援。９２军军长侯镜如率２１师和４３师冒然西进，在义县西朝阳寺一带，被８纵、９纵包围。激战三昼夜，歼敌２１师部和４３师一部。金风飒飒中，各种金属的爆裂声震撼着黑土地。
　　对于共产党人来说，１９４７年的夏天、秋天和冬天，都是金光灿灿的秋天。
　　战争这所大学
　　——东野名将录之五、六、七、八
　　《将帅名录》中１６０３名将帅中，上过军校的不多，像刘亚楼和李天佑那样吃过黑面包的更少。大多数将军别说大专文恁，有的连小学文恁也没有。有些人在广州读过黄埔，有些人在延安上过抗大。可在前几年兴起的“文恁热”中，国家教委可能是疏忽了，或者是认真地考虑过了。当年在延河之滨读过各种大学的人，他们的学历在各类正式表格中，都不屑一提。
　　但他们都是大学生，是战争这所大学中真正的大学生，是在血与火的课堂上取得优异成绩的高材生。
　　他们是一大批人，是１６０３名将帅的大多数。
　　国民党将领中有留日派、保定系和黄埔系。共产党将领则几乎可以一言以蔽之曰“战大系”－－战争大学系。
　　无论当年“大老粗”曾荣耀到何种悲哀地步，也无论今天“文恁热”曾一度热得怎样发烧，共产党的天下，就是这些“战大系”率领千军万马打出来的。
　　之五：黄永胜是员干将秋攻伊始，辽西三战三捷，给刚上任的陈诚当头一棒，８纵司令员黄永胜功劳不小。
　　做为建纵不到一个月的小兄弟，８纵、９纵兵少炮少。８纵还不到２万５千人。以此不大的兵力优势，不到半个月歼敌１万６千多人，是颇见指挥员功力的。
　　第二次杨杖子战斗，以１：１１的伤亡比例，４７小时歼敌正规军１万２千多人。在此前的黑土地是少见的。
　　把王铁汉的援军诱至杨杖子，侦察报告是两个团。一打，打不动。再侦察，是两个师。刚从苏北调来的４９军在秦皇岛下船时，一些士兵还穿着美式大裤衩子。冻得哆哆嗦嗦的４９军，也是一支生力军。刚从地方部队升级的８纵，熟悉的是扒铁路，炸桥梁，是“打得赢就打，打不赢就走”。况且，一口吃掉两个师，过去连想都未想过。
　　纵队指挥所设在一座高山上，距敌几千米。落霞纷纷中，撤退命令已经下达了，有的部队已经向后运动了。眼睛熬得通红的黄永胜，一屁股坐在山坡上，摸出一盒揉得像纸团似的１０支装的“小粉包”：抽支烟，神仙神仙。副政委邱会作和参谋长黄鹄显见了，上去就抢。黄永胜叫起来：别抢，我不是土豪呀。黄鹄显按着，邱会作搜身，一盒“小粉包”变戏法似的不见了。三个人嘻嘻哈哈滚成一团，警卫员站在一边笑。
　　咣咣咣咣，一阵炮弹突然打过来。一发口径挺大的山炮弹落在不到１０米处，溅起的泥土石块，冰雹般砸在他们身上。没爆炸，是发臭弹，不然全完了。
　　邱会作坐起来：敌人要退？
　　黄鹄显道：“教师爷”说得对。
　　黄永胜拍拍身上泥土：通知部队，停止撤退，立即转入攻击！
　　电台已经撤了，电话也不通。司令部和政治部几个科长带上命令，分头去追赶和通知部队。
　　８纵追，９纵堵，一场阵地战变成了运动战。原是东北军的王铁汉也被截住了。可他凭借一口流利的东北话，又换了便衣，蒙混过去跑掉了。
　　８纵、９纵“开门大吉”，不但改变了热河局面，自己也鸟枪换炮了。８纵一下子发展到４万人。
　　林彪说：这个８纵，还真有点主力样子。
　　战场上，能够迅速地捕捉到貌似平常，却能表明敌人动向的些微变化，并迅速地做出判断，定下决心，这是一种真功夫。
　　１９２７年参军，只读过一年私塾的黄永胜，是凭借身经百战身上留下六处枪伤，获得这种真功夫的。
　　１９３３年，他在红１军团当团长时，师长郭炳生带两个团要去投敌。黄永胜率他那个团就追，部队都追回来，只郭炳生单枪匹马跑了。为此，在第二次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上，黄永胜得到一枚三等红星奖章。据说，得过这种荣誉的人，犯了死罪，可以罪减一等。
　　１９８１年１月，中华人民共产国最高人民法院特别法庭，在给黄永胜等人量刑时，肯定会考虑到他们与“王张江姚”的不同——他们是为共产党打江山出过力、立了功的。
　　机敏，果断，会抓住战机打巧仗，还能咬紧牙关打硬仗。辽沈战役期间，在堵截廖耀湘兵团东逃沈阳的关键时刻，６纵司令员黄永胜在听了副司令兼１６师师长李作鹏的汇报和决心后，面对绝对优势的强敌，面不改色：我的指挥位置就在这里，我就准备死在这里！
　　何等的魄力！
　　能打能骂：娘卖Ｘ的，冲不上去我杀你头！
　　能玩会玩。黑土地上的颇有几位会玩的将军，他是其中之一。打猎，打麻将，跳舞，逛城市，听说玩后脑勺乐开花。花钱大手大脚，流水似的不把钱当钱。
　　还会赶时髦。有人说街上流行什么，他那儿就有什么。什么好地方都想去看看，玩玩。任华南军区副司令员时，谁也没告诉，由他带头，和两个将军擅自跑去香港玩了三天。
　　玩起女人来，那魄力也不比打仗、花钱、游山玩水差。
　　据说，进城后，罗荣桓发的最大的一次火，就是为黄永胜玩女人而发的：这么大年纪，这么高职务，还不改，还要不要脸了！？
　　在黑土地上，有人不但玩中国女人，还玩日本女人。
　　在黑土地上大名鼎鼎的不要脸的人物，是满脸麻子，话如其人的高岗。
　　在黑土地３年内战中，高岗是有功的。在抗美援朝战争中，高岗也有贡献。
　　据说，彭德怀说过：都说我指挥得好，其实我是靠了两个麻子：前边靠个洪麻子，后边靠个高麻子。
　　一面是英雄好汉，一面是混帐王八蛋。
　　前美国民主党参议员加里·哈特参加总统竞选时，报纸上捅出一张照片：一位女模特儿坐在他的大腿上。顿时舆论大哗。他不服气，韬光养晦七个月，东山再起又去角逐，结果仍被哄下台去，并赢得１９８７年美国丑闻主角奖中的“幽默家”奖。
　　对于黄永胜和高岗这些“幽默家”的这类“幽默”，人们也并不是一无所知的。可若不是成了反党集团的干将或首领，他们会不会仍然无拘无束，玩得很有魄力呢？
　　之六：“旋风部队”司令谈起３纵司令员韩先楚，老人们都充满了怀念、崇敬和爱戴的深情。
　　也许，在所有曾以中国为敌的国家的情报部门，为中国将军所建立的那些档案中，韩先楚的那一本，在同级将领中应是最厚的。从这位个头不高，黑黑瘦瘦的农民儿子１６岁参军，从班长、排长、连长、营长、团长、师长、军长，一个台阶没落升到大军区司令员，一笔一笔都有记载。当然，记述得最详细的，还是他指挥的那一个个辉煌壮观的战斗和战役。
　　秋季攻势中，３纵奇袭威远堡门歼敌５３军１１６师，是共产党人在黑土地上最成功的战例之一。
　　这一仗怎么打，战前有两种意见。
　　政委罗舜初认为，５３军三个师在开原以东和东北地区，相距不远，互为犄角。为避免两面受敌，我军应集中兵力，先歼灭西丰之敌，再向纵深扩大战果。
　　罗舜初曾任八路军总部作战科长，到东北后曾任辽东军区副司令员兼参谋长，戎马一生，主要是担任军事干部，打过许多好仗，深得部队信赖。更重要的是这种打法稳妥，符合“不打无把握之仗”的原则。所以，多数人都同意他的意见。
　　刚就任司令员的韩先楚不同意。他主张以主力长途奔袭，直插敌纵深威远堡门，乘敌不备，歼灭１１６师师部和１团，打乱其指挥。同时以部份兵力包围西丰之敌，相机歼灭其一部。如敌闻师部受击，回窜增援，就在运动中速战速决，而后再扩大战果。这是一个奇兵色彩极浓，带有冒险性的方案。
　　两种意见相持不下。开头，一些人还各抒己见，后来就剩司令员和政委唇枪舌剑了。
　　两个方案同时上报“东总”。
　　李伯秋的夫人孙敏，当时是３纵机要科译电员。老人说，过去电报署名都是“韩罗”。这回是各发各的报，各吹各的号。都下半夜了，韩司令拿着电报，亲自跑到机要科。那字写得扒扒拉拉的，不少错别字，有的字不会写，画个圈。他一个字一个字说明，并说哪句话重要，让给“用括号括上”。科长给他解释，说可以括起来，但那不能表明重要。他就说：不管你们怎么弄，反正把我的意思表达出来就行。坐那儿看着发完报才走。
　　林彪很快回电：按先楚意见办。
　　战斗发展，同韩先楚的预想一模一样。
　　战后总结，罗舜初说：司令员指挥打仗，不拘一格，有正有奇，有独到之处，我们大家都要好好向他学习。
　　高尚的博大的共产党人的襟怀！
　　但这丝毫也不影响这一对老搭档在后来的岁月中继续争论，据说有时争论得更激烈，简直是面红耳赤。
　　这是两个共产党人纯净心灵的披现，是两个杰出的将军聪明才智的尽情发挥。共产党人为什么无往而不胜？此后的３纵为什么所向无敌，被黑土地上的对手敬畏地称之为“旋风部队”？答案尽在其中了。
　　据说，在新开岭战斗打到节骨眼儿时，有人动摇了，要撤。４纵副司令员韩先楚吼起来：要撤你们撤，把部队给我留下！
　　（有的老人谈到这里，说：我说的这些你可不能写呀，写出来有人不高兴。）
　　四平失守后，逼迫１８４师起义的鞍海战役，也是韩先楚指挥的。
　　夏季攻势开始后，一次吃掉对方一个师就不足为奇了，到辽沈战役后期简直就只是“小菜”了。可在共产党人连连败退的劣势中，能够回过头去吃掉一个师，谈何容易？
　　罗舜初讲完后，韩先楚说：政委的打法也有道理。威远堡门要是打胶着了，那可就不好办了。别看我一口咬定就那么打，仗没打完，这颗心也是吊在嗓子眼上呀！
　　谁也不是神仙。但在千钧一发时刻，在千军万马撕杀的千头万绪中，一眼就能窥透要害，并咬钢嚼铁地一锤定音，高屋建瓴的大将风度和将才，不就在那一瞬间爆发出雷电般的轰鸣和闪光吗？
　　巴顿、蒙哥马利、隆美尔等人不说了，就是一些并不十分出色的外军将领，传记和回忆录也是那么出色，从性格到作为栩栩如生，令人掩卷深思。
　　我们的将军文化不高，有些人写的字可能像韩先楚那样扒扒拉拉，有很多错别字，不会写的还画了那么多圈儿。但在战争这个舞台上，他们的演技绝不比那些从著名军校中走出来的人差。他们在战争中显露的才华，是那样淋漓尽致，那样舒展大方，那样风流倜傥，令研究他们的中外学者惊叹不已。
　　可在回顾战争，总结历史，为他们，也是为整个共产党人立传时，却往往把战役和战斗的高潮压平了，把他们高超的技艺束缚了，压抑了，回避了，掩盖了。没了表现人物的关键情节，也没了个人和个性。“麦城”可走不可讲，或是一笔带过。胜仗是大家打的，正确意见都是“党委意见”。他们本来已经走向世界，成为全人类的智慧和财富。可做为炎黄子孙，我们看到的将军就像大将一律四颗金星，上将一律三颗金星，中将一律两颗一样，不分彼此了。
　　大家都满意的文章，也就是“文章”而已。
　　一座工厂，一所学校，一支部队，搞得有声有色，与主要负责人的才智和心血是分不开的。有时也有例外，真正在那里挑大梁，起作用的，并不是职务最高的人。
　　四保临江中，曾以４纵副司令员之身指挥３纵和４纵１０师的韩先楚，就是这样一位走到那里，无论身居何职，都举足轻重的人物。本事在那儿，都服气。
　　有的本来也赫赫有名的将军，由于种种原因，在黑土地未能得以施展技艺。
　　而这位共产党一手拉扯大的“旋风部队”司令，几乎场场不落，可以从黑土地一直写到海南岛，再写到朝鲜半岛。
　　应该把拿破仑那句名言再重复一遍：“对于一位伟大将领，决不会有一连串的大功绩都是由机会或幸运造成的；这些功绩常是熟筹和天才的结果。”
　　从著名的将军之乡湖北红安走来，又把骨灰撒在了那里的农民儿子韩先楚，是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解放军的骄傲。
　　之七：“跟他打仗心里有底”黑土地上的两个主力纵队司令员韩先楚和刘震，挺有缘份。
　　韩先楚当排长时，连里抓个“探子”。那时打听红军的人，常常被视为“探子”。他去一看，那人认识，就放了。放了“探子”还了得，撤职罚去炊事班背锅。刘震也背过锅，是因为夜里打遭遇战，背的一袋光洋弄丢了。两人都能打仗，平时到炊事班背锅，打仗了再回去当排长。若用后来的“阶级斗争”观点看，这种作法正好颠倒了个儿。两人都是红２５军７５师２２５团的。长征途中，徐海东指挥后卫团打阻击被包围，骑匹白马，眼看被敌人追上了，韩先楚是营长，刘震是营政委，两人一挺机枪轮着打，掩护徐海东冲出重围。又你帮我，我帮你，从死人堆里爬出来，赶上队伍。
　　授衔时，两人都是上将，当初的老班长陈先瑞却是中将。中将说，战士是上将，班长是中将，这兵叫我怎么带？上将说，什么这将那将的，战士到什么时候也得听班长的。
　　“跟他打仗心里有底。”
　　当年２纵的老人都这么讲。
　　（不光２纵，几乎每个纵队的老人，都这样评说他们的司令员。）秋季攻势中，２纵主要任务是在四平附近箝制新１军。
　　此前２纵的一篇力作，是夏季攻势第一仗——怀德、大黑林子歼灭战。
　　５月的吉林，春寒还带着股逼人的气势。清晨站在旷野里，脊背一会儿就凉嗖嗖的了。
　　怀德镇像个掺了些高梁面的窝头，隆起在春日潮润的黑土地上。城墙上明碉累累，城脚下暗堡重重，一道宽８米左右，深３米左右的外壕，环绕着城墙。壕外屋脊形铁丝纲和鹿砦，层层叠叠。周围一马平川，只在西南角有道雨裂沟伸到城下。沟旁灌木丛生，光秃秃的枝条上，鼓着淡绿色的叶苞。
　　突破口，主攻方向，箝制方向。兵力配置，主攻方向绝对优势兵力，一梯队，二梯队，预备队。炮兵阵地，纵队炮团和各师炮营及各团炮兵，全部使用在主要突破点上。
　　对于一个久经战阵的将军，当敌情和地形尽收眼底时，脑幕上就会像电子计算机屏幕一样，随之闪现出各种克敌方案和数据，而胜利也就在此刻同步前进了。
　　别看刘震打完仗就回哈尔滨，把部队扔给政委吴法宪等人，像个“甩手当家的”，打起仗来可是半点不含糊。更何况这是黑土地的反攻第一仗。就像一场篮球赛，一开场能否压住对手，一出手就投进三分球，还是被人连夺篮板球，事关全局，非同小可。
　　５月１７日怀德还未打响，城南十里堡方向枪声骤起。长春新１军四个团援兵，被早已等在那里的１纵和独立师阻住了。接着，大黑林子地区又枪声大作，５师和从四平出援的７１军两个师打响了。
　　来得正好。
　　激战一夜，怀德守军新１军新３０师９０团和保安１７团大部被歼。残敌退守城东关帝庙和大烧锅内，拚死抵抗，不断打信号弹呼叫救兵。
　　这时，林彪命令独１师单独阻援，１纵迅速南下大黑林子，与２纵围歼７１军主力。
　　这实在是节骨眼儿上的一招妙棋。如果攻占怀德再调兵打援，７１军失去目标会拔脚溜掉，结果吃小鱼丢大鱼。现在小鱼把大鱼粘往了，靠不拢，不能溜，大鱼小鱼一锅烩。
　　林彪在双城踱得有板有眼有章法，还要前线指挥员打得有板有眼有章法。
　　黑土地上夏季攻势以后，有些战斗就是由于前线指挥员未能完成“东总”意图，而未能达到预期目的的。
　　刘震留下部份兵力围歼残敌，以主力迅速南移截断７１军退路。结果，守敌和援敌全成了瓮中之鳖。
　　反攻第一仗，前线主要指挥员刘震，功不可没。
　　老人都说，战争年代摊上个能打仗的指挥员，那是福气。东南西北，甩开膀子打就是了。打胜仗，少流血，还能学到许多本事，否则，你就跟着窝囊去吧，死都不知道怎么死的，更不用说今天跟你谈论这些了。
　　之八：邓华及其他夏季攻势后，和８纵、９纵同时升级为主力的７纵，还未升级前（叫“邓华纵队”、“辽吉纵队”），就以主力的姿容驰骋在黑土地上。直到辽沈战役结束，７纵阵阵不落，而且都是独当一面的角色。
　　古今中外，一支军队能不能打，首先取决于指挥员的水平。兵无强弱，将有巧拙，强将手下无弱兵。
　　７纵司令员是邓华。
　　很多老人都说邓华有谋略，看得准打得狠。有的老人还拿自己纵队的司令员和邓华比，说邓华“厉害”。有人说四平攻坚前，邓华认为兵力少，建议再增加一个纵队，林彪未置可否。
　　老人都说邓华“军政双全”。这应该是无疑问的。不然，彭德怀从朝鲜半岛回国后，邓华大概不会是志愿军代司令员又代政委。
　　按照常规，这样一位将军，应该是员风度谦和的儒将。一些老人却说他能打能骂：“狗养的”，“狗操的”，“娘卖Ｘ的”，骂你骂得狗血喷头，爱你爱得像儿子。
　　有的老人说，也不知怎么回事儿，有时挺不痛快的，领导骂几句反倒挺舒服了。大概那时不骂人的领导不多，就兴这个，骂惯了，“骂是爱”。不过，今天有天大理，你骂个试试？别说部下，亲生儿子弄不好都和你翻脸。
　　谈到７纵特色，一些老人说：真能打，也真能抢，两头冒尖，野。
　　人家在村里住上了，７纵来了，“起来！起来！”就得把热乎乎的炕头让出去。辽沈战役围歼廖耀湘兵团，过大凌河时，几支部队挤在那儿。７纵到了，机枪朝桥头一架：谁也不准过，谁过就突突谁！
　　这些，都是其它纵队和几位抗战时在邓华身边工作过的老人讲的，对于黑土地上的邓华的具体情况，都不了解。７纵这个军的番号，１９５２年就撤销了。
　　将士分散各处，所著文章亦少。采访的百余位老人中，７纵的只有一位。这是令人遗憾的。
　　有机会把这一节补上，邓华当不会比韩先楚等人逊色。
　　还有些名将也不能写在这里了。像秀水河子战斗前线总指挥、７旅旅长彭明治，是个打仗不但指挥自已的部队，还经常被授权指挥兄弟部队的将军。可四平保卫战后他就病倒了，一腔热血和才华只能耗在病床上。
　　有的是因为秘书不准“打扰首长”，未能采访。其实“首长”大都挺好说话的，只是“秘书关”难过。
　　官场与战场
　　 ——战犯录之六
　　就在陈明仁焦头烂额地躲在四平东北角化工厂地下室里，嘶哑着嗓子向沈阳呼救时，杜聿明病倒了。
　　三分治，七分养。一年前的这个时侯，当杜聿明面带微笑站在这片焦黑的黑土地上时，林彪没在话下，病魔当然也就不在话下。如今，这一切都颠倒了个儿，把这位东北保安司令长官部司令长官不在话下了。而且还不止这些，那位头上有块癞疤的参谋总长“陈小鬼”，也趁人之危，从背后向他和熊式辉逼上来了。
　　陈诚出马，一个顶俩。
　　后来去台湾当了副总统的陈诚，在国民党上层圈子里，是位佼佼者。
　　出身农民家庭的陈诚，当过小学教师，后来考上北平保定军官学校。未毕业，又随国民党左派领袖邓演达，来到黄埔军任侯差军官。东征陈炯明时，他是炮兵连长，带伤发炮，击中目标，当即提为营长。
　　此前，一次访友，深夜归来捧读《三民主义》。恰值蒋介石巡视，见他如此勤奋，当即考问，陈诚对答如流。蒋介石连连点头，说：诗曰“风雨如晦，鸡鸣不已”，你努力吧。
　　１９３０年１０月，陈诚去日本观操。有日本将领问他：你年纪很轻，资历甚浅，怎么能够当上将？陈诚正襟危坐，正言正色：你们日本的裕仁年纪很轻，资历甚浅，怎么能够当天皇？语惊四座，酿下一场外交风波。
　　更值得称道的，是他的廉洁，俭朴。
　　他当１８军军长时和谭祥结婚后，家中没有佣人。广东和武汉国民政府主席谭延恺的千金小姐能够承受，农民的儿子陈诚居然未害“气（妻）管炎（严）”，这两口子也真够可以的。当团长时就跟随他的一位副官，家里雇了个女佣人，被他毫不客气地下了逐客令。
　　美国人用蓝眼睛对陈诚投以青睐，就是因为在乌烟瘅气的国民党官场上，看到了一株出污泥而不染的荷花。
　　官场中果真有清净人吗？
　　对于这片丰沃的黑土地，国民党和共产党争斗，国民党内部也在争斗。
　　在“八·一五”后的“接收热”中，国民党上层人士，如陈诚、张群、吴铁城等，都跃跃欲试要争得这个肥缺。可蒋介石对他们另有打算。老谋深算的中央设计局秘书长熊式辉，乘机以中央设计局“东北复员设计委员会”名义，向蒋介石提出《关于东北复员问题的几项原则意见》③，捷足先登。
　　陈果夫、陈立夫、陈诚、朱家骅等等，纷纷保荐自己的人去插一腿。腿脚不大好的熊式辉去找腿脚不大好的杜聿明，请“光亭兄”（杜聿明号“光亭”）给他搭伙当军头。
　　未上战场，先战官场。
　　正宗军人出身的儒将杜聿明，曾决心做个纯正军人，除了带兵打仗，不作非份之想。他当中国陆军第一个装甲兵团团长和２００师师长时，经常穿着工作服在坦克下爬来爬去。逐渐地，他也谙熟这个世界了，那样除了一身油污能爬出个什么名堂呢？
　　第一次患病住院后，先是听说胡宗南的干将范汉杰要去东北取代他，接着是他那位迟迟不去上任的副手梁华盛，也从广东老家赶来病榻前，探头探脑地“听候吩咐”。共军攻击四平前，熊式辉对他说，陈诚在关里净吃败仗，想来东北出出风头，咱俩得想法子对付这个“小鬼”。杜聿明再瞧不起政学系的熊式辉，也不能不和他合作。官场上的白刃格斗，把他们逼到一条战壕里了。
　　他不知道林彪有没有这种麻烦，只知道一个林彪已经难以对付了，还要小心翼翼地对付周围到处都是的明碉暗堡。他早已不是在坦克下爬来爬去的那个杜聿明了，但政治远比他想像得更复杂，更残忍，更冷酷。他毕竟不是科班出身，他斗不过那些专门吃政治饭的人。他在两条战线上挣扎着，他太累了，他被共产党和国民党的两面夹击打垮了。
　　官场搅扰了战场，人事捣乱了战事，自己打败了自己。
　　比杜聿明矮半头的陈诚，雄心壮志冲云天。
　　内战开始后，陈诚在北平向中外记者宣称，在军事上对付中共，三至五个月便能解决。现在，这位东北行辕主任下车伊始，又扬言六个月恢复东北局势。
　　南京国防部成立时，白崇禧任国防部长。陈诚不服，常讲“国防部长有权，参谋总长有能”。现在，这位正统的黑土地之王，可以大显其能了。
　　说干就干。他锐意整军，将正规军扩充到十四个军。然后，快刀斩乱麻地整肃党纪军纪，将党政军中那些贪官污吏撤的撤，抓的抓，一时间人心振奋，觉得陈诚有决心，党国有希望。
　　连坚守四平的英雄陈明仁也被撤职。说他坚守四平时，用大豆做工事，乘机贪污。功是功，过是过，铁面无私。可胸佩“青天白日”勋章，手拿撤职令的陈明仁，心中是何滋味？那些看着陈明仁此等模样的将军们，又会作何感想？党国正当用人之际，就不能用他一技之长，让他带罪立功？而且，官场早已腐烂透顶，国民党已从根上朽了。别说一个陈诚，就是蒋委员长有孙悟空的本事，拔把毫毛，吹口仙气，变成成百上千的“蒋委员长”，党国就能起死回生吗？
　　陈诚责难杜聿明的防御待援方针为被动挨打，确立自己的战略为机动防御，提出“确保北宁路，打通锦承路，维护中长路和保护海口”的战略计划。架子还未端足，林彪一个秋季攻势把他打得哇哇直叫。冬季攻势开始不久，精锐之一新５军又被歼灭，连军长都被活捉了。
　　沈阳市民街谈巷议：陈诚真能干，火车南站通北平（站？）。
　　领章上缀有３颗星花的陈诚，当之无愧是官场上的“政治上将”。论起领兵打仗，比他少颗星花的杜聿明，比他强多了。
　　蒋介石从南京赶来，“娘希匹”地骂廖耀湘和李涛见死不救。廖、李二将说没接到救援的命令，那话语就像身形挺得笔直梆硬。承认错误本来不是政治家的习惯，可当着老头面弄僵了，也只有习惯一下，好像还能显示一下风度。陈诚也把身子挺得笔直：新５军被歼是我指挥无方，请“总裁”按党纪国法惩办我。
　　蒋介石倒没像他对陈明仁那样铁面无私，说了句：仗正打着，俟战争结束后再评功过。
　　蒋介石走后不久，陈诚也走了。
　　杜聿明是病着走的，陈诚也是病着走的。都是为党国呕心沥血累病的，被林彪打得伤心憋气窝囊病的。
　　军阀混战年代，年轻的陈诚投身黄埔时，瘦小的胸膛翻腾着救国救民的潮浪。抗战时期，他的头发一年比一年灰白，那颗中国心在为国为民跳动。可此刻，当他灰溜溜地踏上飞机，望着脚下白雪皑皑的黑土地时，那心情，能比逃往台湾时望着水天一色的大海强多少呢？
　　陈诚真正有点政绩，是在跑到台湾以后。
　　能在那种窘境中，坚韧不拔地有所作为，也算一条汉子。
　　新５军被歼后，陈诚说：我决心保卫沈阳，如果共军攻到沈阳，我决心与沈阳共存亡，最后以手枪自杀。
　　说这话时，那脚下已经准备开路了。
　　美国有个专说谎的“鲍灵顿俱乐部”，有年要从９万多会员提供的谎言中，挑选出一个“世界冠军”。最佳谎言愈夸张愈好，因为夸张是幽默的一个重要内容。会员不受国籍、性别和年龄限制，唯独一种人拒之门外，就是政客——因为政客是“职业撒谎者”。
　　在一个权力就是一切的国家里，政治家与政客的界限在哪里呢？
　　第２１章：红雪
　　秋季攻势后，是连续三个月的大规模冬季攻势。
　　三次攻势，共歼灭国民党军队３０万８千多人，攻占城市７７座。共产党占领区面积已占黑土地的９７％，人口达到８６％。民主联军发展到十二个纵队，又一个炮兵纵队，一个铁道兵纵队，十七个独立师加地方军，共１０５万人。国共两党在黑土地上的地位，已经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
　　“血液是胜利的代价。”
　　克劳塞维茨说的。
　　红与白
　　１９４７年１２月１５日开始、１９４８年３月１５日结束的冬季攻势，第一仗攻克彰武，全歼守军４９军７９师，接着将新５军４３师、１９５师聚歼于公主屯地区。第二阶段攻势转向辽南，先后攻克辽阳、鞍山，迫使营口暂５８师火线起义。乘冰雪未融化，锋锐指向战略要地四平，一举夺下。吉林守军见势不妙，弃城逃进长春。
　　血战彰武
　　秋季攻势还未降下帷幕，雪花就扯开了冬的幔帐。一层又一层，纷纷扬扬，把烟火薰燎的战场打扫、铺撒得晶莹、银白。纯净而冷酷的雪白统治了空间，还想掠劫时间。手表上的时针，因气温骤降变得踉踉跄跄。倒是揣在胸前、今天已经差不多成了古董的怀表，以从容自若的步履显示着自身的优越。
　　瑞雪兆丰年。从１９４６年的奇寒中走出来的共产党人，天天月月都是金秋。眼下，他们又要收获一座血城——位于沈阳西北的郑家屯和大虎山铁路线上的彰武。
　　守军利用彰武县城周围高地，修筑很多地堡。夺占彰武，首先要控制这些制高点。
　　在这次占斗中荣立特等功，成为战斗英雄的黄达宣，所在连攻击目标为城南山上一座苗圃。排长黄达宣的３排为尖刀排。
　　老人说，看地形时，哪儿有棵小树，哪儿有堵雪墙，哪儿有个雪洼，都指点得清清楚楚。哪个班从哪儿上，哪个组爆破哪道障碍物，炸药包放什么地方，拉火后在哪儿隐蔽，哪挺机枪打哪儿，掩获谁，都讲得明明白白，落实到具体人。
　　回来后，又在沙盘上反复演练。实战时只在１排攻击时出点意外，被敌人火力压迫在雪坡上。这时，３排已将几座地堡炸毁，完成任务了。见状，他立即将３排兵分两路，从侧翼攻了上去。
　　外围战斗很顺利，２纵和７纵都按预定计划控制了制高点。攻击县城，５师５分钟突破防线，５小时结束战斗。守军依托工事顽抗，不断组织反冲击，都被打垮。整个战斗呈一面倒趋势，没有僵持，也没有几次冲击不下的情景。
　　这一节的题目，似乎不妥？
　　刘学友老人说：从军政大学毕业后，长那么大第一次上战场，就是在彰武前线抢运伤员－－我是民工大队的副大队长。
　　冲击道路的雪地上，红的，黄的，到处是伤员和烈士遗体。第一次见到那场面，真懵。民工比我还懵，问我：这个腿断了，那个脑袋有个窟窿，先背哪个呀？我哪明白呀！可乌纱帽戴在头上，也不能装孬，就说：什么这个那个的，快背！第一个肠子出来了，我不大敢看。那个伤员还明白，但说不出话，就用手抓抠我的肩膀，那意思是感谢我背他。我这眼泪都要下来了。都是军人，人家打仗命都豁出去了，咱背一下子算个［毛求］？就说：好同志，你放心，我一定把你背出去！背几次就有经验了，先摸摸鼻子有没有气儿，先背重的，后背轻的。重伤员大都不会说话，一是流血多，二是冻的。有的抓住你就不放。是轻伤，就告诉他：先等会儿，我先背重伤的，马上就回来背你。
　　我背回１０多个伤员。身上弄得那血呀，冻得哗啦哗啦的。回去后，棉衣都拧出血来，做梦都粘乎乎的。
　　最后处理烈士遗体。用大车拉，一车十几个，二十几个，一车车拉到山上一个大坑里埋了。我们弄的那个大坑里有几百。开头有木柜子，后来没有了，就那么埋。木柜子都是老乡的，东北家家户户都有那种装米的一人长短的大柜子。不管在什么地方，打一仗，附近村子的米柜就光了。
　　大坑旁山坡上有个庙，庙里有个和尚，站在那里，闭着眼睛，直念“阿弥陀佛”……
　　血染王道屯
　　攻占彰武后，２纵、３纵、７纵将新５军两个师，包围压缩在沈阳西北王道屯、文家台、黄家山和公主屯一带村落里。
　　王道屯一仗打赢了，也打惨了。
　　张耀东老人，当时是２纵６师１７团１营１连３班副班长。
　　老人说：王道屯是个不到５０户人家的小村子。敌人是１９５师５８５团，已经修好了工事等上了。侦察报告却说是一个连加个营部，刚进村。团里决定趁敌人立足未稳，冲进去把它一口吃掉。
　　就我们一个营攻击。１连、２连并肩突破，３连是预备队。村口有个胳膊肘弯儿，两个连全打那儿了。那轻重机枪打的呀，就像用扫帚似的，雪打得都迷眼睛，我的狗皮帽子穿俩窟窿。３连再上，也不讲究战术，还是硬上，也打趴那儿了。
　　头天夜里飘一夜大雪，深没膝盖，雪一停，那天“嘎嘎冷”（东北话，形容天极冷）。我的脚指甲全冻掉了。你想想，从上午９点多钟到天停黑，就那么在雪窝子里趴着，那人能怎样？可当时不知道，好你也没觉怎么冷。我趴在个尺把深的车道沟里，前后左右全是人，黄糊糊的，血糊糊的，把眼睛都看红了。大都是负伤后冻死的。团里担架连没来。营连几副担架也都打那儿了。没炮火掩护，有担架也上不来呀。
　　天快黑了，炮响了，后续部队上来了。我们开始冲锋。都冻僵了，也爬不起来呀，爬起来也晃晃悠悠站不住。站不住也冲了进去！人到了那份儿上，什么想不出来的事都能做出来。我还炸掉了个地堡，立了一大功。
　　战斗结束，我把全连机枪划拉划拉扛回来，５挺，扛两次。一看人，连长，通信员，司号员，还有个４班副，都是趴在车道沟里活下来的。还有在后边做饭的司务长和两个炊事员。全连１２６人就剩８个。２连剩２１个，３连剩４０多。早晨还一口锅里吃小米干饭，猪肉炖粉条儿，都唠快胜利了，也该回家娶个老婆，好好种上几亩地过日子了。昨晚一个连住半拉村子，现在连一铺炕也住不满了。一个个活蹦乱跳的人，这么快就没了。
　　指导员和我的排长都是苏北人。指导员总爱讲将来办集体农庄，用拖拉机种地。有人问他拖拉机什么样儿，他愣了一下，笑笑，说不知道。排长对我可好了，行军给我扛枪背行李，吃饭总往我碗里夹肉，说你有文化，好好干，将来有出息。他说惦着要看看“楼上楼下，电灯电话”。夜里行军老远见到沈阳灯火通明，就说将来一定要进去看看。打下彰武有电灯了，却停电，只看到个电灯泡。
　　（有的老人说，他老家的乡亲们到今还在点煤油灯。）连长不知怎的说了句“烧水”。通信员端来热水让他洗脚，他傻了似地愣坐在炕沿上没反应。通信员碰碰他，他一脚踢翻脸盆：洗你妈个巴子！吼一声，抱着脑袋蹲在地上，呜呜哭。
　　要去看看倒下的战友，团里不让。纵队派来文工团演节目，让我们去看。谁还有那心思呀！
　　唉，王道屯，王道屯，王道屯……
　　血溅文家台
　　厚重的积雪，压迫着山岭、沟谷和大地。
　　文家台的茅草房好像承受不住了，挤挤擦擦地依靠在一起。坡坎上的房子，坡上的一边被雪埋住了，另一边露出黑褐色的泥墙。冰锥像巨兽的獠牙挂在屋檐下，窗户纸在风雪中发出呜呜的颤音。破处用烂布团塞着，远看就像乱七八糟瞪着的一支支黑眼睛。
　　新５军军部、４３师和１９５师残部，军长陈林达和师长谢代蒸，留光天，就是在这里被歼灭、俘获的。
　　雪野中一场血战。
　　３纵７师２０团３营，最先冲进文家台。
　　赵绪珍老人说：当时我是宣传股长，随３营做战时宣传鼓动——那时好像还没有“蹲点”这个词。突进去敌人就反冲击，一次又一次，想把我们赶出去。新５军是精锐，装备好，也真有股子死硬劲头。几次反冲击被打下去，就组织军官敢死队，端着冲锋枪往上冲。冲不动了，就把尸体垒成肉垛子工事坚守，或是推着尸体一点一点往前拱。
　　３营据守村边一个地主大院，房子和围墙打得七裂八半，窟窿豁子冒烟起火。不断有人倒下。脏污的雪地上，烈士和伤员倒卧在一起。能动弹的，就撑着爬着，找个背风的角落偎着。
　　营长牺牲了，副营长、战斗英雄李海西也牺牲了，教导员张林经（离休前为原昆明军区炮兵政委）负了重伤，副教导员在后边组织抢动伤员。没人了，我就指挥。
　　我抱挺加拿大式机枪。不管伤得怎样，能拿动枪的都打。也不知打死多少，就看见黑糊糊的一片。天亮了也未注意，打完仗一看哪，阵地前开阔地上没膝深的积雪没白色了。最前沿一条２０多米宽的干河沟，米把深的河床都填满了。
　　３营伤亡２／３，一座大院也快红了。唉，别提了。战斗后期，有些伤亡是自己的炮火打的。炮纵四个营调上来，初学乍练，有的炮弹打到自己阵地上了。
　　被自己的炮弹打死，那滋味儿不一样。可大家还是挺高兴，不然伤亡就更大了。
　　没打过仗不知道，一听说伤亡多少多少吓一跳，以为都死了。一仗下来，一、两个月养好伤，大部份又都回来了。可在那“鬼呲牙”的天里打仗，受伤抢救不及时就完了。好人都冻僵了，伤员流那么多血能受得了？什么姿式都有。缩头袖手的，往屋里爬没爬到的，互相搂抱着取暖的，扯也扯不开……唉，别提了。
　　敌人也是，大都是冻死的。有的冲锋时打伤了，腿一软就跪那儿了，雪深，也不倒，一刽儿就硬梆梆冻那儿了。一个个呲牙咧嘴，鼻涕拉花的，有的坐在那儿，瞅着好人似的，脸上还是副笑模样……
　　打完仗，一个个身上血呀雪呀冰呀的，也不爱说话。有的就蹲在那儿，叭嗒叭嗒抽烟，叭嗒叭嗒掉泪……
　　四平
　　一场雪下来，太阳一照，没到中午就开始融化了。水叽叽的，一抓一个团。
　　太阳落山，一晚上又冻得硬梆梆的。
　　四平就是在这时打下来的。
　　１纵、３纵、７纵攻击，炮纵１６０多门野炮、榴炮、山炮轰鸣。仍由１纵司令员李天佑指挥。１纵首先突入城内，３纵和７纵也相继突破。２３小时结束战斗。
　　７师出了点麻烦。
　　二保临江时，吕效荣率领煅击排冲进敌团指挥所。一颗子弹从左耳打进，从脑后穿出，组织股把他的名字写进了“烈士花名册”。四战四平，又险些当了烈士，一块弹片至今还嵌在肺尖上。
　　（采访过的身上带着弹片的老人，很多都是在四平留下的“纪念”。）部队冲到城根时，两个暗藏的火力点，突然在屁股后面打响了。前后夹击，突击连都打在雪地上了。
　　师长在指挥所骂：娘卖Ｘ的，都趴着干什么？怕死鬼，给我冲！
　　师长骂团长，团长骂营长：你们怎么搞的？怕死鬼………
　　团长没骂完，教导员薛新文跳出指挥所，一挥手枪：跟我上！没冲出２０米远，就被打倒了。
　　很多老人都记得薛新文：中等个子，小白脸，火暴脾气，能说能干能打仗，自尊心特别强。
　　教导员牺牲了，副教导员吕效荣带人上，也被打在那儿了。前边趴着带突击连的副营长，也负了重伤。那血，一会儿就把水叽叽的雪浸红了。
　　全营３４０人，打完仗算上炊事员不到１５０人。
　　两个火力点敌人支撑不住了，出来投降。
　　“我操你妈呀！”８连副连长操起机枪就是一梭子。
　　枪被抢下了。副连长受了处分。
　　血腥和尸臭。早已被岁月的风雨洗刷罄尽了。但战争的遗迹，在今天的四平清晰可见。
　　英雄街有座“大破楼”，里面住着几户人家，还有个五保老人。那种弹痕累累的残破，一眼就能与被风雨剥蚀的残破区别开来。
　　“四平”这个名字本来另有出处，一些四平人却那么自信，说是这里当年打了四次，才得名“四平”。并认为这个名字不吉利：叫个什么不好？叫个“四平”——不打四次能安稳平静吧？
　　从民房到公共建筑，四次共打平了多少？这是很难说得清的。但四平平得不够，是不应置疑的。在“和国民党反动派长期斗争的继续”的“文化大革命”中，四平是黑土地上打得最凶的城市之一（还因为它是战略要地吗？），有些当年幸存的建筑，又在武斗中打坏了……
　　 再死一次
　　——黑土地英雄谱之二
　　四平有条“仁兴街”——那是为纪念倒在血城中的邓华纵队长１师师长马仁兴而命名的。
　　辽源有座“树棠山”——那是为纪念３纵８师－位排长陈树棠而命名的。
　　锦州有条“士英路”——那是为纪念２纵５师一位董存瑞式英雄梁士英而命名的。
　　笔者看过几本黑土地英雄谱，仅一个３纵，命名的战斗英雄就有１００多。
　　还有那没有命名的。
　　黄达宣老人说，１９４６年９月，独立旅１团攻打哈尔套。从偷袭未成就强攻。２连没冲进去倒下一片，１连冲进去了，占领一座大庙。敌人反冲击，你来我往打到下半夜，连长和两个排长都牺牲了。脚下都是尸体，黑灯瞎火也不知还剩多少人。墙外就是敌人。他一遍遍小声召集队伍：１连的都出来！１连的都出来！数了数，站到他身边的是７个人。打完仗再清点时，是１８个。
　　他没看，也没想看看当时都有谁没站出来。
　　老人说：从死人堆里爬出来的都是英雄，没爬出来的也不能说“狗熊”。战争就是那么回事儿，再勇敢，再英雄，也可能有胆小、怕死的时候。谁都是爹妈养的，都是人。
　　从世间没有任何力量能像战争那样，更能检验一个民族、一个政党、一个军队的优劣、强弱了。一个人也是如此。战争的雷电迅疾地铸造着伟烈的男子汉，也在顷刻间把王继芳之类的灵魂剥个清（精？）光。
　　只是，应该怎样理解那种“两头冒尖”的部队和人呢？
　　功臣思想严重，在脱离领导的途中，享乐腐化成风，骄横霸道，发生问题很多。㈠带队人不负责任，被带人不服从管理，由于带队人都是临时指定的，甚至指定警卫员（四纵），因此都是临时观点，弄得乱七八糟，有的中途就下车了，有的私自回家了等等。㈡卖公物捣买卖成了普遍现象，如九纵队卅四名学员中就有卅名卖过东西，别的纵队较多的有十纵廿七人，三纵廿四人，七纵廿人。㈢蛮横作风严重，如四纵有三个人打了老百姓，还有一人打了很小的孩子。一纵七人打车夫，二、四纵队缴车站执法战士的枪乱打执法队的枪，三纵对区政府人员发脾气，四纵队有大道上作障碍挡汽车拉他们，强迫要老百姓的拉粪车拉人，吊打退伍军人（因偷了他们一件东西）与通化县委吵嘴，强迫老百姓做饭，不给做就要捆，吓得老太太跪下磕头，八纵的大闹牡丹江戏园子，＝九纵带队人廿六师参谋刘振江擅向肇东县政府要粮三百斤，又向九纵某科长要钱廿五万元，企图从中贪污粮食钱（查出后，将钱追回肇东县政府了）。④《东北三年解放战争军事资料》中的这段话，说的是各纵队学员赴炮校学习途中的所作所为。
　　既然被选送到炮校学习，就应该是思想好，文化也比较高的，因而也是比较文明的。
　　１９４８年１月１６日，谭政在《关于人民军队建军路线的报告》中说：ＸＸ师（即１６师——笔者）是井冈山下来的。是红军的“老祖宗”，但部队非常不团结，上下不团结，官兵不团结，军民不团结，许多干部因此要离开部队，战斗力眼看着下降，那个部队所谓有三凶主义：对敌人凶，对老百姓凶，对自己同志凶。⑤怎么个凶法呢？用有的老人的话讲：打仗嗷嗷叫，像八路；抢战利品，打骂老百姓，就像土匪了。
　　这种“三凶主义”的部队可不止一个１６师。东北野战军中另一支“两头冒尖”，“野”得很的七纵，在攻打锦州老城时为了多捞资财和俘虏，兵力部署上不仅考虑怎样消灭敌人，还充分注意到不能让别的部队插进来。这样一支很能打的部队建国不久就被撤销番号，有的老人说就是因为另一头太冒尖了。
　　八路军“到一处吃一处，吃空烧尽，有如蝗虫，人民怨声载道”，而国民党正规军却“对居民纪律颇好”，这与多少年来通过各种宣传工具进行的“传统教育”，是格格不入的，乍听简直有点令人难以容忍。
　　没有根据地，“到一处吃一处，吃空烧尽”，为了生存，不得不如此。辽沈战役期间，一些部队仍然“到一处吃一处，到一家吃一家，有的甚至连白条子都没开”⑥，也是可以理解的。实际上，历次农民起义，基本都是这样子。
　　那时的共产党人，敢直面人生，也不讳疾忌医。
　　共产党人就是这样发展强大起来的。
　　“死一回了，够本了。”小说上这么说，老人们也这么说。
　　但老人们还说：只有死过一回、几回的人才更懂得生命的宝贵。
　　还有老人说：什么叫打仗？打仗就是把脑袋摘下挂在腰上，一仗下来没了，就算“成功”了；摸摸还在，就说“又生一次”。特别是参加尖刀连、突击队，当爆破手，上去下来多少次，就等于生死多少次。现在人有文化，打仗前写遗书，我们那时“说遗话”，叫“再死一次”。有的还对老乡和知心的说：到时候把我弄回来呀，可别叫狼狗掳了。
　　铁与血与火，把曲一战壕中人的灵与肉铸结在一起。战争在铸造生死与共的热情和献身精神的同时，也在铸造冷漠、残酷和野性。二者是统一的，统一于战胜敌人的目的，统一于塑造战争中人的独具的性格、感情和价值观念。
　　在战争打响或即将打响的瞬间，一个初上战阵的士兵，可能会情不自禁地惊叫一声，掉头逃跑。一个正待同样动作的士兵，看到一个亲密的伙伴倒下了，可能立刻就红了眼睛扑上去撕杀。几仗下来，一个在家连鸡都不敢杀的人，可能对一个苦苦哀求的敌人伤兵无动于衷。一个再三教育别人不得虐待俘虏的连长、指导员，可能会把子弹连同咒骂一齐射向举起双手的对手。
　　枪林弹雨中旷日持久的冲杀，耳膜饱受爆炸的冲击，眼睛因硝烟和疲劳而充血、疼痛，逐渐地听觉和视觉都模糊昏花了。味觉也丧失了，皮肤也变得粗厚、麻木了，神经也因过度紧张而迟钝了。当一个人整个反应组织都被揉搓得变形了时，他的行为就是正常状态下人难以理解的了。因为这时他已经不能算是正常的人了。
　　生活是大海，家庭是小岛。游啊，游啊，累了，就爬上小岛舒展一神经，歇息一下心灵和肉体。然后，再去搏击风浪。
　　可他们不是“２７８团”，也不能去哈尔滨跳舞。而且，他们中有的还未到应该游向“大海”的年纪，有的则差不多应该在那“小岛”上抱孙子了。
　　１９４８年１月２４日，《东北野战军总部关于政治工作的综合报告》中，有这样一段：夏季战役后，干部中出现了一种右倾情绪，感觉战争残酷，死亡的威胁太大，认为革命有前途，个人无前途，想脱离前线到后方享乐。表现此种情绪的多为连排干部，但尚不普遍，不严重，现在注意克服。此外部份干部还有恐美的心理，怕原子弹，怕三次世界大战，怕国民党失败后美国直接出兵。因此顾虑战争的结束将遥遥无期。⑦以血肉之躯搏击铁火的连排干部和士兵，无论他们的生活曾经怎样得非人，无论他们还将面对怎样冷酷的人生，他们都是热爱生活和人生的。不是好死不如赖活着。他们大都２０岁左右，３０岁左右，正是人生的好时候。再没文化，再不浪漫蒂克，对明天也有追求和幻想。从“楼上楼下，电灯电话”，“用拖拉机种地的集体农庄”，到“二十亩地一头牛，老婆孩子热炕头”，到最现实的一顿“猪肉炖粉条子”，或是更高级一点的“小鸡炖蘑菇”，他们都想享受一下。而且，除了母亲和亲姐妹，他们来到这个世界还未亲近过任何女人。连每到驻地都进行的传统的宣传活动，也不准接触青年妇女。他们也有七情六欲，他们需要女人和家了，他们的生命已经走到这一步了。
　　一个人，无论怎样软弱无能，也无论社会意识如何，当他面临死亡时，生命本身都会产生一种本能的抗拒。可在这里能怎样呢？逃跑抓住可能被枪毙，跑回家去也可能被“动员”回来。都是五尺高汉子，也实在叫人不耻。
　　命运不能选择，危险和灾难不可预测。死亡像影子一样跟随着他们，生命的终结轻易得就像弯腰拣块石头。又因为他们特别能打，就经常被派去打硬仗，打恶仗。这是他们的光荣和骄傲，同时死亡的机会也就更多。
　　于是，脾气就变得暴躁，凶悍而又野蛮。当然也免不了想入非非，有条件就想干点什么。拚命打一仗，死都了结了，不死差不多也能了结。
　　可不能出大格。
　　特别是在“男女关系”上。
　　四平保卫战期间，２纵一个管理员和女房东通奸。很多老乡求情，说这个女人一贯如此，“不怨这个八路”。不行，枪毙。
　　沙岭战斗前，３纵７师一个侦察员强奸妇女。这是个抗战中立过大功的战士。团里尽其所能，做了口棺材，置办一桌饭菜。看过棺材吃饭。团长敬酒，政委敬酒，营长、连长依次敬酒。酒足饭饱，一声枪响。
　　１６师驻在阿城时，师部的三个警卫员强奸日本女人未遂。有人找师长说：都是孩子（最大的１７岁，最小的１５岁），好不容易从苏北来的，政治思想都挺好的，一时犯错误，罚劳役就行了。回答是三声枪响。
　　（如此看来，高岗和黄永胜等玩女人，确是应该“保守机密，慎之又慎”的。）有的老人说，从东北打到海南岛，又跨过鸭绿江再跨回来，很多战士都３０多岁了，有的４０多了。娶个媳妇，年纪相差悬殊，感情也比一般夫妻难处；从死人堆里爬出多少次的人，想的，说的，做的，都能和一般人一样吗？
　　把“两头冒尖”紧紧（仅仅？）归结为战争的残酷，是难以使人接受的。但谁又能说与此无关呢？
　　几乎每个老人都推荐几个老人，说他当年多么勇敢，英雄。慕名而去，有的说忘了，有的讲得味同嚼蜡。有的讲着讲着感情爆发了，“娘卖Ｘ的”和“妈个巴子”都来了，插句话都难。第二天接着谈，有的又味同嚼蜡了，或是又“忘”了。
　　那经历太可怕了。他们不想刺激别人，自己也不想做恶梦。
　　有老人给我读了一首诗：葡萄美酒夜光杯，欲饮琵琶马上催；醉卧沙场君莫笑，古今征战几人回？
　　那些死了几次终于活下来的人，那些死几次终于把只有一次的生命留在了黑土地的人，无论命名还是未命名，无论有名还是无名，都是英雄。
　　无论生者还是逝者，像黄达宣老人那样以最小代价换取最大胜利者，为大英雄。
　　人之为人
　　——他们也有姓名之二
　　淞沪抗战，８７师和８８师守卫庙行。双方杀得尸山血海。驻守南京的８７师２６１旅要去增援，何应钦不准。官兵声泪俱下：日寇打进国内，怎叫我们袖手旁观啊！
　　７１军黑土地上连连败绩，可从淞沪抗战到南京、武汉保卫战，在国民党正面战场上，到处都飘扬着它的旗帜。
　　１９４３年春，７１师开进怒江峡谷，与缅北日军对峙。虐疾横行，饮食极劣，不到一个月，８８师能站起来作战的只有一半人了。一半人也扼制了日军攻势。第二年反攻，远征军和驻印军将日军１８师团、５６师团全歼，２１师团、３３师团大部歼灭。日军凭借坚固工事和武士道精神，每座堡垒都战至最后一人。攻打龙陵老东坡时，８８师用坑道作业迫近敌人，发起突击。白刃战，手榴弹战，枪托对打，扭跑翻滚。在指挥所观战的美国联络参谋组组长吴德上校，对１１集团军总司令宋希濂说：中国军队耐受困难的精神和作战的勇敢，都是世界上少见的。
　　三战四平炮声隆隆，美国驻长春领事馆匆匆撤退，７１军却奇迹般地守住了四平。
　　若是抗战，再打几座四平，再打出几座血城，７１军将留芳百世。
　　８年抗战，和日本人打红了眼，打出深仇血恨。今天打中国人，也打红了眼，打出深仇血恨。
　　战争轮子滚动起来，玉石俱焚，天使和野兽共生。
　　只是，中国人打中国人，多的是天使，还是野兽？
　　淞沪抗战，１９路军漫街撒大豆。日军皮靴踏上就滑倒了，两旁大刀队齐出，滚瓜般砍脑袋。三战四平，７１军如法炮制，在天桥上撤豆成兵。
　　军人以服从命令为天职。武士道的日本军人，服从天皇的意志。在四平顽强抗击的７１军，服从蒋委员长的意志。生要服从这种意志，死也要服从这种意志——委员长为他的将军装备了“成仁”的“中正剑”。
　　对日本人几乎不用思想。他们漂洋过海跑来杀人，他们是侵略者，是强盗，是野兽。对共产党也不用思想，蒋介石都替他们想好了，“共产共妻”，“红胡子”，“共匪”，“奸党”……信不信都由不得你。给你一套“正统”的军装，和一支人类智慧结晶的美国枪，只管对准共军射击就行了。况且，那当口，你不杀他，他也杀你。
　　战争把人训练成机器，像机器人一样在队列中操着正步。这被称之为“威武”，“雄壮”。枪响了，眼睛红了，个性没了，人性没了，只被兽性拖拽着狂奔。这被称之为“勇士”，“英雄”。
　　共军撤出四平后，红着眼睛从工事里钻出来的军人，抢劫商店，强奸妇女，射击任何敢于反抗和企图制止他们的人，从平民百姓到和他们一样的军人。
　　兽性的惯力还在拖拽他们狂奔。
　　他们还是有思想的人吗？
　　他们本来并不都是恶棍，他们本来曾具备中国农民一切美好的美德。若不是这场内战，他们此刻会是个恭顺的孝子，一个多情的丈夫，一个称职的父亲。可战争不允许他们如此这般。于是，人的七情六欲就变成了兽性的宣泄。
　　战争把一个个血肉之躯化成白骨，也让一个个好端端的灵魂长出一截毛茸茸的尾巴。
　　黑土地上的老人说：咱当亡国奴那阵子，这疙瘩谁也不来。“大鼻子”把“小鼻子”赶跑了，都来精神了，自个把自个打得红天血地的。唉，就自个打自个有能耐！
　　 历史是那样辉煌
　　１９５３年５月３０日，一座约六层楼高的“四平市烈士纪念塔”，在四平市英雄广场矗立起来。
　　正面为林彪题词：“为人民解放而奋斗的烈士们永垂不朽。”左面为高岗题词：“日月同光山河并寿人民战士永垂不朽。”右面为陶铸题词：“成仁有志花应碧杀敌流红土亦香。”后面为林枫题词：“中国人民优秀儿女万古千秋。”
　　一年后出了高饶反党集团，高岗题词被凿下去了。
　　“文化大革命”中，先是林枫成了“走资派”、“三反分子”、“特务”，接着陶铸又从“红桃四变成黑桃三”，题词当然都不能留着。
　　“九·一三”一声爆炸，林彪的题词也没了。
　　如今纪念塔上的题词，是从空间到时间都“万寿无疆”的“人民英雄永垂不朽”。
　　【以上一段那日岸先生以前输入在“东北王其人”的摘录中】手头有篇《东北解放战争的胜利是毛主席革命路线的伟大胜利——揭发批判林彪反对毛主席革命路线罪行的资料》，是沈阳军区机关革命大批判组”写的，“供部队批林批孔用”。这里只抄下目录——这已经够长的了。
　　一、林彪推行刘少奇“和平民主新阶段”的投降主义路线，对抗党的“七大”路线和“针锋相对，寸土必争”的方针。
　　二、林彪从右倾机会主义路线立场出发，悲观估计形势，不敢斗争，不敢胜利。
　　三、林彪对抗毛主席积极防御和战略方针和建立巩固的东北根据地的指示，大搞消极防御，破坏根据地建设。
　　四、林彪干扰破坏毛主席的土地改革总路线总政策，推行刘少奇形“左”实右的土改路线，阻挠彻底消灭封建剥削制度。
　　五、林彪对抗毛主席建军思想建军路线，鼓吹单纯军事观点，反对党的领导，破坏我军建设。
　　六、林彪对抗毛主席的十大军事原则，竭力推行所谓“六个战术原则”，反对集中优势兵力，各个歼灭敌人。
　　七、林彪顽固对抗毛主席关于辽沈战役的作战原则，畏敌如虎，不敢决战，推行右倾保守主义的军事路线，破坏毛主席的战略决策。
　　八、林彪消极避战，保存实力，苦心经营，妄图成王，实现其篡军篡党的野心。
　　“永远健康”时，说的永远正确，做的一贯正确，连井岗山会师也变成了毛泽东和林彪。折戟沉沙后，还是两个凡是：凡是林彪说的都是错的，凡是林彪做的都在批判之列。
　　不但历史要一笔涂黑，还要把林彪说成是“草包”，“笨蛋”，“不会做工、不会种田、不会打仗”，“一不读书，二不看报，是什么学问也没有的大党阀、大军阀”。
　　倘若如此，他怎么会成为红军和八路军的著名战将？又怎能成为辽沈、平津两大战役的前线最高指挥官？抗美援时，毛泽东为什么会首先想到让他率军赴朝作战？
　　倘若如此，毛泽东为什么不撤掉林彪，还让他当“东北王”？东北局和“东总”那么多领导人，对林彪这些罪行当时是一点儿也未觉察，还是发现了而未置一词？这倒真不能不叫人怀疑会不会都是同伙了。
　　在这些问题陷入无法解释的矛盾的同时，共产党的形象不也受到极大的伤害吗？
　　不也叫那些“口诛笔伐”的，还活得好好儿的人，提心吊胆吗？
　　共产党的历史是那样辉煌，共产党人在黑土地上的历史辉煌得令中外敌人目瞪口呆。当中外的敌人和朋友都在研究这段辉煌的历史时，我们自己却把它搅得又一次叫人目瞪口呆！
　　第一次公开传达到党员的关于“九·一三”事件的红头文件中有句话，大意是：林彪在历史上也为革命做出过贡献。
　　就踏着这么个台阶，中国的第二号神，从云端一下子迈入十八层地狱，成了中国的第一号鬼。
　　有时连鬼也不是，好像中国根本就未曾有过这么个人。
　　一位老人说，一次，他去中国历史博物馆参观，看到四个野战军战斗序列表中，四野司令员后面是空白。
　　四野没有司令员，十帅中少一帅。
　　（温都尔汗一声响，林彪也真留下许多“难题”。比如，“十大元帅”怎么讲？讲九个？全世界都知道中国有十大元帅。讲十个？等于叫林彪一声“元帅”。万全之策似乎是一个也不讲。却又把９０％的元帅都株连了。有几千年历史，能把任何棘手问题都圆通得天衣无缝的神奇的方块字，在这里无能为力了。于是，按授衔时顺序排列是第三位，以姓氏笔划为序是第五位的林彪，就变成了那个万能的“等”字。可在今天许多家庭张贴着的一套中国元帅的年画中，还能画上一个“等”字吗？）如果对别人也能如此“视而不见”，权当没这么个人，那到是幸事。
　　请一位四野老人算算，当年黑土地上的师以上干部，历次运动中有多少人挨过整。老人说：还是简单点，算算没挨过整的人吧。
　　一位老人说：“九·一三”后，把和林彪沾点边儿的人都弄到北京来了，办“学习班”。我说的这个“沾点边儿”，可不是上贼船的那种边儿，就是当年在他那儿当过秘书呀，警卫员呀，司机呀，保姆什么的。
　　一位战争年代给林彪当过警卫员的老人说，弄一阵，没什么问题就算了呗？
　　不，不抓你，不关你，就那么软不溜秋地呆着你。真不如判上几年，痛痛快快，有个盼头。党一手拉扯大的，九死一生捡条命，能不想为党干点什么吗？憋不住了去单位看看，人家像躲麻疯病人似的躲着你。林彪“永远健康”时，咱也没“身体健康”，可他倒霉了你就跟着倒霉去吧。
　　老人都说：当初是我自己要去的吗？不是组织叫去的吗？当时那不也是革命工作吗？不讲理了。
　　季中权老人说：抓我时，说我反林彪。这回林彪完蛋了，我不当英雄也该出狱了吧？不行。说林彪是林彪，你是你，又关了３年。我也想开了：早倒霉晚倒霉，倒大霉倒小霉，反正早晚多少得倒霉——谁叫你有那段历史呢？
　　高岗也有秘书、警卫员、司机、保姆。林枫也有。陶铸也有。一野司令员兼政委彭德怀也有。二野政委邓小平也有。三野司令员兼政委陈毅也有。“文化大革命”中被打倒的将帅都有。
　　不光有秘书什么的，还有部下。顺蔓摸瓜，每个人周围都能“揪出一小撮”。谁能搞清这个数字：和共和国同龄以上的中国人，在建国后的历次运动中，有多少人被整过，或未被整过？
　　残酷的“阶级斗争”，不也把人的心灵折腾得雪白血红吗？
　　从１９４７年夏季攻势后期开始，在黑土地上和林彪共事最多的罗荣桓，未受株连——却也不能使人欣慰。
　　１９７８年第９期《历史研究》，有篇“总政治部理论组”的文章：《在毛主席伟大旗帜下战斗的光辉一生——忆罗荣桓同志》。其中，有这样几段文字：“１９４０年，彭德怀违背毛主席的指示，搞所谓‘百团大战’，罗荣桓同志也是坚决抵制的。当时彭德怀给山东发报，要山东的部队参加。罗荣桓没有听他的，只出了几个团番号，应付了一下”。
　　“日本投降后……他坚决贯彻实行毛主席的路线、方针、政策，同刘少奇、林彪的机会主义路线进行了坚决的斗争。”
　　“罗荣桓同志对彭德怀推行的资产阶级军事路线一直进行坚决的斗争。有一次，彭德怀竟说什么：现在搞现代化，政治干部要改行，再不改，将来要失业了。罗荣桓同志听到后很气愤，反驳说：‘政治工作是我军的光荣传统，怎么能取消？毛主席绝不会同意的。’……两人吵得很厉害，结果不欢而散。”⑧林彪“永远健康”时和刘少奇是两个司令部的人，折戟沉沙后又坐到一条板凳上，成了“刘少奇、林彪的机会主义路线”。罗荣桓则和八路军副总司令彭德怀斗，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防部长彭德怀斗，和国家主席刘少奇斗，和“窃据东北人民解放军司令员职位的林彪”斗。
　　工作中意见分歧是难免的，有时分歧严重，“吵得很厉害”，也属于正常现象。可动辄就上升到有你没我的“路线斗争高度”，做成了这种“斗来斗去”的文章。过早逝世的政治元帅九泉下有知，会作何感想？
　　中华人民共和国影响最大的先进典型，沈阳军区的一位班长雷锋，在“路线斗争”中应该说是比较幸运的了。可宣传艰苦奋斗时，就把他那双补了又补的袜子拿出来。强调“阶级斗争”了，就大讲他发现一个来路不明的“剃头匠”。学习毛主席著作了，就全力宣传他的“钉子精神”。１９８８年３月５日，又说他还有英格手表、皮夹克和毛料裤。这样被随心所欲地抖来亮去的雷锋，还是雷锋吗？这是宣传典型，还是糟蹋人？有人说：不知雷锋还有什么东西没拿出来。
　　据说“文化大革命”后不久，某军区排演一出话剧《平津决战》，请一些参加过平津战役的老人提意见。老人说：这不是平津战役，而是“平张（家口）战役”。
　　在“长期的复杂的激烈的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两条路线斗争中”，今天你红他黑，明天他红你黑。打倒一个“鬼”，造就一个“神”。倘若找不到一个能成“神”的人，就会被株连得一片漆黑，或是留下一片空白，埋上几颗地雷成为禁区。什么时候由黑变红了，再涂过来，把地雷换成鲜花。
　　这是在捉弄谁，嘲弄谁？
　　做为东北人民自治军总司令，东北民主联军总司令，东北局书记，东北军区司令员兼政委，东北野战军司令员，一句话，做为“东北王”，在黑土地这场内战中，共产党输了，赢了，或是输赢各半，都避不开林彪。
　　无论杜聿明后来怎样了，昆仑关大捷都是国民党人和中华民族的骄傲。林彪当时做为一名共产党员，平型关大捷也是共产党人和中华民族的光荣。同样，他在黑土地上的作为和功绩，也是属于整个共产党人的。
　　历史是不应随着人的升降而浮沉的。
　　蘸着权势的墨水写着的不是历史。
　　把“碑文”凿来凿去，只能把人凿得玩世不恭。
　　不知台湾草民百姓知不知道平型关，大陆人民不但又知道了平型关，还知道了昆仑关和台儿庄（采访中有老人说：土埋肩膀头了，才知道还有个“台儿庄”）。而且，还知道台儿庄大战前，共产党人曾为李宗仁提供了日军本间师团的重要情报。周恩来还曾向白崇禧建议这一仗应该怎么打－－“后来，在协助李宗仁指挥作战的过程中，白崇禧基本上采取了周恩来提出的方针。”⑨实事求是对谁都是有好处的。
　　１９８７年１１月２２日，《参考消息》刊登文章，“台湾当局欲购《血战台儿庄》版权”。
　　时近一年，这部电影该在台湾上映了吧？透过银幕上从蒋介石到普通一兵的一个个有血有肉的形象，台湾人民和国民党人将看到共产党人的胸怀。
　　① 《四战四平》第１集，３１页。
　　② 《辽沈战役亲历记》，２３３页。
　　③ 熊式辉的这个意见，主要内容为：⑴为了便于复员，并考虑到伪满统治东北后的具体情况，划东北为九个省区。⑵在东北应以实行三民主义作为总和施政方针。对边疆民族问题，尽力扶植其政治、经济、文化之发展与自治能力之增进．对民权问题，积极保障人民的各种基本自由和基本权利，并普遍成立地方民意机构，限期实行县市长民选，以完成地方自治．对民生问题，限制私人资本发展国家资本，并整理地籍，调查荒地，逐渐实现耕者有其田。⑶抽调一部分精锐国军，长驻东北，作为这事基础．并改编和整训伪满军队，作为军事辅助，以巩固国防，维持治安，使成为东北政治上的安定力。⑷将日本在东北公私投资企业，全部改为国营，并保持其原来的经济体系．对东北地下富藏，进行有计划的开发，以促成重工业的继续发展，作为全国经济建设的基地。⑸在人事上，尽量避免国民党一党专政的色彩，积极争取中间派的合作，造成一个民主的，联苏的政治气象。
　　④ 《东北三年解放战争军事资料》，１１４页。
　　⑤ 《沈阳军区历史资料选编》，１１１页。
　　⑥ 同⑤，１８５页。
　　⑦ 同⑤，１２７页。
　　⑧１９７８年第９期《历史研究》，６、７、８、９页。
　　⑨１９８８年３月１２日《周未》，《台儿庄大捷与周恩来的建议》八、骚动的大地
　　关东，又一次从冰雪中走出来了。
　　大雁驾著湿润的南风，用清亮的歌喉一路欢唱春天。鸭绿江开江了，松花江开江了，黑龙江开江了，冰排浮沉著，冲撞著，轰轰隆隆地涌泻著。背阴处还残存著积雪的千山，长白山，大小兴安岭，映山红霞缎般地流光溢彩，红红火火地爆发出生命的歌唱。草芽锥尖似的，叶苞花蕾似的。山岭和大地酥软了，充满了弹性的活力。蛰伏了一冬的小虫和动物们，在洞穴口探头探脑一番後，世界就显得忙碌、喧闹、拥挤了。
　　从冬季攻势结束到辽沈战役发起，整整六个月，关东一反常态地沉寂著。
　　黑土地在沉寂中骚动不安。
　　第22章　　解放
　　“我为谁扛起抢”贫穷和愚昧是旧中国的一对孪生畸形儿，周而复始地生产愚昧和贫穷。
　　没有土地的农民不可能拥有文化。没有文化的人，可以是勤劳的，却很难谈甚麽智慧。而极端的贫困，又把他们固有的热情消耗殆尽，他们把虚汗洒在土里，把生命埋在土里，也把那点对幸福的追求和幻想，在泥土中化为灰。从皇帝到军阀都唱著一支《万岁！万岁！万万岁》的歌，愚昧从来都是统治人民的法宝。没有人告诉他们为甚麽要来到这个世界受苦受难，告诉这一点比给他们一支枪更可怕。
　　历史的强者和智者的共产党人，不但给了农民土地，还解答了这个“为甚麽”。
　　谁养活谁
　　最艰难的时刻，常常能提出并解决最关键的问题。
　　做为主力纵队中的主力师，3纵7师1946年逃亡1570人，其中党员181人。就是说，每四个人左右就有一个开小差的。
　　一个从未有过的可怕数字，一个生死悠关的严峻问题，斗争环境、性质、任务和对象都变了，政治工作新的突破口在哪里？
　　共产党人在苦苦思索。
　　一次，7师政委李伯秋、宣传科长吕村夫和20团政委胡寅，谈起在山东控诉日军暴行，激发部队报仇雪恨，很多青年当场报名参军的情景。四平撤退後到柳河整顿，李伯秋明确提出要搞阶级教育，解决为谁当兵，为谁打仗的问题。
　　诉苦运动首先在7师兴起不是偶然的。因为南满斗争艰苦，受“最後一战”影响最重。20团9连做为诉苦教育的典型应运而生，也不是妙手偶得。因为9连是个非同一般的连队。
　　140多人的9连，清一色新军装、牛皮鞋、皮帽子，清一色九九式步枪，腰间挂个日式子弹盒，还有个轻机枪班。瞅着令人振奋不已，再看那人可就泄气了，立即会想起那句“驴粪蛋子面上光”。
　　9连是“八·一五”後，由本溪和抚顺暴动的“特殊工人”组成的，大都是中条山战役中被俘的国民党官兵。老百姓都“想中央，盼中央”，这些人能不想，不盼？沙岭战斗，9连两个排埋伏在一片坟地里，距敌100多米，都是老兵，军事技术蛮好，却只听枪响，不见人倒。那枪大都是朝天上放的。国民党打国民党！是有点下不了手。
　　赵绪珍从炮兵连调到9连第一天，就有老乡上门告状，说有人偷了他的老母鸡。赵绪珍让副连长晚点名时讲讲。副连长正讲著，黑影中一个大个子喊：你瞎嚷嚷个啥呀，谁说老子偷鸡了？副连长说：你骂谁？那个大个子挥拳就打，副连长掏出匣子枪，被大个子一脚踢飞了。
　　偷鸡摸狗，买东西不给钱，借东西不还，损坏了不赔。还赌钱，磕头拜把子，拜“三番子”（一种封建迷信组织）。认房东乾爹乾妈，和女人打浑骂躁。还逛窖子，嫖女人，批评他，他不服：她要钱，老子有钱，两厢情愿，公平交易，犯哪条子纪律？
　　第一次上课，讲形势，讲以斗争求和平。赵绪珍在上边讲，有人在下边骂：这小子一定是个老共产党，得盯往他！讨论会闷了半天，站起来个打副、长的王福民。嘴上叼支烟，耳朵上夹支烟，大金牙一呲，张口就是一个“操”：和平？毛、蒋不死，（尸吊）辈子也和不了。他俩死一个嘛，能和平。
　　四平撤退後，有人说：不行了吧？还是人家“正牌”。沙岭战斗中，蹲在工事里抱枪不动的房天静，编著快板发“牢骚”：当兵别当八路军，受苦受累又受穷，死了落个臭哄哄，招来一群绿豆蝇。王福民打仗像条汉子，这时又熊了：为人不当差，当差不自在。干这穷八路，打不死也累死了。老子不怕枪，不怕炮，就怕一天一夜不睡觉。
　　沙岭战斗後，指导员开小差了，调来赵绪珍。现在连长又带头不辞而别，一天晚上跑了22个，给养员把全、菜金席卷一空。
　　9连要黄铺了。
　　柳河整顿，师里布置拥政爱民教育，出了17道题。有道题是：有人说穷人养活富人，有人说富人养活穷人，你认为哪个对？
　　赵绪珍老人说，那时人没文化，肠子不拐弯儿，讲课搞教育得直来直去讲实的。讲甚麽是共产主义，社会主义，现在的指导员会马克思怎麽说，列宁怎麽说，大三条，小三条，左三条，右三条，念上十几页稿纸。那时候指导员没有这“水平”，就讲共产主义是人人有饭吃，有衣穿，有房住，有地种。其实这还是个阶级教育。只是这样搞缺乏形象，对不上号，不著边际。“谁养活谁”这个问题就不一样了，再没文化，再笨，也能说几句。
　　有的说富人甚麽活不干，却吃香的喝辣的，是穷人养活富人。有的说富人不租给你地种，你喝西北风？有人说他闯关东要冻死了，一个财主把他架到家里热炕上，给饭吃，又给活干，这不是富人救了穷人又养活穷人吗？有的说穷人和富人是互相养活，谁也离不开谁。有的说穷富都是命，前生就住定，有钱人是有能耐，坟埋得好，谁也不服谁，争论得热火朝天。
　　一天，晚点名唱了支《谁养活谁》：
　　谁养活谁呀？大家来看一看，
　　没有咱劳动，粮食不会往外钻。
　　耕种锄割全是咱们下力干，
　　五更起，半夜眠，一粒粮食一滴汗，
　　地主不劳动，粮食堆成山。
　　谁养活谁呀，大家来瞧一瞧，
　　没有咱劳动，棉花不会结成桃。
　　纺线织布没有咱们呀干不了，
　　新衣服，大棉袄，全是咱们血汗造，
　　地主不劳动，新衣穿成套。
　　谁养活谁呀，大家来说一说，
　　没有咱劳动，哪里会有瓦和砖。
　　打墙盖房全是咱们出力干，
　　自己房，二三间，还有一半露着天，
　　地主不劳动，房子高又宽。
　　不知是就把它当支歌了，还是唱多了不新鲜了，反正唱的没觉出甚麽，一些“卖呆”的老乡听出滋味儿了：八路这歌唱到咱心里去了。
　　第二天上课，大家挺奇怪：指导员抱件破棉袄，一领破席头，一个讨饭瓢，旁边还站著个老大爷，这是干甚麽？
　　老人的苦，把100多条汉子的苦水引发了，一个个哭成了泪人。
　　房天静成了忆苦典型：俺16岁叫小鬼子骗到本溪下煤窖。俺娘从山东来看俺，断了盘缠，把三弟卖了25元钱。到本溪俺娘病了，就那麽眼睁睁看著俺娘死了。俺哭啊，哭有甚麽用？穷人没有钱，富人谁管咱？俺这个穷小子却坏了良心忘了本，打仗不开枪，真是个混蛋呀！
　　王福民跺著脚哭：俺也是个穷小子呀，却盼蒋介石来，要干“正牌”，蒋介石来了还有穷人的好呀！过去瞎了眼，现在心里亮堂了。
　　俺王福民生是共产党的人，死是共产党的鬼！
　　後来，王福民五次负伤（两次重伤〕不下火线。三保临江大北岔战斗牺牲时，抓著赵绪珍的手要求入党。这位当初被列为“危险分子”的兵痞，被追认为共产党员。
　　有钱人家的也哭：过去花香的喝辣的，以为那是凭本事挣的，原来喝的都是穷人血汗呀！
　　下面文字，摘自《东北民主联军总政治部关於辽东三纵开展诉苦运动的经验向军委总政的报告），和《辽东三纵队的诉苦教育情况专题综合报告》：
　　“八师杨副师长的警卫员是特务，数次要害杨未成，非有这次查思想查成份，他自己不会说出求。”⑴。
　　“八师的各级干部参加听炮兵营长诉苦时，给下面印象很大，启发了一个战士对旧社会不满而诉苦，他气愤填膺感动的气死了，死而复活，现成傻子。”⑵。
　　“战役行动开始时，战士们纷纷表示要在战场和敌人拚个你死我活，‘向蒋介石报仇’，‘向共产党报恩’，‘向家庭报喜’，”“战斗激烈时，许多同志振臂高呼‘不要忘了白己的诺言！’‘这是我们完成立功计划的时候了！’勇猛他向敌人冲去。”⑶。
　　“全纵在四次保卫临江和夏季攻势战役中，共歼减敌人三万七十多人，涌现战斗功臣一千五百多名，其中最突出的就有纵队第一名特等功臣房天静，‘独胆英雄’王永太、陈树棠、高英富，‘无敌英雄’周桓农等三百馀名。”⑷。
　　1947年9月28日，毛泽东修改、批转了3纵诉苦教育经验的报告。
　　“女国高，杨柳腰，穿皮鞋，戴手表，交个朋友挎洋刀。”
　　“八·一五”後，一些人“革命了”的标志，就是一夜之间挎上了洋刀，可以随便抓人。看谁不顺眼就一顿嘴巴子，骂几声“妈个巴子”，或是顺嘴溜出句“八嘎牙鲁”。进戏园子不买票，横晃，“革命”是现买现卖褂在嘴上的，伪满警察那一套不学就会。
　　1946年9月23日，《东北民主联军总政治部关于部队坦白运动与诉苦运动的经验》中，有这样一段：
　　从一个连的材料观察，大部分参加过伪满时的警察，国兵，公安队，棒子队，土匪，及受过敌伪各种训练，并且说明了任职与训练的年月。做的坏事有：杀人，勒大脖子（即敲诈勒索——笔者），抢劫，嫖赌，强奸，抽大烟，扎吗啡，加入三番子，溜大号（不经请假允许，就跑回家去，叫溜大号）。多报家庭人口达到多领优待粮，以及重复过去的一些行为，在参军动机上，为挣钱吃饭，不愿做庄稼活，认为扛活大累或当兵不累，以及光复后没有生路，即纯粹为着生计问题，从好吃懒做思想出发的，占百分之五十四。⑸。
　　要让这样一些人舍生忘死投身革命，即便不是不可能的，也不是1一朝一夕能办到的。可共产党人用几把魔水般的泪水，就立竿见影地使他们咬牙切齿地向敌人冲去了。
　　八十年代的今天，无论怎样解答“谁养活谁”这个问题，共产党人的目的已经达到了。
　　“解放战士”
　　冬季攻势前被俘的国民党士兵，除了害杨梅大疮的，基本都成了“解放战士”。後来就挑剔了，得个大，结实，还要瞅着顺眼。一位老人说：我第一次去老丈人家，也没让人那样端详，条件允许，通常都要集中训练个把月。讲传统，讲三大纪律八项注意，讲官兵平等，等等，最重要的是诉苦，最好的教员是解放战士。
　　几位当年是解放战士的老人说，一场诉苦会下来，一个个抽抽咽咽的，人还未解放，那颗心已经是共产党的了。怪不得八路这麽不要命，官死了兵领著冲，像中了甚麽邪似的，敢情人家是为了自己打仗呀！有时候诉著诉著，家有“2百亩地”的也跑上台去了。问他有甚麽苦水可倒的。他说我家哪有一垄地一片瓦呀。在国民党那边是越富越露脸，穷人受白眼，都报家有几十亩地。不懂共产党规矩，还捧着老皇历瞎吹牛。
　　一仗接一仗，伤亡大，俘虏没法送，就随抓随补，听口音是老乡，就说你到我们班吧，老乡见老乡，首先唠家乡。你家几口人呀？
　　村里有没有地主呀？地主干活吗？地主吃的甚麽？你家吃的甚麽？一天行军没到头，一个人差不多就“赤化”了。
　　张耀东老人是在大黑林子战斗中被解放过来的。第一仗打彰武，一人抓23个俘虏，立一大功。第二仗打王道屯，又立一大功。
　　5师打下义县後，补1千8百名俘虏，打锦州100多人立功，打锦州前减员用义县俘虏补，打廖耀湘兵团用锦州俘虏补。长春解放後，王牌师新38师两个炮兵连成建制火速调往辽西前线，人是原人，炮是原炮，就是炮口调转了方向，後送伤员，天亮了，一看怎麽抬著个国民党呀？民工火了，拽下来就揍。伤员喊：我是八路呀，刚解放就打仗，哪有功夫换衣棠呀！
　　某军政治部原副主任郭俊老人说，8师23团9连连长刘山，是个老兵油子。在冀东当伪军被缴过五次枪，每次拿5元钱回家。最後一次嫌少了，说他还带过来几个人，不走就留下了。不怕死，能打仗，从战士一直升到、长。在柳河强奸妇女被枪毙了，枪毙时面不改色。
　　这种有奶便是娘，在哪边都不是孬种的人甚麽时候都有。而且国民党大势已去，被俘後再也端不起“国军”、“正牌”架子了。这也是个因素。但举足轻重的，还是在倒苦水中自己解放了自己。
　　占领沈阳第二天，“林罗刘”看望5师时，和5师政委石瑛有这样一段对话：
　　罗荣桓：谈谈伤亡情况。
　　石瑛：团以上干部伤亡11个，连排干部伤亡比编制还多，全师死亡7千8百多人。
　　罗荣桓：还有多少人？
　　石瑛：南下时是１万6千人，现在1万7千人。
　　刘亚楼：这不都是俘虏吗？
　　黑土地上最能打的王牌师，此刻简直就是个“解放师”了！
　　《辽东三纵队的诉苦教育情况专题综合报告》中，有这样一段：
　　据七师一九四七年十月冬季攻势前统计，全师九千五百六十八人中就有解放战士三千二百五十四人，占全师总人数的百分之三十四，到辽沈战役结束时，一般连队解放成份都占百分之五十四左右，有的连队甚至达到百分之六十。许多解放战士已经成了战斗骨干，有些还入了党，当了干部。……通过诉苦，杷蒋介石军队的士兵，变成为蒋介石自己的“掘墓人”，使蒋介石不但在作战物资和武器装备上，而且在人力上也成了我军的“运输大队长”。⑹富於历史主动性的共产党人，以最便捷，最实际的方式，把蒋介石的士兵一批批变成他的掘墓人时，蒋介石只能在那儿漫无边际地开着“耕者有其田”的空头支票，咒骂“共产党是不要国家民族的，共产党是苏俄的第五纵队，共产党人不要历史，不要文化，不孝父母，共产公妻”⑺。
　　赔了老本的“二道贩子”蒋介石，最终是不敢把底牌亮给人民的。
　　声泪俱下地控诉一番，再千好万好地歌赞一通（若配之以野菜糠皮之类“亿苦饭”，效果更佳），“阶级感情”和“阶级斗争”的热力就火山般喷发了。这在建国後的“阶级斗争”中是屡见不鲜的。
　　当疾风暴雨的阶级斗争成为历史，和平到来之时，就应该用科学文化去打动人们的心，向更高层次的解放进军了。可惜，历史又一次被愚昧和贫困魇住了，于是，这种曾使人们从蒙昧中获得了最初的，也是最原始的自我解放的诉苦运动，就在“一抓就灵”，愈演愈烈的阶级斗争和自相残杀中，历史地走向反面了。
　　政治元帅
　　陈世勋老人说，微山湖西“肃托”时，抓的抓，杀的杀，提心吊瞻，人人自危，拷打的爹呀妈呀的，受不了谁知道会胡乱说出谁呀？
　　就在这时，罗荣桓坐条小船赶到湖西。“放了。”一句话，全解放了。
　　在十大元帅中，罗荣桓即没有贺龙“两把菜刀闹革命”的传奇故事，也不像陈毅那样火烈生动，兴之所至，出口成章。在青岛大学攻读过土木工程的大学生，若不是那副眼镜在土八路中有点突出，很难看出和常人有甚麽两样。
　　于保之老人在山东给罗荣桓当遇警卫员，老人说，下边部队一些领导，有事没事，有机会都爱去罗帅那儿坐坐。在外面站岗，看他们唠得像亲兄弟似的。有时仗没打好，或是出甚麽问题，被罗帅找来了。罗帅批评人可厉害了，一点不讲情面。来时哭丧著脸，没精打彩的，走时一个个都心情舒畅，像换了个人似的。也不知怎麽谈的，反正罗帅就有这本事。
　　权威并不都是由职务决定的。同样，说罗荣桓是位军事家，也并不仅仅因为他的履历中有“115师代师长”和“山东军区司令员”这两个职务。1937年7月，他指挥的梁山战斗，歼灭日军600多名。1945年11月，中央要在锦州西部打大仗，指名道姓要林彪或罗荣桓前去指挥，毛泽东肯定是深思熟虑了的。
　　但是，从红军时代的连队党代表，到建国後的第一位总政治部主任，罗荣桓的主要贡献还是在政治工作上。
　　做为黑土地党和军队的主要负责人，罗荣桓主要从事部队的思想建设。组织建设和後勤工作。这是一项十分浩繁的工作。
　　7师开展诉苦运动後，有人不以为然，甚至说三道四。罗荣桓立即感到这是个创举。诉苦运动大规模开展起来後，有的单位查三代，使一些剥削阶级家庭出身的人悲观失望，觉得拚死拚活革命，倒成了革命对象。罗荣桓及时住意并纠正了这种过火行为，使诉苦运动沿著正确方向深入发展。
　　对于土改中乱抓乱斗乱打现象，罗荣桓都及时提出建议，使问题得到解决。
　　有的老人说：跟罗帅做政治工作有安全感。
　　回首不堪回首的“阶级斗争”史，我们最缺少的不就是安全感吗？
　　在接连反攻的新形势下，一些人思想还停留在山沟里，没认识到城市被夺占就将永远保持下去。加上农民出身的干部战士，对城市有种天然的抵触和反感，觉得城市是地主资本家的窝子，打开後就得好好整一整。罗荣桓对这个问题盯得很紧。他在各种场合说明这个问题的危险性，以政委名义向部队发出措词严厉的《关於政策问题的指示》。根据他的意见，东北军区颁发了《入城纪律守则》。攻下锦州，战火刚停，他就亲自进城检查执行纪律情况。
　　罗荣桓在黑土地上另一个贡献，是成立和训练二线兵团。
　　随著战争规模越来越大，部队伤亡也越来越大，兵员补充也越来越紧迫。在他的建议、筹划和主持下，各军区都成立起独立团。大批农民入伍後，不经过地方武装逐步上升的阶段，由野战军抽调干部和老战士做骨干，短期训练後直接补充主力，或成立新的作战师。到1948年8月，主力部队已扩大到12个纵队70万人，加上地方武装，总兵力达到105万人。
　　在把大量心血默默地倾住到这些工作中的同时，罗荣桓无时不在关注着主力部队的思想建设。四平攻坚战中，1纵伤亡很大，有的师失去元气。他来到1纵总结经验教训，整顿部队，恢复士气。8纵打锦州前出了纰漏，情绪受影响。他来到8纵，和纵队领导谈话，卸下包袱，轻装上阵。林彪在关键时刻犹豫动摇，他明确说出自己的意见，使林彪重新下定决心。
　　一位战争年代先後给罗荣桓和林彪当过秘书的老人说：有的文章把林彪犹豫动摇，想回师打长春，罗帅去找林彪，写成两个人都拍了桌子。这是不可能的。从他们的性格看不可能，从他们当时的关系看也不可能。
　　老人们都说：罗荣桓和林彪，在黑土地上配合得很好。
　　罗荣桓不赞同“最後一战”这个口号，为此，他曾给林彪写过一封信，并请林彪转报中央。
　　在四平撤退後的范家屯紧急会议上，罗荣桓旗帜鲜明地支持了林彪撤退到松花江北的主张。
　　病魔缠身的罗荣桓，在黑土地上的“万花筒”时期，不仅表现了敏锐的政治洞察力，也显示了不俗的军事战略家目光。
　　老人们说，罗帅和林彪都性格内向，爱思考。在双城时，林彪没事几乎不出院，罗帅也轻易不到林彪那儿，来了就有大事商量。每次都谈得好好的，没听说有甚麽口角，即便有，也是正常的，罗帅很大度，林彪也不小肚鸡肠子。各纵队和师的干部配备，一般都是罗帅先拿出意见，再和林彪商量决定。署名的“林罗”和“林罗刘”的电报，发走後再给“罗刘”看，也未听过有甚麽异议。
　　有人说，罗帅很会当政委，有兄长风度。
　　一句话道出了一位政治元帅虚怀若谷的忘我精神。
　　从红1军团到115师，罗荣桓和林彪应该说是老搭档了，也应该说彼此在各方面都比较了解和信任。他们各有自己的魅力，两种魅力相辅相成，互相完善。比林彪大4岁的罗荣桓，有时做为下级，有时做同级，一直相处到平津战役结束，关系一直是和谐的，融洽的。
　　实实在在，那时候自己人斗来斗去的，不是共产党，而是国民堂。
　　第23章　　大练兵
　　“大兵团，正规化，攻坚战”。
　　秋季攻势刚刚结束，东北野战军参谋会议上，林彪明确提出这个新时期的军事指导思想。
　　在以诉苦为主的政治练兵热潮中，共产党人以这种军事思想为指导，在黑土地上进行了空前规模的军事大练兵。
　　“练好兵，打长春”墙上刷著“练好兵，打长春”。会上讲著“练好兵，打长春”。请战书和决心书上写著“练好兵，打长春”。
　　练“一点两面”，“三三制”，“三猛战术”，“三种情况，三种打法”，“四快一慢”，“四组一队”。老人们都这麽说。“九·一三”前的回忆录上这麽写。“九·一三”以後就不这麽写了，再版的文章也把这些字样删掉了，或是换上了别的文字。比如，“三三制”变成“疏散的战斗队形”。
　　各级指挥员所练各有侧重。连队主要是练“四组一队”，练爆破，练土工作业，练攻城，练巷战。
　　练兵中立一大功、三小功的黄达宣老人说，阵地和工事，都是按长春布防情况设置的，反覆演练三、四个月。白天练射击，刺杀，投弹，冲锋，翻院墙，爬城，晚上练夜行军和村落、街道攻防战斗。村头到处都挖的掩体、交通壕，人人练捆炸药包，安雷管，接导火索。
　　破土地庙，烂房子，坡坎甚麽的，都成了“地堡”，爆炸声白天晚上响。怎样穿墙打侗，士墙怎麽炸，石墙怎麽炸，反覆研究、演练。怎样过外壕，壕那边有地堡，壕下有地雷，怎样把炸药包扔过去炸，绑在竿上伸过去炸。那兵练的呀，长那麽大头一回。
　　黑龙江省军区原副政委张多树，当时是9纵25师73团政委，老人说，9纵没升级为主力时，在冀东没练过“一点两面”，“三三制”这些战术，这回从头练，赶紧练，打四平没攻下来後，上边是真下了狠心，下了也真练。不练不行，过去尽打野战，野战变攻坚，是门新功课。“平时多流汗，战时少流血。”这句话可不是挂在嘴皮子上的。
　　每个老人对这场大练兵印象都很深刻，都说那几个月的汁水没白流。那战术动作、机灵劲儿和精神头儿，都和过去大不一样。
　　谈到林彪的“六个战术原则”，老人们都说管用，就是那麽练的，那麽打的。
　　林彪的“婆婆嘴”
　　要客观表现关东这场战争，避不开林彪，也很难避开林彪的“六个战术原则”。
　　“一点两面”1946年9月15日，毛泽东致电”林彪，问“你们所说一点两面的战法是甚麽意思”。9月19日，林彪在覆电＊中说：
　　所谓一点，就是说要集中优势兵力於主要的攻击点上，反对在各点上平分兵力的办法。所谓两面，就是说必须采取勇敢包围办法，防止敌人突围逃走：两面是指至少两面，兵力多时也可以是三面四面。一点的精神在於保证一定打垮敌人，整个的精神在於使打垮的敌人不致跑棹。大意就是如此。是针对我们干部不肯彻底集中兵力和不敢追行勇敢迂回的毛病而规定的。
　　拿破仑说：“进行战争的原则也和实施围攻的原则一样，人力必须集中在一个点上（一个地段上），而且必须打开一个缺口，一旦敌人的稳定被破坏，尔後的任务就是把它彻底击溃。”
　　“一点两面”注重的，是包围、突破後的全歼。
　　集中主要兵力突击主要方向，从孙子到劳克塞维茨，从马克思到毛泽东，都是这个原则。
　　“三三制”
　　三三制战术组织形式，是一个班内由三至四人划分三或四组。正副班长为当然小组长。另在班内挑选政治较好、战斗勇敢，或有经验的战士充当组长。在战斗时各组以班长为核心，在班长指挥下，率领本小组根据敌情地形，散开距离间隔进行作战，不超过班长口令指挥范围以外，在平时使三三制编制要与日常生活管理教育公差勤务等一切活动相结合，在战斗中求得灵活运用发挥其效能⑻。
　　1944年10月18日，林彪在陕甘宁边区部队高干会议上讲话中，就讲到了这个问题：
　　“我们部队作战时爱成群地涌来涌去，勇气很好，但是缺乏有智术的动作。”⑼。
　　“在近代的用人力的战争条件之下，用集团的冲锋目标大大，如果被人家的大炮和机关射击的时候，损失就太大了，因此现在我们要教育战斗员三五成群的战斗，一个两个的去战斗。”⑽。
　　“六个战术原则”都是黑土地上提出来的，“一点两面”和“三三制”提出得最早。
　　几位老人都谈到秀水河子战斗前，林彪在秀水河子小学校给1师7旅营以上干部的一次讲话。说林彪在讲了战争不可避免後，主要就是讲解“一点两面”，“三三制”。说在锦州西部打的几仗，敌人人力密集。咱们队形密集，伤亡大。说现在不同於抗战打日本，敌人是美械装备，火力猛，又是精锐，不能像过去那样一打一冲，人海战术，大家第一次听到“一点两面”、“三三制”，觉得新鲜，一时又弄不憧。有的老人还记得林彪边讲边在黑板上写、画，说明“一点两面”和“三三制”的要领、意义。
　　一点两面战术不能机械的孤立的理解，而应该总起来看。一点不要理解为孤立的一点，两面不要理解为平分兵力。战术不是教条。而是根据实际情况应用的。
　　三三制战术是战术动作的部署问题。平常演习是三三制，作战时不会用，队伍拥在一堆这是实际锻炼的不够。战斗队形都是由於火力的进步而由密集到分散，在战略上要集中兵力，战役上一点两面，而在战术上，战术动作却是分散兵力，稀疏兵力。兵力其中并不是要求我们在冲锋时密集队形，而是要求在部队冲锋时，必须有充分的人力掩护与配合冲锋的部队及二梯队，所以兵多不是一下子都冲上去，而必须用三三制的队形。⑾。
　　“三猛战术”
　　对於所选定的主攻点上，应将各种机关枪各种炮秘密的尽量接近敌人，适当的配备起来，以便统能向主攻目标射击，并於同时猛然开火，这就是我们所谓“猛打”。这种火力用法，他是反对零零碎碎打的，反对把火力到处分散使用的。
　　在主攻点上，火力猛然开始射击後，我突出部队应乘此际敌人发呆，发慌时一时拿不出主意和来不及调兵时猛烈冲锋，跃然奋进，以剌刀，手榴弹向前冲去，以剌刀剌杀敌人，不敢以剌刀剌敌的不算最勇敢的部队与战士，我军必须建立刺刀血战的威风和随手榴弹的飞出爆炸而猛进的勇氛，这就是我们所谓“猛冲”。
　　对於已被冲动和渍乱的敌人，应实行猛烈追击，要一直压下去，这就是我们所谓“猛追。”⑿。
　　战斗接连不断，林彪的“原则”也越来越多。
　　据说，林彪口述这类电报时，一字一句，很少有重复、更正的时候。秘书记录完了，林彪还在踱步，或是站在地图前纹丝不动，这时，就很可能再来个“附说”，补充几点甚麽。
　　翻开《林彪元帅军事论文选集》，可以看到，林彪这些“原则”，不是讲一遍几遍就算，而是结合正反实例经常讲，有机会就讲，就补充，就强调。
　　话语金贵的林彪，在战术问题上有个“婆婆嘴”。
　　“三种情况三种打法”
　　一种是敌人守，一种是敌人要退不退，一种是敌退，为了不致於乱用，提出三种基本不同的情况。如果敌人守，就要经过正式的准备，完成一切准备工作後再攻击；如果敌人要退不退，我们准备好了再打，敌人会跑掉，不准备就打，又会被碰下来，这时应先将敌人围起来，围而不攻，或围而小攻，用一部分和他们打，抓住他，使他走不脱，然后准备好再打；如果敌人退，就要猛追，这时不要等命令，不准备就是合乎战术，准备了反而不合乎战术，不要怕部队少，也不要怕情况不清楚，追就是了，当然，战役指挥员是应该组织有计划的追击。⒀。
　　有老人告诉我，“三种情况三种打法”，苏军条例上就有，但比较抽象。林彪用比较通俗的语言，把它形象了，具体了，明确了。
　　当时没有条件办正规院校；军政大学和各种参谋集训队，也都是速成性质。战争环境，没有机会长篇大套上大课，而且干部战士文化很低，讲多了，讲深了，也不懂，记不住。于是，林彪就用“一点两面”、“三三制”、“三猛”这些新名词，把它们归纳起来，通俗易懂好记。
　　林彪还发明了许多新词柜。“硬拚仗”，“拚命仗”，“莽撞仗”，“老大爷仗”，“官僚主义仗”，“攻城军”，“爆炸军，’，”刺刀见红”……
　　人们讲“人力，”物力”，他又来个让秘书一时没法记录的“时力”。还有那些後来听看令人刺激的“活学活用”、“抓活思想”、“天天读”之类。
　　人类许多词汇的出现都与战争有关。现代英语中的不少常用词汇，都是在两次世界大战中创造或流行起来的，在这方面，林彪也是个专家。
　　“四快一慢”
　　向敌前进要快：譬如打某个地方，怕敌人跑了，前进时要快。……
　　抓住敌人後进行准备要快：看地形，选突破口，构筑工事，捆炸药，动员，调动兵力，布置火力等等，忙个满头大汗才好，这要快。
　　突破後扩张战果要快。
　　敌人整个渍退了，离开了阵地，我们追击时要快，这时要不管三七二十一，也不管白天黑夜……
　　一慢是指甚麽时候，甚麽事情上慢呢？是指总攻发起时机这一下要慢（但总攻开始後就要快）。在这问题上要沉住气，上级催骂，派通信员左催右催，这就要沉著，反正我要准备好再打。⒁。
　　“四快一慢”和“四组一队”，都是四平攻坚战後提出来的。
　　这些战术原则都是根据黑土地上战争进程提出来的。像“一点两面”有“点”有“面”一样，每个阶段都有一种主要倾向，抓住这种倾向归纳出一点，大讲特讲，一个问题讲得差不多了，另一个阶段又开始了。比如，由游击战转化到正规战时，大讲特讲“一点两面”，“三三制”。准备总反攻了，就大讲特讲“四快一慢”和“四组一队”。
　　林彪用那张因话语金贵而显得份量非同一般的“婆婆嘴”，把各个时期需要的战术和能体现出这种战术的各种新名词，灌输给他的将军和士兵。
　　沉默寡言的“婆婆嘴”——林彪的“重点主义”。
　　“重点主义”中不忘“面”：
　　去年总结时我提出四快一慢，这个慢字又怕变成慢慢腾腾、懒懒散散的偏差，如果不筑一条堤堵住这个偏差，就会杷这句话乱用一气。……党内无论在思想政治上，提出一个决议，总要留个尾巴防止左右偏差，政治上如此，军事上也是如此。⒂。
　　“四组一队”
　　四组即火力组，突击组，爆破组，支援组。……提出四组一队主要是提醒大家：突击连队要分工，小组互相掩护，互相配合，至於实际运用，应根据具体目标，同志们提出三个组，五个组，也有将机枪组组织起来成为一个战斗班的，我想今後也可能不一样的。⒃。
　　“四组一队”是刘亚楼总结出来的。
　　老人都说，在打锦州和天津时，“四组一队”起了很大作用。
　　很多老人都谈到，一仗下来，各级指挥员都要到阵地或突破口去开现场会，根据实战情况总结经验教训。打下锦州後就奔辽西，歼灭了廖耀湘兵团後，有的部队还特意回到锦州，补上这一课。
　　兢兢业业，刻苦钻研战争艺术的共产党人。
　　黑土地上的共产党人由小到大，由弱变强，越打越精明，是与林彪的这些战术原则分不开的。
　　据说，毛泽东当年对林彪这些战术是肯定的，有的还很欣赏。
　　据说，国民党当年认为东北共军战术水平高。
　　而评价一位将军和他的战术的最简捷，也是最权威的标准，是他所指挥的战争的胜利和失败的总纪录。
　　孙子说：“夫兵形象水，水之形，避高而趋下；兵之形，避实而击虚，水因地而制流，兵因敌而制胜。固兵无常势，水无常形；能因敌变化而取胜者，谓之神。”
　　军事科学之所以是一门科学，就因为它有规律可循。但一般的规律并不能代替一切，世界上没有一条作战原则是永恒不变的。无论多麽成功的战术原则，都只能是一定历史阶段的产物，时间变了，空间变了，武器改进了，技术发展了，军事组织形式和军队指挥的方法，也都要随之进步和发展。即使是在电子计算机时代，军事科学也不可能成为精确的科学。因为战争主要是由人的活动决定的。
　　当年的林彪，对这一点是清楚的：这种经验，是在一定的条件下产生的，因此，不是在任何时候任何条件下都可适用的；在不同的条件下，就会产生不同的规律。⒄。
　　可是，当林彪做神成鬼时，这些东西也就跟着做神弄鬼了。
　　注释：
　　⑴《沈阳军区历史资料选编》，93页。
　　⑵同⑴。
　　⑶同⑴，98页，99页。
　　⑷同⑴，97页。
　　⑸同⑴，36页。
　　⑹同⑴，103页。
　　⑺《文史资料选辑》，第13辑，19页。
　　⑻《林副主席著作选读》，202页，此书为“文化大革命”中出版的小册子，无出版单位。
　　⑼《林彪元帅军事论文选集》，82页。
　　⑽同⑼，85页。
　　⑾同⑼，118页，119页。
　　⑿同⑼，128页。
　　⒀同⑼，200页，201页。
　　⒁同⑼，167页，168页。
　　⒂同⑼，166页。
　　⒃同⑼，203页，204页。
　　⒄同⑼，131页。
　　九、热点中的热点
　　1948年秋天，在我们这个饱经忧患的星球上，没有比辽沈大地更引人瞩目的了。
　　从“拒敌於国门之外”，到退守松花江北，共产党人以历史都为之瞠目的神速和英姿，在北起长春，南至唐山的千馀里绵长战线上，开始了“独霸东北”的“最後一战”。
　　焦点是千百年来战火不绝的锦州。
　　第24章　　奔袭北宁线
　　月轮在云层中时隐时现，战争的轮子在黑土地上悄然而迅疾地转动起来。
　　步兵、骑兵、炮兵、坦克兵，一支支大军像奔腾的急流在金秋的夜色中涌动。搅拌着污味儿和汽油儿味的尘雾，在弥漫著醇酒般的谷香的大地上，扯著一条条看不见的长龙。
　　9月12日，震惊世界的战略大决战的枪声，首先在北宁路山海关至唐山段打响。
　　11纵由建昌营出发，攻克昌黎、北戴河。
　　热河独立4、6、8师，攻克沙後所、绥中。
　　4纵、9纵从台安、北镇出发，插向锦州和义县之间，包围义县。3纵和2纵5师由西安乘火车南下，接替4纵、9纵包围义县。
　　4纵急转南下，攻克兴城。
　　7纵攻占高桥、西海口和塔山，切断锦西与锦州联系。
　　8纵、9纵主力，占领锦州外围要点白老虎屯、帽儿山和紫荆山。
　　至此：北宁路锦州至唐山段被切断，各点之敌一概被分割。
　　9月13日至16日，1纵、2纵、5纵、6纵、10纵和炮纵主力，分别由九台、平岗、清源、伊通、开原、四平等地，进至锦州以北和新民以西地区。
　　10月1日，3纵、2纵5师和炮纵主力，攻占义县。
　　大军逼近锦州城垣。
　　突然性是战略的本质
　　翟文清老人，这时已是指导员了：从西安上火车前动员，没说到哪儿去？“练兵好，打长春”，满脑子都是“长春”，还用问？闷罐咣当一夜，下车动员步行，方向“西南”。大家懵头懵脑的，说这是甚麽地方呀？一问，说是到了阜新。
　　大家说，不是打长春吗？怎麽跑这来了？战士们问我，我哪知道呀。
　　有人还以为我是保密呢。
　　黄达宣老人，当时是副连长。
　　部队往南一扭头，大家心里就有数了。走了10多天（除3纵、2纵和5师和炮纵车运外，所有南下部队都是徒步行军）。白天睡，晚上走，每晚80里左右，说是到北宁线上打仗，北宁线那麽长，也不说是到甚麽地方。过大凌河不久，脚下就绊上敌人尸体了。是8纵在前面打的。
　　刘学友老人，当时是师组织干事：带的粮食，不到一星期就吃光了。过兵，要打仗，老百姓都跑了，甚麽吃的也没有。过大凌河前，在秃老婆店弄到些喂牲口的黑豆，炒了“喀嘣喀嘣”吃个肚儿圆。过河凉水一激，可糟了，全拉稀了，一直拉到锦州。枪一响就不拉丁，比“痢特灵”还灵。
　　王继武老人，离休前是黑龙江省军区独立2师6团副团长，当时是9纵27师作战科参谋。
　　南下前往在沟帮子，练半个月夜行军，每晚几十里，过大凌河再回来，全副武装，每人40斤左右。体质差的，心眼多点，就悄悄轻装，把一些不关紧要的东西塞在老乡柜子底下。结果，9月12日晚上，过了河再没回来。
　　原副总参谋长阎仲川老人，当年是“东总”作战科参谋。
　　战斗打响前，南下部队电台一律保持静默。各纵和师都在原驻地留下部电台，继续按部就班地收发报。各部队南下，都是“东总”派人通知的。我去西安通知的3纵，铁路局准备好车辆，同时出发和目的地，都不知道。有的师出发了，纵队还不知道。南下部队夜行晓宿，北边围困长春部队也在紧张动作。白天向长春进逼，晚上再悄悄撤回来，造成一种打长春的声势，迷惑敌人。多保密一天，就争取一天主动。
　　几位当年的纵队司令员和政委说，开始南下时，连他们也不知道要到甚麽地方去。
　　辽沈战役这样大的行动，战役开始前竟未开会布置一下，连纵队司令员都蒙在豉里，这在今天是难以想象的。
　　很多老人都谈到当时有首歌唱得挺响，叫《林总命令往下传》。说那时林彪的威信不是唱出来的，是胜仗连胜仗打出来的。崇拜得很觉得怎麽都行，反正服从命令听指挥就能打胜仗。
　　利德尔·哈特说：“突然性是战略的本质。”
　　大军南下，国民党也不是没有察觉。飞机侦察和各地情报部门，都向“剿总”报告了共军动向。“剿总”侦听机构却振振有词：共军电台都在原地未动，你们为甚麽不相信科学？
　　“科学”也好，事实也好，从沈阳“剿总”到锦州指挥所，大难临头了，还处于一种浑浑噩噩的麻木和昏乱之中。不然，范汉杰夫妻感情再好，大战行将爆发之际，也不会把夫人接来经受战火洗礼。弄得民族英雄林则徐的这位孙女，比23年後叶群在山海关仓徨出逃还狼狈万分。
　　“白老虎连”
　　大豆摇铃欢歌，玉米咧嘴傻笑，高梁和稻穗沉甸甸地摇头晃脑，乾枯的叶子在风中哗哗抖响。有的一片片割倒了，裸露著大地黑色的肌肤。有的割得一旮旯一块的，有的只在田头割了几刀。山包一个个割得沟沟道道、坑坑洼洼的，像被理发师恶作剧地胡乱推了几推子的脑袋。
　　锦州这个地方出苹果，还产梨。绥中白梨蜚声黑土地和黄褐色的华北平原，如今还远销国外。苹果红了，红得像喝醉了的高梁。白梨黄了，黄得像金灿烂的玉米，大豆和稻谷。性急的掉在地上，任鸟啄虫啃著。
　　果香和谷香被火药味淹没了，战火把庄稼人赶跑了，把他们赖以活命的一年心血和希望，丢弃在旷野里。
　　庄稼院出来的庄稼汉，看著这些是不能不产生联想的。
　　可现在来不及联想。
　　除夕夜，满城满乡鞭炮齐呜，主题是迎接“赵公元帅”。共产党人在北宁线和环绕锦州的几十座城镇乡村，把枪弹炮弹焰火般射向秋日的天空和大地，可不仅仅是为了一个“赵公元帅”。
　　最激烈的战斗，发生在白老虎屯。
　　白老虎屯，位于锦州北部公路交叉点上，距锦州只有4公里。向北能切断被围困在葛文碑、薛家屯敌暂22师退路，向南可以抗击城内出援。9月24日夜，9纵25师73团1连冒著蒙蒙细雨，像把尖刀穿透30多里防御纵深，神不知，鬼不觉插到这里。构筑完工事，抹把汗水，晨光曦微中，送来了城里敌人慢慢悠悠的起床号。
　　对于这种视国军如无物的行为，范汉杰从感情到理智都是难以容忍的。
　　16个小时，15次猛攻。野马式在空中窜上冲下，最多一次出动6架。坦克在地面逞凶，由3辆增加到6辆。几十门大炮集火射向，炮弹一排排倾泻到这块弹九之地。兵力由连而营而团，潮水般一波又一波，上去下来，硬是拔不掉只有两门60炮的1连这颗钉子。
　　——打坦克後边的步兵！
　　——打戴大沿帽的！
　　——打机枪手！
　　赵俊生一挺机枪前，倒下一个多排。
　　神枪手杜广生，两步支枪一支冲锋枪轮著打。小炮班炮弹打光了，给他压子弹。30多敌人像豆捆似的，横七竖八倒在阵地前的豆地昊。
　　1排副排长王得福，2排长吕绍德，8班战士姚尚云，在阵地上只剩下一个人时，拉响了手中的手榴弹。
　　一个团敌人伤亡近半，1连也剩下37个人了，弹药也不多了。
　　指导员田广文说：同志们，现在是甚麽情况，大家都知道。我们虽不是一母所生，但我们都是革命同志，阶级兄弟。我们要团结一心，准备最後的战斗！田广文把连队花名册和入党志愿书烧了，连长陈学良把望远镜拆了扔进炕洞里，两个人又把手表砸了。小炮班两门炮拆开，四散扔棹。司号员烧了号谱，通信员烧了联络旗，给养员烧了300多万元菜金。
　　大地在脚下颤抖，火焰吞噬著村庄。太阳炙烤得受不了了，焦头烂额地栽进地平线下面。
　　火光映照著一张张没了模样的脸膛。
　　不知谁哼起了《狠牙山五壮士歌》：
　　棋盘陀，山崖高，
　　壮士的血花红！
　　勇敢的八路军，
　　五个好英雄！
　　37张喉咙同声合唱。
　　从那时起，1连就有了一支自己的歌：
　　秋风横扫落叶黄，
　　尖刀插进敌胸膛。
　　白老虎屯打恶仗，
　　死打硬拚不退让。
　　无敌三十七勇士，
　　烈火之中高声唱。
　　这支《“白老虎”连歌》，一直唱到现在。
　　紫荆山下
　　打锦州前出了三个问题。一个战略上的，两个战术上的。
　　後两个问题都出在8纵。
　　一个是前面写一笔的没有及时封锁机场，让刘亚楼骂了句“吃草的”（电报没发，被罗荣桓制止了），任务也让9纵抢去了。
　　电报是参谋长黄鹄显发的。两个机场，一个能用，一个不能用，封锁哪个，对于这位当年红4方面军总指挥部作战科长，是不必再发个电报请示一下的。有的老人说他能打仗，很有一套，就是当年“学错了手”，投了张国焘的票，受了打击，心有馀悸。这馀悸“馀”了14年，似乎有点过长。看来这个问题只有他本人能够解答，但他已经不在了。
　　9月30日，毛泽东致电“林罗刘”，表扬9纵控制了机场，“毁机五架”。同时批评8纵贻误战机，指出“大军作战，军令应加严。”⑴毛泽东都有话了，8纵压力很大。
　　8纵紧急召开常委会，决定将毛泽东和“东总”批评电报转发到团。让各团党委立即讨论表态，坚决打好下一仗。
　　这边正攒著劲儿准备雪耻，那边又把小紫荆山丢了。
　　10月6日夜，23师68团副团长韩枫（离休前为第二炮兵某导弹基地司令），率3营打下小紫荆山後，麻痹大意，下山吃饭去了，担任警戒防御的8连，连长也下山去了。下半夜，敌人突然又一个反击，把阵地又夺了回去。
　　南京《中央日报》迅速作出反应：《锦州国军反击克紫荆山》。
　　没及时封锁机场，耽误了两天，使敌人空运锦州两个团，若再耽误两天，空运两个师，整个攻锦计划也许就不得不改变了。而丢失了小紫荆山，部队不好运动，进入不了攻击地域，也会影响攻锦部署。
　　8纵这下子更吃不住劲了，政委邱会作火速赶到68团。当年8纵的老人说，邱会作有水平，有派头（很多老人在谈到“林罗刘”和他们的司令和政委时，都喜欢用这句话），很活跃。到68团，就召集全团干部战士和全师连以上干部开会，进行动员、训话。在山坡下野地里，讲了不到20分钟，嘁哩喀喳，没一句废话。讲明天拂晓後两小时，必须把小紫荆山再夺回来。
　　然後当场宣布，将68团团长和副团长撤职，8连连长枪毙。说这次先杀“两条腿的”，下次再出事就杀“四条腿的”（指骑马的）。韩枫在下边说了一句：无官一身轻。邱会作听见了，说：一身轻？你给我背大锅去！
　　邱会作就在68团等着，夺回小紫荆山才走，头发几乎全白了。眼角和眉心的纹络深且密，脸上总是笑呵呵的，使纹络愈发深而密。1。70米以上的个子，是那种“有钱难买老来瘦”的瘦。穿件黑蓝色中山服，一条海军蓝的确良裤子，一双东北人称之为“二棉鞋”的蓝呢敞口轻便棉鞋。走动时，双手有点像鸭子似的微微向後摆动。
　　不知底细，你会觉得他和如今街头庭院那些离退休老人没甚麽两样，而且是那麽慈祥、可爱。确实，他现在甚麽职务也没有，连党员也不是，实在是普通又普通了，简直就剩下一个“老头”了。
　　可他的名字叫“邱会作”。
　　他很健谈，而且记忆力很好。头脑清晰，思路敏捷，在采访的百馀老人中是一流的。谈起当年黑土地上的经历，眉飞色舞，滔滔不绝，极有形象，所谈情节，基本都可验证。
　　谈到紫荆山下这段时，他的小儿插言道：就这麽就把一个人枪毙啦？大过份了！
　　老人瞅瞅儿子：战争，那是战争！
　　又摇摇头，叹口气：枪响後，也就有点後悔。给个机会，让他戴罪立功就好了。那个连长是冀东人，冀东老百姓好哇……
　　站在今天望昨天，很多事情都是难以理解的。
　　朱瑞不朽
　　——东野名将录之九
　　义县是锦州的门户。它可以控制北宁路，维护关内外交通，是南下大军，特别是炮兵、坦克部队和後勤供给的必经之地。欲图锦州，必先取义县。
　　义县城墙高厚，工事坚固。一座座炮楼鼓凸在城墙外，里面有小炮，轻重机枪，每座都可以三面射击。城根还有许多暗堡。一条10馀米宽、近2米深的护城壕。壕外有几层铁丝网，铁丝网外，是地雷像秋後萝卜地的箩卜一样密密麻麻的雷区。
　　这样一座城池，加上天上有飞机，城内有炮兵，构成密集的立体火网，攻城部队即使人手一个炸药包，也是难以攻克的。
　　老人都说，义县和锦州攻坚，炮兵起了重要作用。那炮火之猛烈、准确，在黑土地和全国都是史无前例的。
　　主攻义县後，又在锦州担任重点突破的5师政委石瑛老人说，炮一响，那炮楼就一座座飞上天，剩下几座也没了模样。城门右侧被轰开个20多米宽的曰子，倒塌的城墙填平了护城壕，、梯子都不用架了。锦州也是一样，炮刚停，烟未散，部队就从城豁子冲进去了。
　　翟文清和黄达宣老人说，打彰武和文家台时，那炮火就够令人振奋的了，可和锦州根本没法比。那炮打得长那麽大头一回见到。共产党哪来那麽多炮呀，别说敌人懵门儿，、自己也有点懵。当兵就吃炮弹，在敌人炮火下挨打，这回算是翻身了。
　　范汉杰则从另一个角度谈了他的体会：
　　在解放军猛烈的炮火下，电报电话不断遭到破坏。我常到锦州车站北面的小高地楼上和锦州铁路局辨公大楼上的观测所去指挥，那里就成了解放军炮击的目标。炮战之猛烈为过去所未有。
　　後来我军炮弹接济不上，炮兵阵地已被解放军的炮火所控制，我军发了几颗炮弹後，解放军即集中火力向我军炮兵阵地及步兵阵地猛烈射击，士兵在壕沟里动也不敢动。⑵从出关时一个赤手空拳的炮校，到进关时金戈铁马的炮队，中国共产党这支最强大的炮兵在黑土地上的每个足迹，都倾住著朱瑞的心血。
　　漫山遍野“拣洋落”，小板凳一放就是炮校。四平撤退，炮校从通化搬到牡丹江。爬犁拖，大车拉，冰天雪地中，土八路的土炮兵学会了走。
　　怎麽打？过去是“大炮上刺刀”，把炮悄悄推到敌人眼皮底下，然後像守财奴数金币一样，把那几发“宝贝”放出去。若是没有打好，就拚死拚活往回拖呀，抢呀，有时连炮带人都交待那儿了。过去把这一概说成是八路的勇敢精神，其实很多时候是不得不如此。远战，间接射击，土八路不会打，打不好，炮弹落在自己阵地上的事情是经常发生的。三下江南时，有的纵队司令破口大骂：娘卖X的，不打敌人打老子，炮兵有特务！
　　攻打德惠，用了30个炮连。这是共产党在黑土地上的第一次炮兵大亮相。步兵振奋不已，炮兵自豪不已，都觉得这回能把德惠打平了。结果，四个步兵师东南西北各一个，四个炮团也不偏不倚一个师一个，再团营地往下分到连。各自为战，乱打一气，实施主要突破时，炮弹打光了。刘亚楼说：一人一套，这是发衣服呀？发衣服也不能乱穿一气呀！
　　一仗下来，对炮兵一肚子意见。再打仗时，有的就说：一边呆著去吧，别帮倒忙了。
　　毕业于莫斯科克拉尔炮兵军官学校的炮纵司令朱瑞，听著，记著，请教著，探讨著。有时也激烈地和人家争论。有话不说可不是他的性格。
　　步炮怎样协同？人力怎样集中？怎样压制敌炮？怎样伴随步兵冲锋？要熟练掌握一支步枪，对于农民出身的士兵，也不是易事呀！
　　“捡洋落”起家的炮兵像个学步的孩子，在黑土地上的风雪中摸索著学足、投步，踉踉跄跄，却是坚韧执着，充满信心地前进。
　　夏季攻势後，基本走上正规。冬季攻势开始後，看见炮兵，步兵远远地就欢呼起来：咱们的炮兵来了！交通堵塞，无论自己任务怎麽紧，也都赶紧给炮兵让路。
　　密集的火网中，用血肉之躯翻滚著去送炸药包——全世界都难找到一支军队，能像土八路那样喜爱自己的炮兵了。
　　凡是比较大的战斗，主攻方向的观察所和炮阵地上，都能看到朱瑞壮实的身影。那身影就是像他的性格一样活跃。阵地选择，兵力配置，主要火力点，他都要亲自观察、落实。部队突破後，经常要到突破口去观察炸点情况，总结经验教训。
　　义县城垣突破後，纵深战斗还在激烈进行，他就要到突破口去看看城墙厚度，多少炮弹才能打透，以便决定这种城墙究竟怎样打法更好。
　　走到城门前，踏中一颗反坦克地雷。
　　他是唯一倒在黑土地上的共产党高级将领。
　　10月3日，中央军委决定将东北炮兵学校，命名为“朱瑞炮兵学校”（即今“沈阳炮兵学院”前身）。
　　王振奎老人当时是炮校校务参谋。打义县时，他到阜新接引坦克部队去了。回来路上，听说朱瑞牺牲了，大家都不信。到义县证实了，大家都傻了，哭了。
　　老人一口一个“朱校长”。
　　讲“朱校长”性格开朗，活泼好动，没架子，有点像刘亚楼，讲“朱校长”有才气，有学问，有修养，讲话大家听不够，从来不骂人，是位学者型将军。讲学员毕业後，有的要到主力去，到前线去，有的嫌职务低了，闹情绪，“朱校长”一谈，都乐呵呵走了。讲“朱校长”一是一，二是二，实实在在，最讨厌大话、空话、假话。
　　（笔者看过朱瑞写於1944年的一篇《我的历史与思想自传》。这个“书香门第三代的地主家庭”的儿子，对自己人生旅途中比较大的事件，从对立三路线态度暖昧，“实有助于当时之立三取消农民游击队的错误路线”⑶，到在苏联学习时，“与教员之一的丽亚由师生进入到朋友，由朋友发展到恋爱”⑷，一概据实而书，可信可亲又可敬。不知当年是否都是这样写的——今天这样的文章实在是难以见到了。）。
　　又讲“朱校长”爱洗澡，每天都洗，行军路上在哪儿休息，也要用秫秸围个圈儿，弄两桶水从头上淋个痛快。冬天也是，冰天雪地洗冰水浴。大家都替他冷。除了这点“特殊化”，你就看不出他是“朱校长”。一家四口在牡丹江住一间房子。两个孩子的衣服，大都是大人旧衣服改的。南下临走前，有事去找他，两口子正在收拾行装，没一件像样衣服。
　　老人说，如今是上级参加下级的婚礼，那时正相反，都是参加首长的婚礼。有规定，新娘子可以和首长吃三天中灶或小灶，三天後，就和战士吃大灶。国民党是丈夫官多大，太太多大官，共产党可不，首长是首长，家属是家属，一家人两码事儿。那时那人那党呀……
　　“那时那人那党呀……”采访中，很多老人都爱说这句话，自豪中带著留恋和神往。
　　老人找出一张“朱校长”的全家福。照片上，朱瑞中等身材，很壮实，穿件列宁服，戴著眼镜，有点秃顶，抱著大女儿。夫人端庄、秀丽，两根尺把长辫子，怀抱小女儿。一家人笑著，笑得幸福、甜蜜。
　　老人流泪了。
　　第25章　　历史的大手笔
　　9月21日上午，十几辆吉普、救护车和卡车，鱼贯驶出双城镇，开进车站。一阵紧张而井然的忙动，一列停靠在月台上的列车开动了。
　　北上，到哈尔滨後又转东南，驶向牡丹江。晚上10多点锺，突然掉头西北，经昂昂溪南下。
　　挂在车厢里的五万分之一的地图，随著车身的颠簸震动著。林彪上车后，蓝丝绒窗廉就拉下了。电灯不大亮，作战科长尹健打著电筒。
　　金黄和火红的地平线，在湛蓝的苍穹下起伏。大地在昼夜轮回中，迅疾地後遁。
　　在南下大军念促的脚步声和车轮昂奋地转动中，历史向著黑土地3年战争的终点线，轰轰隆隆地冲刺。
　　10月2日情晨，“东总”专列到达彰武。一瞬间，历史在这里留下个“，”和那麽多文章。
　　两年半前，林彪曾在这一带“请主席头脑清醒考虑之”。现在，轮到毛泽东向林彪这麽说了。不过，毛泽东可用不著像林彪那样，把电报发走了还想追回来：
　　毛泽东看好关东
　　河北省平山县，紧靠滹沱河北岸的柏坡岭上，有个不到百户人家的小山村，叫“西柏坡”。
　　西柏坡因柏坡岭上的古柏而得名，因毛泽东而名闻天下。
　　穿著一套肥大布衣服的毛泽东，在国共两党的决战时期，在这里指挥了震惊世界的辽沈、淮海、平津战役。
　　黄金的黑土地
　　“喜看稻菽千重浪，遍地英雄下夕烟。”
　　1948年，被蒋介石通缉的毛泽东站在西柏坡岭上，心头也一定激荡著这样的诗情画意。
　　东流的滹沱河水，唱著世世代代唱著的那支古老的歌。掩映在树丛中的电台天线，日日夜夜唱著共产党人的《胜利进行曲》。
　　4月22日，彭（德怀）张（宗逊）野战军夺回延安。
　　5月17日，徐（向前）周（士第）兵团攻占临汾。
　　6月11日，许（世友）谭（震林）兵团收复曲阜。
　　6月22日，陈（毅）栗（裕）野战军攻克开封。
　　7月6日，陈栗野战军睢（县）祀（县）大捷，活捉国民党7兵团司令区寿年。
　　7月16日，刘（伯承）邓（小平）野战军攻克襄阳，活捉国民党15绥靖区司令长官康泽。
　　经过两年浴血奋战，共产党已由战略防御转入战略进攻，取得了全国战场上的主动权。国民党军队已由战争开始时的430万人，下降到365万，能够用于前方作战的只有170万。作战方针，也由“全面防御”，“分区防御”，变为以北平、西安、汉口、徐州、沈阳五大战略据点为支柱的“重点防御”。共产党军队则由120万发展到280万，所占面积为全国的1／4，人口达到1／3以上。
　　比这些数字更令人振奋的，是难以用数字表达的人心与士气的对比。
　　黑土地的形势更好看。
　　到1948年3月冬季攻势结束，国民党军队已被歼灭57万人。此时，尚有十四个军，四十四个师，加地方武装共55万人，但已被压缩在长春、沈阳、锦州三块互不相联的地区。人心浮动，供应困难，恨不能像冷兵器时代那样，挂出一块“免战牌”。与此相对应的，则是占共产党军队1／3还强的105万东北野战军和地方部队，占领地区为黑土地的97％，人口为86％。
　　一方孤城困军，把希望寄托在不知何时何日才能到来的援军，甚至是至今也未爆发的第三次世界大战上。一方大军踊跃，实力就像大地一样实在而又坚厚，金戈铁马，气吞万里如虎。
　　毛泽东说：林彪现在壮得很哪！
　　当初，毛泽东“一则以喜，一则以惧”。那“惧”，不仅是忧惧内战行将爆发，对内战前途也不能说没有忧惧。雄才大略的毛泽东，大概是未把自己当成神的。战争毕竟是实力的对抗。胜者王侯败者贼。
　　可现在，实实在在，毛泽东是今非昔比，壮得很得意得很了。
　　但这一切只是胜利的可能性，还不是现实性。国民党还控制著相当强大的战略集团，还有很大的战争能力。真正解决胜负，还得通过最後的战略决战。
　　在毛泽东的视野里，西北、中原、华东、华北和东北五大战场，1948年秋天，“稻浪”金黄、丰收在望。而丰饶的黑土地，则是秋色浓，来得早，熟得快，应该开镰收割的第一块高产田。
　　“专顾锦榆唐”“领袖”一词，包括这样的含意：高瞻远瞩，能够超越现在透视未来，指导今天走向明天。
　　毛泽东天才地预见性，在解放战争中，特别是在三大战役中，表现得淋漓尽致，无与伦比。
　　结果，蒋介石不得不再三改变他的战略方针，从内战初起的一年内“彻底消灭万恶之奸匪”，变成到台湾後的“一年准备，二年进攻，三年扫荡，五年成功”。毛泽东也不得不修改他的战略计划，把原定的5年打倒国民党，轻松愉快地缩短为3年。
　　辽沈战役的胜利，进攻方向的选择，是具有决定意义的一著。
　　1947年5月20日，毛泽东指出：
　　你们以八个师南追，希望能於夏秋雨季解决南满问题，争取於冬春雨季向热河、冀东行动一时期，歼灭十三军、九十二军等部，发动群众，扩大军队，该地共有人口一千五百万，为将来夺取长春、北宁两路，长、沈、平、津四城必不可少之条件。夺取两路、四城必须准备的条件有三：你们已在北满建立了强大根据地，解决了第一个条件；现在正向南满作战，估计不要很久，即可解决第二个条件，建立强大的南满根据池；第三步，还要解决冀热辽地区的根据地问题，⑸。
　　夏季攻势刚刚开始，毛泽东就提出“夺取两路、四城”的战略构想，打辽沈战役和平津战役的主意了。
　　1948年2月7日，毛泽东说：下一次作战有两个方向，一是打抚顺、铁岭、法库之敌；二是打阜新、义县、锦西、兴城、绥中、山海关、昌黎、滦县等池之敌。究竟打何地之敌为好，依情况决定。但你们应准备对付敌军由东北到华北彻退之形势，……对我军战略利益来说，是以封闭蒋军在东北加以各个歼减为有利⑹。关门打狗。
　　同年9用7日，又说：为了歼减这些敌人（指锦州、愉关、唐山诸点敌人——笔者），你们现在就应该准备使用主力於该线（指北宁线——笔者），而置长春、藩阳两敌於不顾，并准备在打锦州时歼灭可能由长、藩援锦之敌。⑺。
　　此前的几十封电报中，毛泽东始终注目“锦榆唐”。此刻，则明白无误地指出：不如置长沈两敌拎不顾，专顾锦榆唐一头为宜。⑻。
　　如列宁所说，战争是一种形式繁多、差别万千、错综复杂的事物。人类从事的任何活动，都不像战争给偶然性这个不速之客留有那样广阔活动的天地。军事科学不能成为精确的科学，原因就在这里。
　　在毛泽东那里，这门科学够精确的了。
　　当国民党在全国还处于进攻状态时，毛泽东就从黑土地上最早开始的反攻中，窥见到战略决战的讯号，当蒋介石被战争的迷彩眩惑得六神无主时，洞若观火的毛泽东，已经著手为明天的世界制造爆炸性的头条新闻了。而当这一切成为可能时，他就在早已看准的一个最敏感的地区，迅雷不及掩耳地投住最强大的力量。
　　范汉杰被俘後说：“这一着非雄才大略之人是作不出来的。锦州好比一条扁担，一头挑东北，一头挑华北，现在是中间折断了。”⑼站在西柏坡农家小院里的毛泽东，神了！
　　“中国出了个毛泽东”在林彪的踱步声中，可以听到黑土地历史的滚滚雷声。
　　毛泽东的脚步，翻覆中国、震动世界。
　　莎土比亚说：“有的人生来就是伟大的，有的人是经过奋斗达到伟大的，有的人的伟大是硬棒出来的。”
　　生来就是伟大的毛泽东，是经过常人难以想像的磨难和坎坷，成为令人倾倒的伟大领袖的。
　　毛泽东的伟大，集中地表现在他对中国历史和现实的把握和了解，特别是对于中国农民的透彻了解。他懂得农民在中国战争中的地位，非常清楚农民渴望甚麽，怨恨甚麽，并懂得怎样把这种渴望和怨恨转化为变革世界的行动，他的哲学像大地一样，深厚，实在，而且是绝对的中国特色，连没有文化的农民也一听就懂。这不仅因为他是农民的儿子，更在于他具有杰出的天赋。
　　如果，内战结果不是蒋介石跑到台湾，而是毛泽东避难苏联，人们一点也不会感到意外。因为蒋介石是那麽强大，一个强大的人变得更强大，本是理所当然的，算不得大英雄和男子汉。令世界目噔口呆的，是这一切恰恰相反。
　　战败的日本不向他缴械投降。“老大哥”斯大林让他向蒋介石妥协退让。偌大个世界，毛泽东简直应该称孤道寡了。毛泽东不听邪。他同蒋介石交手，又在朝鲜半岛同杜鲁门对抗。斯大林怕美国，毛泽东不怕。毛泽东疏淡的眉毛下那双慧眼，看透了中国，看透了世界，当然也看透了世界头号强国美国。杜鲁门无疑是世界上最有力量的人物，但杜鲁门不能为所欲为，他毛泽东能够。
　　如果人类评选男子汉（不分性别，而以作为大小论），1949年世界第一号男子汉，非毛泽东莫属。
　　古今中外，常有伟人率领一个民族崛起於世界民族之林。“中国出了个毛泽东”，世界就在震颤中，对东方这个古老的国度和民族刮目相看。
　　毛泽东“神”的地位，也就同时确立了。
　　据说，毛泽东在决定是否出兵朝鲜时，一星期没刮胡子，也不作声，作声时常常是发脾气。
　　西方的德林软件公司，对“美国出兵朝鲜，中国状态将会如何”进行研究。战争爆发前8天拿出了成果：中国将出兵韩国。七个字索价500万美元。美国对华政策研究室一笑了之。
　　美国以几百亿美元和数十万军人的代价，打了一场错误的战争，是因为它不了解毛泽东的性格，德林软件公司的成功，是他吃透了毛泽东这个男子汉性格中最本质的东西。
　　可毛泽东访苏时，却被斯大林晾在走廊里，等了几小时後才被接见。
　　（有志於为毛泽东立传者，千万不可忽略这个细节。）。
　　毛泽东在同蒋介石和蒋介石背後的美国交手时，已经同斯大林不动声色地较量过了。毛泽东大获全胜。大获全胜的毛泽东，此刻即便气炸肺，也只能像小学生渴见导师那样等著，忍著。他的国家亟需老大哥援助。倘若此刻可以拂袖而去，决定出兵朝鲜时，也就用不著一个星期不刮胡子了。
　　每个有志於民族腾飞的炎黄子孙，都不能不对中华民族近百年来的历史刻骨铭心。其中最痛苦不堪的，应该说是毛泽东了。几千年的大国，人口和国土的大国，只能任列强宰割，凌辱。毛泽东的天才赋予他一展宏图的伟力，却又为国力所束缚。天才与生俱来的并不都是成功和幸福，巨大的天才那痛苦也是巨大的。
　　毛泽东为一个民族立下了雄心壮志，并以他巨大的天才和魅力，唤聚起一个民族巨大的热情和献身精神。
　　在他做着看来根本做不到的事情时，他成功了，在他做著看来似乎能够做到的事情时，他失败。在一场劫难结束不久，他又让全世界大吃一惊：发动了“史无前例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
　　从共和国的国家主席，到功勋卓著的老帅，一个个竟那样轻易地从政治舞台消逝，直到从肉体消逝。在对应的另一端，林彪则像玩儿似的，由人而神而鬼。
　　这一切，都与毛泽东有甚麽关系？
　　在中国，在世界，毛泽东都不想接受“老二”的地位。可在一个民族的失声恸哭中，他给世界留下一个甚麽样的中国呢？
　　胜利和失败都是可怕的。巨大的胜利和失败尤其可怕。
　　绅士风度的英国人不讲良心。第二次世界大战烽烟刚息，就卸磨杀驴，把曾经拯救了一个民族的战时英雄丘吉尔哄出唐宁街，代之以写了本《幸运时刻的人》的艾德礼。
　　那位法国人引为自豪的战时民族英雄戴高乐将军，也是同样下场，任何人都属于特定的时间、地点、环境。一个杰出的经济学家，战时当个士兵可能完全不够格。领袖也是一样，各自属于各自的空间和时间，领袖和国家不能互换，和时代也不能互换。造就战时伟大领袖必具的才智和品格，在和平时期并不一定是人民所需要的。
　　无论中国人懂不懂得这个道理，礼义之邦的子民也决不会做出这种伤天害理的事情。即便再来一次“文化大革命”，人们也可能同样为曾经是巨人的毛泽东恸哭失声。
　　被割断了喉管的张志新那张千古悲愤的脸，在向历史诉说著甚麽？
　　再伟大的天才，也不能脱离其民族的历史而存在。
　　英国人信上帝，中国人信神。
　　神是历史的产物。
　　因而，神是悲剧人物。
　　林彪的“活思想”
　　丢了延安的毛泽东，在“流浪”途中，在临时首都西柏坡，和黑土地上的林彪电报往来，纵横辽沈大决战。
　　电报谈兵，也算中国共产党人一绝。
　　辽沈战役，用枪炮打了53天，用电报打了近半年。
　　林彪被魇住了
　　林彪在双城的青砖地上踱步，一颗心就像个钟摆，一会儿摆向长春，一会儿摆向锦州。
　　在“长春”和“锦州”上面，叠印看血红的“四平”。
　　如果锦州打成四平，黑土地上的共产党主力，就可能被国民党包了“饺子”。
　　1948年9月7日，“林罗刘谭”给毛泽东的电报”中说：
　　实际上还在去年就开始了大军进入冀热辽地区作战的战场准备工作。去年七月，子莘同志来哈尔滨时，东北局就提出了准备战场的各样具体问题，随後高岗同志的亲自到热河和冀东，以及今年克诚同志去热河工作，都是为了同时加强这一准备工作，此外，在去年冬天就开始了恢复郑家屯至通辽的铁路，以及重新修筑通辽到彰武的铁路，只是由於今年东北是五十年来所未有的大雨，致使通辽到阜新的铁路直到最近才完成。
　　1947年12月4日，林彪说：
　　明年作战，将主要依托冀热辽根据地，因此，该处的一切工作，尤其是群众工作，将有重大意义。⑽。
　　在南下北宁线这个问题上，应该说，毛泽东和林彪是英雄所见略同，凭林彪的才智，即便没看清这一点，或是没看透这一行动举足轻重的意义，毛泽东一点拨，他也不能不明白。
　　唯其如此，林彪才一反常态地举棋不定。
　　冬季攻势後期，卫立煌在沈阳集结20万重兵，眼睁睁看看辽阳、鞍山、营口、四平一个个丢掉，硬是咬牙横心，按兵不动。
　　形势在黑土地上明摆着：除长春、沈阳、锦州三坨敌人，无仗可打，要打，就是攻坚，就是大仗，就是恶仗，沈阳是重兵据守的“剿总”所在地，不可能先从沈阳开刀，只能在长春和锦州进行选择。
　　林彪先要打长春没咬定牙，後来南下也没横下心。
　　这可有点不大像林彪了。
　　他被四平那场血战魇住了。
　　扩大来的新战士，於战斗上有很大的问题，不能使他们打败仗，尤其是第一次不能使他们打败仗，这是对他影响最大，永远留下怕败的观念。所以，要打有把握的仗，最好是叫他们打追击与必胜的战斗。这样来一次就有了必胜信心。如果没有把握宁可不让他们打，这是决定他们部队一生的。⑾。
　　1938年林彪讲这话时是师长，如今“东北王”也当两年了。可在攻取坚固设防和重兵把守的大城市这门课题上，他还是个初学乍练的新兵，而且这个新兵第一仗就碰了个硬钉子。这一仗不可能“永远留下怕败的观念”，但在打下锦州前，却像噩梦一样魇著他。四平给他的印象太深了。四平给曾经信誓旦旦打了保票的参战部队的印象大深了。在黑土地上打过仗的人，有谁会忘记1947年夏天的那座血城呢？
　　林彪大讲攻坚战，打大据点，“四快一慢”，“四组一队”，“攻城军”，“爆炸军”。他是下了狠心和真功夫的，那成果也是丰厚的，但在这一切还未实践前，他心中是缺少底数的。唯一的那次实践就像盏红灯，在他脑子里那个不停转动的车轱轳上，不停地闪著不祥的警号。
　　毛泽东批评林彪从双城动身晚了。大军作战，确实有个“四快一慢”中的“慢”的需要。更主要的，是林彪还未最後下定决心。
　　黑土地上的3年内战中，林彪曾两次要避免在锦州打大仗。第一次对了，第二次错了。
　　古今中外，没有不讲“不打无把握之仗”的将军，但叫起真章来，在“有把握”与“无把握”之间，就不那麽容易把握了。
　　“诸葛一生唯谨慎。”林彪也把谨慎做为信条之一。纵观他一生指挥的战斗，除非不得已，他是轻易不违背这个原则的。
　　林彪首先选择打长春，是符合他的一贯作风的，具体动作起来，也是严格遵循这一原则的。刻意选择打过四平的1纵和6纵，首先进行试打，探探虚实，以求稳妥。
　　南下北宁线与奇袭威远堡门有某些相似之处，都是向敌人意想不到的要害部位突然袭击。应该说，这是善于运用智谋打巧仗的林彪的拿手好戏。而打巧仗，就不可能四平八稳，就要带几分冒险。不敢冒险的将军是平庸的将军。而比之“有把握”与“无把握”，在“不打无把握之仗”与“冒险”之间，是更难权衡、抉择的。林彪的冒险，是在把各种可能和意外，都尽量在脑子里那个车轱轳上轱轳出来的，再反覆轱轳出“把握”之後，才决定的。
　　眼下，面对一场更加威武壮丽的史剧，他完全有理由反覆思考，踱步。因为这是国共两党的第一次大决战，他是前线最高指挥官，但他是太谨慎了，把困难考虑得太多了，步子迈得沉重了。
　　他太专注了，太精细了。太专注了容易钻牛角尖儿，太精细了会变得婆婆妈妈，于是，对于黑土地上的最後一战，他就显得似乎有些小家子气了。
　　决战前的林彪也太痛苦了，为他的“活思想”烦躁、痛苦。
　　据说，林彪非常喜爱女儿林豆豆。平生唯一一次打女儿，就是在这个时候，把4岁的女儿踢了一脚。
　　有人说林彪“不打锦州打豆豆”。
　　这很容易使人想起四平撤退後，他在舒兰掀了李作鹏等人的桌子。
　　军事学术大研讨
　　林彪为难下决心而痛苦，毛泽东为林彪而焦灼。
　　这段时期，毛泽东给林彪的电报，有的文章说是“几十份”，有的说是“七十多封”，有人说是“83”封。林彪给毛泽东的电报，数字大体相当。
　　焦点在於战役应该首先从哪儿打起？
　　毛泽东瞩目北宁线。
　　打长春便于集结兵力，便于根据地支援。敌人增缓和突围，在漫长的600里范围内，也便于运动中歼敌。而且，打下长春，可以免除後顾之忧，便于集中兵力南下作战。可从战争全局分析，情形就不尽然了。蒋介石不撤退东北，10万大军被困长春是个原因。打掉长春，就会打掉蒋介石的一个包袱，为他打出退向关内的决心，从而保住一个比较完整的战略集团。这对共产党的通盘棋局是不利的。
　　林彪则属意长春。
　　4月18日，林彪、罗荣桓、高岗、陈云、李富春、刘亚楼、谭政致电军委，在谈了攻城打援的决心和部署後，说：
　　以上是我们的根本意见。其他意见亦曾深入考虑，均认为不甚适宜。我军和打铁岭或抚顺本溪或新民，敌均能立即组织三个师以上的兵力守，而集中十个师以上的兵力增援。敌增援距离甚近，又因辽河、太子河的妨碍，我军攻城打援皆不便。本溪与铁岭两点，如我军主力向该方向前追时，敌甚至可能暂时撤退，让我军扑空；如我军主力向义县前进，义县之敌必然自动撤至锦州；如我军攻锦州，则所遇敌人比长春强大；如我军等候敌人打通锦沈辽，则不知要等到何时，且即令敌人出来打通，但我主力一向锦沈线前进时，而敌必自动收缩，使我军扑空；如我军向锦州，唐山之线或东或平绥前进时，在敌目前采取放弃次要据点，其中兵力固守大城市的方针下，则必到处扑空，或遇四五个师兵力守备的城市。且大军进到那些小地区，衣服弹药军费皆无法解决。同时，东北战士入关，经长途跋涉，士气必降，逃跑必发生，在我主力南下情况，长春之敌必能乘虚撤至沈阳，打通沈锦线。如我军以很多兵力（如三个纵队）入关，沿途仍不易求小仗打，遇大的战斗（又攻占又打援）则又吃不消。而留在东北的部队，既不能打仗，又无小仗可打，陷於无用之池。故目前只有打长春的办法为好。”⒀。
　　毛泽东对周恩来说：瞧，一个“均”字，把我的意见否了。
　　4月22日，毛泽东在覆电中说：
　　“此次如攻长春，我们拟以新老八个纵队直接投入攻城，以两个纵队阻援。我攻域兵力与守域兵力对比，不到三与一之比，但即三与一之比，打援兵力则绝对是悬殊，故要攻城则不能同时打援。如敌不增援，我军在攻域中逐个争夺，消耗必大。能否维持消耗到底，而获得解决战斗的结局，尚无把握。有可能消耗到战斗末期，连队人数大少，无力续攻，使战斗出现僵持局面。届时敌增援，则可能与守敌会合。”
　　“目前对长春地形条件还不够具体了解，不知地形条件对我是否有利，须得实地侦察後才能看出。因此，我们对此战局无最后的确定见解。”⒂。
　　署名“李梁曹杨”⒃的电报”，在比较详细地分析了守城敌军的兵力、工事和战斗情况後，说：
　　经过我们仔细反复的考虑，认为目前作打长春除突破外要在纵深全歼长春守敌，占领该城的把握不大；如果打得不顺利，将付出很大的代价，其结果便我军有生力量遭受相当的消弱，仍难取得彻底胜利。而且全军中真能经受激烈巷战考验。战斗较强的尚不很多。但若有校长的时间付出较大的代价，亦有全歼长春敌之可能。
　　署名“黄赖黄”⒄的电报＊，全文如下：
　　据俘虏供称：长春敌军虽有十一万人，但持枪作战者不到七万人。今日各师首长会议初步研究，无论政治情况。敌之设防与敌我优缺点之比较，胜利把握，较大问题是打的方法问题。必须周到考虑并继续搜集材料再研究後详报。
　　试打一下，林彪和李天佑有点怯手。倒是黄永胜魄力不减，觉得“胜利把握较大”。而且，他谈到了“政治情况”。无形的士气对比，无疑是敌情我情中必不可少的一项。
　　朱德也加入这场大讨论。
　　6月3日，朱德在给军委的电报中，挺详细地谈了打长春的九点意见⒅，认为“长春还是可能打下的条件多”。
　　毛泽东在“基本同意”的同时，始终如一地注目著北宁线，再三提醒林彪在打长春的同时，必须做好南下作战的各项准备工作。
　　6月中旬，“东总”决定对长春实行“久困长围”方针。
　　7月20日，“林罗刘”致电军委说：最近东北局常委重新讨论了行动问题，大家均认为我军仍以南下作战为好，不宜勉强和被动的攻长春，⒆毛泽东挺高兴：瞧，又一个“均”字。
　　但林彪的“活思想”，并未彻底解决。
　　你一封，我一封，你来我往，电报大战。
　　各持己见，各行己见。毛泽东旗帜鲜明，几乎每封电报都不离“南下”这个主题。林彪苦思冥想，一个“均”字，又一个“均”字。李天佑和黄永胜等人怎麽想就怎麽讲，谁也不迎合谁，朱德更是话如其人。人人平等，人人都是人。
　　毛泽东有指示，有批评，有告诫，但绝无强迫命令：“你们如果不同意这些指示，则望你们提出反驳。”⒇林彪有照办，有反驳，有否决。明知不对毛泽东心思，仍然坚持自己的主张。
　　也有妥协，毛泽东同意打长春，是火候未到前的一种妥协。林彪的第二个“均”字，也不无妥协的成份。
　　谁也不知道毛泽东在口述或起草这些电报时，脑幕上是否问现过当初的“最後一战”和“保卫马德里”。谁也不知道林彪敢于违背毛泽东意志，执意坚持打长春时，是否想过那几封得意之笔的4A电报。我们能够真真切切看到的，只是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国共产党人实实往在的民主作风。
　　一场关于流血的政治的生动活泼的学术大研讨，百分之百的民主空气，绝对的“三不主义”。
　　辽沈战役枪炮未响，毛泽东已经打赢了。
　　毛泽东最终赢得中国，此为重要注释之一。
　　四寸4A电报
　　——4A电报之四
　　北宁线上，攻势凌厉。
　　辽沈大战，箭在弦上。
　　辽沈战役学术大研讨，旦以连珠般的4A电报进入高潮，并在高潮处画了个圆满的“。”。
　　林彪仍在犹豫
　　10月1日，“林罗刘谭”在给各兵团、独立师、各纵、师、各军区并报军委，东北局的电报中，在指出锦州敌军“战斗力不强”，“城内建筑物及工事均不甚强”，“但由于锦州是敌之重要战略基地”，“敌必拚命与我争夺锦州”後，说：
　　锦州之战有根大可能发展为敌我两军主力的大决战，我必须以最大决心拿下锦州并于攻击锦州遏程中准备打沈阳出援之敌和长春突围之敌，利用敌人脱离城市进至分散而无工事的乡村（每村能容兵力必不多我易打），我各部应按照前电所规定两条战术大量歼减敌人，使这一仗锦打援打突围战役，或为解放全东北有决定意义的战役。但这一战役必然是极其紧张、激烈与连续的作战，望各部抱定打大仗打恶仗的决心，准确执行命令，不怕伤亡，不怕疲劳，不因伤亡泄气，不因疲劳偷懒，要准备付出重大代价去争取这一战役的全部胜利。(21)
　　决定和气魄都够大的了。
　　第二天，“林罗刘”给军委的电报就变了味儿：
　　得到新五军及九十五师海运葫芦鸟的消息后，本晚我们在研究情况和考虑行动问题。估计攻锦州时，守敌八个师虽战力不强，但亦须相当时间才能完全解决战斗。在战斗未解决以前，敌必在锦西葫芦岛地区留下一两个师守备，抽出五十四军、九十五师等五六个师的乓力，采取集团行动向锦州推进。我阻援部队不一定能堵住该敌，则该敌可能与守敌会合，在两锦间敌阵地间隙不过五六十里，无隙可图。锦州如能迅速攻下，则仍以攻锦州为好，省得部队住返拖延时间。长春之敌数月来经我围困，我已收容逃兵一万八千人左右，外围战斗歼敌五千馀。估计长春守敌现约八万人，士气必甚低。我军经数月整补，数量质量的大大加强，故目前如攻长春，则较六月间准备攻长春的把握大为增加。
　　但须多迟延半月到二十天时间，以上两个行动方案，我们正在考虑中。并请军委同时考虑与指示，(22)
　　这种变化，在“东总”司令部《阵中日记》中也有记载：
　　10月1日的“决心”为：
　　北宁线上第一步任务己胜利完成，第二步拟夺取锦州，歼灭锦州守敌，并准备打沈阳西援之敌与长春突围之敌。(23)。
　　10月2日为：
　　（一〕正考虑下一步行动问题，一攻锦州，一攻长春。原定攻锦，因新五军增葫芦岛，恐一时难下，长春经三个月围困后易攻，但部队往返不易，又加拖延时间。
　　（三〕请示中央对下一步之意见，(24)
　　林彪在讲“不要勉强和被动攻长春”时，对于南下也是有些勉强和被动的。一是长春不是一个猛攻可下，“久困长围”不知要长久到何时。二是毛泽东执意南下，北宁线无仗可打，要打，也只有南下一条路了。
　　而南下，最可怕的就是把锦州再打成了四平。
　　所以，一会儿是“行动时间，须视杨成武部行动的迟早才能确定。”(25)一会儿是粮食问题，道路问题，雨具问题。不是条件不需要，困难不存在，主要是“活思想”还活著。
　　这个“活思想”也确实不是死的。
　　又4A电报
　　电报是2日晚上发走的，罗荣桓第二天早晨知道的。
　　罗荣桓和刘亚搂来到林彪住处，林彪眼睛网满红丝，正在吃饭。煮盐豆好像不是在吃，而是一个个往嘴里数。
　　林彪让座，两人坐下。
　　罗荣桓：“101”给军委发报，要考虑回师打长春？
　　林彪：准备一桌菜，来了两桌客，怎麽办？
　　罗荣桓：我们也调整一下，把围困长春和监视沈阳的部队向南调整一下，怎麽样？
　　林彪：援兵不止西面这一头，更大的是东南的那个廖耀湘兵团。
　　如果锦州久攻不下，两头敌人上来，这个风险太大了。
　　罗荣桓：从战役本身看，风险确实挺大。从全局看，是战略上的需要，冒险是值得的，军委一贯的思想是打锦州。再说，几十万大军突然拉回去……
　　林彪站起身，踱着步，问刘亚搂：参谋长的意见哪？
　　刘亚楼：还是应该打锦州，林彪踱了一会，叫来秘书，让他把电报追回来。
　　电报已经发走了——四个“A”，岂敢怠慢？
　　罗荣桓：马上发报，重新表个态，怎麽样？
　　林彪点点头。
　　三人讨论一下，由罗荣桓执笔写完电稿。林彪过目，作些改动。
　　又一封与昨天两个味道的4A电报。
　　但对那个“活思想”，林彪脑子里那个“车轱轳”一定已经转动起来，或是已经转出了路数。
　　据说，10月2日，林彪一夜没怎麽阖眼。
　　一夜辗转，钟摆究竟摆向哪里？长春？还是锦州？这是谁也不能断言的。不过，从第二封4A电报研讨情况看，应该说，那钟摆还是比较倾向於後者的。
　　可以断言一点，林彪肯定够痛苦了。不但痛苦，而且紧张焦灼。
　　因为眼下可不是一个“均”字，又一个“均”字的那个时候了。大军云集，兵临城下，历史的秒针每一下都是那麽严厉，紧迫，刻不容缓。
　　无论毛泽东将要说甚麽，从这一刻起，林彪算是解脱了。
　　电报发走又想追回来，这种事林彪在黑土地上至少干了三次。
　　就凭这一次，这位平素沉著、冷静，从不轻易表露感情的林彪，也磨叽得够水平了。
　　不像林彪的林彪，才是真正的林彪。
　　毛泽东连发两电
　　“林罗刘”这边研讨第二封4A电报，毛泽东在西柏坡收到第一封4A电报。
　　习惯夜间工作、白天休息的毛泽东，刚吃过安眠药睡下。刚睡下就被叫醒，毛泽东有点火，看了电报，火上浇油。
　　——这个林彪！……点支烟。
　　警卫员赶紧点烟。
　　毛泽东是有名的“烟鬼”，一天一至两盒烟。
　　（毛泽东如果不吸烟，“文化大革命”可能就不止10年了。）3年内战中，毛泽东只在重庆与蒋介石会谈时不吸烟。会谈十次，一支烟未吸。蒋介石不吸烟，此生如果两人有幸再见，毛泽东还会如此克制自己吗？
　　10月3日，两盒挡不往。
　　这当口，如果能像蒋介石那样有架甚麽“号”，毛泽东会不会飞到黑土地亲自指挥辽沈战役？
　　连发两封4A电报。
　　若是火候到了，大概毛泽东早就如此这般了。
　　4日凌晨，接到第二封4A电报，毛泽东长长吁出一口气：你们决心攻锦州，甚好，甚慰(26)。
　　有惊无险，白搅了毛泽东一场好觉，多吸那麽多尼古丁。痛苦的林彪，也拖累得毛泽东不得好过。
　　其实，即便10月2日《阵中日记》“决心”後面的“处置”栏里，写着的不是“各部队仍继续前进”(27)，而是“各部队停止待命”，这件事也注定是有惊无险的。毛泽东不可能同意回师打长春，林彪也不可能独断专行，但是，倘若两个“活思想”果真成为事实，林彪是照样再来次锦州撤退的。
　　“甚好，甚慰”之後，毛泽东回覆的电报中，“完全正确”，“完全同意”，“计划甚好”，“计划极好”，又恢复了10月2日前的字样和口气。攻克锦州後，毛泽东说：“部队精神好，战术好，你们指挥得当，极为欣慰。”(28)。
　　10月17日，毛泽东指示，下一步行动应该西进打锦西和葫芦岛。
　　林彪好像又犯了老毛病，19日建议回师东进，吃掉廖耀湘这条大鱼。
　　毛泽东立即覆电，“完全同意”。
　　刚吃批评，又唱反调，看准就说的林彪，也真够个性的了。
　　是打锦州打出了自信？那自信应该是毛泽东的。
　　那时候，毛泽东和林彪，整个共产党人万众一心。
　　林彪有几员得意的大将，毛泽东的大将更是非同寻常。林彪靠他们纵横黑土地，毛泽东靠他们打天下。而在黑土地和後来的平津战没，以及进军西南，毛泽东主要靠的是林彪。毛泽东再天才，单枪匹马也不能征服中国。毛泽东巨大的魅力，不仅表现在对流血的政治的透视和骂驭，还表现在对他的大将的了解和统帅。从井冈山到现在，毛泽东对林彪是深知其人，深爱其才的，当他由衷地赞叹著“甚好”。
　　“极好”、“完全同意”时，那心头，大概是免不了再叫几声“这个林彪”的。
　　“活思想”确是活的
　　“打仗是要有三分冒险的，一般说来有七分把握加上主观努力就可以投入战斗，就可以打胜仗，要想有十分把握才投入战斗，那就没有几仗好打的，那是打老爷式的仗，必然会丧失战机。”(29)。
　　同样意思的话，林彪在黑土地上可没少讲。
　　“此次锦州战役，可能演成全东北大决战，可能迨戍收复锦州、长春和大量歼灭沈阳出梭之敌的结果，”(30)
　　同样意思的话，攻打锦州前，林彪讲过几次。
　　林彪迟迟不南下，兵临城下又犹豫一下，就是因为充分看到锦州牵一发而动全身，“可能演成全东北之大决战”。
　　林彪的顾虑是有一定道理的。
　　关门打拘，狗能不跳墙？卫立煌和傅作义能不拚命增援？万一久攻不下，四平好退，长春易撤，锦州就难了。敌人两头夹击，交通线一断，即便部队能走，重装备怎麽办？那可是共产党千辛万苦积攒的家当呀！这些家当丢了，辽沈战役拖後一年不说，而辽沈战役一拖後，淮海和平津战役也就难提起了。
　　实际上，锦州未攻克前，这种前景始终是很严峻的。
　　31小时攻克锦州，国共双方都没有想到。对于大练兵效果，“攻城军”和“爆炸军”的威力，林彪没想到是有些失算。但是，对于敌人在战役期间犯的错误，那是事前谁也难以预见的。
　　如果廖耀湘出沈阳就直奔锦州，10纵会怎样？如果廖耀湘在东边打，塔山援敌士气会不一样，锦州守敌情绪也会受到影响，31小时能攻克？共产党两头忙火，还能那样从容？
　　然而，就像直到今天还有人说“八·一五”後确实可能会出现一个“和平民主新阶段”一样，林彪的“活思想”再有道理，也被前进着的历史否决了，将死了。
　　历史的大手笔是毛泽东。
　　退到松花江以北前的大手笔，是谁呢？
　　做人难？做神难？
　　第26章　　内战中的内战
　　沈阳。北平。葫芦岛。“美龄号”频繁起落，“重庆号”往来驰骋。
　　毛泽东和蒋介石，都想在锦州决一雌雄，住西柏坡的毛泽东，只能用电报做林彪的思想工作。
　　武装到翅膀的蒋介石，亲自与卫立煌等人面谈，还未开打，国民党自己已经乱套了。
　　蒋介石的难唱曲
　　蒋介石先要撤退东北——这正是毛泽东所担心的。
　　后来又要东西对进，决战锦州——这正是林彪所忧虑的。
　　蒋介石并不白给。
　　孙子说：“故知胜有五：知可以战与不可以战者胜；识众寡之用者胜；上下同欲者胜；以虞得不虞者胜；将能而君不御者胜。”
　　蒋介石丢掉东北，白白断送了一个精锐的战略兵团，正好犯了这五条。其中最关键的是上下异心，将不用命。
　　各吹各的调
　　从1948年2月起，蒋介石或派人与卫立煌商讨，或亲自召见卫立煌，反反复复就是一个主题：将沈阳主力撤至锦州。
　　蒋介石看得明白。
　　他要连这点也看不出来，後来大概不会把台湾经营成那样子。
　　打了两年，“攻”打成“守”。而且只能依靠战略城市重点防御，战略上的防线各个孤立。孤悬在黑土地上的一坨，更是岌岌可危。运输困难，大量增援已不可能。不能增兵，只有撤兵，保住一个战略兵团，还能缩短和加强防线。否则，只有白扔在那片让他丢尽脸面的遥远的黑土地上了。
　　从卫立煌到兵团司令和军长，都不同意一一这倒挺像林彪那个“均”字。
　　卫立煌说，共军占领了锦沈间的要隘沟帮子，河流解冻，道路翻浆，重武器和部队无法通过，出沈阳会被吃掉。蒋介石说，不撤，补给没法解决。卫立煌说，可以找美国顾问团帮忙。蒋介石说：“只要你对于部队补给有办法，也可照你的意见暂不撤往锦州。”(31)。
　　“东北新立屯与沟帮子各要点相继失陷，共匪紧逼锦州，沈阳更形孤立，国军若不积极出击，作破釜沉舟之决心，则沈阳二十万之官兵皆成瓮中之鳖。(32)”
　　蒋介石如此好说话，是忘掉了2月2日所记《一周反省录》中的这段话吗？
　　主力撤到锦州，等于放弃东北。这将在剧烈动荡的国民党内部引起什麽反响？又该怎样面对国际视听？当年丢失东三省，国内外人声鼎沸，如今再丢一次，“总统”和“委员长”面子往哪儿搁？
　　“接收”变成“撤退”，心头不是味儿没说的了。可长痛不如短痛，自己拉下面子总比被人打掉面子好。蒋介石看起来明白，说起来也能“破釜沉舟”，做起来就碍起面子了。
　　辽沈战役把“撤退”打成“决战”。
　　是退是战，蒋介石都是认定锦州这扇大门是绝不能被打开的。
　　9月30日，蒋介石飞到北平，与傅作义商讨，决定抽调62军、92军（後来只去个21师）和独立95师，海运葫芦岛，由17兵团司令侯镜如指挥，向锦州攻击。
　　10月2日，又飞抵沈阳，组织西进。
　　卫立煌等人仍是一个“均”字。
　　卫立煌力主守沈阳。他认为，出辽西背辽河、新开河和饶阳河三条大水作战，共军战术一贯是围城打援，太危险。锦州之围应由关内解决，与锦州部队会合後，出大凌河向大虎山攻击前进时，沈阳主力才能出辽西。“沈阳只有一套本钱，合则能守能攻，分则攻守两不成。”(33)“不能单独出辽西，这是真理！”(34)直到西进兵团行将覆灭了，他还坚持这个“真理”，要廖耀湘退守沈阳。
　　廖耀湘先赞同守沈阳，後来见不出沈阳不行了，就主张出营口。
　　在沈阳高级军官会议上，蒋介石说：
　　形势的发展，实在出乎吾人所料。锦州是东北我军的咽喉，势在必保，我此次来沈，是来救你们出去的，过去你们要找共匪主力找不到，现在已其中在辽西走廊，正是你们为党国立功的好机会，只要大家以革命精神下定决心，坚决服从命令，我想一定可以成功。今日惟有死中求生，如此战失败，则与各位再无相见之期矣！以住的失败，就在于不听我的话哟！……我已经60多岁了，死了没什麽，可你们还年轻，再不听我的话，一个个都让共产党把你们抓了去！(35)
　　敞为中国现代史上最大的悲剧人物之一，能说出这番实在话，只有蒋介石了。
　　蒋介石在黑土地上的知音，是热点中的热点的范汉杰。
　　10月2日，蒋介石问范汉杰，是否应将锦州守军撤到锦西。范汉杰“认为如能以锦州守军吸引解放军主力，而从沈阳和关内抽调两个有力兵团，在锦州地区与解放军作一次决战是一个好机会”。(36)结果，他连逃跑的机会都没了。
　　林彪的东北野战军突然出现在北宁线上时，陈毅的华东野战军已经发起济南战役。蒋介石顾不得东北，专务济南。济南丢了，才奔东北。东北忙活丢了，又去忙活淮海。淮海败了，又奔平津。丢一块放下一块心，最後把自己放逐到台湾去了。
　　一部50馀万字的《辽沈战役亲历记》，50多位败军之将，都把失败归咎于跑去了那个美丽的宝岛的领袖蒋介石。这很能使人想到第二次世界大战後，那些垂头丧气的德军将领写的那些垂头丧气的文章。
　　不光辽沈战役，国民党在整个大陆的失败，归咎於蒋介石都是理所当然的。
　　但在具体问题上，不应一概而论。
　　後备力量已经枯竭，大规模空运补给力所不及，东北已成死棋，卫立煌的“以不变应万变”不过是苟延残喘而已。退据锦州，和傅作义连成一体，不但能缩短和加强防线，且能把住大门，不使共军进关。
　　出辽西危险再大，也比坐以侍毙强。共产党先动手了，趁大门还未关闭，东西对进，两面夹击，也是没有办法的办法，也不能说一点希望也没有。“击灭共军主力”是不可能的，可打不赢，能不能打平？打不平，能不能突出去一部分？那个白给了的廖耀湘兵团，果真就是那麽白给的吗？
　　应该说，从“撤退”到“决战”，都不失为下策中的上策：应该说，卫立煌和廖耀湘若能及早出动，孤注一掷，以死求生，林彪是捞不到那麽大便宜的，还应该说，出辽西、出营口，守沈阳，这台戏怎麽唱也难唱。但是，三点中无论抓住哪一点，同心同德干到底，起码，国民党在黑土地上不会“稀哩哗啦”得那样快。
　　10月2日，南京《中央日报》发表文章：《历代据守长城防敌南侵今日国防危机仍在北疆》。11月2日，即辽沈战役结束这一天，《中央日报》发表社论《东北与世界的前途》，把共产党占领东北称为“十七年後的新‘九一八事变’”。
　　历代据守长城为防外族入侵，“九·一八”事变是日本侵略中国的开端。国民党故意混淆这场战争的性质（蒋介石曾多次鼓吹黑土地上的内战是“民族战争”），用心是再明显不过的。而对这场关东大决战将在全国产生什麽样的连锁反应，更是看得明明白白。
　　脑子并不是一团浆糊的蒋介石，却把这场命运攸关的决战搞成了一团浆糊。
　　也算一场军事学术大研讨。
　　权高势重，却不能推动部下向预定目标前进，这样的领袖算什麽领袖呢？
　　蒋介石被他一手铸造的官僚机器将死了。
　　“万岁”与“崩殂”
　　为了完成“东西对进，决战锦州’这个主题，蒋介石或个别召见，或集体训话，每次都大讲”黄埔精神”、“北伐精神”。
　　怒涛澎湃，
　　红旗飞舞，
　　这是革命的黄埔……
　　唱过这支歌的人，谁能忘记广州那个叫“黄埔”的小岛呢？三民主义。国共合作。“打倒军阀！打倒列强！”从珠江之滨唱到长江流域，人民箪食壶桨，大军势如破竹。
　　蒋介石尤其不能忘记黄埔。
　　据说，蒋介石在“通国陆军速成学堂”（即保定军校前身）学习时，一次上细菌课，一个日本军医官拿著一块泥巳说：这块泥巴能寄生4亿细菌，就像4亿中国人寄生在里面一样。19岁的蒋介石愤而向前，把泥巴扭成八块，指著其中一块说：这里有5千万细菌，就像5千万日本人一样。
　　“八·一三”上海抗战，蒋介石不惜血本，调集占全国军队1/3还强的73个师，而且全是精锐，顽强抗击。他自己不顾敌机轰炸，亲临苏州前线督战。
　　这里不想评价上海抗战在军事上的得失，也不想论述蒋介石在8年抗战中的功过。比之汪精卫之流，在民族危亡关头，要紧的是一颗男子汉的中国心。
　　而在像一部乱七八槽打斗片的中原逐鹿中，蒋介石就像个技艺超笔的武林高手。流血的不流血的双管齐下，大小军阀不是被收买，就是被干棹，打遍天下无敌手。抗战中那些听命於他的战区司令，近一半是他当年的对头。中国心固然举足轻重，蒋介石的魅力也不应低估。
　　动乱年代发迹的领袖，绝少庸碌之辈。有些文章把蒋介石说成是军事上的低能儿，那是把他和後来的毛泽东比较了。当初孙中山倚重於他的，主要就是他的军事才能。但蒋介石的才能，主要还在政治上。他是政坛高手，是阴谋大家，是权术大师。“智谋”与“阴谋”，是经常难以区辨的。正义的事业，有时也要凭借阴谋手段来完成。
　　红领巾时代，历史老师讲“八年抗战，蒋介石躲在峨嵋山上”，讲“蒋介石早年投机革命”。投机也好，革命也好，蒋介石当年确曾革命来着（不然，有些事情就讲不明白）。他赖以起家的那所军校，也确实有一种“黄埔精神”。
　　一种代表了那个时代潮流，充满朝气与活力的革命精神。一种救国救民、发愤图强的民族精神。一种不为官，不为钱，不要命的战斗精神。
　　其实，蒋介石不用讲那麽远，那个大轰炸期间的重庆就够辉煌的了。那些成千上万入川的人，如果留在沿海吃汉奸饭，日本人和汪精卫给的薪水是蒋介石的两三倍。没有一个盟国支持蒋介石，各个战场上传来的都是沮丧的消息，前途就像雾重庆一样渺茫。可他们宁肯把父母和妻子儿女抛在敌後，也要跟著他们的委员长来重庆吃炸弹。因为蒋委员长在抗战，抗战中的蒋委员长的脉搏，是和全民族的脉搏一起跳动的。
　　可如今蒋介石再讲起这些，就像个浑身掉渣的老太婆在那儿炫耀：瞧，我当年多麽漂亮！
　　产生蒋介石的时代已经过去了，“黄埔精神”早死了。不然，他会落到这步田地吗？
　　他驾驭革命潮流统一了中国，获得了一切。当他达到权力和荣耀的顶峰时，立刻就迅速而自然地跌落了。
　　这是蒋介石的悲剧，也是历史的“规律”，“一个领袖，一个政党，一个主义。”
　　大千世界，茫茫人海，谁没有头脑？谁没有思想？如此人间才冬暖夏凉，这般世界才日新月异。有人却要把人都变成木偶：“服从要到盲目的程度，信仰要到迷信的程度。”“一切都在领袖的脑壳之中，领袖的脑壳要你怎样就应该怎样，我们一切不必问，也不该问。只要随著领袖的脑壳去，你可以万无一失。”(37)。
　　世界上果真有这样的“脑壳”，4亿中国人情愿把脑袋当作吃饭的家什，跟著这样的“脑壳”正步走。可惜没有。没有就要思想，要思想就是罪过，就是“共匪”、“奸党”，就抓，就杀。“莫谈国事”——这就是蒋介石治下的“民国”。
　　一个人成了超乎一切之上的神时，神和人的悲剧就开始了。
　　人民苦到了极处，是因为专制到了极处，官僚腐败到了极处。
　　“有条（金条）有理，无法（法币）无天。”谁有条？谁有法？“国家”、“民族”挂在嘴上，都借革命营私取利，官越大本事越大。剿不光的共产党，因为共产党和人民站在一起。抓不尽，也不能抓贪官污吏。若是把贪官污吏都打灭了，蒋介石的天下不就垮塌了吗？
　　据说大讲“黄埔精神”的蒋介石挺廉洁。这倒不乏一种以身作则的榜样力量。可一个把整个国家都视为己有的人，还用得著往腰包裹划拉甚麽吗？
　　8年抗战，不能忽视蒋介石的中国心，也不应忽略这场民族战争同时也是他的战争。中国灭亡了，他给谁当“委员长”？
　　蒋介石当总统大庆大贺。他当总统与人民何干？谁当总统还不是他说了算？不就是把“蒋委员长万岁”换成“蒋总统万岁”吗？上层龙争虎斗，鱼死网破，“总统”总是会有人当的。中国从来不缺“总统”。谁当都一样。轻诺寡信，人民已经领教得大多了。人民关心的是好好建设国家过日子，不再骨肉相残窝里斗。可这样的总统在哪里呢？
　　孙中山听到“孙大总统万岁”时，说：“万岁”是封建皇帝的称呼，为了打倒“万岁”流了多少血？我要接受这个称呼，如何对得起先烈？
　　没人考证蒋介石第一次被呼“万岁”，是在何年何月何时何地。这位“万岁”当时是何种心情，也没有人能体味到。人们看到的，是蒋介石去世後两小时，台湾政府新闻局发布的公告，称蒋介石之死为“崩殂”。
　　一个未黄袍加身的封建帝王。
　　罗斯福对邱吉雨说：“与你同处在一个年代里真是件快事。”
　　邱吉雨说罗斯福：“与他进行会晤有如打开第一瓶香槟酒时那麽高兴。”
　　同为炎黄子孙的蒋介石和毛泽东，则恰恰相反。
　　从主义到性格都格格不入的两个强人的碰撞，构成了迄今为止的半部中国现代史。
　　蒋介石一生都在研究中国，最让他伤脑筋的，就是比他小6岁的毛泽东。越研究越没辙，气急败坏地对毛泽东发了一道“通缉令”，罪名是“妄图颠覆政府，其为内乱犯”。
　　毛泽东也在研究蒋介石，越研究越不把这个对手放在眼里。辽沈战役中，他在发往黑土地的一封电报中说：“蒋介石已到沈阳，不过是替丧失信心的部下打气。他讲些做些甚麽，你们完全不要理他。”(38)蒋介石临终前，一定恨恨地念念不忘毛泽东。毛泽东大概早把蒋介石扔脑後去了。
　　在他们的童年时代，中国政府对于列强的每次压迫都作了让步。
　　这就使他们都寻求和致力於民族的振兴。
　　一党领袖的毛泽东，连斯大林都瞧他不起，固然不是滋味儿。而中国合法的领袖蒋介石，在与洋人打交道时所受的窝囊气，甚至比毛泽东还多。就说令共产党忿恨不己的美援，蒋介石稍不顺情遂意，就可能被断流。1948年杜鲁门连任美国总统後，蒋介石致信杜鲁门：“支持国民政府作战目标的美国政策，如能见诸一篇坚决的宣言，将可维持军队的士气与人民的信心，因而加强中国政府的地位，以从事於正在北方与华中展开的大战。”(39)可以在中国人头上作威作福的蒋介石，在杜鲁门这位洋大人面前，却连这样一纸空言的面子都捞不到。
　　有着世界强国伟大历史的国家，经济实力却不如世界强国的一个零头，这是每个当家人都难以容忍的。
　　可抗战胜利後，蒋介石发动了内战。毛泽东则把“阶级斗争”这个“纲”，一直抓向了“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
　　在一个民主和法制不健全的国家裒，是很难孕育喜剧人物的。
　　卫立煌这条汉子
　　——战犯录之七
　　1948年12月5日，共产党宣布的43名国民党战犯，蒋介石当之无愧地排在首位，卫立煌名列13。
　　第三次内战，做为黑土地上的败军统帅，卫立煌基本上只是参加了个辽沈战役。若仅此就决定了这个“13”，那可是重了些。
　　悍将
　　蒋介石在黑土地上三易主帅，杜聿明、陈诚和衙立煌。陈诚应该说倾向於政界人物，杜聿明和卫立煌则是地地道道的将军。而杜聿明和卫立煌又有所不同，一为儒将，一为悍将。
　　从孙中山的卫士，到排长、连长、营长、团长、师长、军长、集团军总司令、战区司令，刚烈骠悍，没有官样，倒像个黑土地上的车老板的卫立煌，一直是国民党军队中最能打仗的将军之一。既是著名的剿共将领，又是=屏蔽广告=民族英雄。美国出版的《中国人名大词典》，说他是“常胜将军”。日军华北最高司令官香月清司，称他为“支那虎将”。
　　1纵、6纵、7纵的老人，一辈子忘不了四野21兵团司令员陈明仁。当年在鄂豫皖参加过第四次反“围剿”的老人，永远忘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防委员会副主席卫立煌。
　　1932年6月，蒋介石调集63万大军，进攻鄂豫皖根据地。8月，14军军长卫立煌到达黄安（今红安）附近。黄昏时分，红军一个奇袭，击溃10师31旅，直捣军部。卫立煌亲率特务连拚死抵抗。特务连武器精良，卫立煌个人还有几支当时国内少见的英式自动步枪。红军若不见伤亡太大，有些迟疑，再猛攻几分钟，卫立煌就用不著後来被宣布为战犯了。
　　地跨鄂豫两省的大别山中的险要城镇金家寨，当年曾是太平天国、捻军和白朗军的重要据点，现在是鄂豫皖根据地军政中心。蒋介石严厉催促向金家寨进军，各军皆畏思不前。卫立煌精心策划，率领一个师从小路翻山越岭，直扑金家寨。没想到红军主力已经西撤，少量守军也没想到“白狗子”会来得这麽快。
　　蒋介石正在为各部怯敌避战发脾气，听说卫立煌已经占领金家寨，大喜过望，亲去慰问。除给卫立煌巨额奖金外，还由国民政府明令，将安徽的六安、霍山、霍的和河南的固始、商城五个县的部份地区划出，以金家寨为中心建立一个新的县治，命名为“立煌县”。
　　国民党统治时期，以人名作县名者，除国父孙中山的故乡广东“中山县”外，只有一个“立煌县”。
　　一个将军能混到这份儿上，也算顶天够份儿了。
　　可“中山县”是一个民族对一位伟人的怀念，“立煌县”算甚麽呢？
　　多少士兵的血？多少孤儿寡母的血和泪？卫立煌的83师进驻金家寨後，三个月中，就捕杀900多红军和红军家属。
　　“立煌县”——一座血腥的黑碑，当为一切以打杀中国人为能事者戒。
　　现在，为蒋介石立下煌煌战功的卫立煌，要为民族而战了。
　　南京陆军大学学员可以选学一门外语。陆大特一期唯一带职学习的卫立煌，选学的是日语。有人学日语是为了当奴才，卫立煌学日语是为了打日本。他认为将来中国的敌人，就是一衣带水的日本。
　　“七七”事变时，14集团军总司令卫立煌立即致电蒋介石，表示对日绝不可软弱退让。7月底，北平危在旦夕，卫立煌请缨北上。
　　10月，抗战期间华北战场上规模最大，历时最久，敌我双方伤亡惨重的忻口战役打响了。
　　日军三个师团加特种部队，在飞机、战车和重炮掩护下，猛攻忻口。第二战区前敌总指挥卫立煌率军奋勇抵抗。
　　我军没有高射炮，敌机放肆轰炸，将右翼重点南怀化一线工事夷弓平地，占据灵山制高点。卫立煌立即命令18军31师反击。10年後在莱芜战役中被俘的国民党第二绥靖区中将司令李仙洲，率领31师猛攻一天，伤亡惨重。师长李仙洲胸部被打穿。
　　李仙洲失利，卫立煌集中五个旅，亲自指挥，兵分三路，趁黑夜拚死反攻，双方都怕炮火伤著自己人，只投弹，拚刺刀，甚至徒手肉搏。灵山得而复失，失而复得。中路兵团总指挥、9军军长郝梦麟，亲临前线指挥，不幸中弹。弥留之际，高呼杀敌。同时牺牲的，还有54师副师长刘家麒，独立五旅旅长郑挺珍。日军也有师团长和旅团长伤亡。
　　郝梦麟牺牲，卫立煌派61军军长陈长捷继任，平津战役打响前，林彪和罗荣桓写信，劝天津警备司令陈长捷放下武器。陈长捷覆信说：“武器是军人的第二生命，放下武器是军人之耻，”(40)现在，陈长捷打得更坚决。双方在南怀化南拉锯般厮杀，日军另一师团未增援上来前，始终未获进展。
　　粗线条的卫立煌有勇有谋，对日军战略战术早有研究。忻口战役初期，他就有过围歼坂垣师团的设想。忻口守军死打硬拚，确曾造成了这样的机会。可就在卫立煌准备从左翼发动攻击时，平汉线上的第一战区司令、“长跑将军”刘峙，一退再退，敞开了娘子关外的大门，日军以钳形攻势绕到卫立煌背後。
　　“支那虎将”再勇猛强悍，也没有三头六臂。
　　忻口撤退後，卫立煌黑了，瘦了，生了满身虱子——像林彪後来在黑土地上一样，脱光膀子抓。
　　1943年10月，卫立煌出任中国远征军司令。
　　1944年5月，卫立煌指挥远征军反攻。
　　5月11日至21日，20集团军强渡怒江成功。此举在国际上引起反响。发行量很大的美国《时代》周刊敞了专题报导，在封面上刊登卫立煌照片，题为《常胜将军卫立煌》。
　　在滇西的群山丛林中作战，对于卫立煌是个陌生的课题，反攻前，卫立煌对每一条攻击路线，都仔细地进行分析研究。他发现有条隐密的小路，就询问当地老人。反攻时，一支奇兵突然出现在日军背後，日军惊徨失措，吃了很大的亏。
　　滇西有5万日军，正集中精力对付英美盟军。在密支那的18师团，已被从印度向回打的新1军、新6军牵制，不可能分兵滇西。卫立焊决心以霍揆彰的20集团军为右翼集团，宋希濂的11集团军为左翼集团，集中力量攻击战略要地腾冲，全面转入反攻，蒋介石有些犹豫：敌前变更部署，关系重大，万一失败怎麽办？
　　卫立煌说：我负全责。
　　孙立人以他的骁勇善战和弗吉尼亚军校的文凭（应为“武凭”），受到英美的青睐。行武出身的卫立煌，则纯粹以赫赫战功而饮誉中外。
　　“以不变应万变”
　　1938年4月，卫立煌去洛阳开会，路过延安参观抗大时，抗大学生高呼：“坚决打倒日本帝国主义！……欢迎卫副司令长官！”“和卫立煌长官一起打到鸭绿江！……”
　　真的打到了鸭绿江边。只是不是打日本，而是重操旧业打内战。
　　不过，黑土地上可是绝对没有“立煌县”的。
　　蒋介石是把卫立煌做为一张王牌打到东北来的。
　　卫立煌的方针是：“确保沈阳、锦州、长春，相机打通北宁线。(41)”卫立煌刻意经营，准备大干一番。
　　首先是网罗旧部。他把原14军旧属陈铁和彭杰如找来，分别委为“剿总”副总司令和副参谋长。主动上门的，都予安排。对于有旧属关系的现职将领，则另眼相看。他能到东北来的一个原因，就因为这里大都是远征军的人，用着方便，他常说：大家都老朋友，我们共同努力。
　　蒋介石视浙江人为心腹知音，于是就有人考证自己祖籍不仅是浙江，而且是奉化。阎锡山那方天地更痛快：“学会五台话，就把洋刀挎，”卫立煌则是：“夜间出门不用问，合肥话当口令。”14集团军特务团清一色是合肥子弟，团长是个本家侄子，不光是一家将帅一家兵，长官部那麽多安徽官员，连保姆都是合肥女人。
　　应该说，这一切都是符合中国传统的。而做为“嫡系中的杂牌”，卫立煌也是能容人，善于团结不同系统的人。他到东北後，对杜聿明和陈诚的班底，一概留用。对张作相、万福麟、马占山等原东北军将领，陈诚视之为无物，他则侍之以礼，在这点上，职业军人卫立煌比陈诚更具政治家风度。
　　然而，卫立煌再有风度，黑土地这方天已是谁也无力再补了。
　　然後是大力争取美援，卫立煌任远征军司令时，常与美军将领打交道，颇得好感。战後作为马歇尔的客人，到美国考察访问几个月，又结交一些军界朋友。4月以後，各种装备源源而来，让林彪多发一笔美国财。
　　那次卫立煌参观完抗大，又去二十里铺看望平型关战斗中受伤的林彪。卫立煌想给林彪送点礼，没准备，临时凑600元觉得拿不出手，挺遗憾。这回补上了。
　　接著就是补充兵员，整训部队，构筑和加固防御工事。并亲到锦州、本溪、抚顺视察，大力督促各部抢购粮食。
　　都是为了一个“守”字。
　　卫立煌到东北是有条件的。一是蒋介石把党政大权全交给他。二是被陈诚丢掉的10万部队近四个军，要全部补齐。三是蒋介石同意由关内增派部队，充实兵员和补充装备。
　　从卫立煌的条件和蒋介石的允诺看，他们都想保全东北，蒋介石很快就变卦了。一是新立屯、辽阳、鞍山告急，再三电令卫立煌派兵解围，卫立煌无动於衷。二是全国战场越来越吃紧，根本不可能向关外大量增兵。而不向关外增兵，保全东北是不可能的。东北不保，华北难保。但东北迟早不保，与其被吃掉，还不如跑掉。而且这些部队都是精锐，有五大主力中的两个。就像林彪舍不得丢掉那些重装备一样，他是时刻都惦记看这点金贵家底的。
　　“以不变应万变”——卫立煌既应共产党的万变，也应蒋介石的万变。
　　卫立煌认为：“共军目前采用的战法是围城打援，我们绝不能轻举妄动，上其圈套，只有积蓄力量、固守沈阳，以侍时局变化。”(42)时局怎样变化呢？“美国人是坚决反苏反共的，沈阳系东北重镇，有战略价值，决不会坐视不理。现在东北问题，苏美等国利之所在，势在必争。第三次世界大战大有一触即发之势。”(43)不知道卫立煌访美时，美国人给他灌了些甚麽洋汤。反正在希望、并把希望寄托在“美苏必战”，并且是“美国必胜”的第三次世界大战上。卫立煌与蒋介石如出一辙。
　　卫立煌认为沈阳可以长期固守。一是各将领都赞同他的主张。二是工事坚固，有足够的守备力量。三是共军攻坚死伤必大，容易挫伤士气。共军在四平吃过大亏，信心不足。
　　当年卫立煌看望林彪，某种意义上只是长官对一位负伤部将的礼节性慰问。10年後，当年名义上的部将，成了黑土地上平起平坐的对手。他一定下功夫研究了杜聿明和陈诚的教训。他按兵不动，怕林彪打援，是有一定道理的。但在客观上，他走的却是一着死棋。
　　9月24日，蒋介石召卫立煌去南京，迫令出辽西增援锦州，并派参谋总长顾祝同到沈阳监督执行。卫立煌与顾祝同争吵，甚至赌咒发誓：“出了辽西一定会全军覆没，你不信我同你画个‘十’字（从前老百姓画押，不是签名，而是画一个”十”字）。”(44)果然不出所料，果真就能证明这种预言的完全正确吗？
　　克劳塞维茨说：“具有积极目的的企图引起歼灭性行动，具有消极目的的企图等待歼灭性行动。”
　　开头，彼此都怯手的。但毛泽东很快就促使林彪下定决心，积极果断地动作起来。而“以不变应万变”的卫立煌，“变”起来始终是消极被动的，等于为当年的115师师长创造建功立业的战机。
　　而在顶撞总统和手执尚方宝剑的总统特使上，卫立煌可比发走电报又要追回来的林彪痛快多了。
　　卫立煌也真是条汉子。
　　9月7日15时，“东总”在给“中央军委”的电报”中说：
　　继社会部关系获悉：
　　（甲）八月初卫匪在京，开於东北局势有如下检讨及决定：
　　（一）判断我军将於10月发动攻势，重点为锦州，对沈则采取围困办法。
　　（二）不放弃打通沈、锦线企图，但不轻举妄动，须应付我十月攻势。
　　（三）维持沈阳十月底，以观时局进展，原则上不放弃该城，但避免作长春第二，必要时对军队改为轻装，准备做运动战及游击战，重要物资机器计划撤退，不能运走者破坏之。
　　（四）尽量以长春牵制我之兵力，并已考虑长春最后突围之游击办法。
　　这个“检讨及决定”，显然带著蒋、卫之间的妥协色彩，但在“判断我军将於10月发动攻势，重点为锦州”上，是颇具眼力的。
　　可他们是怎样敞的呢？
　　卫立煌命令锦州兵站分监部的运输补给随到随运沈阳，储存的少数馀额亦应尽快运沈。范汉杰说锦州必须有一个基数的储存，沈阳主力即将撤至锦州，不必徒劳往返，给了卫立煌一个橡皮钉子。卫立煌认为打通沈锦线应由“剿总”负责，主要兵力汇集中沈阳。范汉杰认为锦州必须增加兵力，以准备必要时打通沈锦线。辽沈战役即将打响，范汉杰要撤退义县，卫立煌又是个不准，结果把一个很能打的暂20师断送了。卫立煌和范汉杰都大抓人事，总司令和副总司令互相掣肘。
　　蒋介石则以高超的平衡艺术搞政治搭配，将两人推荐的人选各取二分之一。
　　范汉杰任27军军长时，属于1战区司令卫立煌指挥的战斗序列。
　　怛范汉杰是胡宗南的人，常常不理卫立煌那一套。蒋介石是应该知道这种历史渊源的，却把这位陆军副总司令调来锦州给卫立煌当副手。
　　权术大师蒋介石的拿手好戏，就是制造矛盾，利用矛盾。倘若下边铁板一块，还怎麽控制呢？
　　内战中的内战。
　　卫立煌认为汉杰只听蒋介石的，就努力接近廖耀湘、周福成等实力派人物。5月初，廖耀湘等人奉卫立煌之命进京，本是陈述坚守沈阳的，却变卦了。一是见蒋介石决心撤退沈阳主力，二是决定成立西进兵团，由他当司令，魅力实在不小，卫立煌怕廖耀湘把主力拉走，坚决反对。
　　蒋卫相左，卫范不睦，卫廖又僵。
　　在国民党的关东这盘棋上，还有谁能比卫立煌、范汉杰和廖耀湘的精诚合作更重要的呢？
　　陈诚引咎辞职，蒋介石曾有意将东北和华北统一交傅作义指挥。
　　傅作义是个明白人，坚不受命，于是找来卫立煌。如今搬弄不动卫立煌，就想起他的爱将杜聿明，又要临阵换将。
　　全乱套了！
　　廖耀湘全军覆没，卫立煌坐在“剿总”大楼里，老和尚打坐般一动不动，一声不吭。
　　为吃粮，15岁就从军的3星上将，在想些甚麽呢？
　　范汉杰的“天职”
　　——战犯录之八
　　卫立煌竭力经营沈阳，范汉杰苦心经营锦州。
　　蒋介石和陈诚交给范汉杰的任务，是打通沈锦线，维持锦州、锦西地区的生产。
　　北平，沈阳。南京。博作义。陈诚。卫立煌。蒋介石，职业军人范汉杰四出活动，搞起穿梭外交。请调部队。交涉修复大凌河铁桥的器材，协商派人主持锦州和锦西的工矿生产，这边苦心经营，那边却在拆台：南京决定把锦州炼油厂和锦州化学合成工厂的设备，拆运湾了。
　　他仍然积极整训部队，构筑工事，一心要把锦州这扇绝不允许被打开的大门经营出个模样。
　　但他还是泄气了，与卫立煌的明争唁斗，使他寒心。他认为“将帅不和，不能作战”，陆军副总司令范汉杰，本来就不想当这个“剿总”副总司令兼锦州指挥所主任——谁爱往这个冰天雪地的火坑里跳呢？
　　8月2日去南京开会，他向蒋介石要求辞职。蒋介石不准，又找顾祝同。顾祝同不准，他就请假去台湾（家属住台湾）。台湾去不成，又去找蒋介石。蒋介石限他第二天回锦州，让空军司令周至柔派飞机送他回去，回到锦州又去沈阳找卫立煌要摞挑子，并建议以卫立煌的老部下陈铁继任。也是不死心，也是向卫立煌示威。老谋深算的卫立煌，还是那句老话：我们是老朋友，共同努力。
　　指挥东进的17兵团司令侯镜如，在回忆录中写道：
　　卫立煌当时对东北解放军冬季行动判断有错误。他认为东北解放军发动对长春攻势的可能性很大，理由是解放军主力在北满，长春已被包围；国民党军在长春虽然工事好，但粮食、燃料都困难；解放军进攻长春，交通补给条件都好等，他认为确保沈阳、锦州是没有问题的。国民党军主力都其中在南满；从北满到南满交通补给线长，同时，解放军大城市攻坚作战经验不足。现在的问题是要解决过冬的粮食问题。(45)
　　这与9月7日“东总”“社会部关系获息”不一致，但不排除这是卫立煌的真实判断。
　　范汉杰回忆道：
　　我以前认为解放军不可能从长春越沈阳侧面行动全力南下的。但八月底我回到锦州後，从长春、沈阳、新民、辽中各地先後得到解放军南下的行动情报，并有根多马匹拉的大炮在锦州、锦西间的东面涉渡大凌河，但确实的部队番号、人数终弄不清楚。(46)
　　他面对的，是共产党最强大的一支部队，是共产党有史以来最强大的一支炮队。
　　在国民党将领中，对共产党军事机器的强大威力，范汉杰领教得最早，体会得最深刻。
　　关东大门锦州只守31个小时，是怨不得范汉杰的。
　　范汉杰没去台湾，倒把妻子弄来一座孤岛。环绕这孤岛的不是迷人的蔚蓝色大海，而是死神的血与人之海。
　　9月末，锦州已是岌岌可危，他的高级僚属纷纷把家属送走，他还把妻子留在身边。一是借此安抚人心，二是自信锦州可以固守半个月，蒋介石绝不会放弃锦州。那时东西对进，不但锦州可保无虞，也是建立功名的好机会。
　　结果，西面只闻炮兵不见人，东面连用炮声增援的意思也没有，不过最终还是见面了，在一个最不希望去的地方，以一种最不情愿的身份会见的010月9日，范汉杰见势不妙，决定向锦西撤退。卫立煌好像专门与他作对，部队正要行动，来电命令固守待援。指挥所由铁路局移到银行，也躲不过冰雹般的弹雨。而他的弹药越来越少，10月14日中午，在林彪开始攻城两小时後，重炮炮弹即全部告罄。下午，各部电话时断时续，後来全部断绝。
　　当了九个半月黑土地“剿总”总司令，结束了卫立煌的军旅生涯。
　　“剿总”副总司令兼锦州指挥所主任范汉杰，也是九个半月。
　　卫立煌逃跑坐飞机，范汉杰和妻子用“11”号，范汉杰以军人的天职和不失军人风度的勇气和忠诚，成为黑土地上第一个被俘的正规军中将副总司令。
　　有人给卫立煌看相，说他的特点是“五小”（五官不大），是“大福大贵”之人。卫立煌不以为然：“我打仗都是用生命拚来的，不是老天爷恩赐的。说我福将，说得轻松，哪知道打仗的不容易啊！”(47)
　　老天爷给的也好，拚命拚来的也好，比起方面大耳宽额头的范汉杰，以及廖耀湖等人，卫立煌是够福将的了。
　　27章 怦然一声
　　锦城之畔古凌河，
　　烟雨微茫趣事多。
　　断雁落时迷旧浦，
　　钩船归去湿轻蓑。
　　沿堤细柳输青黛，
　　夹岸青山湿翠螺。
　　对影欲言犹未就，
　　无端诗句费吟哦。
　　明代诗人贺士咨在这首《凌河烟雨》中，为我们描绘了小凌河畔锦州城的山光水色。唐朝诗人常建的《吊王将军墓》，让人们看到的则是另一番景象：
　　嫖姚北代时，
　　深入疆千里。
　　战馀落日黄，
　　军败鼓声死。
　　尝闻汉飞将，
　　可奇单于垒。
　　今与山鬼邻，
　　残兵哭辽水！
　　自古被称为“山海要冲”的“咽喉”之地锦州，人民一代又一代伴著战乱过日子。明末清初40馀年间，这里经历90馀次战火洗劫。血红凌河水，骨白黑土地，与“山鬼邻”和“哭辽水”的，并不止残兵败将。其中著名的“松山大战”，为清朝入主中原，统一中国，扫清了道路。
　　3年前，战神从这里呼啸而过，在四平扑打了四轮後，终于又掉转头向这里俯冲下来了。
　　躲过初一，躲不过十五。
　　“关键是争取在一星期内外攻克锦州”
　　9月29日19时，“林罗刘”给军委的电报说：
　　现在，毛泽东和林彪开动机器，运谋划策，全力以赴地对付蒋介石、卫立煌和范汉杰了。
　　我们攻锦州的乓力，共五个纵队（三、四、七、八、九纵），又两个最强的师（5师和l7师——笔者）及炮兵与大小坦克十五辆。以一个纵队（十一纵），对付锦西之敌。以六个纵队（一、二、五、六、十、十二纵队）（缺两个师）打援。(48)。
　　毛泽东回电说：
　　决心与部署均好。(49)。
　　10月3日，部署有些变化：
　　以四纵和十一纵全部及热河两个独立师对付锦西葫芦岛方面敌两个师，以一、二、三、七、八、九共六个纵队攻锦州；以五、六、十、十三共四个纵队对付沈阳增援之敌，以大、小、新、老九个独立师，对付长春突圉之敌。(50)。
　　10月5日4时，毛泽东在电报中说：
　　攻城乓力亦可能不要使用到六个纵队，估计有五个纵队即够，尚有一个纵队可以作为总预备队，保证整个战役的胜利(51)。
　　林彪立即将1纵（欠3师）放到高桥一线，做为战役总预备队。
　　10月11日9时，毛泽东指示“林罗刘”：
　　“关键是争取在一星期内外攻克锦州。”
　　“你们的中心注意力必须放在锦州作战方面，求得尽可能迅速地攻克该城，即使一切其他目的都未达到，只要攻克绵州你们就有了主动权，就是一个伟大的胜利，”(52)。
　　今天我们很轻松地摘引这些文字，而当年的毛泽东和林彪再自信，再成竹在胸，也不可能是轻松的。
　　毛泽东在西柏坡一支接一支吸烟，林彪在虻牛屯一圈又一圈踱步，从锦州战役到辽西战没，两个军事天才高瞻远瞩，又精细缜密，互有肯定、否定，相辅相成，将一场震惊中外的战略大决战，一步步引人佳境。
　　帽儿山下
　　帽儿山在锦州北不到20里外，因山形像顶帽子而得名，站在“帽子”上，锦州全城及周围制高点，尽收眼底。
　　1989年11月2日，中央电视台“历史上的今天”节目中，荧光屏上出现了个叫中国人吃惊的镜头：林彪和罗荣桓身穿大衣，站在帽儿山上，手执望远镜作观察状。
　　有老人说，打锦州时林彪等人并未上帽儿山，电视上的镜头是1950年苏联来拍电影（片名好像叫《中国人民的胜利》）时补拍的。攻锦前不是没想上帽儿山，而是那段时间雾很大，上去也看不见甚麽。
　　10月7日，“林罗刘”和2纵、3纵和炮纵领导，到白老虎屯南山上看过一次。第二天，又和韩先楚等人，到帽儿山下帽山屯前高地看了一次。
　　关于指挥员要亲自看地形，林彪有很多论述。从闯进关东後准备在锦西打大仗开始，到四平保卫战结束前後，林彪经常注前线跑。那以後，他基本就是在双城看电报和地图指挥战斗了。这次非同小可，他两次上前线看地形。
　　“秋老虎”当头，正是“早穿皮袄午穿纱”的时节。
　　5师政委石瑛和参谋长汪洋（离休前为北京军区副司令员），钻在锦（州）义（县）铁路线上一节煤车下，观察义县地形和守军前沿阵地情况。
　　太阳闷乎乎地蒸烤看大地，屁股和脊梁被太阳和汗水烤炙得火燎燎的。路基和车上煤屑滚了一身，污水在脸上脏兮兮地冲出一道道沟。望远镜黏乎乎的，眼睛也黏乎乎地看不真切。两人看著，小声嘀咕著，汪洋在小本子上画著。200米外就是敌人，冷枪不时从头上掠过。警卫人员趴在路基下高梁地和草丛中，紧张地盯视著周围动诤。
　　——狗日的，弄得像从黑非洲来的。
　　正在组织包括汪洋在内的5师老人撰写5师战史的石瑛老人，斑白头发梳理得光光整整，老人斑挺多的脸上，大概每天都要抹点甚麽“霜”的。只是那“狗日的”之类，与那儒雅神态格格不入，却与当年的战地粗犷毫无二致。
　　当年人称“打仗政委”的老人，极有个性。
　　他是钟伟走後调到5师的。难得和政委和平共处的钟伟，却希望与他“搭伙”。他说：我来了，是你说了算？还是我说了算？
　　英雄惜英雄，却又一山难容二虎。
　　走到哪里都要说了算，和领导也要争个高低。他说，军人以服从命令为天职，但只会说“是”的不是好军人。官大不是理，官大不过理，谁说的对谁说了算。我就喜欢这样的部下。好说“不”字的人，很少有窝囊废。
　　老人说，要想说了算，就得让人说“不”，还得君子动口动手又动脚。战争是个巨大的综合体，由各种千差万别，千变万化的木质和非木质现象组成的综合体。敌情我情，敌我双方从精神到物质的实际状况，还有天候地理等等，都得心中有数。一片树林，一条小河，一道坡坎，一座独立家屋，有时都有重要意义。这些经常是地图上看不到的，都得注前跑。
　　东北的仗越打越好，地形看得好是重要一条。凡是能打的部队和打得好的仗，都少不了这一条。林彪很重视这一条，三下江南时部队到位置20分钟就跟你要正面敌情，就是往前边赶你。
　　攻坚战，看地形最重要的是选择主攻方向和突破口。
　　攻锦部队，组成两个主要突击集团，一个辅助突击集团。2纵、3纵、6纵17师和炮纵主力，加坦克团，组成北突击集团，由韩先楚统一指挥，担任主要方向的突击。7纵、9纵和炮纵一部，组成南突击集团，由邓华指挥，和北突击集团南北对攻。8纵加1纵炮团，由东向西，进行辅助攻击。
　　瞿文清和吕效荣等老人，认为主要突击方向选择不当。
　　北面是敌人防御重点工事坚固，主要兵力火器都摆在那里。这确实不符合林彪再三论述的“主要的突击应施於敌人战斗队形中最敏感最薄弱与有关要害的地点”(50)。但林彪还有论述：“在特殊情况下，也有直接夺取强点的，例如我们占压倒优势，或者有内应，或者有特殊的火器，可以一个袭击将敌要害夺取下来。”(53)。
　　瞿文清和吕效荣等人，是做为攻坚勇士，切身经历了硬碰硬的突破和纵深战斗，看到了大多的血。林彪是做为战役指挥员，纵横全局，并看好北面居高临下，炮兵阵地好，“以炮兵为主”，“以炮能发挥火力为标准”。(55)。
　　锦州北30里左右有处景致，山石犬牙交错，奇形怪态，多呈枯树状，故曰“丫把石山”（现改为“翠岩山”，名极高雅，却似不伦不类）。
　　丫把石山像座屏风，遮挡著西南侧不足百户人家的忙牛屯。小村庄山清水秀，村头兀立一座残破的烽火台，恬雅闲适中，令人遥想旌旗鼓角，遍地狠烟。
　　“文化大革命”中，丫把石山庙宇被毁，佛像遭劫，出家人扫地出门。忙牛屯却香火腾腾，成了黑土地上一处朝拜圣地，鼎盛时期每天达几千人。临走，必得在当年金寡妇家後院井中，舀壶“圣水”。如今，井台上的轱轳长满青苔铁锈，井口已被蒿草遮没了。
　　范汉杰被俘后送到这里，吃惊不小，林彪就在这里呀！？
　　直到廖耀湘兵团覆灭，“林罗刘”一直在这里指挥作战。
　　像双城一样，忙牛屯老人说，直到全国解放後才知道住在这里的是谁，当时只知道村里“来了大官”。而在山村老百姓眼里，一个团长，甚至一个连长，那官就够大的了。
　　“守配水池的都是铁打的汉！”
　　要在一星期内外攻克锦州，首先要扫清外围据点。
　　10月9日，7纵和9纵攻占城南炮台山、双山子、罕王殿山、朝阳堡，将女儿河南岸守军肃清：10日，8纵攻占城东大小紫荆山。百官屯，11日攻占北大营、八家子，一直打到锦州城东关，12日和13日，2纵和3纵在城北攻占合成燃料厂、团管区、师管区、配水池和大疙瘩，逼近城垣。
　　城中古塔隐约可见，锦州裸露了。
　　配水池位于城北约之里处一个高地上，与东面2里处的大疙瘩相呼应，可以控制锦义公路，为城北屏障。配水池5间房子大小，高出地面6米左右，伪满时代的钢筋水泥建筑，将水放乾，就是一座现成的堡垒，至今仍是个洪水处，里面水流哗哗。
　　风雨剥蚀，人工修缮，灰色墙体上累累弹痕依然清晰可见。正面墙璧上方，从右向左，用白灰写看“守配水池的都是铁打的汉！”每个字斗大个。被白灰涂抹过，没人指明，很难看清楚。左侧墙壁上方写著“配水池是第二个凡尔登！”“凡尔登”三个字一眼就能看出来，下边从左至右用白灰写著“毛主席万岁！”大概是“文化大革命”遗迹。
　　站在“凡尔登”下的蒿草丛中，李湖老人告诉我，以配水池为核心，不到半平方公里的阵地，有20多个永久和半永久性明碉暗堡，堡与堡之间有交通壕。坡下正吐著红缨的玉米地，有宽深各3米的环形外壕，有倒打火力点。壕外是雷场，还埋有电发火引爆的航空炸弹。
　　守军为暂22师1团2连。全连150人，是从全团抽调8年以上军龄老兵组成的。配属一个重机枪连，一个战防炮排。战斗打响後，兵力增加到一个加强营。
　　攻击部队，为3纵7师20团1营和3营。
　　12日6时40分开始攻击，18时攻克。
　　守军增援反击不下30次。团长王振威亲自指挥出击，当场阵亡。
　　战斗英雄、1营营长赵兴元组织发起最後一次攻击时，600多人的1营，只剩下26个人了。
　　不知他们站到我此刻的位置时，还剩下多少人。
　　只知道脚下都是铁和血，7师指挥所距前沿300馀米。师长邓岳和政委李伯秋拿看望远镜，一会儿看看东面8师包打的大疙瘩，再把目光对准自己承包的配水池。
　　——娘卖X的，又下来了！
　　邓岳恨恨地骂著，也不知骂的是配水池，还是大疙瘩。
　　黄昏时份，配水池打下来了，大疙瘩还在上去下来地拉锯。师长宁贤文又急又恨：娘卖X的大疙瘩，一天一夜打不下个大疙瘩！
　　大疙瘩原是个古烽火台，被风雨吹打成个大土包，老百姓称之“大疙瘩”。伪满时期，日军修筑个钢筋水泥大地堡，外面覆盖著近两米厚的积土，炮弹落上去像手指弹脑壳一样，24团3营伤亡大半，调上2营再攻。2营伤亡过半，又调上1营，守军为一个营，伤亡很大。火力一点儿不减，邪门了。
　　已是13日了，明天就要总攻锦州了。韩先楚也“娘卖X的”骂起来了。
　　嘴里骂著，脑子里转著。他跑到和大疙瘩在一条直线上的配水池，8倍望远镜里，看到大疙瘩後边有条暗沟，直通锦州。
　　——娘卖X的，鬼在这里呀！
　　20团1营和24团3营，都未能参加攻击锦州。
　　无论选择哪个方向为主要突击方向，那些从血泊中冲进去而活下来的人，对主攻方向提出质疑，都是可以理解的。
　　“死也要死在城里！”
　　各路攻城部队，一边紧张地扫荡外围据点，一边用大部兵力大挖交通壕。
　　至14日总攻发起前，各纵队都完成万米以上的交通壕，有的挖两万多米。一条条蛛网似的从攻击出发地推进到锦州城墙跟前。大军云集，地面上很少看到有人走动，既增加了攻击的突然性，又减少了伤亡。
　　锦州挖交通壕，是推广义县攻坚经验。
　　义县是推广5师经验，原计划，5师从义县西边突破。石瑛和汪洋转了大半天，认为还是西南方向好。炮阵地好，便于发扬人力。所忌千馀米冲击道路上的开阔地，全是沙土，可以挖交通壕。5师过去干过，虽未大搞，底数还是有的。
　　黄达宣老人说：交通壕都是蛇形的。步兵的1米多宽、2米多深，最前点距敌60多米，以敌人投弹扔不到为准。炮兵的能开进汽车，有的把火炮推到距敌百把米远。
　　夜里悄悄把部队带上去，头顶头，脚对脚，趴下就挖。从敌人眼皮底下往回挖，土朝面向敌人那边堆。一夜能挖出个大样，存住身，站往脚，白天加工，修理。我们连那段，先是块草地，後来是个小高地，都是风化石，不好挖。不好挖也得挖，认真挖，拚命挖，用汗换血，换命，换胜利。
　　范汉杰写回忆录，说他曾想反击我们，一看那交通壕就没了主张，只有拚命打炮。那炮打得够蝎虎，没白没黑地扔，伤亡不少人。
　　我们连长就是那会儿牺牲的，离我就几米远。我抱起他使劲喊，他一句话也没说出来。我这个副连长，就这麽当上了连长。
　　据说，攻锦州前，各纵传达林彪命令，传达到师：只准胜，不准败，完不成任务，杀头！
　　林彪没开杀戒，用不著。但这种说法，在黑土地上是史无前例的，在各级干部心理上产生的冲击也是巨大的，在节骨眼上真有人出了不该出的问题，讲话从不带“！”的林彪，杀个“四条腿的”也不是不可能的。
　　有人说林彪没这麽说，林彪不会说这种话。不管说没说，反正林彪这回算是狠上了。
　　“东总”从参谋处长到科长，能派下去的都下到各纵去了。那是不用像冷兵器时代那样，带柄“尚方宝剑”的。
　　各部队纷纷进行动员。
　　5师在师管区方向突破。14团从左翼突破，15团和师警卫营从右翼突破。13团和配属5师的10团为二梯队，随14团和15团跟进，打纵深。
　　分派任务时，师长吴国璋（抗美援朝牺牲时，为某军副军长）讲：你14团和15团要开不了口子，你13团和10团就给我上！谁有本事，谁是英雄好汉，谁就往裒打！
　　明明白白的激将法。
　　5师很多老人，都记得全师连以上干部会上，石瑛讲的一番话：这些日子，大家都憋著一股劲，还窝了不少火。有的说，咱打了义县，打锦州轮不上了，觉得吃了亏，有的说咱打下义县，有经验，还能让咱上。嘴上这麽说，心头也没底。现在大家知道了，打义县咱是主攻，打锦州咱还是主攻方向！咱5师是阵阵少不了的英雄好汉！
　　这是“林总”对咱5师的信任，是咱5师的光荣！这次打锦州用甚麽思想打？就是准备房倒屋塌，倾家荡产，把缸缸罐罐都甩进去，伙夫马夫都进城！死也要死在城里！死在城外是孬种，是笨蛋，不是咱5师的人！……
　　又一座血城
　　战争的飞轮催动历史的时针，“咔咔”地走向1948年10月14日。
　　西柏坡，毛泽东在屋地上踱步，周恩来和朱德在地图前凝视。
　　帽儿山前“东总”前线指挥所，披著大衣的林彪端立不动，刘亚楼手执话筒，看著手表。
　　笼罩在淡淡晨雾中的锦州城，幽远、神秘而又险恶。模模糊糊的土城轮廓後，不时闪亮团团火光，炮弹就像一群乌鸦向城外飞来。
　　没有鸟啾，没有鸡呜，没有炊烟，没有人影。漠漠的黄褐色的背景上，山峦，田野，收割的未收割的大地，在硝烟和颤栗中，愈发显得沉滞而又压抑。
　　秒针“咔咔”走向10点。
　　林彪点点头。
　　刘亚楼大声喊：开始！
　　900多门大炮齐放。炮弹出膛发出的强光，把太阳都摄服了，逼退了。深秋的大地上，烟尘冲天而起，迅即把炮群遮没了。锦州则成了铺天盖地的炮弹的弹巢，在巨大的连续的爆炸中，城塌堡飞，烟火迷漫。
　　往中华民族的历史上，同一地点，同一时刻，集中这样强大的炮人，还是第一次，坦克跃出隐蔽地，各路大军沿交通壕开始突进。
　　30分钟後，除8纵外，全线突破。
　　15日18时，战斗结束。
　　省府大楼下
　　3纵在配水池和大疙瘩中间突破。
　　土城墙被轰开道20多米宽口子，部队拥进去不远，就被辽西省政府人楼的火力阻住了。
　　如今这里是空军第三航校。座北朝南的四层搂，正面洁白如洗，背面砖墙上弹痕垒垒，院墙内外高大的杨树，肥大的叶十在薰风中沙沙作响，一扇扇打开的窗户里，传出电扇嗡嗡的转动声。当年每扇窗口都是个火力点，轻重机怆喷泻火焰，钳制着逶迤数里的城墙。从11点打到黄昏无进展，楼後坡坎上烈士遗体越倒越多。後来，主力都是从东侧爬墙向市区攻进的，楼上火力就向东侧射击。
　　天黑时，瞿文清的8连接到命令：两小时内拿下大楼！
　　照明灯一颗接一颗挂上天去，把一切染成惨白。在熄灭的瞬间，熊熊大火，炮弹出膛和爆炸火光，立即从黑暗中钻出来，满城血红，曳光弹漫天飞舞，像无数团巨大的红绒线在空中搅织。
　　美联社报道：锦州之战，于弹密集得在空中相撞，瞿文清老人说：大楼下是围墙，围墙外有地堡，地堡前百馀米有道两人多宽、深的壕沟，壕沟外是铁丝网。就这麽一层层往里炸，往里打，地堡里机枪往外打，楼上火力像梳子，楼里敌人不断出来反击。
　　都是93军的云南兵，个不高，挺凶狠，能打。连里有4挺轻机枪，营里配属两挺重机枪，全力压制，掩护爆破组轮番攻击。
　　攻到楼前时，楼上手榴弹像屋檐滴水似的往下砸。几个爆破组上去，不是负伤，就是牺牲了。正著急，新战士杨玉文爬回来了拿著拉火管（规定爆破手完成任务回来，要上交拉火管）乐颠颠地说：指导员，炸药放上了，准备冲吧！等了10多分钟，炸药也没响。再一看，炸药没有了，去营里取，只取回一包和一个命令：必须在规定时间内完成任务！
　　好歹就看这包炸药了。
　　几个人都要去。杨玉文更窝火，说甚麽也要再给他个机会。
　　我说：谁也别争了，这包是我的。
　　战斗结束清点人数，6个排长副排长剩个排副，20个班长副班长剩两个。打到这份上，再完不成任务，我这个指导员怎麽交代？连长年轻，打仗勇敢，但没经验。我在山东就干这个，一天书没念，摆弄炸药包可是大学生。
　　跟连长交代几句，就连滚带爬往前摸。死呀活的全没想，满脑子就是那栋大楼。从山东打到东北，从海南岛打到朝鲜，要害不要害，身上没少见血，可都没要命。这回更福气，子弹扑扑钻进身边士里，手榴弹在周围吐吐炸，硬没伤著。楼上敌人发现了，手榴弹冒著烟，羊拉屎似地往下掉。打完仗回去看看，楼下是个挺陡的坡，坡下是个坑，手榴弹都滚到坑里响了。当时是甚麽也不顾了，反正你不炸死我我就炸死你，有你没我。半道上捡包牺牲战士的炸药，到楼下又见到小杨没响的那包。三包捆在一起，检查两遍，导火索“时时”窜出蓝火苗，瞅一会儿才跑。也不知跑出多远，未等卧倒，爆炸的气浪就把我掀倒了。
　　这一仗，8连记集体两大功，得一面“军政双胜”锦旗。我立三大功，成为“战斗英雄”。
　　老人说：一个在战友流血牺牲中得到荣誉的人，是没有甚麽理由不谦虚、谨慎的。
　　当了美国总统的五星上将艾森豪威尔，当年从欧洲凯旋时，也说过同样意思的话。
　　天下竟有这等巧事：转战半生，如今瞿文清家那楝二层小楼，就座落在当年“省府大楼”左前方300米处。老人每天清晨起来，就会看到当年浴血厮杀的战场，想起那些活生生的前仆後继的战友……
　　老人说：往在这里，也好，也不好……
　　谁能体会出“也好，也不好”的全部含义呢？
　　请老人带我去看看那楝大楼。老人说行，得带上一封介绍信。
　　真的，若不带上一封介绍信，谁会想到这位其貌不扬，总戴顶草帽伺弄菜地的老人，是当年攻占这座城市的英雄呢？
　　每个时代都有每个时代的英雄。造就那种英雄的那个时代过去了，而能始终保持人的本色的人，是真人真英雄。
　　十八勇士
　　原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5师副师长罗印成，当时是8师23团3连连长。
　　这是个1。80米的关东大汉，白发，秃顶。两年前患脑血栓，行动不便。头一天联系采访，老人满口答应，却告诫我：你可得来真格的呀！再玩假的，可没功夫跟你磨嘴皮子。
　　瞿文清攻打省政府，罗印成攻打市政府。
　　下午3时攻到市政府前一个大院里，也就200多米距离，伤亡近半，天黑也未攻动。又调上两个连，半夜後才拿下来。部队向前发展，3连留下打扫战场，後送伤员和俘虏。
　　送不下去。右侧方一楝大自楼下有个大地堡，里面有个把连敌人拚命打怆，罗印成说：把它拿下来。有人（老人是讲出了姓名的）说：那不是咱的事。罗印成火了：就眼瞅著伤员流血等死呀？跟我上！
　　天亮也没打下来。最後一次，罗印成带著通信员顾士魁，从侧後摸上去，几颗手榴弹塞进去，只听那里面吱哇乱叫看，举出块白布乱摇晃。半截塔似的罗印成站在地堡上大喊：把枪扔出来！
　　大白楼上飞来一颗于弹，从右肩打进，後背穿出。他跟跄了一下，使劲撑住，一手执枪，一手高举手榴弹，，没等最后一个敌人出来，就栽倒了，参加这次战斗的18个人，被师里命名为“18勇土”，各记一大功。
　　有人是在敌人像羊群样被赶出来时，才不知从哪儿站出来，成为勇士的。
　　生活中确实存在著这种会“打巧仗”的勇士、英雄。
　　一只小碟大小的伤疤，像片肥硕的杨树叶子，深深地嵌在肩胛骨下。薄嫩的皮肤，皱纹就像伸展的叶脉：头上，腰间，腿上还有几处，每处都是枚“勇土”勋章。右大腿内侧一个伤疤，可以伸进半只拳头。那是朝鲜战场“留念”，逢上阴雨天，全身就痒，就痛，就把老人那颗心拽回到一个个火光血影的战地。
　　老人说：打义县时，3连伤亡大半，连长、指导员都牺牲了。战後杀猪，一盆盆猪肉炖粉条子端上来，谁也不吃，我带头吃两口，这时候大家狠狠地瞪着找，那心里大概不知操了我多少遍八辈子祖宗。
　　我是打义县后从2连调来的，排长提连长，现在的干部，动一个提一串。那时呀，连长提营长，再提起个连长，有几个？大都是伤了，亡了，才提起来补缺的。从班长、排长到连长，我都是接的烈士的班。那时候，当官可不是喜事呀！
　　打义县，打锦州，攻击时都是“三三制”。这办法管用。不然伤亡就更大了。
　　梁士英——董存瑞
　　5师突入城垣後，也被阻住了。
　　敌人利用铁路路基修筑起第二道工事，15团8连冲进突破口，一个连敌人扑上来，想把8连反击下去。冲锋枪啸叫著，钢盔和船形帽下，一张张变形的脸狰狞可怖。打倒一批，後面的还上。8连伤亡接二连三，手榴弹打光了，敌人也快扑到近前了，这时，一个战士飞身跃起，顺势甩过去一根爆破筒，一个班的敌人被炸飞了。
　　这个战士叫粱土英，是吉林扶馀县三岔河人。往家种过地，给地主扛过活，後来当了国兵。“八·一五”後参军，在攻打昌图和彰武战斗中立过功。
　　打退反击，部队正要越过路基向前发展，西边一座碉堡里，两挺重机枪打响了，趴在连长身边的粱士英说：我去。
　　他脱下棉衣，提起连在一起的两根爆破筒，揣上两颗手榴弹，紧贴著路基向前爬去。
　　子弹飞蝗般扫射，路基上尘士飞扬。每杪钟都可能死一次，他居然爬上去了，他躲在射击死角里，侧著身子，将爆破筒塞进喷吐人舌的射击孔。正要跳开，爆破筒被推了出来，掉在地上时时冒烟。抓起来塞进去，刚要松手，又被推出一尺多长。
　　这时，只见粱士英双手攥住爆破筒，将身子死死地抵在射击孔一声巨响。
　　2纵粱士英舍身炸地堡。
　　11纵董存瑞舍身炸碉堡。
　　在现为XX军的2纵采访时，军党史办公室负责人说：梁士英比董存瑞晚了140天，据说，1948年5月25日，11纵32师96团2营6连班长董存瑞，在攻打隆化牺牲後，有人认为董存瑞没带支架，用身体擎炸药，违反规定，不能算英雄。
　　据说，2兵团司令员程子华听后，说：这是英雄行为。
　　於是，英雄名扬天下。
　　“攻坚老虎”
　　共军在黑土地上最负盛名的几个王牌师，为1师、5师、7师、10师和17师。
　　1师“防御、进攻、野战、攻坚兼备”(56)。5师“以猛打、猛冲、猛追著称”(57)。7师“善于夜战及爆破”(58)。10师“防御战斗中有顽强的战斗力”(59)。17师“为东北野战部队中攻坚力最顽强之部队”(60)。一个“攻坚力最顽强之部队”，道出了“攻坚老虎”的特色。
　　这个美称，是在四平那座血城中打出来的。
　　纵深战斗13昼夜，炸药一车车连上去，又一包包送到目标上。重叠爆破，打下71军军部。“四组一队”，主要就是根据17师的经验总结出来的。
　　林彪不但踱出了“六个战术原则”，还非常往意研究、培养和发挥每支部队的特点。很多老人谈到“林彪三调17师”。一是四平，二是锦州，三是天津。都是做为预备队，在关键时刻和关键部位，把这只老虎放出去。
　　3年前，17师的前身山东7师，从山海关且战且退，未到锦州，已伤亡、逃亡近半，其狼狈不可言状。而今，当年的7师又回来了，阵容雄壮，气贯长虹，从精神到物质都“鸟枪换炮”了。
　　“剿总”锦州指挥所和6兵团司令部之间的铁路局，是锦州的心脏，“攻坚老虎”的任务，是待3纵打开突破口後，就猛仆进去剖腹挖心。
　　韩先楚左手伤残，五指不能屈伸。17师师长龙书金，左臂肱骨抗战时打断了，皮肉连著，不能活动。两人擎著望远镜，看看3纵先头部队涌进突破口。
　　龙书金：韩司令，该我们的了！
　　一个久经沙场的将军，是听不得别人的枪声的。
　　在这场关东大决战中最不好受的，应该是此刻正在高桥侍命的1纵司令员李天佑了。预备队，预备队，堂堂1纵只“预备”上个尾巴，一点也没劲儿地跑去沈阳放了几枪。结果，打天津时，17师跟著1纵突破打纵深，李天佑就想“独吞”。龙书金哪里肯让。“官司”打到刘亚楼那里。
　　只有一只好手臂的龙书金，话语不多，威烈严厉。他有的是心计，是专打硬仗的决心、魄力和勇气。有人说他是林彪的爱将。林彪当年有许多爱将（每个将军都有自己的爱将）。不管这些爱将後来怎样了，在黑土地上，他们是以骁勇善战受到部队的信赖和爱戴，得到林彪的青睐的。
　　龙书金和政委徐斌洲，随著他们的“攻坚老虎”一路突进，天黑时钻进一座大碉堡里，黑窟窿洞的，架上电话就指挥战斗。没想到，里面还有敌人。
　　轻重机枪刮风样叫，炸药包和爆破筒轰轰隆隆，震天动地。
　　17师轰开铁道上第二道防线，攻占重兵据守的神社。晚上11时左右，拿下了铁路局大楼。
　　现在是全国政协常委的徐斌洲老人说，攻坚，打巷战，最得心应手的武器就是炸药包和爆破筒。火光中，一条条街道、胡同，一座座碉堡和大楼前，到处都跃动著抱著炸药包，抓著爆破筒的身影。前边倒下了，後边再上。再倒，再上。我们的战士大勇敢，越杀越勇！
　　攻打神社时，49团3营7连战士刘万成，快冲上去时被打倒了。
　　後边的正要上，刘万成一跃而起，趁敌人转移火力的功夫，冲上去把爆破筒挂在了铁丝网上。原来他是故意倒下的。那个爆破筒冒一阵烟，却哑吧了。刘万成气得两眼喷火，光著膀子，也不躲避了，就那麽硬冲上去。敌人吓傻了，瞪著眼睛竟忘了射击。
　　“拒敌於国门之外”时，全美械装备的13军弄明白了共军的“大炮”後，立刻嚣张起来。如今，敌人算是被这“大炮”慑服了。
　　“攻坚老虎”越打越威风。
　　满城都是“攻坚老虎”。
　　2纵攻打税务局据点时，一次重量级爆破，将一个营守军全部埋在瓦砾下，7纵攻打锦州电影院时，第一次用150公斤炸药，只炸开一个缺口。最後将1000多公斤炸药装在车上，战士们头顶几层湿被推上去，300多守军全部炸死、震昏。
　　箭头是红的
　　城外大炮轰轰隆隆，城内炸药包和爆破筒轰轰隆隆。
　　2纵沿著中央、吉野、春日街和火车站，一路冲杀。3纵和17师两支箭头，在富士、立山、恭城、雾岛、妙义、红海、白梨、梅花等街，搅得个烟飞火腾。7纵和9纵以中央大街分界，沿著国利、民和、积和、榛名、庆西、桃林和杏花、菊花、丁松、白杨等街，卷起两路血火。8纵由东向西，直插北南两大箭头的对接点。
　　14日下午，弹药库和汽油库被炮弹击中。随著巨大的爆炸声，蘑菇状烟云被烈焰托上天空。一些人惊叫起来：原子弹！原子弹！美国扔原子弹啦！
　　太阳逃遁，月亮无光，大地震颤、热浪灼人。尸体与瓦砾堆叠，断璧与颓垣对称，天与地弥合，血与人晖映。
　　9纵27师是14日晚涉过女儿河的。
　　迎面大火熊熊，山峦、大地、河面一片通红，一排排炮弹落在河里，溅起满天血。
　　进到菊花街，师长和政委蹲在路边弹坑里指挥战斗。作战科长大声喊：王参谋，找间房子，设指挥所——快！
　　王继武推开几家屋门，没见到一个活人。前边有排房子，进去一看，一屋子女人，趴著躺著，一动不动，怎麽喊也不应声，也不知死活。一张张脸被火光映得通红，刻在他记忆中的却是煞白。後来得知，都是窖姐儿。出来撞上个大个子，浑身血糊糊的，用支长苗盒子敲打王维武肩头，让他“快冲”。好一阵口舌，弄明白是7纵一个营长。全营就剩他一个人了，打懵了，不知怎麽闯到这里来了。
　　王继武老人说：那一仗下来，老熟人一下子就没了那麽多。
　　黄达宣老人说，他带1连从车站东边两洞桥冲进去时，烈士遗体都抬下去了。路上都是帽子、鞋，血和碎肉红乎乎的，黏脚。
　　林彪面前那张地图，代表各纵队攻击方向的一个个箭头，都是红色的。
　　所有战役和战斗示意图，只要能够用颜色表示，共产党军队退却和进攻方向的箭头全是红色的。
　　确实应该用红色表示。
　　当所有红色都聚到同一点时，锦州这扇关东的大门，就抨然一声关闭了。
　　国民党在黑土地上的多米诺骨牌的第一块骨牌，倒了。
　　国民党在大陆上的多米诺骨牌的第一块骨牌，倒了。
　　注释:
　　⑴《毛泽东军事文选》，476页，⑵《辽沈战役亲历记》，75页。
　　⑶⑷《中共党史资料》，第9辑，242、232页。
　　⑸同⑴，454、455页。
　　⑹同⑴，57页。
　　⑺同⑴，472页。
　　⑻同⑺。
　　⑼《党史资料研究》，1986年第1、2期，25页。
　　⑽《林彪元帅军事论文选集》，155页。
　　⑾同⑽，75页。
　　⑿同⑴，496页。
　　⒀同⑴，459页。
　　⒁同⑴，466页。
　　⒂同⑴，496页。
　　⒃“李”为1纵司令员李天佑，“梁”为政委粱必业，“曹”为副司令员曹里怀，“杨”为参谋长杨尚儒。
　　⒄“黄”为6纵司令员黄永胜，“赖”为政委赖传珠，“黄”为参谋长黄一平。
　　⒅6月3日，朱德致电军委：
　　我看了李天佑、黄永胜两纵队的电，长春还是可能打下的条件多。1。敌人正规军不到六万，其他警察、宪兵、自卫志愿兵等二万八千人，正规军中只有两个师比较坚强的，志愿军中政治上要拚命，军事上是混杂的，比较差的，督战虽严，打混乱时即不生效。2。援军甚远，我军可以打援，即围城打援亦有利。3。敌守孤城，粮、弹、人的补充靠飞机，不能持久。4。我军兵力优势，後方接济便利，部队技术有相当的学习，有相当攻城经验，有相当的家务，如果有二十万发山野炮以上的主炮弹及重、轻迫击炮弹，炸药三十万斤，手榴弹二百万个，即可能打开。再准备伤亡三万以上的人。5。攻坚即强攻，打城军不在多，两个纵队及几个独立师能攻能防敌人反攻即够，其馀的可打增援部队。打的办法是用坑道为第一，用技术、炸药、手榴弹，抵近射击，以各种炮为主，以工事对工事，进一步巩固一步，做好工事再进，如攻到纵深处，将敌人分割或屁乱後，敌人坚强性即减少，也有可能投诚的。6。李纵攻过四平有经验，但遇著顽敌抵抗，即估计艰难些。长春与四平不同点，即敌士气不如以前旺，质量也差些。黄纵估计可能打开，即损失代价要大。7。攻城必须先有计划，收集各种专门炮、工人才，组织指挥所，必须要用攻城战术，实事求是地、一步一步地进攻，带一种学习态度，决不可性急。准备两月、三月打下，也算是快的。只要是土质城底，又无城墙，是可能打下的。8。再一种攻法是长围，在一定的圈子内，围死他，使其粮弹俱困，人心动摇时再攻，9。这两种攻城战术：强攻与长围。如有家务，可采取第一种。打久了第二种也出现了。如家务不大，攻一城将炮弹、炸药耗尽，一时难补充，则不如打野战。打长春要看家务大大小来决定。
　　⒆同⑴，497页。
　　⒇同⑴，469页。
　　(21)《藩阳军区历史资料选编》，166页。
　　(22)杨国庆，白刃著：《罹荣恒在东北解放战争中》，163页。解放军出版社（1936年）。
　　(23)(24)《阵中日记），1010、1012、1013页。
　　(25)同⑴，498页。
　　(26)同⑴，478页。
　　(27)同(24)，1013页。
　　(28)同⑴，488页。
　　(29)《毛泽东思想的光辉胜利——第三次国内革命战争回忆录》，159页。辽宁人民出版社（1961年）(30)同⑴，500页。
　　(31)同⑵，11页。
　　(32)廖盖隆著：《全国解放战争简史》，224页。
　　(33)(34)同＊，57、160页。
　　(35)同⑼，20页。
　　(36)同⑵，74页。
　　(37)荣盂源著：《蒋家王朝》，97页。中国青年出版社（1979年）。
　　(38)同⑴，479页。
　　(39)鸿呜著：《蒋家王朝》，295页。香港中原出版社（1986年）。
　　(40)黄侪人著：《将军决战岂止在战场》，100页。
　　(41)同⑵，241、242页。
　　(42)(43)同＊，47、48页。
　　(44)同⑵，14页。
　　(45)同⑵，242页。
　　(46)同⑵，71页。
　　(47)赵荣生著：《回忆卫立煌先生》，111页。
　　(48)(49)同⑴，499、476页。
　　(50)同(22)，167页。
　　(51)(52)同⑴，480、481、482页。
　　(53)(54)(55)同⑽，144、216、218页。
　　(56)(57)(58)(59)(60)《东北三年解放战争军事资料》，35、39、42、46、53页。
　　十、塔山!塔山
　　锦州南18公里处有座松山。明末清兵攻锦州，屯重兵於松山。明朝总兵洪承畴、洪承德率军13万，与清兵战於松山，败走杏山。这就是决定明亡清兴关键战役的着名的松山大战。清高宗诗云：“承德承畴皆背主，山松山杏尽连营。”
　　锦州西南30公里处有座塔山。清太宗崇德4年，睿亲王多尔衮曾率兵战於塔山。可在锦州这块旌旗变幻，鼓角不绝，遍地白骨埋刀枪的古战场上，这一笔实在太微不足道了。
　　黑土地上的最後决战，把塔山打成中国战争史上的名山。
　　第28章　　"拚命仗"
　　红领巾时代，就听说“林彪有3只虎”。这是不大确实的，起码在黑土地是不确实的。
　　在黑土地上，林彪有5只虎：1纵、2纵、3纵、4纵、6纵。
　　原来在塔山一线据守的是11纵、热河独4师、独6师和炮兵旅。10月4日，林彪把4纵这只虎，又放到了塔山。
　　《东北三年解放战争军事资料》中，这样评价4纵：
　　战斗作风勇敢，不太讲究战术，过去战役中叁加进攻及攻坚战斗较少，担任阻击、打援、防御之艰苦的战斗任务较多，叁战次数最多，干部战士伤亡很大，部队作战决心很顽强，不怕伤亡不叫苦，执行命令坚决，善於打阵地战，也能打运动战，在防御战斗中有顽强的战斗力。⑴辽沈战役中。打得最激烈，也最惨烈的，是塔山。打得最顽强，最硬朗，功劳也最大的，是4纵这只“塔山虎”。
　　“街亭虽小，关系重大”锦州是关东的门户。
　　塔山是锦州的门户。
　　一星期内外能否攻克锦州，关键在於一星期内外能否守住塔山。
　　林彪说：丢了塔山，要你脑袋！
　　塔山防线，东起渤海，西止虹螺山，约60馀里。从海浜到白台山20馀里，为4纵防栈。塔山村左右15馀里，为防御重点。
　　东面临海，为海军侧翼支援、掩护，提供了天然便利。南面大小东山和影壁山，为国民党占据，居高临下。守军阵地完全在陆海炮火射程之内，且阵地只是中等起伏，无险可守。但西边有虹螺山，攻方无法迂回，只能从塔山正面一孔之道通过，不能展开很大兵力。守军兵力火力则可以集中，并能组织强大预备队实施反冲锋。
　　3年前准备在这一带打大仗时，林彪站在虹螺山上，是不可能想到这场恶战的。但这里的地形，想必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这次磨磨叽叽不想南下，车到山前又要敲退堂鼓，他最担心的就是怕塔山堵不住。
　　塔山被突破，侯镜加的东进兵团，半天就能拥到锦州。侯镜如东进成功，廖耀湘西进可能就不再犹豫。两面夹攻，内外夹攻，整个局势就不一样了。
　　诸葛亮出祁山，失了街亭，罗贯中给摆个“空城计”，使他的逃跑成为千古绝唱。林彪要是去了没有塔的塔山。可没有空城计摆唱，弄不好只有拚命突围了。
　　毛泽东关注辽沈。
　　１０月１０日9时，毛泽东在给“林罗刘”电报中说：
　　从你们攻击锦州之日起，一个时期内是你们战局紧张期间，望你们每两日或三日以敌情(锦州守敌之抵抗能力，葫芦岛，锦西援敌和沈阳援敌之进度、长春敌军之动态)、我情(攻城进度、攻城和阻援之伤亡程度)电告我们一次。⑵林彪关注塔山。
　　10月5日，“林罗刘”在给4纵的电报中说：
　　你们必须利用东自海边西至虹螺山下一线约二十馀里的地区，作英勇顽强的攻势防御，利用工事大量杀伤敌人，使敌人在我阵地前横尸遍野……而使我军创造震动全国的光荣的防御战。⑶开头，12师在百户左右的塔山村放一个连，村後一个小山头上放两个连。纵队领导又看遍林彪电报，上面明确指出要防守白台山、塔山村、打鱼山岛和西海口一线。第二天又去看地形，发现塔山村虽然处在敌人火力之下，但与敌隔条30米宽的小河，便於发扬火力。而且控制着从村中通过的公路，并可直接威胁铁路，就像整个防线上的门闩一样。如果主要经营村後那个孤立的小山头，塔山村失守，敌人就会从小山头旁边绕过去，真可能当了那个失街亭的马谡。
　　“锦州之战有很大可能发展为敌我两军主力的大决战”，在塔山则要“使我军创造震动全国的光荣的防御战”。宏观上，林彪高屋建瓴，一语中的。微观上，做为战役指挥员，千头万绪中竟能看准塔山村这个“门闩”，对塔山重视可见一斑一一浓眉下那双不大的眼睛，也真够“毒”的了。
　　从10月10日凌晨开始，塔山恶战六昼夜。林彪主动询问和4纵主动报告的不算，仅一个12师，每天就要向林彪报告四次。
　　——守住塔山，胜利就抓住一半。告诉你：塔山必须守住！拿不下锦州，军委要找的脑袋；守不住塔山，我要你的脑袋！
　　据说，这样的话，林彪讲过不止一次。
　　一字一句，不紧不慢，不高不低，与平常没甚麽两样，好像完全用不看“！”。
　　沉默寡言的婆婆嘴，这一刻倒真有点“一句顶一万句”的味道。
　　其实，果真要用脑袋担保的话，林衫的脑袋首先是用塔出来保的。
　　蒋介石说：攻不下塔山，军法从事！
　　塔山一步走通，黑土地即便不活动起来，也能松动一下。
　　蒋介石挺有信心：兵力优势，装备优势，海空优势，弹丸之地的塔山，炮弹也砸平了。但也不敢掉以轻心。一是这些优势从来都是他的，战局却每况愈下。二是“街亭虽小，干系重大”塔山实在非同小可。
　　於是，“重庆号”乘风破浪，蒋介石两到葫芦岛。
　　10月13日。又下了死命令，限於明日黄昏前攻下塔山，否则以军法从事。
　　黄埔校长蒋介石可不像它的学生林彪，“军法从事”是经常挂在嘴上的。也真杀。抗战期间，从集团军总司令到军长、师长。被他“军法从事”不下10个。这次内战，也屡开杀戒。2月27日，49军79师师长文礼丢了沈渖阳南郊的白塔堡，蒋介石一封电报就没了命。
　　这回，蒋介石更狠上了。
　　只是他能杀谁呢？
　　东进兵团是真打的。
　　17兵团司令候镜如末到之前，由s4军军长阙汉赛指挥。这位曾率军强渡怒江，为中华民族抗战史，也为自己军旅生涯写下光辉一页的黄埔系将军，冒看炮火，亲自上塔山村对面的鸡笼山指挥战斗。总统府华北战地督察组长罗奇，也几次上阵督战。它是独立95师老师长，召集全席排以上军官讲传统，鼓励士气。几次攻击失利。他又决定以500万金元券一人的赏价⑷，组织“奋勇队”。
　　豁出钱了，也豁出命了。
　　陆地，空中，海上，炮弹、炸弹把塔山炸成一片火海。在整个辽沈战役中，塔山的炮火是最密集的。
　　炮击刚停，就成连成营成团往上冲，连长营长团长带头冲。
　　团长带头冲锋陷阵，在共产党中也不多见。号称“赵子龙师”的独立95师，更是不同寻常。一个冲锋队上来。全端着冲锋枪。再一个冲锋队上来，全是机关枪。一些头戴大盖帽的军官，像练就了刀枪不入的“金钟罩”和“铁布衫”，远远地冲在最前面，手中自动火器刮风般扫射。前面倒下後边上，一梯队垮了二梯队上，二梯队垮了三梯队上。
　　剩下几个人冲不动了，就把尸体垒成活动工事，钉在那儿，硬是不退。
　　4纵一些老人说，在东北还末见过国民党有这种劲头。
　　10月15日，即锦州城破这一天。侯镜如同时展开五个师兵力，拂晓时分摸到阵地前，漫山遍野发起集团冲击。在鸡笼山上督战的罗奇，见独立95师冲进村头，乐得挥舞马鞭子大叫：突破了！突破了！
　　所有攻击部队都被打残了。能攻善守，据说在华北从未吃过败仗，连一挺机枪都末丢过的“赵子龙师”，临走时，三个团只能凑成三个营了——也算闯了次关东。
　　54军、62军和独立95师，都先後突破过前沿阵地。後续部队跟不上，一个反击，不是被赶出来，就是被吃掉。除去指挥不当外，兵力末占绝对优势也是个原因。而塔山正需增兵之际，从烟台火急运到的39军，却因风浪太大进不了港。天老爷好歹开恩了，塔山之战高潮已经过去了。
　　不是将不用命，士兵不拚命，实在是国民党“气数”已尽。
　　虎啸塔山
　　 ——东野名将录之十
　　总叁谋长迟浩田任济南军区司令员时，在山东临驹听一位老翁唱了首抗战歌谣：
　　胡奇才，真勇敢，
　　带领八路打冶源，
　　打死鬼子三十三，
　　活捉一个翻译官。
　　原军委工程兵副司令员胡奇才，正在家中撰写塔山阻击战的回忆录。老人说，若不是迟总长把这首歌谣抄录给他，他都记不得了。
　　别人可都记得。很多老人谈到胡奇才的死打硬拚的狠劲儿。有人说抗战时在山东打小张庄，连攻几次末下，胡奇才火了，组织起党员和干部，集中全团号兵(有人说是找了帮吹鼓手)猛吹冲锋号，亲自率队往上冲。
　　有的老人说：谁要是叫胡奇才狠上了，不死也得扒层皮。
　　林彪把有准备的死打称之为“拚命仗”。塔山阻击战，就是一场举足轻重的典型的“拚命仗”，最需要的就是这种死打硬拚的狠劲儿。
　　塔山恶战六昼夜，4纵副司令员胡奇才，一直在前线坐镇。
　　一些老人说：胡奇才往那儿一坐，不用吭气儿，那威势就来了。
　　甚麽不用想，许进不许退，你就往死里打吧。
　　老人中上个头，宽肩硕背，方面阔额，粗旷豪放。一顶蓝呢帽戴在鬓发斑白的头上，步履带看明显的老态。自然法则却掩盖不住久经沙场磨砺的英武和威凛，使人想见当年的雄姿英彩。话语简洁果断，语声浑厚有力。
　　虎老雄风在。
　　胡奇才先在10师，後到12师，都是主要防御方向的师。
　　10日拂晓，打鱼山岛失守，西海口和塔山村侧後受到威胁。如果敌人从西海口登陆，不经过塔山，绕过高桥，就可直抵锦州。情况十分紧急。林彪打来电话。命令立即收回。正在10师的胡奇才，协同指挥，坚决反击，夺回了打鱼山岛。
　　11日，“林罗刘谭”电令胡奇才，到扼守塔山村的12师去。
　　师指挥所设在村後一个山坡上。在12倍望远镜里，葫芦岛码头上的兵舰，从兵舰上下来的部队上火车，火车冒着白烟正往这边开。渤海湾里的“重庆号”巡洋舰上，“重庆”两个字都能看见。舰上152毫米口径大炮炮口火光一闪，顷刻间，塔山地动山摇。
　　旁边沟里是炮阵地。炮阵地自然是炮击目标。出膛的炮弹，落地的炮弹，日夜轰响。不时有炮弹在附近爆炸，气浪阵阵扑拥进来。
　　面前，脚下，是一片火海。火海之中，双方进退腾跃，扑打厮杀。除了火光，就是炮声。後来，炮声好像也被火光吞没了。
　　不管甚麽时候，老人一想起塔山，眼前就会现出那片火海。
　　後来几次去塔山，他总觉得像置身火海之中，红光耀眼，热浪灼人。
　　胡奇才和师长江变元、政委潘寿才，站在火海之上观察敌情，分析敌我攻防重点和薄弱部位，组织部队顽强防御，适时反击。前沿几次被突破，援兵上不去，反击不及时，防线就可能被冲开。一点儿也疏忽不得。
　　炮火硝烟中甚麽不觉得，打完仗就不行了。送去医院，医生说再晚点就危险了——急性阑尾炎，差点儿穿孔了。
　　瘦削精悍的江变元，也是员虎将。
　　部队战前动员。他指着指挥所说：我看着你们。你们看着我。是死是活咱们在一起，是死是活就在这里，是死是活也要守住阵地！
　　他是个“烧锅”。军中多豪饮，4纵豪饮多。敌人上来了，他向警卫员一伸手，警卫员赶紧把酒壶递过去。敌人下去了，咕咚咕咚再灌几口。走到那里。警卫员忘了背枪，不能忘了酒壶。好汉武松喝十分酒就有十分气力，师长江变元喝十分酒就有十分猛勇。
　　今天也喝，是兑了水的茅台。他不干。医生说：兑水是保护身体，今天少喝是为了明天多喝。
　　攻锦州和塔山打援，无疑是共产党人威武雄壮的史剧。但是，要在这两个舞台上展示某位将军的雄才大略，却是困难的。因为一切都基本由毛泽东和林彪导演好了，各个方面军只要按照导演的意图。管好自己那一亩三分地就衍了。
　　大练兵中，4纵练的是攻坚，让这只虎镇守塔山，只是因为它当时距塔山较近，调动方便。而纵队副司令员到担负主要任务的师去，像副连长打仗带尖刀排一样，是惯例。没有命令，胡奇才也会这样做的。但“林罗刘译”一道命令，无疑是加重了此举的份量。
　　古人云：“地之险易因人而险。”
　　调来一只虎，再调一员虎将。无险可守的塔山之险，立刻就出来了。
　　“与阵地共存亡”
　　B-29简直是随心所欲，有时壕叫若俯冲轰炸，有时像表演杂技似的悬在空中，一动不动地倾泻炸弹。隐蔽在鸡笼山背後的炮群，密如蝗虫的炮弹带着骇人的啸音，呼拥而来，把半边天空都遮得昏暗了。从“重庆号”上发射的大口径炮弹，一发就打掉一个排。
　　整整六昼夜，不下10万发炮弹和难以计数的子弹。在弹丸之地的塔山穿织、飞迸、碰撞。
　　血火之中的血肉防线。
　　强中自有强中手
　　赵斌老人当时是营长，带领全营坚守白台山5号阵地老人说：我们上去就抢修工事。都是晚上挖，白天不能动。敌人炮火猛，见人就打。一夜修好，白天就打平了，晚上再修。大庙柱子拆下来，门板上去就摘，大树也砍。老百姓不让。政府说别管他们，砍。地方政府就在那儿办公，全力支援。
　　一天下来，一个连个把排就没有了。伤亡再大的。就撤下去休整。
　　我们那儿不是主要的，打得最凶的是塔山村和铁路桥头堡。我们在山坡上看得清清楚楚。敌人羊群似地往上攻，前边倒下也不理会。
　　後来组织敢死队，真它妈的敢死，10月天光着膀子往上冲，比小鬼子的“武士道”还凶，胆小点还真叫他们唬住了。战场上看不出孬种。
　　打得最激烈时，上边传下话，说毛主席说：4纵在，塔山在！这下子，大家更来劲儿了！
　　(1984年收复老山，攻打某高地，其部2连几次攻击末下。指导员说：同志们，党中央来电报了，说咱们2连是好样的，一定能把这个山拿下来！全连士气大振，一个冲锋上去了。)守塔山村的是12师34团。
　　12师是最早进入阵地的。工事未上顶盖，前沿未设置障碍，敌人就上来了，操家什就打。
　　第一次炮击，前沿工事就全被摧毁了。血肉随着钢轨、枕木和土石甚麽的，一次次飞上天去，平地犁松几尺土。
　　34团打了两天，将塔山村以东阵地交给10师28团。
　　张继磺老人说：13日打得最激烈。天未亮，那个“赵子龙师”就摸上来。铁路旁的高梁地帮了忙，哗哗响。当天就打光了，连根完整的高梁桔也没有了。抓两个俘虏，说今天无论如何要拿下塔山。向师里报告，师长说明天总攻锦州，今天战争一定很残酷，就看你们28团的了。我说，别说“赵子龙师”，就是把关羽、张飞都搬来，也没他们的便宜。
　　7点多钟全线攻击。双方不下500门大炮对轰，敌人打我们前沿，我们打他们纵深。硝烟末散，黄乎乎一片就土来了。放到50米左右，轻重机枪和小炮一齐开火，一枪能打俩。打得差不多了，河那边黄乎乎一片又上来了。晚上不打了，赶紧修工事，拖尸体。不拖不行，人多了，影响射击。
　　下午4点多钟。高家滩差点儿去了。那里一个连快打光了。我和团长鞠文义，带看4连、5连两个英雄连和一个警卫排去增援。我们的炮弹从头上飞过去拦阻敌人，敌人的炮弹在我们人群中光光炸，跑着跑着人就飞起来了。不到500米距离，倒下200多人。
　　高家滩里边是我们人，外边是敌人，我们在外边又把敌人包围起来。一场好打，双方团长都上去打。
　　那天，全团伤亡700多人。师政冶部主任何英(後来曾任外交部副部长)打电话问伤亡情况。我怕让我们下去，就说200多吧。他说不对，冲那下子就有200多。我说不管剩多少，反正我们不下去，有烟酒给点就衍了。话音刚落，烟酒已经到了。
　　我们几个团干部都是“烧锅”，我是“烧锅”加”烟鬼“。打仗不能没弹药，我们还少不了烟酒烟酒添豪气，从未醉过。1958年在武汉集体转业，三个人喝了6斤8两。退出车界了，再打仗不用我们了，不大是心思。那也没醉。现在可完蛋了，烟也戒了，酒也戒了，半两下肚就有点胡说八道。我们接收阵地时，34团3营不交。那个营长脸红脖子粗和他们师长吵：10师是主力，就拿”主力”牌子压人哪？主力算个甚麽？“主力”叫他们一辈子包下啦？
　　我们分配任务时也吵。1营、3营联合起来对付2营：连都是英雄连，还想打个英雄营呀？都成你们的了！
　　4纵这只猛虎，在塔山吼叫扑打。
　　1纵这只猛虎，在高桥虎视忱忱蹲着。
　　l纵几次要上，4纵坚决不让。
　　上来两只虎，功劳算谁的？
　　4纵老人说：四平那一仗，1纵打得有点不大行了，所以叫他们在後边蹲着。
　　l纵老人说：我们是东北第一纵，是从平型关下来的。有我们在後边蹲着，4纵和11纵胆气就壮了，敌人就害怕，硬不起来了。好钢要用刀刃上。这“东北第一虎”，不到关键时刻，怎能随便放出去了？
　　一种强者均见仁、见智、自豪、自信和幽默。
　　军功章与金元券
　　10日黄昏，炮声隆隆中，28团在8号阵地上召开士兵代表会，各连代表宣誓：
　　坚决响应林司令员号召，寸土不丢，寸土必争，打垮敌人数十次的冲锋，让敌人在阵地前尸横遍野，血流成河，创造英勇模范守备战例。⑸。
　　35团2营教导员许英牺牲後，6连2排在给团里的信中写道:我们全体同志把悲痛牺牲的教导员，五、六班长及烈士同志们的热泪一擦乾，放在剌刀尖和手榴弹上，变成千古不能忘的仇恨、刻在我们脑海里的教导员在临光荣牺牲前所说的：“六连守住，坚决打垮敌人！”的话，我们永远记住，坚决给他们报仇雪恨，不怕流血牺牲，到战场死打硬拚！报不上仇，至死不甘心。
　　因此我们全排向团首长要求艰巨的战斗任务！我们要剌刀见红，手榴弹开花，报仇立功夺奖状。戴毛泽东奖章。⑹。
　　30团4连2班长青永安说：我是富农成份，我要党在战斗中考验我，改变我的成份，吸收我入党I34团警卫连战士姜泽玉是地主成份。战前决心争取火线入党。他立一大功，入党了。
　　14日晚上，敌人攻击塔山村。坚守在前沿阵地的34团警卫连，已经四天没怎麽合眼了。指导员史升起对3班长说：你是共产党员，快带3班冲出去，给你记功！打退敌人冲锋，史升起头和胸部负伤，见排长左手负伤，趴在战壕里，就说：你是好干部。党这时需要你。快回去掌握部队，我给你记大功。战士孙保林负伤跑下来，史升起认为他还能战斗，就说：小孙，你不是要求入党吗？这正是党考验你的时候，你是英雄。你就回去！
　　普普通通，实实在在的政冶思想工作。
　　很多老人都说，那时共产党的模范带头作用，都是看得见，摸得看的。冲锋在前，退却在後，第一条是不怕死。平时，行军多背一支枪，到宿营地烧火做饭，给大家打洗脚水。饿了把乾粮让给别人，冷了把自己的衣服或被子披在别人身上。
　　老人们都把这句话挂在嘴上：那时候那党员哪……！
　　谈到理想教育，有的老人说他只在入党宣誓时，讲过一句“为共产主义奋斗到底”。讲得多的是“楼上楼下，电灯电话”，再就是“苏联”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好像苏联已经实现了共产主义似的。很多老人都谈到夜行军时，远远地看到城市灯火通明，都指点着，赞叹着，说一定要打进去看看。
　　看得见，摸得着的形象和理想，鼓舞看人们去流血、奋斗，成为勇士、英雄。
　　战後，12师34团被授予“塔山英雄团”称号，36团被授予“塔山守备英雄团”称号。10师28团被授予“塔山守备英雄团”称号，纵队炮兵团被授予“威震敌胆”称号。仅12师就有2026人荣立战功。
　　在辽沈战役中。4纵被授予荣誉称号和荣立战功的集体和个人，从数量到质量，都为各纵之冠。
　　战火密度与英雄密度成正比。
　　塔山阻击战中最响的名字，是28团1营2连指导员程远茂。
　　中等个头的山东汉子，粗扩标悍，一天书没念。战士不听话就“娘卖x的”骂，急眼了就动手打。领导批评他，他说打是亲，骂是爱，反正都是为他好，不然我吃饱了撑的呀？行军给战士背枪背背包，打仗豁出命也不丢伤员，战士对他像亲哥一样。转业到山东某县法院当院长，枪毙人让他签字，他说：枪毙他个X养的，签甚麽字？
　　“文化大革命”中批斗他，他和造反派对骂。受不了了，跑回当年的4纵。一报姓名，哨兵瞪圆眼睛瞅他谁不知道“程远茂”呀I可部队也不能总“窝藏走资派”呀。造反派觅到踪迹来揪他。临走，老战友都来送行。军长呀，师长呀，最小的是团长，吉普、轿子车一大溜，好像欢庄一位国家元首，把造反派唬得够呛。
　　程远茂带一个加强排，守卫铁路桥头堡。
　　桥头堡一直是重点攻击目标。14日这天，锦州大战，塔山大打，桥头堡也打得最凶。
　　“重庆号”上的大口径炮弹，大都落在桥头堡一带。工事都毁了。
　　炸上天的不用说了，埋在工事里拱不出来的，也都那麽的了。活着的，一个个满面焦黑。身上泥呀血呀火呀，眼睛红得喷火冒烟。
　　程远茂吼着，叫着，打着，来回跑着。不能用语言指挥了，他就拍肩膀比划。该反击了，他端着刺刀冲出去，大家见了都跟着往上冲。
　　有人说他有勇无谋，想必是有根据的。给他一顶“法院院长”的乌纱帽，让他去做古装戏中七品县太爷的本职工作，那是乱点“鸳驾谱”。但在这一刻，有谋首先需得有勇。没有勇气，不敢上，堆了架，或是冲动得红了眼，满脑子只剩下个“冲”和”杀“，即便长着个诸葛亮的脑袋，也守不住桥头堡的。不知打退多少次冲锋，弹药不多了，50多人的加强排就剩7个人了，撤下阵地後，7个人还能走能打，能吃能睡，就是甚麽也听不见，聋了，木呆呆，傻呵呵的。若不是另一条也是指导员的山东汉子迟久慕，带领4连冲上来，这样的7个人也没有了。如今，”塔山阻击战纪念馆”里，陈列若两枚手枪子弹，弹体裹着厚厚的绿色铜锈。那是程远茂准备留给自已用的。
　　後来，敌人的劲头就不行了。
　　15日下午，敌人攻击松山阵地。攻不动，趴在那儿不动弹。守在最前面的36团2连之班战士曾国考，灵机一动，喊起来：跑了！跑了！
　　敌人以为後边的真跑了，回头就跑，乱成一团。
　　很多老人都谈到国民党的督战队。4纵有的老人，还看到冲锋前敌军官在队前训话，手里挥舞著金元券。讲甚麽听不见，那意思是谁都明白的。
　　冲上去是金钱，退下来是枪弹。流血的政治到了这份儿，也算一丝不挂到家了。
　　共产党用的是军功章，是士兵家中分得的土地，是在土地上生长的人心。
　　士气是不能用怆口胁迫，也不能用金钱堆垒的。重赏之下的勇夫，勇气是不能持久的。因为冥冥中的那个世界用不著金元券。而我们後来把政治视为万能，“政治统帅一切”，“一通百通”，又能从当年这两种截然相反的历史现象中，得出甚麽样的联想呢？
　　老人们当年打土豪时，还有种革命行动“打菩萨”。这和後来红卫兵“打四旧”砸文物，似乎不能混为一谈，可能说一点联系也没有吗？”
　　任何社会现象都能在历史上看到影子，有时简直就是重复历史，或是变相重复历史。
　　第29章　　　西南有条河
　　塔山村西南有条河，河宽30米左右。当年睿亲王多尔衮在这里饮过马，得名“饮马河”。
　　以河为界，国共恶战六昼夜，更名“胜利河”。
　　大战期间，这里是尸山血河。
　　黑土地知道
　　——黑土地英雄谱之四
　　从程远茂到梁士英，生者与逝者，都是那个时代的英雄。
　　那些连姓名都牺牲了的人呢？
　　无名者
　　张继磺老人说：28团在塔山伤亡三分一，2连、3连、4连和5连伤亡最大，在三分二左右。其中，牺牲209人。这209人是掩埋的数字。有的炸飞了，遗体找不到了。
　　张继磺的夫人王敏芝老人说：塔山打仗时，我们後勤在高桥。28团3营长季向蒙来了，说打把扑克吧。我说，你没看我们忙的这个样儿吗？他说：玩一把，就一把——我们今晚就上去了。我们几个人赶紧陪他玩。走後再没见到，有人说他牺牲了，有人说他负了重伤。打完仗，4连司务长来领菜金，进屋就哭，说谁谁炸没影儿，谁谁成“饺子馅”了。
　　胡可风老人说：我那个连，四次打得差不多了。第一次是四平保卫战，140多人剩40多人。第二次打昌图，190多人回来28个。第三次是打完彰武又打文家台。数字记不住了，伤亡也是一大半。最後一次是打义县吴家小庙。200多人剩18个；干部就剩个副指导员，是我现在的亲家公。
　　这种情形是很普通的。凡是能打的连队，都有几次打得“差不多了”的纪录。一个连打剩几个人，补上还能打，还是英雄连。作风在，连队就在。
　　李兆书老人说：“八。一五”後组织“反攻团”，各地动员叁军，动员一个连就当连长，动员一个营就当营长。我当时是泗沛县六区治安股长，动员了一个连，200多人。出趟关再进关时，就剩8个了。这8个大都是15岁左右的小鬼，不是在医院当护理员，就是给首长当警卫员，这麽剩下来的。1950年3月苏北发大水，部队拨一批粮食救灾，我回去一趟。乡亲们都跟我要人，说你把我那孩子弄哪去了呀……
　　1986年5月，当年冀东16军分区一些老人在北戴河聚会，座谈闯关东攻克山海关战斗。老人们像当年从战场上下来一样，见面就说：“你还活着呀！”唠着唠着，就泪水吧嗒的了：“文化大革命”中，谁谁被打死了，谁谁被打残了，谁谁离婚了，孩于也带走了……
　　“打败了日本狗强盗，消灭了蒋匪军”，还要过“文化大革命”这一关！
　　《东北三年解放战争军事资料》写道：
　　东北的部队在出关时不超过十一万人，二万干部(党、政、军干部在内)，全数不超过十三万人，在三年的解放战争中，歼灭了敌人一百零六万馀人，自己发展壮大为一百三十万馀人，三年来东北的人民以一百四十四万五千九百零九人的子弟叁加了人民解放军，三年战争中我们俘废了敌人六十四万九十六百卅人，如果以三分之一的俘虏(廿万人)补充了我们部队，加上出关的十一万，则我军全部实力的最高额为一百七十五万五千九百零七人，三年的解放战争，我军伤亡卅万零一千零七十九人(其中伤十九万四千八百一十三人，亡五万五千四百卅九人，被俘失踪五万零八百二十七人)，在十九万四千八百一十三人伤员中有百分之三十成了残废(折合五万八十四百四十四人)，百分之四在医院死亡(折合为七千七百四十四人)，总计战亡，失综，残废，死亡合计为十七万二十四百馀人，因此负伤归队的人员只有十二万八十六百廿五人，在一七五五，九零四(底为1755907——笔者)人中减去现有一，三二七。七一四人，则尚应有四二八，一九三人的差数。除去战死、失踪、被俘、医院中死去和残废等去掉一七三，四五四人，则仍有三五五，七三六人不对数，三年来估计我们部队的逃亡清洗可能有十五万人，还有十万馀的误差，我们认为在政府扩兵中可能有重复的数目字，和动员逃兵归队的重复数字……⑺伤亡30多万人。
　　战死、失院、残废、死亡17万多人。
　　逃亡、清洗可能有15万人。
　　锦州凌河区退休老工人耿福恩，当年叁加过掩埋烈士遗体。
　　老人说：太多，天也冷了，弄不过来，大都是集中起来先埋上，第二年春天再清理、掩埋的。当时味儿就不小了，再埋一冬天，那味儿能好？
　　连长以上的有棺材，战士大都是用柜子，後来柜子也不够了。唉……
　　有些家属来说，天南地北的，住回运，有些牺性时没模样了，又埋得泥呀士的，怎麽认？就那麽拨拉找呀，哭呀，有的趴那儿就起不来了，……
　　张继磺老人说：28团的烈士，都埋在高桥北山上。开头有棺材、柜子，後来就是门板、炕席、高梁秸。不是10月16日，就是17日，在墓地开的追悼会：那场面，一辈子忘不了。
　　这些年，有机会就想去那里看看。去年到锦州开会，还去了趟。
　　（王敏芝老人插话：我这个老头呀，去一趟回来，就几天睡不好觉。〕没有碑，那麽多人记不住。但1营教导员于新堂那座墓是忘不掉的。他是胶东人——我们28团胶东人多年——大个，侃快，正直，能打仗，战前和2营、3营抢任务，最先上去的。没找见，墓没了，我数了数，209座墓就剩40多，都盖房子，种地了——是家里来人起走了吗？
　　往当年2纵的攻击方向，锦州城郊通住朝阳的公路旁，有座很大很庄重的烈士墓。有人告诉找，里面有几百烈士遗骸。
　　彰武城外山坡外，令“阿弥陀佛”的老和尚闭看眼睛不敢看的那个大坑，今天无论修得多麽庄重、气派，那碑文都无法写下那几百逝者的姓名。
　　绝大多数是无名者。
　　这是没法子的。那是战争，而且是那样一场战争。老百姓有装米的柜子，“运输大队长”没运来棺材。如果打了败仗，连这样子都做不到。
　　但从抗战到内战，只要条件允许，烈士遗体是一定要抢回来的。
　　很多老人都有这样的经历。逝者抛尸野地，风吹日晒，狼撕狗掳，生者食无味，寝不安，是要影响军心士气的。有些仗，就是为抢烈士遗体打的。战友抢回来了，又有战友倒下了。
　　包括在黑土地打过仗的当年国民党人员在大陆的罪行，已经理所当然地被历史淡化了，勾销了。当宣传机器全力收录重返故乡的国民党老兵，上岸下机，和亲人抱头痛哭的感人声画时，是不是更应当缅怀、关注一下这些逝去了40多年的人特别是这些牺牲了姓名又失去了安息之地的人？
　　据说，苏联在欢庆卫国战争胜利时，斯大林的第一杯酒是献给无名烈士的。
　　这几十万拙扑的文字，首先就是献给那些连姓名都牺牲了的人。
　　有名与无名
　　10月14日。“赵子龙师”攻击塔山村受阻，一个连被压在阵地前。
　　前有火网，後有督战队，进退两难。
　　34团1营1连l排1班。先後上去两个人劝降，半路上都被打掉了。
　　副营长鲍仁川问副班长卜风刚：敢上吗？
　　卜风刚：敢！
　　鲍仁川：好样的！完成任务给你记大功，负伤一定派人把你背回来。
　　上去一个人，带回一个连——连官带兵，124名俘虏。
　　从辽东到辽西，从东北到西南，卜风刚最难忘怀的就是塔山。全班12人，11个长眠在那里了。有机会就回去看看，在战友墓前流连，在纪念馆战友遗物前沉思。
　　讲解员在讲述“独胆英雄”卜风刚的事迹。当年为4纵的某军军史，卜风刚的事迹占4页。“辽沈战役纪念馆”到处寻找卜风刚，他所在的海军驻沈阳地区办事处，对这位巡视员这段历史不了解，把“辽沈战役纪念馆”的人打发走了。妻子也只知道他在塔山打过仗。当这一切突然在人们眼前放出光彩时，这位“独胆英雄”的生命之火已快燃尽了。临终，他要求把遗体留给医院，做医学研究。
　　他说他本来就是个普普通通的人。
　　谈到黑士地上一位名气更响的英雄时，一些老人就谈起与这位英雄有关的至今默默无闻的一位英雄。
　　在清除锦州外围一个重要据点时，攻上去，打下来，他(恕我未能写出他的姓名)一直在前线指挥，并率队冲锋。部队打得差不多了。据点快拿下来了，他也负了重伤。
　　他却不能成英雄。因为後来指挥战斗的那个人。过去就是个英雄。要锦上添花，树个大英雄。
　　当时人们为无名者不平，後来则觉得成名者官越当越大不是那麽回事儿。有人说他当年也就是个指导员水平。有人讲他当了大官後的许多笑话，说这是把他糟踢了，也把别人糟踢了，把党的工作和事业也糟踢了。
　　英雄和当官本来没甚麽必然的联系。可英雄模范怎能不当官呢？
　　中国最尊崇的是甚麽？
　　在死人堆里站起来，又在众目睽睽中被人窃笑，甚麽滋味儿了这或许是甘愿默默无闻者的注释之一。
　　被俘者
　　黑土地3年内战，从士兵到团长、政委，都有被俘的。
　　有的跑回来，有的又被俘虏过来。後者基本都处理回家了，前者要进行审查。谁知你是自己跑回来的，还是故意放回来当特务的？
　　对干部审查尤其严格。
　　1师出关不久，某团团长、政委带警卫连看地形。敌人先到了。
　　连长要打，政委说看清楚，别误会了。打一上午，只团长带几个人冲出来。连长被俘後自己跑回来，政委员伤後被俘，三下江南时被放回来，连长送去後方审查，政委先转业到地方，後来打发回家了。
　　不论甚麽职务，曾有多大功劳，当了俘虏再放回来，就一切都化为乌有，甚至变成负数了。自己跑回来了，即便当时能审查清楚，“文化大革命”也难过关。
　　一位重伤後被俘的老人说：军人怎麽的都行，就是不能当俘虏。
　　当俘虏就不是人，连国民党兵都不如了。国民党兵抓过来当“解放战士”，你回来就不好“解放”了，到“文化大革命”那会儿就更难“解放”了，可战争能没有俘虏吗？而当了俘虏，回来还照样干，那仗还怎麽打呢？这是没法子的事。就是要叫你生不得，死不得，人不人，鬼不鬼。
　　先拷打肉体，後拷打灵魂。
　　拷打一个人，也让大家放明白些。
　　没有比被俘者的命运再悲惨的了。
　　没有比这种政策再残忍的了。
　　因为战争就是残忍的。
　　流血的政治是不容忍吝啬鲜血的行为的。
　　被俘和失踪的5万多人中，坚贞不屈者，无疑是更高层次上的英雄。
　　逃亡和清洗的15万人。被清洗者中那些错杀的呢？他们有墓吗？
　　墓前有碑吗？那碑文应该怎麽写？
　　血火之中，4纵在塔山畏缩不前的，只有36团4连副连长史可辉一个人，听说要进关了，也是六昼夜，一个11师就逃亡200人。胜利之师而大规模逃亡，究其原因，仅仅是因为农民意识，舍不得离开家乡和黑土地吗？
　　黑土地甚麽都知道。
　　那座碑
　　一一他们也有姓名之三
　　“在三年的解放战争中，歼灭了敌人一百零六万馀人”，其中“俘虏了敌人六十四万九千六百卅人”。
　　就是说，有40多万国民党官兵，或残废，或失踪，或抛尸黑土地。
　　都没有碑。
　　凡尔登
　　东进兵团在塔山抛尸7千多具，塔山镇一些老人说：那仗打的呀，村西南黄乎乎没别的，血清糊落的全是“死倒”，饮马河都填平了。国民党埋了些，国民党走了政府又号召去埋。哪有那些人手呀。第二年不用号召，庄稼人没开化就下地了，这沟边拖一个，那坑里埋一个。天暖了，不清整了怎麽种地呀？都说狗吃人，猪也吃，吃红眼了。那也吃不了，那狗和猪才叫肥呢。有人打那就不吃猪肉了。
　　锦州不愁人手，也忙火半个多月，耿福恩老人说：国民党的好办，扔到车上，几十个人一车，拉到城外去埋。不用现挖坑，有得是工事，挺方便。那些日子，出出进进的马车、汽车，全是干这个的。开头挺害怕，後来就没甚麽了。这些年锦州越扩越大，没少挖出来。前些日子，石英破璃厂扩建地基，挖出骨头白花花的。知道是打锦州留下的，不知道是谁的。我说是国民党的。
　　吕效荣老人说：文家台消灭新5军後，团里让我带8连去打扫战场。主要就是清理敌人尸体。一点味儿也没有，死了就冻了，硬梆梆的。50个人一垛，横竖垛著，一垛垛地垛在村外没膝深的雪地里。干了四天。临走让老百姓去沈阳捎个信，国民党来车拉走了。
　　打起来你死我活的，都红眼了。这功夫看那一堆堆像送到地里的粪堆样的死人，一个个缺胳膊少腿、毗牙咧嘴，心里也不大是滋味儿1946年4月28日，箫华在一封关于送还敌人尸体、开展政治攻势的电报”中，说：
　　送回死尸，尚未统计，各旅团分别进行，在棺上贴挽联祭文宣传品每日迭七八人，各方都去送，并带有吹鼓手，顽军哨兵说：又来了，又来了，军官禁止士兵出来看，收到死尸、伤兵后，25D（“D”即师——笔者）回信挺容气，14D则骂，近发现被扣抬送之民众70十（“十”似为“多”之意——笔者），送死尸和伤者影响很大，据说有全连放下饭碗流浪者。
　　一具尸体，一个悲剧。
　　一个人的悲剧，一个家庭的悲剧。
　　也是一个民族的悲剧。
　　“配水他是第二个凡尔登！”
　　塔山是凡尔登。
　　锦州是凡尔登。
　　黑山是凡尔登。
　　四平是凡尔登。
　　文家台是凡尔登，秀水河子是凡尔登。
　　大战，小战，战场无处不是凡尔登。
　　当然是中国式的凡尔登。当欧洲人驾著坦克、装甲车和飞机，把成百上千吨钢铁倾泻在战场上之後，黑土地上是一批又一批血肉之躯的“敢死队”。
　　战争就是绞肉机！
　　勇敢，顽强，视死如归，被认为是雄伟高尚的美德，而且自古就与战争联结著。为反抗暴政，为民族解放，挺身恶斗，勇往直前，那确是崇高的美德，是男子汉顶天立地的事业。
　　可在这场战争中算甚麽呢？
　　当他们被督战队的枪口逼著往上冲时，那不过是一群武装的囚徒而已。
　　他们的敌人，本来是那些发动这场内战的人，是那些吞噬人民血汗的贪官污吏。
　　要麽杀人，要麽被杀，别无选择。活路只有一条，就是冲上去。
　　冲不上去被敌人杀，退下来被自己人杀——在这个世界上，他们还有自己人吗？
　　只有远在故乡的父母、妻子和儿女，在日夜牵挂著他们。为他们祝福，为他们祈祷，望眼欲穿盼归去。
　　黑土地上陪著他们的，是冰天雪地，是“大烟泡”，是吃红了眼的猪和狗，是兴奋的聒噪著的肥硕的乌鸦和秃厉。
　　从新开岭到张麻子沟，从塔山到辽西那些窝棚，人们传说夜夜都能听到鬼叫，南腔北调的。老人们说，那是回不去家的鬼魂，在哭，在闹……
　　义县城破，93军暂20师1团团长赵振华，把枪口缓缓对准了自己的太阳穴。
　　枪炮声中，他又看了这个世界一眼。他看到了妻子和儿子。妻子瘫坐在椅子上，泪水已经流乾了，哀哀地望著他。儿子偎在母亲怀里，惊骇地叫著：妈呀，爸呀……
　　手枪掉在了地上。
　　黑土地上，64万多官兵做了这种选择。
　　全国是400万。
　　原白城子守备区後勤部政委戚惠林，当年是12纵保卫科干事。辽沈战役後，曾在解放军官教导团工作过。
　　老人说，军官不少带著太太。有的战士听出是老乡，就说：都甚麽时候了，还跟著他受罪，快走吧！有些感情真深，怎麽也不走。见你就给丈夫求情，说他是为抗战打日本参军的，打鬼子险些把命都丢了。讲著就哭。周围没人，金条，戒指甚麽的就往你怀里揣。只要能对她丈夫好点，怎麽的都行。那样子也真叫人可怜。现在讲海峡两岸都是炎黄子孙，那时若讲这个，阶级立场可就歪大了。
　　张耀东老人说，他们冲进锦州师管区大楼时，里面女人吱哇乱叫：别打了，我们投降呀！有的军官想抵抗，太太就扑上去抱住他。
　　在操场上站队，男女分开，有些女的抱著丈夫不松手，有的跪下给你磕头，一口一个“长官”，说你可别杀他呀，要死让我们一块儿死。
　　有的老人讲，还有女军官，有的还抱著吃奶孩子。
　　3纵打到海南岛後，某师两个连乘车在山路上行进，後面有几辆国民党军车。师长见了，问怎麽不打。一位副教导员说，这几辆车跟10几里了，不像是武装人员。师长火了：你怎麽知道不是武装人员？
　　给我打！机枪小炮架起来，几辆车翻的翻，著火的著火。喊著“缴枪不杀”冲上去，全傻眼了：车上都是国民党家属，死的死，伤的伤，女人哭，孩子叫……
　　很多文学名著都表现了这样的主题：置身於庞大军事机器中的主人公，终于从切身经历的惨痛中看透了战争。战争与他和他的伙伴毫无相关，他们只是为著一个腐败的政权，或是某个独裁者，在残杀无辜和无辜被残杀。
　　要钱不要命也好，为“主义”奋斗也好，被逼无奈只有杀人也好，那些像赵振华那样有机会做一次自我选择的军人，或多或少，是会领悟到这场内战对他们到底是意味著甚麽的。
　　那些来不及进行选择而抛尸黑土地的人，在流尽最後一滴血前，看一眼蓝天和大地，那眸子会闪烁些甚麽？他们知道谁把他们送进绞肉机的吗？
　　“蒋介石先生”
　　四平保卫战中，毛泽东直言不讳：
　　必须准备数万人伤亡。⑻
　　1946年12月30日，蒋介石在特天字第70号密令”中说：
　　本年一年来之剿匪军事，全由我各将领指挥，我方官兵忠勇奋发，替主义牺牲，替真理奋斗，多能达成艰巨任务，奠定统一基础，即是以安慰国家及阵亡将士之灵，亦是以雪我国无穷之耻，惟念将士死伤之惨，以及冰天雪地之苦，不禁为梦魂不安……
　　不能说蒋介石的感情完全是虚伪的，可这位政治家果真长着一副菩萨心肠吗？
　　几十万人都是没见过冰天雪地的南方人，一批批倒毙在冰天雪地之中，10月16日，“美龄号”最後一次从沈阳西返时，路过大火熊熊的锦州，又在塔山上空转了两圈。他看到填满了饮马河的尸体吗？到锦西后，他眼含热泪，恨恨地说：我和他们拚了！
　　倘若这场战争是打日本，蒋介石虽败犹荣。再有几十万南国男儿抛尸冰天雪地，历史也将铭记著蒋介石的中国心。
　　倘若蒋介石是这场大战的胜者，还会眼含热泪吗？
　　台湾报纸发表不少蒋介石晚年家居生活照。和夫人丽影相随。与长媳及孙女。孙婿含笑合照。与曾孙慈祥对奕。含饴的晚年，弄孙之乐，其乐陶陶。
　　从长白山到海南岛，那些绝了香火，回不去家的灵魂呢？那夜夜不息的哭叫声，是在向谁索命？
　　石瑛老人讲过这样一番话：和平年代，连职干部犯了错误，换个地方，好好干，3年就能改观。营职要5年左右，团职8年左右，师以上10年吧。战争年代快，打两个好仗，马上就改观了。
　　中华民国的总统需要多少年？
　　石瑛老人当然没有想到这个问题。这是根本不同的两码事。但是，答案已经有了。
　　194S年12月25日，新华社发表《陕北权威人士谈战争罪犯问题》，谈到蒋介石等43名战犯，“是罪大恶极，国人皆曰可杀者”⑼。
　　1988年3月14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查院发公告：“对去台湾人员中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往大陆犯有罪行的，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六条关于对犯罪追诉时效的规定精神，决定对其当时所犯罪行不再追诉。”⑽。
　　总统与士兵平等，都是40年。
　　蒋经国去世，中共中央给“中国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发去唁电：“惊悉中国国民党主席蒋经国先生不幸逝世，深表哀悼，并向蒋经国先生的亲属表示诚挚的慰问，”⑾。
　　蒋介石去世，新华社发表消息：“国民党反动头子，中国人民的公敌蒋介石死了。”⑿。
　　如果蒋介石能再活上13年，中国共产党即便不发封唁电，新华社还会发这样的消息吗？
　　实际上，蒋经国未去世前，共产党就称其父为“先生”了。
　　三分之一世纪风吹雨打，“头号战犯”、“人民公敌”变成了“先生”。那些在冰天雪地中冻成冰跎样的尸体，那些在热带和亚热带烈日下一会儿就膨胀了的尸体，会死而复生吗？
　　黑土地上没有国民党阵亡官兵纪念碑（黄土地和红土地大概也没有。台湾肯定会有的）。中国人好像没有为对手立碑的习惯。
　　然而，在华夏大地的每个“凡尔登”，都耸立著一座无形的无字碑。
　　每座碑都在告诫中国人“中国人不打中国人”，告诫中国人不要忘记发动了这场内战的那个人的姓名。
　　那是岁月的风雨永远吹打不去的。
　　河两岸是百姓
　　两次世界大战死亡的4千万人中，一半以上是平民。
　　在中国这次内战中，直接和间接死於战争的老百姓，知多少？
　　白红黑
　　锦州凌河区菊花街印染二委主任，52岁的张玉杰说：打仗时，我家住在古塔区南街西二胡同。一个大杂院10多户人家，住一连国民党。外边朝里打，里边朝外打，我们钻在果窖里打哆嗦。50多人死两个。没来得及进果窖打死一个，炮弹片从气孔钻进去打死一个。国民党不行了，也注果窖里钻，和老百姓换衣服。八路喊“缴枪不杀”，我们一家三代举著手走出来。现在看电影电视，一看到谁投降就想起这段，心头直扑腾。当时才12岁，觉得挺好玩儿。
　　菊花街陶瓷联委书记，57岁的郭维珍老人说：我姑奶奶住在神社附近，那儿打得凶，死的人多。姑爷爷不在家，就她领三个孩子。炮弹房前屋後响，谁知哪下掉头上呀！一会儿钻地洞，一会儿趴在炕沿下，一会儿拖儿抱女再往地洞跑。女的没主意，也是“麻爪”了，姑奶奶总叼咕，说後趟房40多个人躲在地洞里，炮弹打上去，全捂里了。一唠起来，她就说那命是检来的。
　　哈尔滨Zll医院原副院长韩德老人，四平攻坚战时还未参军，是市立医院内科医生。老人说：问问四平老人都知道，那一仗下来，全市完整无损的房子基本没有了。
　　咱们部队一层层往里推，推到哪里，两边炮弹就往哪里砸。大大白天晚上烧。老百姓开头都躲在家里，盼咱们快打进来就算熬过去了，哪知打起来没头了，就开始往外边跑，天上飞机炸，地上炮弹打，子弹嗖嗖飞，那人死的呀，包袱箱子扔一地。没人管。那功夫谁管谁呀！死个人不如只小鸡。哪是逃命是玩命呀！玩命也比等死强，我爱人怀孕四个月，跑不动了，我就扶著架著她。那时那人真抗折腾。
　　塔山镇65岁的张连生老人说：开仗以前，八路让老百姓走，走2千多口人。胆大的，腿脚不方便的，顾家不顾命的，留下了。各找出路。俺一家6口跑到12里外的老官堡，就听那炮打的呀，天都红了，就惦着那个家甚麽样了。庄稼人除个家还有甚麽可惦念的？回去一看全毁啦！炸的炸，烧的烧，没一家好房子。河西南国民党那边都平了，死伤几千口子，张国胜老两口全炸死了。那个哭呀，哭人，哭家，哭这个日子还怎麽熬呀……。
　　71岁的王振成老人说：俺家六间房子，八路要扒了搭炮楼。俺跪下磕头，说庄稼人盖个房子不易呀，老少10多口子，好歹留个窝吧。扒了两间偏房，四间正房拆去了门窗。唉，没扒棹也打完球的了，打完仗都走了，叫老百姓怎麽活呀！怎麽活也得活，鼻涕一把泪一把，搭巴搭巴猫一冬。
　　塔山、锦州、辽西打烂的那些房子、窝棚，还来得及在第一场大雪前“搭巴搭巴”。文家台呢？零下35至40度，大雪没膝深，打平了。
　　三个冬天，国共两党在冰天雪地中大打出手。一仗下来，雪白，血红，打烂的房子朝天张著焦黑的大口。
　　堑壕中有冻死的士兵，废墟上有冻死的百姓。
　　从亚洲到欧洲，当许多饱受战人蹂躏的国家，正在废墟上重建或己经重建了家园时，我们却在8年抗战的废墟上，继续制造着废墟。
　　瓦砾、饥饿和死亡！
　　地震可能发生在冰川，海洋，大漠。这场内战不可能在没有人烟处进行。这已使卷入战争的百姓遭难。劫难还不仅於此。
　　1945年10月，共产党放弃鄂豫根挎地北移後，国民党军队进入“匪区”，大肆屠杀“通匪人员”。甚至斩草除根，一家老少全部杀掉，1948年10月13日，南京《中央日报）载文《舟山群岛剿匪记》，刊登5幅照片，中间一幅为“东福山俘获之女匪”，照片上3个短发少女，纤秀、朴实，典型的渔家女儿形象。中间一个低着头，两边的向前望看甚麽，左边一个顶多不超过15岁，一双不谙事的大眼睛，满脸稚气，毫不在乎。那神态与其说是“坚贞不屈”甚麽的，倒不如说更像在一场“捉猫猫”游戏中被捉住了，觉得挺好玩儿。
　　辽沈战役期间，廖耀湘兵团西进路上，对沿途村镇“共匪干部”和“通匪人员”，也是抓的抓，杀的杀。
　　当时是8纵民连兼敌工部长，离休前往中国科学院工作的潘纯老人说，他家在冀东青龙县七道河村。抗战时那里是“人圈”。“八·一五”后是拉锯区。国民党来了杀一批“通匪人员”，共产党来了再杀一批“通匪”的。全村500多口人，死的死，逃的逃，解放时就剩几十口了。
　　礼义之邦的中国，政权更迭从来都是在血泊中进行的。
　　“胜者王侯败者贼”，永远倒霉的是老百姓。
　　黑土地上一些老人说：那时呀，管它谁输谁赢的，老百姓就盼著快点打巴打巴完了就好了，可折腾不起受不了啦！
　　若再打上10年、8年的，也得受着。
　　养不活
　　1947年收成不好，1948年又是个灾年。
　　春旱，苗未出齐。夏涝，雨水之大为30年所未有。辽河沿岸很多村镇成为泽国，粮食绝收。头年就是先旱後涝，当年又多个虫灾，仅此一项，沈阳附近各县，半个月左右就减产三成以上。
　　天灾战祸，双刀齐下。
　　卫立煌的既定方针是个“守”字。
　　古人说“守有十全”，“粮草足”为“十全”之首。而沈阳的马路和兵工厂是不长庄稼的，只有出去抢。
　　《辽沈战役亲历记》，这样描述卫立煌的”抢夺小麦之战”：
　　卫立煌命令东北政务委员会及辽宁省政府宣布重价购粮，但毫无结果，於是又召集军长以上开会研究如何抢购粮食问题。当即决定各部队自行向当地征购，并规定十分之二的提奖办法，以鼓励各部队积极征购。谁知粮食欠收，民食尚感困难，征购不易，开始各部队向民间强迫征购，後来发展到抢夺，不顾人民死活，造成鸡犬不宁，人民大批向外逃难，十室九空，厥状甚惨。⒀。
　　廖耀湘兵团西进途中，粮食问题是这样解决的：
　　“兵团行动期间，应就地征收粮秣，即掠夺粮食，以空出来的吨位，增运弹药。”⒁。
　　“新一军在彰武台门附近大肆枪掠各个粮栈的粮食，并争先恐後的用汽车、大车运住新民和沈阳，在市场上高价出售，以肥私囊。”⒂。
　　杀民养军
　　共产党闯到关东初期，“对人民强迫使用五百元、一百元之大边币，造成物价飞涨，商店关门，粮食除一部分吃日本存粮外，其馀到一处吃一处……”
　　1948年5月10日，东北军区後勤党委会出版的《目前後勤运输状况任务组织和运输的统一与使用》”中，有这样几段着：
　　“部队高度集中，物资供应就是问题了，粮食吃光了，部队先是吃地主富农的，後来就吃中农的，最後无法只有吃贫雇农的了。吃猪也是如此，先吃大猪，大猪吃完吃中猪，最後吃小猪，、马是先吃马草，壳草，壳草吃完吃高粱杆子，最後只有啃木头。”
　　“人民负担占全部收入百分之廿五至卅，农民收的粮食百分之廿五至卅交给了公家，另外还要购粮，占农民收入百分之十至五。”
　　“抗战时期在苏北最多的负担才百分之十五，一般的地主富农百分之十五，中农才百分之十，贫雇农才百分之二至五。”
　　同年3月20日，中央转发“林罗谭”关于东北野战军政工会议情况的报告”中说：
　　因城市在我围困时群众受敌统治无家无食，一旦被我攻占後，即需救济，否则不能过活，鞍山被我攻占之第二日即发生两家贪民实行全家自杀惨剧，故攻占城市在目前对我负担很大。
　　同年8月21日，热河“分局军区”在给“林罗刘谭并中央”的一封电报”中说：
　　（一）我们要求二十五个团再减少一半，原因是：
　　A，扩新到冀东，党与群众队伍非常混乱，大批逃兵回家，还有少数份子勾结地富和被撤掉的坏干部上山当土匪。队伍未整顿前，扩军只有强迫命令，使党与群众更加对立，造成严重后果，冀热察基本人口七十多万，新解放区四十多万，老区已扩军及地干共六万多人（抗战时死亡在外），有些区村已无几个青壮年。政权干部为妇女担任，热河四百三十万人口，十八岁到四十岁青壮年约八十万。“八·一五”到现在参军约廿万人，村以上地干脱离生产者，约四万人，土改中杀掉五千人，鼠疫伤寒饥饿死掉约四千。当土匪者被杀者约二千，国民党抓去若干烟民青壮年约廿万，如果再大量扩兵，则无法维持生产与战勤，尔後主力补充亦无办法。
　　B，养不活（现冀察热辽区负担人口只一千万），冀东三百九十万，热河四百二十万，冀察热一百二十万，各区游击区约二百万，现在脱离生产人数包括扬罗兵团（扬德志、罗瑞卿乒团——笔者）在内，已达四十一万，如再扩兵三十五个团，则为四十七万，无论如何养不活，现在人民已处在异常悲惨的状态中。
　　从城市到乡村，从“敌占区”到“解放区”，内战中的黑土地是一幅怎样的图画呀！
　　1912年（民国元年）至1949年，37年间中国人口增加1。4亿。
　　1949年至1957年，8年中人口增长1亿。
　　难道控制人口最有效的办法就是战争？
　　海两岸
　　“日本鬼子”，“美国鬼子”，“越南鬼子”，中国人习惯称敌对的外国人为“鬼子”，对于同为炎黄子孙的对手，讲究“正统”的中国人，最通用的是一个“匪”字。“共匪”，“奸匪”，“毛匪”，“林匪”，“蒋匪”，“杜匪聿明”，“卫匪立煌”，“博匪作义”，等等，等等。当北平有和平解决迹象了，“傅匪作义”就变成“博作义将军”。而近40年後，台湾当局仍称大陆为“匪区”。
　　这似乎挺可笑，就像小孩打架玩儿。
　　1958年，美国以削减美援为手段，力迫蒋介石从金门、马祖撤兵。如果此举得逞，下一步就可能“托管台湾”。蒋介石的中国心不甘，已力不从心。毛泽东火眼金睛，万炮震金门，告诉“美帝国主义”：内战还在打，军队不能撤，托管不可能。据说蒋介石接到炮战报告，连叫三声“好”，而在大陆与邻国发生的历次边界冲突中，台湾当局几乎每次都引经据典，说明哪哪自古就是中国领土，给予声援和关注。到底都是炎黄子孙，多远是多远。
　　“主义”却是万万碰不得的，一碰上立刻就怒目相对，翻脸不认人，又“共匪”、“奸匪”地骂上了。
　　就因为共产党夺了国民党的江山？确实，那时国民党是合法的“正统”。可如此追究起来，领导辛亥革命的国父孙中山不也大逆不道了吗？那时的“正统”是大清帝国。
　　当年的“鬼子”们纷纷来华投资，发财，海峡两岸为甚麽不能堂堂正正地发财？“肥水不流外人田”不实际，可自家兄弟多分点，不是理所当然，也是最起码的吗？
　　对“鬼子”、“洋人”似乎是不必大认真的，对中国人可是不能没了“主义”。风度翩翩的政治家当然不能没了“主义”，问题是这“主义”究竟给国家和民族带来了甚麽？
　　1946年1月12日，周恩来在报告国共会谈经过时说：要互相竞赛，不要互相抵销。我们觉得既是政治解决，求合作，那麽两党也好，各方面也好，总有些意见，应该在工作上竞赛，在地方上努力，而不是说，你做好了，我不高兴，或者这一一方面做好了，那一方面不高兴。因为好的事情，都应该欢迎，不管行之何方，出之何党，只有这样，中国人民的力量，民族精华，才能不互相抵销，才能有益於建国。⒃150多个字，两处“不互相抵销”。
　　如果照此办理，今日中国会是何等模样？
　　有着几千牢“大一统”传统的中国，是只有征服，而没有竞赛的。
　　于是，抗战中聚集起来的民族精英和无辜百姓，又一次倒在了互相抵销的血泊之中。
　　于是，传说中的孟姜女哭长城，现实中的盂姜女哭大海。
　　于是，美国人登月球用10年时间，中国人回故乡用40年，近百年中，中国人打杀了多少中国人？列强打杀了多少中国人？
　　二者有甚麽联系？
　　老祖宗早说了：“和气生财。”“家不和，外人欺。”
　　注释
　　⑴《东北三年解放战争军事资料》，45页。
　　⑵《毛泽东军事文选》，481页。
　　⑶（星火燎原）选编之十，57页。战士出版社（1982年）。
　　⑷有的资料说是5000万元券。
　　⑸⑹摘自某军（即4纵）政治部编印《塔山英勇守备战画报特刊）（1949年2月）。
　　⑺同⑴，0页——《关于战史材料收集的几个说明》。
　　⑻同⑵，275页。
　　⑼⑽⑾⑿依次见於1948年12月25日，1988年3月14日，1988年1月15日，1975年4月7日（人民日报）。
　　⒀⒁⒂《辽沈战役亲历记》，51页，165页，206页。
　　⒃《八·一五前後的中国政局》，70页。
　　十一、死城
　　当热点中的热点复归冷寂後，国民党在黑土地上的命运，就明明白白地注定了。
　　战略割断不算，正式围困已达五个月的长春，就像一枚烂透的果子，首先从战争之树上掉下来。
　　完全是另一种形式的战争。
　　三十章　　不死不生
　　奔腾的饮马河、伊通河和沐石河，冲淤出一块丰腴膏美之地，聚吸着闯关东的人们，为这座东北中部城市的兴起打下坚厚的基础。
　　＂长春＂这个令人神往的名字，一说沿袭辽代＂长春州＂之名，一说源于清朝的＂长春堡”（今郊区永春乡），一说起自＂长春花”的花名，因为此地开垦前盛开一种美丽的＂长春花”。究竟哪说成立，像许多地名一样，长春寄托着人们一种对美好境界的追求和向往，当是无疑的了。
　　“九·一八”事变后，日本帝国主义在制造了一个傀儡政府的同时，选择长春作为“满洲国”的首都，更名“新京”，成为东北的军事、政治和文化中心。
　　历史之河在屈辱地呜咽了14年后，流到了1948年。
　　“长春，六点半”
　　1948年9月25日，《人民日报》刊登一篇“逃到哈尔滨的前长大代理校长张德磬博士访问记”，题目叫《长春停在“六点半钟”》。
　　去年十月中旬，解放军进攻吉长路，小丰满的电源被截断了。长春在1~0月17日下午六点半全城停电---电车走到哪里便停到哪里，机器转到什么地方便停在什么姿态上。就在那一秒钟的时间里，全城一声“啊嗬”便失去了热力，失去了光明。直到今天，有的电车还停在街上，机器还保持着待动的姿势，电钟的时针还指着六点半。
　　城外城
　　3月13日，东北民主联军夺占四平后，长春就孤悬在松辽平原上了。
　　有人称之为“死城”。有人称之为“陆上孤岛”。坐镇这里的“剿总”副总司令兼1兵团司令郑洞国，称之为“一只断了线的风筝”。
　　一座死城，也是一座堡垒，要塞。
　　日军占领期间，在市郊挖掘壕沟、坑道，构筑许多永久性工事。市区建筑，从布局到构造，都充分考虑到军事的意义。城中心的关东军司令部、在乡军人会、空军司令部和大兴公司，都是米把厚的花岗石墙，钢筋水泥屋顶，中型炮弹不能损坏。楼房地下室，有钢筋水泥坑道通到大马路，彼此相通。其中有笨重的大铁门，可以相互隔绝。各主要街道宽度都在一百米以上，可以充分发挥火力，重要街口还有水泥掩盖的地堡。国民党进入长春后，又环市添筑许多碉堡和工事。其中，仅中央银行周围修筑的永久性工事，就有150多处。6月22日，中央社称长春防线为“坚冠全国”。
　　工事坚固，守军也很顽强。
　　冬季攻势后，林彪就谋划打长春。5月24日，1纵和6纵试打未达目的，仅夺占大房身机场。于是改而为久困长围，准备将敌围困到山穷水尽时再动手。
　　这无疑是最佳军事选择。
　　5月中旬，成立以萧劲光和萧华为首的围城指挥所。
　　6月1日、2日的《阵中日记》写道∶
　　……主阵地上构筑工事，主力部队切实控制城外机场。（二）以远射程火力，控制城内自由马路及新皇宫机场。（三）严禁粮食、燃料进敌区。（四）严禁城内百姓出城。（五）控制适当预备队，沟通各站联络网，以便即时击退和消灭出击我分散围困部队之敌。（六）城南、城东归6纵，城北、城西归1纵，炮火由炮师派归5、6纵指挥。（七）两个月来几个独立师围困长春成绩不大，未看成（是）严重战斗任务，无周密计划和部署，应该改正。要使长春成为死城。
　　6月28日围城政工会议上，围城指挥所再次强调封锁粮食、蔬菜、燃料、牛马及一切可供敌人使用的生活资料，断绝城内外人员往来和商业关系。并提出口号∶“不给敌人一粒粮食一根草，把长春蒋匪军困死在城里！”
　　围城指挥所还发动群众，成立军队地方联合对敌斗争委员会，在各交通路口设立检查站、检查哨，严格检查过往行人、车辆、封堵粮食进城。
　　长春围困战-----封锁，断绝粮食之战。
　　6月22日，由12纵和独六、七、八、九、十、十一师组成的围城大军，进入指定地域。
　　六个独立师在前面组成第一道包围圈。各师以三分之二兵力，以五十米一个人的密度，对城内进行封琐、监视，余下为预备队。十二纵以主力布置在城西和西南敌人主要突围方向上，其余在其它方向进行策应，构成第二道防线。
　　开头，包围圈达150多里。十二纵司令员、“好战分子”钟伟，看好土质特点，组织部队挖地道进行爆破，连续拔除据点。各独立师如法炮制，将包围圈缩减到100里左右。双方最近处只有百把米，彼此吃的什么饭都能看见。
　　一马平川的原野上，暖风吹拂着绿色的草和彩色的花。鲜花绿草遮掩着一条条通往前沿的交通壕，终点是长达百里的环城壕沟，沟沿上耸立着铁丝网。
　　风把蔓科植物吹到铁丝网上，铁蒺藜上开着香艳的花。
　　天上不会掉馅饼
　　“金汤之固，非粟不守；韩白之勇，非粮不战。”
　　三月一日，长春市长尚传道上伊始，就大抓粮食。三月四日，将中央信托局长春分局贮存的100万斤大豆全部买下。（他在回忆录中写道∶这批大豆，保证了公教人员不致饿死。”）五月，又对全市进行人口和存粮普查，发现民间存粮只够吃到七月底。
　　民无粮要反，兵无粮要散。
　　怎么办？
　　一抢，二空投，三发大票子。
　　七月初，蒋介石致电郑洞国∶“尽收长春人民所有粮食物资，由政府统一分配。”尚传道对郑洞国说∶“民间存粮已快吃光了。由政府没收，也收不到多少粮食，物资；而且在饥饿威胁生存之际，我无法保证市属职员廉洁奉公。此举徒然骚扰人民，毫无裨益，我办不了。您要遵命办理，请您另选市长。”
　　谁当死城市长也是死棋。饥肠辘辘的士兵见到谁家烟囱冒烟就去抢，再砍树木，拆房子，后来干脆挖马路取沥青烧饭。郑洞国下禁令，尚传道在报上发表谈话，号召“饿死不抢粮，冻死不拆房”。好象他们是不吃五谷杂粮的神仙。
　　在城里抢，还出城抢。对老百姓可以为所欲为，这八路岂是随便动得的？围城指挥所的口号是∶“不让一粒粮食落在敌手v不让快要饿死的敌人复活！”抽出十分之一兵力，五分之一牲口和大车，先前沿，后后方，熟一块，割一块，最前沿由部队掩护，夜间抢收。快收，快打，快运，快藏，四快一光。给群众留下三个月存粮，余皆运到后方。结果，几次出抢收获甚微，倒是损兵折将，能省点口粮。
　　六月起，军粮主要依靠空投。
　　蔚蓝色的天空上，几驾银灰色飞机翼下，降落伞一顶顶绽开。那情形就像几只悬空的吊瓶，在为一个垂死的病人输液。
　　守军每天正常耗粮不下十万斤，需要四十架次飞机才能保障。实际最多也没超过二十架次，一般都是十架次左右，天气不好，一架也来不了。飞机一来，城外高射炮就开火。不敢低飞，就在三千米高空投掷，有些就飘到城外送给共军了。落在城里的，也常被居民抢去。
　　城里有空投指挥所，统一分配粮食。可降落伞没落地，饥饿难耐的士兵就一拥而上。有些部队抢到就私分了，有的甚至发生械斗。郑洞国亲自下令∶“倘有不顾法纪仍敢私自抢藏者，一经查获，即予就地枪决。”真枪决了一些，却能斩尽杀绝吗？
　　后来不用伞了，直接投掷。一袋袋粮食象炸弹一样飞速落下，老百姓坐在家里祸从天降。落在地上也摔个稀烂，更有许多没了影儿。士兵们赶着大车沿街搜寻，房屋挤挤匝匝，哪里看得真切？
　　战马杀光了杀狗，捉猫，捉老鼠，打鸟。天上飞的，地上走的，一切可以送进嘴里的东西，都成了捕杀对象。
　　与食物成反比扶摇直上的，是物价。
　　下面是每斤高粱米涨价（东北流通券）情况∶6月2 日 4万元
　　6月23日 22万元
　　7月14日 80万元
　　7月28日 330万元
　　8月1 日 720万元
　　8月18日 2300万元
　　9月10日 2800万元
　　10月15日 3500万元
　　四个月上涨近九百倍。
　　后来干脆有价无市了。
　　一捆钞票买一捆青草。
　　一个金镏子换一个大饼子。
　　几个大饼子换一个大姑娘。
　　两年半前，新一军和新六军等部队向长春攻击前进时，杜聿明出赏价一百万元东北流通券，奖励首先进入长春的部队。如今，这笔重赏只能买不到三钱的高粱米。
　　长春变成死城，精兵变成困军，“坚冠全国”的工事成为无用之物。
　　从六月起，正规军每人每日定量一斤五两，高粱大豆各一半。
　　七月一日，开始减到五两。
　　八月初，新七军和新三十八师每周还能吃顿大米饭，六十军182师用三分之一高粱掺大豆吃，余下四个师全发粮代金，各连自己买，买到甚么吃甚么。每人每天菜金只够买条黄瓜。地方保安部队连条黄瓜钱也没有，一切全靠抢，抢到甚么吃甚么。
　　九月中旬，六十军一些部队开始吃糠秕、豆粉、酒糟。官兵夜盲、腹涨、盗汗、晕眩、浮肿，越来越多。
　　十月后，一些部队别说突围、打仗，放开大路随便走，也走不到沈阳了。
　　六十军起义出城后，军长曾泽生下的第一道命令，就是好饭好菜不可多吃，以免把胃吃坏了。
　　十五的月亮
　　——蒋军弟兄们，你们内无粮草，外无救兵，一点指望也没尤了。再过俩月不用打，自己就垮了！这一点你们自己最清楚。你们都是穷苦人家子弟，饿肚子守城为谁？共产党是为穷人打天下的，蒋介石和四大家族、地主老财才是穷人的死对头。枪是老蒋的，命是自己的。你们要看清形势，为自己也为家中亲人想想，趁早弃暗投明，跳出火坑，我们随时都在欢迎你们！早拖枪逃跑，早到招待所登记，早一天不挨饿，早发路费，打路条回家！……
　　——六十军的弟兄们，听出来了吧？我是云南曲靖人，原184师的，海城起义的。老乡们，蒋介石抓了龙云，又把咱们赶到东北给他卖命，冲锋打头阵城退却当掩护，死了的那些弟兄多怨哪！现在，新七军吃大米白面，六十军喝野菜稀粥，老蒋不把咱滇军当人待呀！你们这里受罪，父母和妻子儿女在家受苦，日夜盼你们回去，共产党是仁义之师，对咱起义投诚官兵可好啦！愿回家的发路费，想留下的跟我一样……
　　——六十军182师545团朱云团长请注意∶朱团长，你素怀报国救民之心，投笔从戎，转战湘鄂赣滇，抗战有功，人民一笔一笔都给你记着。但是，你现在替蒋介石打内战，是没有任何前途的。滇军老前辈张冲将军，希望你认清形势，率部弃暗投明。何去何从，请你速作抉择……
　　——六十军暂编21师李树民团长请注意∶李团长……
　　——新七军暂编56师2团3连的张二宝子，我是你妈呀！我的儿啊，你还活着吗！饿甚么样了？我和你爹爹天天哭呀！你爹病了，我这眼睛也快瞎了，想你呀！共产党对咱家可好了，分了地，没人种，政府给种的。政府说了，你回来甚么事儿没有。前院和后街的狗剩子、四柱子都回来了，你快回来吧！我的二宝儿啊，你听见了吗？……
　　——新七军暂编61师3团8连的王大田，我是你媳妇素花呀……
　　……
　　围城部队各连都有喊话组，前沿阵地5里左右设一个广播站。一到晚上，高音喇叭和自制的土喇叭，一齐“开火”。叫“兄弟”，喊“老乡”，唤子索夫，指名道姓，四面八方，几里纵深，全被这声音覆盖了。
　　还利用国民党家属做工作，60军撤退吉林时，30多随军家属被俘获，一律待之以礼，经教育後送回长春。暂52师师长李蒿弟弟李泰然的妻子送回去後，又找到他们失散的孩子，又给送了回去。李泰然很感动，三次送出重要军事情报。长春成为死城後，一些家属又化装成难民，纷纷出城逃生。通过哨卡时，很多人被难民“点水”。哨卡不难为她们，有的还从优接待，并通知沿途给予关照。她们後来写给丈夫的信中，讲了许多共产党好话，成了义务宣传员。
　　攻城为下，攻心为上。
　　国民党也搞起心战——双方对着干。
　　——八路弟兄们，过来吧！我们这边吃大米白面，还有美国罐头。
　　——蒋军弟兄们，你们当官的讲的是真的吗？
　　——投诚到长春来吧！愿干的留下，不愿干发路费回家。
　　——你们自己能离开长春一步吗？
　　——我们有飞机，用飞机送你们回家。
　　——你们的飞机敢下来吗？早叫我们打到云彩上去了。
　　讲不过打枪，打一阵就静静听著，搭上话了：——缴怆真的不杀吗？愿回家的真让回家吗？
　　——真的既往不究吗？
　　——对新38师也一样吗？我们当官的说，八路最恨新38师，过去不是扒皮，就是活埋，这边就让新38军投诚过来的官兵讲话。
　　那边又喊：八路兄弟，我们饿得前腔贴後腔了，能不能让我们吃一顿？
　　这边就说：行啊，来吧。
　　举著白旗就过来了。接待的大都是老乡，“老乡见老乡，两眼泪汪汪”。有的过来就不回去了，有的回去又拉过一批来。
　　这还了得！郑洞国颁布“连坐法”。3人一组，1人逃跑，2人受罚，2人逃跑，1人枪毙。每连逃亡3人以上，连长送军法处。越过哨卡30米者，格杀勿论。抓回逃兵，一律枪毙。
　　开头执行很严厉，60军暂21师2团有个班，闲唠时发牢骚，说“走个球的”，被告密。兵团司令部未经过军长、师长，就将这个班和排长抓走全部枪毙。
　　本想杀一敬百，反倒激起公愤。60军一些官兵扬言“要报仇”，“拚了”，连新38师也有人说：“太过份了”。有的连队跑多了，连长乾脆带领全连投诚。
　　先是地方保安部队，接著是60军。後来连王牌新38师也成班成排地跑了。
　　从6月25H至9月底，共逃亡官兵1万3千7百多人。
　　中秋节前後，攻心战掀起高潮。
　　除了东北入伍的外，新7军中两湖两广人多，60军基本都是云南人，除去老内容外，又增添一些家乡小调和地方戏。《绣荷包》，《小河淌水》，《杨柳青》，《走西口》……一曲曲都倾诉著同一个主题。还朗诵李白的诗：“窗前明月光，疑是地上霜；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浓重的乡音伴著哀婉的洞箫，夜夜到天明。
　　月朗星稀，夜深人静。这边唱，那边哭。
　　投诚官兵说：讲别的还能忍著，一提“家”这心就碎了……
　　请看郑洞国远在上海的夫人陈泽莲，写给丈夫的一封信：
　　桂庭（郑洞国的字——笔者）：
　　几个月来为了你的安危，使人时刻不能忘怀，寝食不安。桂庭！逐人衰弱与憔悴的不是岁月，而是忧愁，数月来我身体坏透了，较前更消瘦多了！桂庭，你们被困在这孤城，到底要紧不？
　　我得不着一点实际情形，真令我焦急万分：今天看报上说，长春机场又失守，长春情况危急。我看中央不给你设法，你是无可奈何！你到底是甚麽病？现在好些吗？你真太大意了，你不顾性命在干，这是为了哪种？我想到这一切伤心极了，苦命的我，尚有何言！上天保佑你平安。应该很平安，因为你向来对人都好，心更好、，应该有好报：秋风起更愁人也。
　　祝你
　　健康
　　莲上九月六号
　　一座孤城，孤悬起多少颗苦命人的心！
　　而对於在这场内战中不能与家通信的中国士兵，这场战争不就是一座孤城吗？
　　在黑土地好歹活了两年半，胡义深领章上多了个“豆”。
　　读书时就知道东北是大豆故乡，身临其境，果真名不虚博，只是这金子色泽的大豆营养再高，这胃囊也不能全盛这个呀！
　　五脏六腑胀鼓鼓的，像个打足了气的支球。最舒服的是打个嗝，或是放个屁。两支腿支撑不住了，发飘，又像灌了铅，动一动就一身虚汗，两眼直冒金花，老人说，他现在一看到大豆就要吐，一看到鸟儿就想起那座城。
　　他经常梦见自己变成了一只鸟儿，飞吩，飞呀，飞过山海关，飞过黄河、长江，飞回了生他养他的那个叫“大永宁”的村子，为甚麽要醒来呢？
　　他性情温顺，对谁都习惯於点头称是。这倒不仅是军人的天职使然。上有父兄，下有弟妹，在家时谁都能支使他。没想到稀哩糊涂被支使到关东，他和弟兄们就像一群大傻瓜，或者乾脆就是一船咸鱼、土豆和萝卜甚麽的，被困长春後，他设想：果真能像咸鱼、土豆和萝卜那样，没有思想，该多好？
　　他们为甚麽要来到这冰天雪地中打仗？中国人为甚麽要这样凶残地打杀中国人？有强大盟邦支持的国民党，为甚麽打不过共产党？这些问号，就像饿得发昏时眼前直冒的金花。他弄不明白，但他认准国民党是出了毛病，要完蛋了。
　　报纸和长官总讲“主义”和“革命”，这听著挺好听的“主义”和“革命”，他好像听懂了，又好像永远也听不懂。别的弟兄能听懂吗？那些讲得那麽好听的人就懂吗？天下事，大凡真事，好事，都是不费解的，像抗战打日本，一讲就懂，不讲也懂。那是一个民族的主义，是卫国保家，不当亡国奴的主义，每个有血性的中国人都愿为这主义去儿。可现在，这“主义”和这战争与他有甚麽关系呢？他和所有操著那方土地乡音的弟兄，只有一个主义：回家！
　　不断有人跑到那边去。跑过去的弟兄天天在那边呼唤。听说那边真让回家。他信，这边假话大多了，他就信那边的了。可兵荒马乱的，能回去吗？那是一条对角线哪！九死一生也值得，那毕竟是条生路分即使死在路上，也是收回自己生命主权的一次尝试，为自己的主义奋斗过了。
　　他祝愿勇敢地踏上这条路的弟兄们一路顺风，自己却从未动过这样的念头。顶头上司对他很好，他这位副官处副官不忍背弃他们。老蒋信不过滇军，中央嫡糸欺侮滇军，他们自己再不抱紧点，这世界就一点光亮也没有了，从93军到60军，滇军历尽劫难而能维系到如今，一个“滇”字就是主义。环境愈艰险，这主义就愈坚定，强烈。
　　眼下，这主义也到穷途末路了。
　　战争中的军人都经历这样的场面：激战前，冷漠的阳光或月光下，人们冷漠地注视着，每个人都能从对方脸上看到死亡，这是最可怕的时刻，比死亡还可怕。可再可怕，明天毕竟会有人活下去。现在，月亮照著你，月亮照著我，除了跑到那边去的，全城几万弟兄有谁能死里逃生呢？
　　他永远忘不了那个晚上，月亮那麽大，那麽圆。他随团长去前沿视察，那边突然喊起团长的名字。他惊愕地望着团长，团长惊愕地站往那里，像被使了定身法。那是一个充满感情的声音，历数了团长抗战中的功劳，眼前的几条出路，希望他为国为民，为士兵也为家乡父老乡亲，三思再三思。
　　明亮的月光下，他看见团长这条铁铮铮的汉子，眼里噙着泪花。
　　接著就甚麽也看不见了。
　　那一曲曲乡音乡情乡恋哟，那一片压抑的、放纵的南国男儿的悲声哟。他想即刻就向那边走去，又想一头就撞死在那里。
　　老人说，从那一刻起，他就见不得那个叫“月亮”的东西了。他总觉得那是另一个世界的太阳，他就是那个世界的人。一看到那个又圆又亮的东西，就想喊，就想骂，就想哭，还想笑。
　　十五的月亮，照著家乡，照著黑土地，照著千万颗被泪水泡涩了的心，照著像月亮一样颜色的黑土地上的白骨，和回不去家的夜夜哭叫著的魂灵……
　　60军副官处长张维鹏，将妻子女儿乔装打扮，混在难民中送出城後，跑到长春有名的“三六九”饭馆，喝了个昏天黑地。
　　有的妻子死也不走，誓与丈夫共存亡。
　　走的，天各一方，不知死活。留的，孤城残月，何日存亡？
　　逐渐地，一些人开始反常失态了。
　　两年前，新1军进驻长春後，掀起一股“结婚热”。抗战8年，东征西杀，出生入死，中下级军官大都未成家。胜利了，和平了，该安居乐业了，当了14年亡国奴，又遭“老毛子”洗劫，“想中央，盼中央”，老百姓都把他们当成解放者。一时间，全城鞭炮不绝於耳，各酒楼饭店大摆婚礼宴席，日本人走後空下的大批房子，大都贴上了大红“喜”字。女大学生几乎都成了新娘。军装笔挺，皮鞋铮亮的军官们，出入成双成对。王牌中的王牌新38师，昂首阔步，自豪感强，纪律也好，尤其受到姑娘们青睐。现在，一座死城，遍地饿俘，又刮起股“临时夫人热”。从尚传道到下级军官，都寻找新欢。（尚传道在回忆录中谈到妻子时，说：“困守长春的两个月，我做了对不起她的事。”⑼）当初姑娘们以嫁军官为荣耀，为爱国，如今是为糊口，为活命，只是这回没了一点红火气儿，倒是疯狂的士兵在居民区打劫粮食和女色，不时引动一阵喧闹。兵团部政训处长杨天挺，奔60的人了，搞了个17岁的少女。军人和官僚们倾其所能，恣意宣泄。
　　一种垂死前的歇斯底里！
　　悲哉！郑洞国
　　——续战犯录之二
　　没有比郑洞国再悲哀的了：
　　当时我眼中的太阳，已失去了光彩，我真正体会所谓日月无光的滋味。可是，我丝毫没有改变坚守到底的决心。⑽。
　　古人云：“哀莫大於心死。”郑洞国是心已死，还硬要死到底。
　　“明知不可为而为之”
　　卫立煌执意守沈阳，郑洞国不想守长春，3月初，60军撤退吉林时，郑洞国就主张同时放弃长春。他认为长春离主力太远，有被吃掉的危险。与其将来被吃掉，不如现在跑掉。将东北主力集中於沈阳、锦州之间，能战，能守，又能保存一部有生力量。
　　这本是符合蒋介石撤退东北的总体战略，蒋介石却不干。他认为放弃长春，国际影响太大。困守长春保全面子，还可以吸引共军主力，减轻沈阳、锦州压力。
　　为了战胜对手，毛泽东忍辱负重，毅然放弃首都延安，为了保全面子，蒋介石却宁肯不顾总体战略，而不放弃“满洲国”的首都。
　　10月23日，南京《中央日报》在一篇题为《论长春之守》的社论中说：
　　国军之攻取和坚守长春，本来是政治的意义大於军事的意义。……国军在这一接收主权和保持主权的民族战争中，长春是我们领土主权的象徵，必须攻取，也只有尽力保持，而其攻取和保持的意义，与其说是军事上的，无宁说是政治上的。
　　一日三餐，政治家是不能忘了“政治”这杯酒的。问题是，当政治主要是以流血的方式，即通过将军们去进行时，一旦军事上失利，政治上还有甚麽可谈的呢？而当一切面子都丢尽了时，再谈上一番“与其说是军事上的，无宁说是政治上的”，那面子就能重新铺天盖地了吗？
　　杜聿明病了走了。陈诚病了走了。郑洞国也要去北平治病。他确实有病。有病没病也不想去长春，他看透这是步死棋。走不了，这位从不做非份之想的厚道人，又建议粱华盛去，或是与范汉杰对调，卫立煌说，梁华盛与60军军长曾泽生不睦，范汉杰情况不熟，还是他比较合适。
　　回忆到这段经历，郑洞国写道：
　　作为军人，还能怕危险废？我是国民党的高级将领，在困难的时候，我不负责叫谁负青？一种“临危受命，义不容辞，明知不可为而为之”的思想支配著我。……我既然跟国民党干了几十年，惟有尽自己的力量，挣扎到它垮台为止，这样才能问心无愧。⑾。
　　幸运老大难不死，奸诈者高官照效。郑洞国以他一代良将的慧眼和被历史嘲弄的真诚，去了那个有去无回的死地，做了一个腐败政权的殉葬品。
　　长春保卫战，10万官兵保卫蒋介石总统的面子。
　　“成仁”——成人
　　郑洞国坐守长春的方针，是“加强工事，控制机场，巩固内部，搜购粮食”⑿。
　　未到两月，机场丢了，空中交通断了。
　　最头痛的是粮食。可城外抢不来，城内搜不出，全城猫呀狗的几乎断了香烟。他抱著一只满身贵族气的小花猫坐往沙发里，除了一支支吸烟和唉声叹气外，还能怎样呢？
　　10月16日，蒋介石命令突围。郑洞国布置停当，新38师第一线部队已进入开进位置，60军起义，长春一分为二了。
　　曾泽生给郑洞国打电话，请他审时度势，共襄义举，郑洞国说：“我是军人，要保持军人气节，不成功便成仁。”⒀解放军代表刘浩给他打电话，希望他不要敞无谓的牺牲。
　　郑洞国说：“既然失败了，除战到死以外，还有甚麽可说，放下武器是做不到的。”⒁。
　　新7军参谋长龙国钧来见他，说：“新七军官兵己决定放下武器，解放军已经同意保障司令官以下生命财产的安全，希望司令官和我们一道行动。”⒂。
　　郑洞国说：“你们作法我是不同意的，既然你们已决定放下武器，那麽你们干你们的，我干我的好了。”⒃。
　　郑洞国致电蒋介石，表示“来生再见”⒄。
　　10月24日，南京《中央日报》发表文章：《郑洞国壮烈成仁三百官兵全体殉职》：
　　中央社沈阳二十三日电，据悉：孤守长春之东北剿匪总司令兼吉林省主席郑洞国将军，自市区战起，率部坚守核心据点中央银行大楼，与匪英勇搏斗，嗣以弹尽粮绝，终於廿一日上午发出最使之一弹，壮烈成仁，所属三百官兵，亦全体殉职，郑氏十八日电致其夫人陈泽莲女士称：“望保重，永别矣！”二十日致杜聿明、赵家镶及诸友好电称：“现虽大势已去，当奋斗到底，以保吾党革命军人之忠贞气节，希释劳念！”
　　3天前，《人民日报》己刊出文章：《郑洞国率部投降长春完全解放》。
　　原来，副参谋长杨友梅等人，不忍见郑洞国“成仁”，和共产党谈妥，让直属队朝天放枪，佯装抵抗後再放下武器。枪声中，郑侗国给蒋介石发报。杨友梅早让卫士将郑洞国的手枪拿走了，将他团团围住，使他“成仁”不得。
　　郑侗国想“成仁”。
　　杜聿明想“成仁”。
　　廖耀湘想“成仁”。
　　辽沈战役结束後，“以必死的心情”走向淮海战场的杜聿明，见大势已去，拔枪自杀，枪被卫土夺下。被俘後，又趁人不备抓起砖头，砸得满头满脸鲜血。
　　赵振华在把枪口对准太阳穴时，看到了妻子和孩子。杜聿明的妻女不在身边，在喷火冒烟的死神即将从枪口冲出来的瞬间，他想到了甚麽？当廖耀湘在辽西狼狈逃窜，无处藏身，钻进高梁楷堆里喘息时，他会想些甚麽？
　　外侮需人卸，将军赋采薇。
　　师称机械化，勇夺虎熊威。
　　浴血东瓜守，驱倭棠吉归。
　　沙场竟殒命。壮志也无违⒅。
　　这是毛泽东为200师师长戴安澜将军写的挽联。
　　蒋介石写的挽联是：“浩风英气”⒆。
　　弟兄们！向前走。
　　五千年历史的责任，
　　已经落在我们的肩头。
　　日本强盗要减亡我们国家，
　　奴役我们民族。
　　我们不愿做亡国奴，
　　只有誓死奋斗！
　　……⒇
　　200师官兵唱著他们师长谱写的这支《战场行》，浴血奋战时，那是一个民族在冲锋，在呐喊！
　　千古流芳的戴安澜将军，倘若不是战死在=屏蔽广告=的疆场上，会不会也和他的长官杜聿明，同为5军师长的郑侗国、廖耀湘一道，来到这片黑土地上凶残地打杀中国人？如此，他能逃脱和杜聿明，郑洞国。
　　廖耀湘同样的下场吗？
　　“恨不=屏蔽广告=死，留作今日羞。”当郑侗国等人准备“成仁”时，他们会不会想到吉鸿昌的诗句？
　　然而，历史竟然会荒唐到要责怪他们没在抗战中死去吗？
　　马革裹尸，是军人的最高荣誉。谁也不应怀疑郑洞国等人“成仁”的决心。可他们为甚麽终于没有“成仁”？就因为被卫士夺下了手伧，被幕僚们团团围住？倘若他们面对的不是共产党，而是日本侵略军，他们会做此选择吗？
　　49军军长郑庭茎，一位在抗战中立下不朽功勋的将军，这样描述在辽西被俘後押往哈尔滨时的心境：
　　正值北国寒冷的冬天，我坐在隆隆前进的火车上，望着车窗外朦胧的大地，纷飞的雪花，心情难以名状。我仿佛看到老母又在为我敬神祈祷，看到了她那哭干了泪水的双眼，满是皱纹的腊黄的脸；想起儿时家境不宽裕，平时靠吃白薯、野菜、碎米汤渡日，母亲却常常拿张棕黄色些米，放在汤里煮米饭团独给我吃，盼我长壮些，将来妤有出息，进了黄埔，我从见习官到排长、连长，经南征北战，直当到了军长，母亲日日为我祷告，求神保佑。我只盼世泰民安，早日解甲归田，以尽孝道，没想到结局如此之惨。
　　还有爱妻，随我颠簸，为我担忧，此刻我在北国，她却在于里之外的南方海口，膝下三女二儿，将来何以为靠？莉娟呀，我对不起你，多保重吧！(21)。
　　再看看指挥郑庭岌在缅甸血战的戴安澜将军，写给妻子的遗书：
　　亲爱的荷罄：
　　余此次奉命固守同固，因上面大计未定，与後方联系过远，敌人行动又快，现在孤军奋斗，决以全部牺牲，以报国家养育！
　　为国战死，事极光荣，所念者，老母外出未能侍奉，端公仙逝未及送葬，你们母子今後生活，当更痛苦，但东蜻澄篱四儿俱极聪俊，将来必有大成，你只苦得数年，即可出头之日矣，望勿以我为念……我要部署杀敌，时间大忙，望你自重，并爱护诸儿，侍奉老母，老父在皖，可不必呈闻，手此即颂心安。
　　安澜手启
　　卅一年三月三十三日(22)
　　同是牵挂老母娇妻弱子，情调却是天壤之别！
　　逝者千苦流芳，生者功成名就。他们本来是我们的民族精英。他们应该受到人民的敬仰和爱戴，领章上应该有3颗星，或更多的星。
　　他们本来盼望世泰民安，应该和父母妻子儿女月圆花好，再不因战争而天各一方。他们文化修养普遍比共产党将领好，他们本来应该吟诗作画，或是壮怀激烈地抒发当年的抗战报国之情，而不是写这类“没想到结局如此之惨”的文字。而我和我的战友见到他们，应该致以标准的军礼。
　　是谁把他们送上打杀中国人的战场？是谁使他们从抗战功臣变为内战战犯？又是谁使他妻离子散，甚至人亡家破？
　　斯大林格勒会战，德军第6集团军20万官兵被围困在冰天雪地之中，弹尽粮绝。集团军司令保卢斯致电希特勒：“为了挽救还活着的人，请即刻允许我们投降。”(23)希特勒回电：“不准投降！部队应该固守阵地，要战斗到最後一个人，最後一粒子弹！”(24)。
　　蒋介石先令他的“如兄弟于侄一般”(25)的长春守军固守，後来又令突围。
　　郑洞国也从未动过投降的念头。
　　昆仑关大战，郑洞国率领的荣誉第1师伤亡近半，有的团只剩300多人，即便打剩郑侗国一个人，谁也不会觉得他是刽子手。国魂永在，正义长存。
　　可在死城长春，率领连走都难走到沈阳的士兵血战、突围，这不是一场无谓的屠杀吗？
　　不以成败论英雄，但能不以无辜者的鲜血论功罪吗？
　　任何军事战略观点，都不能证明这种行为是无罪的，任何忠贞、节义，在这里都是自私的，甚至是卑鄙的。
　　“倒戈将军”石友三，为人不耻，千古唾骂。一代良将郑洞国的悲剧，在于他的愚忠。
　　而此刻的蒋介石，如能换成丘吉尔，罗斯福，斯大林，或是毛泽东，有谁会下令“投降”？
　　枪口是个“。”。
　　对准自己太阳穴的，没有喷火冒烟的枪口，也是个句号。
　　郑洞国，范汉杰，廖耀湘，卢浚泉……黑土地上绝大多数2星中将，走下战场，走出军界，走进监狱。昨天战争曾赐给他们一切，今天则把一切都剥个精光。功与罪，瑰宝与垃圾，荣誉的峰巅与耻辱的深渊。在尝遍了人生的百草後，他们学会了做工，种田，手上有了茧子，也有了普通中国人的七情六欲。
　　他们重新成人了，成了实实在往生活往大地上的中国人。
　　连蒋介石也成人了。
　　只是那手上的血腥会消逝吗？
　　历史记着他的名字
　　事情坏到极处，新的一章就揭开了。
　　走投无路的曾泽生，拨动了长春的时钟。
　　“60熊”
　　暖润的南风带著股苦艾和泥土的清凉味儿，在大雁欢快的叫声中，一路向北吹拂，吹拂。
　　又一个冰天雪地的冬天过去了，可滇军和国民党的春天往哪里呢？
　　设在中长路理事会大楼（今长春铁路分局）的60军军部里，军长曾泽生站在窗前，望看窗外花骨朵儿似的鼓著叶苞的杨树，沉思默长春和昆明，一北一南，都叫“春城”。
　　蓦地，一支歌由远而近，在耳边响起：
　　我们来白云南起义伟大的地方，
　　走过了崇山峻岭，
　　开到=屏蔽广告=的战场。
　　弟兄们用血肉争取民族的解放，
　　发扬我们护国、靖国的荣光。
　　不能任敌人横行在我们的国土，
　　不能任敌机在我们领空翱翔。
　　云南是60军的故乡，
　　60军是保卫中华的武装！
　　1937年秋，4万滇军健儿唱著这支歌，开赴台儿庄前线，直唱到抗战胜利。
　　台儿庄大捷後，日军大学增兵鲁南，图谋攻取战略重镇徐州。60军奉命在台儿庄、禹王山一带，抗击坂垣的5师团和矶谷的10师团。
　　那是真正的战争，那是滇军出滇抗战的第一战。天上地下，日军的火网简直密不透风。27个昼夜，红天血地，滇军健儿拚死搏杀。唱著军歌赶来的4万人，离去时只剩下两万。但是，他们终于守住了自己的防线，使日军重占台儿庄直取徐州的企图不能得逞。
　　两万兄弟倒在中原大地上，唱着军歌再来两万！
　　河南。山东。江西。湖北。“我们来自云南起义伟大的地方……”
　　在中华民族的抗战洪流中，一支带著滇地特色的队伍，转战大江南北，前仆後继，万难不屈。
　　最後一幕，是在北纬16。1度的越南士伦。
　　一场豪雨，把山川、原野洗得一尘不染。热带酷热的阳光下，全副武装的60军官兵肃立在操场上，雄赳赳，气昂昂，英姿勃护。对面，是日军38军混成旅的队列。那队列也够整齐的，只是再也没了“武士道精神”，就像一重灰颓颓的木偶。旅团长白水大佐，一个留着两撇高做的八字胡的矮壮军人，正步走到曾泽生面前，立定，敬礼，报告日军投降部队番号、自己职级和姓名。然後，垂首弯腰，将一把指挥刀毕恭毕敬地捧呈上来……
　　曾泽生只觉得一股股热浪，扑扑地拍击着胸膛！
　　云南是60军的故乡，
　　60军是保卫中华的武装！
　　如今，连长春老百姓都知道60军叫“60熊”。
　　只道出国受降是60军的光荣，没料想却是蒋介石的调虎离山计。
　　五华山解决了龙云，黑土地再收拾滇军：冰天雪地，背井离乡，“不死不生，必死必生，置之死地而後生”——你死我生！
　　明明是借共产党刀杀滇军，却叫你甚麽话也说不出来。
　　滇军离滇，已是虎落平阳，一条对角线送来东北，又被分割使用，93军放到辽西、热河，60军摆在中长线。60军三个师又被瓜分，全部配属了中央嫡系。主力184师三个团，一个摆在鞍山，一个摆在营口。大石桥，一个摆在海城至汤岗子间，成了各管一段的铁路警察，偏又冤家路窄，顶头上司，竟是那个收拾了龙云的杜聿明。
　　同性相聚，美国人会多瞅几眼，疑为搞同性恋。异性之间多说几句话，中国人会生出许多是非，同乡凑在一起，在蒋介石眼里，就是要谋反。
　　184师海城起义，更叫曾泽生捏著一把汗：会不会乘机编掉60军？
　　杜聿明却亲来抚慰：中央是相信你的，60军仍归你指挥，要尽快重建184师。
　　新“云南王”卢汉街蒋介石之命，千里迢迢，也来慰问子弟兵。
　　当年日军再犯台儿庄，于学忠和汤恩伯部抵挡不住。5战区司令李宗仁，电请蒋介石急调60军增援。60军列为武汉衡戍部队序列。卫戍总司令陈诚与60军军长卢汉商谈，卢汉说：统帅部叫到哪里就去哪里！
　　後来和张冲、龙云一样归顺了共产党的滇军首领卢汉，这回公开场台大讲“主义”，“革命”，背地里则反覆叮嘱：“我这个主席是靠你们当上的，能否继续当下去，要看你们为蒋效劳的成绩如何，既要努力效劳，但又不能丢掉老本，老本没了一切都完了。再具体些说，要服从蒋的指挥，和蒋搞好关系，并争取蒋的信任，但又要灵活对恃，固守防区，加强训练，力保部队实力。特别要加强内部团结，严防共产党的策反活动”。(25)。
　　卢汉话好说，曾泽生戏难唱。
　　1947年秋吉林保卫战後，60军召开战役检讨会。曾泽生在主席台墙壁上挂张古画。画面上一一只怒气冲冲的大狮子，把一群小狮子朝悬崖下椎。曾泽生说：“这幅画画的是大狮子训练考验小狮子能力的情景。狮子就是甲这样严厉而残酷的办法训练小狮子的。据说小狮子堕岩後如果不死，大狮子就承认是它的好儿子，把它领走。如果小狮子堕岩跌死了，大狮于就毫不怜惜地丢下尸体走了。我们部队现在的处境也和这幅画上的小狮子的命运相似。我们在这座孤城里是接受上级最严酷的训练和考验，如果我们不坚强，就会毫无怜惜的消灭在这里。所以我们必须振奋起来，以图自保，接受更加严峻的考验。”(26)像小媳妇一样战战兢兢，又要像狮于一样凶狠冷酷，在夹缝中挤杀出一条生路。
　　184师重建四次，最后和93军一道覆灭在辽西。182师和暂21师也屡受重创。也有上乘表演，吉林保卫战，“小狮于”摔得血肉模糊，终于成功，守卫团山的182师546团两个加强连，打剩6个人，5人重伤，阵地才失守。1948年3月撤退吉林，甚至被路透社记者称为“东方的敦克尔克”。
　　吉林撤退截击过60军，又参加长春围困战的独6师，有些老人说：和60军打，个对个，咱们不行。
　　依然是滇地乡音，60军的故乡永远是个伟大的地方，只是那军歌再也唱不响了，怎麽唱呢？“漂洋过海，开到了内战的战场？60军是卢汉的卫队，还是蒋介石的武装？……”
　　没了军歌的60军，成了“60熊”。
　　60军本来装备差，待遇低。收缩吉林市後，吉林省主席梁华盛不准60军进驻省属公产房屋。无奈，部队只好住进伪满营房、空闲民房和寺庙。军需给养，很少按时供给，新兵增补，要到锦州找93军同乡解决。驻地分散，供给拖欠，官兵愤懑，军纪难以维持。梁华盛大骂：甚麽60军？60熊？军不军，民不民，像一群乌合之众！陈诚上任後，在长春召见驻军长官，训斥60军：以後谁的军风纪不好，就取消它的番号，把它编掉，我陈辞修决不客气！
　　一柄达摩克利斯剑悬在60军头上。
　　仅有这把剑是不够的。
　　痛苦的分娩
　　一轮残月，照著一座孤城。
　　月光把层层叠叠、高高低低的建筑刷得惨白。没一丝儿风，没一点儿光亮，没一声响动，一切生命好像合不存在了。拆去门窗、房架的各种建筑，有的坍塌成一堆瓦砾，有的朝天张著大口，狰狞可怖。
　　空空荡荡的街道，柏油路面彼掘挖得坑坑洼洼。哨兵伴著“死倒”在路边徘徊，钢盔在月光下一问一闪，像游荡的幽灵。一声炸耳的枪响，空气颤栗了一下，更平添了几分死寂，曾泽生在窗前踱步。
　　中上个头，一副标准军人姿态的曾泽主，是个性格内向，做事精细，不动声色的人。
　　不动声色的曾泽生，此刻心头波翻伥涌。
　　守？即便共军不攻，也没几天守头了。跑过去的检条命，留下的都将像老百姓一样，横尸街头。
　　突围？他曾探问过新7军军长李鸿：“突围，60军是没希望了，你们还是可以的。”李鸿道：“38师都靠不住，现在是师长有师长的算盘，士兵有士兵的想法。简直是离心离德！现在是围在城里，还能这样守著。出去就散了！”(27)连王牌中的王牌都靠不住了，在饥饿面前人人平等，现在是谁能吃饱，谁就是王牌。
　　到能吃饱的那边去，从西南到东北，冰天雪地苦苦挣扎了两年，就是这个归宿吗？
　　5月中旬，184师511团团长张秉昌和544团副团长李峥先，被俘後释放回来，劝他“反蒋起义”。他冷冷地道：“这边倒倒！那边倒倒，这样的事我搞不来。”(28)。
　　和张秉昌、李峥先一道来当说客的暂21师师长陇耀，一年前，亲生女儿受共产党派遣，和母亲从云南来到东北。铁血硝烟中，猛见微微甜笑的妻子，青春焕发的女儿，多少夫妻恩爱骨肉情，可一谈到“反蒋起义”，立刻反目成仇。
　　在海城率184师起义的师长潘朔端，战役初期是决心顽抗到底的。有两个连长作战不力，立即将两人当场枪毙。
　　果子不熟透，是不会从树上掉下来的。
　　应该说，60军在黑土地的分娩，是怀胎於五华山的枪声的。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一支军队，一个人，最不能忍受的就是被人下眼瞧。国民党愚蠢的为渊驱鱼政策，正中共产党下怀。但是，比之共产党的性质、纲领和终极理想，毕竟志不同，道不合。无论怎样受歧视、排斥，滇军和国民党大方向一致，根本利益相同。
　　或战或降或起义，潘朔端是火烧眉毛，刻不容缓。曾泽生的痛苦，在于有充裕的时间煎熬自己的灵魂。
　　19岁从军，23岁入黄埔。营长、团长、师长、军长，嵌著各种文字、符号的伧弹、炮弹没有夺去他的生命，历史塑造了一大批像他一样的军人。
　　蒋介石是孙中山的接班人，是国家元首，代表正统，有几百万军队，还有美国支持。而且，在滇军将领中，他是为数不多的可以称蒋介石为“校长”的人。自知比不得嫡系，但战争结束是不会没他一杯羹的。退守长春後，蒋介石亲自写信，祝贺他成功指挥吉林撤退，并晋升他为1兵团副司令兼60军军长。他感恩戴德，如获至宝，并请了长春一流古玩商，将蒋介石手迹裱好珍藏。
　　更强烈的是地方观念。
　　从一个小地主的儿子到滇军高级将领，他是龙云和卢汉一手提拔起来的。入越受降前滇军整编，多少人瞅著60军军长这个宝座，其中还有龙云的“龙子”。结果，却是“忠实可靠，治军得力”的他成了“军座”。为了“云南王”的基业，封建军阀也是颇有眼光的。而曾泽生们为报答知遇之恩，也不遗馀力，两肋插刀。一荣俱荣，一损俱损，擎著“青天白日”旗的滇军，第一面旗帜上写的是一个“滇”字。
　　五华山枪响，陇耀声泪俱下，要打回云南报仇。曾泽生何尝不想雪恨？是谁给了他高官厚禄？可老蒋是白给的？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最要紧的是保存实力。
　　如今，在这遥远的黑土地上，别说滇军，连嫡系也成秋後的蚂蚱了。
　　潘朔端起义，嫡系说是“叛蒋”，滇军说是“叛滇”。在滇军心目中，最不能容忍的就是“叛滇”了。
　　现在，他不但容忍了，而且理解了：为蒋介石当殉葬品，值得吗？
　　潘朔端就在城外，天天都这麽喊。老师长张冲也来了，在那边呼唤。
　　那边是个甚麽样的世界？他不信“共产共妻”，但他打心眼里没瞧得起共产党。那副打扮，那几支破枪，也想争天下，真是异想天开。
　　比之嫡系，滇军是杂牌；比起共军，滇军可是堂堂国军。可共产党就像施了甚麽魔法，国军一阵风般就国不国、军不军了，他不服气，开头上下都不服气。不服气，就打几个胜仗争争气呀！却是一败涂地。
　　仅仅是军事指挥上的无能吗？看看这边的贪官污吏，就知道那边是一个甚麽样的世界了。
　　他听过那边的宣传。共产党真厉害！从台儿庄到武汉，从西南到东北，他闯过多少血火？军人流血不流泪。可那一刻，他不是他了。
　　此刻，他知道他的官兵做的都是甚麽梦。
　　那是梦麽？
　　一条对角线，3万子弟兵，如今剩多少？明天还会剩多少？做人敞鬼，他对得起家乡的父老乡亲吗，可“这边倒倒，那边倒倒”，就有颜见那片生他养他的士地吗，是谁给了他荣华富贵，历史将怎样描述这一笔？
　　眼下，还能顾得了这些吗？
　　而且，究竟甚麽是忠孝节义？
　　“不死不生，必死必生，置之死地而後生。”
　　9月22日，曾泽生决定起义。
　　当晚，与182师师长白肇学和暂21师师长陇耀，统一思想。
　　一番紧锣密鼓地筹划後，10月14日清晨，派张秉昌和李峥先出城，与解放军联络起义。
　　当晚，曾泽生先後召集暂21师和182师营以上军官开会，号召反蒋起义。兵随将转，特别是对于这样一支地方观念极强的部队。
　　接著，设计将可能拒绝起义的非滇糸的暂52师师长和团长，活捉软禁。
　　随即掉转枪口，向新7军设防。
　　10月6日天亮，以中山路（今斯大林大街）为界，驻守西半城的新7军惊骇地发现，对面东半城已经不是形容枯萎的60军。而是神采威扬的八路了。
　　新7军随之宣布投降。
　　长春，从“六点半”启动了。
　　从国民党到共产党，曾泽生都是中将军长。
　　从西南到东北，只道是滇军打共军，借共军减滇军，谁曾想滇军变共军？
　　又有谁曾想，成为阶下囚的国民党军，在监狱中保得了性命，当年雄姿英采的共产党将军，却成了一场“大革命”的对象，有的惨死，有的残废？
　　人生之旅，命运之船，荣辱俘沉，谁能料得？
　　而当长春和自己的命运都停在了“六点半”时，曾泽生无疑是做了一次选择。
　　无论如何，对于长春那些还在勉强地做著呼吸运动的草民百姓，实实在在，曾泽生的选择是善事义举。
　　活跃的“内线”
　　共产党的地下工作，是必须写一笔的。
　　早在红军长征时期，共产党就向滇军派遣了一些党员。抗战期间又陆续派进，建立了地下党组织。60军起义後，曾泽生恍然大悟：我身边竟有这麽多共产党呀！
　　远见卓识的共产党人，是与人奋斗的大师。
　　内战初起，滇军占黑土地国民党军队的三分一。针对这种情况，共产党从延安抽调一批云南籍干部闯进关东，打入滇军内部。
　　延安党校学员刘浩，曾长期在云南做地下工作。妻子禄时英，和93军军长卢浚泉都是彝族，又是本家亲戚，而卢浚泉又是卢汉的叔叔。通过这种关系，刘浩同龙云、卢汉、卢浚泉、张冲、陇耀等云南军政要人，都有接触和交往。为了驾驭庞大的战争机器，共产党人把一大批身怀各种技艺的文武高手聚集在自己的旗帜下，随时都能向任同一条战线出击。
　　不会说东北话的刘浩，穿越战线时扮成个哑巴。一进入滇军，一口纯正的滇地乡音，就像“少校军需官”身份一样便利。处于冬眠状态的地下党，很快恢复了活力。煽风点火，泄气搭桥，争取骨干，发展党员。地下党组织像雪球一样越滚越大，掌握了几个团的带兵实权。
　　随著战局发展，策反工作也越?屏蔽广告=钤竞透挥谐尚В?妥搴鹤勇ひ??愿裰彼??易鞲椅??懿涣说障档钠???？诔鲈寡浴?0军收缩吉林途中，暂21师遭截击，伤亡过半。他逃进吉林，闭门不出，借酒浇愁。正在这时，共产党代表和陇耀的亲戚刘浩，带著林彪和潘朔端的亲笔信，登门拜访了。後来曾泽生决定和组织起义时，陇耀起了重要作用。
　　这边曾泽生派人联络起义，那边内线送来敌人要突围的情报。1兵团有的领导认为这是阴谋。刘浩以一个特工人员的经验和机敏，判定60军起义是瓜熟蒂落，势在必行。并主动要求进城，与曾泽生商谈。
　　拜访陇耀去得还是时候。
　　那是稍有失误就要掉脑袋的。
　　自然，他们并不光策反。
　　吉林和长春城防工事，兵力部署，官兵心态，都化作各种图形和文字，送出城去。陇耀那次遭截击，就是一份情报所致。动之以情，晓之以理，是以实力和严酷的现实为後盾的。
　　而在更广阔的背景上，精明的共产党人简直无孔不入。
　　隐蔽在沈阳“剿总”、空军司令和军运指挥所的“内线”，将国民党各个时期的作战计划、城防要图、兵力配备、军事运输、粮食供应、密码、口令等等，相继送出。国民党密码不断变换，每次都被获知。
　　有的译电员就是“内线”。而共产党的密码，当年难住了日本人，如今又叫国民党一筹莫展。
　　攻打锦州前，“内线”就从锦州市政府军事科复制出城防工事图。
　　东进兵团陆续开到葫芦岛，番号、兵力编制和火器配备情况，就陆续到了“东总”。西进兵团未出沈阳，行动日期、路线和作战企图，林彪就知道了。
　　朝气蓬勃的共产党人，与其说是在驾驭战争，倒不如说是在骂驭国民党。
　　笔者幸运又兴奋地找到当年“东总”负责情报工作的一位老人。老人笑吟吟地说他甚麽都知道，但这是绝密。我说已经过去40年了，有些情况是不是可以谈谈了？笑吟吟的老人，笑吟吟地坚决不谈。
　　第三十一章 “兵不血刃”
　　长春和广岛，死亡人数大致相等。
　　广岛用九秒钟。
　　长春是五个月。
　　百姓夹在中间
　　长春是在沦陷期间膨胀起来的城市。
　　“九·一八”后，日本集中国内一批一流专家，采用欧美式建设理论，到长春进行规划设计。绿化系统，既吸收了霍德华的田园城市理论，又注意到整体环境。
　　新区采用分流制的排水系统，以保持公园绿地流水清洁，利用天然沟渠造成借助于地形的绿化带。主要干道采用电力、电讯、照明线路地下化，新住宅区设置电力路线走廊。为适应三十年代城市交通方式，采用平面环状交叉，设计了许多圆形广场。
　　人口也由“九·一八”前的十五万，剧增到“八·一五”前的七十万左右。其中日本人为十四万。
　　长春围困战前，居民?迨?蜃笥摇?br /> 　　五个月的围困，全城七百余万平方米建筑，230万平方米被破坏。一切木质结构部分，大到房架，小到交通标志牌，乃至沥青路面，或用于修筑工事，或充作燃料，而一切可以当做食物的东西，如树皮、树叶之类，都被尽情地送入口中，化作维系呼吸运动的热量。
　　战后长春只剩下十七万人。
　　一是存有幻想，二是顾及军心士气面子，围困之处，国民党不准百姓离城。尚传道提出“人人种地，日日练兵”，号召军民同舟共济，保卫长春。郑洞国讲台湾正在训练大批美械新军，即将开赴东北大举反攻，只要守住半年左右，大局能扭转。
　　幻想成为幻想，口号只是口号。即便人手一把锄头，掘去沥青的马路能长庄稼，也得等到秋后才能吃到嘴里，而存粮只能吃到七月底。五十万张嘴，成了国民党的沉重负担。
　　七月下旬，蒋介石致电郑洞国，从八月一日起，疏散长春哨卡内人口，只准出卡，不准再进。
　　共产党早已森严壁垒。六月二十八日，一兵团政委萧华在围城政工会议上说∶敌人疏散人口的方法，可能有以下几种∶一、强迫逼出，二、组织群众向我请愿，三、搞抬价政策，收买存粮，逼得群众无法生活不能不外逃，四、出击护送群众出境。因次我对长春外出人员一律阻止，但不能打骂群众，纵有个别快饿死者须要处理时，也要由团负责，但不应为一般部队执行，更不能成为围城部队的思想。(30)。
　　八月十七日，一兵团副政委兼政治部主任唐天际，在围城部队高干会议上的报告中说∶在围城时期，基本上还是执行围困封锁，禁止人民与长春市之来往，禁止与长春之贸易关系。但在我警戒线附近，因蒋匪之抢掠驱逐与强制疏散而奄奄待毙之饥民很多，死亡率很大。这些人已经不可能回到长春市内增加敌人之负担，故我们还是必须加以救济。这对我们的政治影响及部队的影响是很大的。关于放出与救济这些难民有以下几个原则∶甲、难民已进入警戒线内及警戒线外附近之地区，或我军攻占之地区，对是饥饿死亡很严重者，放出或予以就地救济，至于城内及敌乘隙新疏散出来之难民则暂不能救济，待调查之后听候处理，对于尚存有粮食，或将存粮出卖者不予放出。
　　乙、不是大批号召及整批自流的放出，而是在部分地区（即指定一定的放行之道路）采取部分的放行，故可先派工作人员进入难民地区进行调查，将真正的难民予以组织，告以放行之时间地点，并予以证明，每一期预计放行之数目要先期报告，以便准备救济。
　　丙、在放出之难民中，工人与学生可以吸收者经难民处理委员会转至适当地点收容，但不是号召城内工人学生都出来。对于真正有特殊技术之人才，可以号召争取其出来，亦送委员会。(31)。
　　九月九日，“林罗刘谭”在给毛泽东的报告中说∶我之对策主要禁止通行，第一线上五十米设一哨兵，并有铁丝网壕沟，严密结合部，消灭间隙，不让难民出来，出来者劝阻回去。此法初期有效，但后来饥饿情况愈来愈严重，饥民变乘夜或与白昼大批蜂拥而出，经我赶回后，群集于敌我警戒线之中间地带，由此饿毙者甚多，仅城东八里堡一带，死亡即约两千。八月处经我部分放出，三天内共收两万余，但城内难民，立即又被疏散出数万，这一真空地带又被塞满。此时市内高粱价由七百万跌为五百万，经再度封锁又回涨，很快升至一千万。故在封锁斗争中，必须采取基本禁止出入，已经出来者可酌量分批陆续放出，但不可作一次与大量放出，使敌不能于短期内达成迅速疏散。如全不放出，则饿死者太多，影响亦不好。
　　（二）不让饥民出城，已经出来者要堵回去，这对饥民对部队战士，都是很费解释的。饥民们会对我表示不满，怨言特多说∶“八路见死不救”。他们成群跪在我哨兵面前央求放行，有的将婴儿小孩丢了就跑，有的持绳在我岗哨前上吊。战士见此惨状心肠顿软，有陪同饥民跪下一道哭的，说是“上级命令我也无法”。更有将难民偷放过去的。经纠正后，又发现了另一偏向，即打骂捆绑以致开枪射击难民，致引起死亡（打死打伤者尚无统计）。(32)。
　　比之草民百姓的命运，人世间的一切苦难都黯然失色了！
　　白骨之城
　　“兵不血刃”的长春之战，把手无寸铁的老百姓推上第一线。
　　尚传道在回忆录中写道：“根据人民政府进城後确实统计，由于国民党‘杀民’政策饿、病而死的长春市民共达十二万人。”(33)10月24日，南京《中央日报》在一篇《长春国军防守经过》中写道：“据最低的估计，长春四周匪军前线野地里，从六月末到十月初，四个月中，前後堆积男女老少尸骨不下十五万具。”
　　长春变成不折不扣的死城，饿俘之城，白骨之城！
　　天塌了
　　67岁的宋占林老人，离休前是长春市二道河子区城建局环卫科长。
　　老人说：
　　1948年春节前後，吉林和周围城镇有钱人都往长春跑，中农也跑，大车、爬犁络绎不绝。国民党宣传共产党“共产共妻”，“流血斗争”，都害怕。长春一下子就变挤了，住房紧张，煤柴紧张，谷草最贵，一斤谷草换几斤大豆。跑进城的难民都有马。那时粮食还不见紧张，大豆有的是，都用豆饼、大豆烧火做饭。我家也是，锅上锅下都是粮食。天化时就不大行了。先是把黄豆磨成面吃，不消化，胃受不了。难民杀马，烤马肉吃，像现在街上烤羊肉串儿似的。最先饿死的不少是难民，和进城谋生计的手艺人。
　　我就这二道河子生人。父母，弟兄四人，四个妯娌，三个孩子。
　　我们兄弟身强力壮，我和大哥是木匠，二哥是铜匠，在贫民区中算中上等人家。就这样，13口之家也死了4口：父亲叫流弹打死了，孩子全饿死了。
　　朝阳区东朝阳路9居民委员会主任李素娥老人说：
　　那时，我家住在老虎公园（今动植物园）北门。一家8口，父母和6个孩子，我是老大，那年16岁。父亲在南岭运动场画跑道圈，原来就病厌厌的，最先饿倒的，接著是大弟弟。男人不经折腾，女人抗劲儿。我们家全靠我折腾了。爹妈常说：是素娥救了一家人哪！
　　我们7月中旬断粮，吃野菜、树皮。先扒榆树皮，扒掉老皮要里面那层嫩的，粘粘乎乎挺好吃，後来甚麽树都扒，老皮也吃。长春树多，夏天马路上不见阳光，都是荫凉。都扒光了，白花花的，我有个二姨叔叔，在“60熊”一个特务连做饭。伪满时，爹妈卖只200多斤渚，给他娶的媳妇。妈说：3年大旱饿不死厨子，你去看看能帮点不。进屋就见锅里煮著大米饭，二婶拿锅盖就盖上了。二叔说：你吃一碗吧。我恨不能把头都拱进锅里，一想到爹妈和弟妹，就说给两碗我拿家去吧。二婶脸不是脸，鼻子不是鼻子，说我们今晚就揭不开锅了，还给你拿家去？我妈哭著说：这年头没亲戚啦！
　　我家房后有块地，头年种点谷子，吃了些，装了三枕头。藏着掖著，寻思不到快饿死时不能动。邻居有两个姑娘和国民党不正经，不知怎麽叫她们知道了，来几个“60熊”，硬给抢走了。一家人哭啊。爹说：这是命，遇上小人了！
　　说到头，还是空投大米救的命。
　　得拿命换。
　　老虎公园是个空投点，飞机一来就掉粮袋。尽是大米，南方大米，东北人叫“线米”，飞机一响，国民党就戒严。看不住。老百姓早准备好了，哪儿都藏人，空投也不都那麽准，老百姓抢，国民党就开枪。开枪也抢，用小刀划开袋子，搂些就跑。有的见到粮食就往嘴里抓，甚麽部不顾了，也忘了，枪打刀扎，就那麽抱著粮袋不放，枪打死的，人踩死的，每天都有，我们家人祖祖辈辈都胆小，可人到了那汾上也就没甚麽胆小胆大的了。妈甚麽也舍不得吃，总让我吃个半饱，说你是咱家顶梁柱呀。我哪吃得下呀？走路打晃，动一动就冒虚汗，可一看粮袋掉下来，劲就来了。白花花的大米捞在手里，那是全家人的命呀！
　　有个姓刘的钴娘，比我大一岁，叫粮袋砸死了。离我不到10米远，砸得扁扁乎乎的。
　　朝阳区义和路居民张淑琴老人说：
　　一天，我坐在炕上哄孩子，喀嚓一声，一袋粮食掉下来。还没明白怎麽回事儿，吵儿巴火进来几个国民党，都是新7军的。魂儿都吓飞了，没听见他们问甚麽。翻一大阵子，粮袋砸穿房盖掉在天棚上了，正在我们娘们孩子头顶上。是炒黄豆。他们就骂，说吃黄豆拉稀肠子都快拉出来了，大老远的还送这破玩艺儿，嘴里这麽骂，那眼睛瞪得“大眼贼”似的，掉进墙里的也抠出来。
　　国民党有搜粮队，一斤半斤也拿走。我们家来过一次，翻得碗朝天，瓢朝地，用铁钉子往地下捅。
　　有天来个兵，翻出几个大饼子。我哪能撕巴过他呀，就说：你看看我那孩子吧，小猫小狗也给留条小命吧！他还有点良心，给留下两个。
　　那年我25岁，3个孩子，大的6岁，小的1岁。唉，哪还叫孩子呀，猴啥样他们啥样。小女儿就那麽饿死了。吃奶孩子没听说有活过来的。再困个把月，就全完了。
　　李素娥：
　　拿命换点大米不敢吃，拿去换糠、麴子、酒糟甚麽的，让全家人糊口，抢大米不能拿面袋，得用筐，不显眼。后来筐也不行了，就穿个大布衫子，里面缝些兜。去市场卖大米也一样，一次叫几个“60熊”发现了，说我是“大米贩子”。就2斤大米。我抱住不放，在地上打滚。他们拽我去督察处，我不知道他们怎叫“60熊”，也不明白这“督察处”是干甚麽的。旁边人说：你就舍了吧，去督察处就没命了。一个同学见了，跑回去报信。爹妈来了，给他们磕头，一口一个“长官”，“老总”，说孩子小，不懂事，高抬贵手开开恩。有个兵是辽南人，我们老家也是辽南，听出是老乡，就说到他们家看看再说，5个弟妹一水水躺在炕上，有出气没进气样儿。没说甚麽，把那2斤大米拿走了。身上打得青一块、紫一块的，爹妈抱著我哭。
　　有一次卖大饼子，谷子、树皮和麴子做的。想卖点钱，最好是换点药，给爹和弟弟治病。吃点饭立刻就精神了，那算甚麽病呀？可人就是那麽怪。妈说，你上街还不叫人撕碎了呀！那时卖吃的，一个人卖，几个人看着。怕抢。不少卖大饼子的，把命都搭上了，我出门没走多远就让人抢了，边跑边吃。我追上个死人幌子样的人，他已经吃光了。我蹲在那儿哭，他傻乎乎地看著我，站那儿也不跑了。
　　现在这人认钱。假药，假种子，假化肥，甚麽都掺假，要钱不要良心。我们这荐人讲名声，讲信用，讲仁义，可他抢我大饼子，我抢国民党大米，就是没了礼义廉耻吗？弟妹们吃东西我都不大敢看，一看心里就痒痒，嗓子眼恨不能伸出个小巴掌。一些人是看见吃的，身不由己就上去抢了。
　　有人给我保媒。甚麽“保媒”，“结婚”的，就是换大饼子。和我大小的姑娘，不少都换了大饼子，换给郊区农民。孟家屯，就是现在第一汽车厂那儿，不管多大年纪，还是瞎子、瘸子，光棍都娶的小媳妇。我在电车公司工作时，几个师傅都是小媳妇。
　　东西不值钱，钱不值钱，金子不值钱，人不值钱，几个大饼子就领走一个大姑娘——就认吃的。
　　宋占林：
　　刚解放时我当街道干部，没少处理这类离婚案。结婚为口饭，有饭吃马上不干了。政府政策是能过就过，不能过不硬捏。长春药厂一个女的，有孩子了，非离婚不可，男的不干，丈母娘说几句不中听的，就把丈母娘杀了。
　　李素娥：
　　每天都饿死人。死在家里的不知道，路边越来越多。我在南关永安侨头卖大米，身后咕呼一声，一个老头就倒那儿了。灌口米汤就能活过来。有收尸队，一路捡，往车上扔，说“喂狗”。狗吃人，人吃狗，那狗才肥呢。
　　宋占林：
　　死人最多的洪熙街和二道河子。洪熙街甚麽样子没见到，二道河子十室九空。
　　开头还弄口棺材，接著是大柜、炕席甚麽的，後来就那麽往外拖。也没人帮忙了。都死，谁帮谁？拖不动了，就算到地方了。有人拖不动了，坐那儿就动不了了，也死那儿了，最後也没人拖了。炕上，地下，门口，路边，都是。有的白花花剩副骨架，有的正烂著，刚死的还像个好人。大夏天，那绿豆蝇呀，那蛆呀，那味儿呀。後来听城外人说，一刮风，10里、8里外都薰得头痛。
　　我们家附近没一家不死人的。同院的王青山，5口剩1口。西边何东山，也是5口剩1口。前院一个姓曾的木匠，7口人剩个老伴。“杨小个子”一家6口，剩个媳妇。后边一家“老毯儿”（东北称闯关东的河北人为“老毯儿”），6口全死了。
　　旧历8月初，我临出哨卡走到现在胶合板厂那儿，想喝点水：一家门窗全开著，进去一看，10多口人全死了，炕上地下，横躺竖卧，炕上有的还枕著枕头，女的搂著孩子，像睡著了似的。墙上一只挂锺，还“嘀嘀嗒嗒”走着。
　　开头见死人掉眼泪，头皮发炸。后来也害怕，不是怕死人，是觉得自己早晚也是这条道。再往后见了打个唉声就过去了，再住後连个唉声也不打了，也不把死当回事儿了。
　　解放後，熟人见面就问：你家剩几口？就像现在问：你吃饭了吗？
　　解放後第一件事就是“救生埋死”，“救生”就是给活着的发粮食，“埋死”就是埋死人。我参加“埋死”了。干一天给5斤高粱米，干了个把月。全城都干，全民大搞卫生运动，不然发生瘟疫更了不得。挖个大坑，把钢轨甚麽的架上，尸体放在上面烧。大部分是埋的。有的集中一起挖个大坑埋，有的随处挖坑就埋了。前院姓曾的一家都烂炕上了，拿不成个了，唉，别说了。第二年看吧，凡埋死人的地方都不长草，那地太“肥”了。
　　吉林省军区原参谋长刘悌，当时是独8师1团参谋长。
　　老人说：
　　独8师当时就在二道河子执行围困任务。通信员说有个老太大，把饿死的老头的大腿煮吃了，吃了也死了。团长吴子玉是个老军，说哪能有这种事。通信员说，不信我领你去看看。进去一看，锅里还剩条大腿。团长回来跟我说，那天都没吃饭。
　　宋占林：
　　我出哨卡前，看到路边一个人两条大腿都剔光了。早就听说有吃人肉的，还不大信。那肉是刀剔的，不是狗啃的。那时早见不到狗了。
　　1955年，我当区机关党委书记时，有个挺好的党员发展对象，向党交心，说他那时吃过人肉。那还能入党吗？
　　最叫人揪心的是孩子，不少人都把孩子扔了，扔到马路边上，希望有钱人能抱走捡条命。现在的东盛小学，当年就是学校，二道河子这片那儿最多。大都是5岁上下，有的拉拉巴巴刚会走，张著小手“妈呀”、“妈呀”叫，爬到马路上的，爬进学校的，那个小样呀！叫不动了，就歪在那里，慢慢就死了，活着的还在那儿爬，哑着嗓子叫“妈”。人们都不敢往那儿去。每天都有送的，听说真有叫人抱走的。
　　张淑琴：
　　我在吉林大路那儿见过，披个小被，在那儿哭得泥人儿似的：看一眼赶紧跑，自己孩子都饿死了，抱回来不也是个死吗？
　　65岁的于连润老人，退休前是朝阳区孔雀理发社工人。
　　老人说：
　　二道路那儿扔些小孩，一场大雨全淋死了，小肚子灌得鼓鼓的。
　　唉，别说这个了，一说这个就想起我那死去的孩子。真作孽呀！
　　我那时候就理发，饿得那样，也有人理发。甚麽人那时候还能想着理发呢？
　　有钱人到甚麽时候都有钱，饿死的都是穷人。
　　张淑琴：
　　新7军的官太太穿旗袍，抹口杠，坐人力车，後边跟好几个护兵，有的军官挎两个太太压马路。人和人不一样。
　　永春路的“老藏生”食品店一直营业。你想想，那掌柜的会是甚麽人物？
　　李素娥：
　　南关永安桥头有家炸大果子的，那个香呀，一走到那儿就拔不动脚了。不要钱，用金银首饰甚麽的换，那财发的呀！吃的都是当官的和有钱人，也没见有人抢。一般人就是有油有面，你炸个试试？
　　宋占林：
　　逃进城的地主富农也饿不死，他们组织保安队，老百姓叫“胡子队”。国民党不发粮饷，吃穿全靠抢。抢还有名堂，今天这个“捐”，明天那个“税”，可把地皮刮完了。
　　于连润：
　　那时咱就寻思呀，你国民党和共产党有仇，咱老百姓招谁惹谁了，要遭这种大难？可寻思这个有甚麽用，谁把咱草民百姓的命当命了？
　　10月15日，郑洞国的晚饭是四某一汤。
　　箫传道说：“没听说有饿死士兵的事。”(34)。
　　“不给敌人一粒粮食一根草，把长春蒋军困死在城里！”
　　困死的都是百姓。
　　真空地带
　　伪满时期，日本人在城边修了条环城公路，老百姓叫“圈道”。
　　围城期间，这条圈道成了国共两党之间的真空地带，老百姓叫“卡空”。
　　国民党往外赶，共产党往回堵，老百姓大都是夹在“卡空”里饿死的。
　　高秀成老人的夫人谭文妹，当时是长春大学（现吉林大学）法律系学生。
　　老人说：
　　长大早就停课了，门窗都没了，桌椅砸坏了。学生分两派，辩论，写大字报，像“文化大革命”似的。国民党特务动辄抓走进步学生，有的抓走就没影了。我哪派也没参加，像“文化大革命”中的逍遥派。
　　我是6月份出城，比较早。那时国民党还不让出城，老百姓大都未想到往外跑：我哥哥明着是国民党长春市专员，实际是咱们的地下党，当时我不知道。後来想，他大概知道围城不是短时期的，所以让我们趁早走。
　　天没亮，就和姐姐、姐夫一家动身了。姐夫是市立医院（今第二军医大学）内科医生。同行的还有几个医生，都带著家属、孩子。约定在二道河子街头集合，会齐了就走。我领著姐姐的大孩子，姐姐抱小的，姐夫背著东西。我甚麽也不明白，挺害怕，又觉得挺神秘的。
　　国民党卡子好像没怎麽盘问，共产党那边有人接，都是我哥联系的，不敢走大路，就在草棵子里趟。草棵子里有不少死人，把我吓的呀，心“嘣嘣”直跳。
　　朝阳区武装部政委钱富永说：
　　外逃主要是三个口子：东边二道河子，出去奔吉林；西边洪熙街，奔公主岭、沈阳；再就是北边的宋家洼子。我们家是从洪熙街附近出去的，西红柿刚有点红的时候，夜里，黑黑的，从草棵子里爬过去的。那时还不大严。
　　宋占林：
　　我跑了三次，第一次是7月，出二道河子5里路到靠山屯，天亮了，叫儿童团发现了。一看就明白是从城里跑出来的。10多个小孩，管我要路条，没有就让回去，可认真了。第二次想从卡子边上溜过去，又给抓住了，不打不骂，反正怎麽商量也得回去。光有路条也不行，还得有老婆孩子。两次都带著老伴和孩子，若是我一个人非扣住不可。
　　开头出不去还能回来。後来国民党准出不准进，出不去就只有夹在“卡空”里等死了。
　　那也跑。豁出去了。怎麽也是个死，往外跑还能有点指望。
　　我们家是分四批走的。弟弟和弟媳第一批，我第二，二哥和母亲第三，母亲走时大哥还在家守著。哥四个各奔它乡。我和老伴在“卡空”里呆3天出去了。
　　于连润：
　　我们家在“卡空”呆10多天才出去。
　　临走买辆推车，把点破烂装上。把点黄豆、糠、麴子都做成大饼子，带上。头道卡子是国民党，挨个搜，不要钱要东西，贵重东西和吃的。人家有经验，再装，有钱人也能瞅出来。看我那样儿，翻几下一挥手让走了。有钱的不行，不拿出好东西不让过。
　　“卡空”里那人哪，男男女女，老老少少，坐著的，躺著的，也分不清是死是活。瞅著那样儿，脚下就有点软了。咬咬牙，硬看头皮，还是闯。
　　“卡空”里“胡子”多，抢吃的。一口井他们霸着，怕老百姓给喝光了。庄稼地也霸著，谁也不准进，白天晚上打枪。我有个侄女婿不听邪，也是饿急眼了，晚上想弄点毛豆，去了再没回来，人们撸树叶子吃，成牲口了，树没皮没叶，草剩个杆，有的地方杆也不多了。嘴都吃绿了，人都吃绿了。
　　一家，一堆，挤挤匝匝的。有的偎在破房茬子里，大部在露尺地呆著，锅呀，盆呀，车子，被子，活人，死人，到处都是。8月，正是最热的时候，日头那个毒呀。突然下起大雨，活的淋得像塌窝鸡崽子，死的泡得白白胖件，就那麽放著烂著，骨头白花花的，有的还枕个枕头，骨架子一点儿不乱。
　　人饿了，开头脚没根，浑身直突突，冒虚汗。饿过劲了就不觉饿了，最晕乎乎，飘飘悠悠，像腾云驾雾似的，不觉得难受了，也不怎麽想吃甚麽了。可一看到能吃的东西，立刻就想吃，就想抢，不少死人身边都光溜溜的，一根草都没有，能说话时，一声又一声听不出个个数，一声声都像是“饿呀”、“饿呀”。没声了，眼睛有时还睁著，望天望地，半天不眨一下，甚麽表情也没有。慢慢地，眼睛再也不睁了，还喘气儿，像睡著了，这就快了。快了也能挺个一天两天的，人命可大了，像灯油不熬乾不死。有的瞅著还像笑模悠悠的，更吓人。
　　赶上毒日头，那人一天功夫就发起来了。脑袋有斗大，屁股像小鼓似的，眼瞅著发，先绿後黑。一会儿“啪”的一声，又闷又响，肚子爆了。白天晚上都响，夜静听得最清。这一声，那一声，有的就在身边响，鼻子早就闻不出甚麽了，可那一声响过后还是受不了，没闻过的想像不出那味儿。
　　在“卡空”里熬过10天的人不多。老天爷照应，那几个大饼子过卡子没翻去，“胡子”也没抢去。不能让谁看见，天黑时偷偷掰点吃：这麽对付有10天，又吃两天草和树叶子。渴了喝雨水，用锅碗瓢盆接的。这些喝光了，就喝死人脑瓜壳里的，都是蛆。
　　就这麽熬着，盼着，盼开卡子放人。就那麽几步远，就那麽瞅着，等人家一句话放生，卡子上天天宣传，说谁有枪就放谁出去。真有有枪的，真放，交上去就放人。每天都有，都是有钱人，往城里买了准备好的，都是手枪。咱不知道，就是知道，哪有钱买呀！
　　张淑琴：
　　伐们在卡子前排队，推车一个接一个，八路在队伍两边来回走。
　　边走边说：谁有怆、于弹、照相机，交出夹就开路条出卡子，老百姓吵吵嚷嚷的，说甚麽的都有——那些话呀，说不得……
　　平时在“卡空”里都不吱声：两边便衣挺多，还有“胡子”。那时那人都老实，怎麽摆弄怎麽是，像小猫似的。也是饿的没精神，不想说了。
　　我们家是9月16号那天走的，往“卡空”里一宿就出去了。是托了我老伴的福。他是市立医院X光医生，那边缺医生，讲明白就让过去了，挺痛快，不知道有这条，不然早走了。
　　宋占林：
　　我运气也挺好。在“卡空”里呆两天，碰上个小时候在一起撒尿和泥玩的伙伴，小名叫“来顺”，姓王，前街的：他当八路了在卡哨上，挎个木头匣子枪进来侦察。他问我他家人怎样了，我说全没了。他蹲那儿就哭，呜呜的。哭一阵子，我说你看我和你嫂子怎麽办哪？他抽抽嗒嗒地说有命令，你们这片不放，明天放“马车地号”的，你跟他们走。“马车地号”都是赶车拉脚的人，叫这麽个名字。若不碰上他，八成没今天了。
　　于连润：
　　我是一没熟人，二哪也不缺个剃头匠，甚麽门也没有，只有硬挺干熬。一块儿来的不少都完蛋了，我也快不行了，就准备让人听个响臭块地了，发了个救命的“难民证”(35)。这个谢天谢地呀，出去没几天又回来了——长春解放了。
　　出哨卡就有吃的，稀粥，面不面，楂子不楂子，一人一大碗。不能吃干的，胃受不了，有人喝光了还要，不给就抢，撑死了。
　　李素娥：
　　我有个舅舅，还有个姨姨和姨丈，都是出卡子後撑死的。
　　我们家也准备出去了，推车甚麽的都准备好了，第二天天刚亮，爹说素娥你快起来，这枪口怎麽都对上咱们了？我一看，可不是怎麽的，我说国民党要杀人了，爹说：不对，有变。后来才知道，“60熊”起义了。
　　八路进城就发粮，大车呼呼朝城里运。我去扛回40斤。别看走路都打晃，再给40斤也能扛回来。饭做好了，妈还舍不得吃，我说这日子过去了，共产党来了就好了，妈捧著饭碗，眼泪劈里啪啦往下掉，说：老天爷呀，可算活过来啦！
　　1987年，美国得克萨期州一所保健学院的教授，对43万2千人的死亡时刻进行数理统计，发现死亡率最高的时刻，为每天凌昊4时至7时。
　　对于广岛，死亡率最高的时刻，无疑是1945年8月6日。
　　对于血城四平，死亡率最高的时刻，是1947年7月14日至26日。
　　对于死城长春，死亡率最高的时刻，是1948年5月至10月。
　　一座城市，因战争而后活饿死这麽多人，古今中外，绝无仅有！
　　历史如是说
　　当战争以铁与火与血的方式，在四平，在锦州，在辽西吼啸、扑打时，从绿春到金秋，长春150个黎明和黄昏静静悄悄。
　　于是，关于这场围困战的文章，几乎都写著“兵不血刃”四个字，当暂52师师长李嵩弟弟的妻子被送进城去，接著又送去失散的孩子，阖家团圆时，草民百姓开始家破人亡，一个个婴儿被扔到街头号泣，当60军副官处长张维鹏等人的妻子儿女，被优待送出哨卡，并在沿途受到关照时，没有枪和照相机的芸芸众生伴著垒垒白骨，成群结队地跪在哨卡前，苦苦哀求放生救命。
　　这就是：“兵不血刃”！
　　孙子说：“是故百战百胜，非善之善也；不战而屈人之兵，善之善者也。”
　　不战而屈10万守军，实骂“善之善者也”。可对于草民百姓的遍地饿俘和白骨呢？瞬间的屠杀与慢慢地饿毙，其间有残忍与人道之分吗？
　　血肉横飞也好，兵不血刃也好，任何形式的死对於生命本身都是相同的，而同是生命的消亡，唐山大地震，南京大屠杀，长春围困战，自然界的灾难与人类的杀戮，侵略者的屠刀与骨肉同胞的相残，是一样的吗？
　　那住挎支木头匣子枪的围城的“来顺”，一家人不也就剩他一个了吗？
　　流血的政治演化成这种不流血的政治，那就是最残酷、最野蛮的战争了！
　　长春一些老人说：打记事起，我们这疙瘩就没得好过。“小鼻子”欺负咱，“大鼻子”糟害咱，“小鼻子”才狠呢，“大鼻子”才坏呢，好歹把这些畜牲盼走了，折腾得更厉害！外国人不把咱中国人当人，中国人怎麽也不把咱老百姓当人呢？
　　当年参加围城的一些老人说：在外边就听说城里饿死多少人，还不觉怎麽的。从死人堆里爬出多少回了，见多了，心肠硬了，不在乎了。（有的老人说：那时候那人好像已经不知道甚麽叫“惊讶”了。）可进城一看那样子就震惊了，不少人就流泪了。很多干部战士说：咱们是为穷人打天下的，饿死这麽多人有几个富人？有国民党吗？不都是穷人吗？
　　没参加围城的部队，看到出来的难民人不人、鬼不鬼的样子，也这麽说，这麽想。
　　围城初期，有人在围城政工会上讲：“要将老百姓的饥饿贫困的罪过归到敌军及敌政府身上，扩大他们与群众的矛盾，孤立敌人。”(36)。
　　後来的回忆录，对此或避而不谈，或一笔带过：“当然，长时间围城，也给城市人民带来一些苦难，”(37)。
　　有人说：活活饿死那麽多人，太“那个”了，不好说呀！
　　如今一个人质，会把首相、总理、总统折腾得寝食不安，使出浑身解数，通过各种途径进行斡旋，解救。这充份显示了一个民族和人类的人道、人权、尊严、价值和文明进步的自主意识。当此稿正修改到这里时，被困在阿拉斯加海冰区的三条倒霉的灰鲸，成了人类的宠儿：世界上最大的“星系C5型”军用飞机被调往那里，一条大型破冰船为它们开出条8公里长的水道，两架“天鹤”式直升飞机整天在上空盘旋，花费达数百万美元。其实，这种从1946年起受保护的灰鲸，由于数量骤增，10年前已经允许适量捕杀了。
　　若说讲这些太远了，电影《莫斯科保卫战》中有个镜头挺近的：当一座城市（名字记不得了）被德军包围，红军准备血战到底时，指挥员命令老人和妇女、儿童：为了俄罗斯，你们立即出城向敌人投降！
　　在“兵不血刃”的长春，谁应对无辜百姓的垒垒白骨负罪呢？
　　历史说：这是战争。战争就是人杀人，人吃人。为达目的，战争是不择手段，不顾一切的。
　　历史说：只要是战争，平民百姓遭难就是难免的，眼睁睁活活饿死这麽多人是太“那个”了，从这种耸人听闻的残酷、野蛮行径中，正可以了解和透视中国历史和这场战争的渊源、特色。
　　历史说：归根结底，是谁发动了这场内战，他们为甚麽能够发动起这场内战，中国的老百姓为甚麽只能像羔羊一样束手待毙？
　　历史还问：如果再发生一场内战，谁敢保证中国不会出现长春第二？
　　辽沈战役前，战争中军民比例是二兵一夫。
　　辽沈战役期间，直接用于支援前线的民工达160万人，一兵二夫，锦州战事正烈，廖耀湘兵团攻占彰武，将後方补给线切断，前方粮草。弹药和被装供应不上，特别是油料短缺，汽车大部停驶，辽西和热河人民，人背马驮驼驼运，将油料送到前线，又从奈曼旗到北票，日夜抢修出一条700多里的公路，基本保证了前线供应：黑山阻击战中，民工修工事，运弹药，背伤员，送饭菜。一座不到万人小县城，出动130万个工日。
　　3年内战中，有多少民工倒在黑土地上？
　　仅一场黑山阻击战，就倒下400多人。
　　冬季攻势和四保临江、三下江南，雪白，血红。最刺眼的，就是一具具穿黑棉袄的遗体。
　　推著车，挑著担，抬著担架的人民，直接投入战争，一直走到天津城下。
　　送走了儿子、丈夫和父亲的父母、妻子和儿女们，再用扶犁握锄的粗糙的手，支援这场战争。
　　长春则是50万人民支援城外的10万部队——但他们不是“夫”。
　　他们没有枪，算不得战士，但是，被逼进死地，上天无路，入地无门的他们，抢空投大米，发动粮食战，以人的强烈的求生欲望，“配合”城外，苦苦地进行著一场无形的封锁与围困。城里多张嘴，国民党就多一份压力。城里添具白骨，就多一颗射向国民党军心土气的子弹。洞箫，残月，家乡小调，城外四面楚歌。城内，街头风雨中号泣、倒毙的孩子，烈日下和静夜中“蓬啪”炸裂的尸体，就是炸响在国民党心头的软性原子弹。
　　没有长春的垒垒白骨，有这座名城的“兵不血刃”吗？
　　蒋介石的前妻毛福梅，是被日军飞机炸死的。
　　共和国的旗帜上，染着毛泽东六位亲人的血。
　　倒在这场内战中的无辜百姓呢？长春这座死城的饿俘和白骨呢？
　　他们是泰山？是鸿毛？还是像那满山遍野的小草甚麽的？
　　那些三代横尸炕上地下，门口街头，断了香烟的家庭。那些还未来得及看清这个世界是个甚麽模样，就被扔到街头的孩子。那些用青春换了大饼子的姑娘。那些被血一样的高梁米粥撑死的人。那些吃人肉死掉了，或是不能入党的人。被战争夹在中间，呼天不应，叫地不灵的草民，不才是最大的受难者和牺牲品吗？
　　做为人来到这个世界上，他们的人格、尊严和感情，难道不应该同样地受到珍视和尊重吗？
　　美国人在华盛顿修了那麽多纪念睥，其中有座“越南战争纪念碑”，冷冰冰的黑色大理石上，密密麻麻地刻著那麽多姓名。那仅仅是在告诫人们，不要忘记在那场一无所获，也与美国百姓毫无相关的战争中，倒在遥远的南亚丛林中的美国军人吗？
　　（美国人的噩梦是“越战”，中国人的噩梦是“文革”——早有人吵吵要建立一座“文革”博物馆，不知道能不能和同时才能建起来。）我们曾在黑土地上建了那麽多纪念碑，碑文写了砸，砸了再写。
　　在双城，在帽儿山，在牝牛屯，在许多与“东总”有关的地方，都曾筹建各种各样的纪念碑和纪念馆。有的地基打好了，有的文物收集得差不多了，有的已经快开馆了，那个最大的“文物”256号三叉戟一声响，一切都消声匿迹了。
　　死城的累累白骨，应该避而不谈，或是一笔带过吗？
　　为了这种亘古未有的惨绝人寰的悲剧，不再在我们的黑土地、黄土地和红土地上重演。为了中国普通老百姓的权利、人格、尊严和价值，不再被漠视、践踏。为了今天和明天的“小太阳”，能够永远在和平的阳光下生活。一句话，为了像今天唱的那样，“让世界充满爱”，我们是不是应该在这片黑土地的白骨之上，建一座碑？
　　那碑文是现成的。
　　注释
　　⑴《阵中日记》，773页。
　　⑵长春市地方史志编篡委良会（1987年〕，《长春党史资料）第1辑，11良：⑶⑷⑸⑹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吉林省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吉林文史资料选辑》第2辑，73、75、77页。吉林人民出版社（1981年）。
　　⑺同⑵，13页。
　　⑻《箫劲光回忆录），391页。
　　⑼《从战犯到公民——原国民党将领改造生活的回忆》，175页。中国文史出版社（1987年）。
　　⑽《辽沈战役亲历记》，302页。
　　⑾⑿同⑽，299、300页。
　　⒀50军“长春起义”编写组（1985年）：《长春起义》，83页。
　　⒁⒂⒃⒄同⑽，303、304页。
　　⒅⒆⒇党德信、杨玉文主编：《=屏蔽广告=战争国民党阵亡将领录》，137、138、133页。解放军出版社（1987年）。
　　(21)同⑼，23页。
　　(22)同⒅，135页。
　　(23)(24)（苏〕A·M·萨姆索诺夫著：（200天大血战》，590页。军事译文出版社。（1985年）。
　　(25)同⒀，244页，(26)同⑽，608页。
　　(27)(28)同⒀，153、229页。
　　(29)有的资料说是40万，有的说是60万。
　　(30)(31)同⑵，89、90、99、100页。
　　(32)《沈阳军区历史资料选编》，15O、151页，(33)(34)同⑽，403、404页。
　　(35)这个“难民证”，老人保存至今。
　　正面为：
　　难民证
　　兹有自长春逃出难民于连润等4人，经审查後，准于分散谋生，沿途岗哨查验放行为要。
　　年龄40 性别男
　　住址长春二马路8号 职业商
　　分散地点苑家屯 县 区 村
　　自 17 起
　　行程 9月 日
　　至 20 止
　　发粮黄豆4斤
　　长春难民处理委员会发（此处盖有“长春难民处理委员会”公章）
　　民国三十七年9月1日
　　背面为:
　　难民纪津
　　1.在指定时间内，到达指定地点。
　　2.到指定地点後，向当地政府报告，并服从管理。
　　3.不得造谣生事及一切破坏行为，违者缴销难民证，并予以处罚。
　　4.沿途不得偷窃食物，如包米土豆等，及一切扰乱社会秩序行为。
　　(36)同⑵，92 页。
　　(37)1987年第1、2期《党史资料研究》，26页。
　　十二、辽西大喋血
　　锦州关门，死城复活，黑土地上共产党人黑洞洞的枪口、炮口，就齐刷刷转向了辽西的廖耀湘兵团。
　　一个精锐的战略兵团，没有丝毫作为，顷刻间灰飞烟灭。
　　第32章　　不治之症
　　前方吃紧，後方紧吃。
　　前方乱了，後方烂了。
　　兵败如山倒，党败如山倒。
　　“研究研究”
　　10月4日，毛泽东在给“林罗刘”的电报中说：“在此以前我们和你们之间的一切不同意见，现在都没有了。”⑴。
　　10月18日，林彪已经准备回师打廖耀湘了，蒋介石和卫立煌等人，还在“研究研究”⑵。
　　直到用不着研究了，也没“研究”出个眉目。
　　20天武装大=屏蔽广告=
　　——续战犯录之三
　　黄褐色的尘埃里卷着人流，在秋日的辽西。：地上涌腾著。
　　汽车，炮车，装甲车，骑兵，步兵。车吼马嘶，10馀万双脚纷乱起落，汽油和机油味儿，人畜的汗味儿，搅拌著飞扬的尘土和牛马粪的草末儿，在高远的蓝天下，腾卷起一条没有尽头的黄褐色的长龙。
　　明丽的阳光，清亮的河流，迷漫著谷香的旷野，都被这黄褐色的喧啸充塞了，遮没了。
　　黄褐色的士兵，就像衣冠机器一样在进行。脏污的船行帽和钢盔，在尘埃的河流中浮沉。汗水的溪流，在毫无表情的脸上冲刷。枪械的重负，只知始点，不知终点，也不知命运的跛涉，使他们疲惫不堪，那脚步彷佛不是自己迈动的，而是披黄褐色的洪流拥动的，鼻孔被尘土堵塞了，一个个大张著嘴巳喘息著，就像被一池浑水呛得要浮出水面又俘不出来的鱼，千军万马，却不显零乱，特别是新1军和新6军，涉渡辽河、新开河和饶阳河，也是那麽迅捷，井然有序。
　　杨克明老人说，5纵（组建5纵，老人从3师调到14师42团任团长）任务是在辽西牵制、迟滞廖耀湘西进。站在新民西边山上，远远的，就见尘士飞扬，像著地卷来一阵狂风。长那麽大，还没见过这样的大兵团行军。望远镜里，车是车，炮是炮，一队队步兵整整齐齐，耀武扬威，本是平常行军，却像检闲似的，可不像电影上的国民党军队。走了那麽远，就是那麽一股劲儿，真有股王牌军的气势。
　　这是军人对一支训练有素的军队的赞叹。
　　沿途百姓则惊呼：过兵啦！
　　“八。一五”後，兵来兵往，枪响炮轰，老百姓已经见怪不怪，成了生活中一个重要内容了。但这次，8纵、9纵等部队过去後，人们觉出非同寻常，是要“开大仗火”了。所剩不多的青壮年纷纷出逃，有的村子连老头也剩不几个了。
　　老百姓当然不知道，廖耀湘兵团所到之处，要实行蒋介石在豫鲁曾经实行过的”三光政策“。当年日本侵略军在中国实行”三光政策”，如今该中国人对中国人进行”三光“了。舒适的美式吉普，颠箕不开廖耀湘紧皱的眉头。黄褐色的尘埃中，他看不到出路在哪里。而卫煌铁嘴钢牙，咬定”真理”，坚决“不变”，廖耀湘变了，不是变成出辽西，而是出营口。以营口为依托、经盘山向西打，进可攻，退可守，可谓一招好棋。他信誓旦旦：“出营口连一副行军锅都不会丢。”⑶。
　　变与不变，都不能改变蒋介石的决心。
　　不过，县官不如现管。兵团司令廖耀湘，不动声色地把蒋介石的表针向自己回拨了。
　　10月2日就该出动，“研究研究”，10月12日还未全部集结完毕。
　　10月11日，先头部队攻占彰武。15日，兵团主力仍在彰武。彰武台门、新民以西徘徊。蒋介石连电催促，回答不是“桥梁未架好”，就是“正准备前进中”，兵团参谋长杨昆问：“我们为甚麽不赶快前进？”廖耀湘说：“我判断不会出几天，锦州就会被解决，那时我们就不要前进了，”⑷。
　　对于锦州决战，不管林彪何时和怎样想通的，一旦横下心来，他就毫不犹豫，全力以赴地打下去。
　　廖耀湘恰恰相反。
　　东北人讲“磨洋工”，廖耀湘是“磨蒋工”。
　　廖耀湘把蒋介石泡了，却躲不过毛泽东的慧眼：“只要不怕切断补给线，让敌进占彰武并非不利。目前数日，你们可以不受沈阳援敌威胁，待锦州打得激烈时，彰武方面之敌回头援锦，他已失去时间。”·浩浩荡荡，轰轰隆隆，廖耀湘兵团20天武装大=屏蔽广告=。
　　用黑土地上的话讲，这叫“唬牌”的。
　　军事智谋的第一个特征，就是能够区别哪些是能够做到的，哪些是不能够做到的。
　　锦州丢了，多米诺骨牌的第二块骨牌长春也倒了，国民党在黑土地上要干的事情，就只能是如何救出廖耀湘兵团了。
　　唯一条路，就是廖耀湘早已存心的走营口。
　　这正是毛泽东一直担心，并再三提醒林彪的。
　　蒋介石却依然坚持东西对进，会师大凌河，收复锦州。
　　这正是林彪和毛泽东所希望的。
　　卫立煌还是“以不变应万变”，要廖耀湘退守沈阳。
　　最高统帅向前拽，顶头上司朝後拖，廖耀湘营口走不成。
　　杜聿明又被蒋介石召回黑土地。他本是街总统之命来做廖耀湘工作的，一研究，也认为走营口是上策。
　　廖耀湘又去找卫立煌。一番口舌，卫立煌最後也同意先力图出营口，万不得已时退沈阳。两人都认定共军将回师东进。廖耀湘说：“无论实行退营口或退沈阳哪一条方案，要紧的问题是争取时间，必须立即行动或采取预备行动。”⑹。
　　当前一块多米诺骨牌倒下时，历史确实存在著那麽一个瞬间，眼明手快，可以把後一块骨牌抽脱出来。
　　“军中闻将军之命，不闻天子之诏。”卫立煌倘能当机立断，廖耀湘兵团不能说一点救也没有。可对于蒋介石出辽西顶得叮当响的这条汉子，这一刻却记起军人的“天职”，要听“天子之诏”了。正好，“天子”要他开会，于是又跑去北平“研究研究”起来。
　　一“研究”就是5天。
　　现在轮到廖耀湘体验范汉杰临覆灭前的滋味儿了。只是，这回在辽西大地上漫天搅动的黄褐色征尘，不再是虚张声势的“唬牌的”西进兵团，而是林彪急如星大的东进大军了。
　　廖耀湘准备“独断专行”了：“只要能救出兵团主力，我就决定干，个人的罪责，出去以後再说。”⑺。
　　其实，廖耀湘出辽西後徘徊、观望，等待锦州“被解决”，已经是独断专行了。这当然有违军人的天职。但在出营口这个问题上，一代名将廖耀湘的眼力，比所有人都高明。而蒋介石曾寄以厚望的卫立煌，这位当年的内战和抗战名将，无论其动机如同，在黑土地上的表现，都是成事不足，败事有馀。
　　（比之林彪当初在锦州和四平恰到好处的“独断专行”，智谋与将才简直就是天壤之别了。）。
　　可连蒋介石的表针都是毛泽东拨动的，廖耀湘岂能“独断专行”？
　　此前往辽西所以能够如此，那是因为正中毛泽东和林彪的下怀。
　　10月19日晚，心急如焚的廖耀湘直接致电蒋介石，决心要求经黑山、大虎山直退营口。
　　10月20日晚，蒋介石仍令全力攻锦州，必要时也可退营口。
　　中国的传统，历来是“谁官大谁表准”。在出辽西还是守沈阳上，以出辽西为准，或多或少，蒋介石和卫立煌等人各自把表针向对方拨动了一次。现在，蒋介石又把表针向廖耀湘拨动了一下，只是，此刻出营口巳是一厢情愿了。
　　都去做明知不是那麽回事儿的事儿
　　10月19日（或是20）下午，蒋介石在北平东城圆恩寺行邸，召集东北和华北两集团首脑卫立煌和傅作义开会，研究如同东西对进。
　　不伦不类，中间还夹着个徐州“剿总”副总司令兼前进指挥所主任杜聿明。
　　会间，蒋介石单独和杜聿明“研究”，杜聿明：校长看收复锦州有几成把握？
　　蒋介石道：六成把握总有。
　　学生：孙子说：“夫未战而庙算胜者得算多也；未战而庙算不胜者，得算少也。多算胜，少算不胜（接下去是”而况於无算乎”——他未敢说出来）。”现在我们算到六成，只会失败，不会胜利。
　　校长：你看如何才能收复锦州？锦州是我们东北的生命线。
　　学生：孙子说：“五则攻人，十则围之，倍则奇正并用；有奇无正，有正无奇，每战必殆。”以目前敌我兵力比较，敌倍於我，有奇有正，收复锦州是凶多吉少。
　　学生给校长讲兵法。
　　校长要提升学生为沈阳“剿总”总司令：我把东北全交给你好了，你自己发纸币，找粮食，扩充军队。
　　学生赶紧推辞，却又不敢大拗——杜聿明就是杜聿明。
　　于是双方又把表针拨动一下，当初的东北保安司令长官部司令长官重返黑土地，成了卫立煌的副手兼冀热辽边区司令官。
　　听鼙豉而思大将，想起杜聿明也是自然的。陈诚无能，卫立煌不听话，爱将杜聿明的表现确实比他们都好。可既有今日，何必当初？
　　别说杜聿明也是林彪手下败将，就是把国民党精英全部调到东北，事到如今，谁能有回天之力？而且临阵换将，将心士气，岂不更乱？兵家所忌，蒋介石样样占全。
　　如果说北宁线上战事正烈，东西对进尚不失下策中的上策的话，现在蒋介石是彻底举止失措昏了头。
　　而毛泽东，一不换将，二不“深入实际”，就在那情秀幽静的小山村西柏坡，一封又一封电报，把蒋介石支使得东跑西颠，焦头烂额。
　　10月6日，蒋介石带杜聿明去沈阳开会。卫立惶默不作声。蒋介石一再问：俊如（卫立煌的字）兄意见如何？卫立惶说：请光亭、大伟（赵家骧的字）讲讲。杜聿明说：请大伟兄作判断。
　　你推我让，都很“谦虚”。
　　在北平开会，蒋介石和卫立煌无法统一思想，杜聿明和卫立煌意见一致，蒋介石问：宜生（傅作义的字）兄意见如何？傅作义道：关系国家大事，要好好地考虑。
　　会场与战场，博作义都够老练的。
　　蒋介石愤怒地说：我们空军优势，炮兵优势，为甚麽不能打？
　　蒋介石气壮如牛，10月26日第三次飞沈阳那天的日记中却写道：“东北全军，似将陷于墨尽之命运，寸中焦虑，诚不知所土矣！”⑻蒋介石说晚饭後继续开会。饭後，杜聿明说腰痛坐不住，博作义和卫立煌也说不去了。三位也真做得出，让总统在那儿傻等。
　　10月20日，卫立煌和杜聿明同机回沈。卫立煌说：我不同意就不参加意见，也不执行他的命令。
　　当晚在卫立煌家中，召集廖耀湘、刘玉章（52军军长）和赵家骧开会，由杜聿明传达蒋介石的命令：西进兵团全力攻锦州，必要时可逐次抵抗退营口；52师出营口，攻占海上通路；53师及其在沈其它部队守沈阳。
　　在回顾这一段亲历时，杜聿明写道：
　　我当时是这梓想的：蒋介石的命令我虽然不同意，但我不能不下达，希望卫、刘能顶回去，那我就可以向蒋介石回报说各将领皆认为不能执行，蒋介石要办就办大家，由大家负责，卫也可能有这样的想法，可是卫不敢说顶回去，我也不敢说顶回去，廖、刘更不放说顶回蒋介石的命令，那就是说大家皆认为蒋介石是失策，可是谁也不愿意承担起挽救东北国民党军免遭覆没的责任，只是背后埋怨慨叹，这就是当时国民党特领的一般心情。⑼。
　　都觉著不是那麽回事儿，都想说，又都不说，都那麽去做明知不是那麽回事儿的事儿。
　　不管甚麽事情，到了这份儿上那就算完蛋了。
　　蒋经国是个孝子
　　廖耀湘兵团浩浩荡荡向著黑山和大虎山进发，一副“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的架势。
　　当初的外交部驻东北特派员蒋经国，在上海可是动了真格的，真刀真枪打起老虎来了。
　　蒋介石赶紧收束马拉松式“研究”，飞去上海放虎归山，前方乱了套，後方乱了套。
　　早就乱套了。
　　权力就是印钞机
　　请看“八·一五”後第一个春节的各地春联：
　　北平有：天上飞来，三洋开泰；地下钻出，五子登科。⑽。
　　昆明有：本利轻微，捐税请少抽点；生命宝贵，自由请放宽些。
　　重庆有：政治协商完成，民主伊始，官老爷还发横财麽？和平建国揭幕，天地回春，工人们再也穷不得！
　　甘肃有：日日了日，日日不了，愁何日能了不了日？年年过关，年年难过，想哪年无过难过年？
　　胜利锣鼓音犹在耳，中国人就用这种辛辣的幽默和呼天抢地的悲伧，迎迭抗战後中华民族第一个最隆重、最红火的传统节日了。
　　“想中央，盼中央，中央来了更遭殃！”
　　“八·一五”後，国民党政府在受降的同时，“接收大员”满天飞。
　　原在沦陷区的国民党特务首先从地下钻出来，选择油水最多的对象“劫收”。第二轮是航空司令部、海军部、后勤总部，战时运输局和前线部队，仗著现代化和地利之便，以闪电战进入收复区，劫夺现金、物资、生产机构、仓库、住宅等。待由陆军总司令部到达开始正式“劫收”时，已是第三轮了。
　　京、沪、平、汉等大城市，雨後蘑菇般冒出40多个各不相属的接收机关，各种服饰的接收人员揣著盖有各种大印的封条沿街张贴，有的还在门口放上两个枪兵。这拨刚走，那拨又到，撕去别人的，贴上自己的。有的一张门扇上贴著10多个封倏，有的乾脆破门而入，先是金银现钞，接著是贵重物品，後来有的连灯泡也没了。劫收多少，一靠先下手为强，二凭人多枪多後台硬。汤恩伯的第3方面军，与上海警备司令部争夺一所日本俱乐部，开枪互击，死伤多人。
　　北平有敌伪房产1万4千馀所，被接收的只有380馀所。南满铁路在沈阳房产1千2百栋，最後只剩下两栋。武汉180多座工厂，劫收过後，能开工的只有30多座。长沙和岳阳有3千4百多辆汽车和100多吨汽车零件，10多个劫收单住抢红了眼，势均力敌，算是没有被劫分。
　　可监守自盗，最後几乎全成废车废料。
　　列入东北保安司令长官序列的94军军长牟廷芳，到上海没几天就“五子登科”。票子、条子捞多少，天知地知他知。人们看得见的，是两栋洋房，四辆轿车，三个女人。
　　日本人早已熟谙国民党的寡廉鲜耻，交出资产时故意留下一些不入人册，另以副册交给接收人，做“买路线”。日军第6方面军总司令冈部直三所部，在武汉投降後，留下大批现金、鸦片、军粮、食盐、轮船、汽车，另行呈缴给第6战区副长官郭忏。这位接收委员会主任将大部变卖，馀皆用轮船装运南京，“赠送”上层官员。
　　劫收敌伪物资拍卖所得总值达5万亿元，相当于国民党政府1945年预算支出的四倍多。
　　劫收得沸反盈天时，蒋介石置若罔闻。第二年5月才下道手令，由国民参政会、国民党中央监察委员会和监察院，会同组织清查团。
　　又一场混战。发了横财的各派势力，为了保卫“劫收”战果，都往清查团里塞人，明争暗斗之烈，不亚於劫收。
　　京、沪为劫收重点。清查团从上海到广州，两个月末办一个案子，就腰包滚圆地打道回府了。
　　冀察热绥清查团，在北平检举了第11战区司令长官孙连仲亲属盗卖几十辆汽车的案子。孙连仲立即以公函知会清查团，说是登记手续末备，现已补行登记了。
　　广东各接收机关的接收清册，概不交出，清查团只有坐冷板凳。
　　有的交出的清册，都是後来伪造的。时隔一年，接收单住或者撤销，或者改组，人员星散，办移交的日本人更不知去向。上天入地随便查，反正死无对证。
　　闽台清查团想干点真事，也真下了功夫，把台湾专卖局和贸易局长等人贪污罪证，移交给了法院。可贪污大虫们，早像郭忏那样买通了上下关节，结果，这些大虫安然无恙，清查团灰溜溜走人。
　　天津公用局长等人发劫收财被部属告发，市长张廷颚召集公用局全体职员，破口大骂：密告检学的人是禽兽，非父母所生，一定要彻底严办！
　　广西干脆拒绝清查团入境。
　　土皇帝阎锡山最实在，根本就反对清查，山西也就根本未派去清查团。
　　监察院参加清查的22个监委，出发前开会，一些人慷慨陈词，大有同贪官污吏决一死战的气魄。国民党元老、监察院长于右任，摸著胡子笑道：“御史豺冠，不畏强暴，自然是中国历史上的优良传统，也是我们的神圣职责；但是也要体贴主席（指蒋介石）此次要三方面委员组织清查团的苦衷，总要做到不偏不激，使人心悦服，使政府过得去，千万不要将来又有人说要‘清查’清查团委员才好。”⑾。
　　北平临参会议长谷锺秀，在欢迎清查团大会上致辞：“国难发国难财，胜利发胜利财，今天清查不希望再发清查财！”⑿。
　　有人说：清查是第四轮劫收。
　　虎狼当道，法币也象洪水一泻千里。
　　抗战前夕，法币发行总额14亿元。抗战胜利前夜，发行额达5千亿元，1948年8月21日以金元券代替法币时，法币发行额已达660万亿元，为抗战前的47万倍。
　　1947年7月24日，美联社评述法币购买力：法币100元，1937年可买两头牛，38年买一头牛，41年买一口猪，43年买一只鸡，45年买一条鱼，47年只能买不到半盒火柴。
　　国民党是枪杆子的财政，每年内战经费占总支出的80％，1947年军费开支100亿元，全年收入只有17亿元，那83亿元全靠印钞机弥补。
　　国民党政权糜烂之快，如同军事上的迅速崩溃一样，令人吃惊。
　　京、沪要地，大案要案大部与豪门权贵有关，清查团当然是碰不得的。可像沈阳西塔第四粮库这样普通得不能再普通的单位，又怎样呢？
　　曾当过仓库保管员的宋长青老人说：贪污“扫地粮”是公开的，吃空饷，雇10个工，少时报20个，多时报40、50。今天分这个，明天分那个，夏天黄卡叽工作服，冬天是海军呢，有甚麽分甚麽，一层层往下分，像我这样的，小得溜的也给点，好堵你嘴。不堵嘴也不敢怎的。大小是个官，就和主任占亲带故。国民党倒台那年，主任把几十包出口猪鬃拉到亲戚家盗卖，还勾结部队抢粮食，抢10车报20车丢失。上边来检查，不知从哪弄来些人，你叫“张三”，他叫“李四”，交代一番，月报表，季报表，连宿大夜做假帐。远接高迎，把检查组请到最好的饭馆喝一顿，再揣些“红包”。检查组抹抹嘴巴，“挺好”，走了。反正干甚麽吃甚麽，当多大官发多大财。谁也不害怕，因为谁都这麽干，谁在适当位置都有後台撑腰。
　　贪污腐化已经像癌细胞一样，扩散到国民党的整个肌体。
　　诚实的官员，要麽被通货膨胀吞噬，要麽变成贪官污吏。
　　而军人不必通过流血冒险就能得到升迁，谁还爱干傻事，拿脑袋当赌注呢？这是个到处都是“门”的世界，人人都在为自己选择最佳途径。贪财者敛财，好色者猎色，兴趣广泛者样样俱全。无论牛头马面，还是酒囊饭袋，大小只要有个象征权力的甚麽东西，就能在那方大地里无所不有。权力就是最大的印钞机。
　　穷了百姓，富了党人，这样的党能不垮台吗？
　　在这点上，蒋介石是不糊涂的。
　　1948年7月27日，他在南京国防部会议上讲：“我们在军事力量上本来大过共匪几十倍、制空权、制侮权完全掌握在政府手中，论形势较过去在江西围剿时还要有利。但由于在接收时许多高级军官大发接收财，奢侈荒淫，沉溺於酒色之中，弄得将骄兵逸，纪律败坏，军无斗志。可以说，我们的失败，就是失败於接收。”⒀。
　　这种腐败作风，很难说清是何时开始的。但在“八·一五”後，正直的官员和善良的百姓，是确曾对国民党满怀热望的。而当人们目睹了这些“劫收大虫”的劣行後，国民党的“白日”就迅速地从“青天”上坠落了。
　　打虎记
　　1948年8月13日，在司徒雷登协助下，蒋介石搞出一个“经济紧急处置方案”，决定实行“币制改革”和“限价政策”。
　　方案条文甚多，可以归纳为四大项：(1)自8月19日起发行“金元券”，以300万法币兑换1元金元券，限期10月20日前兑换完毕。(2)限期收兑人民持有的黄金白银银币与外汇，逾期任何人不得持有，违者严办。(3)限期登记管理本国人民存放外国的外汇资产，违者制裁。(4)。
　　整理财政并加强管制经济，以稳定物价，平衡国家总预算及国际开支。
　　上海是中国最大的金融市场，“币制改革”和“限价政策”如在上海成功，即可打开全国局面，党国即有起死回生的希望。
　　8月20日，上海经济督导员蒋经国，率领他一手营建的“戡建大队”，杀气腾腾，开进上海。
　　党国存亡之秋，老子委儿子重任，看来蒋介石是咬牙横心了。
　　与黑土地有过一段缘份的蒋经国，更是踌躇满志，气魄非凡。
　　一声令下，上海六个军警单位全部动作起来，“凡违背法令及触犯财经紧急措施条文者，商店吊销执照，负责入送刑庭法办，货物没收”。⒁。
　　10天中，蒋经国选拔1万2千3百多热血青年，组成“大上海青年服务队”（又称“打虎队”），上街示威=屏蔽广告=，宣讲“币制改革”和“限价政策”。响彻上海的口号是，“只打老虎，不打苍蝇”，“打祸国的败类，救最苦的同胞”。打虎队员带武器拥入工厂、商店、仓库以至私人住宅，翻箱倒柜，掘地挖墙，搜查金银、强令兑换金元券。
　　第一个丧命的，是利用职权、串通商人抛售永纱股票投机的财政部秘书陶敌明。接著是警备部科长张亚尼，警备部第5稽查大队长戚再玉，囤积商人王春哲。被捕入狱的巨商大户，达64人。连上海黑社会头子杜月笙的儿子杜维屏，也被判8年徒刑。
　　真有股子“喝令三山五岳开道，我来了”的威势。
　　在那个“有条有理”的世界，这简直是不可思议的。
　　外国记者把蒋经国形容为“中国的经济沙皇”。中国商人称之“不近人情的雍正皇帝”。上海百姓当时若是会唱的话，大概要打著腰鼓，提前唱一曲“解放区的天是明朗的天”了。
　　与国民党作风判若两党的蒋经国，继续声色俱厉地发表著实实在在的宣言：
　　上海许多商人，其所以发财的道理，是由於他们拥有本店制造的两个武器：一是造谣欺骗，一是勾结贪官污吏。做官的人如与商人勾结，政府将要加倍的惩办。戚再玉已经枪毙了，听说不久的将来，还有类似的人，也要得到同样的命运；这就是对於身为官史的人的警告……。共匪和奸商是革命的两大敌人，我们对於这两个敌人，决不能放松一个，要同样的打，一起的打。⒂。
　　不过，上海毕竟叫“上海”。
　　警备司令宣铁吾首先发难：今後经国兼任司令，经管工作当能愈和各方面配合，加强管制力量。酸溜溜的口气中，透著股死硬气。
　　市长吴国桢跑去南京，递交辞呈，向老子抗议儿子。
　　社会局长吴开先，擅自批准绒线厂上涨五成，公然在太岁头上动士。
　　商人的战术，先是将700万市民的生活必需品藏起来，叫你有市无货。经管会宣限期登记存货，实拖物价总检查。一些商人就利用火车囤积，拉著各种货物，今天开无锡，明天转镇江，和你打游击。
　　与铁路上的游龙对应的，自然是市场上抢购的长龙。
　　然而，已近不惑之年的蒋经国，是决心与官商集团、腐恶势力拚个死活的。他是来者不善。而且，“蒋经国”是何许人也？
　　到了收拾“扬子公司”这只大老虎时，何许人也不行了。
　　蒋介石的大姨姐夫孔祥熙，是孔圣人第57代直系子孙。这住胖得近乎球形的财政巨头，有两儿两女。其中最不同凡响的，是长子和次女。
　　二小姐孔令俊喜著男装，也真有“丈夫气”，一次，在南京街头架车兜风违反交通规则，警察不识尊容，说了几句。她掏枪打死警察，扬长而去。她与龙云儿子有隙。一次在重庆中央公园相遇，龙子龙女，拔怆大战。鲜花滴血，绿叶绽红，击伤不少游人。
　　太平洋战争爆发，国民党很多名流危悬海外，蒋介石紧急调派飞机接运回国。号称“南天王”的原广东省长陈侪棠，豁出一把老骨头才挤进舱，并抢得一个座住。岂料孔二小姐的爱犬没有座位，立逼“南天王”下去。“南天王”不肯就范，孔令俊指挥随从，硬把“南天王”赶下飞机。只道是穷人不如富家拘，这回也让“南天王”尝尝滋味儿。
　　中国是这帮龙子龙孙的，他们当然可以为所欲为。
　　二小姐不学无术，除了胡作非为倒也不思“进取”。大少爷学绩平平，却眼红一顶哈佛大学经济学博士帽。他把香港中央信托局一位职员弄去美国，冒名“孔令侃”，两年寒窗，孔令侃“博士”就衣锦还国了。
　　使孔令侃名扬天下的，是蒋经国查封了他的“扬子公司”。
　　9月30日，蒋经国查封“扬子公司”当晚，南京总统官邸正在宴客。杯盘交错之际，上海突来紧急电话，说孔令侃被捕。第一夫人宋美龄放下电话，立即给正在北平部署“东西对进”的蒋介石打电话。第二天，宋美龄飞沪。蒋介石也随後赶到。10月9日，蒋氏夫妇带孔令侃回到南京。
　　儿子抓，老子放，父子同演“捉放虎”。
　　如此劳动总统夫妇的“扬子公司案”，众说纷纭。有人说：宋美龄是“扬子公司”的大股东。有人说：蒋介石是要美人不要江山。有的作品说蒋氏夫妇匆忙放虎归山，是因为孔令侃准备公布姨父母存放在美国的财产数字。
　　此案中最尴尬的角色蒋经国，是这样解说的：在法律上讲，扬子公司是站得住脚的。倘使此案发现在宣布物资登记以前，那我是一定要将其移送特种刑庭的。⒃。
　　在不知出了多少“水门”和“伊朗门”丑闻，却只能是当事者清的中国，此案至今仍是个谜。
　　但是，亲手发行法币的人最不相信法币，争相把钱财存放到外国，却是不争的事实。国难发国难财，胜利发胜利财，清查发清查财，改革发改革财，更是世人共睹，蒋经国倒是一身正气，可他触痛的正是国民党巨头们最敏感的神经。因为他们是绝不允许触动这一切的。因为他们正是“这一切”的制造者和最大受益者。
　　万千“苍蝇”不管，可以打出“廉洁”，打出“清正”，打出“黄埔精神”，打出“伟大形象”，“老虎”可是万万碰不得的，那是“国宝”，属“特级保护动物”。
　　纵观历史，有几多反腐败斗争不是到这步卡壳的？
　　“我们已无处後退，只有勇敢向前！向前！⒄”直到一败涂地逃到台湾，蒋介石才痛下决心“改造国民党”。改造得如何？不可妄谈。当大陆还在搞“忆苦思甜”时，台湾国民收入已达700美元，在亚洲仅次于日本、香港和新加坡，是世人皆知的。
　　如果说北伐和抗战是蒋介石一生中的两个高峰，那麽台湾经济的发展，应该说是第三个高峰。
　　只是，为甚麽一切都在掌中时就要腐败、唷落，只有被逼到犄角旮旯，走投无路时，才能发展和强大自己呢？
　　11月1日，黑土地上的内战结束前一天，国民政府宣布停止“经改”，取消“限价”。
　　长春被围，有人建议将长大搬迁北平。郑洞国说：“长春丢了，北平难道能保吗？在中国，没一个地方是安全的，要保险，只有搬到美国去！”⒅。
　　长大是搬不去美国的。一场虚惊的孔令侃，可是漂洋过海，到美国继续经营他的“扬子公司”去了。
　　声名显赫的“打虎英雄”呢？
　　据说，蒋经国卸职离沪前个把星期，几乎天天渴酒，酩酊大醉，狂哭狂笑。
　　虎狠横行，国将不国，“打虎”如同为病危的母亲割除肿瘤。不肯掏腰包的逆子，说母亲好端端的，为甚麽要诅咒她老人家？送母亲去医院动手术的孝子，被一顿拳脚打个乌眼青。
　　两个月前，他的“一路哭不如一家哭”，曾是何等响亮和振奋人心。如今，老百姓又一次把日落西山的云霞当作了东方欲晓的晨曦，就轮到雄心壮志的“经济督导员”泪酒黄埔了。
　　忧国忧民之泪！
　　比之那些祸国殃民的龙子龙孙，蒋经国实在是凤毛麟角、够光彩照人的了。
　　蒋介石有个好儿子。
　　“尼古拉同志”
　　9月12 日，蒋经国在上海“青年军联谊会”上发表演讲：
　　“天下再没有力量比人民的力量更大，再没有话比人民的话更正确。”
　　“人民的事情，只有用人民自己的手可以解决，靠人家是靠不住的，要想社会翻遏身来，非用最大的代价不能成功。”⒆。
　　一口一个“人民”，真没有在苏联白吃12年黑面包。
　　“四·一二”，蒋介石在上海大杀共产党人，正在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的蒋经国，慷慨陈词：
　　过去他是我的父亲，革命好朋友，去了敌人的阵营，现在他是我的敌人。⒇。
　　帝王之家，父杀子，子杀父，原本平淡无奇。但在中国现代史上的政坛要人中，父子闹到如此田地者，尚属鲜见。
　　因此很在苏联红火了一阵的“尼古拉同志”（苏联为每个中国留学生都取了个俄罗斯名字，蒋经国叫“尼古拉”），到底还是躲不过政治风浪的拍打。先流放般送到农村，继而又去工厂。若不是“国共合作”出现转机，还不知要“留学”到猴年马月。
　　“当官的莫进来，发财的请出去！”写在赣南干部训练班大门口木牌上的这段话，自然使人联想到当年的黄埔。踏著晨曦和学员一道赤膊跑步的蒋经国，则使人联想蒋介石当年黄埔夜巡的身影。但对于“尼古拉同志”，这一切已经无不带着在马列主义故乡修炼的烙记了。
　　赣南的“蒋青天”成为上海的“经济沙皇”、“雍正皇帝”；坚定的信念，踏着社会主义节拍。苏联十月革命後出现的经济危机，不就是被布尔什维克的铁腕打下去了吗？他没看到这段。但苏联共产党人朝气蓬勃的献身精神，他是耳闻目睹的。
　　毕业於列宁格勒的托玛卡军政学校，後来成为二级上将的蒋经国，一生中未领兵打仗，却敢打老虎，会做工种田。
　　种田，从农民干到村苏维埃主席。做工，从工人到技师、厂长。
　　没有住处，中国的“第一公子”睡在教堂车房里，後来又和一位贫苦老妇共居一室。吃黑面包，淘金，挑柴，背铁条，抬机器，修马路。比之今天中国留学生在美国刷盘子，不知要苦多少倍。若换成孔家公子小姐，或许早不堪忍受，寻了短见。蒋经国就是在这种人生逆境中，锤炼了他的大众意识。
　　“天将降大任於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行拂乱其所为，所以动心忍性，增益其所不能。”孟夫子的格言，没想到却应验在异国他乡。
　　当然，谁也不能忽视他的身份（连斯大林都不能忽视）——他是“太子”。
　　赣南新政，上海打虎，满口言论，与共产党如出一辙。除非太子，谁敢？
　　孙科敢。他敢说出自己想说的话，却不必担心被戴上红帽子投入监狱，或者杀头。堂而皇之写在宪法上的“自由”、“民主”，他是可以充分享用的。因为他是国父孙中山的儿子。
　　而到了连太子也必须缄口的时候，深切体验了中国政治的黑暗和变幻莫侧的蒋经国，只有仰天悲叹，用泪水倾诉“自由”、“民主”了。
　　有人跌落民间复起後，会变得无比贪婪。有人政治上受挫，会激流勇退，或一反常态，以百信的疯狂去角逐权力。
　　政治家蒋经国的伟大和高尚处，在于对理想和目漂的矢志不渝，并能在传统的惯性和情力中，不屈不挠地冲杀出一条符合时代潮流的民主和进步的道路。
　　1988年1月26日，台湾《自立晚报》刊登李簇峰的文章《不同观点评价蒋故总统》，认为，蒋经国一生中值得称道的两件事，其一为“蒋先生能够挣脱党内保守势力，推行民主化政策，毅然决定解除戒禁，开放党禁、报禁，这是历史性的决定”。
　　同年2月2日，台湾《民众日报》刊登澳大利亚昆士兰大学教授邱垂亮的文章《蒋经国的功过》，说：七十年代，他领导台湾的科技菁英，推展十大经济建设，迅速创造经济发展奇迹。台湾经济增长率近十二年来，每年平均都在百分之十左右；国民平均所得，每年由六十年代的五六百美元，到八十年代的五六千美元。”
　　1942年7月4日，江西第四区行政专员兼赣州县长蒋经国，在专区县长会议上，说了一个令人陶醉的新中国的梦：
　　那时的赣州，一路所望到的都是花园树木，而且警察也没有了，路上都是机器来指挥交通。自卫队也没有了，因为大家都能安居乐业，没有土匪强盗，所以用不到自卫队了（全境只有穿白色制服的政治指导员）。赣南的大礼堂，也移到南康去了，一路看去，看到了几处炼铁厂和飞机制造厂，那个很小的沙石埠，也造成了一座漂亮的电车站，那个大礼堂，堂皇美丽，可以容纳两万人。大礼堂之正中在转映纽约的电影和维也纳的音乐，几处电视的慕上，正在映出伦敦的足球赛。那时候，已经成为电气化的世界。(21)。
　　在那样一个昏天黑地的世界，能发出这样一番颇像个中学生的罗曼蒂克的畅想，也见一颗清洁之心。
　　更可贵的，是认准目标就百折不挠地走下去。
　　一位美国记者，这样描写50年代的蒋经国：
　　他几乎没半点我们在亚洲所常见的权力象徵或排场，他白己开车，不用保镖。他叫他的司机“马林可夫”，因为，很像那个俄国人的故事，有一次，他的车子沿海滨公路疾驶，遇到几位候车的军官。经国把他们带回台北，每人收三十元台币的车资。其中，居然没有人知道他是谁。(22)。
　　在中国，地位如此显赫，而能如此潇洒、自信，具有平民意识的，还有谁？
　　父亲总统，儿子总统，使人想到封建帝王的子继父位。确实，蒋经国若不是蒋介石的儿子，既不会有苏联落魄，也不能有上海打虎。
　　说不定一场天花，不抛尸野地，也落满脸大麻子。然而，忠贤之家也有好匮，茅草屋也出虎狼。关键在看他如何行动。
　　他说：“如果我们勤勤恳恳地为老百姓做事，我们是不会完蛋的。(23)”。
　　美丽的青岛，化作一条腾飞的小龙，我们这条“大龙”呢？
　　在这个充满竞争的世界上，机会确实不是均等的。台湾经济起飞固然有天时地利的因素，可决定性的不还是“人和”吗？
　　起码，台湾没搞“文化大革命”，我们失去了大多的机会。机会可以再抓，时间却是一去不复返了！
　　下面题为《人命价值的地区差》的文章，载於1989年2月26日《文摘报》第1版：
　　淮海战役前夕，美国水兵的吉普在上海撞死中国人，赔偿相当於购买一头骡子的钱：两年前，北京某电器厂向该厂电器产品用户宣传：“如确因质量问题发生触电死亡时，由我厂支付人民币3000元，不再承担任何其它责任和费用，”一个工厂竟随便给人命标定价格！不过总算是中国人自己定的，没有异族凌辱的痕迹。
　　我们不妨再看看外国人命的价格：英国一妇女在医院接受剖腹分娩，手术中因麻醉革物失灵造成疼痛（注意：仅仅是疼痛）。经法院列决，获1。72万美元赔偿。美国一个家庭蒸氛取暖器被五岁小孩碰翻造成烫伤，向生产取暖器厂方索赔，法院判给25万美元赔偿费。
　　中国人食用厂制食品中毒，有间公司不可能给中毒者偿忖损失；出口食品因质量不合格退回来，可以“转内销”喂自己同胞；“文革”中被虐杀、逼死，被私刑拷打致伤、致残、致疯、玫死者难以计数，哪一个受害罹难者向法院告状要求以命偿命以血还血？可能生活早已教会他们懂得自己在这块上地上享有的价格。
　　形成这种“地区差”的社会因素是甚麽？我曾苦苦思索，却一无所获。但有一个发现，那就是不管其它物价如何升降变易，而中国的人命价格却始终保持稳定：解放前相当於一头牲口到现今的3000元人民币，并无多大波动！
　　这篇文章旁边还有篇短文，题目叫《公费“买春”》：
　　据说，日本、台湾、南朝鲜、泰国有一种“买春旅游”，旅客交给旅行社的费用中，包括了嫖妓宿娼的费用，最近看报，上海出现了“陪酒女郎”，广东一些地方也办起了“桑拿浴室”、“按摩中心”，不少是色情场所，一个钟头要花四五十元。
　　报上是说“有人利用公款，互相请领导去‘按摩’”。这就在公费吃喝、公费旅遂之外又出现了当宫的不用自己掏腰包而可以玩女人的公费“买春”这一种中国特色的“新”事物了。
　　这一切，都在向今天诉说著甚麽呢？
　　当年讲的“苏联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的那个“老大哥”，曾当过领导人的赫鲁晓夫，被赶下台过退休生活後，回顾历史，发出这样的忏悔：
　　“我在1914年结了婚，那时我是20岁，因为我做的是高度技术的工作，我立刻得到一套房间。这套房间有会客室、厨房、卧室和餐室。革命后好多年，回想起我做为资本主义制度下的工人，有比现在生活在苏维埃政权下我的工人同胞更好的居位条件，使我感到痛心。革命後很长一段时闲内，我们甚至不能满足工人们包括那些曾在红军中服役过的人最基本的需要，青年男女在他们结婚之前会到我们这里来，要求给他们一套房间。我们不仅不能给他们一套单独的房间——我们甚至常常不能为他们在宿舍里找到一个池方，这不糟糕吗？”
　　“就物质条件来说，人们仍然没有得到很好的供应。我不打算从我作为革命前顿已斯的一个工人和革命後十馀年作为莫斯科一个党的工作人员在生活方面的对比中作出结论，虽然我不否认我在对比的时候常常闷闷不乐。”
　　“只要指出这点就够了：革命後工资太低，而物价太高。”(24)。
　　我们那些逝去的和离休的当家人，在回顾造成40年後还是“初级阶段”的一幕又一幕不堪回首的历史时，会作何感想？
　　弥留之际，蒋经国对于生命结尾处那个“。”前的一切，是应该欣慰，甚至自豪的。
　　1945年12月11日，南京《中央日报》发表山东省主席对中央社记者谈话：《鲁难未巳！日本控制八年之损失不及共党三月之破坏——何思源痛述山东共祸》。
　　1980年6月，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的《蒋家王朝》一书中，写道：国民党军队进入东北後，“沈阳一带的老百姓都说：‘小鬼子的时候也不过这样惨呀！那时候顶多闹个饿不死吃不饱的日子。现在不得了啊！眼看要饿死了。’(25)”。
　　而在共和国成立後的一个相当长的历史时期里，台湾当局说“大陆两个人穿一条裤子”；在大陆人心目中，台湾则“到处都是贫民窟”，“人民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
　　除了当年那些汉奸卖国贼，没人会怀恋那8年（东北是14年）亡国奴生涯。而“大陆两个人穿一条裤子”，“台湾到处都是贫民窟”，“人民处在水深火热之中”，苦的不都是老百姓，丢的不都是中华民族的脸吗？
　　1987年12月”日，《华盛顿邮报》发表文章，说：“如果将日趋先进的台湾技术和大陆廉价的劳动力结合在一起，将能使21世纪成为。中国的世纪’。”
　　果真如此，那是悲剧，更是喜剧！
　　届时，倘若编一部《中国名人大辞典》，名列前茅的应该是甚麽样的人呢？
　　第33章　　辽西那些窝棚
　　遵照蒋介石命令，廖耀湘兵团由彰武、新立屯地区南下北宁路。
　　10月21日开始猛攻黑山，25日仍未得手，廖耀湘信心动摇。又获悉攻锦共军已回师辽西，遂放弃重占锦州计划，经大虎山以东向台安前进，准备出营口，在六间房、赵家窝棚、贺家窝棚地区，又遭堵截。
　　廖耀湘又改变计划向沈阳撤退，可退路已被切断。
　　黑山，大虎山以东、无梁殿以南，魏家窝棚以北，厉家窝棚车站、半拉门以西，约120平方公里地区内，廖耀湘兵团被团团围困。
　　这一带，自古就是陆路闯关东必经之地。推车挑担，或是把个人包袱斜挎往背上的人们，或在这里打尖，或在这里安家。四根棍子支俩叉，中间再横上一根，就成了一个栖身窝。在五万分之一军用地图上，密密麻麻的大小村镇，大部叫作“窝棚”。当初第一家窝棚的主人姓甚麽，就叫甚麽“窝棚”。
　　如今，这里成了廖耀湘兵团的乱葬场。
　　10万精兵，葬礼只用两天。
　　如果说锦州之战是辽沈战役的关键性初战，辽西围歼战就是辽沈战役的最後决战。
　　林彪的决心
　　林彪在牝牛屯金寡妇家踱步。
　　3年风霜雨雪，好像没在他身上留下甚麽烙记。脸色依然是那麽苍白。话语依然是那麽金贵。步子依然是那麽不紧不慢，或背手，或随便悠荡著，一步两响，威凛不起来，口述电报依然那麽清晰，或踱或坐，或站在地图前，一字一句，很少重复。
　　听说捉住了范汉杰，刘亚楼乐得抓著话筒蹦起来。跑去向林彪报告，林彪只“嗯”了一声。
　　进了沈阳，黑土地统统姓“共”了，那脸上好像也没露出过笑模样，依然是那麽踱来踱去。唯一有点异样的，是点头和“嗯”的时候比过去多了点。
　　现在，他脑子里车轮飞转，烟尘弥天，是那个正在武装大=屏蔽广告=的廖耀湘兵团。
　　攻占锦州後，有两个攻击方向：一是向南攻击侯镜如的东进兵团，一是向东攻击廖耀湘的西进兵团。
　　毛泽东要向南，林彪要向东。
　　10月12日和14日，毛泽东往给‘林罗刘”的两封电报中，都表明了南进的意图。17日5时，毛泽东又在电报中强调：
　　你们下一步行动，我们认为宜打锦、葫，并且不宜太迟，宜在休整十五天左右即行作战，先打绵西，後打葫芦岛，争取十一月完成夺取锦葫任务(25)。
　　毛泽东想“迅速攻下锦、葫，然後迅速以主力回困沈阳”(27)。
　　林彪怎麽想的？
　　请看《阵中日记》有关文字：16日：“我决乘胜回头围歼沈阳西援之敌，同时以一部围歼长春可能突围之敌。(28)”。
　　17日：“先歼长春突围之敌，并以引敌深入之方针，把敌引到沟帮子一线後，再行聚歼。(29)”。
　　18日：“形势发展对我更有利（指60军起义——笔者），我决在锦州以东地区，再歼敌一二十万人。(30)”。
　　就是说，攻占锦州第二天，林彪就决心回师东进，吃掉廖耀湘兵团这条大鱼了。
　　很难说是不是攻克锦州後的即兴之作。不是，林彪够高瞻远瞩的了，是，林彪也大眼明手快了。
　　黑土地3年战争中，未听说林彪在甚麽原则问题上违心屈从过谁。当然都是以林彪风格表述的。而在这场学术研讨中，他当然也不会像黄克诚那样言辞激烈（这段有些电报笔者未见到）。但那决心，已是不可动摇了。
　　19日21时，“林罗刘”给军委的电报讲得很明白：
　　（一）估计彰式、新立屯地区之敌，有可能在现地不动，等整八军到锦西後，再南北配合向锦州前进，沈阳之敌则向营口撤退。但亦有另一可能，即是现在彰武、新立屯之敌，撤回新民、沈阳，利用辽河阻隔我军，全部向营口撤退。（二）如我攻锦西，须准备海岸边与敌十二个师作战，地区狭窄，我兵力用不上。敌则扼原有强固工事抵抗，战斗不能很快解决。新立屯、彰武地区之敌，则乘虚进占锦州，使我既打不下锦西，又未能歼减向锦州前进的敌人，则对我不利。（三）我们建议：如沈阳之敌仍继续向锦州前进时，则等敌再前进一步後，再向敌进攻。但有若干徵候敌不再前进，或有向沈阳撤退转向营口撤退的象徵时，则我军立即迅速包围彰武、新立屯两处敌人，以各个击破方法，将新一、新三、新六、七十一、四十九军全部歼灭，使之不能退回新民、沈阳和退至营口，目前该敌有随时缩回沈阳的可能，故我军须速决定衍动方针，盼军委即回电指示。(31)。
　　古人云：“得形势之地，有死生之势。”
　　林彪属意东进，首先是看准了国民党连遭惨败，极度恐慌混乱，进退失据的火候，同时也是基於地理上的考虑。
　　东进兵团塔山受阻，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地域狭窄，不能迂回，优势兵力不得施展。南进，攻守互换，即使不再打出个“塔山”，也难“迅速攻下锦、葫”。全歼根本就不可能。
　　如此。像毛泽东估计的“沈敌可能被迫增援”那样，双方大军云集辽西走廊这段只有20里左右宽的山海之间。国民党“东西对进”，两头夹攻，其在黑土地上的形势能否一时改观，也未可知。
　　或者，像毛泽东一直担心的那样，廖耀湘兵团很可能从营口走掉，“封闭国民党军在东北加以各个歼灭”(32)的战略目的，就达不到了。
　　或者，廖耀湘退回沈阳。强攻硬打，伤亡不大。长困久围，黑土地难免不会出现第二座“白骨之城”。
　　而辽西走廊北端的黑山、大虎山地区，正是个歼敌的好战场。西北是医巫阎山，东南是一片沼泽，沟帮子附近，山脉与沼泽间仅有30多里的狭窄通道。黑山、大虎山附近是一脉的陵。这里既无坚固工事可守，又无有利地形依托，只有几十个叫佗“窝棚”的大小村庄，而攻击部队却可依托医巫闾山隐蔽地出击，还可利用饶阳河、辽河断敌退路。
　　毛泽东如果忽略了这一点，林彪稍加点拨即可，19日17时，毛泽东电报中说：
　　如果长春事件之後，蒋介石、卫立煌仍不变锦葫、沈阳两路向你们寻战的方针，那就是很有利的。在此种情况下，你们采取诱敌深入，打大歼灭战的方针，甚为正确。(33)。
　　毛泽东痛痛快快把表针拨向林彪。
　　毛泽东的高明，在于能坚定地推动部下向著正确的目标前进，又能迅速的修正自己。
　　蒋介石的低能，就在于恰恰相反。
　　林彪看准火候就说，就坚持到底。
　　廖耀湘、杜聿明、卫立煌正好背道而驰。
　　在这里，“胜败乃兵家常事”吗？
　　攻占锦州前，林彪打援战术是“东拖南阻”：南边坚决顶住东进兵团，东边则拖缠住西进兵团，叫它进退不得。
　　现在是“明修栈道，暗渡陈仓”。
　　原在辽西牵制廖耀湘兵团的10纵，进到黑山以北头道镜子一带隐蔽。敌不动则不动，敌西进则退至黑山、大虎山一线固守。如敌有东退征侯，即不分昼夜插到新立屯以东，切断敌人退路。5纵进至广裕泉西南隐蔽。敌停则停，敌进则退。如敌有东退迹象，立即插到新立屯以南，截断新6军退路，6纵暂於彰武西北隐蔽，准备突然包围彰武之敌。
　　l纵、3纵、8纵以及17师为第一梯队，10月21日开始东返。一路沿北宁线向大虎山疾进，一路沿公路直奔黑山，一路经义县向白土厂边门前进。2纵、7纵、9纵及炮纵为第二梯队，於22日随後跟进。
　　假如未能在新立屯、彰武地区抓住敌人，敌人转营口撤退时，所有部队立即转向营口，在营口和牛庄间歼敌。
　　一律夜间行动。
　　4纵和11纵继续在塔山一线抗击东进之敌。
　　原在锦西附近的两个热河独立师和11纵一个师，大天白日，向西南作战役佯动。沿途大肆筹办粮草房舍，虚张声势，作出林彪要进关的样子。
　　10月17日，“东总”公开宣称南进，扫荡北宁线。
　　一个月前，林彪专列南下两天后，《东北日报》发则消息：林彪正在哈尔滨开会。
　　“兵者，诡道也。”
　　10月21日，“林罗刘谭”致电各纵：
　　“我军决定全力乘敌撤退中与敌决一死战，以连续作战方法力求全部歼灭敌人，此战成功，则不仅能引起全国军事形势之大变，且必能引起全国政治形势的大变，促成蒋介石迅速崩溃。我全体指战员须振奋百倍勇气与吃苦精神，参加此一光荣的大决战，不怕伤亡，不怕疲劳，不怕遭受小的挫折，虽每个连队遭受最大伤亡（每个连队打得只剩几个人也不要怕），对全国革命说来仍然是最值得的。”
　　“须严戒沙後所王道士屯的打法，那种打法是未侦察地形状况，未等部队大部到齐，未等火力兵力很好配备，未将敌人退路截断及仓促的乱打乱冲，此次打法，只要找各级干部严守准备好了再猛攻的原则，则必然横直胜利，这就是在接近敌人後指挥员迅速侦察地形选好主攻点，将最大部分之火力、兵力集中於该点附近，并采取纵深配备，然後先将敌人重要建筑物与障碍实行破坏射击，待大体已被破坏后，即以火力进行数分钟的压制射击，步乒即开始猛冲猛追。只要采取这种打法则横直打胜仗。”(34)。
　　喜怒不形於色的林彪，字里行间，洋溢著压抑不往的坚定和自信。
　　当一场举足轻重的决战还未打响已稳操胜券时，是多麽激动而又痛快。
　　克四平，下锦州，攻坚战，林彪已不是生手了。但是，从平型关大捷，到扭转黑土地局势的四保临江，三下江南，和秋风扫落叶般的夏秋冬三大攻势，林彪最得心应手的，毕竟还是运动战：以打巧仗著名的林彪，是位运动战专家。他的聪明才智和技巧，在比较少拘束的运动战中，可以得到淋漓尽致地发挥。身材纤巧的林彪，一走上运动战的战场，心灵就沉浸在一种出神入化的境界之中。
　　林彪的巧，巧在战机的把握，战场的选择，对部队特点的了如指掌和使用，以及走一步看几步的远见。
　　毛泽东说“宜在休整十五天即行作战”，林彪6天就出动了。
　　拿破仑说：“在战争中只有一个有利的时机，能抓住此时机，就是天才。”
　　克劳塞维茨说：“在决定性地点上能够集中多大的兵力，这取决于军队的绝对数量和使用军队的艺术，”林彪抓往了一个最好的时机，选择了一个最好的战场，投入了最强大的兵力，表演了一场令人击节的拿手好戏。
　　林彪为廖耀湘兵团看了块好风水，没想到他自己的葬身之地却是温都尔汗。
　　战争是雄性的
　　东返部队先是急行军，後是强行军。
　　原在辽西的5纵、6纵，一昼两夜行军250里。
　　李伯秋老人说，打下锦州，後勤部门组织部队白天晚上抢运物资。弹药、粮食，被服，国民党兵站仓库的东西，能弄动的都往外弄。汽车马车，肩挑背扛，汽油桶运到城外就推到路边沟里。没处放，时间紧，飞机轰炸很厉害。当时是从最坏处想的，准备敌人重占锦州，忙得一塌糊涂，拉到城外没两天，就接到命令奔辽西。
　　李兆韦老人说，出发前，连夜报告伤亡情况，连夜调配补充干部。“你当营长，你当连长，你当指导员，你当排长，”辽沈战役打了一个多月，三个营长都没当到头。兵员是边走边补充，都是俘虏兵，不少军装都没换，只把“青天白日”扯掉了。有的连80人，有的连50人，有的连20人。黑灯瞎火的，走着走着，前边又喊：“领枪了！各连来领枪。”步枪，冲锋枪，机枪，枪没了，就拿几颗手榴弹。第三天头上传来命令：停止前进，站在甚麽地方就把东西放在甚麽地方，除了枪支弹药乾粮袋，全部放下。“放好了吗？”“放好了。”“出发！”
　　恩格斯说：“正如在商业上说，‘时间就是金钱’一样，在战争中也可以说‘时间就是军队’”。
　　蒋介石坚持收复锦州，会师大凌河，是认为共军伤亡很大，无力再战。他的看法不是没有一点道理，但他不理解这场战争更不理解共产党人。
　　东进部队徒涉大凌河。
　　河面宽200米左右，水深没腰，河底是流沙。沙层很厚，双脚不能停，停下再难拔动，越动越往下陷。有些车马陷住了，很快就没影了。不能去救，去救也得陷进去。辽西不少河流都是这样子。初到东北时不识河情，不少人陷在里面。苏联红军也吃了不少这种苦头。
　　10月底，水凉砭骨，辽西战役结束西返时，水稳处冰层已有玻璃厚了。有的在水中抽筋了，一停顿就陷进去了。上岸後不管三七二十一，连架带拖拚命跑。不然，刀子样的北风一溜，一会儿就冻僵了。
　　张耀东老人两腿内外侧，一条条筷子粗细的凸起的血管，像爬满了蚯蚓。老人称之为“大凌河留念”——“聚筋了。”
　　最苦的是女人。
　　当时的2师财会科会计刘淑，是骑马过去的。
　　老人说，天黑，岸上河里，吵儿巴火的，甚麽也听不见。也不听，就盯著那河面。河心有漩涡，那马随著漩涡转，眼看要转进去了。好像挺害怕，又好像甚麽也没怕，也不知怎麽过去的。那马打着哆嗦上岸了，眼前红通通，白晃晃的。仔细一看，是战士们在烤火，都光著屁股。
　　战斗部队女人少，有马骑。医院和宣传队的，连马尾巴也拽不著。
　　刘光涛老人说，西返过大凌河也是晚上。人踩马踏，冰都碎了，化了。过河後在岸边等部队，上游突然传来一片哭叫声。“爹呀”，“妈呀”，鬼哭狼嚎似的，那个疼人哪。赶紧派人去看，都是师医院和宣传队的女同志。
　　性情温雅的师政委，把指挥渡河的干部训了一顿：打仗没法子，现在为甚麽不能搞条船，或是想点别的甚麽法子？
　　老人说，他长这麽大，也未听到过那样疼人的叫声，老人说，直到今天，那尖厉的惨叫还在耳边响著。
　　几个纵队的老人，都听过那惨叫。
　　老人们说：有些女同志未等进关就瘫了。
　　老人们摇著头：唉……
　　从南下北宁线到回师辽西，从闯关东到进关，数以万计的军中女性，是建立了特殊的功勋的。在某些方面，她们比男人更强韧，更富於生命力。如果剔除性别因素，而把“男于汉”视为强者的称谓，她们中的一些佼佼者，甚至比一些男于更男子汉。
　　但是，“水做的女人”是经不得这种水的。
　　李伯秋的夫人孙敏老人，当年是3纵机要科译电员。闯关东路过家乡时，想看一眼母亲，又怕让母亲看到。匆忙中写个条子扔给车下人，纸条随风飘着，她大声喊著：交给村长，劝劝我妈，就说我去开会了……
　　从南满到北满，3纵和4纵是黑土地上走路最多的部队。
　　当年4纵28团财会股会计王敏芝老人，说她行车从未掉过队。
　　闯到关东，她被分到辽东军区“供（给）训（练）队”学会计。毕业后，和一个叫“王顺花”的女孩分到10师。雪野中，一辆顺路马车拉著他们“吱吱嘎嘎”地颠呀颠呀，两人冻得咝咝哈哈的，那心却像冰天雪地中的两团火苗。10师是主力呀！快到了怎麽还听不到枪声呢？一问，说离前方还远著呢，不上前方，不打仗，叫甚麽主力呀？在18岁的姑娘家心里，主力是应该天天打仗呀！
　　没几天就赶上四保临江。这个走呀，少时每天50里左右，多时100多里。走路不愁。她长得苗条精干（今天依然如此），有的是力气，月经又晚，像个男子。王顺花就不行了，胖，又是痛经。她就帮她背东西，大都是晚上走，白天有飞机轰炸。过封锁线，连咳嗽都不行。她提只桶，里面装着铁饭碗，提心吊胆就怕弄出声，绊个跟头就更了不得。摔倒了，不顾身子，把桶擎到半空，像表演杂技。
　　当会计後发匹马。弄个像被面大的马搭子，里面都是钱，褡在马背上，就成了活动“银行”。光有钱不行，敌占区不能花，还带些金子和烟土。弄个冲锋枪子弹带，把金子和烟土放里面，藏在衣服里面。
　　浑身上下一般粗，像怀了几个月的身孕。有人说她们走路脚下尘士多，金子沉。
　　孙敏老人说她走路能睡觉。
　　行军睡觉各有各的样儿。有的跟著队伍边走边睡，像有根线牵著似的，前边停下就撞上了。另一个译电员王善琦，走著走著离队了，那就是睡着了，赶紧接她一把。她不，一睡着就站往了，像马似的。
　　有人就叫她到後边去。那可不行，不掉队了吗？
　　到了宿营地，别人是洗脚、吃饭、睡觉三部曲。孙敏她们赶紧架设电台，发报收报，王敏芝她们赶紧铺开摊了，发钱算帐。有时忙火完了刚倒下，又集合出发了。有时饭也赶不上，拿块饭团子边走边吃。
　　女人来到这世界上，本来就要多承受几分苦难，而这些，本来并不属于其中的。
　　睡觉照顾女同志，给个热炕头。南北大炕，不管男女，倒头就着。没人家，就随便找个甚麽背风的地方偎著。睡前一定要把马褡子压在身底下，再把“子弹袋”检查一遍，系好，才敢合眼。
　　2师的“银行”装在一辆大车上。到宿营地不卸车，值班的披件大衣，偎在钱箱子上睡。春夏秋冬，刘淑像男人一样睡在那上面。
　　东北3年，脱衣睡觉的时候比节日还少，身上那虱子呀，跟孩子们讲，孩子说：妈呀，你怎那麽脏呀？
　　刚到供训队时，王敏芝问：这“会计”是个甚麽？有人说：会计就是个人。发本油印课本《会计与簿记》。这“簿记”是甚麽？有人说：簿记就是本书，她把这本书一直揣到共和国诞生。
　　那时候那人，土得冒烟，脏得掉渣，真诚得透明，把理想和信念揣贴在心窝上。
　　夏季攻势後的一天，一个不到20岁的清秀的女兵，背著个薄薄的背包，提只装著脸盆牙兵的网兜，汗津津走进28团团部。在众多男子汉注目礼中，姑娘敬个礼，掏出介绍信。
　　政委张继璜已经明白了几分。看到介绍信上“于淑海”三个字，赶紧伸出手去：欢迎！欢迎！然後跑去前院，照团长胡云生胸前就是一拳：快走，看是谁来了！
　　谁也不认识谁。
　　胡云生已经做了一夜新郎梦：昨天下午师里来个电话，说纵队卫生部有个叫“于淑海”的护理员，今天来和他结婚。
　　而新娘子于淑海，从纵队动身时，说是让她去10师。坐马车到了10师，又让她去28团。也没说去干甚麽，她也没问。那是不用问的。
　　去哪儿干甚麽，都是革命工作，此刻，当她看到胡团长望著她的那种激动、兴奋的目光，姑娘家的本能使她预感到已经发生了甚麽。她感到突然，有些惶惑，可很快就坦然了：周围女伴，一个个不都是这样子吗？
　　去年，张继璜和王敏芝夫妇去浙江嘉兴看望这对老战友，于淑海还说：哼，就这麽地把我分配给他了。当年的团长“哈哈”大笑：这叫“千里姻绿战争牵”。
　　副团长、副政委、参谋长、主任不请自来。炖上几只老母鸡，拎来几只“酒葫芦”，三张拼在一起的高低不齐的方桌上，10多只粗瓷大碗举起来，10多张粗喉咙大嗓子，齐声祝福“革命夫妻，革命到底。”
　　副团长和警卫员把行李搬出去，就是“洞房花烛夜，，。张继璜和王敏芝的”洞房花烛夜”，枕头是个马搭子。
　　“洞房花烛夜”之前，两人见过两次面。一次是和他一道闯关东的师作战科长，介绍她和他见面，给她印象最深的是警卫员那只不离身的“酒葫芦”。第二次在行军路上，看一眼，没等说话就过去了。
　　张继璜老人给这种战地婚姻总结八个字：“兵临城下，速战速决。”
　　没有情书，甚至没有情话，更谈不上花前月下，卿卿我我。
　　当然也没有小说和电影中的情节：硝烟烈火中，突然出现一位美丽的女性，自然也会站出一位英俊的男子汉。于是，美女加英雄，一段令当代小青年恨不能上去亲身体验一番的风流倜傥的战地罗曼史。
　　和王敏芝一起到10师的王顺花，谈恋爱，那男的不够“278团”，又降职，又处分。在山东就是“278团”的李伯秋老人，1948年才结婚。
　　当年“旋风部队”的主力师政委说：从山东到东北，见过多少寡妇？有的又找一个又守寡，有的生了孩子没处放，有的老婆孩子都让敌人捉了去。还是一个人好哇，赤条条来去无牵挂。
　　很多老人如是感慨。
　　苏北3师闯关东到阜新海州後，家属在义县准备坐火车赶大部队。国民党追上来，炸坏火车，一些家属被抓走，一些逃到老百姓家躲起来。有的被迫给人家当了媳妇，有的一路乞讨，甚至不得不卖身，半年後才在库伦找到部队。
　　不打仗了，留守处把家属送到部队驻地住上一段。开头用马车，後来是汽车，像个大蓬车队，像个吉普赛部落。打仗了，再回来等着，守着——谁知道是不是已经生离死别过了？
　　有的老人觉得无所谓：那时打仗不像现在这样可怕。一年三百六十天，总提心吊瞻的，还不把人折腾死了？习惯了。那时就盼快点打完算了。有时10天半月不打仗还挺奇怪，怎麽不打了？
　　有的则唏唏嘘嘘：惯是惯了，可人心是肉长的，那是自己的老头呀，能不挂着？那时就怕仗打坏了，就怕伤亡，就怕他回不来，不见到面一块石头不落地。夜里尽做噩梦，血淋淋的……
　　8师副师长黄朝宣的妻子李莉，是个天生的乐天派。从东北到平津，看谁心神不定就去劝。南下到许昌，敌机扫射，车厢打那麽多窟窿，大家都下车隐蔽，她抱著孩子乐呵呵地说“没事”。打海南岛时丈夫牺牲了。开头大家不敢告诉她，她看出来了。不吃不喝，白天晚上点根烛，抱着孩子流眼泪。有时夜里突然跳起来，大喊大叫“老黄回来了”，几个人都抓不住，疯了似的。
　　从贞德、卓哑，到在黑土地上为国捐躯的赵一曼，历史用血火之笔塑造了那麽多千古流芳的巾帼英雄。而从传世不朽的中外名著，到如今封面阴盛阳衰的各种杂志，又有几多少得了风姿飘逸的女性？
　　雄性的战场上，突然出现一位光彩照人的戎装女性，那仅仅是美，是别样的勇武，像万绿丛中一点红，像漫漫荒漠中一片绿洲，或是一汪清泉？
　　把女人视为生儿育女的工具，固然腐朽不堪。可雄性的战争，难道不本来应该是男子汉们的事业吗？
　　一位苏联作家说“战争中没有女性”。一位中国作家说“战争让女人走开”。战争以一种甚麽样的魔力抹煞了人的性别？当和日本侵略军打红了眼的中国人，又和曾经一道=屏蔽广告=的骨肉同胞打红了眼时，战争抹煞的仅仅是人的性别吗？而那些在根据地和留守处守活寡的女人，那些不属于“278团”之列的不知儿子或丈夫是人是鬼的女人，她们果真能够从战争中走开吗？
　　当老人们讲述到大凌河畔那尖厉吓人的惨叫时，我突然悟到作家们为甚麽那样青睐战争中的女性。
　　雄性的战争中的女性，更能表现战争的残酷！
　　胆魄
　　——东野名将录之十一、十二
　　“养兵千日，用兵一时。”
　　兵如此，将军呢？
　　之十一：打铁的
　　１０纵司令梁兴初，大个子，大长脸，大牙，眼睛本来不算大，眼珠子却动不动就瞪得老大。
　　一些老人叫他“梁大牙”，叫得亲切，叫得温暖。说他瞪眼珠子挺吓人，不摆架子对你象亲兄弟。说在他手下工作没有没被他骂过的，骂得痛快，骂得舒服，骂完就完，没小鞋大帽子。有时也骂得你想和他对骂，过后一思量，又恨不能再让他骂一顿。
　　黑土地上很多将军都有外号（不知其它野战军是否如此——想来这不会是黑土地的特产）。有的叫“好战分子”，有的叫“小诸葛”，还有叫“教师爷”、“毛猴子”的，大都与本人性格和战斗作风有关。
　　纯粹因形象而得名的“梁大牙”，其实应该叫作“打铁的”。
　　这倒不是因为他参军前是个铁匠。
　　从平型关战斗中的６８５团营长，到黑山阻击战的１０纵司令，象韩先楚、黄永胜、钟伟这些战争大学中的高材生一样，他是一身伤疤一串台阶，从战争的火网中硬打上来的。
　　硬打上来的将军能打硬仗。
　　１９４６年５月２３日，国民党进入长春后，蒋介石亲来慰问，看到松花江南的拉法，为吉林以东铁路公路交叉点，当即指示杜聿明：拉法非常重要，是战略要点，要派一个加强团固守。６月６日，７１军８８师２６４团一个营，进占拉法北１２里处的新站镇。
　　黑土地一连串的胜利，蒋介石头脑有些发胀。另外，他也是看了个火候：从６月７日１２时起，东北停战１５天。
　　难道蒋介石忘了，１月１３日午夜东北第一次停战生效后，共产党不是照样攻占了营口吗？
　　６月７日，林彪命令１师和２师，由１师师长梁兴初和政委梁必业统一指挥，坚决吃掉这股突出孤立的敌人。
　　这是四平撤退后，民主联军第一次主动出击。这一仗的胜负，不仅是一块战略要地的得失，而且将对国共两党在黑土地上的前途产生影响。胜了，共产党人将会从四平战后的疲乱中缓口气，恢复振作一下军心士气。败了，就会在普遍的悲观失望情绪上，再压上一块沉重的乌云，处境将会更加困难。
　　８日３时开始攻击拉法，拂晓即结束战斗。
　　用梁必业老人的话讲：趁暗悄悄摸近，一家伙就冲进去了。
　　新站打僵了。
　　９日２时，１团、３团和５团如法炮制，国军已有准备。３团受阻，１团镇东南角被顶住。５团突入镇内，伤亡很大，不能前进，由２团接守阵地。天亮后强行攻击，守军拼死抵抗，不断实施反击，双方胶开厮杀。
　　飞机不断向守军空投弹药食品，８８师增援部队已赶至老爷岭，与打援的４团接火。援兵将至，弹药给养不缺，守军挟一路北进威势，士气不减，而攻击部队三个团的番号，实际每团只有千把人，兵力优势并不大多少。
　　打不打？还能不能打？
　　打？若能很快结束战斗，作伤亡再大也值得。不然，援兵上来，既使能够脱身，新站也将会变成“小四平”。
　　不打？几百人伤亡了，前功尽弃，灰心丧气地撤退。
　　这仗算是打到节骨眼儿上了。
　　此刻，在舒兰的病中的林彪，脑子里那个车轱辘转得快，再精心策划，也得靠前线指挥官审时度势，作出决断。
　　“梁大牙”一咬牙：打！
　　把６团调到攻击和打援两用位置上，其余四个团全力攻击。
　　最后一锤子打响了。
　　第二年秋天，林彪在一次关于“硬拼仗”的讲话中说：
　　成对峙时，只要不是山穷水尽，还应该硬下去，这时要十分冷静地分析情况，寻击败敌人的机会，这时我们处境固然困难，但还应该想到这时敌人的困难，至少也和我们所差无几，对峙中既使看出有撤出战斗的前途，如其早撤还不如多挺一会儿，这样顶多也就是多伤亡几个人而已，但胜利的出现，往往就在多挺这一会儿上，这就是所谓最后五分钟，看谁挺得硬，谁就是胜利者，指挥员的顽强性就表现在这里（据说此次南满歼灭二十五师的胜利，就是这样取得的，还有一、二师新站战役也有类似情形）。(35)。
　　善打巧战，非常注重部队作风的林彪，很喜欢关键时刻叫得真、过得硬的部将。
　　林彪在黑土地上的几位“爱将”，“打铁的”“梁大牙”即是其中之一。
　　（有人挺忌讳说自己是当年林彪的“爱将”，好象这样就会和后来的林彪讲不清楚。）。
　　在黑山阻击战中立下赫赫战功的１０纵２８师，是当年延安大生产运动中著名的３５９旅的老底子（主力南下了，未到东北）。
　　《东北三年解放战争军事资料》这样评述２８师：
　　系东北各部队中历史基础最老的部队之一，其中有不少为土地革命及=屏蔽广告=战争时期之骨干成分，连以上干部绝大多数为关内参军之老干部，部队作风甚疲塌，缺乏朝气，保守性大，进步慢，战斗作风被动，战斗力未能充分发挥，其部队历史应列入东北各部队中之主力师，但战斗力还不如一般老部队及赶不上进步较快之新部队。
　　老人们都说：辽沈战役前，２８师在黑土地上基本没打过什么好仗。
　　有的老人说，这个旅来东北时就挺富，“黑（烟土）白（银子）货挺多”。有的老人说，他们到东北挺能搞东西，发了财，“家务多”，包袱重。有的老人说，每次转移，他们大车小辆，满满登登，像个辎重队。有的老人说，四平保卫战期间，林枫让这个旅撤出梅河口，后勤部长不干，说是要请示旅里。林枫说：是东北局领导你们，还是你们领导东北局？打仗不积极，就能搞东西，东北丢了，你们的东西能保住？
　　林彪和刘亚楼都讲过：打不好仗，就降级，当独立师。
　　当一些新部队不断升级到主力纵队时，３５９旅降为独立师。
　　“宁当鸡头，不当牛尾”的钟伟，由“鸡头”一下子变成“牛头”，为的是用这位“好战分子”的性格、作风，把新成立的１２纵带成一支生力军。“打铁的”“梁大牙”到１０纵当司令，并在辽西战役中受命死守黑山，体现的是林彪同样的用将之道。
　　“打铁的”则把２８师放到攻守焦点的“１０１”高地。
　　据说，战斗快打响，他还在２８师呆着。有人说：司令，该回指挥所了。未起身先点支烟“神仙”一番的“梁大牙”，吸口烟，乐呵呵地说：我看这里就挺好嘛。
　　司令到师，师长到团，团长到营，一级级压下去，这在战争中并不都是必要的，特别是在防御战中。但是，在这里，在一个尤其需要显示决心的时刻，这样压一下子没有必要吗？
　　黑山为进出大洼［加“穴”头－－Ling］、营口、沈阳、锦州的唯一走廊，无论向何方进退，廖耀湘都必须首先攻占黑山。而１０纵的任务，就是死死咬住廖耀湘兵团，引来无数钢刀锐箭，将对手剁成肉泥血酱。
　　２０余架飞机轮番轰炸，１０倍于守军的炮火猛烈轰击，由营而团而师的兵力一波又一波地冲杀。因一块山石书写“小黑山”三个字而得名的“黑山”，火烧血侵［应为“氵”旁－－Ling］，真正成了“黑山”。“１０１”高地反复争夺２０多次，山头削去２米，“１０１”变成“９９”。
　　炮火袭击过后，干部战士从泥土中扭动着拱出来。文书、卫生员、司号员、理发员、炊事员，都操枪战斗。排长牺牲了班长自动代理，班长倒下战士挺身而出。正面挡不住了就向侧翼突击。８４团２营，与２０７师一个旅反复冲杀１０个小时，剩下２０多人还拼了五次刺刀。“９２”高地二个连苦战一昼夜，最后全部牺牲。
　　廖耀湘这样描述守军：
　　他们攻击前进时，均一律持枪上刺刀和投手榴弹，直接冲向我军阵地，前仆后继，非常英勇。
　　二等部队一下子打成了一等部队，打成了铁，打成了钢。
　　本来就没有不能打仗的兵。
　　之十二：李作鹏当机立断
　　在闯关东的１０万部队中，没有比华中３师７旅（即后来的６纵１６师）战史再辉煌的了。
　　《东北三年解放战争军事资料》中，这样写道：
　　该部队自历史以来参加战斗最多，战斗经验丰富，战斗作风勇猛，能攻，能守，不怕牺牲，准备好，行军力强，能打硬拼仗，战斗力强，有朝气，雷厉风行，但亦存在有些简单化，保守，对新的战术研究与掌握不够，因之进步较慢，该部队为东北各野战部队中之头等主力师，但存在高傲自满情绪。
　　７旅是红１军团２师老底子。１９２７年参加南昌暴动，１９２８年于三河南失败后上井岗山，抗战后编入１１５师３４３旅６８５团，参加平型关战斗。“皖南事变”后南下华中，扩编为新４军７旅。
　　１９４３年３月１８日，日军６５师团３０００多人加７０００多伪军，由淮阴北犯。７旅１９团４连，奉命在刘老庄掩护主力撤退。从拂晓战至黄昏，弹药打光了，敌人上来了。“我们死也不投降！”全连８２名勇士，端着打弯的刺刀，扑倒在血染的土地上。
　　一支敢于刺刀见红的部队：打日本刺刀见红，打国民党刺刀见红。
　　能打硬仗，也打了许多硬仗，只是战绩不大。
　　三下江南主攻焦家岭，７旅连打七次冲锋。一般部队，三次冲不上去就怵了，松了，软了，冲不动了。７旅的字典里没有“熊”字。大雪没膝，血飞肉溅，照样打，生死不怕嗷嗷叫。结果，伤亡几百人，只打下一间独立家屋。
　　几天不打仗，“病号”一个个倒下了。听说打仗了，“扑愣愣”爬起来，都好了。
　　行军路上，飞机轰炸扫射。打倒了，抬走。队伍不停不避，照样前进。就有这么股劲头。
　　对敌人凶，对自己人也凶。
　　进戏园子横晃，不买票。去日本人住宅区，要“米西米西”，骂“八格牙路”。
　　宿营，把兄弟部队从热烘烘的屋子撵出去。战后和兄弟部队抢战利品，开枪打死打伤人。打骂向导、民工、老百姓。搜俘虏腰包，枪毙俘虏。７旅样样出名。
　　在阿城，７旅教导队和东北局的人打篮球。７旅犯规不服判决，打球变打人。高岗上去劝架，也吃了两拳。高岗说：我是你们副政委。兵们说：就打你这个鸡巴副政委！打骂东北局副书记、民主联军副政委，这还了得？７旅把那几个兵绑上，送去请罪。高岗说：连我都敢打，打仗肯定是好样的，快放了。
　　一支和３５９旅不一样的，“两头冒尖”，“三凶主义”，同样需要打翻身仗的部队。
　　１０月２０日１０时，“林罗刘”给军委的电报中说：此次大战，全局关键在于是否能截断新立屯，彰武之敌的退路。
　　９月中旬，６纵（欠１７师）从吉林进至长春南，作攻击长春状，掩护主力南下，廖耀湘兵团出辽西，６纵也出辽西，协同５纵与敌周旋。９月２４日，廖耀湘兵团猛攻黑山，６纵隐蔽地进至彰武、新立屯。然后调头南下，强行军向台安急进，准备堵截廖耀湘南逃营口。
　　６纵司令兼１６师师长李作鹏，率前指随４６团前卫营跟进。夜色蒙蒙，繁星满天。嚓嚓的脚步声中，是呼哧呼哧的喘息。俗话说“二八月乱穿衣”，行军腊月天也恨不能乱穿衣。走起来穿单衣也嫌热，停下来穿大衣裹条被子也打哆嗦。马更骑不住，寒气逼人，个把里路两条腿就麻了，赶紧下来。走出一身汗再骑上去，那滋味儿更难受。
　　一天两夜２５０里，２６日凌晨抵达北宁线。过铁路时，与姚家窝棚敌人遭遇。
　　４６团向前猛扑，全歼新６军１４师前卫营，抢占姚家窝棚，并攻下厉家窝棚车站。
　　正打着，“林罗刘”来电：继续前进，不要与敌纠缠。
　　李作鹏回电：敌情严重，不能继续前进，待查明情况后再告。
　　有的老人说，枪一响，就听出是敌人主力部队，李作鹏就判断情况可能有变，决定停止前进。
　　一个精明的判断和重要的决定。
　　黑土地上的名将，没一个是只会执行命令的。
　　战斗打响，师骑兵侦察连就撒出去了。天刚亮，捞回条大鱼，一个换了便衣的少将参议。那参议说，廖耀湘已经改变南出营口计划，决定东退沈阳了。
　　一个极为重要的情况，宣告了一个难逢的战机和严峻的时刻。
　　厉家窝棚车站、半拉门、姜屯一线，是敌退沈阳必经之地，守住这里，就能切断敌人退路，但是仓促占领阵地，在攻锦主力赶到之前，这里将要承受难以想象的压力。
　　设在於家窝棚的前指，距前线２里远。美式重炮发出的炮弹，从头上掠过，爆炸的气浪将黑黄的窗纸撕扯成条条片片，呜呜作响。屋顶的蜘网、烟灰和泥土，像流沙样泻落。
　　性情暴烈，很注重军人仪表的李作鹏，站在炕沿下，一件黄呢大衣快要从肩头滑下去了：向总部报告，准备战斗！
　　有的老人说李作鹏当时“毫未犹豫”。有的老人说他“很冷静、果断”。有的说是“一副胸有成竹的样子”。有的说“也看不出什么表情”。
　　战争中，主动和优势的得失，经常取决于瞬间的决断。将军的功业，就在这瞬间的决断中成就，或者毁弃。
　　新开岭和新站，韩先楚和梁兴初咬钢嚼铁一声“打”，当然和此刻有所不同。但在透视和把握战争的能力上，在最需要，也最能显示一个将军的才华、决心和魄力的时候，他们都表现了不愧为黑土地名将的名将。
　　有的老人说：１６师这块好钢，这下子算是用到刀刃上了。
　　好钢能不能用到刀刃上，“用”字是大有讲究的。
　　辽西战役，李作鹏功不可没。
　　如今一提到“李作鹏”这个名字，３０岁以上的中国人，眼前就会出现一副墨镜，并能在两面镜片上幻化出林彪和“黄吴叶李邱”一串并不陌生的形象来。于是，那双藏在镜片后面不知是什么样儿的眼睛，就愈发深不可测，那目光就永远狠毒而又险恶，充满阴谋味道了。
　　“东总”有名的“大烧锅”，在山东就戴副墨镜。他的眼睛有毛病，怕光。据说是抗战时被日军毒气弹熏的。
　　李作鹏的与众不同之处，不在于当时在中国都少见的那副墨镜（银幕上的国民党特务，十有八九是要戴上一副的），而在于他的出身和经历。梁兴初等人是班排连营团，从战斗部队出生入死一路打上来的。李作鹏则是从机要员、参谋、科长、参谋处长，当上纵队副司令的。
　　据说，林彪和罗荣桓挺器重他。
　　打海南岛时，船队在海上，风突然停了，帆船走不动，半路上要回来。当时是军长的李作鹏立即报告兵团，兵团还未回话，他这边决心已经定了：用桨划也得给我划过去！
　　有的老人说，营以上单位才有电台，连以下联系不上，怎么回来？这个人精明强干，火气来得快，脑子转得快，叫你怕也叫你服，叫真格的不含糊。
　　有的老人说，他当参谋处长是有贡献的，跟林彪学到不少东西。
　　有的老人说，１６师在东北换了四任师旅长，比较之下，资历并不深的李作鹏能辖住这样个两头冒尖的师，那是得见点真功夫的。
　　老人都说：功是功，过是过，昨天是昨天，今天是今天，应该一是一，二是二。
　　把一个人生命旅途中的“一”和“二”单独提取出来，历史的变迁，有时简直叫人目瞪口呆！
　　不过，中国人好象已经见怪不怪了。
　　打乱仗
　　辽沈战役中的最后决战，林彪的打法是拦住先头，截断后尾，夹击中间。
　　１０纵拦住先头，６纵截断后尾，东返主力向中间一冲，廖耀湘兵团乱套了。１０月２６日拂晓，围歼战打响。
　　１纵、２纵、３纵（附１７师）、１０纵及炮纵主力，由黑山正面自西向东突击。７纵、８纵、９纵，由大虎山以南向北突击。５纵、６纵跨北宁线，由二道镜子、饶阳河以东向西突击。各纵给各师再大概分定攻击方向，各师再向下区分一下，命令一律是“搜索攻击前进”。
　　不知道敌人准确位置，反正就在这一圈内。
　　各路陆续打响，林彪将指挥权这时下放到各纵和师：哪里有枪声就往哪里打，哪里枪声密集就往哪里打，直打到听不到枪声为止。
　　敌我交叉，我我交叉，突击与反突击，包围与突围与反包围，５０多万大军纠缠扭打。
　　潮水样的队伍，向着枪炮声扑打。扑灭一处枪炮声，留下一片血火，裹卷着烟尘再向另一处枪炮声扑去。一个山包，一个村庄，上午你手，下午我手。枪管赤热，刺刀滴血，枪炮声分不出个数，天地间的一切都被战争的喧啸充塞了。入夜，照明弹一颗颗挂上天空，信号弹、炮弹和各种子弹的弹道，象千万条火蛇在地平线上狂舞。爆炸的火光，燃烧的房屋，衬着空中惨白的照明弹，照耀如同白昼。
　　百年大树在烈火中焚逝，千古无闻的小村庄在血战中载入史册。
　　堵截廖耀湘兵团的战斗，首先在魏家窝棚打响。
　　１０月２５日，廖耀湘兵团攻黑山不下，命令４９军、新３军１４师和新６军骑兵部队，经大虎山以东向营口撤退。并命令原在辽河东岸的新１军暂５２师由卡力马西渡辽河接应。林彪早有算计，２４日即令８纵主力向卡力马急进，辽南独２师由南向台安北急进。４９军先头部队进至魏家窝棚，迎头正撞上独２师。８纵随即赶到，将敌拦腰切断。
　　从拂晓打到黄昏。
　　邱会作随２３师６７团前进，指挥所设在距敌不到１００米远的一条雨裂沟里。
　　炮弹一排排泻在沟后旷野里，泥土把天都遮盖了。指挥所伤亡三个人。副师长和团长、政委，都劝邱会作下去。他说，还能跑过炮弹哪？要跑都往前跑。
　　坚守赵家窝棚的２２师６５团，战后打扫战场，１连阵地上，双方几十把刺刀插在对手身上。
　　独２师带着个炮团，都是重炮，赶到架上就打。刚组建的炮团，初学乍练，准头不大，那声音可是够吓人的。
　　交手３年，共军是有重炮必有主力。国民党又以为共军主力都来了，退了。
　　由退营口变为退沈阳，南进中的纵队右转成了东向的横队，黑压压地向北宁路两侧压来，又撞上了刚刚赶到这里的５纵、６纵。
　　最惨烈的战斗，是在厉家窝棚一带。
　　这条路再打不开，廖耀湘只有全军覆没了。新３军、新６军调集主力，不惜代价，成营成团往上攻。可６纵岂是好惹的？“王牌”对“头等”，对拼命了。
　　在厉家窝棚铁道南端的１６师４６团一个营，插到敌人堆里去了，三面受敌。阵地打平了，就跳进弹坑里打，把尸体垒起来打，枪打坏了，弹药打光了，就从敌尸上找来打。平时排长叫班长，班长叫战士都得跑步来的“两头冒尖师”，这一刻，轻伤不包扎，重伤不下火线，还能动弹的，爬来爬去在阵地上运送弹药。
　　２连一个排，在姜家窝棚和铁家窝棚之间抢占了阵地，打退了１０多次冲锋后全部战死。敌人也再不敢进攻了，他们不敢相信这块阵地上已经没有人了。
　　各师团都有全部打光的连队。
　　４６团政委张天桃中弹牺牲。
　　很多老人都记得１６师最年轻的团政委的模样，个头不高，胖乎乎的，圆脸，挺爱笑。说他是四川人，父母被打了土豪，就剩了他一个。红军看着可怜，就把这个“地主崽子”领走了，成了队伍中一名“红小鬼”。
　　另一场至关重要的血战，发生在胡家窝棚。
　　２５日晚，３纵三个师在黑山东北同时展开，三路烟尘滚滚突进，胡家窝棚正撞在７师的箭头上。２１团在前，１９团随后，２０团为二梯队。半夜时分，进至胡家窝棚附近，听到枪声。２１团３营扑上去，团主力继续往前冲。３营一个冲锋，攻占胡家窝棚北山。８连２排插到胡家窝棚东侧，攻占敌人重炮阵地。敌人拚死反击，除了一个报信的副班长，全部牺牲。３营主力攻击胡家窝棚西边，连冲几次未下。１９团１营上来了，师炮兵营也上来了，炮火掩护，两下夹攻，冲上去了。
　　李伯秋老人说：天黑地暗，也不知道那是个什么“窝棚”，更不知道那里是廖耀湘的兵团司令部，反正哪有敌人往哪打，没想到打了正着。
　　廖耀湘后来说：“解放军第三纵队及其以北的友邻部队第一棒就打碎了国民党辽西兵团‘脑袋’即兵团前进指挥所，同时打碎了新三军、新一军及新六军三个军的司令部。”
　　退营口再东返，阵脚已开始混乱。这下子没了“脑袋”，就彻底乱套了。
　　２６日凌晨，林彪命令全线出击。
　　不管三七二十一，四面八方，猛打，猛冲，猛追。１０多万国民党军队Ｘ集在几十个“窝棚”内，包围圈越压越小，仗越打越乱。
　　Ｘ文清老人说：我们连刚冲进景家窝棚，敌人也进了村。枪打，手榴弹炸，“嘁里咔嚓”拼刺刀。敌人顶不住了往后退，刚到村头，迎面一支队伍压过来。敌人一看军装颜色不对，扭头向左跑。我们一个排就抓了４００多。
　　邱会作老人说：在辽河西岸一个村子，我们纵队部让敌人冲散了。枪像吵豆样响，身边就跟着个警卫员。我和参谋长黄Ｘ显被冲在一块儿。他枪打得好，抓过警卫员的卡宾枪，打倒几个冲上来的敌人。我乘机跳出窗户去找部队，正碰上７纵一股部队。是听到枪声跑来的。我说：我是８纵政委，你们现在听我指挥，任务是保护我们——马上去找司令他们，必须给我找到！
　　当时为５纵司令的万毅老人说：我们和３纵打起来了。５纵穿的是缴获的国民党棉衣，３纵把我们当国民党了。他们打，我们打，他们喊“缴枪不杀”，我们也喊“缴枪不杀”。国民党不喊“缴枪不杀”，觉得不对劲儿。这才用号音联系，知道是自家人打起来了。
　　李光书老人说：国民党也把我们当自己人了。队伍正走着，黑糊糊来了拨人，问：“你们是哪一部分的？”一些调皮的战士说：“新６军的。”“我们是新１军的，可找到你们啦！”乐颠颠跑到近前，我们把枪一顶：“你看我们是谁？”我们是二梯队，赶到那时已经打得差不多了，有的炊事员挑来饭菜，喊：２营开饭了。人们都上去吃。天亮了一看，队伍里怎么跟着这么多国民党：一问，是国民党哪个“２营”的。
　　刘光涛老人说：开头还打，有些敌人打得还挺顽强。后来就不打了，敌人见了我们就跑，我们见了敌人就追。有的连队一路追到沈阳去了，满城找部队。上哪儿找呀？３纵根本就没去沈阳，后来不追也不跑了，老远见到敌人，招招手，他们就过来了，再后来连手也懒得招了。带的粮食不多，哪有那么多饭给他们吃呀！
　　１６师打仗凶，抓俘虏也有“绝活”：４８团两个排，在旷野里持枪摆成一座“解放门”，凡从门内走过去的即为“解放”。不到半天时间，就有五个军、九个师番号的２千多国民党官兵，通过“解放门”。
　　“脑袋”被打碎后，廖耀湘什么也顾不得了，用明语呼叫部队向“二道岗子”集中，想在那里恢复指挥。“东总”立即在地图上找到三个“二道岗子”，并迅速判定是新立屯附近的“二道岗子”。可失魂落魄的廖耀湘，连他自己也不可能去到那里了。
　　激战中，为了不给敌人喘息机会，形成防御态势，各部队大胆穿插、分割、渗透，向着枪声猛冲，各自为战，以乱对乱。有的纵队不知道师的位置，师又不知道团在那里，团也找不着营连了。
　　最清楚敌我全局的，是在牦牛屯的林彪。
　　关于“打乱仗”，林彪有很多论述：
　　“敌人退却——要快，敌人乱即以乱对乱，冒险扩张战果，此时不管阵地之外或阵地之内，都要猛要快。”
　　“当然不讲战术，见了敌人不管三七二十一就打是不对的，但也有时打对了，那就是打退却的敌人，这种情况就要不管三七二十一就打，边打边侦察，如果慢慢展开再打，敌人就跑了。”
　　“敌人整个溃退了，离开了阵地，我们追击时要快，这就要不管三七二十一，也不管白天黑夜……追呀，这时应一面追击一面报告，如这里要准备呀，报告呀，敌人就会跑掉。”
　　一贯小心谨慎，不见兔子不撒鹰的林彪，在这里一口一个“不管三七二十一”。
　　“文化大革命”“天下大乱”，说是“乱了敌人”。
　　辽西战役，共产党人实实在在是乱了敌人。
　　兵败如山倒
　　——他们也有姓名之四
　　１０月２日，蒋介石在沈阳“剿总”师以下军官会议上说：再不听我的话，一个个都让共产党把你们抓了去！
　　众将愕然。
　　愕然的将军们，此刻在辽西平原上狼奔豕突。
　　那是在一个相当大的开阔地上，被转在开阔地的人，至少有三千人以上。还杂有重辎重、行李、骡马、大车、汽车等。东边枪响，人群向西跑，西边枪响，人群又向东逃。我们几个人，先是站在汽车门的两边，命开着汽车跑，后来颠颠簸簸，又下来跟着跑。跑来跑去只听得四面八方枪响，却未看见解放军人员逼近来。于是我们几个人分别向跑的人群中大喊大嚷：“你们不要跑，组织起来吧！帮我们突围出去要官有官，要钱有钱啊！”“司令官，军长都在这里，你们保护着出去，保证你们升官受赏！”……我们喊得声嘶力竭，这些人还是不睬不理，奔逃如故。(44)。
　　廖耀湘兵团参谋长杨昆，在这里描述的“相当大的开阔地”，只不过是辽西战场上的一个角落而已。
　　新３军参谋长李定陆，是这样描述的。
　　工兵营长和我实在走不动了，就躲进路旁丛草坡地，我二人这时又饥又渴，偷偷出来找水喝，连路旁牛脚坑里的污水也喝了。我二人就在坟地里过了一夜。(45)。
　　派到沈阳“剿总”任高级参议的南京国防部少将郭树人，这样写道。
　　“溃兵蜂拥退入村中，潘裕昆（新１军军长——笔者）慌忙乘车逃走，龙天武（新３军军长——笔者）慌乱无措，临阵脱逃……我和龙天武弃掉车和行李，不得已徒步过河。水深没膝，河面结有一层薄冰。过河后寒冷打颤。因裤管和皮鞋内都灌进冰水，走路时哧哧作响，我俩成了落汤鸡，退逃大为不便，龙天武仅挟军用大衣一件，我只提皮包一个，此时只有护兵一名跟随，真成了光杆司令。”
　　“龙、渊和我向漳武县方向退逃时，在路上遇着新三军的（暂编第五十九师）师长梁铁豹，也是光杆司令。”(46)
　　在所有逃跑将军中，潘裕昆和龙天武还算最幸运的。
　　廖耀湘带着随从副官和新６军军长李涛、新２２师副师长周璞，在饶阳河边草丛中躲到黄昏，开始向沈阳逃窜。走不远，副官不见了。周璞掉进一个没顶深的水坑，大声喊叫，引来一阵枪声，又把李涛冲散了。天亮后，不敢进村，两人藏在野地一堆高梁秸里，入夜再走。千难万险，千辛万苦，好歹到得辽河边上，听说沈阳已经成了共产党的天下。西进兵团光杆司令官又掉头西进，准备去葫芦岛奔老长官杜聿明。
　　他在北京功德林战犯管理所见到了杜聿明。
　　在此之前，除了潘裕昆和龙天武，他和他的西进兵团所有中将军长、副军长、少将师长和副师长，早已在哈尔滨“东北解放军官团”团圆过了。
　　那也是黑土地上国民党将军的一次大团聚。
　　黑土地３年战争中，击毙国民党正规军和非正规军中将２名，少将１２名，俘虏和投诚上将２名，中将３７名，少将２３７名。
　　不能忘记的一笔，是将军们落荒而逃时的扮相。
　　儒将风度的杜聿明，在淮海逃跑前换上一套普通军官装，被俘时报名“高文明”。
　　在法国见过洋世面的廖耀湘，在黑山县中安村被抓获时，头戴一顶半旧毡踢，穿一件破棉袍，赶着一头小毛驴，毛驴上驮着两袋花生。被民兵询问时，他用一口湖南腔报名“胡庆祥”。
　　范汉杰更好笑。《人民日报》１０月２７日刊登通讯《范汉杰就擒记》，写道：“十六日上午，在距锦州城东南二十余里的毂家窝棚东面的小道上，走来了四个着黑色服装的中年人。其中一个高大个儿，头戴烂毡帽，身穿一件露出棉花的破棉袄和一件极不相称的小棉裤，肩上披着一条破麻袋，手里拿着一个萝卜在啃着。”
　　卫立煌没换便衣，却更破了相。
　　１０月３０日下午，沈阳东塔机场乱成一团。飞机刚着陆，卫立煌由卫兵护驾钻进机舱门，军政大员们随即蜂拥而上，挤在舱门口动弹不得。往昔风度翩然的大员们，此时喊叫怒骂，互相抡动手杖和枪把子。合江省主席吴瀚涛，嫩江省主席彭济群，“剿总”政务委员王家桢，一个个从舱门口栽下来。有的抓着机翼爬上飞机顶，有的要砸碎机窗往里钻，飞机起动后都摔了下来。
　　“高文明”自报职务是“一个军需”。“胡庆祥”自称是“从南方来做小买卖的”。“高大个儿”说他是“沈阳一家钟表店记账的”。在北镇被俘的李涛，则干脆装成个乞丐。
　　土相与洋相，堂堂国军在黑土地上算是出尽了。
　　一套质地极好的将军服（很多人都说国民党军装“挺有派”），换成狗皮帽子撅腚袄，或是一套油渍麻花的伙夫装，是很简单的。可那一下子就能端起的中将副总司令、中将军长和少将师长、副师长的架子，却是一下子就能放下地吗？
　　３年前闯关东时，一方扮成“教授”、“商人”，为“东北人民自卫军”一个名称颇费心思。另一方则满身披挂，趾高气扬，八面威风。
　　３年后，正好颠倒了个儿。
　　历史的幽默。
　　比之“黄吴李邱”在特别法庭上那身打扮，和那架在山海关机场起飞的２５６号三叉戟，又是一种什么幽默呢？
　　而２兵团司令程子华和东进兵团司令侯镜如，当年在塔山针锋相对，今天却又冤家路宽，一起坐到全国政协和黄埔同学会去了。
　　林彪是只狮子，一只貌似绵羊的狮子。
　　廖耀湘就是绵羊吗？
　　杜聿明到葫芦岛後，因电台故障，一直未与廖耀湘取得联系。他对廖耀湘是有信心的：打得了就进锦州，打不了就退营口，看这位老部下在黑土地上再表演一场拿手好戏。
　　不光是在国民党，就是在中国，打逐次抵抗战，廖耀湘也堪称一流好手。
　　从卫立煌到杜聿明、郑洞国，当年的远征军司令长官、副司令长官、军长，成了黑土地的“剿总”司令官、副司令官。从长春的新７军军长李鸿，到辽西的新１军军长潘裕昆、新３军军长龙天武、新６军军长李涛、４９军军长郑庭芨，都是远征军中威名赫赫的战将。在军装笔挺、金星闪亮的国民党将军丛中，他们是骄子，是宠儿，是令人刮目相看的中坚。
　　有一种“外来户”感觉的胡宗南系统的范汉杰，也是抗战名将。
　　１９４７年４月１４日的一封电报，共产党人这样描述林彪进关后的第一个对手傅作义。
　　嵩：
　　傅作义部队之干部带兵方法系采用冯玉祥之养兵政策，所赋予之任务毫无犹豫不决，毅然执行其牺牲之精神特强，傅对战时之兵力运用颇冒险性，尤于重点方面之攻击，每不顾前后左右之部署如何兵力如何而对重点必集中全力攻击之，如此次集宁张家口之役，均集中其全力以赴其新攻击之目标、而其后方之基地方面则仅留残余老弱之少数部队以守之，其部属谓如当时共军若以小部袭其后说决无今日之傅作义作以其屡次冒险，故获成功，部属对之极表钦佩，而傅也颇以为得。
　　璋
　　即使是一般将领，打正规战，经验也不比共产党将领少。而在文化素质方面，“战大系”的共产党将领，更是差得远。不然，在共和国成立后的一个很长时期里，“大老粗”的牌子就不会那样响。
　　而现在，狮子也好，绵羊也好，用蒋介石的话讲是“一个一个都让共产党把你们抓了去”，用郑庭芨的话讲是“到哈尔滨扫茅房去”了。
　　笔者在某处见到一本《东北被俘、投诚、遣送国民党军官通信录》，当年威风凛凛的“团长”、“处长”、“政战主任”之类校官们，大都成了“社员”。如今还活着的，大都在区县政协当了个“委员”。
　　将是名将，兵是精兵，10月26日拂晓，新1军正在和71军交接防务时，阵地被突破。混乱中，官兵奋勇扑向突破口，军部特务营和骑兵团也投入战斗。马上不得施展，就下马白刃格斗，终于将阵地恢复。
　　71军、新1军和207师3旅攻击黑山时，都组织了“敢死队”。在包围圈中那些窝棚，没来得及组织“敢死队”。一些老人说，那也跟“敢死队”差不多，一个个像长了两个脑袋，拚命往外冲。子弹打光了，冲锋枪不能上刺刀，就抡起枪把子和你打。
　　翟文清老人说，他那个连打下锦州後补充的三个排长，在辽西又都打掉了。
　　杨克明老人赞叹廖辉湘兵团西进的行军队列“像检阅似的”，邱会作老人则用同样的语调赞叹企图夺路逃跑的新22师。
　　老人说，新22师向新民撤退被6纵顶住了，又想奔辽河边上抢渡口，准备逃营口。在一个叫“六问房”的地方，稀哩糊涂叫我们碰上了。七、八路纵队，漫地里卷著黄烟过来了。纵队部几个人趴在一间房顶上，离他们就100多米远，身边只有两个营，也是22师的。我们又是枪又是炮地猛打，敌人不理眯，倒下就倒下，没倒下继续走，队形不乱，就是脚步快了些。战士们这个气呀，边打边骂：他妈的“虎师”，死到临头还这麽硬气！
　　没有比败而不乱，更能见出一支军队的素质了。
　　美国记者西奥多·怀特和安娜·雅各布，在《风暴遍中国》一书中，这样描写在南亚丛林中的新1军和新6军：
　　这“是一支种族繁杂的军队，有英国人和美国人，有克钦族人和印度人，不过最英勇的要算中国人。在这里，各国军人都知道，史迪威训练的中国军队是精锐顽强之师。士兵们臂膀粗壮，肌肉结实，他们对於手中的美式武器非常熟悉并运用自如。他们不仅对自己充满自信，甚至敢於藐视他人。不管是美国人，英国人，缅甸人，还是其他甚麽人，只要触犯了他们，就会遭到迎头痛击。他们只要有一个人拿着一支汤姆枪占领一个据点，就能阻止一群敌人的进攻”。(47)。
　　从印度到中国，横贯缅甸，一路扫荡“武士道”，也迎头痛击一切敢于藐视中华民族的人。
　　这是何等的国威，军威！
　　如今，血为谁流，命为谁丧，威为谁扬？
　　林彪曾几次准备集中十个主力师，消灭这个“王牌”中的“王牌”。
　　可这个“虎师”既有虎的猛勇，又有狐狸的狡猾，能打又能溜，“黑土地之狐”始终未能如愿。一些老人说：那时一提起新22师，真有点“谈虎色变”的味儿。
　　辽沈战役後，几个纵队都提出这样个问题：新22师究竟是谁消灭的？
　　刘亚楼哈哈大笑：反正是八路军消灭的！
　　打了3年，各纵大都和新22师交过手，都没占多少便宜。这次，它这个窝棚撞一头，那个窝棚撞一头，这个纵队打一下子，那个纵队打一下子，都想和这个“虎师”真干一家伙，又都没用上力气。几头撞过後，它自己唏哩哗啦“散花”了。
　　不光新22师是谁消灭的说不清楚，其它军师也是一团乱帐。战後清点俘虏，西进兵团五个军的番号，各纵队都有。
　　曾经在缅甸仁安羌大捷中轰动英伦三岛的新38师，在长春听说长官决定投降时，一些官兵抱头恸哭，泣不成声。在这里，新1军和新6军一些官兵，也是哭著缴枪的。
　　尝闻汉飞将，
　　可奇单于垒，
　　今与山鬼邻，
　　残兵哭辽水。
　　10月28日拂晓，喧嚣的战场沉寂下来了。
　　晨光曦微中，厚重的铅色的雾一样的硝烟，带看股湿热的血腥气，压抑看空旷的辽西平原。树木擎著通红的火把在地平线上很有耐性地燃烧，像一盏盏长明灯，又像一根根生日腊烛。几乎是清一色的草房烧得只剩残垣断壁，张著焦黑的大口，有的还在升腾着烟雾，远远望去，就像一楼楼飘着饭香的炊烟。
　　被战火蹂躏的逐渐冷漠的旷野里，到处是丢弃的作战物资。大至车炮，小至一条军毯，一支“马牌”橹子，一听印著“USA”的罐头，一个兵团从司令官到士兵所需的一切，应有尽有。车炮有的停在路上，大炮还挂在牵引车上，有的倾倒在路边沟里、河里，有的只剩个焦黑的铁骷髅。车炮旁，一具具焦黑的，或是残缺不全、血肉模糊的尸体，在焦黑的、平光光的和黄褐色的抖索着枯草的野地里，以人世间各种最残忍的，也是最自然的姿式，横躺竖卧着。
　　在那还涌流著红色和白色液体的创口上，一个个灵魂还在苦苦挣扎。在那已经冰冷僵硬的尸体里，灵魂已经解脱，在雾一样的充满血腥的烟霭里，开始了冥冥世界的旅程。
　　灵魂还完整地保存著的躯壳，影影憧憧，就像一个个幽灵在向西游荡，游荡，游荡……
　　一位在斯大林格勒战役中彼俘的德国军人，在日记中写道：
　　在从韦尔佳奇住北去的空旷荒凉的乡间小道上，一眼望不到头的俘虏队伍在蠕动着。他们向车站走去，所有人都弯著腰，步履艰难。他们蓬乱的胡须上挂着冰块。凡是能找到的破布，麻袋和布垫子，他们都用来裹着白己的脑袋和肩膀。他们用铁丝把干草紧紧地包扎在他们的皮靴或赤裸的腿上，一辆大卡车紧跟着他们，收拾那些在后面躺下的人。如果有一个人倒下去，没有一个俘虏再去看他一眼。警卫队不得不自己费力地把他抬到卡车上去。(48)。
　　战後，在这一战役中被俘的近10万德军俘虏，只有十分之一左右回到了德国。
　　无论打红眼了时多麽残忍，无论长春的草民百姓怎样“成群跪在我哨兵面前央求放行”，也“不能成为围城部队的思想”，在中国，在黑土地，那俘虏政策也是够人道、够宽容、够英明的了。
　　但是，此刻辽西平原上这些被缴械的人若不是中国人，被收容後能给发路费，打路条，回家去吗？
　　毕竟都是中国人。
　　悲哀也正在这里。
　　在功德林，杜聿明想念漂洋过海去了美国的妻子女儿，尤其牵挂女儿的婚姻。他不知道女儿嫁给了後来获得诺贝尔奖的杨振宁博士，经常梦见女婿是个粗野的美国大兵。噩梦醒来就悔恨，诅咒，为甚麽对蒋介石那样尽职尽责，却丢弃了丈夫和父亲的责任？
　　没资格进功德林的士兵，能想些甚麽？
　　从那条用鲜血打通的滇缅公路，到这片兵败如山倒的黑土地，他们有过自己吗？
　　拿到了路费和路条的，为甚麽要选择这条路？昨天还吃国民党饭，今天就掉转枪口打国民党，思想、感情一时还转不过弯儿？他们懂得那个遥远而又神秘的玄而又玄的“主义”吗？白天沉重地扛在肩上，晚上冰冷地抱在怀里，冲锋时端在胸前喷火冒烟。他们手里拿著枪，他们又是谁的枪？而今，凭着一张路条和这点路费，他们就能永别武器吗？
　　莫道万里迢迢，莫道腿脚有伤，一瘸一拐，扑到老母膝下，拥抱妻子儿女，多少年梦魂萦绕的渴望，自会产生世界上最强大的力量，可前面等侍他们的会是甚麽？饥饿，寒冷，疾病，和由此产生的野蛮和残忍，随时都可能致他们於死命。而任何一支躲避不及的扛枪的队伍，都可能把他们重新拉入队伍，再塞给他们一支枪。
　　（1948年8月，“栗陈唐钟张”(49)在给“中央军委”的一封电报*中，专门谈到东北释放的俘虏进关後沿途跋涉的情形，说：“俘虏回去必为敌人抓去重新当兵，在我各部队兵员极不充实情况下，建议由冀鲁豫军区于黄河渡口及各地方军区设专门收容机关，进行审查各处所溃败及走散之俘虏人（员？）尽量争取参加我军。”）。
　　那些永远被抛在这陌生的黑土地上的人呢？他们的灵魂已经到家了？还是奔南京总统府索命去了？在这个世界上他们不属于自己，到了那个世界就能主宰自己了吗？
　　伴著母亲的痛苦、希望和幸福，他们来到这个世界上。人来到这个世界，是要承担责任的。他们承担了甚麽责任？为谁承担了责任？
　　在行将离开这个世界时，或仰望苍穹，或俯面大地，无论看到了甚麽，领悟到了甚麽，他们对这个世界已经无能为力了。就连这身可恶而又可怜的“黄皮”，也将被像他们父兄一样的穷人扒去。赤条条来到这个世界，再赤条条离去。而在那片生养他们的故土，将再隆起一座座空坟。
　　那坟里会放些甚麽，一套离家前穿过的衣服，一本爷爷传下来的《三字经》，一把曾助他为父母尽了点孝道的镰刀，锄头，一支儿时玩遇的小木枪？
　　啊，枪！把它烧了！把它砸了！即使再活一万次，再死一万次，也不要枪！不要！不要！！不要！！！
　　胜利锣鼓
　　离休前为解放军艺术学院研究员的百刃老人，辽沈战没期间，做为新华社驻东北军区记者，一直随16师“前指”行动。辽西那些窝棚复归平静後的第二天，他策马去46团2连采访。
　　凛冽的寒风中，老远就听到一阵锣鼓声。
　　在一家土坯围樯农院里，有三个战士，一个在打鼓，一个在敲锣，一个在击拔：若在往常，看到一住腰间插支橹子，胸前挎架照相机的骑马干部，不等走到近前，早立定行住目礼并上前报告了。这一刻，三个人好像没看见他似的，眼睛直直地望著前面，手中一下一下只管敲打著：咚吐锵，咚吐锵，咚吐锵……
　　记不得那村子叫甚麽“窝棚”了，记不得那三个战士的形象了。比如脸上是怎样带著烟黑尘土，衣服上是怎样占著血迹，被弹片和子弹撕出棉絮，烧得窟窿眼子。老人甚至记不得当时是否与他们交谈过，他们是否开过口。只记得那脸上好像甚麽表情也没有，又好像蕴含著那种境况下人类所能有的一切感情。只记得那锣鼓声一下一下就是那麽个节律，走出好远了那锣鼓声还在响，直到今天好像还在耳边响。
　　还记得周围站著一群小孩子，一个个破衣烂衫，小脸冻得发青，鼻涕都“过河”了，有的咝溜一声吸进去，有的用明晃晃的袖头抹一把。
　　南下北宁线前，他曾来这个连采访过。连队正在操场上集合，180多名男子汉放开喉咙，唱一支当年在华中用血与火谱写的战歌：“’勇敢队’，‘勇敢队’，江堰战斗显神威……”(50)因一部描写长春围困战的电影《兵临城下》而罹难的老作家说，辽西战没期间，他写了10多篇战地通讯，发在当时的《东北日报》上。
　　後来还写篇介绍收容所俘虏情况的通讯，没发出来，报社说对敌人写得“客气”了。
　　晚饭後，战地记者信马由缰出了村子。
　　村头一片小树林前开阔地上，一匹匹死马像秋後遍地的“庄稼铺子”（割倒後一堆堆放着而未捆起来的庄稼）。很多马没腿了，刀砍斧剁掉的。旁边一具具尸体，稍微有点模样的，衣服都被扒走了，赤条条，一丝不挂。暮霭中，迷漫着一股又腥又甜的黏乎乎的气息。
　　几十万军队在几十个“窝棚”往来厮杀，粮食一扫而光，老百姓只有煮死马肉吃，而从山海关退向松花江北，再从长白山打到海南岛，战场上到处都能看到扒得光溜溜的尸体，一些老人说，有的掉队的战士也被剥去衣服，光著屁股追赶部队。
　　黑土地上的老人说：小鬼子投降穿日本衣服，国民党垮台穿美国人服，中国人最会“检洋落”，甚麽“细菌”呀，“传染病”呀，裤子都穿不上还管那个？
　　几只肚皮滚圆的狗，往马前懒洋洋走过，不理不睬的。
　　新华社记者骑的是匹性情驯柔的骡子。不知是牙口嫩了，还是没见过这种场景，迟疑着不肯向前，拍打一下，它嘶叫著跳起来，扭头要往回跑。
　　他也有些看不下去了。
　　厮杀两天，天地间都被战争的喧啸充塞了，此刻好像才注意到天上还有个圆圆的、大大的、通红通红的东西。
　　西边蓝湛湛的天空被撕裂了，洞穿了，浓稠的眩目的血浆，天河决口般从那创口中喷泻著，泼洒着，天地间猛烈地翻腾起腥黏呛人的血浪。那血浪红得温暖，红得鲜艳，又红得冷酷，红得骇人。远处轮廓模糊的山，旷野默默流淌的河，头上高远的天，脚下“庄稼铺子”一样的没有腿的马、赤条条的冰冷的尸体，都被这血浪俺没了，漂摇着。没有声息，没有影动，除了这温暖的冷酷的血红，好像一切都凝滞了，死亡了，又好像一切都在萌芽、新生……
　　39年後，我站到这片土地上望著西天火焰般燃烧的太阳，彷佛又看到了那个圆圆的、大大的、通红通红的创口。看到了那些“庄稼铺子”样的马，苍白的、一丝不挂的尸体（那魂灵也是一丝不挂的吗），看到了那些幽灵般西去的憧憧人影。看到一座座血城、血镇、血村飞溅的血火。看到死城雪一样的垒垒白骨。听到烈日下和静夜里“蓬啪”的爆裂声，听到大凌河畔令人毛骨悚然的凄厉的惨叫，听到那个不知叫甚麽“窝棚”的始终是一个节律的“咚咣锵”……
　　那血红的创口还不时幻化出黑土地上一面面傲慢的“膏药旗”，和一辆辆没有血腥，却不无刺激的飞驶的“三菱”、“尼桑”、“皇冠”、“蓝鸟”……
　　那些窝棚中的老人告诉我，个把星期後下了第一场雪。雪花纷纷扬扬撒落下来，很快就被泅杠了，茫茫雪野，白一片，红一片，“挺好看的，又看不得”。第二年开化时，有些地方那“雪水像酱油似的”。
　　注释
　　⑴《毛泽东军事文选》，479页。
　　⑵《辽沈战役亲历记》，22页。
　　⑶⑷同⑵，163、191页。
　　⑸同⑴，482页。
　　⑥⑦同②，173、174页。
　　⑧1936年第1、2期《党史研究资料》，29页，⑨同②，32、33页。
　　⑩“五子”，即房子、车子、票于叫条子（金条〕、婊子。
　　⑾《文史资料选辑》第55期，10页。
　　⑿荣盂源著：《蒋家王朝》，296页。
　　⒀宋平著：《蒋介石生平》，501、502页，吉林人民出版社(1987年〕。
　　⒁同⒀，499页。
　　⒂江南著：《蒋经国传》，168页。
　　⒃同⒂，175、176页。
　　⒄歌曲《保卫大台湾》的歌词。
　　⒅1948年9月25日《人民日报》2版：《长春停在“六点半钟”》。
　　⒆⒇(21)(22)(23)同⒂，169、51、100、101、482、432页。
　　(24)赫鲁晓夫著：《最後的遗言》。见1988年12月18日《文摘报》7版：《赫鲁晓人的痛心和闷闷不乐》。
　　(25)同⑿，285页。
　　(26)(27)同⑴，484、486页。
　　(28)(29)(30)《阵中日记》，1040、1041、1042页。
　　(31)(32)(33)同⑴，501、457、458、487页。
　　(34)《沈阳军区历史资料选编》，170、171页，(35)《林彪元帅军事论文选集》，121、122页。
　　(36)《东北三年解枚战争军事资料》，65页。
　　(37)同⑵，212页。
　　(38)同(36)，52页。
　　(39)同⑴，501页。
　　(40)同⑵，181页。
　　(41)(42)(43)同(35)，157、165、167页。
　　(44)(45)(46)同⑵，193、196、197、199、200页。
　　(47)（美）西奥冬·怀特、安娜·雅各布著：《风暴遍中国》，287页。解放军出版社（1985年〕。
　　(48)（苏）A。M。萨姆索诺夫著：《200天大血战》，594页。
　　(49)即华东野战军副司令员粟裕，参谋长陈士（矩木），政治部主任唐亮，副主任钟期光，副参谋长张天寿。
　　(50)据说这是当年7旅的旅歌歌词，未收集全。
　　十三、最後一战
　　“独霸东北”，“最後一战”叫得最响时，正是共产党人严酷的冬天即将到来的时候。
　　日出日落，雪白血红，打了3年，当独霸东北的最後一战真的到来时，人们却似乎把这两个激动人心的口号忘却了。
　　本来就不值一提，也没功夫提它了。
　　第34章　　时问不光是军队
　　10月28日，辽西战场枪炮声刚刚停息，两路烟尘冲出那些窝棚，又向新的目标扑去。
　　1纵、2纵向束奔沈阳，7纵、8纵、9纵向南奔营口。
　　10月31日，1纵和2纵进到沈阳西郊，与从长春南下的12纵和独立师，对沈阳形成合围态势。11月1日，1纵、2纵由城西和西北方向突破，12纵由城南突破，各独立师由城东和城北突破。守军除207师稍作抵抗外，馀皆纷纷出降。
　　10月27日，辽西战役还未结束，9纵和南满2师即东渡辽河，日夜兼程赶往营口。11月2日晨，未侍7纵和8纵赶到，即向营口发起攻击。
　　11月2日，历时52天，以攻占沈阳和营口为终点的辽沈战役，宣告结束。
　　共歼俘国民党官兵47万2千馀人。
　　看谁跑得快
　　夺取沈阳、营口，与其说是战斗，倒不如说更像马拉松赛跑。
　　拚命跑，就怕敌人跑了。
　　还怕兄弟部队跑前边去了。
　　石瑛老人说：从锦州奔辽西，我们是二梯队，到那儿仗已经叫人家打得差不多了。正不是心思，总部电报到了，很简单，“向沈阳开进”。从纵队到师团营连，谁在前，谁在後，一声令下开步走。“开会”呀，“研究”呀，没那一说。
　　不是走，是跑，小跑，每小时20里左右。吉普扔在黑山那边老爷岭了，马也骑不住，从师长到战士都是“11”号。跑到新民，一个参谋向我报告，他望我，我望他，呼哧呼哧光张著嘴己喘，说不出话了。
　　刘学友老人说：当时的口号是：“打到沈阳去，解放全东北！”“能跑就跑，能飞就飞，到沈阳就是胜利！”“谁先到谁好汉！”看到辽西那样子，就知道这仗不快打就打不上了。又是去沈阳，“楼上搂下，电灯电话”，那是“理想”，谁不高兴？
　　饭走着吃，觉走着睡，尿也走着撒，都浇裤子上了。後来也没尿了，都顺汗淌了，到沈阳边上是夜里，看不见“楼上搂下，电灯电话”，就是渴，都要乾透腔了。进城後，路边放著半人高，缸口粗细的铁桶，几百米一个，也不知是干甚麽的，後来明白那是防火水桶。
　　也不知多少年月，那水都绿了，黏乎乎的。一个人上去喝，大家都趴上去喝，老牛似的咕咚咕咚灌一肚子再跑。现在若灌那麽一家伙呀，都得去火葬场爬烟囱。那时那人真是特殊材料制成的。
　　8纵22师66团组织股长赵熙敏，南下北宁线时背著一大挎包奖章。以为打完锦州能发下去，打完辽西也没功夫发，又“唏哩哗啦”背著往营口跑。
　　老人说：团长尉章（离休前为山东省军区副司令员）把马给战士骑，挥著手枪在後边压阵，谁慢了就吐吐朝天上放枪：不跑毙了你！哪是不跑呀，跑不动啦。开头你扶我我架你的，後来掉队就掉队，也不管了。
　　掉队的在路边走，我们在中间跑，有的连队甩下一半多。团长也跑不动了，又骑上马。那马汗淋淋的，也跑不动了。跑不动了也得跑，不跑敌人就跑了。
　　过牛庄不远，让停止前进，也不知道营口已经解放了。一停就倒那儿了，倒下就著，那才齐呢。天蒙蒙亮，地上一层霜，就那麽倒著，像死人似的，把路都铺满了。每连两个站岗的，也睡那去了。那鼾打的，山呼海啸。
　　你想想，从打锦州起就没睡过足觉，没白没黑再跑上个把星期，那人会乏成啥样？
　　离休前为黑龙江省军区副参谋长的张魁印老人，当时是2师侦察参谋。
　　老人说：跑路最多，也最倒霉的，是我们1纵，塔山打，锦州打，炮声隆隆，我们在高桥当预备队。一会儿说辽西紧张了，我们经义县往黑山，北镇那边跑。跑到半路，说那边没事了，塔山吃紧了，赶紧又往回跑。跑到半路，说那边没事了，塔山吃紧了，赶紧又往回跑。跑回来，人家4纵不让上，还在高桥等着，大凌河不知过了几个来回，哪儿也没打上。打廖耀湘好歹算没白跑，硬仗也都让人家捞去了，我们还不如人家独立师。“1纵命不好。”
　　打完辽西让去营口，跑到半拉门西南“停止待命”。侍一会儿命令到了，让去辽中堵截敌人。跑半道上又说敌人没南逃，还在沈阳，掉头又跑。一天晚上变三次，忙三火四跑到皇姑屯，一问路边掉队的，是2纵的。这个憋气窝火呀，人家又抢我们前边去了。
　　戚惠林老人说：我们12纵赶到沈阳边上时，路上车呀人的挤不下了，漫到两边田地里，“八路军”，十八路军，二十八路军也有，前没头，後没尾，都往城里跑，撩著蹶子跑。
　　打沈阳差不多就剩跑了。
　　比打仗还累。
　　瞿文清和黄达宣老人说：跟林彪打仗，第一条就得能跑，向後跑得快，向前跑得更快。东北那3年算是跑出来了，习惯了，大家都明白，跑路越多，流血越少，胜仗越大。
　　11月3日，“林罗刘”有封电报”：
　　军委东北局：
　　（一）沈阳战斗，估计昨日黄昏可结束，守敌可全歼。
　　（二）营口战斗已结束，五十二军从海上逃走多少，被歼多少，现不明。
　　（三）我们昨晚自打虎山以西转移，今晨到新民西，拟今晚去沈阳。
　　林罗刘
　　同一天，“林罗谭”在给各兵团、纵队“各首长并报军委东北局”的电报”中说：
　　为恢复体力，各部在到达驻地後的前一个星期左右的时间，不必正式出操上课，开会亦求内容扼要，应多进行文化娱乐工作。
　　林彪此时的心情，从这两封电报中，可揣见一斑，最後一战，跑得上气下接下气，还是让52军军部率25师（缺一个团）和特务团从营口跑掉了。
　　10月25日18时，毛泽东在给“林罗刘”并告东北局的电报中说：
　　你们事先完全不估计到敌人以营口为退路之一，在我们数电指出之後，又根据五十二军西进的不确实消息，忽视对营口的控制，致使五十二军部队於三十四日占领营口，是个不小的失着。⑴。
　　“批林批孔”中，这是批判林彪“对抗毛主席关于辽沈战役战略方针”的专题之一。有的文章甚至说林彪是故意留个缺口，让52军跑掉的。
　　52军进占营口之际，正是辽西围歼战即将展开的关键时刻。林彪全神贯注于廖耀湘这条大鱼，虽曾命令9纵东渡辽河赶往营口，但已晚了一步。
　　有的老人说：辽南独2师改变计划到辽西，林彪是报告了毛主席的，毛主席是同意的，组织手续是全的。独2师正好截住廖耀湘退营口先头部队，歪打正著，使敌人产生错觉，是起了重要作用的。不然，廖耀湘退营口会不会得逞？独2师去营口就能堵住吗？
　　有的老人说：辽沈战役歼敌47万，跑掉1万，本来不算个甚麽问题，平津战役跑掉5万敌人，淮海战役跑掉六个军，这麽比也不算个问题。毛主席当时提出批评，是担心辽西和沈阳敌人从营口跑掉，辽沈战役结束後这个问题就不复存在了。後来那麽批，太苛求了，不公道，墙倒众人推，鼓破乱棍捶，叫人後怕。
　　军事科学院一位战史专家说：现在写辽沈战役，用不著提这个了。
　　其实，这本书中的很多事情都是节外生枝，用不著提的。
　　“起义”？ “投诚”？
　　十一月一日拂晓，一阵激烈的枪炮声后，防线很快被突破，各路部队迅速拥入沈阳的大街小巷。
　　六师十六团尖刀连一连连长黄达宣，率队从火车站南攻入，一路搜索前进。
　　到处都在响枪，哪儿也没有像样的战斗。开头还能见到敌人，边跑边回头打几枪，后来连个人影也见不到了。
　　黄达宣和指导员苏福林，驳壳枪大张着机头，率队贴着街道两边墙根前进。进到大西门里附近，“世合公”银行探出两个国军脑袋，一闪又缩了回去。黄达宣冲进去，几扇门大敞着，里面都是敌人。站着的，坐着的，躺着的，清一色盒子枪，有的放在桌子上，有的扔在地上，毫无反抗意识。黄达宣问当官的在哪儿，不吱声，都朝楼上指。踏着木制楼梯“噔噔噔”跑上去，一扇门里走出个穿长袍，戴礼帽，商人模样的人。驳壳枪顶上去∶交枪不杀！那人说∶请长官小声些，我们长官都在这儿。这时里面走出个中上个头，挺魁梧，又挺有派头的汉子，说∶我是周福成，我们正在和你们的三纵队（实际是独立师——笔者）商讨投诚事宜。
　　当时，黄达宣从未听过“周福成”这个名字，不知道周福成是国民党八兵团司令官兼五十三军军长——这时是沈阳守备兵团司令官。
　　不到一天时间，一连划拉一千多俘虏。“世合公”银行后有个操场，列好队，黄达宣亲自挑选“解放战士”，个头没他1。75米的不要。看中一个拨拉出来一个，拨拉出来八十个。一报数，少一个。他一眼就瞅住俘虏堆中一个大个子，说∶你怎么又回去了？那大个子说∶我想回家。黄达宣说∶东北解放了，关里没解放呢。说着，又给拨拉过来了。
　　这个“大个子”，就是现任中国人民解放军副总参谋长徐惠滋中将。
　　有的老人说∶黄达宣抓了个国民党中将兵团司令官，还给我军“拨拉过来”个中将副总参谋长。
　　过去说就说了，当了军长，成了上级，还这麽说。黄达宣觉得不好意思，说∶军长，你再别说了。徐惠滋说∶老连长，这是历史呀。
　　三月三十一日晚，沈阳守备兵团司令周福成，将指挥权交给五十三军副军长赵镇藩，躲进“世合公”银行甩手不干了。兵团参谋长蒋希斌，命令机关各处、科原地待命，等待解放军接收。参谋处长戴鸿图，通告各部队也照此执行。
　　树倒猢狲散，守军纷纷树起白旗。有的将枪炮车辆堆列好，拿着花名册等待“共军”，有的驾着吉普车，上街寻找、迎接“共军”。在辽西，一个女文工团员喊一嗓子，就能聚来一群溃兵。在沈阳，一个班、排长带几个战士，就能接收一个团。
　　有点挑肥拣瘦的，是都要向正规军投降，不爱向独立师交枪。有的还坚持要举行个“正规”仪式。在长春投降的新七军，也是如此。
　　有点火药味儿的，是关于“起义”，还是“投诚”的争执。
　　五十三军，作为张学良带进关内三十万东北军剩下的唯一一个军，也作为防守沈阳的主力，共产党曾派入“内线”策动起义，五十三军内部也有人想起义，都因为周福成而不能成功。十月二十七日，沈阳已危如累卵。他的女儿带着“张大帅”张作霖夫人的亲笔信，赶来劝他起义。他火了，竟要枪毙亲生女儿。
　　如今，周福成被带到十六团后，一再坚持自己不是被俘，而是“投诚”。
　　一些守军则纷纷要求“火线起义”。
　　十一月一日上午，驻守在铁西区北路的东北第二守备总队（相当于师），派代表找到二纵五师十四团，邀十四团派代表去总队谈判。总队长毛芝荃和副总队长佟道，要求承认其部为“火线起义”。十四团政治处主任王邦佐不同意，指令其交出防御部署图，撤到指定地点集中。毛芝荃和佟道说解放军有位“周政委”，已经答应他们“起义”了。不谈了，去五十三军军部找这个“周政委”，根本没有此人。
　　下午又谈，一方坚持要求“起义”，一方坚决不同意，言来语去迸出火星子。
　　“起义”，还是“投诚”，关系前途和命运，当然非同小可，是个“原则问题”。可是，当十四团部队逼近总队司令部，迫使警卫排放下武器后，也就没甚么“原则”可争执的了。
　　拚死拚活，好歹算从辽西逃回沈阳的新三军暂五十九师师长梁铁豹，也要求“火线起义”。
　　比较曲折复杂的，是驻守在沈阳东郊的新1军暂53师的“起义”。
　　做为王牌中的杂牌，辽西战役后期，师长许庚杨就酝酿起义。10月28日，辽北军区和所属独1师进至东郊，许庚杨即派人与独1师晤谈，要求起义。10月31日，辽北军区同意暂53师所属三个团为起义。
　　当天，“林罗”两次来电，批评辽北军区先斩后奏，认为暂53师是在大兵压境下迫于形势，不能算起义，应按“反正”（即投诚）对待。
　　但协议已经达成，代表已经派出，功城和起义即将开始，来不及改正了。
　　11月7日，“林罗刘”在给军委的电报中说：
　　现五十三师整个建制仍未动开至法库（应为“开原”——笔者）整训，目前似乎只有承认该部起义的办法⑵。
　　军委复电表示同意。
　　后来，暂53师并未按起义对待，而被宣布为“反正”。1949年4月，起义后被授予“东北人民解放军第五十三师”的暂53师，被解散了。
　　究竟是“起义”，还是“投诚”，有些“官司”直到1986年才有定论。
　　在宦海中行将灭顶的将校们，抓紧最后的时刻，用尽最后一丝气力，苦苦挣扎，讨价还价，拼命要在官场上保住一顶那怕是多么可怜的乌纱帽。
　　士兵们则见了“共军”就问∶谁管我们那？怎么还不“解放”我们啊？
　　离休前为某师副政委的张天铸老人，当时是“剿总”特务团二营六连中士班长。
　　老人说∶
　　十月三十一日下午，二营奉命到机场保护飞机，好让大员们逃命。飞机飞了，团长没了，营长也不见了。四连的兵提着枪到处找连长，说连长把他们多少钱揣跑了。回到营房，营副让把枪架在院子里，让大家进屋等着，也没说等甚么。第二天，听说四连跑光了，机枪连也没几个人了。六连刚从安徽征来不少新兵，东南西北还没弄明白，一个个哭眼抹泪地说∶你们到哪儿我们到哪儿，可别把我们扔了呀！
　　排长王福荫和我是老乡，都是长春人，南下到广西留在南宁军分区了。他说咱们回家吧，我们就走。当时也不知道长春解放了，廖耀湘完蛋了，反正就知道这国民党的天算是塌了，我们这些小兵蛋子也都成了“打败的鹌鹑斗败的鸡”。
　　走到南湖，枪越响越密，不敢走了，躲进一个跑光的国民党大官家里。一天一夜没合眼，也不敢露面，不知外面怎么的了。第二天上午来几个八路，把我们吓的呀。他们看我们一眼，带搭不理的说，你们到楼上去住，下边要住部队，就走了。
　　王福荫说，这八路见国民党怎么不抓呀？还让咱和他们住一块，晚上若往上边扔颗手榴弹不完了吗？他说咱俩还是回营房吧，反正天塌下来大家擎着。
　　街上乱哄哄的都是兵，八路，国军，你来我往，谁也谁不管谁，那才有意思呢。八路东张西望，一双眼睛不够用了，国军有的问八路到哪儿集合、“解放”，有的想上去问又不大敢。有个背着个电台的国军，问我们是不是“解放”了，要跟我们走。有的手里摇晃着钱，去敲路边饭馆的门。过去老远见了，老板早就点头哈腰迎上来了，不给钱也得挤出笑脸。这回怎么敲，怎么商量，也没人理。八路是看西洋景，国军是肚子造反了，都盼着找个吃饭的地方。
　　走到南八条特务团卫生所门口，一个国军在门口站岗。马路对面一座大院门口，站着个八路哨兵。俩人隔条马路，就那么持枪站着，望着。那国军站得笔直，瞅着比八路还认真。当时我们挺羡慕那个国军，觉得他就像个共产党了。
　　枪还在院里架着，也是国军哨兵。来一拨八路，当官的就上去敬礼，报告，要求接收。一些兵就要跟八路走。八路说你们把东西看好，后边有人管你们，说完就走了。一些人就开玩笑，说哪有给枪不要，当兵也不要的？
　　等两天才接收。军官站一边，士兵站一边。听说军官都发路费让回家，士兵要补充当八路，有的兵就站到军官那边去了。当时我就寻思，当两年国军，再当八路也好，回家也好，兵就是兵，别闹那个景了。一挑，说我个小，一米六零出点头，不要。我说个大割不去，个小还能长，我才十八岁。其实我现在也没长大，这两年还抽巴回去一些。怎么又要了？因为我高小毕业，是个“知识分子”。现在讲这个叫孩子们笑话，那时有这文化程度可就是个宝了。
　　把我分到二纵五师十三团二营六连一班。班长乐坏了，欢迎会上说∶这个新战友是个“大知识分子”，今后就当咱们的“学习组长”，大家跟他好好学。我说∶这“学习组长”是干什么的？班长说∶就是平时教大家学文化，开会讨论记个录。
　　我说∶甚么叫“讨论”呀？班长说∶你连这个也不懂呀？
　　连队选举士兵委员会主席，往碗里扔黄豆。营长跑来坐在我那只碗跟前，指点着说∶这是张天铸的，这只碗是张天铸的。
　　那时可重视文化知识了，对解放战士一点儿也不歧视。
　　吴法宪受了处分
　　沈阳溃散国军没人管，一个挺重要的原因，是有些部队只顾抓物资了。
　　拚命往沈阳跑，怕敌人跑了，怕打不上仗，还怕东西叫别人抢去了。
　　张耀东老人说：我们2纵进沈阳最早，好吃的，好用的，大部叫我们占上了，可发大财了，身上里外三新，全换了。香姻，罐头，饼乾，糖，酒，衣服，都是美国货。最多的是加拿大白面，一粒一粒的，叫“砂子面”，比现在的精粉好多了。上顿饺子，下顿烙饼，北京解放了还没吃了。有的部队南下了，还拉著加拿大白面。有的部队说2纵“爪子长”，“抓得快”，是“铁爪子”。我们说：能抓你也抓呀？2纵真能打，也真能抓，李兆书老人说：吴法宪带上我们几个人，坐著吉普看仓库，看了九个。吴法宪看得可认真了，还问我们应该把哪些仓库给1纵。那时领导都这样，打仗看地形，重要缴获亲自过目，可不是光用嘴深入实际。後来给1纵三个不大不小的仓库。谁好孩子往庙上舍？
　　张文星老人说：师里让我带个连在南八条那儿看仓库，一个被服库，两个加拿大白面库。刚看上，36团3营长带两个连来抢了。我上去阻拦，他们把几袋面压我身上，弄得面人似的，差点儿憋死。老百姓看了，说这八路怎麽这个样子呀？我找他们团长告状，团长把3营长猛撸一顿，记大过一次，抢去的白面全部没收。3营长後来见到我，嘿嘿笑，说你小子可把我告苦了。
　　刘学友老人说：当时沈阳红十字会医院（现202医院）收治不少国民党伤兵，就把它当成国民党医院了，6师17团一个指导员庄严，带人搬走一些药品，有的战士把一些设备也砸了。後来召集沈阳各界名流开会，有人说八路军抢砸医院。师政委李少元火了，要枪毙庄严。庄严才19岁。後来没怆毙，不知怎麽处理了，17团党委受到集体记过处分，团长和政委各记大过一次。
　　2纵政委吴法宪也受到记过处分。
　　不光是要承担领导责任，还因为2纵进到沈阳附近时，他不让架设电台收发报，怕总部变更命令不让进沈阳，捞不到油水。
　　在“林罗刘”签署的一份《沈阳解放後关于火炮调整的命令》中，有这样一段：
　　调出炮数，一纵山炮五门，二纵山炮十八门（包括九四山二），一四野四门，化迫三门，美十榴五门，十五迫六门，共三十五门，三纵三八野一门，一四十榴三门，美十榴三门共七门，五纵化迫五门，十三迫六门，共十一门，六纵山炮三门，三八野炮八门，共十一门，七纵山炮六门，十二迫六门，共十三门，八纵美十榴五门，十纵美十榴七门，十三纵美十榴四门。⑶。
　　2纵调出火炮，占总数的36％还多。
　　跑得最快，打仗最多，功劳最大，伤亡最大，缴获最多，受的处分也最多。
　　要物不要人，并非自沈阳始，也不止一个2纵。
　　1948年12月，东北野战军政治部《关於秋季战役（辽沈战役当时被称为“秋季战役”）中城市纪律情况报告》中，说：
　　“秋季攻热开始时在义县、兴城、昌黎等战斗中城市纪律是很好的，群众反映称为‘仁义之师’，一天半至两天就大致恢复秩序，部队有错拿电话局一把钳子，也查明送还，部队出城，连队都进行检查，做到缴获统一分配。但这都是小城市，参战部队不超过两个纵队，故易维持纪律。”
　　“锦州收复后，物资特多，参战者有五个纵队，地方党政工作接收的准备也很不够，尤其当时敌廖兵团南来，锦州可能再失，且敌机轰炸较烈，觉得如其便宜敌人还不如便宜自己，故决定让各部队争取迅速将物资搬出，且首先补充自已，当时三四天内，各部队搬出了大量物资。这是一个特殊的不得已的情况，却必然发生一些不好的影响。如有的搬多，有的搬少，有苦药不均现象，有的部队吃大米白面，有的连高粱也吃不上。也发生争夺物资闹不团结，其中七纵为各部所不满，如不照顾他部，到他部防区搬东西，占领之仓庠不肯上交，给他部之俘虏将青壮者挑出一些，战斗将结束时对旧城内尚有敌万余，他们拒绝别部参战，自己独吞，怕别人染指。……另一偏向，则是因物资多，大家争搬大仓库，而对收容俘虏，打扫战场反不注意，故锦战结束後三四天内，市内散俘伤俘尚到处乱走，无人收容。”
　　“长春敌投降前夜，有的部队其军官已失去统制力量，士兵自动走散，加之我军缺乏受降经验，和有些干部的洋财思想，致在新七军投降後，有的受降部队只要武器不管俘虏、有受降一两个团而俘虏不过三四百人。”
　　“战场上的零星物资的统一分配可以做到，但所规定的整批物资及仓库只能看守不得搬运，则不能完全做到，因为大家有’遵守纪律就必然吃亏’的思想，觉得别人拿了，我不拿不合算，统一分配没有自己分的多，或认为‘大家分了，也不是本人贪污’，这种思想就是抓一把的基础，而这主要是干部的思想问题，故锦战中有的部队得了米面被服很多，别的部队则发生了羡慕思想，於是沈阳战役中也就抓一把。”
　　“一般争执事件很多，领导干部间拍电报，写信，当面控诉，往返答辨，影响到下面则有因互争而开枪打死打伤人者。”
　　“这些争执，每个战役都有，而且几乎是包括了所有的参战部队。”⑷。
　　同年5月10日，东北野战军後勤部副政委陈沂，在後勤会议上的报告”中说：
　　“这次打四平，抢了医院，连老百姓的两三个西药店都抢了，这就叫本位主义害死了，为了自本位搞点西药，竟不顾党的影响，这简直是强盗，而不是人民解放军。”
　　“去年某纵打进四平，光是仓库里的雨衣，皮衣，棉衣就是好几万套，他们派人看守，不要别的部队去拿，结果第三天被炸的光光的，这些人是只许让飞机炸不许别人拿，这是甚麽话？本位主义从红军时代就反对起，到现在还是这样的严重，今天我不详细举例子了，我们部队中的本位主义照东北人的口语来说：‘老鼻子啦。’”
　　辽沈战役後，“林罗刘谭”狠抓了这个问题。
　　被抓了典型的吴法宪，也护了狠：打开天津谁再发一点洋财，就枪毙他！
　　四野给天津人留下了很好的印象。
　　进入北平就更好了。
　　衡宝战役後，有些部队老毛病又犯了。
　　很想写几位当年黑土地上的纵队政委，老人们却都对他们的司令员津津乐道。
　　谈的较多的，是後来成了“五虎上将”之一的吴法宪。
　　对于当年就有“吴胖子”之称的吴法宪，比较一致的看法，是他没架子，挺随和，联系群众。说他挺爱开玩笑，有时见了下级也敬个礼，“没大小”，和人挺处得来。
　　有的老人说他当年瞅著也挺正派，没甚麽壤心眼，後来怎麽就变成那样子了呢？人可真不好看。
　　有的老人说当年批判黄克诚时，吴法宪扮演了很不光彩的角色。
　　扮演这种角色的也不光他一个，不过他垮台了，成“死拘”了，就怎麽批判都行了。
　　有异议的是关于他的能力。
　　有人说他当年就是个“草包政委”，没甚麽主见，魄力，就是个“坐车的”，说他一听说甚麽事情没弄好，就“娘卖＊的，娘卖＊的，咋搞的，咋搞的。”
　　有人说比起那种出类拔萃的，他不行，可讲话办事也是很有一套的，不白给。他若是个“草包”，“饭桶”，怎麽能当上纵队政委？共产党没人了怎麽的？
　　生活是一本书，生活中的人也是一本书，一本用各自密码编写的很难破译的书。
　　但是，“坏人＝草包十饭桶十笨蛋十白痴”，确是我们曾经有过的一个公式。好像他们的垮台，就是因为他们的无能。而且，坏人在娘胎里就不是好东西，好人生下来就是百分之百的布尔什维克。
　　但是，生活中确实有些干得很精彩，很出色的人，并没有被历史留下来，或是在某段历史时期中被埋没著，一些本来很平庸的人反倒少不了。历史有时需要这种角色。他们是被历史推到那儿去的，并不一定是积极主动创造、争取的。他们是历史的幸运儿，也是历史的悲哀。比之那些因出类拔苯而多灾多难的人，他们活得实在是够轻松的，他们中有的人若不是在某个时刻投了一下机，本来会继续轻松地活下去，甚至青云直上。
　　一位“罗荣桓传记写作组”的老人说，他们去监狱找吴法宪了解罗荣桓情况时，吴法宪站起来立正报告，张口就叫“首长”。这回可是正儿巴经，没一点开玩笑的意思，却愈发使人忍俊不禁，又不能不强制忍往。
　　（一些人在台上时曾是何等“风度”，一旦失势怎麽就“幽默”如此呢？）。
　　这位在黑土地曾被吴法宪开玩笑敬过礼的老人说，吴法宪“态度最好”，问甚麽讲甚麽，写的材料最多，水份也最多。比较之下，李作鹏正好相反。
　　当年黑土地上的名将黄永胜，18年徒刑服了三分二就病死了。
　　和吴法宪一样被判17年徒刑，早已监外就医的李作鹏，依然是个“烧锅”，爱喝酒。他每天的工作是写回忆录。他有得写的。
　　笔老采访时已经释放的邱会作，和吴法宪、李作鹏一样，每月200元生活费。夫人参军前是个护士，後在延安医大毕业。“九·一三”後也被关了几年。现在，她办个执照，开个体诊所。据说生意还挺好——“邱会作”三个字无形中所起的广告作用，大概是不能低估的。
　　吴法宪经常上街买菜。人们都认识他，有的叫他“吴大爷”，有的叫他“老吴头””老胖头”，叫甚麽他都答应，依然挺随和。看见他挎著篮子来了，就让他先买，说照顾老年人，有的还说“老红军可以不排队。”
　　会打仗却打了败仗的杜聿明等人，在监狱中学会了做工，种田。
　　从人类进化的意义讲，这是一种从猿到人的进步。他们终于成人了。
　　从堂堂“空军司令”到“吴大爷”，“老吴头”，“老胖头”，吴法宪也成人了。
　　当他和售货员或小贩数点角币和钢崩儿（不知他会不会讨价还价，也不知“九·一三”前是否认识人民币——林彪是不认识的）时，当他提著装著亲手挑的蔬菜的菜篮子回家（开头，他会横过马路，会识别红绿灯吗？）时，他会想些甚麽？是弹雨中冲杀，风雪中行军，打了胜仗和部下开个玩笑的岁月？还是蒙着黑色窗帘的“红旗”，戒备森严的豪华庭院，走到哪里都是前呼後拥的笑脸？他是为权力的失落而懊丧？还是为人性的复归而庆幸？
　　高处不胜寒，还是人间好。
　　第35章　　葫芦岛不是“。”
　　黑土地上最後一面“青天白日”旗，是从葫芦岛的码头上消逝的。
　　南广北锐，中腰狭窄，只有6里长的小岛，凝固在万顷碧波之中，像只葫芦，又像个“！”。
　　最後归宿的那个台湾岛，则像个“、”，或者“，”。
　　 从秦皇岛到葫芦岛
　　 ——再续战犯录之一
　　10月20日，徐州“剿总”副总司令兼2兵团司令官杜聿明，调任沈阳“剿总”副总司令兼冀热辽边区司令官。
　　10月27日，就在东进兵团徒劳无功的终于攻占塔山这一天，廖耀湘兵团电讯联络中断。杜聿明立即命令停止东进，退守原来阵地。11月2日，沈阳失守。于是，杜聿明的使命，就由东进变成西退。
　　廖耀湘兵团被歼，沈阳易帜，锦西和葫芦岛的国军成了惊弓之鸟，唯恐共军顷刻间赶来，再把他们席卷一空。有的说应从陆上跑，有的说应从海上走，有的说还是海上走安全，但若船来晚了，掩护部队无法走掉。有的说有重要机器设备，奉主管机关命令要尽快撤退，有的说有档案文件必须先走。边区司令部门口拥挤著一重又一重人，争吵不休。连侯镜如都急了，催杜聿明当机立断，快些从陆路走。
　　面色黄瘦，一副病容的杜聿明不动声色。给前方部队的命令是“向共军搜索攻击”，给後方部队的命令是“向某地转移”。等部队到了葫芦岛码头，才发出上船命令。
　　11月8日午夜，最後一支部队54军8师经锦西机场去码头登船时，杜聿明很安闲地站在跑道旁，向8师副师长施有仁招手道：不要慌，沉著点。
　　卫立煌逃跑时，连“剿总”楼上的国防部战地督察组长都忘了打声招呼。儒将杜聿明，在这里把人心徨徨的10万大军的撤退，组织调理得有条不紊。
　　只是，林彪锦西撤退建立功名，杜聿明功名何在？
　　从昆仑关到山海关，他在黑土地上指挥打响了内战的第一枪。从秦皇岛到葫芦岛，他在黑土地上撤退了最後一名国军士兵。当年他揭幕，如今他谢幕，有始有终，倒是一个全过程。
　　离开黑土地两天後，杜聿明飞赴淮海战场，两个月後，他在河南省永城县陈官庄被俘，从此走出军界。
　　对于黑土地，对于杜聿明，战争结束了。
　　一切都完结了吗？
　　11月4日，“林罗刘”在给“军委东北局”的电报”中说：
　　日前由沈阳至打虎山，由打虎山至锦州，由沈阳至营口之栈，到处是渍兵，三五成群，络绎不绝，已令各部收容补充。
　　王继武老人说，打下锦州後奔辽西，路上到处都是迎头走来的国民党官兵和家属，羊群似的，乱哄哄的。也不知是打散的，还是拿到了还乡证。过锦州西大桥时，桥上都满了，我们是硬挤过去的。
　　这些从“西大桥”上过去的，那些从营口跑到葫芦岛，又从葫芦岛和东进兵团一起跑掉的，有多少人回到了家，或是去了台湾？回到家，去了台湾，他们和他们留在大陆上的亲人，苦难从此就了结了吗？
　　很多来华“观光”、“投资”的日本人，一定要去看看他们当年的“故居”。当他们在那里流连时，其感情、感想大概是难以和盘托出的，却也不无可以理解之处。而对于世世代代繁衍、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的人，却只能对故土望洋兴叹，那又是一种怎样的冷酷，残忍？当他们中终于有人在有生之年如愿以偿後，他们会不会想到要去当年的战场上看看？他们中，可有在塔山和黑山等地幸存的“敢死队员”？
　　蒋介石死前留言：日後反攻大陆，要将遗体移返南京，葬於孙中山陵前，这和那些胸前衣服上写著“想家”大字的去台老兵，心境是一样的吗？
　　1988年1月18日，台湾《民众日报》刊登去台老兵杨荣华的一篇文章：
　　我是个孤儿，是个没有亲属，没有党籍，没有教派，没有启蒙同窗，没有孤儿院玩伴的老孤儿，……14岁那年，在山坡放牛，被国军44军连人带牛抓进军中，牛被宰杀烹食，我被迫成为军夫，当炮灰，和鬼子打仗，跟共军拚命（“抓”也好，“被迫”也好，“和鬼子打仗”与“跟共军拚命”，是两码事情——笔者），直到金门古宁头之仗，奋战有功，放牛郎也能当官，升上排长，获得想要的光荣。在一年准备，两年反攻，三年扫荡，五年成功的口号下，我视军营为家，埋头苦干，潜心求知，考上炮校，并能毕业，满以为运途顺畅，前这光明，未料47年（1958年——笔者）元月，突然莫名其妙被扣上“庸劣”帽子而被“撤职”，成为杀鸡做猴的祭品。迄今含冤30年，也曾多次申诉，却找不到半个包青天，怎不令我哀伤失望！尤其跟劫机“异”士，越南难民，驾机偷来台湾领取黄金的那些人相比，会使我吐血、发狂，再想想目前孤寂凄凉饥寒苦境，连半分钟都不想再活下去，真是先来的不如後来的，后来的不如偷来的啊！⑸。
　　正是台湾民间“返乡拳”·唱得兴致时，笔者在某地见到两位上访老人。一位是参加长春围困战的，一位是在长春起义的。在一间最下等的，被褥、床单和枕中油渍抹黑的房间里住了几天，接待部门通知招待所，撵他们走。两位长春城下的对手，又都在朝鲜吃过美国子弹的老人，联合起来去找“首长”，这才重新有屋住，有饭吃。饭桌上，两个小青年对那位起义老人说：你若去了台湾，今天回来，看是啥成色？
　　对比这些老人，这几十万拙仆的文字，应该首先献给谁呢？
　　政治家讲“主义”，讲“信仰”，并为之奋斗终身。一个人和一个民族，当然是要有信仰的。对于一个还不强盛的民族，尤其需要一种精神的力量。可在这里，对于那些在这场内战中至今还没有好结果的老人，这种不流血的战争是个甚麽东西？
　　即便是对于去了八宝山的杜聿明，和那些在台湾和在黑土地上把生命划了“。”的不知名的人，在他们生命末尾处留给後人的，就是个“。”吗？
　　黑土地上的爆炸声
　　葫芦岛撤退前，杜聿明指示部队，对锦西和葫芦岛地区工厂设备，能搬走的尽量搬走，不能搬走的必须彻底破坏。锦西发电厂，炼油厂，葫芦岛自来水塔，码头，机车，都指定部队负责破坏，码头是要用到最後一刻的，待部队全部登船远去後，就用舰炮发射炮弹，诱发码头上预先埋设的大量TNT炸药。
　　在所有撤退前还来得及下手的城市，都能听到破坏工厂矿山的隆隆爆炸声。
　　在所有来不及动手的城市，都派去飞机大肆轰炸。
　　11月2日以後，国民党飞机连续几天轰炸沈阳，重点目标是兵工厂和仓库。如果几座弹药库被击中，半座沈阳城就不会是今天这样子了。
　　四平，锦州，鞍山，木溪，吉林，营口，梅河口，凡是打过仗的城市，特别是曾经几进几出的城市，从厂房设备到一般公共建筑，完好无损的不多。有的炸平了，有的烧光了，有的洗劫一空。
　　“兵不血刃”，未遭枪打炮轰的长春，“原有的400家中小型工厂，不仅完全停工，而且厂房设备都已大部毁坏殆尽。””全市输电设备被毁三分之一左右。自来水净送水设备百分之七十被毁。煤气制造设备大部被毁。全部公共交通车辆。无一完好；部份有轨电车已被用作城防工事埋人土中”⑺。
　　60军撤退到长春前，郑洞国飞去吉林传达撤退命令，特别指示务必将小丰满水电站彻底毁掉。果真如此，中国将失去一座最大的水电站，还有10多个县将变成泽国。共产党早已得知这个计划，全力宣传保护电站，发出警告：有胆敢破坏电站者，不论官兵，一律以战犯论处，追到天涯海角也要擒拿归案，决不宽宥！
　　共产党也曾想炸毁小丰满。
　　一位老人（老人并未说让隐去他的姓名）说：四平撤退前，我跟副师长去趟小丰满电站。那可真是个电的世界，取暖，仿饭，全用电，老百姓家也是电炉子，那人瞅看好像都带著电。土八路开了眼界，也心痛，舍不得。开头，管理人员以为我们是去保护电站的，挺热情。後来见我们问哪儿是要害。听出门道了，态度就变了，说“哪儿都是要害”。回去报告，上级又说不炸了，说早晚都是我们的。凭当时我们的技术力量，恐怕也不一定炸得了。
　　1946年3月15H和16H，林彪有两封电报：
　　中央东北局：
　　南满苏军已撤，国民党已进占沈阳并继自关内增兵，估计其第三步行动将为占领南满工业粮食区，这一带我们无守住的充份把握，如和平後国民党亦将这一带划成他的，故无论和、战，这一带我皆难於保持，因此，我意利用战事期间在敌人将逼近时即将这一带全部煤矿与工业进行大规模的爆炸破坏，将全部矿林淹没，只要一停电，矿里的水不能排出矿即被淹，非一年半以上不能修复，所以我建议立即着手准备大破坏。盼你们即考虑答覆。
　　11、3、15、未时
　　中央东北局：
　　一、昨未电意见作废。
　　二、我们拟不进行一般的破坏，只破坏无损於苏联利益和群众生活利益的军事工业部份，并只在尽量搬运後，对不能搬运运的部份进行破坏。以上意见望考虑覆电。
　　三、为增加谈判政治资本，请向国民党方面提出和平声明，如彼方继续进行内战，则东北矿山与工业有全部破坏的可能，其破坏责任应由战事挑拨者完全负青。
　　林
　　第二天，中央覆电：
　　林并东北局：
　　3、16、卯时林删电悉。关於南满工业区不论和战，我均不应有任何破坏。因为这将影响数百万人的生活，并将在全国全世界留下长期破坏的影响。务望不要作此打算，并向有此思想的同志作坚定明确的解释。
　　 　　　　　中央
　　破坏鞍钢，中央军委是同意的。
　　6月2日，箫华有封电报：
　　林彭报军委：
　　3、17鞍山制钢所各种熔炉共破坏十座，毁火车头十个变（发？）电所一座。
　　立山至汤岗子段铁路均己破坏。
　　 　　肖
　　冬
　　破坏最严重的就是铁路。
　　东北铁路最多，扒的也最多。除了松花江北，各线几乎没有未被扒过的。有些重要线段，扒过不下10次。中央军委几次推广东北扒铁路的经验。1947年10月21日，“军委”致电“”刘邓、陈栗、陈谢韩、徐滕薄、饶黎、张邓、谭许、聂箫刘、杨杨耿、彭张、王王、贺肃、李周”⑻，转发“东总介绍铁路大翻身的方法”⑼，用这种方法，“一连人每小时可翻六里路长”。
　　用黑土地上老人的话讲：八路军那可真是“扒路军”呀！
　　马克思说：“谁要想战胜敌人，他就不会去同敌人讨论战争的代价。”
　　经济力量是战争的基础，不能占有它就摧毁它，反正不能让敌人利用它。
　　战争本来就是破坏的艺术。
　　日本撤退前破坏，“老大哥”进来大肆劫掠，接著是中国人枪打炮轰TNT炸。
　　3年内战，中国这个最重要的工业基地受到怎样的破坏？战後生产力处于一种甚麽样的水平？
　　1948年5月10日，东北野战军後勤部副政委陈沂，在後勤工作会议上的报告”中说：
　　两年来我们的生产力比伪满时不是扩大，而是缩小了，比九一八以前恐怕也是如此。
　　一位作家这样描写鞍钢：
　　鞍钢解放，只剩下没法搬走的高炉壳了。……有些刚入厂的小青年，童心未退，休息的时候，还淘气地在厂子里追兔子，抓野鸡呢。那时候，高炉上虽然没长出高粱，但是蒿草没腰。白昼，蝎虎爬在炉壁上晒太阳；黄昏，乌鸦在卷扬机上聒噪；入夜，间或听到狼嚎。⑽残破的鞍钢，残破的黑土地，生产力又回到了“少帅”那个时代。
　　共和国的黑土地，就从“少帅”时代起步。
　　如果这场内战再打上3年，5年，黑土地会回复到甚麽年代？
　　注释
　　⑴《毛泽东军事文选》，492页。
　　⑵沈阳军区政治部联络部编（1986年8月5日）：《辽沈战役期间沈阳、锦州国民党部队起义投诚情况概述》（重新认定呈报材料），68页。
　　⑶《东北三年解放战争军事资料》，93页。
　　⑷《沈阳军区历史资料选编》，183、184、185页。
　　⑸见1988年1月25日（参考消息）：《还我一头牛！》。
　　⑹“返乡拳”口诀是：一国，两制，三通，四流，六万（旅费），七天（签证〕，八件（三大件五小件礼物），九别（久别），十全（全家团圆）。
　　⑺于径著：《长春的起源发展和变化》，35、36页，1987年6月，“长春市城市问题研讨会村料之二”。
　　⑻即晋冀鲁豫军区司令员刘伯承，政委邓小平；华东野战军司令员兼政委陈毅，副司令良粟裕；晋冀鲁豫野战车4纵司令员陈赓，政委谢富治，副司令员韩钧；晋冀唇豫军区副司令员徐向前、滕代远，副政委薄一波；华东军区政委饶漱石，副政委黎玉；华中军区司令员张鼎丞，政委邓子恢；山东兵团政委谭震林，司令员许世友；晋察冀军区司令员聂荣臻，副司令员萧克，副政委刘澜涛；晋察冀野战军司令员杨得志，第二政委杨成武，参谋长耿飚；西北人民解放军野战军司令员兼政委彭德怀，副司令员张宗逊；“王王”、“贺箫”。“李周”不详。
　　⑼电报全文如下：
　　刘邓、陈粟、陈谢韩、徐滕薄、饶黎、张邓、谭许、聂肖刘、杨杨耿、彭张、王王、贺箫、李周：
　　东总介绍铁路大翻身的方法如日下：
　　（一）以百人左右为一队，几十个人也可以，携带粗绳廿根，结实木廾根（内一部份可用铁路上起道钉之铁起子）及一二十把铁锹洋镐。
　　（二）第一步将铁路一边之两根铁轨连结之螺丝钉取掉（或毁棹），并取下结合处的两槐小铁板，只能截断一边铁轨，不应截断两边铁轨。
　　（三）第二步从两根铁轨断开处，用工具将二、三十根枕木下的垫土刨空。
　　（四）第三步，用粗绳隔一枕木，将铁轨和枕木交叉处捆结实（十几根绳子按次均捆上），然後以一部人用木（铁）棒将分离开的一面铁轨撬起来，同时用力拉绳子，使整个铁轨枕木翻个筋头，接著便很容易的往前。结果全部铁路都翻了筋头。
　　（五）然後将枕木取下，堆集起来用火一烧，日前敌人修路极感头痛的是没有枕木，要从美国运枕木来，因此烧掉全部枕木，是重要的一着。
　　（六）此法开始时较费力气，只要开头翻过，事後利用铁轨本身重量及压力，越翻越轻。据我们的经验一连人每小时可翻六里长，所以这种方法的特点是方法简单，动作迅速，破坏规模大，所费力量小，东北敌人十分怕铁路翻身。
　　军委
　　廿敬
　　⑽徐光夫著：《高炉热浪十五年》。《新人新作选》，240、241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65年）。
　　十四、中国，几点钟？
　　本来，1945年就是胜利年。
　　本来，和平的鸽子早就该起飞了，建设的号子早就该唱响了，振兴的步伐早就该迈开了。
　　本来，此刻黑土地的雪应该是雪白雪白的。
　　还用重复黑格尔的那句话吗？
　　第３６章　胜与负的１０万个为什么
　　成败论兵家
　　日本和盟军在“密苏里”号上正式签署停战协定后，美国人说：“太平洋上的胜利是重大的技术胜利”，“是由于美国在金属、枪炮以及高超的技术方面全面彻底地压倒了日本”⑴。
　　在中国，在黑土地，如果只是比较双方在“金属、枪炮以及高超的技术方面”的优劣，只能得出与既成事实完全相反的结论。
　　当然还兵力的比较。四平保卫战前，国民党兵力始终少于共产党，却将共产党从山海关一直赶到松花江北。兵力占优势了，却走了下坡路。
　　战争从来都是兵家竞技的舞台。
　　在战争的天平上，智谋是个重要的砝码。
　　前面已经写过了：凭人多打人算什么能耐？有本事咱们一对一地干？
　　打了败仗的国军不服气。确实，８年抗战，他们经的战阵多，军事素质比土八路好。而且“较顽强，不容易缴枪，甚至一连打到七八个人也不缴枪，带着远征军、常胜军的骄傲态度”。还有“对居民纪律颇好”，“雇夫一般给钱”。
　　同样，从廖耀湘到潘裕昆、李涛、李鸿、郑庭芨等等，８年抗战，攻守进退，打的正规战也多。从理论到实践，军事素质普遍比同一层次的共产党将领高。
　　如果说士兵文化程度（特别是青年军２０７师等）也比共军士兵高，将军文化修养更高则是公认的。
　　单纯比较自然情况，也不能说林彪就在杜聿明和卫立煌之上。同为黄埔生，林彪自平型关战役后基本就养伤了，杜聿明参加了抗战的全过程。平型关和昆仑关不能互换，让林彪指挥忻口战役和反攻缅甸，谁也不能断言会比卫立煌打得更好。战争不是武林竞技，上得台来，几个回合，三拳两脚，就见高下。
　　但在黑土地３年悲哀的较量中，实实在在，林彪比他们都高明得多。
　　锦州西部撤退，四平撤退，避开了国民党的锋锐，保存了实力，奠定了黑土地反攻的基础。身上长着虱子的林彪，军事家的精明和政治家的远见，在黑土地非同寻常的“万花筒”时期闪耀光芒。
　　四保临江，三下江南，毛泽东的爱将粉碎了蒋介石的爱将“先南后北”战略。机智的“黑土地之狐”更添狮子的威猛，连将杜聿明、陈诚和卫立煌三员大将挑落马下。
　　即便是在开始反攻后，林彪若是个“什么学问也没有的大党阀，大军阀”，黑土地的主动权也是随时可能易手的。
　　当时被称为“秋季战役”的辽沈战役，是中国这场内战中具有决定意义的三个大战役中的第一个。没有辽沈大捷，毛泽东不会那么快就决定打淮海和平津战役。应该说，第一个是最重要的，也是最难打的。
　　从出关的１０万人，到进关的百万人大军，战争的轮子在黑土地上驰骋了３年，也在林彪的脑子里转动了３年。除了南下和攻锦州前并未造成任何后果的确曾活的“活思想”，还有什么？
　　而在更广阔的背景上，拿破仑有滑铁卢，斯大林有卫国战争初期，毛泽东有什么？
　　国民党则恰恰相反。
　　抗战结束，蒋介石凭一纸契约，想从“共产邪恶”手中“接收东北”。一厢情愿不成，就将精锐调上去大打出手。虽然初战胜利，已成强弩之末，只有在遥远的黑土地上被动挨打了。
　　辽沈战役，更是决心踌躇，进退失据。对于共产党出击方向，有见地，无定论。战役打响，只期望锦西得手，剃头匠挑子一头热。锦州一破，全线陷于被动，一个精锐兵团和一片丰腴的黑土地，顷刻间输个精光。
　　中国人讲“胜者王侯败者贼”，又讲“不以成败论英雄”。发出“地无分南北，人无分老幼，无论任何人皆有守土抗战之责任”号召，后来被赶到重庆去了的蒋介石，站在昆仑关的败走野人山的杜聿明，都是英雄。在那场战争中，每个坚持抗战的中国人都是民族英雄。但在黑土地上，在这场中国人打中国人的战争中，却是不能不以成败论英雄的。
　　很多老人直言不讳：跟着林彪打仗，能打胜仗！
　　而“跟着毛主席就是胜利”，那是被战争年代的历史检验过了的。
　　由强变弱由弱变强，转胜为败与转败为胜，黑土地眼花缭乱的战争进程表明，共产党人的军事学说和军事艺术，要比国民党高明得多。
　　共产党人在３年内战中锤炼得炉火纯青的战争技艺，已经走向世界，成为全人类的财富。
　　得人心者得天下
　　在笔者家乡一带，很多老人有给国共双方出夫、当响导的经历。有时刚给八路军带过路，回到家，或在半路上，又给国军拉去当响导。
　　老人们说：枪子不认人呀，谁爱干这个呀！电影上光演国民党打人，八路也打呀。可凭良心讲，一样的活儿，还是爱给八路干。是谁给了穷人房子和地？能不向着？
　　昆仑关大捷后，杜聿明对记者发表谈话：“本军是民众的武力，民众是本军的父老。所以诸位要是记载这一次胜利，千万要带一笔：本军的胜利，其实也就是民众的胜利。”⑵国民党的失败，也是民众的胜利。
　　流血的政治的政治家也好，不流血的政治的政治家也好，他们的聪明才智，只能在符合人民意愿这个大前提下施展。否则，才能越出色，悲剧的角色就越充分。
　　这是一场实力悬殊的战争：国民党在兵力、给养、枪炮和包括海空军高超技术方面的绝对优势。共产党在人心上的绝对优势。
　　国民党靠自己的优势发动了这场内战，共产党靠自己的优势打赢了这场内战。
　　发动内战本身，就失去了人心，导致了失败。
　　苏联红军出兵东北，使共产党人能够抢在国民党前头进入黑土地，并在各方面得到“老大哥”关照。交通要道被阻断后，朝鲜北部就成了沟通南北满和关内外的主要走廊。几百万吨各种作战所需物资，或运去朝鲜得以保存，或经过朝鲜进得转运，交流。国民党进攻南满期间，有１８０００多伤病员、家属和后勤人员越过鸭绿江，进入朝鲜。那情景，就和今天阿富汗游击队和柬埔寨抵抗力量顶不住时，就往巴基斯坦和泰国跑差不多。
　　打灭“胡子”，安定后方。土地改革，建立起巩固的根据地。黑土地本来就得天独厚，工业基础雄厚，又是著名的粮仓。兵员足，粮草足，又能造枪造炮造弹药。共产党人就在３年前全国力量最薄弱的黑土地上，打响了这场内战举足轻重的第一个大战役，并把黑土地变成了一统大陆的战略基地。
　　还有关内各战场的支援。倘若关内打得不好，国军源源拥进关东，“黑土地之狐”再有本事，怕也难免当年抗联的命运。
　　内战伊始，蒋介石几乎拥有一切。４３０万装备精良，勇敢善战的军队。“想中央，盼中央”的人民。世界头号强国的支持。连社会主义的苏联也不得不和他打交道。如今，雪白血红的黑土地不用说了，自古兵家必争之地的黄色的中原，同样色彩的华北平原，青枝绿叶的南国的红土地，也正在和即将失去。若不是托海龙王的福，蒋介石早像菲律宾那位马科斯那样，跑去夏威夷或是什么地方当寓公了。
　　共产党的胜利，国民党的失败，可以出一部《十万个为什么》。
　　归根结底，是人民和谁站在了一起。
　　自命不凡的人物，可以把人类拖入一场世界大战，可以把一片土地糟蹋得雪白血红。什么人权呀，道德呀，法律呀，在他们眼里都不过是玩具店里的东西。
　　他们可以随意玩弄历史。可到头来被历史嘲弄的是谁昵？
　　从中外古今到未来，金属的选票也好，纸张的选票也好，决定历史进程的都是人民。
　　１９４７年，当土地改革在黑土地基本完成后，如果举行一次公民投票，人民会选择谁？中国人没有在纸上写下自己信赖、爱戴的当家人的传统和习惯，蒋介石也不想让人民养成这个习惯。那么，人民就把选票压进枪膛，推进炮膛，把他打掉，把他轰翻！
　　兵败源自党败
　　“八·一五”后，中国人打中国人的第一枪，是蒋介石迅雷不及掩耳地收拾了龙云。
　　老谋深算的“中国王”收拾起老谋深算的“云南王”，轻巧得就像张飞吃碟豆芽。这个龙云也真有些该收拾收拾的地方。可在“铲除共产邪恶”的大方向上，他们有什么根本利害冲突呢？大敌当前，本该通力协作对付共产党，蒋介石却先来一场窝里斗——另一种“攘外必先安内”。
　　联想到１８４师海城倒戈，６０军长春起义，原因当然多种多样。但九华山的枪声，不是早把滇军打得心头淌血了吗？
　　６０军和９３军集中使用，作用会大得多。而且打虎亲兄弟，上阵父子兵，老乡不同于父子兄弟，也会彼此照应，奋力向前。国民党却宁肯牺牲战略的利益，也要把它们折开，为的是不能让滇军在黑土地上形成一股集团势力。
　　关东决战，蒋介石原想让傅作义统一指挥，后来又变了。为的是傅作义在华北曾有出色的表演，若再出个风头，尾大不掉，不好控制。
　　孙立人不救１８４师，廖耀湘不救新５军。这已成了国民党的保留节目，关里关外，屡演不衰。
　　从大小几十个地区、单位凑到关东的共产党人，为着各自山头的利益，抓物资，争缴获，甚至开枪打死人。但在对付国民党上，却是争先恐后，一点也不含糊。被追打得到处跑，吃够了苦头的共产党人，始终有一种危机感和紧迫感。他们从切身的经历中深切地体会到，不打垮敌人，天塌下来谁也好不了。
　　攻打天津时，１４兵团规定，谁先打到金汤桥，就命名为“金汤桥师”。黑土地上的两个王牌师较上劲儿，拚命攻击。５师首先发报攻占金汤桥，１师说是它们先到的，５师离那儿还有半里路就抢先发了报。官司从兵团打到４野，又打到军委，结果谁也没当上这个“金汤桥师”。两个师不服气，都说“下次再见”。
　　共产党若像国民党那样互相倾轧，林彪脑子里那个车轱辘还会那么转吗？
　　国民党的天，是共产党去捅，国民党也去捅。
　　内战中的内战，窝里斗中的窝里斗。
　　与窝里斗成正比的，是窝里烂。
　　１９４８年９月１６日，南京《中央日报》发表文章：《全国咬紧牙关克服建国大敌蒋总统以国民资格发起勤俭建国运动戒除奢侈腐败崇尚节约冲刷渣滓奠定戡乱基础》。同月７日还发表文章：《完成戡建的使命一个人做两个人事两个人吃一个人饭》。
　　国家到了这步田地，掌握国家命运的人怎样开饭？
　　蒋氏父子在上海滩演的那场“捉放虎”幕后的那支大老虎孔祥熙，据美国一家刊物说，他任行政院副院长和财政部长的１２年里，聚敛的财富达到３２亿美元！
　　“胜者王侯败者贼”——那些像毒蛇猛兽一样吞噬着人民血汗的国民党权贵们，不是贼又是什么？
　　土地改革破坏了大农生产，使粮食减生，国民党斥之为给农民小恩小惠。可比之这些贪官污吏，人民会得出什么结论？
　　不患寡而患不均，并不是中国的国粹，也不应看作中国人主要的传统心理。
　　朝朝代代见惯了贪官污吏的中国百姓，倒是挺“宽容”、“大度”的。只要有碗粥喝，大面上能过得去，大人物凭错权势捞点什么，不但能够容忍，甚至可以给予理解。不捞不贪，当官干什么？这种“宽容”，“大度”，造成了历代官吏惊人的贪婪，同时也造成了中国社会惊人的政治平衡力。这种平衡一旦被打破，那爆发力也是惊人的。
　　台湾官修国史这样结论国民党的垮台：
　　蒋公于民国三十八年（１９４９年）初引退后，政府失去领导中心，匪军乘机加紧全面叛乱，大陆因而陷于匪手。⑶。
　　蒋介石倒不必像他的史吏那样做文章：
　　我现在不是被共产党打倒的，是被国民党打倒的！（这句话一传出去却变成了：“国民党不是被共产党打倒的，是被蒋某人打倒的！”）⑷。
　　病入膏肓的国民党，是既不能忍受病痛的折磨，也不能忍受药物的治疗了。
　　特奥会的口号是“战胜自己”。
　　勇敢是战胜了自己的怯懦。清廉是战胜了自己的腐败。文明是战胜了自己的野蛮和愚昧。富强是战胜了自己的贫穷和衰弱。
　　从猿到人，从石器时代到电子时代，人类的每次进步都是战胜自己的结晶。
　　战胜自己是最困难的，也是最痛苦的。可要生存，要发展，就必须勇敢地承受这种痛苦。
　　就像“八·一五”后战争与和平一样，历史曾经耐着性子，给了蒋介石选择的机会：是战胜自己？还是战败自己？
　　直到今天，历史还在发问：国民党是自杀？还是他杀？
　　用黑土地人的话讲，叫“脚上泡——自己走的”。
　　第３７章　　今天向明天走去
　　热点西移
　　１９４８年１１月１４日，毛泽东在给新华社写的《中国军事形势的重大变化》的评论中说：
　　“中国的军事形势现已进入一个新的转折点，即战争双方力量对比已经发生了根本的变化。人民解放军不但在质量上早已占优势，而且在数量上现在也已经占有优势。这是中国革命的成功和中国和平的实现已经迫近的标志。”
　　“这样，就使我们原来预计的战争进程，大为缩短。原来预计，从一九四六年七月起，大约需要五年时间，便可能从根本上打倒国民党反动政府。现在看来，只需要从现在起，再有一年左右的时间，就可能将国民党政府从根本上打倒。”⑤。
　　从葫芦岛跑到北平的杜聿明，也对傅作义作了类似的断言：东北共军将近百万，它的战略战术、武器装备及战力远远地超过关内共军。从军事上讲，共产党一年以内将统一中国。⑥。
　　国际迂舆论也纷纷作出判断。
　　路透社记者写道：“国民党在满洲的挫折，现在已使蒋介石政府比过去２０年存在期间的任何时候，都更加接近崩溃的边缘。”⑦。
　　《泰晤士报》评论：“中共占领东北，又将出现一个由东北向南的征服形势。”“以现在看来，中国如果要统一，似乎将从东北出发了。”⑧。
　　《纽约时报》说：“问题不仅是……在远东的一场内战的胜败问题，世界的均势改变了，而且，它是朝着美国希望的相反方向变化的。”⑨。
　　黑土地的得失，使历史天平从根本上倾斜了。
　　国民党输掉的，不仅是抗战中英勇善战的远征军主力和丰腴的黑土地，更主要的是精神、士气和心理上的崩溃。
　　共产党如愿以偿，彻底完成了七大提出的争取东北的战略任务，并史无前例地拥有了一支强大的战略预备队。
　　这样一支从数量到质量都为解放军之最的野战军，即便就摆在黑土地上，那威慑力也足令国民党胆战心惊的了。
　　１１月１日，就在１纵、２纵、１２纵和独立师即将向沈阳发起攻击时，石家庄告急。４纵和１１纵１１万６千余人，分路经冷口和喜峰口，先行进关。
　　１１月１８日，中央军委命令东北野战军停止休整，各纵（１１月３日，东北野战军１至１２纵相应改为３８至４９军）取捷径以最快速度进关，突然包围唐山、塘沽和天津敌人。
　　从１１月２３日起，１纵、２纵、３纵、５纵、６纵、７纵、８纵、９纵、１０纵、１２纵，每纵编入一个独立师，一至四个独立团，３千至１万解放战士，加上特种兵（炮兵、坦克兵）和铁道纵队，共７３万１千余人，西路经冷口，中路经喜峰口，东路经山海关，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直迫平津。
　　先是夜行晓宿。月底企图暴露后，遂昼夜疾进。
　　古老漫长的长城线上，三路大军汹涌西进。数不清的山炮、野炮、榴炮和汽车牵引车、骡马车、坦克、装甲车，烟尘滚滚，遮天蔽日，国民党惊呼：“狗皮帽子”来啦！
　　老百姓惊呼：这共产党可真了不得啦！
　　粱必业老人说，3年前出关也是这个时候，走的也是冷口。穿戴像花子，扛枪像“胡子”。老百姓说：这就是“共产党”呀？这回进关，老百姓说：这天底下都是共产党啦！哪见遇这麽阔气的共产党啊？这共产党真是神仙哪！
　　赵斌老人说，进关不久就碰见一支关里部队，他们一个团才3挺轻机枪，我们一个营光重机枪就9挺，还有9门迫击炮。住那儿一摆，把他们眼馋得那个样儿呀，说：瞧人家，闯关东发大财了！
　　宋继先老人说，从喜峰口进关，沿途国民党望风而逃。抓住的俘虏说，他们就怕我们这些“戴狗皮帽子的”。东北进关部队大都戴狗皮帽子。一些战士也淘气，老远就把帽子挑在枪尖上摇晃，吓唬他们，到天津城下还摇晃。
　　先後进关和拨归华北及其它部队的东北部队，达105万馀人。
　　11月30日，林彪从喜峰口进关。
　　此刻，没有比林彪更荣耀的了。
　　从3年前秋雨绵绵中闯关东，过平汉路遭截击，混乱中连心爱的女儿也险些丢了，到如今百万雄师浩荡进关，林彪以令从敌人到朋友和同志的中外同行们钦羡的技艺，将一个将军光辉灿烂的一页留在了黑土地上。
　　当他在沈阳踏上火车，在锦州坐上吉普，在喜峰口告别关东时，铁流涌腾中，不动声色的林彪脑子里那个一刻不停的车轱辘上，除了下一个对手傅作义外，还会转动些甚麽呢？那个进城後想到哪个偏远省份当个省委书记甚麽的念头，是在扫荡天涯海角后才突然冒出来的吗？为甚麽後来又不想率军赴朝作战？
　　林彪离开黑土地一周後，《东北日报》登出一条他还在沈阳的新闻，迷惑敌人。
　　而1971年9月12日，即256号三叉戟坠毁温都尔汗前一天，《人民日报》头版头条刊登消息：《伟大领袖毛主席五十幅彩色照片开始发行》，“这套照片中，有几幅是毛主席和他的亲密战友林彪副主席在一起的照片”。
　　让中国充满爱
　　1945年5月7日，德国和盟军签署无条件投降文件後，德国代表阿尔弗雷德·约德尔将军要求讲几句话。他说：“一经签字，德国人民和武装部队的命运好歹已交付了胜利者手中……此时此刻，我只能表示希望，胜利老将宽宏大量地对待他们。”⑽。
　　9月2日，日本和盟军在“密苏里”号上签署停战协定时，日本外务大臣重光葵，拖著一只笨重的假腿，双手哆嗦著紧握绳索，一下一下吃力地向甲板上攀登，盟军代表居高临下地观望著，没有人伸出手去扶一下这位跛足老人。就像胜利者冷漠地听著约德尔的那番话，未作任何评论一样，历史从来不怜悯弱老。
　　而今，当年曾计划要被降为一个普通巴尔千国家的德国西部，牢固地占据著欧洲头号大国的地位，再次成为欧洲以至全世界的“机器车间”。雄心勃勃的日本，凭借强大的经济实力，在全世界安营扎寨。战後成为日本人太上皇的山姆大叔惊叫：“日本人将买下美国！”⑾。
　　也是胜利者的我们呢？当年讲的“苏联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的“老大哥”呢？
　　坐在屋里，我们尽可以天天忆苦思甜，年年讲“形势大好”；10年前，有几多中国人做过彩电和冰箱梦呢？推开窗户，我们却只有望洋兴叹：在128个国家和地区中，我国人均国民生产总值排左倒数20多位，只能与黑非洲的索马里和坦桑尼亚平起平坐。
　　不知道苏联人均国民生产总值是多少，只知道今天它也在改革。
　　不知道共和国诞生时在人类大家庭中的座次，只知道这片黑土地雪白血红後40年了，我们的社会主义还是“初级阶段”。
　　1955年，中国国民生产总值占世界份额的4。7％，1980年下降到2。5％。1960年，中国生产总值与日本相当，到1980年只占日本的四分一，1985年下降到五分一，1960年，美国生产总值超过中国4千6百亿美元，1985年超出额达到3万6千8百亿美元。
　　20世纪初，国父孙中山曾悲愤地发问：创造了人类古老文明和灿烂文化的中华民族，在这个世界上为甚麽如此屈辱、贫困？
　　20世纪未，我们是否也可以提出同样的问题？
　　枪炮声向西向南卷去了，留下一片残破的黑土地，雪白血红。
　　当枪炮声终于在对角线的另一端止息时，德国西部未响一枪，也未发出一声纳粹式的威胁，正悄悄地从失败和破坏的深渊中爬出来。
　　穿和服的“阿信”，已经在东京开张了一家卖鱼店，为一个家庭和一个民族的振兴，迈开了艰难而又坚实的步履。
　　迫於无奈也好，出自深刻的反省而理智、冷静了也好，沦为三等或四等公民的日本人、西德人和意大利人，在废墟和瓦砾上创造了比胜者更富有、更强大的奇迹。
　　而人类中有著共同历史的最大的一群人，却仍在东亚大陆上拥来拥去忙於厮杀打斗。先是把本来就贫困落後，又在8年抗战中打得破烂的国家，愈发打得破烂不堪。然後，又把“阶级斗争”“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⑿，直讲到“父子之间，兄弟姐妹之间，夫妻之间，连十几岁的娃娃和老大大，都参加了辩论”⒀。
　　3年内战，窝里斗得红天血地。
　　10年“文化大革命”，也不是打“鬼子”，也没去月球上“文攻武卫”。
　　从出关到进关，共产党人争分夺秒，惜时如金，几乎每个行动都抢到了对手前面。辽沈战役後，国民党估计共产党第二年春天才能进关，最快也得两个月後。共产党人20多天就闯进华北。没有比共产党人更懂得“时间就是军队”了。可同样是恩格斯说的（而且是在同一句话中说的）“时间就是金钱”，近40年後，才首次出现在南国的深圳。
　　从党派裂痕到“阶级”创伤，时间可以弥合一切。可时间早已不是我们的朋友了，我们早已是“大男大女”中的“大男大女”了。
　　直到今天，我们还不得不一遍又一遍地向人民许诺：再也不搞“运动”了。
　　而笔者在四平、长春、锦州等地采访时，一些老人提出个我们好像从未思议过的问题：若再打仗，这疙瘩还能打得那样红天血地吗？
　　一些或“楼上楼下，电灯电话”，或比“楼上楼下”更高雅的四合院中的老人（这些就是他们当年为之浴血奋斗的那个“理想”吗），则感慨不已：全国解放後，若能像战争年代埋头战争那样搞建设，今天会是啥成色呀！
　　如果不打这场内战。如果不搞那场“文化大革命”，如果再红天血地打一场。如果再来一次“文攻武卫”的“大革命”。……
　　我们有大多的“如果”！
　　我们已经不能再有“如果”！
　　历史秒针每下都在向我们闪著红灯：球籍！球籍！！球籍！！！
　　这个世界，每秒锺有3万美元用于制造军人，有1名儿童死於各种本来可以避免的疾病。
　　人类已经拥有的核武器，可以使人类毁灭几十次。
　　倘若爆发一场核大战，这个地球将不再是只破球，而是只没有生命的死球。
　　人类至今未将第三颗原子弹投向自己。而吃过两颗原子弹的，当年大概想也未曾想过要进军美国的日本人，无论将来能否买下美国，这个世界反正和过去是有点不一样了。
　　用枪炮打进去占领，是侵略，是强盗，是“鬼子”。掏钱去买，用造福於人类的先进产品和技术去攻击，去打开国门和家门，同时也征服人心，是“客商”，是“朋友”，两厢情愿，甚至求之不得。
　　超级经济大国巨大的财富，使它们在国际舞台上的影响无所不在。而一些曾以军队和武器“进入”邻国的国家，不但声名狠藉，到头来也未发财致富——这本来曾是一些国家富强的重要手段之一。
　　“主办奥运会是一等国家，一等国家的人民是一等人民，”⒁南朝鲜人是值得自豪的，也有得炫耀的。不是炫耀武力，而是炫耀经济实力，炫耀财富和金钱。
　　人类在谋求不战而胜的和平的努力中，正在取得成就。
　　但是，只要人类还在把最先进的技术用于军备竞赛，战争就在威胁着人类。
　　伦敦出版的《南方》杂志发出惊人之语：“第三次世界大战已经开始了，是在第三世界开始的。”⒂或因落後而挨打，或因落後而拿著先进的武器骨肉相残。越穷越打仗，越打仗越穷。贫困与战争恶性循环。
　　（据说，人类自有史以来已经进行了14513次战争，5164年间只有329年是和平的日子，而中国在近百年中发生战争之多，是不是世界之最？）战争也好，“买卖”也好，在这个没有五环旗的球形赛场上，历史对曾经创造了那麽多世界之最的中国提出的挑战，比任同时候和任何国家都严厉，简直就像一份最後通牒。
　　我们已经把自己折磨得疲惫不堪。
　　我们已经因挨打受辱而积累了太多的敏感。
　　像朝鲜人一样，我们已经不需要再证明甚麽，最要紧的，是在持家遇日子上拿奖牌。
　　而这，最要紧的是中国人别再打中国人了！
　　1986年，我们献给国际和平年一支歌。
　　让世界充满爱，先让上苍赐给我们的这片土地充满爱。
　　愿黑土地的雪永远洁白无染！
　　愿炎黄子孙永远绝战！
　　1988年从绿春到金秋一稿
　　 窗外一片雪白时二稿
　　 　　 　 于本溪
　　注释
　　⑴（美）西奥多·怀特、安娜、雅各布著：《风暴遍中国》，《序言》，2、3页。
　　⑵郑洞国、侯镜如、覃异之、文强、郑庭芨、杨伯涛著：《杜聿明将军》，39良。中国文史出版社（1986年〕。
　　⑶鸿呜著：《蒋家王朝》，279页。
　　⑷同⑶，298页。
　　⑸《毛泽东选集》（合订一卷本〕，1252、1253页。人民出版社（1964年）。
　　⑹《辽沈战役亲历记》，45页。
　　⑺⑻⑼1986年第1、2期《党史研究资料》，31页。
　　⑽（美）埃德温·哈特里奇著：《第四帝国的崛起》，32页。
　　⑾1988年8月7日《文摘报》文章：《日本人将买下美国》。
　　⑿毛泽东1962年8月在北戴河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引自《红旗》杂志1967年第10期社论《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进行革命的理论武器》。
　　⒀1967年毛泽东视察华北、中南和华东地区时的讲话。见沈阳军区支左办公室编印（1968年10月16日〕《文件汇编》，13、14页。
　　⒁第24届奥运会期间，挂在汉城市中心的一条标语。
　　⒂1988年2月12日《本溪日报》文章：《“第三次世界大战”与军人商》。

（全文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