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忆里的那条暖暖的红围巾

由【废话多多】

有一年,母亲出去开会，给我带回来一条红围巾。

那是一个物质极其极其缺乏的年代，日常用品都是限量供应，火柴，肥皂，白糖，素油。买粮要粮票，买布要布票，买自行车要工业卷，就是给新媳妇做几床被子，攒足了钱后，还要从亲朋好友中凑足了棉花票。也是，只有资产阶级才没事儿干每年做新被，新媳妇盖床旧被就不能结婚了？！

不限量供应的日常用品，店里经常没货，有了货人们便排起长长的队伍来等着买。后来的人见了，管它卖的是什么，先排上再说。队伍长了，自然有投机取巧加塞的人，大家便前胸贴后背紧紧地挤着。偶而会有缺德的猥琐男人占女人的便宜，碰到了厉害的女人，吵的吵，骂的骂，以至大打出手。等知道了卖的东西没用，已经搭进去了几十分钟，走开舍不得，买了再说。于是家里积压了没用的东西，商店里便越发的空空如也。

百货商店里的非日常用品，摆在玻璃柜台中和柜台后面的货架上，可远观而不可近取。柜台和货架之间总有几位聚在一起聊天的售货员，说说笑笑的煞是热闹，卖东西倒是其次了。顾客看好了一件商品，低声下气的请半天，聊到兴头上的售货员沉着脸走过来，把商品从架子上取下，摔在柜台上仰头看天，不耐烦地等着顾客走开。

一没钱，二没货，时不时的还要受点气，买东西便成了繁琐的家务之一。母亲没事不上街，好容易逛一次商店，我便当个小尾巴跟着走。拉着母亲的手，平时惶惶然的心情一扫而光。运气好了遇到卖冰棍的，三分钱一根小豆冰棍，五分钱一根牛奶冰棍，一毛钱一根大雪糕。当年的五分钱二两粮票可以买一个馒头当午饭，一根雪糕则是难得的奢侈品了。

我最不喜欢和母亲去买布，那时的成衣又贵又不合适。人们的衣服大多是在店里买好布请裁缝师傅做。师傅不知为何多是上海人，特别的会精打细算。一块布，顺裁，逆裁，边边角角都利用起来，尽量地为顾客省几个小钱。布买多了，师傅会笑话。所以母亲买布时，总要心里默默地算半天，我则在一边极其的无聊的站着。而且，我看好的花布母亲从来不买，买来买去不是蓝布就是蓝布，不过深浅不同而已，于是认定了母亲没有审美观。

后来才知道，母亲从前也是爱美的，据说一件普普通通的阴丹士林大褂，都能穿的光彩照人。成了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后，衣服的功能是简简单单的蔽体和保暖。全家大小，蓝衣服，蓝裤子，衬衣，外衣，毛衣，棉衣，里里外外青一色。松松垮垮地穿在身上，省得让别人找到借口批斗。

所以母亲买回了红围巾，大大出乎家里人的预料。母亲说，开会时内部的小卖部里，有许多平时看不到的商品。母亲进去第一眼就看到了架子上的红围巾，想买又怕惹麻烦。每天吃完午饭去小卖部里转一圈，然后空着手走出来。最后还是一位同行的老工人看出了母亲的心思。特别仗义地说：买，有什么不敢的，有人批判就说是我让你买的。其实母亲也知道，批判起来，就是毛主席让买的也没用。只是母亲想着我们围着红围巾的样子，越想越想买。有了人撑腰，马上顺水推舟的买了下来。

红围巾用少见的开司米线织成，轻轻的，软软的，把脸埋进去暖暖的，还微微地带着一点卫生球的香气。大红的颜色，放在桌上一扫家中平时的暗淡。我洗干净手，拿着围巾到镜子前面这样那样的试着。先将围巾双折，一头搭在胸前，一头甩到背后，觉得自己是个意气风发的五四青年。然后将围巾在脖子上绕一圈，搭在前面的两端交叉起来用大衣的前襟压住，看上去像是是五十年代的电影明星。最后依着当年最流行的样式，把围巾前面向后折出一寸左右，然后连头带脸的围起来。镜子里那个每日提心吊胆低头做人的小女孩，眼中明添了一丝暖意。

以后的几天里，我和父母展开了一场持久战。父亲挨斗挨惯了，深知人心叵测，怕我把围巾带出去惹麻烦。我则找出红色是革命的颜色，即使是黑崽子也有权利向往革命等狗屁理由。母亲夹在中间，虽然心里同意父亲的谨慎，但围巾是她买的，不让我戴出去没道理。所以劝了父亲再劝我，结果是父亲和我异口同声地指责她没有原则。最后我嚎啕大哭，痛诉出身不好受的委屈，连条围巾都不能戴，父亲叹了一口气，不再反对。

第二天早上我将红围巾戴出门，走在路上招来无数羡慕的眼光。到了学校，班里的女同学们围上来，人人都想戴上试试，教室里叽叽喳喳的闹成一团，连平常见了女生就翻白眼儿的臭小子们也跟着在一边暗笑。上课铃响，大家谁也没听见，直到身为班主任的语文老师在讲台上咳嗽了一声，大家才稀里哗啦地回到自己的位子上等着挨训。我们的班主任的父亲是地主，当时班主任正在积极争取入党，所以以实际行动来表示和反动家庭划清界限。无论什么小事，他都能提到阶级斗争的高度发挥一番。当班主任瞪了我们一眼开始讲课后，大家都暗暗地松了一口气，看来，一场训话是免了。

没想到我们高兴的太早了，下午最后一堂课刚结束，班主任便沉着脸走了进来。第一句话便是：有的同学出身资产阶级家庭，不好好改造思想，却用奇装异服来腐蚀无产阶级后代，于是全班同学的目光齐刷刷地一致向我看来。我脸上热热的，低着头心里后悔“不听老人言，吃亏在眼前”。我真该听父亲的，把围巾放在家里，自己看着好就对了。老师滔滔不绝地说了大约有十几分钟，大意是同学们要提高警惕，因为资产阶级无时无刻地在和无产阶级争夺接班人，号召同学们拒腐蚀永不沾，坚决不让资产阶级的阴谋得逞。放学后，我灰溜溜地把围巾放到书包里带回家，从此再也不敢戴出门。

后来世情变了，街上开始流行红裙子，更别说一条红围巾了。我的那条红围巾重见天日，从小学，中学，以至大学，最后又随我漂洋过海，来到美国。读书时，好像从来没有带围巾的必要。直到工作之后搬了家，有一年冬天出奇的冷，才从箱底翻出了红围巾。只是多年以后，红围巾已经面目全非。不仅红色不再鲜艳，围巾也变得又短又窄，还有几个虫子咬的洞洞，围在脖子上有点不登大雅之堂的嫌疑。从此，我开始了寻找另一条红围巾的征途。

前前后后，不知买了多少条红围巾，都不合我的意。不是太长就是太短，不是太厚就是太薄。有的没戴就退了，有的用两次便送到了救世军的店里。其实我也明白，不是围巾不好，只是这些围巾里没有母亲的爱。最后还是黑漆板凳忍不住了，买来两把红毛线：外边买的不合意，干脆你自己织一条。

那两把毛线是普普通通的晴纶线，和母亲的那条红围巾根本无法相比。只是想到黑漆板凳一条六尺大汉，跑到绣花店里和售货员讨论买什么样的红毛线，然后兴冲冲的拿回家里献宝，实在不忍心拒绝他的好意。自己动手的好处是围巾的长宽高都可以控制，织最简单的元宝针，周末废寝忘食地奋斗了两天两夜完了工，围在脖子上人人见了都说好。

前些日子天寒地冻，红围巾连头带脸加脖子捂得严严实实。到了火车站，平时在站台上等车的人都躲在屋子里，候车室里真正一片乌泱乌泱：黑大衣，黑帽子，黑手套，黑靴子。唯有我的红围巾加了一点亮色，招来了几声称赞，心里不禁暗暗地得意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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