少谈“工匠精神”，多练工匠技术
居番邦，做化外之民日久，对神州提倡的一些东西，总有些隔膜。虽然不敢妄议，却难免生出意见。
比如有人推崇的“大国工匠精神”，我就颇不以为然。首先冠以“大国”便有妄自尊大之嫌，难道只有大国的工匠才正经，小国的都是混混儿？把个“工匠精神”分为大国、小国，犹如说贵族才有范儿，平民光剩贱相了。
其次片面夸大了“工匠精神”，不提历史上“工匠”的保守、狭隘、封闭等痼疾，仅仅把它解释成爱心、安心、精心、细心、耐心、恒心滋养支撑的产物，是主动做事、精益求精、追求卓越的精神。也许有不少人会认同，但是与墨子相争处于下风，禁不住妒才而生杀机的公输般（鲁班）恐怕不好意思领取这个奖杯，创作《摩登时代》的卓别林更是肯定以标准的机械抽筋动作大摇其头。内里蔑视蓝领的地位，骤然变脸大捧，是真情赞美，还是有心忽悠呢？
在早期古代典籍中，工和匠是两个概念，工是泛指从事各种手工业操持工具进行制作的人，因此可以说“百工”；匠则是特指木工。二者共同之处在于都是按照一定规矩程式干活的，他们的字形本身就表明了这点：工是规矩的形状，匠的外框也是，斧子限于规矩中，即依规而作的人。在这一点上，二者又可通用。可见，二者的本义不包括主动性、创造性，只有严谨性或遵规循矩的服从被动性。《墨子·法仪》说，百工“皆有法”。“百工为方以矩，为圆以规，直以绳，正以县（悬），衡以水（原脱，依《考工记》补）。无巧工不巧工，皆以此五者为法。”孟子说，离娄的眼睛再好，公输般的手再巧，不用规矩也画不出方圆。他甚至把“工不信度”算作国将灭亡的征兆之一。早期的工匠，如商周时，实行“工商食官制”，工匠们由政府统一管理（包括食宿），只能按政府规定做。自主性、创造性根本谈不上。
工匠作为社会分工，不是由精神催生的，除了社会生产发展的需要，还是实践经验的产物。工匠的职能决定了他们需要感性经验的反复实践与体会，其优势在动手能力，而不是理论抽象能力。差的工匠“宁信度，不自信”；好工匠则在度允许的范围内，熟能生巧，善于发挥巧劲。高明的工匠就像精擅解牛的庖丁，有长期积累的经验，所以能在技术上独领风骚。然而工匠不论古今，都不是精神文化的创造者，不掌握话语权与文字概括技能。他们的技术经验运用起来能够得心应手，可以口耳相传，手把手教，却常常苦恼于《庄子》所说的高级工匠“轮扁”那样的感受，对技术的精妙处，很难准确说出来，无法传授给儿子，儿子也领悟不了。许多古代工匠所做的发明（如公输般制作能飞三天的木鳶技术）没有流传下来，除了保密、排斥奇巧等原因，与此也不无关系。技术经验与艺术才能或表现力类似，可以按程式复制，但神韵无法代代相传。所以鉴定不同时代和不同工匠的产品，行家可以“望气而定”。工匠中的优秀者是有资格传承技术的师傅，其水平超过普通工匠。在古代，比工匠更高层次的是工师，他监督、指导、管理着工匠，熟知顾客的喜好，善于迎合钻研，揣摩“上意”，创意往往由这类人发明，工匠只是提供技术支持。如古代传说“羿作弓，伃作甲，奚仲作车，巧垂作舟”，就不是寻常工匠，而是有头有脸的上层人物，是他们提出了设计或改进的想法，并非具体制作。清代景德镇著名的“郎窑”“年窑”“唐窑”等都是以主持官吏的姓命名，他们也确实做出了独特贡献，众誉所归，不是冒名的。一般来讲，不能把工匠和大师混为一谈，二者是两个不同层次的概念，就像教书匠和学术大师不在一个层次。一个“匠” 字，突出的是不逾矩和经验的丰富。工匠是技术人才，优点在技术；大师是创造人才，长处在开发、开拓。要求工匠全面提高素质，具有创造性，是不切实际的空想。大多数木匠成不了鲁班，多数工人也成不了巧垂，就像朗朗成不了莫扎特，教书匠成不了孔子一样。
工匠的严谨是从规矩中产生的。除了工具和制作的尺寸、角度、大小、高低、宽窄等的程式定数，还有法律限定的要求。墨子出身手工业者，从不像孔先生那样漠视百工。但是他曾用百工不管巧与不巧都必须遵循规矩法度来说明，天下诸事，不可无法。无法而能把事办好的，“无有也”。春秋战国时，有一项著名的规定：工匠必须在所做器物上刻写自己的名字（物勒工名），以备质量检查追究责任。秦法中《工律》《金布律》《司空律》《均工律》《工人程》等都是对手工业管理和监督的规定，触犯法律者将受到惩罚。出土器物上多刻着从“相邦（或丞相、郡守）”“工师”“丞”到“工”各级责任人的名字。有些“工”的身份还是刑徒（如“隶臣”，刑期一年），可能就是因被问责定罪的。
提到“工匠精神”，我的脑子里立刻展现出匈奴人制造优质精美产品的背景：五胡十六国时，大夏国的建筑与铸造及兵器制造业领先群雄。首都统万城城墙的夯土经过1500多年的风吹日晒雨淋雪摧，至今坚硬如水泥。而其所造兵器“精锐尤甚”，其中百炼钢刀“大夏龙雀”，“世甚珍之”，其它所造“器物莫不精丽”（世存不多的大夏文物也可证明，如西安碑林博物馆藏大夏纪年石马及“大夏真兴”钱币）。如果有人因此称赞大夏工匠极具“工匠精神”，那可是自家厚颜找骂！事实上无耻文人胡义周作的《统万城赋》就曾把统万城的营建和周文王建“灵台”百姓积极踊跃自动出力，相提并论。但是，历史明确记载了大夏国建筑与器物高质量的秘密。匈奴人赫连勃勃长相不俗，“性辩慧，美风仪”，和他作为历史上有名的暴君名声判若两人。他重用救命恩人叱干阿利为“将作大匠”（相当于现代的生产建设部长），主持营建统万城和其他制造业。阿利做事喜欢做到极致，但跟主子在“凶虐”上有一拼，“残忍刻暴”。筑城墙时，每每亲自监督检查，如果锥子刺入一寸，就把做工者杀掉并筑进城墙。监制兵器，每次查验，必有死者。比如“射甲不入，即斩弓人；如其入也，便斩铠匠。”在他手下杀死的工匠达数千人。如此严苛的问责定罪制度，后世多有仿效。朱元璋建南京城，也是发现质量不合格者，便把筑城人筑进城墙。凡皇家定制器物，如不符要求，制作者会得到怎样的下场，用不着多说了。甚至到改革开放前，中央下达的带有“政治任务”性质的生产计划，出现纰漏，责任人也难免以反革命的罪名锒铛入狱。在这种情况下，工匠们敢不如临深渊，如履薄冰吗？历史上的精品、优质品大多是这样产生的。
自觉的“工匠精神”不是没有，它发生在私家企业中对所制造的产品兴趣浓厚的人身上，因喜欢而精益求精，不断钻研，不断创新。而多数人是迫于形势，迫于生活，不得不竭力维持挽救岌岌可危的命运。人们抱怨现在制造的东西质量与古代精品不可同日而语，其原因，很大程度上是问责定罪的法律造成的压迫感、危机感没有了，而不是什么“工匠精神”缺失了。
一讲精神，也和道德一样，由上而下的灌输培养，往往失败。而由法律法规约束，会收到日久便自然习惯的效果。墨子明白这个道理，知道君子的光环不如规矩好使，所以看不上儒家的说教。现代人的见识还比不上墨老先生吗？如果精神和法制同时抓，不光来虚的，耍嘴皮子功夫，产品质量，市场风气都会大大好转吧。
也许是历史垃圾散播的遗传病，我一听到什么精神，总会疑心生暗鬼。雷锋精神，好不好？好！如果人人都像他那样全心全意热情帮助别人，怎么会不好？但是上峰的意思是要重点学习听话和铁心跟我走，做我的兵，为发动文革铺平道路。什么是我的兵？五六十年代的儿歌不骗人，说了实话：谁是我的兵，跟我走！不是我的兵，大屁崩！历次运动不知崩掉多少！ “工匠精神”最本质的东西是按规矩办事，这也没什么不好，没有规矩，不成方圆嘛。但我怕说着说着，又成了“不识不知，顺帝之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