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后一位去世的中共一大代表刘仁静的坎坷人生
作者：张惠卿
1987年8月5日清晨5点多钟，在北京，一辆从北太平庄开出的22路头班公共汽车，风驰电掣般地向南驶来，马路上薄雾未散，行人稀少，司机一时大意，没有注意到一位老人低着头，正从东往西穿越马路向北京师范大学走去，等到发现前面有人已来不及刹车，车前杠把老人撞出7米开外，当场昏死过去。
这位老人是当时唯一活着的中共“一大”代表、85岁的刘仁静。他的家就在马路东边，他是每天这个时候去北师大操场晨练的。他的老伴正站在窗口看着他过马路，震惊地发现了他被撞倒，等全家人赶到出事地点时，老人已被送进附近的北京军区262医院抢救，但因颅骨碎裂，大量出血，医生虽采取了一些措施，已回天乏术了。
刘仁静刚在上一年被任命为国务院参事室参事，他的行政关系一直在人民出版社。作为人民出版社的负责人，我闻讯赶到医院时，他已被送进太平间了，他儿子刘威立向我叙述了出事经过，我去太平间看了刘仁静老人，他脸色惨白，双目紧闭，走得实在太突然了，我心中怆然。不久，参事室也派人到医院来了。在商议后事时，刘威立向参事室的同志提出一个请求，希望组织上给他父亲的一生经历写一个结论。但最后得到的回答是：不写了吧，不写比写好。
就这样，刘仁静默默地结束了自己复杂而又坎坷的一生。
刘是1952年1月由组织上安排到人民出版社工作的。以后他虽被列为编外人员，“文革”期间又被关进秦城监狱多年，但他的关系始终在人民出版社，从1952年到1987年整整35年，他这个特殊人物的后半生，和人民出版社结下了不解之缘。
但是，作为托洛茨基的忠实信徒、中国托派最早的组织者之一的刘仁静，在新中国成立之后，虽然愿意通过认错，回到革命队伍中来，可是他的认识和党的认识差距太大太远，他不能见容于新社会，他的后半生过得相当艰难。
因工作关系，我和刘接触的机会较多，30多年除他被关押在监狱的十一二年外，几乎没有间断过。他这些年的经历和遭遇我都比较清楚，对他的历史和思想状况，也逐步有所了解。深入观察和探究这位历史人物复杂而多变的一生轨迹，令人感慨良多。
刘仁静原是早期中国共产党的活跃分子。他1902年出生在湖北应城一个教书先生家中，1918年考入北京大学物理系，是1919年五四运动的积极参加者。1920年加入由李大钊发起组织的马克思学说研究会，同年即成为北京共产主义小组的最早成员。他因努力研读并翻译马克思主义著作而有“小马克思”之誉，后又积极参与创建社会主义青年团。1921年他和张国焘一起被选为北京代表赴上海参加中共“一大”时，只有19岁，是13名代表中最年轻的一个。
“一大”选出陈独秀、张国焘、李达为中央委员，组成党的中央局。说来十分凑巧的是，为宣传马克思主义，李达创办了党的第一家出版社———人民出版社，而正是刘仁静，担任了李在人民出版社的主要助手。李和刘一起，制订了包括《马克思全书》、《列宁全书》和共产主义丛书等庞大的出版计划。但在出版了一部分图书后，却因故被迫停止了活动。
1922年，刘与邓中夏共同创办并主编党的《先驱》杂志，这个杂志后来成为团中央的机关刊物。下半年和陈独秀一起赴莫斯科参加共产国际第四次代表大会，他在会上聆听了列宁的报告，并代表中共发言。1923年回国后，即赴广州参加党的“三大”，不久又参加了在南京召开的团的“二大”，并被选为团中央书记。1926年，陈独秀派他去莫斯科列宁学院即国际高级党校学习，其间，刘又列席了共产国际执委会第七次扩大会议。
1927年蒋介石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中国大革命失败。托洛茨基在中国革命问题上因共产国际指导中的错误，指责斯大林，引发了联共（布）党内的一场激烈争论。中国留学生中不少人倾向托洛茨基的观点，刘仁静经过仔细比较和分析后，也赞同托洛茨基，他还研读并收集了托的不少论著，从此成了托的信徒。
1927年底，托洛茨基被斯大林用组织手段清除出党，并被流放，1929年初又被驱逐出国，居住在土耳其的太子群岛上。刘仁静于1929年春在列宁学院结业绕道欧洲回国时，出于对托的狂热崇拜，背着党去土耳其拜见了托洛茨基。托十分高兴，热情地接待了这位中国信徒，和他促膝长谈，留他住了十几天，并起草了一份名为《中国政治状况和反对派（布尔什维克列宁派）的任务》的提纲，要刘带回国内，认为这个文件可以作为中国托派的纲领。刘和托深谈后，对托佩服得五体投地，他以后好几年一直与托保持着密切联系，托曾不断地给他写信、寄书、寄材料。因此刘是中国托派中唯一谒见过托洛茨基本人并得到托亲自指点的人。他在回国后就开始对党产生了离心离德的思想，自以为得了托洛茨基的“真传”，把托的提纲视为挽救中国革命的灵丹妙药，一心要充当救国救民的救世主。他一面著文鼓吹托洛茨基的主张，宣扬托洛茨基主义，一面同已回国的一些托派分子联系，着手组织反对派，与党直接对抗。当时陈独秀也正结束多年沉默向中央路线提出意见，并倾向托派的观点，党内出现了严重分歧。1929年10月党中央作出《关于反对党内机会主义与托洛茨基反对派》的决议（党内机会主义指陈独秀等人，托洛茨基反对派则是指刘仁静等人），接着11月又通过了开除陈独秀等人出党的决定，刘仁静则在回国后公开亮出自己的观点，党一直未接他的关系，后被视为分裂党的罪魁祸首将其除名。
1930年起，刘仁静周旋于一些托派分子和陈独秀之间。当时中国托派内部思想混乱，分歧很大，共成立有四个小组织，刘和王文元（王凡西）等人组成的“十月社”是其中之一。由于刘自视甚高，狂傲自大，总认为自己是托的唯一代言人、托派的正宗代表，就听不进不同意见，而常把自己的思想强加于别人，即使对陈独秀也是如此，因此使托派组织无法容忍，最终把他抛弃，“十月社”开除了他，他想和陈独秀合作，又遭陈拒绝。这样，他竟成了托派中一个游离于各派组织以外的孤家寡人。
1935年，他在北京被国民党宪兵三团逮捕，被当作共产党的重要干部递解南京，关押在苏州反省院，直到抗战爆发才获释。
抗日战争期间，他先在武汉，后去西安，在几家国民党机构供职。据他的家属回忆：刘有心参加抗日事业，但内心仍坚持托派思想，不愿找共产党认错，又不容于托派，陈独秀不理他，他又不想跟张国焘走，在国共合作抗日的形势下，他认为在国统区也能实现自己的抗日要求，同时为了养家糊口，就作出了去国民党机构工作的选择。但他为自己立了一条守则，即只抗日不反共。因此当他在西安战干团任教官时，战干团领导要他写出反共文章，他坚决不写，后关入禁闭室一个星期，并被解职，后去陕西教育厅任编审，直到抗战胜利。
1946年刘回到上海，给几家报刊写文章。这时与外敌的民族矛盾因抗战结束而消失了，原来被掩盖着的国共矛盾又显现出来。刘仁静顽固的托派思想重新抬头，他深信共产党的武装斗争路线不如自己发动城市工人斗争路线正确，回到了先经济复兴再革命的老路上，他竟认为中国可以依靠美援发展工业，振兴经济，从而当国民党发动全面内战并召开伪国大时，他却认为共产党应当放下武器。他根本不相信解放战争能取得胜利，当1948年人民解放军已从防御转入进攻，国民党政权面临土崩瓦解之际，他还应陶希圣之邀赴南京，陶要刘帮他搞反共宣传，刘写了一些文章，但因不符合陶的要求，没有再继续下去，而把他挂名安置在国防部领干薪，直到南京解放。
全国解放，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当时刘在上海，他与大多数托派分子坚决不肯或不愿承认这巨大的革命现实不同，他无法否认中国共产党取得全国胜利的铁的事实，他发现自己真的错了，开始了认真的反省，经过将近一年的反复思想斗争，几经犹豫，最后决定赴京向党认错。
刘当时的主观愿望是，他自以为与张国焘不同，也与彭述之等人不同，他虽也批判过党的路线，但都是清谈空论，没有具体行动，有错无罪，只要自己主动认错，真诚回归，应该可以见容于党，得到党的谅解，下半生还能做点工作。
1950年8月，刘到北京找了中央组织部，表明了自己的态度，中组部要他写出书面材料。但他完全没有想到的是，早在1937年斯大林已对托派定性为：“一伙无原则的和无思想的暗害者、破坏者、侦探间谍、杀人凶手和匪帮，是受外国侦探机关雇佣而活动的工人阶级死敌的匪帮”，并以共产国际的名义要各国党都按此定性对待本国的托派，中国共产党就一直以此为标准，把中国托派分子包括陈独秀视为十恶不赦的死敌，是一伙汉奸、特务、反革命，“完全是帝国主义和国民党反对人民的卑污工具”。这个认识始终未变，这当然也是针对刘仁静的。因此对刘的来归，即使不认为他是死敌，也会认为他是心怀叵测的缴械投降之敌。
刘到北京后，想找一些熟人联系都碰了壁。据刘自己回忆：董必武明说不见；李立三辞以不在家；吴玉章稀里糊涂接见了他，谈话不久，秘书就进来提醒吴，说此人不可接触；写信给廖承志，廖不答复。刘当然不敢去打扰毛主席和周总理，但一次他去参加谭平山的追悼会和周总理不期而遇，只见周迎着来宾队列和每个人一一握手，临到刘时却看也不看一眼越过他和下一个握手，使刘十分难堪。刘回想起在莫斯科最后一次和周见面时，周还亲切地和他开玩笑，而现在自己却落到如此地步，感慨不已。只有许德珩仍把他当作老同学、老朋友接待了。那时中央指定安子文和他联系，并帮他解决了一些困难。最后刘少奇出面和他谈了一次话，态度、口气之严峻，也是他没有料到的。他只记得中心意思是：你刘仁静只准老老实实，不准乱说乱动，否则就只能饿饭。这次谈话后，他用了刘亦宇的名字，被安排到北京师范大学任政治经济学教师。
1950年12月21日，《人民日报》发表了刘仁静的认错检讨，但加了一个措词严厉的“编者按”。该“编者按”首先全文引用了斯大林对托派的定性，同时指出：“托洛茨基———陈独秀叛徒集团既然完全堕入这种反革命立场，就不能不成为中国人民的公敌和帝国主义、国民党特务机关反对人民的卑污工具。被人民唾弃的托洛茨基———陈独秀残余分子在中国人民胜利以后虽然销声匿迹，但是对于他们继续进行破坏和暗害行动的可能性，仍然应当提高警惕。”接着介绍了刘仁静：“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即叛变革命，1929年还到土耳其去拜访已经叛变革命而被苏联政府驱逐出境的托洛茨基。回国后即进行托派组织活动”。并指出：“虽然他自称在1937年已被托派开除，但从那时起直到1949年他都在国民党反动组织中进行反革命活动……而他的检讨却竭力不提自己的实际反革命罪恶行为，而只把它轻描淡写说成是简单的‘思想上的错误’，无论他说得怎样，是否确实有悔悟，仍然有待于他的行动证明。”
刘仁静当然不能同意这样的“判决”，因为他不相信托洛茨基集团是一伙特务、间谍、杀人匪帮的断言，也不认为自己从事过反革命罪恶活动。他去找安子文争辩，但毫无结果。因为这个“编者按”显然是经过党中央认可的，它和1951年出版的《毛泽东选集》第一卷上对托洛茨基分子所加的注释如出一辙就可说明一切。而这也正是党对中国托派和刘仁静作出的不许辩驳的结论。刘的唯一出路只能是学会在这个结论的重压下去适应今后严酷的现实。
北师大的学生首先作出强烈反应，他们看了《人民日报》后，很快就了解到这个如此反动而又不知悔改的刘仁静正是他们的教师刘亦宇，立即群起抗议，校方不得不撤销了刘的教学任务，让他改任苏联专家的翻译。但群众同样不能容忍，实际上刘已无法再在北师大呆下去。组织部只好重做安排，先让他去淮北参加土改，回京后通过人事部安排到人民出版社工作。
刘来出版社报到时仍用刘亦宇的名字，除个别领导外，谁都不知道他是什么人，只知道来头不小，有人传言说，他是刘少奇、安子文介绍来的。根据他懂外语和理论的特长，分配在第三编辑室即哲学编辑室任外国哲学方面的编辑。因他年龄较大（那年他50岁），又有较丰富的学识，大家对他都很尊重，相安无事。
1952年中，三反运动开始，这本来涉及不到他。但后来社方接到上级通知，说要触动触动他。于是在部分群众骨干中公布了刘的身份，印发了有关材料，主要是那个长达一千多字的“编者按”，让大家心中有底。开始以小组会的形式对他进行“帮助”，结果一共三天开了四次会，一次比一次升级。第一次是他自己作交代，群众听后发现，他的交代及认识和《人民日报》的“编者按”相差十万八千里，于是和他展开了一场激烈的争论。刘既不承认自己的反革命罪行，也不认同斯大林对托派的指控，还说托派“曾经历了三个发展阶段，是共产主义运动和工人运动的一个派别，不是反革命组织。至于后来是否发展为杀人犯、间谍匪帮，我不知道”。群众当然深信斯大林包括《联共（布）党史》和我党对托派的定性，还有《人民日报》“编者按”作出的结论，认为这些都是绝对真理，理直气壮地批驳他的“谬论”，而刘则顽固抗争，毫不退让，双方僵持不下。
第三次会议之前，社领导找他个别谈话，规劝他要认真听取群众意见，进一步提高认识，说明大家无非是要你正视托派的严重罪行，承认自己确实有罪，答案本是现成的。但无论怎么启发和帮助，他就是听不进去，他坚持自己的认识，不愿顺杆爬作违心检查而得以过关。到开会时仍是我行我素，一味和大家争辩，坚不认罪。他本来不擅言辞，一生气就更讲不出话来，群众则是振振有词，逼得他理屈词穷，狼狈不堪，在寡不敌众的情势下，他竟站起身来，退出会场，全场为之哗然。最后一次会已从批判会升级为批斗会，参加的人数也增加了，会场气氛到了白热化的程度，群众义愤填膺，慷慨激昂，一定要他回答在托匪组织和国民党反动组织中从事过什么样的反革命罪恶活动，他则咬定自己只是写写文章而已，没有任何反革命活动，甚至说：“我回答不了，我的脑筋就是这样顽固，你们枪毙我好了！”群众气愤之极，在一片声讨声中，刘头脑昏乱，再也控制不住自己，竟使劲摔碎茶杯，躺倒在地大喊大叫，最后晕厥过去，会议就此中断。
刘的这种严重对抗群众运动、抗拒改造的反常行为，理所当然地激起全社人员的公愤，认为一个反动分子，气焰如此嚣张，实属罕见。人民出版社立即向上级汇报了这一情况，此事当然上报到了中央。我只听说上面好像在意料之中，传话下来说刘这个花岗岩脑袋是改不了的，随他去吧！但为了平息众怒，出版社最后召开了一个全社职工大会，历数刘抗拒改造的恶劣行径，然后一致通过开除他的工会会籍。这就是说，把刘清除出了工人阶级队伍，此事就这样戏剧性地收场。
第二年社方又把刘改为编外的特约翻译，即不再作为出版社的正式职工，在家译书，不用上班，工资100元数额不减，每月以预支稿费的方式付给。
刘原和他夫人两人住在出版社的东总布胡同宿舍里，我后来也正好住在这个宿舍，和他家只隔着一间房。我每天晚上都见他一个人在院子里跳绳，锻炼身体，一次要跳好几十下，这是一种相当激烈的运动，他坚持不懈，从不间断，一般像他这样年龄的人是做不到的。我很佩服他的坚毅和耐力，当时他跳绳的身影我至今记忆犹新。
在他被改为编外人员不久，出版社又在附近居民区的遂安伯胡同给他找了一所住房，让他搬出了原来的宿舍，大家就很少见到他了。刘每月除按时到出版社领钱和交稿外，也很少外出，似乎在社会上已经消失，人们也逐渐把他忘却了，他有幸躲过了“文革”前的历次政治运动。
他的唯一工作是在家里埋头译书，出版社主要让他从俄文翻译普列汉诺夫的著作。普氏的著作理论性强，译起来难度较大，但按他的能力完全可以胜任。开始几年，他译稿的质量较好，完成的数量也较多，后来发现他不太专心，译文质量明显下降，出版前往往要经过别人仔细加工才能达到要求，也不如期交稿，进度缓慢。社领导王子野派我去向他传话，要他改正，并顺便了解一下他的思想状况。在交谈中，我发现他有时精神恍惚、心不在焉的样子，弄不清是什么原因。他还曾一度精神失常，被送去精神病医院治疗过。现在回想，他的这种变化明显是从1956年苏共“二十大”以后开始的，斯大林的盖子被揭开后，他显然受到了极大的震动，思想状况极为复杂，是高兴，是怨恨，是痛心，还是无法解开的“冤苦”情结，我们无从知晓，他也从不表露，不过慢慢地他又恢复了正常。
他的译稿曾用“刘若水”的笔名出过几个单行本，后来多数收入五卷本的《普列汉诺夫哲学选集》。他还译过法共领导人加罗蒂等人的著作，也出过单行本。
60年代上半叶，中苏大论战激烈展开。中央宣传部要求人民出版社负责组织出版一批供研究批判用的参考资料，亦即包括托洛茨基著作在内的各种有代表性的政治理论方面的反面材料。这些书即人民出版社后来用三联书店名义出版的数十种内部发行的“灰皮书”。人民出版社成立了一个国际政治编辑室专司其职，由我负责。我们同中央编译局和中央联络部等有关单位共同规划，收集资料，组织翻译，以配合党中央对苏共这场不同寻常论战的需要。在这期间，刘仁静来过社内多次，向我了解出书情况，显得相当活跃。最后他告诉我，他有托洛茨基俄文版文集，愿意提供给组织上使用。我听后大喜过望，因为我们和中央编译局正发愁找不到托氏的原著，只收集到过去公安部门在全国肃托时从一些托派分子家中查抄到的部分托著的中译本，都是解放前的老版本，还有一些英译本和法译本，从未见到过托的俄文文集，因为即使在苏联也早已找不到托的原著了。
十分可惜的是，刘交给我的托的俄文版文集已经不全了，只剩下七卷还是八卷，我记不清了。全套原来共有十多卷，但这已是十分难得了。因为这些书是托氏本人寄赠给刘仁静的，刘把它珍藏至今，经过30多年的风风雨雨，有的被人借走或拿走了，有的不知怎么丢失了，保留着的他都无偿地奉献出来，即使不全，也同样十分珍贵，这些文集使用后至今仍在中央编译局保存着。
“文化大革命”开始以后，刘仁静当然在劫难逃，革命群众决不会放过这个“大人物”。批斗、挨打、抄家成了家常便饭，把他折腾得很厉害。不过造反派认为他早已是只“死老虎”，无足轻重，对他兴趣不大，所以他人身还是自由的。1967年5、6月间，他去街上看大字报，顺手从墙上揭下了一张大字报，想带回家中仔细研究，被红卫兵发现，立即被揪到人民出版社，人社的造反派一面在院子里召开批斗大会，一面打电话告知公安部门要求将他收审。
批斗会尚未结束，市公安局就派人当场把他带走了，先押他回家拿了些东西，就把他关进了北郊的秦城监狱，一关就是六年多。最后向他宣布的罪名是两条：一是去土耳其拜访托洛茨基，二是回国后组织托派组织，宣传托派思想。刘心中不服，认为这都不能构成被关押的理由，只是无可奈何。
1973年党的“十大”以后，据说周总理宣布了一条释放全部在押托派的最高指示。市公安局的一位领导专程去监狱找刘谈了一次话，态度十分和气，条件也很简单，只要他写一份认罪书即可出狱。刘口头答应，经过思考后又“变了卦”。据刘自己说，他最后写了一个“不及格”的东西，辜负了这位首长的一番好意，只好把他继续关押。不过条件有所改善，转到了团河农场，给了一个小院，有生活费，还把他在上海的夫人接来同住照顾他，但他本人只能在院子里活动，不能出大门。后来又转到少年管教所，住进一个专建的院落。据说这原是认罪较好的托派分子杜畏之释放后留下来的房子，显然是为了向刘提示党的早认罪早释放的政策。直到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1979年初才通知人民出版社把他接了出来，恢复了自由。就是因为不肯承认自己有罪，又被关押了五年多，一共将近12年，这时他已77岁，显得有点老态龙钟了。
刘回社以后，仍按特约翻译对待，但不必再译书。根据中组部的意见，从各方面改善了他的生活待遇，一是他的生活费从100元提高到200元；二是把他的儿子刘威立从外地调入北京，到人民出版社工作；以后又由国务院机关事务管理局在新街口外大街分给他一套四居室的新居。
以后几年，因为自包惠僧去世后，他是硕果仅存的唯一的一位中共“一大”代表，很多党史工作者和有关部门及个人都来登门拜访，向他求援，请他提供材料，写回忆录等等，纷至沓来，令他有点应接不暇，不过内心却是比较愉快的。尽管经过十年浩劫，他的智力严重衰退，思想也开始比较迟钝，但在回忆过程中，他仿佛又回到了过去的革命年代，昔日的峥嵘岁月又历历在目，他常常处于一种兴奋和激动的情绪中，因此他对来访者都竭诚欢迎，尽自己的记忆据实相告和回答问题，对自己的经历、历史和所犯错误，也从不回避，并作了一定的反思。他儿子刘威立在帮助他父亲整理资料，接待来访者，并和众多的党史工作者接触交谈的过程中，逐渐对他父亲一生的经历和思想脉络有了比较深入的了解。他曾把他写的有关他父亲的文章给我看过，我觉得他的认识有一定的深度，也很赞同他对他父亲整个思想发展过程的分析。他后来为中央党史研究室郑惠等同志主编的《中共“一大”代表丛书》写了30多万字的《刘仁静》一书（1997年河北人民出版社出版），比较全面、客观、真实地描述和论证了他父亲的一生。
1986年10月间，国务院参事室通知人民出版社，决定任命刘仁静为参事室参事，宣布任命时还将宴请他和他的夫人，要人民出版社派人作陪。我想这应该是中央对他作出谅解和落实政策的表示吧，虽然来得迟了一点，但对这位迭遭挫折、饱经风霜的老人来说，总是一种安慰。赴宴是我陪同刘仁静夫妇俩去的，参事室的两位领导吴庆彤和王海容热情地接待了他们。应该说，这也是30多年来他们老夫妇俩最高兴的时候了。这以后，他参加过参事室组织的几次活动。
谁知不到一年，刘仁静老人却因车祸永远离开了这个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