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横看成岭侧成峰----几位中国近现代学者侧影(续)

横看成岭侧成峰----几位中国近现代学者侧影(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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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宓有学问,是大家公认的。王国维遗嘱让陈寅恪和吴宓负责整理他的书籍,看重的就是他们的学问。


他晚年的遭遇让人同情,失明、痴呆,文革结束后
78年仍被遣送回乡,尤其是临死前最后一句话催人泪下“给我水喝,我要吃饭,我是吴宓教授。”


吴宓让人费解的行为很多,既反对胡适,也抨击鲁迅;满肚子西方文化,却推崇文言文,鄙视白话文。


他最被人诟病的是其“作风”问题,“拍拖”无数,十足的风流情种。据说,他的名言之一是,除了学术与爱情,一概免谈。他瞄准的对象,很多是其学生,压马路、谈文化,请吃饭,甚至把自己的文章署上女生的名字,送去发表。然而,要说以教授身份玩弄女生,也是冤枉了他。吴宓在与女学生的交往中更满足于填补精神空虚以及享受“护花使者”的荣誉。即便今天看他带女生逛街,举手杖拦住汽车,让女生先走,也是一件极具勇气的事情。如果在欧美,稀松平常。在中国,我想绝少不了挨司机的臭骂。那时,吴宓教授一定很像传说中挺剑救美的大侠。


吴先生和许多文化人一样喜欢《红楼梦》,不同的是,他把自己比作紫鹃。因为他欣赏紫鹃对黛玉怀着一颗不掺杂念的纯粹的爱护之心。在西南联大,听说昆明有家牛肉馆冠以“潇湘馆”的雅名,怒不可遏,认为亵渎了林妹妹的芳斋,是可忍,孰不可忍,急火火跑去,全然不顾教授形象,抡着手杖一通乱砸。由此或可说明,吴宓既不像辜鸿铭痴迷“品莲”一样怪异,也不像陈独秀酷爱嫖妓一样荒淫,而是另有一种名士爱美的情怀。这一点可能受其好友陈寅恪爱情观的影响。


吴宓的日记里多次提到陈寅恪独特的情爱观,如陈寅恪说
:“(一)情之最上者,世无其人,悬空设想,而甘为之死,如《牡丹亭》之杜丽娘是也。(二)与其人交织有素,而未尝共衾枕者次之,如宝黛等及中国未嫁之贞女是也。(三)又次之,则曾一度枕席,而永久纪念不忘,如司棋与潘又安,及中国之寡妇是也。(四)又次之,则为夫妇,终身而无外遇者。(五)最下者,随处接合,惟欲是图,而无所谓情矣。”这是当时知识分子中有代表性的充满理想主义的情爱观,吴宓特意记下,显然是相当认同,至少对他触动不小。观其所为,我以为,吴先生可能最欣赏第二种情爱。




蒋梦麟在北大讲演时盛赞蔡元培:“温良恭俭让,蔡先生具中国最好之精神。重美感,是蔡先生具希腊最好之精神。平民生活,及在他的眼中,个个都是好人,是蔡先生具希伯莱最好之精神。蔡先生这精神,是那里来的呢?是从学问来的。”当时听者都认为是至公至当之论。蒋是蔡先生任绍兴“中西学堂”监督时的学生,说起老师,自然满口都是赞词。但是说蔡先生的思想品德是从学问中来,大致不错。蔡先生的学问新旧混杂,在社会中的身份地位也几经转换,按说很容易混成一个深不可测、老于世故的官僚,然而始终保持平实透明的状态,实属不易。


蔡先生的新旧混搭也贯穿一生。自幼学习传统文化,二十岁前信奉程朱理学,本不想走科举老路,一不留神,不但考取举人,还拿下二甲进士,被授翰林院庶吉士,不久升编修。任职期间,倾向变法。因感戊戌变法失败,清朝无望,辞职回乡。后来四十二岁时到德国莱比锡大学学习进修,广泛涉猎文学、哲学、人类学、文化史、实验心理学和美学等学科。这样的学问道路,自然造就了特殊的孑民先生。其实还在出国前,蔡元培再婚典礼就新旧杂陈,礼堂正中挂着写有“孔子”字样的红幛,当天下午,则举行演说会,以代闹洞房旧俗。


蔡先生从同情革命,到投身革命,最初也很激进,曾参加暗杀小组,学习组装使用炸弹。以后才变得比较平和。


近现代的知识分子,热衷把西方的价值观与中国古代的遗训相对接,蔡元培也不例外。他说:“自由者,‘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是也;古者盖谓之义。平等者,‘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是也;古者盖谓之恕。友爱者,‘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是也;古者盖谓之仁。”虽然今天看起来有点不伦不类,但在当时未尝不是蔡校长为了打动老派人物的苦心设计。


五四运动前,蔡校长把学生骨干请到家中,告知巴黎和会消息。当学生起来组织游行示威,他又阻止。但学生被抓,他立即与其他学校校长联名保释。六四时的校长,小动作或者会有,公然与当局相左护犊心切,再无其人。


世人说起蔡元培,最重他主持北大这一段。我对他一生中频繁辞职颇为关注。从
24岁任浙江上虞县志局总纂始,蔡先生任职及兼职不下三四十种,每遇意见龃龉,人事纠纷,时事变换等等情况,往往辞职,毫不留恋。这里面蕴含了蔡先生追求独立自由的精神,也是那个时期大知识分子的社会地位与生存条件的写照。49年后,只有坐等被开除全家失去收入户口粮票的恐惧,没有辞职另谋高就的自由。这一点直接影响了知识分子的精神。




章士钊是中国近现代史上一个极其特殊的人物。作为名人,他没有多少可称道的,在个人品行上,五毒俱全,然而历代政府,从北洋到蒋介石、毛泽东都待他不薄,出钱供养着他。他只有一点让我感动,对朋友真心实意,尤其是在朋友穷途末路、声名狼藉的时候,不但不会落井下石,还会主动送上温暖。

抗战后,他曾作过汉奸殷汝耕、周佛海的辩护律师。

他和李大钊相互敬重,两家来往密切,当李被捕,他奔走托人说情,死后,赠钱助葬。

章士钊很早就与陈独秀相识,共同办过报纸杂志,虽然思想各异,但是当
1932年,陈在上海被捕,由江苏高等法院以“叛国”和“危害民国”罪起诉,公开审判,陈表示自己无钱请律师,章士钊闻讯后,不惧此案由何应钦主管,立即与陈联系,义务为陈辩护。有评论说“顾章与陈之政见,绝不相容,一旦急难,居然援手于不测之渊,斯亦奇矣。”足见侠义心肠。

段祺瑞是章士钊的老长官,曾提拔他做了部级干部,有知遇之恩。对此,章感铭终身。
49年后,段祺瑞的名声臭不可闻,殃及子女后代。那时没有人有胆量敢于和段家有任何瓜葛,只有章能仗义执言。当得知段的小儿子蜗居家中,生活困窘时,章向毛泽东反映了情况,毛亲自批条让人安排段的儿子夫妇俩作了小学教师。段的孙子倒卖小五金,东西被扣,因害怕治罪,跑到新疆,章出面保下,才得以回家。段的孙女上小学时,受到老师和同学的嘲笑羞辱,因而害怕上学。章又向毛陈情,得到指示:段祺瑞是历史人物,对他的后代不应该上纲上线。从此,段家后代的日子才好过一些了。

1936年,段祺瑞死后,蒋介石拨了一笔数目可观的钱,要在黄山购置墓地。段的长子不愿葬在那里,而且把钱挥霍了。于是灵柩运回北京,暂厝香山卧佛寺旁。卢沟桥事变爆发,安葬的事情便搁置起来。六十年代重提入土为安,还是章士钊领衔出面,64年将遗骸葬于香山万安公墓,并且,亲自书写墓碑。原来要题“故中华民国执政段公芝泉之墓”,后来考虑到当时的形势与段的历史地位及评价,只写了“段公芝泉之墓”。我想搁笔时,行严老的心里肯定有些遗憾。但是两年后,定会庆幸,不枉一番苦心,终免文革被红卫兵捣毁之灾。

作为“甲寅”派(复古派)的代表人物,章士钊日三省,当无愧于“朋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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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 文学城-大坐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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