培栽桃李育精英 恒心永志传古典——追忆复旦大学杰出教授章培恒 【乐秀拔 文】

 宝剑锋从磨砺出，梅花香自苦寒来。培恒天资聪明，又勤奋学习，博览群书，手不释卷，孜孜以求，经史子集，无不博览强志；古典文学、现当代文学、世界文学，无不博观而约取，因此学术上颇有建树。他是改革开放后复旦大学最先派往日本教学的教师。他曾写信告诉我，他工作顺利，传道、授业、解惑得心应手，凡师生所提的学术疑难问题，均能一一作答，不辱使命，心情愉快。他著作丰富，每有出版，必赠我一册，并签上“拔哥指正，培恒赠”。

 他出身在一个殷实的家庭，从小追求进步，反对黑暗和腐败的社会，慷慨好义，乐于助人。16岁时，他在上海中学读书期间，就参加了上海地下党组织。1954年在复旦大学中文系毕业，任中文系总支书记，1955年因胡风案而被贬黜，开除党籍，调离中文系到图书馆工作。他常对我说，眼睛干涩发痛，十分难受。我问为何不去医院治疗，他答道因通宵看书，无大碍，原来是用眼疲劳所致。

对朋友，义薄云天

 1953年抗美援朝战争结束，一位朝鲜族的志愿军战士、共产党员来中文系学习，回家时没有钱，在党支部说了此事。培恒时任书记，得知此事后，虽无钱，但设法将自己的西装卖了，支援了这位经济上有困难的同志。1959年，我父亲患癌病，我把他从宁波乡下接来上海医治，但一时没有住房，十分焦急。培恒知道后，就把他住的一间小房让给我父亲住，自己却住到成都路凤阳路父母家中去了，解了我的燃眉之急，令我感激涕零。那时，他在图书馆工作，必须每天上班，往返于复旦五角场和凤阳路之间，其辛苦是不言而喻的。春风风人，急人之困，义薄云天。真所谓好雨知时节，润物细无声。而对于帮助过他的人，不论是亲人或师友或学生，他都是有恩必报的。他父亲逝世后，就披麻戴孝，三月不理发，不看昆曲，以示哀悼。他从日本完成教学任务回来，买了当时很珍稀的电视机、洗衣机、照相机等，全送给恩师和挚友了。

 2005年，美国密歇根大学东亚系邀请他去做主题演讲，他请学生吴盛青将讲稿译成英文，而后把演讲费500美金全给了那位学生。我们有一位同学，他父母住在香港，“文革”后，他去香港定居，每次回沪，培恒兄总要约我们多次相聚，去红房子吃西餐，或去一家著名的餐馆吃河豚鱼，钱都是培恒兄破费，我心中总感到万般惭愧。但是培恒“天生我材必有用，千金散尽还复来”的气质，那种重义轻财，一掷千金的豪情，令我心悦而诚服。

 培恒不仅对友人真情实意，对于保姆，也是情谊深厚，如同一家。保姆与他同桌吃饭，不分尊卑，平等相待，共享佳肴。这是一种以人为本的民主平等的思想，贯穿在他的日常生活细节之中，十分可贵。

 在病中，也不忘我们劳动报酬

   上世纪90年代，正是文化大发展时期。培恒兄担任二十四史分册明史的白话文翻译主编，他约我参加白话翻译工作。我翻译的是宦官传，共五卷。在教学之余，我花了约3个月时间。之后大概过了1年，校样出来了，他在一天下午打电话给我，要我校对。我知道他忙，便主动提出去他那里取样，但他坚持亲自送来给我，并约我在红墙大酒店吃晚饭。恭敬不如从命，当我到达酒店时，他已订好了菜等我。他还告诉我，他在那家饭店吃饭，是一月总结账，不必临时付钱。他对人真心实意由此可见。

    二十四史白话文翻译是一部浩大的工程，过了好多年才出版。后来我也看到了登在《人民日报》上的广告，称之为皇皇巨著，是对文化建设的贡献，因参与其事，心里也是有点喜悦。可是我一直没有收到赠书和稿酬。一次见到培恒兄，他告诉我，因出版社机构改编，编辑调动，稿酬一时无人管了，无处落实了。他为此十分焦急，在病中，也不忘我们的劳动报酬，一次打电话给我，要我将身份证号码告诉他，说稿酬有了希望，将来直接汇到我的名下。可是又过了几年，一直到培恒兄去世，这笔稿酬一直没有下文。

《中国文学史》出版，赞誉如潮

    天道酬勤。他在学术研究的道路上披荆斩棘，勇于创新，努力攀登，不畏艰巨，取得了引人注目的成就和贡献。他夜以继日，默默耕耘，得出了文学的发展是与人性的发展为同步的，“将文学中的人性的发展作为贯穿中国文学演进过程的基本线索”，同时也否定了文学作品中内容第一、形式第二的一贯主张，认为内容与形式是两位一体，融合无间，是不能分离的。这些观点引发了学术界的高度重视。

    1996年《中国文学史》出版，赞誉如潮。“这部文学史以‘人性’作经，以形式之美为纬，编织出一幅华丽富赡的中国文学的全景”（语出《文汇报》2012年4月2日，吴盛青《四月骊歌：送别章先生》）。它改变了以往文学史著作对社会政治和阶级斗争的强调，张扬个性和人性的自由发展，石破天惊，独步学林，成为文艺思想划时代的壮举。他在《日译〈中国文学史新著（增订本）〉序》中说：“从1947年下半年到1977年的30年间是中国现代文学发展的一个可怕阶段。在1948年东北开展了对萧军的大规模批判，香港开展了对胡风的集中火力的批判，从那以降，文艺界不断地开展全国性的批判运动，尤其是1955年的反胡风、1957年的反右，使新文学第一个十年和第二个十年的主流方面的传统（按：指以个人为本位的人性解放的要求、人道主义的精神和形式上最具创造性）几无立足之地。到了‘文化大革命’时期，这种传统更遭到了进一步的全面攻击和清除，而宣扬个人崇拜和专制独裁的文学则大行其道，所以这30年间是中国现代文学的不断倒退以致走向绝境的时期。”这一段文字虽然是总结现代文学发展的历史，但主旨却是指人性、人道主义和艺术形式的重要性，个人崇拜和专制独裁的可怕，所以不厌其烦地加以引述。

他劝我说，人总有这一天

    癌症过早地夺去了他的生命。他在与癌症11年斗争中，一直坚持着工作，顽强地修订未完成的《中国文学史》。他在学术研究上所作的探索、创新和突破，需要他付出更艰巨的汗水和劳动。2011年春节前后，我想去探望他，打电话与他联系，问他病情如何，吃饭香否，腿消肿了否？他回答说不好，胃口不佳，腿依然浮肿，并且说大约还有一年时间。我在话中表现出焦虑与不安，他却淡淡地劝我说，人总有这一天，您不要来看我了。想不到这竟是我与他的永诀。此前几个月，我也曾去探望过他一次，他就约我与应必诚兄伉俪共进晚餐，还有谈蓓芳教授也在座，培恒兄吃得很少，我们的心情都很沉重，食而无味，所谓一人向隅，举桌不欢，想不到这一次也是我们“最后的晚餐”。

    培恒兄两袖清风，专心致志，含英咀华，在教育和学术园地上辛勤耕耘，独辟蹊径，创新中国文学史研究，质疑献疑，不京不海（指《献疑集》、《不京不海集》和《中国文学史新著》等著作）。一年前，当他驾鹤仙逝时，我在沉痛之余，写下一首小诗：“章法严谨思路新，培栽桃李育精英。恒心永志传古典，仓促一生君力行。”谨表缅怀和赞颂而已。好在培恒兄的事业后继有人，章门弟子，才俊齐集，会在他开创的学术园地上耕耘，开拓进取，欣欣向荣，焕发出耀眼的光彩。他会在天国里注视着他们。自他去世后，复旦大学举行了“章培恒先生学术思想研讨会”、“章培恒先生逝世一周年系列纪念活动”，一年之间，举办两次规模隆重的纪念，并且成立章培恒先生纪念室、设立章培恒先生学术基金，以志缅怀，足以证明逝者的光彩，亦可告慰于九泉了。

（本文曾发表在国内的报章上，作者系上海财经大学教授、本人高中时的语文老师，本人受其委托将此文转发在海外网站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