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钱锺书写《管锥编》的动机与心情 

 

 作者 艾朗诺   发表于2010-11-14 02:40

很大的程度上,《管锥编》可以说是钱先生和清代学者一场很长的对话。

  很大的程度上,《管锥编》可以说是钱先生和清代学者一场很长的对话,钱先生对清代学者的学问是折服的,但对他们很多做学问的方法不满。

  艾朗诺

钱锺书为莫芝书作序手迹

  今年是钱锺书先生一百年诞辰,他去世十二年了。钱先生1979年到美国去的时候,我见过他一面,我在哈佛大学的老师方志彤教授,是钱先生在清华大学读书时候的好朋友。那时还闹个笑话,就是中国文化大革命的时候,海外盛传钱先生被斗死了,钱先生见到方教授便引美国幽默小说家马克·吐温(Mark Twain)的名言笑说,“The reports of my death are greatly exaggerated.”(“报告我死亡的消息实在太夸张了。”)钱先生那天用优美典雅的英语和我们交谈。钱先生走后,方教授极力鼓励我用英文翻译出版不久的《管锥编》,我没有全部翻译,选译了大约五分之一,1998年由哈佛大学出版。

  

  我们翻开《管锥编》,起初会感到眼花缭乱,它的语言很稠密,段落非常长,没有小标题,除引述了中国各朝代各体材的文章外,还大量引用法文、德文、意大利文、西班牙文、希腊文、拉丁文,以及英文的材料。可是心情稍微定下来,对它艰涩的文字稍微习惯后,就会感到眼前的文体似曾相识,有点面熟。为什么呢?因为《管锥编》实在承袭了清代札记的传统,我们可以说,《管锥编》的前身,包括顾炎武的《日知录》,钱大昕的《十驾斋养新录》,王念孙的《读书杂志》,俞正燮的《癸巳类稿》和陈澧的《东塾读书记》,它们基本上同是中国古书的读后记。《管锥编》里的读后记和这些清代札记里的读后记篇幅相若,作者学问渊博,围绕着文本里某一句话或者某一个意象,随意旁征博引,申述自己对经书、文学、政治、思想史、制度史、文字学、社会风俗各方面的见解,上一篇和下一篇的内涵往往是完全没有关联的。

  如果说《管锥编》承袭了清代札记的传统,那么除了引用西方材料外,它与清代札记有什么分别呢?首先要问,这些读后记所讨论的文本是否一样呢?我们发现《管锥编》讨论的文本的范围,有异于清代札记。

  清代札记普遍的结构是,开始时顺着传统经史排列,《易经》、《诗经》、《尚书》、《春秋》、《史记》、《汉书》这样写下来。后面则不依照文本,随意专题发挥,如讨论唐代的税赋制度,三馆,石经等。钱先生的《管锥编》则涵盖了十种古书,大体说来从头到尾都顺着文本写。选择的文本,除了《周易》和《诗经》外都很特殊,不选择《春秋》而选择《左传》;《尚书》,《礼记》,《周礼》一概不谈;讨论《史记》而不讨论向来被认为比《史记》优越的《汉书》。后一半专门讨论《太平广记》与《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我们知道《太平广记》收集的是《太平御览》没有收入的志怪小说,不但不是经典,而且属于下层社会的,清代学者很少研讨它,更不会把它与经书并排在一起。《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虽然收罗了不少名作,但内容庞杂,很少清代学者把它当为一部著作研究。钱先生竟然把这部清代才蒐罗的集子,很当一回事地逐篇研讨,相信钱先生以前没有人这样做过,一方面是因为他关注的主要是文学和美学,另一方面这体现了钱先生独特的思考方式。钱先生试图在这些琐屑的篇章内,找寻相关的思想与价值。他一向对经过系统化的思想存怀疑的态度,特别喜欢挖苦各种理论,这点大概是他和清代学者最大的差别之一,因为总的说来清代学者固有的价值观念并没有动摇。钱锺书在这方面可以说是很“现代”的。

  很大的程度上,《管锥编》可以说是钱先生和清代学者一场很长的对话,钱先生对清代学者的学问是折服的,但对他们很多做学问的方法不满,认为他们常常文学和历史不分,把文学作品和作家的生平混淆了,不明白文学的“真理”有异于历史的客观事实;他又觉得清代学者评估古人的时候,往往过于注重正式的著作而不审视这人的整体言行,以及当时的政治社会环境和同时代的人的评语。钱先生主张所有的资料都要兼顾,资料本身互相矛盾时,也不能为方便起见自圆其说。他完全可以接受资料有时候会互相矛盾,宁愿接受互相矛盾的资料,而不愿意把事情简单化了。钱先生还批评清代朴学提倡一个一个字推敲地读经书,他认为逐字解释有严重的局限,尤其遇到有关情感的词汇,聪明的读者必须考虑到整个语境,才能明白作者的原意。这可以说是钱锺书对清代朴学的一种补正。

  可是钱先生与清代学者最大的不同,当然是他懂得看西方文字,熟悉西方的文学传统。他谈到古书某一句话,某一个意象,或某一种概念,可大量举出西方文学中相似或相反的话语或概念,他不时用西方例子来反驳清代学者的论点,或引用来作佐证。钱先生早些时候写《谈艺录》偶然也征引外文著作,但在《管锥编》里却构成几乎每一章主要的一部分。一般来说,钱先生选定了要讨论的段落某一个意念或意象后,便征引中国文献中相似或相反的例子,再征引西方文献中相似或相反的例子,最后作个结论。

  我们把钱先生引述的外文著作和中文著作相比较,会发现一个奇怪的现象,就是他援引的外文著作古代当代的都有,而中文则不提“五四”以后的理论或例子,当代的更是一个也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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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 文学城-大江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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