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康和小康社会
任何一种语言，一词多义都是常见现象，不足为奇。但是若探究被有意或无意模糊掉的歧义，则是饶有兴味的话题。
改革开放以来，没有哪个口号比“小康社会”获得过最多国人的衷心拥护支持，同时，也没有哪个概念比“小康社会”更加面目不清。
小康和小康社会，字面差不多，含义却大相径庭。
小康最早出现在《诗·大雅·民劳》：“民亦劳止，汔可小康。（老百姓活得够累了，该让他们喘口气啦）”这首诗有五节，每节基本相同，只是把“小康”换成“小休”“小息”“小憩（无原字，姑以同义词代）”“小安”，由此可互证“小康”的原始义为稍微休息一下。以后引申为小有安居条件或有基本生活条件的状态，如宋洪迈《夷坚志》“久困于穷，冀以小康。”现代人把“小康”理解为初步脱离贫困，介于贫穷与富裕之间的生活水平。
小康社会首见于儒家经典《礼记·礼运》，孔子把它作为“大同”社会崩溃之后产生的又一个社会发展阶段，“小康”是相对于“大同”而言。大同，过去解释为原始共产主义。这样说，未尝不可（不过，副作用也很明显。因为含义模糊，使历代知识分子醉心于梦幻的理想之中，一提“大同”，顷刻泪奔）。但更准确地理解应该是指对人类社会早期封闭的血缘集团内部关系的描述。当时生产力低下，人口稀少，劳动剩余贫乏，很少与外界接触交流，这样才使没有浪费，不知私有，盗贼不兴顺理成章。云南边远少数民族曾有汉人来了当地才出现小偷、抢劫一类事情的说法，可与此相互印证。大同社会的血缘集团是以宗族（出自同一始祖的所有人）为单位，还没有经济意义上独立个体家庭的划分，在血缘集团内不分彼此，共同出力（天下为公）。在严酷的环境下，为了生存与发展，很自然地产生按年龄辈分和才能选择首领的方法（选贤与能）。首领的责任与威信大于权力和私利，主要是维持集团内部的团结，组织生产，安排男女分工，赡养照顾老人孩子和病残成员。支配大同社会的“大道”，其实就是血缘集团内部的亲情与齐心协力的精神。
随着社会生产和人口生产的发展，私有制开始在血缘集团内部形成，原本与世隔绝、孤立的血缘集团与其他血缘集团之间的交往日益频繁，除了经济贸易，掠夺战争也不断发生，这就使血缘集团的保护作用更加突出，同时对血缘集团封闭性的冲击也更加剧烈。因此使得集团内部领袖的重要性更加引人注目，他不仅领导本集团，还要具备吸纳掌控统领其他血缘集团的能力。血缘集团中宗族（同姓）、家族（卿大夫之家）、家庭（宗族和家族中的最小单位，通常以五口之家为典型）的区分越来越明显，由此形成贫富尊卑亲疏的差别。这种差别直接造成利益的分歧，亲情施及的范围，由原来不分差别的全宗族，缩小到家族，甚至家庭。各级首领按年龄辈分和才能选择的天然习惯改为家庭世袭，为了保障稳定的社会秩序，原来血缘集团内部的习惯法逐步演变为适应性更强的“礼”。它一方面巩固调整着家族亲情关系与服从关系，另一方面也规定了不同血缘集团的从属关系。夏商周三代都是这种礼制社会，禹、汤、文、武、成、周公几位“三代之英”对制定和加强“礼”制起过突出作用。这时早期人类社会自然发挥作用的亲情在私有观念的侵蚀下，变得局限性更大，不再能发挥主导作用，于是如何在人际关系中把握分寸（仁）与妥协（让）原则，便成为儒家认为的贯穿三代的重要问题。
概括一下，《礼运》描述的小康社会有几个特点：
- 它是完美社会形态破坏后的缺陷社会形态，与之前的大同有显著差别。
- 确立了家庭在社会关系中的重要地位。亲情首先聚焦于个体独立家庭成员中。
- 私有制、世袭制以及国家、城市出现，礼制形成。
- 三代之英是小康社会的杰出代表，他们制定了礼制，保障社会各方面的稳定秩序，随时惩办上层社会中破坏礼制的“非礼”分子，让广大民众认识他们的罪恶。
小康与大同最大的差异是礼制。按照荀子的说法，礼制主要有“养”和“别”两种作用。所谓“别”，就是区分和固定尊卑贵贱亲疏的等级；“养”则是依据等级实行社会财富包括生产资料与生活资料的分配、供给、占有及主持管理权力。因此，荀子认为礼就是“法”，是三代的社会大法。
了解了这些，我们就可以更好地认识邓小平在1979年提出的建立“小康社会”的目标。这里的小康是在四届人大制定的“四个现代化”口号基础上，设计的具体步骤，首先解决百姓的温饱问题。这个口号的提出，在当时具有重大积极意义。因为顺应了老百姓急于摆脱贫困的渴望，为中国的发展前景作出了务实稳健的规划。
看上去，它似乎完全撇开了《礼运》，承袭了民间普遍认可的一定生活水平的含义。也许邓大人确实是这样想的。然而三十多年过去，不管老邓最初怎么想，结果显示与《礼运》小康存在着千丝万缕的联系，甚至可以逐条对照，确实具有中国特色。
“今大道既隐（过去至少口头强调的对工人农民的阶级感情不存在了），天下为家，各亲其亲，各子其子，货力为己，大人世及以为礼”（这几句用不着解释，天下人都懂的）。小康社会虽然残缺不美，但毕竟是儒家退而求其次所推崇的“三代”，一个由杰出代表和礼制掌控调理的无道社会。改革开放以后，私有制放开了手脚，获得极大发展，尤其是“让一部分人先富裕起来”的政策，和陈云等元老赞同的优先擢拔“子弟兵”的规则，在全面改善了老百姓生活条件的同时，也让历史上的情景再现，贪婪和不道德脱去了伪装的外衣，公开露出槽牙放肆嘲笑安分守己，无耻地向人们炫耀杨梅大疮。战国时曾经流行了一段民谣：“欲富乎？忍耻矣，倾绝矣，绝故旧矣，与义分背矣。”翻译过来就是：想富吗？那就得脸皮厚，敢玩命，六亲不认，跟“义”一类道德说拜拜吧。经过这种洗脑，到了汉代便出现：“今世俗之人，以功成为贤，以胜患为智，以遭难为愚，以死节为憨。”古人的教训早就摆在这里，两千年过去，依然温故如新。现在再说历史的相似“惊人”，恐怕要被嘲笑少见多怪了。
与小康口号配套实行的“法制”建设，在很大程度上首先是为了防止文革期间随意批斗迫害公卿将相的一幕重演，确保“四个坚持（重点是坚持党的领导）”。在此期间进行的各种改革都是在严控下维护统治集团利益的“和谐”，和小康社会“城郭沟池以为固，礼义以为纪，以正君臣，以笃父子，以睦兄弟，以和夫妇，以设制度，以立田里，以贤勇知，以功为己”几乎没啥两样。至于从禹到周公的六君子掌握着制定礼制和生杀予夺大权，“以著其义，以考其信，著有过，刑仁讲让，示民有常。如有不由此者，在埶者去（意为在位者废黜），众以为殃（民众视为祸害）。”跟老邓、老江、老胡、老习推行的干部考察，提倡荣耻，剪除异己隐患也没什么不同。“忽报人间曾伏虎，”德高望重的总设计师也会哭得稀里哗啦的吧。邓大人，您的设计不走样的实现了。
孔子在参加年终祭祀大典后发出的感慨，反映了儒家的社会发展观，影响了一代又一代中国人的思想。他老人家可以根据残缺的史料以自己的想象力拼凑出三代沿革损益的轨迹，我们照此办理，也可知现今制度的损益由来。孔子可以一针见血，无所忌讳。老邓口中的小康社会在公开场合只提经济指标，回避或淡化政治目的，也不难理解，毕竟“换了人间”，有难言之隐，限制了别人，自己也不得自由，免不了藏着掖着，不可使民知之。邓掌门的苦心孤诣，没有白费。为党打造了小康社会，为民提供了小康。只是这些必将被冲决的种种，还能维持多长？我不知道，但有一点可以肯定，不会再倒退回大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