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清涟：漫谈中国朝野对\'新加坡模式\'的爱与恨
何清涟：漫谈中国朝野对'新加坡模式'的爱与恨
新加坡国父李光耀辞世，在中国的社交媒体上引发了一轮对“新加坡模式”的口诛笔伐。很少有人关注到：新加坡早就否认“新加坡模式”的存在。最近一次否定是今年2月，新加坡外交部巡回大使比拉哈里（Bilahari Kausikan）等在美国华府布鲁金斯学会的讲话中说：“根本没有所谓‘新加坡模式’，新加坡许多政策都是李光耀及他的团队因时制宜一路创造出来的”，“建国总理李光耀务实的治国理念已深植制度之中”。
中国践履“新加坡经验”引发的爱与恨
自邓小平1978年11月访问新加坡归来之后，新加坡这个曾被中国官媒体称之为“美帝国主义走狗”的城市国家，转而被誉为公共住屋、花园城市及旅游业的典范。邓小平一直对新加坡经验情有独钟，对其发展经济及管理经验的借鉴和学习始终未有间断。诸多改革的重要举措，比如最开始建立出口导向型的经济特区，与外资合资合作等等，都与学习新加坡经验有关。到后来，中国官方将“新加坡模式”概括为“威权政治＋开放的市场经济”，认为这是一党独大的威权政体成功引导国家走向现代化的典范。一直为中国培训官员的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被称为中国“海外党校”。放眼世界，新加坡是中国官方唯一公开声称需要学习的国家。
出于对专制的痛恨，加上新加坡的媒体管制严苛在亚洲仅次于北韩与中国，在全世界四大华人为主的国家与地区当中，新加坡以“有民主无自由”著称，而且其民主还被批评为人民行动党一党独大的选举游戏，当新加坡被中共奉为学习楷模后，已有中国人将新加坡骂为“世界上建得最漂亮最精致的猪圈”。
也许是对中国自由知识分子痛恨“新加坡模式”有所了解，新加坡开始否定“新加坡模式”的存在。2013年3月23日，新加坡《联合早报》发表中国媒体人赵灵敏的评论《中国学不了新加坡》，其中有段著名的话：“中国朝野对新加坡模式的爱与恨，都是建立在一个臆想的新加坡之上。而那个既没有政治竞争又廉洁高效的新加坡，事实上并不存在。”
新加坡出口导向型经验在中国的实践
再说新加坡的经济发展经验。李光耀担任新加坡总理长达30多年，任内创造了经济奇迹。他取得如此经济成就，是依靠他本人与其团队的务实精神，根据本国的环境条件，在不同的阶段采取了适当的经济政策，配合社会保障政策，成功推动了经济发展。建国之初的60年代，新加坡以港口、化工等为主；70-80年代建立了完备基础设施，以出口导向型的电子行业及配套的金融服务和旅游业完成了经济起飞；当四小龙中的其他三小龙相继衰落时，新加坡另找他途，迅速以IT产业赶上历史潮流。当技术优势不再、新加坡看准了各国富人有避税的需要，制订了相应的资本政策，吸引各国富人定居新加坡，主要方式包括：一是降低个人所得税与企业税；二是不征收资本利得税，自2008年2月开始新加坡不再征收遗产税；三是制订相关的银行保密法，保障富人的权益。这套制度利差政策让新加坡成了世界富豪云集之地，例如Facebook的联合创始人之一爱德华·多萨维林，出生于中国的影星巩俐等人。《2012亚太财富报告》称，亚洲的“流动富豪”（一半时间在国外度过的富豪）中有近1/3的人首选新加坡作为海外定居地。
邓小平对李光耀颇为心仪，学习新加坡经济起飞的经验，实施对外开放政策，为中国的经济发展奠定了基础。邓辞世之后，中国成为出口导向型的世界工厂并辉煌了十年。与新加坡不同的是，新加坡在经济起飞之际建成了花园城市；中国这个世界工厂因其过度透支环境生态与劳工生命，成为世界上最大的血汗工厂，当辉煌逝去之后，中国既没有积累技术优势，劳工也依然穷困，大好河山水陆空立体污染，生态环境濒临崩溃。与新加坡以低税与人居环境好吸引了世界富豪这一趋势相反，中国成了世界上最大的资本外流国，富豪外流原因，依次为担心政治风险、避免环境污染、让子女接受高质量教育等。
新加坡与中国的政治社会距离：心向往之，却不能至
在亚洲国家中，日本是学习西方的成功典范，新加坡次之。新加坡实行威权政治，但不象中共一样念念不忘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只讲共享价值，即把自身的文化与宪政制度相结合。如果说日本的特点是制度移植（这一点得益于战后美国强制在日本推行宪政），那么新加坡是“制度创新”，用威权主义手段将一个前身是殖民地的相对落后社会管理得秩序井然。对日本，中国当然不想学习，因为学习就意味着认输；印度民主被中国人评为质量低劣；台湾的民主被官方宣传成“太乱”。中国朝廷的态度是，我们不学欧美，但学习以华人为主体的新加坡经验。但几十年学下来，还是“心向往之，却不能至”。
学习新加坡经验时，中国官方一直半心半意。新加坡经验除了官方概括的“威权政治＋开放的市场经济”之外，更重要的应该是中国语焉不详的“完善的法治”。中国对威权政治情有独钟，希望建立一种“温和的独裁“；“开放的市场经济”在中国变成“政府强管制下的市场经济”，政府垄断国家资源并实行集规则制订者、裁判者与参赛者三位一体的政府管制。新加坡赖以摆脱华人社会人治传统的力量是法治，这是殖民地时代留下的政治遗产，但恰好是这点，中国当朝者并不看重，忽略了新加坡的殖民地法治框架，代之以中国的依法治国。法治的本质是法律之上无权威，中国的“依法治国”则规定由党来领导并规范。
新加坡近于严苛的法律（包括羞辱为主的鞭刑），小至对乱扔垃圾、不讲卫生的处罚，大至对生产伪劣产品与违约的重罚，曾让新加坡的主体居民华人非常难受，但正是这种高惩罚法治“罚”出了一个秩序井然的社会。如果说日本社会秩序井然是政府管理（他律）与国民自我约束（自律）相结合的结果，那么新加坡的社会秩序在早期就是强权管制的结果。后来因为教育以及人口的代际进步，新加坡早已进入他律与自律相结合的良治状态。
如同中国统治者只想要权力，却不想尽政治责任，因而官员普遍腐败一样，中国国民至今在权利与责任二者关系上也只想要权利，对尽责任这点还未做好准备。至今为止，中国的小城镇的卫生状况非常糟糕，中国人根本无法接受乱扔垃圾要坐牢、交高额罚金这种可怕情景，黄浦江漂满死猪的恶性公共卫生灾难也曾发生。就以制造产品而言，中国人都想从商家买到优质产品，但生产时却都偏好偷工减料，因此成为世界闻名的“山寨大国”，连食品生产都形成了“人人害我，我害人人”的互害结构，最后中国人只好跑遍全世界淘买外国生产的合格奶粉。我一直怀疑，中国人谈起“新加坡模式”没多少好感，除了痛恨独裁、不满新闻管制之外，还可能包含不喜欢这种重罚为主的他律，随意吐痰与乱扔垃圾、肆意侵犯他人知识产权并生产伪劣产品要受重罚，一定会被视为一种“暴政”（中国人也同样不会理解美国渔夫因3条红石斑鱼坐牢30天）。因此，生活于严重污染及种种欺诈之中的中国人，虽然常常自嘲“中国象一个肮脏的大猪圈”，但似乎更讨厌新加坡这个“全世界建得最漂亮最精致的猪圈”。
综上所述，只能说，在几十年学习新加坡经验的过程中，中国是“画虎不成反类犬”。中国人对“新加坡模式”的爱与恨，与其说是基于了解而产生的恨，还不如说是将对本国政府的恨移情于“新加坡模式”。
新加坡国父李光耀辞世，在中国的社交媒体上引发了一轮对“新加坡模式”的口诛笔伐。很少有人关注到：新加坡早就否认“新加坡模式”的存在。最近一次否定是今年2月，新加坡外交部巡回大使比拉哈里（Bilahari Kausikan）等在美国华府布鲁金斯学会的讲话中说：“根本没有所谓‘新加坡模式’，新加坡许多政策都是李光耀及他的团队因时制宜一路创造出来的”，“建国总理李光耀务实的治国理念已深植制度之中”。
中国践履“新加坡经验”引发的爱与恨
自邓小平1978年11月访问新加坡归来之后，新加坡这个曾被中国官媒体称之为“美帝国主义走狗”的城市国家，转而被誉为公共住屋、花园城市及旅游业的典范。邓小平一直对新加坡经验情有独钟，对其发展经济及管理经验的借鉴和学习始终未有间断。诸多改革的重要举措，比如最开始建立出口导向型的经济特区，与外资合资合作等等，都与学习新加坡经验有关。到后来，中国官方将“新加坡模式”概括为“威权政治＋开放的市场经济”，认为这是一党独大的威权政体成功引导国家走向现代化的典范。一直为中国培训官员的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被称为中国“海外党校”。放眼世界，新加坡是中国官方唯一公开声称需要学习的国家。
出于对专制的痛恨，加上新加坡的媒体管制严苛在亚洲仅次于北韩与中国，在全世界四大华人为主的国家与地区当中，新加坡以“有民主无自由”著称，而且其民主还被批评为人民行动党一党独大的选举游戏，当新加坡被中共奉为学习楷模后，已有中国人将新加坡骂为“世界上建得最漂亮最精致的猪圈”。
也许是对中国自由知识分子痛恨“新加坡模式”有所了解，新加坡开始否定“新加坡模式”的存在。2013年3月23日，新加坡《联合早报》发表中国媒体人赵灵敏的评论《中国学不了新加坡》，其中有段著名的话：“中国朝野对新加坡模式的爱与恨，都是建立在一个臆想的新加坡之上。而那个既没有政治竞争又廉洁高效的新加坡，事实上并不存在。”
新加坡出口导向型经验在中国的实践
再说新加坡的经济发展经验。李光耀担任新加坡总理长达30多年，任内创造了经济奇迹。他取得如此经济成就，是依靠他本人与其团队的务实精神，根据本国的环境条件，在不同的阶段采取了适当的经济政策，配合社会保障政策，成功推动了经济发展。建国之初的60年代，新加坡以港口、化工等为主；70-80年代建立了完备基础设施，以出口导向型的电子行业及配套的金融服务和旅游业完成了经济起飞；当四小龙中的其他三小龙相继衰落时，新加坡另找他途，迅速以IT产业赶上历史潮流。当技术优势不再、新加坡看准了各国富人有避税的需要，制订了相应的资本政策，吸引各国富人定居新加坡，主要方式包括：一是降低个人所得税与企业税；二是不征收资本利得税，自2008年2月开始新加坡不再征收遗产税；三是制订相关的银行保密法，保障富人的权益。这套制度利差政策让新加坡成了世界富豪云集之地，例如Facebook的联合创始人之一爱德华·多萨维林，出生于中国的影星巩俐等人。《2012亚太财富报告》称，亚洲的“流动富豪”（一半时间在国外度过的富豪）中有近1/3的人首选新加坡作为海外定居地。
邓小平对李光耀颇为心仪，学习新加坡经济起飞的经验，实施对外开放政策，为中国的经济发展奠定了基础。邓辞世之后，中国成为出口导向型的世界工厂并辉煌了十年。与新加坡不同的是，新加坡在经济起飞之际建成了花园城市；中国这个世界工厂因其过度透支环境生态与劳工生命，成为世界上最大的血汗工厂，当辉煌逝去之后，中国既没有积累技术优势，劳工也依然穷困，大好河山水陆空立体污染，生态环境濒临崩溃。与新加坡以低税与人居环境好吸引了世界富豪这一趋势相反，中国成了世界上最大的资本外流国，富豪外流原因，依次为担心政治风险、避免环境污染、让子女接受高质量教育等。
新加坡与中国的政治社会距离：心向往之，却不能至
在亚洲国家中，日本是学习西方的成功典范，新加坡次之。新加坡实行威权政治，但不象中共一样念念不忘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只讲共享价值，即把自身的文化与宪政制度相结合。如果说日本的特点是制度移植（这一点得益于战后美国强制在日本推行宪政），那么新加坡是“制度创新”，用威权主义手段将一个前身是殖民地的相对落后社会管理得秩序井然。对日本，中国当然不想学习，因为学习就意味着认输；印度民主被中国人评为质量低劣；台湾的民主被官方宣传成“太乱”。中国朝廷的态度是，我们不学欧美，但学习以华人为主体的新加坡经验。但几十年学下来，还是“心向往之，却不能至”。
学习新加坡经验时，中国官方一直半心半意。新加坡经验除了官方概括的“威权政治＋开放的市场经济”之外，更重要的应该是中国语焉不详的“完善的法治”。中国对威权政治情有独钟，希望建立一种“温和的独裁“；“开放的市场经济”在中国变成“政府强管制下的市场经济”，政府垄断国家资源并实行集规则制订者、裁判者与参赛者三位一体的政府管制。新加坡赖以摆脱华人社会人治传统的力量是法治，这是殖民地时代留下的政治遗产，但恰好是这点，中国当朝者并不看重，忽略了新加坡的殖民地法治框架，代之以中国的依法治国。法治的本质是法律之上无权威，中国的“依法治国”则规定由党来领导并规范。
新加坡近于严苛的法律（包括羞辱为主的鞭刑），小至对乱扔垃圾、不讲卫生的处罚，大至对生产伪劣产品与违约的重罚，曾让新加坡的主体居民华人非常难受，但正是这种高惩罚法治“罚”出了一个秩序井然的社会。如果说日本社会秩序井然是政府管理（他律）与国民自我约束（自律）相结合的结果，那么新加坡的社会秩序在早期就是强权管制的结果。后来因为教育以及人口的代际进步，新加坡早已进入他律与自律相结合的良治状态。
如同中国统治者只想要权力，却不想尽政治责任，因而官员普遍腐败一样，中国国民至今在权利与责任二者关系上也只想要权利，对尽责任这点还未做好准备。至今为止，中国的小城镇的卫生状况非常糟糕，中国人根本无法接受乱扔垃圾要坐牢、交高额罚金这种可怕情景，黄浦江漂满死猪的恶性公共卫生灾难也曾发生。就以制造产品而言，中国人都想从商家买到优质产品，但生产时却都偏好偷工减料，因此成为世界闻名的“山寨大国”，连食品生产都形成了“人人害我，我害人人”的互害结构，最后中国人只好跑遍全世界淘买外国生产的合格奶粉。我一直怀疑，中国人谈起“新加坡模式”没多少好感，除了痛恨独裁、不满新闻管制之外，还可能包含不喜欢这种重罚为主的他律，随意吐痰与乱扔垃圾、肆意侵犯他人知识产权并生产伪劣产品要受重罚，一定会被视为一种“暴政”（中国人也同样不会理解美国渔夫因3条红石斑鱼坐牢30天）。因此，生活于严重污染及种种欺诈之中的中国人，虽然常常自嘲“中国象一个肮脏的大猪圈”，但似乎更讨厌新加坡这个“全世界建得最漂亮最精致的猪圈”。
综上所述，只能说，在几十年学习新加坡经验的过程中，中国是“画虎不成反类犬”。中国人对“新加坡模式”的爱与恨，与其说是基于了解而产生的恨，还不如说是将对本国政府的恨移情于“新加坡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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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 文学城-bymyhear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