画外丰子恺

来源 |  《三联生活周刊》2018年45期 

作者 | 张星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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玩

中国美术馆是丰子恺诞辰120周年五地系列展的一站。展览开幕当天，受邀嘉宾者众。丰子恺的漫画妇孺皆宜，因此成群结队的小学生，坐着轮椅进来的老人，富有艺术气质的年轻人，似乎这些观众都很符合丰子恺的作品精神。尽管如此，宋菲君在人群中依然显得很突兀。

他70多岁，穿着一身三件套的棕色西服，极为合身，打着领带，领带尾部仔细地塞到马甲里。他高而消瘦，头发梳得很整齐。这是事业有成的工程师的标准打扮，他也确实如此。宋菲君1966年从北京大学物理系毕业，如今是中国科学院研究员、博士生导师，也是美国光学工程学会的高级专家会员。他还有另一个身份，就是丰子恺的长外孙。

宋菲君1942年出生，当时中国正值抗战最艰苦的时候，他是在丰子恺全家前往遵义的逃难路上出生的，后来又跟着外公到了重庆，最后回到上海定居日月楼。直到1960年他考入北大物理系之前，一直和外公一起生活。

去年《丰子恺全集》50卷出版，收录420万字，美术作品约6000幅，主编陈星是杭州师范大学弘一大师•丰子恺研究中心主任，他问宋菲君：你外公平时是不是不会跟你们说话？因为哪怕一个人从年轻时开始不停地写和画，一直到他80岁也写不了这么多字画不了这么多画。

宋菲君告诉我，实际上丰子恺的工作效率极高，最简单的例子就是学俄语。1949年后，因为政治上的原因，丰子恺的日文和英文都没法用了，画画也不方便，于是53岁的他开始从头学俄语，翻译出了屠格涅夫的《猎人笔记》。宋菲君说自己那时每周六晚上会去日月楼看外公，如果外公没有干完手头的工作，会让他先等一下，自己在小阳台上把事情全做完，再下来和宋菲君一起玩。

宋菲君说那时舅舅们都上班了，丰子恺经常带着小姨丰一吟和他一起出去玩。

“他的玩很即兴。”宋菲君回忆说，有次丰子恺在家中念苏曼殊的诗：“春雨楼头尺八箫，何时归看浙江潮？芒鞋破钵无人识，踏过樱花第几桥？”踱步之余，他问底下人钱塘江潮什么时候有，得知就在下一周，于是决定包一辆车，带全家去看潮。“那时我在上海念高二，重点中学不让请假，后来一听是丰子恺为外孙请假，于是班主任报校长，校长特批。”

一次讲到唐诗“咫尺愁风雨，匡庐不可登。只疑云雾窟，犹有六朝僧”，丰子恺便带着全家上了庐山。又一次说到姜夔的词《扬州慢•淮左名都》中的“二十四桥仍在，波心荡、冷月无声”，他第三天就带着孩子们去了扬州，专门去找那二十四桥。宋菲君说自己每次都很享受这类游玩，那时觉得丰子恺就是个慈爱的外公，并不觉得他是个与众不同的艺术大师。

丰子恺认为儿童是天赋的身心健全者。高一时，宋菲君课余喜欢上了天文，凭着高中物理知识做了一个简易的望远镜，竟然看到了土星光环。他高兴地把这件事告诉了丰子恺，丰子恺第二天就给他画了张画，并题写“自制望远镜，天空望火星，仔细看清楚，他年去旅行”。高考文理分科，宋菲君在报考中央美院、上海美院以及北京大学中文系之间犹豫。丰子恺说家里孩子中做文学、音乐、外语工作的人很多了，而数理化学得好的就他一个，因此建议他去考北大物理系。

“他从来不给孩子设计道路，但他一定在细心地体察这个孩子有什么长处。”如今宋菲君已经从事物理学科研工作50多年，他一点不后悔当初的选择。“回想起来，我的一生，一直在搞科研，这条路重要的起点就是外公给我画的望远镜那幅画。他的画向来小中见大，还有着一层画外之意，但如今外公不在了，我也永远无法了解这画外之意了。”

丰子恺《岁月不待人》，设色纸本册页

写作

漫画《人散后，一钩新月天如水》1924年在《我们的七月》杂志上发表，丰子恺就此寻找到自己的风格，日后成为一代漫画家，而在成为漫画家之前，他在散文上已经有所成就。他自己曾说：“综合起来，我对文学，兴趣特别浓厚。因此，我的作画，也不免受了文学影响。”

1921年冬从日本回国后，丰子恺很快辞去上海专科师范的教职，应恩师夏丏尊之邀前往春晖中学，教授音乐、美术课程。正是在这段时间，丰子恺开始尝试写作。他在《旧话》中回忆：“我在校时不会作文，我的作文全是出校后从夏先生学习的，夏先生常指示我读什么书，或拿含有好文章的书给我看，在我最感受用。”

作为中国新文学运动的先驱，当时在春晖中学主持教学的夏丏尊已经是文化界德高望重的人物，他很快召集了一批文人作家来任教职，他们当中有匡互生、刘薰宇、朱自清、朱光潜、刘延陵、刘叔琴等。由于春晖中学就建在浙江省上虞市东北部的白马湖畔，因此文学史将他们称为白马湖作家群。这个文学群体并不是一个有形的组织，也没有任何大旗或者口号，相比于探讨文艺，他们更看重友情，而维系友情的重要媒介，便是酒。朱光潜曾在《丰先生的人品与画品》一文中详细描述：“同事诸人和我都和子恺是吃酒谈天的朋友，常在一起聚会。我们吃饭和吃茶，慢斟细酌，不慌不闹，各人到量尽为止……酒后见真情，诸人各有胜概，我最喜欢子恺那一副面红耳热，雍容恬静，一团和气的风度。”

后來由于与春晖学校领导意见不合，白马湖作家纷纷投奔匡互生和丰子恺创办的上海立达学园，随着茅盾、叶圣陶、郑振铎、胡愈之等人加入，在这种环境中的丰子恺的散文也逐渐成熟。当时朱自清和俞平伯的同题散文《桨声灯影里的秦淮河》是文坛的一段佳话，而《小说月报》的编辑叶圣陶也曾模仿，将丰子恺和朱自清的同题散文《儿女》发表在同一期刊上。郁达夫评价丰子恺的散文“清幽玄妙，灵达处反远出在他的画笔之上”，后来他在选编《新文学大系•散文二集》时收入了丰子恺的五篇散文。1929年夏丏尊任开明书店编辑所所长，两年后开明书店将丰子恺20年代的散文收集出版，《缘缘堂随笔》被视为丰子恺的第一部散文集。

丰子恺的散文风格与漫画创作的演变几乎同步。30年代，他结束了对田园生活和儿童美好世界的随笔，开始转向对社会现实的描写。按他自己的说法：早在20年代明知社会的残酷、丑恶，但不愿意描绘，意在儿童的世界里神游。“我为何专写光明的美景，而不写黑暗方面的丑态呢？……于是我就当面细看社会上的残忍相，悲惨相，丑恶相，而为它们写照。”他幽默地写百姓的平民智慧，嘲笑为官者的无能，他也写时人对社会的麻木，批判社会。在《吃瓜子》一文中，他列举瓜子的种种吃法后写道：“试看糖食店、南货店里的瓜子的畅销，试看茶楼、酒店、家庭中满地的瓜子壳，便可想见中国人在‘格，呸‘的，的的声音中消磨去的时间，每年统计起来为数一定可惊。将来此道发展起来，恐怕是全中国也可消灭在‘格，呸‘的，的的声音中呢。”

当时林语堂提倡幽默，创办《论语》杂志，丰子恺与周作人、俞平伯、老舍、郁达夫等人成为杂志的主要撰稿人，丰子恺的许多随笔都是应林语堂约稿发表在此刊上。此时他的散文与漫画合二为一，一篇散文就是一幅漫画的文字解说，一幅漫画也往往是一篇散文的题材。当时颇具影响的文学评论家赵景深则认为丰子恺的文字只有朱自清可以媲美。

丰子恺翻译的屠格涅夫《猎人笔记》

翻译

丰子恺在共和国成立之初的日子看起来安逸，但由于觀念上的分歧，丰子恺的言论也曾受到误解，1950年他的漫画第一次遭到批评。学者毕克官在《子恺漫画研究》一文中转述钱军匋的话还原了当时的情景：1950年上海美术界开大会，轮到丰子恺发言时，他表示除了为工农兵服务，还应该坚持搞过去中国的梅兰竹菊。此话受到了一些人的激烈批评。散会后，丰子恺说自己以后不搞美术了。这件事后来在美术界多有传闻，由于不符合中央的统战精神，华君武还特意代表官方向丰子恺致歉。虽然如此，丰子恺仍不愿再参与美术界活动。小女儿丰一吟毕业后，人们动员她参加美协，丰子恺也不让她参加。

自此之后，丰子恺专注于翻译。他从零基础开始学俄语，很快就开始看原版托尔斯泰的《战争与和平》，以及马林科夫报告、斯大林经济论。1952年底，他用5个月零5天的时间译出31万字的《猎人笔记》，随后又从俄文翻译出版了十多册音乐美术参考书。

丰子恺最初学习的一门外语是日语。当时为了让正在浙江省立第一师范学校念书的丰子恺去日本深造，进一步学习西洋画法，李叔同开始亲自教授丰子恺日语。其后，由于他出家的缘故，又请好友夏丏尊来担任丰子恺的日文老师。对于学外语，丰子恺在《我的苦学经验》一文中说过：“语言文字，只不过是求学问的一种工具，不是学问本身。学些工具都要拖长久的时日，此生还来得及研究几许学问呢？”因此追求速成外语的丰子恺创造了“二十二遍读书法”：每天读一课新书，规定读十遍，第二天读新课文时再复习旧课文五遍，第三天再复习旧课文五遍，第四天复习旧课文两遍。他正是通过此法很快掌握了日文和英文，开始翻译书籍。

丰子恺出版的第一本译作是日本文学评论家厨川白村的文艺理论《苦难的象征》，他还通过这本书机缘巧合地认识了鲁迅。1924年4月鲁迅开始着手翻译《苦难的象征》，10月译毕，12月由未名社出版，而大约就在鲁迅翻译的同时，丰子恺也在着手翻译同一本书，并于1925年3月由上海商务印书馆出版。两位译者几乎同时翻译同一本书，本应没什么奇怪的，但当时初涉文坛的丰子恺却对此事深感不安，特意请学生陶元庆介绍，登门拜访鲁迅，并在见到鲁迅后表达了自己若早知道此事就不该再译的想法，而鲁迅回答说几种译本同时存在，可以取长补短。鲁迅的态度打消了丰子恺的忧虑，他此后对鲁迅更加敬重，因此才有了他后来在抗战时期为鲁迅的《阿Q正传》三作漫画，最终出版《漫画阿Q正传》。

至于《苦难的象征》，后来丰子恺的学生季小波1989年在《文汇报》上写过一篇文章，回忆称自己曾经写信问过鲁迅对于两个译本的评价，鲁迅回信表示自己的译本有些句子长达百来字，不如丰子恺的易读，还在信中幽默地说：“时下有用白话文重写文言文亦谓翻译，我的一些句子大概类似这种译法。”

此外，丰子恺还将外语大量用于翻译教材。1925年底，就在他出版第一部画集《子恺漫画》的同一个月，上海亚东图书馆出版了丰子恺最早的一部音乐理论著作《音乐的常识》。这本书是丰子恺根据多位日本音乐理论家的著作编撰而成。在序言中，丰子恺写下了一段意味深长的话，来表达他对教育的定义：“翻阅这书的原稿的朋友，都说这‘常识的范围太广。是的！在音乐的黎明时代的我国，这书似乎是专门的了;在机械的分业制度的信徒，当然不会承认这是一般人的常识的。然而‘人的生活何等地高而且广！假使我们没有多方面的常识，何能全般领略这高泛的‘人生的趣味呢？”

实际上除了绘画与佛学，音乐也是丰子恺与老师李叔同联系的一条纽带。1905年李叔同为沪学会补习科作了一首《祖国歌》，用中国民间曲调《老六板》填词，在当时很流行。1910年丰子恺只有13岁，他在故乡小学读书时老师教他唱这首歌，对此他记忆犹新。当时他既不认识李叔同，也不知道这歌曲的作者是谁，只觉得唱起来很能激发爱国情怀。后来他考入浙江省立第一师范学校，方才认识了李叔同，也知道了《祖国歌》正是老师的作品。此后在李叔同的指导下，丰子恺接受了严格的音乐训练，1921年去日本游学，其中一项重要任务就是去音乐研究会学小提琴。《音乐的常识》出版后，丰子恺又出版了诸多普及音乐理论的书籍，大多为编译，其中《音乐入门》从1926年初版后重印了30余次，直到今天，中国的出版界仍在出版此书。

晚年丰子恺投入日本古典巨著《源氏物语》的翻译。作为世界上第一部长篇小说，《源氏物语》近100万字，出场人物达440多人，加上日本古语艰深以及时代、环境的客观原因，一直以来无人敢于问津译事。60年代人民文学出版社决定由丰子恺承担翻译，丰子恺十分荣幸，为此下苦功学日本古文，曾把《源氏物语》第一回《桐壶》读得烂熟。最终他用了3年时间译成，但因“文革”阻断，译稿直到15年之后才得以出版。如今看来，当年人民文学出版社请丰子恺翻译《源氏物语》的选择颇有思量，此书涉及中国古典文学、音乐、绘画、书法、佛教等众多领域，也只有作为画家、音乐教育家、散文家和佛教徒的丰子恺能够胜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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