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四失败了吗？

最近几个月来，中东许多个国家发生连锁性群众示威、百姓要求政府改革或独裁者下台的群众运动。有些西方的评论员在问，这种现象什么时候才会在中国、北朝鲜、古巴发生？笔者认为，现在才在中东发生的事情，早在1989年就已经在中国发生过了（也在差不多那个时候的东欧社会主义阵营国家发生过了），那就是当年学生和老百姓几乎全民性的自发反腐败、要求改革、追求民主的六四运动。现在中东朋友们守着电视机、电脑旁，流着泪、紧张、激动地等待来自祖国的消息、画面，我们这些海外游子早在1989年就经历过了。

虽然中国的六四以当时的悲剧结束，从表面上看，六四群众运动是一个失败，并没有达到民主改革、限制腐败等诉求，但是，个人认为六四并没有完全失败。中国在1989年以后的几乎每一个方面，特别是很多国家政策都或多或少受到六四的影响。举例来说：

• 邓小平决定废除最高领导人终身制，自己没有像毛泽东那样做到死，或者把位置像现在的北朝鲜或者古巴那样传给自己的儿子或兄弟，虽然不能确认是否曾经受到六四的影响，按照时间顺序来看，还是多少有可能的。废除终身制是中国1949年以来最大的进步之一，在六四之前就开始在基层执行，但是最高领导人终身制的废除是在六四之后形成的。另外，本人有一种猜想，邓小平遗嘱中要求把自己的骨灰撒在大海里面，是不是也有点躲避六四帐的嫌疑？

• 江泽民提出的三个代表，虽然作为“过去式”来表述有些逻辑上的问题（比如：中国共产党过去一直代表了中国人民的利益），但是要是做为“未来式”的一种鼓励、鞭策、目标，就是非常重大的一个进步（比如：中国共产党的未来目标就是要一直代表中国人民的利益），比“党只代表党的利益”、“党的利益高过人民利益”好多了。而这种进步多少反应了六四的精神和避免六四重新发生的愿望。

• 胡锦涛提出的“和谐社会”概念应该也是吸取了六四的经验，鼓励老百姓不要走向街头，要求政府部门注意“不和谐的社会现象”，尽早地把“不和谐”化解成“和谐，”避免把矛盾扩大化。

• 六四对中国的影响也许最重要的还是对政府和百姓心态和心理因素的影响。中国政府知道，假如做不好，六四可能随时都可能重来。政府有一定的机制让“大事化小，小事化了”，愿意用钱去解决一些实际问题，有益百姓。老百姓知道，遇到重大问题，还是可以集体走向街头表示意见的。

• 最近十多年政府出台的许多益民、福利政策，都是一种对老百姓的安慰，减少六四重新出现的策略。这样的政策包括：农民不用交公粮，农民纳入医疗保险，村村通公路，全民教育等等。当然这样的政策的力度，和中国国库的实力相比还是差很多，中国对社会福利的花费占国家GDP总数还是非常小。但尽管如此，也不管动机如何，这些政策对老百姓产生的实质利益是不可否认的。中国现在的腐败被1989年严重很多，却没有继续发生六四现象，虽然与强压政策有关，但是也多少与老百姓受益于过去的改革、开发、已经福利政策有关系。

• 最近几年中国政府对数次自然灾害的高速反应和对这种反应的大力宣传也多少说明：政府知道自己的行为在如今的网络时代被老百姓看得清清楚楚。遇到自然灾害，积极、大力抢救，是安稳民心的很好的机会。中国对四川大地震的反应速度比美国政府对Hurricane Katrina的反应要快、好很多。也许，这也是中国政府吸取了六四的经验。

• 六四在大陆是现在少有的几个思想禁区之一。现在的中国百姓讨论六四的已经很少。个人估计，老百姓能够理解，“六四”那样大规模的群众运动对一个社会来讲最好不要太经常发生，多少对整个社会有负面影响，虽然这种影响并不是群众运动的初衷和目的。同时老百姓也知道，走向街头示威是一种对政府表示不满的方法。据说现在在中国比较小的示威活动在全国都不算罕见，只是没有报道。老百姓因为各种原因包围政府申诉、要求解决问题的事情在中、小城市常有发生。你若不信，下次回中国的时候随便问一问当地的出租汽车司机就知道。

• 1989年六四“人民解放军杀人民”的现象的确不好看，给中国丢了脸。据说中国的武警后来装备了高压水车、塑料子弹等等措施，应该都是吸取了六四的教训，多少有些希望假如六四重来，避免流血的心里。

• 另外，中国政府对六四的态度也慢慢地在改变，虽然，没有任何迹象要“平反”，摘帽子，在近几年也很少用六四作为公开的“坏代表”来批斗，对当时开枪杀人的解放军“英雄”也不再宣传，每年六四，都比较低调处理，其态度有点像美国军队对同性恋采取的态度，“Don’t ask; Don’t tell”（没有把六四比作同性恋的意思）。Don't ask; Don't tell虽然不是最好，也肯定不是最终的政策，作为一个临时过渡，比起以前的政策还算一种进步。

• 六四也产生了很多国际影响。当时波兰选举也正好在一九八九年六四这一天，团结工会成功获选，多少受到了来自北京的镇压消息的影响。如今，波兰是东欧原社会主义阵营中改革开放最成功的国家之一。

• 利比亚独裁者卡扎菲在面对西方国家的压力的时候，居然公开气势汹汹地引用了中国政府武力镇压六四运动的例子，作为自己镇压利比亚老百姓游行示威的理由和根据。现在的大陆政府对这一点应该是非常不愿意看到的，甚至有些难堪。中国自己的历史问题还讲不清，理不清，对老百姓游行示威这种敏感问题躲都来不及，怎么还愿意突然成了利比亚的“榜样”、其他独裁者的“教科书”呢？

结论：

为什么中国现在不会出现中东的现象？《人民日报》上个月做了一个回答，其中引用的一个原因很有意思：中国现在已经没有终身制，没有一个领导像埃及、利比亚、叙利亚领导一样一做就是20多年以上。言下之意是不是说，1976年前的中国，六四就应该发生呢？

当年中国的六四和现在中东地区的示威活动也有明显的区别。二十二年以后我们来回想、评价当年的六四，不得不问道：当时六四运动的目的到底是什么？个人认为那场运动纯粹是一个自发的群众向政府诉求的现象，其目的不像现在的中东地区那样，追求的是独裁者的下台，或政府的倾覆。

个人估计，六四期间两个月内全国参加请愿、游行、支持活动、走向街头观看的总人次应该在一亿以上。从参加人数上看，六四也许是中国历史上，甚至全世界历史上最大规模的和平群众运动。当时学生、百姓自发地走向街头，基本上是在无事先准备、组织情况下向政府表示意见，示威，要求政治改革，民主，铲除腐败。这样的运动给中国社会的方方面面都打上了深深的烙印，对中国后来二十二年的历史留下了不少的影响。

六四不算成功，也绝对不算失败。

附：维基百科对六四的独立、详细、公正记录：

http://zh.wikipedia.org/wiki/%E5%85%AD%E5%9B%9B%E4%BA%8B%E4%BB%B6

 

转贴（ZT)： 

一位党内人士谈：不能给“六四”平反的原因

一位党内人士谈：不能给“六四”平反的原因 我的中国 “六· 四”是我党历史上唯一不能写入党史或党章的重大事件。不能写入党史是因为关于那件事至今还没有经过党的全体大会讨论通过任何一项决议。即便讨论了，也无法在党的大会上通过，一是因为许多老同志无法认同我们的军队向手无寸铁的老百姓和青年学生开枪，二是因为没有人敢出来承担责任，三是无法给那件事定性。由于党内缺乏共识，关于那件事的说法就前后不一。先是说那是一场反革命暴乱，后来说是一场破坏安定团结的动乱，最后把那件事轻描淡写成“一场风波”。既然只不过是一场风波，那又为什么不准党内外讨论呢？像文革、反右都是我党历史上的重大事件，我党勇于改正自己的错误，公开给那些被冤屈的同志平反昭雪，为什么对于“六·四”这样“一场风波”中的受害者却不能平反昭雪呢?

这个问题好回答也不好回答。简言之，“六·四”虽然死的人远少于“文革”和其它政治运动，但这却是我党有史以来最棘手的一个问题，没人敢碰。

“六·四”以前，尽管我党犯过很多这样或那样的错误，但我党都有改过自新的能力。

即使文化大革命对我国造成那样的劫难，我党都能够最后靠自己的力量，粉碎“四人帮”，否定自己的领袖毛泽东，结束“文革”，使我国走上改革开放的康庄大道。纵观中国几千年的历史，每一个新的王朝建立之初，总是有这种自我纠错和革新的能力的。但那种能力却永远是很有限的。到了一定的程度就不管用了。

“六· 四”就是这样一个分水岭。从那以后，党再也不能靠自己的能力来治理腐败，拨乱反正，获取大多数群众的支持了。每当一个政权丧失自我反省自我改过的能力时，这个政权就开始走下坡了。中国历代几乎每一个朝廷都意识到了这一点，但却没有任何一个皇帝可以扭转这个趋势，所以中国几千年来一直重复着毛主席和温家宝总理所描述的“政息人亡”这种历史悲剧。“六·四”就是这个中国的古老悲剧的重新开演。

“政息人亡”的历史悲剧之所以在中国不断重演，是因为从秦始皇到今天，官方都找不到一个好的法子来治理腐败。治国就是治吏，治吏就是治理腐败。从古到今，我国都是从体制内找答案。孙中山先生首先看到了这个中国几千年的死结，决定从体制外找答案——他推翻了满清，建立了中华民国。大总统袁世凯曾经模仿美国建立了一套议会制度，三权分立，同时也开放党禁报禁，梦想当中国的华盛顿。但很快他就玩腻了，回到了体制内，决定当皇帝。蒋介石不敢称帝，但他惩治腐败的法子还是和皇帝一模一样——体制内找答案。所以22年后他被体制外的我党所取代。毛主席还没上台就想到了有一天会和历代皇帝一样被赶下台，所以他发誓要用民主来结束“政息人亡”的循环。但他还是没有能够跨越体制，他没完没了地整人，搞得党内外怨声载道，所以他死后不到一个月他的老婆和亲信被一网打尽。邓公一开始也想从体制外一劳永逸地解决大权独揽、权力高度集中的问题，但他终究没有那种魄力和勇气，最后还是回归旧的体制。他死后，我党之中再也没有谁敢挑战这个体制了。

“六·四”说到底就是中国历史上最近的“在体制外找答案”的一次尝试。我党的领导并非都是外界传言的那样酒囊饭袋。他们知道政治体制改革的重要性。他们也知道，“六·四”虽然失败了，但人类历史上任何一个独裁和专制政权都不可能永久，其结局无非只有两种：或是被另一个独裁专制政权所取代，或是被一种民主制度所取代。我国现行体制无论出现哪种结局，镇压过“六·四”学生和百姓的人都会被后来的掌权者钉上历史的耻辱柱的，就和那些斩首“六君子”，镇压黄花岗起义的人一样的下场。李鹏同志写了一本自传，想撇清他在“六·四”中的责任。我党不批准他那本自传的出版，其实并不是和外界传言的那样害怕他把责任都推到邓公的头上，也不是要把所有参与镇压“六·四”的人都绑在一起，而是认为那种责任不是一本书、一个表白可以推卸得了的。老百姓不会那么笨。

前面说了，我党历史上有过许多次平反纠错的经历。例如，我党的早期曾经给很多被王明、张国焘整肃的同志平反。解放后，我党错打了很多“右派”，“文革”中又错误地打倒了很多知识分子和老干部，我们都给他们平反了。但那些平反都是路线斗争的结果。谁赢了谁就可以否定党的前任领导所做的一切。搞来搞去这还是体制内争权夺利，可为什么这种争权夺利以前大都出现好的结局呢？这是因为那个时候我们党内虽然也有不少的投机者，但毕竟还是有一大批有理想的好同志。那个时候加入共产党远不如加入国民党来得实惠，所以我党那个时候总的说来是纯洁的。

中国历史上帮助皇帝打天下的总有一些忠心耿耿的老臣，这些老臣敢于拼死进谏，他们的话皇帝不愿意听也要听。彭德怀就是我党的老忠臣。刘少奇、周恩来就是肝脑涂地的宰相。但主席不相信他们，偏偏信了一帮奸臣——四人帮的胡言。主席死时，忠臣已被杀了一大半。到了邓小平时期，忠臣一个又一个被整下去或退下去，就越来越稀少了。“六·四”以后，我党的忠臣可以说基本上被一扫而光。如今要入党的，都是为了当官，捞钱。党内干部能够生存下来的，爬上去的，除了投机者便是贪官污吏，他们连《党章》都没读过，根本就不了解我党的发展史，他们的理想就是捞更多的钱，把孩子一个个都安排到政府里当大官，或者送到美国去享福，谁会傻到会去给六四平反？今天我们党内有哪个人有华国锋为民除害的那种胆略，胡耀邦为民请命的那种慈悲，邓小平拨乱反正的那种雄才？

给“六·四”平反的最佳时期已过。邓公在世时就应该把那件事办了，那样做虽然我党有可能暂时失利，但长远看来我党会永存，不会消失，更不可能被打倒。党和国家都会更加兴旺。今天在中国真正的共产党人已几乎绝迹，大多数是权贵资本家和利益集团代言人。还有极少数有良心的人，但他们体制内处境艰难，我们这个体制容不下他们。我们这个党早就不是共产党了，而是既得利益党，资本家党，腐败党。如果我们给 “六·四”平反，中国将会发生三件事：一是民选政府官员，二是法治社会，三是舆论自由。这三件事一落实，问题就不是我党失去政权那么简单了，而是我们很快就会有几十万甚至几百万党的干部被独立的反贪局审查。即便按照我们今天的法律严格查一下，这些人也都该进监狱的，很多人要被枪毙的。“六·四”平反之后，中国廉政公署的传票会像雪片一样飞到欧美各国刑警那里，通缉那些在国外安享天年的离退休干部。美国加州的许多豪宅会因为屋主无法再缴纳房产税而被政府查收，荷兰的红灯区会立即失去三分之二的生意，法国香榭利大街的商店会一下子冷清一半，德国的奔驰和宝马工厂将会有大批工人失业，就连泰国的游乐区的生意也会突然间爆跌。如果说十年前世界需要中国腐败，那今天的世界就已经离不开中国的腐败了。

如果说给“六·四”平反只会影响党的干部的利益，那可就小看了我党的眼光了。“六·四”以后我党最值得骄傲的一件事就是给我国知识分子办了许多好事。你也可以说是把他们和党绑架到一块去了。中国这几百年来闹事的都是读书人。把这些人管好了，天下就太平了一半。毛主席对他们来硬的，实践证明那不行。我党“六·四”对他们大开杀戒，确实是不对的。江总书记靠 “三个代表”就把他们彻底搞定了。今天中国那么多的教授、博士，一打听都有车有房，却不见中国的科技赶超欧美哪国。包起二奶，玩弄起女学生他们比公务员还厉害。这里的秘密谁都知道。他们要是再敢造反，都不用拿他们的政见和玩弄女生是问，随便找几篇他们的论文一查就可以让他们栽了。给“六·四”平反，并不能给他们带来任何直接的好处，相反却有可能断了他们的财源，丢了他们的红颜和小蜜，他们会同意吗？今天的中国已不是20年前的中国了，今天中国的知识分子也不是20年前的知识分子了。你去中国随便一所大学里打听一下五月四日是什么日子，恐怕不少人会回答是情人分手的哀悼日。至于六月四日，他们会说奇怪网上竟找不到这一天。

不要怪这是学术腐败。我们二十年来的经济成长哪里是靠这些搞学术的。你看那全国十大首富里有几个是科技创新者？我国的经济发展靠了两大利器：腐败和廉价劳动力。没有腐败这个第一动力，哪个领导干部会去发傻搞什么GDP?

都说我们成功的秘诀是摸着石子过河，那是赵紫阳搞过的一套东西，我们早就不用了。我们的干部是摸着自己的钱包过河。他们的钱包越鼓，过河的干劲就越大。所以我们的经济会这么繁荣。所以这一部分人就能富起来，所以就有一大批人富不起来。腐败吗？确实很腐败。可又能怎么办？二十年前邓公就看到了一个矛盾：反腐败亡党，不反腐败亡国。如何解决这个矛盾呢？他想不出好办法。江总了解这个难题，这就是让全国可以腐败、敢于腐败的各阶层一起来腐败。大家都腐败了，谁也就别说谁了。你可以假公济私，我就可以勾兑地沟油；你可以贪污公款，我就可以掺三氯氰胺；你可以买卖官职，我就可以打磨假晶片。这就叫“闷声发大财”。到了最后，全国人民捞钱都捞疯了，人格都不要了，脸皮都丢尽了，良心都喂狗了，也就没有亡党亡国的忧虑了。

但邓公当年说的一句话我们却不能不放在心上。邓公说，杀二十万，换取二十年的稳定。

听清楚了：他说那只能管二十年，没有多说一年。现在二十一年过去了，邓公可从来没有延长过这个保鲜期。胡哥你就是再大胆也不能瞎做这个主。

如果这个时候把“六·四”问题拿出来讨论，甚至要给“六·四”平反，是多么难的一件事。

二十年保鲜期已过，我党已经坐在好多个火山上了，会给自己再添一座活火山吗？就算我党想通了，那全国那么多的公务员们、大款们、精英们、教授们能想通吗？靠喝学生的血养肥的，总不会把喝进去的血吐出来吧。毛主席说，天下大乱到天下大治。可天下大治也会变成天下大乱的。

所以，“六·四”虽然是一场小风波，却也是我党有史以来最棘手的一个问题，至今没人敢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