季羡林在德国时的爱情之后
表哥大学毕业后,并没有选择一份早九晚五的工作,而是去日本教英文。继承了外公的语言基因的他在那儿呆了两年之后就能参加当地人的语言考试;而后,他将亚洲的国家跑遍了,有了很多故事。以前我们大家庭聚餐时,总是听他说得津津有味。
不管他去哪儿,与他随行的都是书。他每次都会在亚马逊上订大量的书,而后带着那些书去往那些陌生的地方。其中有一次他谈到纳粹与藏人信奉着一个类似的神:黑太阳。
在这本书里有找到: The Black Sun: Montauk's Nazi-Tibetan Connection
这也是为什么,我读<>时我生活中的某些东西不由地被召唤起来,形成了一个个连接,仿佛我在此刻的阅读里,也在过去的记忆里,进入了未来。
The swastika is a symbol with many styles and meanings and can be found in many cultur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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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斯说,苏联红军攻克柏林后,他父亲被抓住了。那时他们家已经提前搬回到了汉诺威,只有他父亲还要留在柏林的政府里工作。红军开始攻城后,文职人员也都拿起武器投入战斗。他父亲是个大个子,身材魁梧,被分配到了最前线。可他从来都没有开过枪啊!老汉斯抓住后就被塞进火车,送到靠近波兰边境上的一个战俘营里关押起来。和他住在一起的有3个人,一个刚到不久就死了,因为太老了,都70多岁了;另一个叫迈克尔,是个小伙子,但是话痨,不停地抱怨。后来被枪毙了。因为他散布了许多红军强暴德国妇女的事情。不仅是俄国佬,法国人,美国人他们都强暴德国的女人,从小女孩到老太太。最后就只剩下一个人和他关在一起,也是一个老人,叫恩格尔。那时战争已经结束,老汉斯就和这个叫恩格尔的老人生活在了一起,战俘营里的生活也是生活啊,不是吗?恩格尔很和气,他说自己是在政府的教育部工作,问老汉斯听到过他的名字没有。老汉斯说,没有。恩格尔说,没有听到他的名字很正常,没有什么值得大惊小怪的。因为他不是个什么大人物,柏林政府里的大人物很多,但他不是。那些大人物他连见都没有见过。老汉斯说,战前自己是大学教师,教德国文学,他是研究歌德的。恩格尔说,歌德好啊,他也喜欢歌德。老汉斯问恩格尔战前就在教育部工作吗?恩格尔说,不,自己战前也在大学里。老汉斯问他在哪所大学,做什么的?恩格尔说,他在柏林大学,是教授,研究语言学,是中亚语言方面的专家,同时还研究人类语言的起源。他问老汉斯以前在大学里是否听到过他的名字,或者读过他的著作?老汉斯说没有。恩格尔说,这一点儿也不奇怪。因为他是研究歌德的,而他是研究中亚语言学的。但歌德也喜爱哈菲茨啊!他问老汉斯知道不知道哈菲茨,老汉斯说,不知道,恩格尔说,这一点也不奇怪,这一点也不奇怪。恩格尔的爷爷和父亲都是探险家,常年在中东探险。他就是在伊朗的设拉子出生的。他在那里生活了许多年。他的波斯文甚至比德文都好。恩格尔问汉斯去过伊朗没有?老汉斯说,没有;伊拉克呢?没有;叙利亚?没有;土耳其?没有;西班牙?没有;那希腊呢?也没有。后来老汉斯干脆直接说了吧,他从来没有出过德国,要不是战争他可能连柏林都不会来呢。然后老汉斯又问恩格尔这些地方他是否都去过了?恩格尔说,去过了,去过了。他还去过西藏呢。但他生活时间最久最了解也最热爱的就是伊朗了。于是,恩格尔就开始给老汉斯讲起了波斯,波斯波利斯,设拉子,德黑兰,伊斯法罕,马什哈德,克尔曼,大不里士……。那时候,大部分时间里就是呆着。苏联人并没有让他们干活,暂时也没有什么可干的。伙食不怎么样,但有饭吃。不过,战俘营的气氛并不轻松,各种消息在私下里四处秘密地传播,像长着翅膀的瘟疫。有的说他们将被送到苏联的西伯利亚,然后在那里冻死;有的说俄国佬不久就要开始大规模清洗处决战犯;还有的人说苏联人也仇恨犹太人,他们最终会和我们一样,继续处理犹太人,帮德国人彻底解决犹太人的问题,但我们日耳曼人也会被清理,还有波兰人,捷克人。总之,每个人都希望能摆脱可怕的俄国猪,希望他们能被美国人接管。在战时他们对美国人不错,而且他们以为美国的军队更文明。可是后来,小汉斯说,他的父亲可差点被美国人给饿死。不管怎么说吧,反正现在他们都还活着,有很多时间,也没有人管他们,于是两个人在一起经常谈论德国文学,恩格尔则给老汉斯讲起了楔形文字和楔形文字破译的经过,还有中亚的诗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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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汉斯讲,恩格尔有60多岁,文质彬彬,是一个学者,每天都要穿戴得整整齐齐,穿囚号服也要整齐,头发也要整齐。他记忆力惊人,非常博学,话语总是很柔和,表情平静。但老汉斯感觉他有心事。老汉斯安慰他说,恩格尔不要紧的,我们不是什么重要的人物,我们什么都不是,当然,现在是战俘,可是我们是小人物啊,我们甚至没有杀过人。我们都是文职人员,为政府工作。是啊,现在是战争,可是战争时人们也要工作,也要生活啊。恩格尔听了就会说:是啊,是啊。谁说不是呢。可到了夜晚,他躺在黑暗中,却总是睁着眼睛,从来不闭上,反正只要老汉斯看时他都是睁着眼的,嘴里一直念念叨叨着什么,不时还轻轻地叹气,或者咋吧嘴,在白天他从不叹气,也没有咋吧嘴的习惯。有一次,老汉斯实在受不了了,他呼的一下坐起来,生气地大声说:你在说些什么?能不能别再念叨了。睡觉吧!他的声音在夜晚的牢房听起来像打雷,连他自己都被吓了一跳,担心会被守卫的士兵听到。但这时,恩格尔说话了,仍然睁着眼睛,但看着天花板,嘴里念着,不是念叨,是念着哈菲兹哈菲兹。老汉斯没有听清,其实是不懂,他凑了过来问:你说什么?声音已经压得很低了。但恩格尔这时却提高了声音,几乎是在大声地说:哈菲茨,是哈菲斯的诗,仍然看着天花板,然后,用更大的声音背诵了起来。这一回老汉斯听清了,可是听不懂,一句也听不懂。因为,恩格尔没有用德文,而是用波斯文在背诵,是原文,听起来像唱歌。
老汉斯告诉儿子,他一直担心恩格尔病了,是精神病。可是,他接着对儿子说,那时咱们全德国每个人都病了啊!都是精神不正常,是整个民族的集体性的疯病。有时,他在夜晚躺在自己的床上,会看见恩格尔起了床,站在床边,穿戴得整整齐齐,然后推开门,走出牢房,一边念着哈菲兹的诗,一边走向了夜晚的星空。这是他的幻觉,那时候就是他自己有病了,他在做梦。因为,牢房的门是锁着的,而且外面有拿着枪的士兵在站岗,枪里面有子弹,无论谁走出去,都会被立刻射杀。他们是囚徒,没有自由。在晚上,不可能走到屋外,站到星空下的。
但是,真正的噩梦终于开始了。有一天,恩格尔问老汉斯,知道不知道苏联人已经开始对战俘进行核查了,有些人要被送到苏联,有些人就直接就地处决。老汉斯说他也听说了。恩格尔说:像一场梦啊!老汉斯说:是啊,是啊。是噩梦!过了一会儿恩格尔又补充说。两个人都不说话了。然后,恩格尔问老汉斯:你害怕吗?老汉斯没有回答。可又过了一会儿,老汉斯又问恩格尔:你呢?你害怕吗?恩格尔也没有回答。最后,恩格尔说,就这样吧。反正我已经是一个老人了。老汉斯这时突然对着恩格尔激动起来,他说:我没有杀过人。从来都没有。就是在战争中也没有。在战前我是一名大学老师。打仗时,我在政府只是一个小文书。我能怎么办?每个人都要工作,要服从政府。可我从来没有杀过人!说话时话言很急促,仿佛是在为自己辩解,仿佛恩格尔根本不相信他的话。因为他坐在那儿就比恩格尔大出许多,天生就像是个杀人犯。而恩格尔无话可说,垂头丧气地坐着,显得又瘦又小,面色土灰。
审查开始了。每天都有人被查出问题。查出来后,不久这个人就会被送走。有人说是被关到级别更高的监狱里了,他们的是最低的战俘营。或者,是被送回苏联。有时就直接被枪决。每一个人都在说听到了处决的枪声。但是,那可能只是幻觉,老汉斯对小汉斯说。然后,有一天恩格尔也被叫走接受审查。老汉斯看着他走出牢房,感觉他随时会垮掉似的。他走后时间好像变得漫长了。老汉斯一直坐在床边一动不动,外面一有响声,他就不由自主竖起耳朵担心一会儿就会听到枪声。他感觉到恩格尔肯定隐瞒了什么,他有可能和他们不一样,是一个大人物,是个重要的战犯。后来恩格尔终于回来了。回来的时候比去的时候显得轻松。老汉斯说:你回来啦,恩格尔说:是啊,总要有个完吧。然后,一屁股坐了下来。老汉斯观察着他的表情,但恩格尔这时突然开始笑了,是无法控制的大笑,笑得浑身颤抖,一边笑,一边摇头。老汉斯感觉他的笑声听起来像哭丧。
晚上,两个人躺在床上,都睁着眼。恩格尔的嘴里仍然一直念叨着什么,老汉斯仍然是什么也听不清。他心里面在想:这该死的战争啊!然后就想到了他从小长大的高斯拉。下雨天整个高斯拉都是湿漉漉的,老街道的尽头就是哈茨山脉的布罗肯山峰。小时候,他喜欢在下雨天听雨滴打在街道两旁厚厚的梧桐树叶上的声音。神圣罗马帝国,萨里安,海因里希二世,圣西蒙,犹大斯,圣乌尔里希,1136年的大火,小公主,魔鬼,小奎德林,……。所有这些都是他的高斯拉啊!老汉斯不愿意再想下去了,但他又开始想家,想他的妻子和儿子小汉斯了。他于是想睡觉,一睡着就可以把一切都忘了。可是他睡不着啊。然后,他听见恩格尔开口说话了。那话语声不再是漂浮在嘴唇间的一团朦胧的夜色,而是轻轻地在说话,话语很轻,但听得清清楚楚,变成夜晚水中的月亮,又轻,又薄,又亮。恩格尔在背一首诗,是哈菲兹的诗,但这一次是用德语。背完后,恩格尔说,这是他自己翻译的,但翻译的不好。他说,在翻译的过程中,一首诗就消失了。但另一首诗又产生了。所以,翻译是一件有意思的事情。其实每个人都在试图翻译,翻译自己,也翻译别人。在翻译的时候,自己就消失了,别人也消失了。但另一个自己又产生了,另外的一些人也产生了。讲完这些,恩格尔又说到哈菲兹,说我们是多么地热爱哈菲兹的那些诗啊。老汉斯听到恩格尔说的是我们,而不是我。可是,他想他自己从来不知道哈菲兹啊,也没有读过哈菲兹的诗。恩格尔说,一直以来,伊朗人的家中都有两部书:《古兰经》和哈菲兹的诗集,而哈菲兹一生只留下了一部诗集。今天人们依然能够背诵出哈菲兹的诗歌,依然热爱着他写下的那些诗歌,几百年的时光啊!汉斯,这时恩格尔叫老汉斯,老汉斯嗯了一声。恩格尔说,虽然你没有听说过哈菲兹,没有读过他的诗,但并不一定你和他没有关系,他或许仍然影响了你。这很难说。恩格尔不说话了,但老汉斯还在黑暗中听着呢,什么也不说来。两个人都睁着眼睛躺在各自的床上。过了一会,老汉斯闭上了眼,可恩格尔又说话了,他说:他们知道了。老汉斯于是又睁开眼,但仍然什么也没有说。恩格尔接着说:他们已经知道我不是恩格尔了。但他们还没有弄清我是谁。停了停:他们很快就会知道的。像自言自语,但老汉斯接着又听见恩格尔在对他说:你一定也想知道我是谁吧?老汉斯仍然沉默。我的真名其实叫冯·劳埃。然后,停了很久,恩格尔说:我给你讲讲我的故事吧。你一定想知道。老汉斯躺着不动,但还是不说话。而身边的劳埃已经开始讲起来了:每个人都希望知道别人是谁,每个人都喜欢听到别人的秘密。
劳埃说,我其实一直是在为希姆莱工作,负责一个秘密项目,是关于西藏的。希姆莱极为重视这个项目。一直以来他对西藏都非常感兴趣,元首对西藏也非常感兴趣。他们都相信西藏隐藏着一种神秘的力量可以改变世界,谁掌握了它谁就将成为世界的统治者。但元首和希姆莱不同,希姆莱说起话来没有激情,但言简意赅,效率极高。他是一个实干家,是严谨的学者与精密的工程师的完美结合,他才是真正的德国精神的代表,而元首是一个艺术家,他曾经想当一名伟大的画家,但是咱们德国从来就没有出过真正伟大的画家。丢勒算是一个吧。其余的都不行。一个国家是不能靠艺术家来治理的。一个强大的帝国需要的是工程师的领导。老汉斯在一旁听着,心里感到害怕。但劳埃现在已经像中了魔似的不停地在说着,讲述中充满了快意。那声音像是在幻想里沉浸着。他说,帝国庞大的机器实际上全是依靠希姆莱一个人支撑着才得以运转,而他本人是希姆莱的忠实信徒。如果希姆莱让他去杀他的母亲,他马上就会执行这个命令。
从很早我们就开始研究西藏了。所以在1935年,元首一上台,希姆莱马上派出了一支党卫军的特种小分队入藏,而且之后又派出过许多个。人们不知道在西藏常年活动着咱们党卫军的特种部队。还有一些是以探险家、登山家的身份在西藏活动的德国间谍,他们很活跃,和藏族上层建立了良好的关系,这最终促成了1940年舍费尔见到了西藏摄政的十四世热振活佛,并且说服他给元首写了一封友好的书信。不过,我们一直没有能找到传说中西藏沙姆巴岩洞里的世界能量的中心。但是,我发现了隐藏在西藏的一个更大的秘密,那是一些刻着神秘文字的石板。传说西藏有一批神秘的石板,上面刻着一些没有人认识的神秘文字。如果有人能破译出这些文字,那么他就能成为世界的主宰。这些石板被藏在西藏的一座寺庙里,那些喇嘛们世世代代保护着这些文字,但他们从来没有试图去解读。劳埃从他派出的党卫军特种小分队的队员口中听到了那个传说:
“在藏区深处有一块非常荒凉的地方,那里放眼望去到处是裸露的白色的石头,有些很大,高原上长年吹过的风把石头吹得粗砺不堪。乱石间的地上长着稀疏的草皮,草很短,几乎贴着地。不远处雪山上流下来的雪水在山脚下汇成小溪,溪水冰冷刺骨,流得很慢,穿过荒地,水量少得可怜。雪山看着很近,但向那里走几步就会气喘吁吁,仿佛那里永远也走不到。氧气稀薄,天空阴晴不定,在晴朗的时候,这里的天空比西藏其它地方的天更蓝,也显得离你更近,但天上从来没有鸟飞过去。山脚下有一座庙,其实就是一间用石块堆积的很矮的小屋,像野兽窝,但石块间飘着破烂不堪的哈达。小屋子里只有一个男性僧人,每隔三个月从下面更远地方的寺庙会有人送来炒熟的青稞和一块盐巴。僧人守卫着的是几块刻着字的石板。没有人知道这些石板是从哪里来的。传说如果谁能解读出那上面文字的含义,他将统治世界。长期以来这个秘密只在藏地佛教最高层中流传并保守着。每隔20年,达赖喇嘛会挑选一名年轻僧人,带着新哈达前往这里。他一到,原来那个僧人就爬出石堆,走向雪山,消失在那片白色的雪峰之中。而新来的僧人知道,20年后自己也将走向那片白色,消失在那里。到那时,他就将在这片白色中摆脱轮回的烦恼,享受佛的欢喜了。”
劳埃不知道是否能相信这样的类似神话的传说。很多传说其实是子虚乌有,但是也有很多神话传说到后来都是证实确有其事。就像那个迷恋《荷马史诗》的海因里希·施里曼,开始人们都以为他是个疯子,生活中梦里的小男孩,但是有一天这个相信梦的孩子让虚构的国度变成了现实,特洛伊、迈锡尼和梯林斯因此重现天日。
希姆莱知道这个消息后,极为兴奋。那时是1943年,局势已经变得十分不好,我们在库尔斯克会战中失败了,开始了在俄国战场上的大溃败。其他地方的情况也一样的糟。所以,这个情报让希莱姆非常振奋。他相信只要能找到这些石板,把上面的文字破译出来,帝国就能扭转局面,最终征服世界。就这样,在1943年的10月,由我主持成立了斯文·赫定研究所。研究所名义上是由舍费尔和贝格尔主持,研究中亚和西藏问题,但实际上我是负责人,这个研究所是专门用来寻找那批石板并在未来找到后进行破译的。
可是,事情并不顺利。劳埃派出的第一支由一个叫海因里希·哈勒的纳粹冲锋队员率领的党卫军小分队,出发后不久,在印度就被英国人发现并抓了起来。但不久海因里希成功的逃跑,然后,就失踪了。
到了1945年,我们的情况已经非常糟了,几乎所有的人都知道帝国要不行了。我已经很久没有见到希姆莱。
那时,我被希姆莱派到了贝尔森集中营,在那里协助处理犹太人的事物。事情已经变得非常棘手,我们的人员太少了。我说过处理犹太人是一项巨大的工程。那时,集中营里正在流行斑疹伤寒。我们根本没有能力处理掉那些尸体。我们每天都加班加点拼命地工作,可是刚刚处理完一批,新的更多的尸体就又冒了出来。这么多的尸体没有地方放,就只能把它们先堆放在营地外的荒地上,而且,我们还要让那些已经染病的和快要不行的犹太人也搬到营外的荒地去住。不然,他们就会迅速传染更多的人。幸好刚开春,气温还很低,尸体不会很快腐烂,但如果放置时间太久也会变质的。我们每个人都已经精疲力竭,压力太大了,大家都感觉就要崩溃了,但谁也不说出来,我们每天都在不停地视察着这些尸体,处理着这些尸体,想着这些尸体,仿佛热烈的谈论着这些尸体。在这些尸体间,还蠕动着一些奄奄一息的骨头架子,他们不久就会变成新的尸体,这让我们在看见时感到很担忧。我们简直快被这些尸体逼疯了。而就在这时,我忽然接到了希姆莱的命令,让我立刻赶回柏林斯文·赫定研究所。我一下子感到解脱了,但接着就更加忧虑。但不管怎么说吧,现在终于可以暂时解脱,离开这些可怕的尸体了。可是,在回去的列车上,我一直睁着眼,一点也睡不着,一会又看见那些尸体了,一会却又禁不住思考起让我回去的原因。
我是回来后才知道的。我们的一个小分队在西藏把东西找到了。但是当我看到那些东西时,我简直不敢相信我的眼睛。那不是刻在石板上的文字,那是泥巴,是写在泥板上的字啊!可希姆莱不管写在什么上,他要的是尽快把这些文字破译出来。他猜测这些文字一定是与沙姆巴尔洞穴有关。刚一回来见到希姆莱时,我看见首长显得很疲惫,消瘦了许多,但谈到这些文字时他的精神就重新焕发了出来。
看完东西后,希姆莱立刻开始布置破译工作。他问我是否能搞一个全部由犹太人组成的专家小组,我立刻就明白了。你明白了吗?劳埃这时问老汉斯。老汉斯正听得大气不敢出,他没有回答。劳埃没有停下来等他,而是接着径自说了下去:也就是说这件是要绝对保密,连元首都不能知道。我其实早就感觉到了。我们所做的一些事是背着元首的。你知道这有多危险。我稍微思考了一下,列出了一个由10个犹太专家组成的名单,但愿他们有些还活着。希姆莱看了一眼说:太多了。我问要多少人?希姆莱说:3个。我看着名单犯了难。破译这些文字并不容易。最后,我留下来一个德国最好的汉藏语言学家,一个梵文和东亚文字学家,还有一个土壤学家。我曾和他有过一段很长时间的合作,研究楔行文字的泥板中泥土的成分和泥板的制作。我有一种预感,这些泥板来自中东。这个名单希姆莱同意了。他告诉我这项任务要绝对保密。但我这时却又提出另一个要求,我当时是突然想到就决定的。其实,可能并不必要,但是你知道,这次破译事关太重大了,而我的心里一点底也没有,我不知道应该怎么去做。我于是脑子一热就要求得到一名密码破译专家。可这个人我没办法找,我不认识搞破译密码的人。希姆莱问我是必须吗?我回答必须。希姆莱于是马上打了一个电话,然后,在单子上写下一个名字。我看了一眼问:是犹太人吗?希姆莱说:不,是日耳曼人。我那时突然有了一丝后悔,但什么也不能再说了。我还想问那个我派出去的发现这些泥板的小分队现在在哪?但我没有问。希姆莱最后和我握手说:把它们破译出来!让帝国重振雄风,我们没有失败,胜利仍然是我们的。然后,希姆莱突然说,帝国不能让疯子给毁掉。那时,我感到害怕了,突然不相信自己真的能破译出这些神秘的文字了。但一切都已经无法挽回。我现在什么也不能把握了。这个想法让我深深自责,我告诉自己:要振作啊!一定要振作。要把它们按时破译出来。因为这是命令。命令已经下达,我必须把它按时完成。而时间就是帝国大厦倒塌的前夕。
破译工作没有在斯文·赫定研究所进行。我们被希姆莱带到了一个更隐秘的地点。那是一间院子,里面有一座楼。劳埃于是在深夜开始给老汉斯描述起那个地方:
院子是独立的,在一片小区的深处。院墙很高,是用岩石砌成的,那是一些淡褐色非常粗粝的岩石,表面被钢钎凿得凹凸不平,每一块都很大。院子里有一座楼,3层,是粉红色的,白色的窗棂。楼外种满了鲜花,一条卵石铺的小路通向门口。劳埃看到这座楼时,简直不敢相信。在一个他如此熟悉的城市里,隐藏着这样一座楼,美得让他心悸,但自己过去竟然一点也不知道她的存在。她就在他的身边,离自己竟然这么近。楼的表面粉红色的涂料已经很陈旧了,但仍然干干净净,一尘不染。当劳埃向着她走去时,一直处在震撼之中,不敢相信这是真的,以为自己是走在梦里,但也不能确定这真的是一个梦。当人们都进去后,随同的党卫军就关上了大铁门,上了锁,在里面开始站岗。任何人都不能再随便出入了。
这座楼带着许多地下室,地下室很深,楼的结构复杂,里面有许多或明或暗的房间,一开始经常让劳埃感觉迷惑,找不到要找的房间,或者走错了屋子,于是他想起小时候在设拉子的一家旧书店里,曾读到过的一本书。书是一个无名的波斯学者写的。在书里他讲了一个他曾经读到的一本中国的书里的故事。那个故事可能是真的但也可能是传奇。书是唐代的,作者也是无名氏,书的名字叫《迷楼记》。故事讲的是,在中国某个非常富裕且奢华的朝代,皇帝下令建起了一座楼。楼里有无数的房间,房间里面有无数的美女、乐师;无数的歌舞、美食、奇珍异宝、怪兽珍玩;有无穷无尽的声色享乐。楼建成后,那位皇帝走了进去,跟随的大臣们看着皇帝走进楼里,随后朱红色的大门紧紧的关闭,大臣们站在外面仍然睁大着眼睛一眨不眨盯着那扇紧闭的大门,一直静静等候着。但是,那扇紧闭的朱红色的大门再也没有打开。后来,有一个大臣反叛作乱,占据了朝廷,自己做了皇帝,把那座迷楼放火烧掉了。劳埃至今仍然记得那间小书店的样子,和那本书,封面已经破损,纸张发黄,但书被压得很平整。在书里的扉页上写了一段字下面还记了一个时间,那是这本书的某个拥有者的笔迹,可是那些手写的字迹的内容和那个记录下的时间劳埃早都忘记了。
在这座迷楼里还有一个让我迷惑的就是那两个犹太人,藏文学家和梵文学家。我经常把他们两个搞混,总是觉得他们两个长得很像,但仔细看,又觉得他们长得一点也不像。这是一件有点奇怪的事。
破译工作一直没有进展。但这么说并不公允。劳埃仿佛在辩解:因为,如果从研究的角度来看,工作取得了很大进展。但是,这些进展更让人困惑。首先,土壤学的鉴定分析确定了这些是泥板,不是石板,而且它们很可能是来自两河流域,虽然不能完全肯定。藏文和梵文学的研究都确定,这既不是藏文也不可能是东亚地区的任何一种文字。我的研究则无法确定这些文字与楔形文字的关系。我以前有过一个假说,苏美尔人的楔形文字和古埃及人的象形文字其实有一个共同起源。但学术界都反对这个假说。这些结果我怎么能对希姆莱讲呢!而它们到底是什么文字,来源于哪里?什么时候产生?这些文字到底写了些什么?又是怎么流传到了世界上最高的地方?那些喇嘛是怎么知道的又为什么要守护这些文字?汉斯,你相信真的有能拯救帝国命运的文字吗?狗屎。汉斯突然回话了,好像他很生气:全都是胡扯的事情。一群疯子。帝国注定是要失败的,谁也救不了。我们都是炮灰。汉斯说完就不说话了,但好像仍然在生气。劳埃则沉默着,耐心等待汉斯的火气消掉。然后,他又说了起来。声音仍然很和蔼,一点也没有生气的迹象,那声音仿佛是初夏夜晚的风。劳埃说:我也不知道。我不能肯定。但我必须竭力完成我的任务啊!也许它们真的能拯救德国。那都是些迷信。我不相信。汉斯打断了劳埃的话,仿佛更生气了:我们杀人,侵略别的国家,被打败了,然后又被别人屠杀。你听到迈克尔讲的了吗?他说英国的士兵强奸我们的妇女;法国的士兵强奸我们的妇女;美国的士兵也一样,俄国佬更可恨。他们都在德国强奸,掠夺,杀戮。连老人和孩子都不放过。而迈克尔被俄国佬枪毙了。
劳埃仿佛没有听见汉斯正在说的这些让人气愤的话,他自顾自地在一旁继续说着,仿佛他根本没有在和汉斯说话,而是一直在和另一个人说话,一个在黑暗中汉斯无法看见的人,或者干脆是自己在跟自己说话,他讲话的声音像是在背哈菲兹的诗,但是是用一种优雅的德语在讲着,那种德语曾经被歌德,海涅,席勒,还有黑格尔,康德使用着,可是现在汉斯听着听着却越来越感到害怕,那声音发虚像一团棉花,仿佛劳埃正在那边的床上大失血,他又在说那些文字,说那些文字都在说些什么呢?它们可能是人类最早的文字,在人们最早开始书写时,他们都想写些什么呢?可能都是一些非常日常的平淡的事情,但也可能不是这样,是他们在闲暇时的一种关于美或者伤感的遐想,也很可能是他们写给他们的神的。可惜我不能知道了。那些文字年代太遥远,如果不是战争,我愿意用一辈子来破译它们,但一辈子也未必能破译得出来啊!它们已经距离我们太远了。世界上有那么多的事情!这时,劳埃又讲起了两河平原,他说:那时的中东是一片绿地,没有沙漠,到处都是草原和森林,两河流域全是一望无际的肥沃的土地。而这时汉斯又说:他们都是疯子,都疯了,没有人能救得了他们,也没有人能救得了咱们,咱们就是炮灰,是棋子,是可怜的木偶。希特勒是疯子,希姆莱也是,戈林,戈培尔都是疯子,是魔鬼。劳埃这时仿佛记起了汉斯在他的身边,他说,希姆莱是一个温情的人。他热爱小动物。有一次,他的私人医生度假回来,他非常严厉地质问他,说:你怎么能享受打猎的乐趣呢?从藏身之处悄悄向徜徉在森林中、手无寸铁、没有害人之心的动物放冷枪呢?这是真正的犯罪。大自然是多么美丽啊,每一头动物都有自由自在生活的权利。他的私人医生是一个出了名的喜欢打猎的人。这个可怜的家伙,回到家竟然吓病了。然后,劳埃又说,希姆莱对于这件事坚信不疑。那时,他相信帝国的命运就要依靠这些泥板上的文字来拯救了。他几乎天天给我打电话。汉斯气呼呼的争辩:可是元首烧书,希姆莱也烧书啊。而现在他们又想依靠这些文字来救命。而比枪炮更可怕的就恰恰是他们的语言文字,通过广播报纸杂志,把咱们整个德意志民族给改变了。劳埃仍然不生气,仍然和蔼地说:别这么说,汉斯。然后,他又叹气说:可咱们人类的历史中只有文字不断地被毁掉,可从来没有哪个帝国是依靠文字能得到拯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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