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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迅的“家畜论”与蒋公的“禽兽论”

鲁迅的“家畜论”与蒋公的“禽兽论”

博客

 

略论鲁迅的“家畜论”与蒋公的“禽兽论”

再谈国共两党的文明之争

伊萍博近作“蒋介石早年训词:中共教中国人变成禽兽”包含一篇颇有价值的历史资料。蒋介石在1933年国共第一次内战最要紧的关头,发表了他的“讨贼檄文”,指责中共领导的共产革命把国人变成了“不忠不孝,无礼无义的禽兽”。

伊萍和一些博友都痛感文革以来中国社会的道德沦丧,其实早就妊育于共产革命的基因之中。因为这场革命毁掉了中国人的礼义廉耻,忠孝节义等基本的传统价值观念。

我忍不住要跟着叫好。

然而,山哥隐隐感觉这个论题的价值还不止这些。

蒋家父子都是内基督外孔孟的君子,为何会败在毛共一帮“土匪”手中呢?

当然你会说历史有太多的偶然性。如果没有日寇侵华,若果没有“西安事变”,剿共不是功败垂成了吗?

可是国人也喜欢说:得民心者得天下。老蒋的“禽兽论”真的代表了当年中国民众尤其是知识界的共识吗?如果是,抗战开始,为何投奔延安的热血青年如过江之鲫呢?

我不禁想起多年前在国内时就读过的鲁迅的杂文《略论中国人的脸》。该文写于192711月,那是中共的大革命失败之际。其主旨明显是反蒋公之道而行之的。

鲁迅借日本文人的口,讽刺中国人与西洋人和日本人比较起来,脸上看起来“驯服”,“缺少兽性”。

很明显,鲁迅的矛头指向中国传统的专制主义使国民丧失了“野性”。文明“驯服”的中国人于是便成了各种野蛮人任凭宰割的羔羊了。

在中华民族处在亡国灭族的危机之中,社会达尔文主义的“适者生存”论成了中国的启蒙主旋律的时候,由鲁迅们背书,中共执行的反传统野蛮革命得以成功,难道不是合乎历史逻辑的吗?

 

《略论中国人的脸》

鲁 迅


大约人们一遇到不大看惯的东西,总不免以为他古怪。我还记得初看见西洋人的时候,就觉得他脸太白,头发太黄,眼珠太淡,鼻梁太高。虽然不能明明白白地说出理由来,但总而言之:相貌不应该如此。至于对于中国人的脸,是毫无异议;即使有好丑之别,然而都不错的。

我们的古人,倒似乎并不放松自己中国人的相貌。周的孟轲就用眸子来判胸中的正不正,汉朝还有《相人》二十四卷。后来闹这玩艺儿的尤其多;分起来,可以说有两派罢:一是从脸上看出他的智愚贤不肖;一是从脸上看出他过去,现在和将来的荣枯。于是天下纷纷,从此多事,许多人就都战战兢兢地研究自己的脸。我想,镜子的发明,恐怕这些人和小姐们是大有功劳的。不过近来前一派已经不大有人讲究,在北京上海这些地方捣鬼的都只是后一派了。

我一向只留心西洋人。留心的结果,又觉得他们的皮肤未免太粗;毫毛有白色的,也不好。皮上常有红点,即因为颜色太白之故,倒不如我们之黄。尤其不好的是红鼻子,有时简直像是将要熔化的蜡烛油,仿佛就要滴下来,使人看得栗栗危惧,也不及黄色人种的较为隐晦,也见得较为安全。总而言之:相貌还是不应该如此的。

后来,我看见西洋人所画的中国人,才知道他们对于我们的相貌也很不敬。那似乎是《天方夜谈》或者《安徒生童话》中的插画,现在不很记得清楚了。头上戴着拖花翎的红缨帽,一条辫子在空中飞扬,朝靴的粉底非常之厚。但这些都是满洲人连累我们的。独有两眼歪斜,张嘴露齿,却是我们自己本来的相貌。不过我那时想,其实并不尽然,外国人特地要奚落我们,所以格外形容得过度了。

但此后对于中国一部分人们的相貌,我也逐渐感到一种不满,就是他们每看见不常见的事件或华丽的女人,听到有些醉心的说话的时候,下巴总要慢慢挂下,将嘴张了开来。这实在不大雅观;仿佛精神上缺少着一样什么机件。据研究人体的学者们说,一头附着在上颚骨上,那一头附着在下颚骨上的“咬筋”,力量是非常之大的。我们幼小时候想吃核桃,必须放在门缝里将它的壳夹碎。但在成人,只要牙齿好,那咬筋一收缩,便能咬碎一个核桃。有着这么大的力量的筋,有时竟不能收住一个并不沉重的自己的下巴,虽然正在看得出神的时候,倒也情有可原,但我总以为究竟不是十分体面的事。

日本的长谷川如是闲是善于做讽刺文字的。去年我见过他的一本随笔集,叫作《猫·狗·人》;其中有一篇就说到中国人的脸。大意是初见中国人,即令人感到较之日本人或西洋人,脸上总欠缺着一点什么。久而久之,看惯了,便觉得这样已经尽够,并不缺少东西;倒是看得西洋人之流的脸上,多余着一点什么。这多余着的东西,他就给它一个不大高妙的名目:兽性。中国人的脸上没有这个,是人,则加上多余的东西,即成了下列的算式:人+兽性=西洋人

他借了称赞中国人,贬斥西洋人,来讥刺日本人的目的,这样就达到了,自然不必再说这兽性的不见于中国人的脸上,是本来没有的呢,还是现在已经消除。如果是后来消除的,那么,是渐渐净尽而只剩了人性的呢,还是不过渐渐成了驯顺。野牛成为家牛,野猪成为猪,狼成为狗,野性是消失了,但只足使牧人喜欢,于本身并无好处。人不过是人,不再夹杂着别的东西,当然再好没有了。倘不得已,我以为还不如带些兽性,如果合于下列的算式倒是不很有趣的:人+家畜性=某一种人。中国人的脸上真可有兽性的记号的疑案,暂且中止讨论罢。我只要说近来却在中国人所理想的古今人的脸上,看见了两种多余。一到广州,我觉得比我所从来的厦门丰富得多的,是电影,而且大半是“国片”,有古装的,有时装的。因为电影是“艺术”,所以电影艺术家便将这两种多余加上去了。

古装的电影也可以说是好看,那好看不下于看戏;至少,决不至于有大锣大鼓将人的耳朵震聋。在“银幕”上,则有身穿不知何时何代的衣服的人物,缓慢地动作;脸正如古人一般死,因为要显得活,便只好加上些旧式戏子的昏庸。

时装人物的脸,只要见过清朝光绪年间上海的吴友如的《画报》的,便会觉得神态非常相像。《画报》所画的大抵不是流氓拆梢〔上海一带方言,指流氓制造事端诈取财物的行为。〕,便是妓女吃醋,所以脸相都狡猾。这精神似乎至今不变,国产影片中的人物,虽是作者以为善人杰士者,眉宇间也总带些上海洋场式的狡猾。可见不如此,是连善人杰士也做不成的。

听说,国产影片之所以多,是因为华侨欢迎,能够获利,每一新片到,老的便带了孩子
去指点给他们看道:“看哪,我们的祖国的人们是这样的。”在广州似乎也受欢迎,日夜四
场,我常见看客坐得满满。

广州现在也如上海一样,正在这样地修养他们的趣味。可惜电影一开演,电灯一定熄
灭,我不能看见人们的下巴。

发表于19271125日北京《莽原》半月刊第二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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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 文学城-山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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