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文化大革命的进一步深入开展和毛泽东攻击矛头的转移，部分原掌握实权的各级干部被有针对性的打倒、火烧、炮轰等等，一些干部子弟感觉到了形势的变化，意图抵制对老干部的冲击。联动就是他们贯彻这一思想的新组织。
联动的核心部分是首都红卫兵纠察队海淀分队（“海纠”）。当时海淀区集中了101中、八一中学、十一中学等中学以及清华附中、北大附中等高校附中，这些中学内干部子弟“成堆”。联动的发起人牛皖平（北大附中，中共党员）、于增寿（京工附中）、卜大华（清华附中）、宫小吉（北大附中）等均来自这些学校。[1]
1966年11月27日，包括上述骨干分子在内的一些中学生在北大附中秘密发起“首都中学红卫兵联合行动委员会”。该名称意为“东纠”、“西纠”和“海纠”的联合。[1] 当日会议由牛皖平主持。会议决定由各中学派出一名联络员主持“联动”的常务工作，“联动”总部设在北大附中，推选北京工业学院附中红卫兵于增寿担任总联络员，由北京石油学院附中负责组织工作。会议委托北大附中红卫兵宫小吉起草《首都中学红卫兵联合行动委员会宣言》。
1966年12月5日，首都中学红卫兵联合行动委员会正式宣告成立。“联动”以海纠、西纠、东纠为骨干，联合了部分“保皇派”红卫兵，总部设在北大附中。
12月5日夜，“联动”成员在北京市区内四处刷标语。比如北京工业学院附中的邹建平等人爬上了北京内城西直门的城墙，刷下一条达几十米高的巨幅标语：[1]
同时，“联动”成员在北京城中心的天安门广场、王府井等地也刷下了大标语：[1]
代表人物有牛皖平、于增寿（总联络员，京工附中）、邓榕（师大女附中）、李单纲、项东平（京工附中）、彭小蒙、周春英、宫小吉（北大附中）、卜大华、马晓军（北京石油学院附中）、张路宁（人大附中）等。
这是一批十六、七岁的青年人，多为烈士子女和高干、军幹子弟，曾受到毛泽东肯定的最早的老红卫兵。他们发现自己烧起来的“天下大乱”之火，烧着了自己的父辈，连自己也成了“黑帮”、“走资派”的“狗崽子”；由于长期自命为“天然接班人”，于是把出身不好的红卫兵的造反行动看成“狗崽子翻天”，他们只能利用“血统论”组织起来自救。其政治纲领，是反对中央文革和“反对乱揪革命老前辈”。
联动的基本政治纲领是反对中央文革和“反对乱揪革命老前辈”。
联动成立伊始便将矛头直指中央文革，提出了“打倒关锋、戚本禹，吓一吓陈伯达”的口号。[1] 在《首都中学红卫兵联合行动委员会宣言》中，联动的任务正是反对继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之后出现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新形式”。前面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是指刘少奇、邓小平等压制文化大革命群众运动、打击造反群众，这是毛泽东的论调。后面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新形式”则指对老干部及其家庭的冲击和迫害，这是“联动”自己发明的概念。
同“三司”辩论[编辑]
1966年12月6日即“联动”宣告成立次日，牛皖平带领十几名“联动”成员到朱成昭任一把手的首都三司要求辩论揪斗老干部问题，结果在三司门口被几十名大学红卫兵围攻，被迫撤走。[2]
1966年12月7日，“联动”再次派出来自北京石油学院附中、北京农业大学附中的二十余名红卫兵到“三司”总部，准备进行辩论。“三司”用电话调集了上千名红卫兵围住“联动”成员，并与之发生激烈争执。周恩来派国务院秘书长周荣鑫前往劝说调解。至12月8日凌晨，“三司”终于同意放人，但要求得到明确答复：“联动”不得再冲击“三司”总部。[2]
破私立公誓师大会[编辑]
1966年12月26日，“联动”在北京展览馆召开“破私立公誓师大会”。此次大会为“联动”召开的第一次大会。大会由“联动”的骨干成员李单纲、项东平（京工附中）、周春英、宫小吉（北大附中）、张路宁（人大附中）、邓榕（师大女附中）、马晓军（北京石油学院附中）等 红卫兵筹备。彭小蒙（北大附中）主持大会（一说由北大附中周春英主持）。清华附中等4个中学的“联动”代表就运动开始以来本红卫兵组织的成绩和缺点作“破私立公”发言。[2]
在代表发言过程中，署名“红后代”的传单从与会红卫兵头上纷纷落下。北京石油学院附中“联动”负责人马晓军、贺邯生等人走上主席台，开始宣读这份传单上的口号：[1][2]
这些口号获得了与会人员的热烈鼓掌和叫好。
散会后，“联动”成员随即在北京市中心的大街小巷散发传单、书写标语，并入户宣讲。其口号有：[2]
中发秘字003号通告[编辑]
1967年1月1日即元旦，联动发出“中发秘字003号”通告，号召全国干部子弟联合起来，“保卫革命成果”，“保卫老一辈打下的江山”。
六冲公安部[编辑]
1966年12月16日到1967年1月11日，联动六次冲击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安部，要求释放被抓的联动成员，并抗议“公安部下放专政权力”，要“火烧谢富治”。参加冲击的大都为干部子弟，其中既有军队系统干部的子弟，也有地方（政府机关）干部的子弟，既包括“高干子弟”（高级干部子弟），也包括“中干子弟”（中级干部子弟）。但并非联动成员才参加这些行动，“相反，谁参加了这些行动，谁就算是联动成员”。[1]
他们一方面与“首都三司”蒯大富等进行辩论，一方面骑着自行车穿越北京大街，呼口号、散传单、贴标语，“拥护中央军委四位副主席的讲话（叶剑英、陈毅、徐向前、聂荣臻批评当前运动过火）”，“中央文革某些人不要太狂”。但他们也是采取武斗的方式来制止打砸抢行为的。
他们联合了全国遍布上海、沈阳、武汉、长沙各地、上百所学校的红卫兵，共同用“四大”武器反对中央文革。他们虽然拥有较多的消息来源，丰富的政治经验，却囿于保父并自保的个人立场，只能逆潮流而动。他们的行动因此受到绝望情绪的支配，知其不可为而为，难免有些显得过火。
由于联动的活动干扰了毛泽东打倒走资派的战略部署，1967年1月17日公安部长谢富治说：“ ‘联动’是反动组织，头头是反革命。”《红旗》杂志同年3期社论《论无产阶级的夺权斗争》也断定联动是“反革命组织”。清华大学、北航等校红卫兵在中央文革授意下捣毁联动“据点”，抓捕139人。
1月25日，三万多名群众联合捣毁联动最后据点八一學校。4月，首都大专院校红代会等组织在此举办“联动罪行展览”。周恩来、陈伯达、康生、谢富治、关锋、戚本禹等参观了展览。大量批判联动的材料被印制。
4月22日毛泽东下令后联动成员被释放。5月29日以联动为核心，在天安门广场召开了“红卫兵万岁”的红卫兵一周年纪念会。作为组织的联动从此结束了活动。
他们中的一些人在分配工作、上山下乡时，档案里都被注明“联动分子”、攻击“中央文革”。参军、入党和文革后清理三种人都受到阻碍。[來源請求]其中一些人为了避免麻烦，被迫改名换姓。
1984年，中共中央组织部、公安部、共青团中央发出《关于《联动》、《西纠》彻底平反通知》。
2011年12月26日，北京东郊京城梨园大戏楼，“联动”成员举办了纪念“联动”成立45周年的纪念会，有200多人参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