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国的精神
西周、春秋时，江南曾建过一个赫赫有名的吴国，其活动中心大致在扬州和苏州一带，与楚、越等国为邻，在文化面貌上更接近越，所以经常吴越联称。今天，一说到这个地区，一般人头脑里也许首先会出现美女如云、吴侬软语、文人雅士、山青水秀、精致园林，蕴含着浓厚的阴柔气息。然而在古代社会，这里的面貌截然不同。在金文里，吴字是个呐喊长啸的狂奔者象形。反差之大，令人瞠目。
这一片土地的人们见识过大起大落，六七千年前率先进入发达地区行列。他们很早就把精巧与剽悍糅合在一起，一如良渚文化玉器展现出来的那样，在工艺与精神上傲居时代高峰。
曾经有过的辉煌，早早被人忘却，假如没有遗存地下，无人知晓。所以河姆渡文化、良渚文化一见天日，便改写了历史。
禹治水曾到过许多地方，见多识广，从其行踪看，他对江南情有独钟，几次流连于此，说明这里并不比中原差。
禹在会暨召开过万国大会后，似乎是把这里的文明与精英席卷北上，将崇拜威严与欣赏奇巧融入了中原，兽面纹覆盖了尊贵的青铜器，而雕琢精美的玉器类型则丰富了上层社会必备之物的品种。据古籍记载，禹的后代虽然在越地留下了一支子孙，可是并没有将中原因素引进，反而被同化得十分彻底，别说改变太湖地区的文化面貌，就连夏人的影子也看不到了。很长时间中，人们认为那里是精神荒漠，生活着断发文身的蛮夷民族。
不过， 成长于丰饶岐山周原的周族老大太伯、老二仲雍并不这样看。为了实现父亲的愿望，顺利将首领职位传给弟弟季历，以便让父亲看好的季历之子姬昌（周文王）壮大本族，他们甘愿放弃嫡长子继承权，选择到遥远的“荆蛮之地”落户，并遵从当地习俗，断发文身。所谓“荆蛮之地”并不代表落后，而是具有不同风俗习惯的民族居住地。“三代之善，千岁之积誉也；桀纣之谤，千岁之积毁也。”说吴越乃落后地区，不是事实，而是中原华夏文明长期歧视周边“非我族类”的结果。太伯、仲雍把这里作为安家立业的首选，足以说明无论自然条件，或文明程度都具有强烈的吸引力。他们的这一举动引起当地人共鸣与佩服，许多人聚居在他们周围，并拥戴他们做了首领。
《史记》把《吴太伯世家》置为世家的首篇，毫不掩饰一份力压群雄的敬重。 应该与孔子对太伯推崇备至的态度有关，“太伯其可谓至德也已矣，三以天下让，民无得而称焉。”孔子认为太伯达到了个人品质的最高境界，而且还不给人恭维他的机会。一个人连统治天下的权力都可以出让，其他还有什么好争的呢？周族本身孕育了“温良恭俭让”的传统，不独太伯，前有太王，后有文王，都具备这种素质。另外，太伯与仲雍甚至可以改变本身固有的风俗习惯，这一份豁达博大之心远远高于当时普遍坚守的狭隘族群观念。随着太伯的到来，温文尔雅便逐渐化入了吴国人的血液骨髓中。周族的这一特性，在武王克商后，逐渐消失，僵化成繁缛的礼。然而，却在吴国保留下来，春秋时竟然出现了超越中原各国的优秀人才。它浓缩在吴王寿梦的第四子季札的身上。季札也像他的祖先一样有谦让的美德，几次三番谢绝继位。他曾出使各国，所到之处，对音乐、诗歌、时事、人物表现出极其深厚的修养与高瞻远瞩的睿智。比如当时他就指出晋国会形成三家超大的局面，几十年后历史的发展证实了他的预测。季札尤为人所称道的是，他为了完成心许的夙愿，不惜将价值千金的宝剑挂于徐君墓前的信义。这般俊雅的“闳览博物君子”在中原能与其匹敌的也着实不多见。人们按捺不住一个饶具诱惑力的猜想，假如季札遵从寿梦的遗愿，继承王位，吴国会呈现何种发展趋势？
从寿梦开始，吴国强大起来，露出了本来面目中豪霸的一面，逐渐四处出击，积极干预中原各国事务。春秋、战国时，人们对吴国的印象，可以由“宋画吴冶”的谚语反映出来。宋国的画，以风格细腻著称，可惜没有传世作品，很难想象其绝世风采，成为中国文化史上一大遗憾。吴国的冶金铸造也以工艺精湛闻名，屈原在《国殇》中把“执吴戈”作为理想勇士的标准装备。如今世界各地有关吴文化的收藏中以兵器最为耀眼，见者无不为之惊叹。冶金铸造是热烈与冰冷、精巧与厚重同时存在。现代钢铁大国美国、日本、德国无不如此。吴国也是这样，其军队在阖闾、夫差统帅，伍子胥、孙武指挥下，盛极一时，把楚迫得迁都，越差点亡国。但是，我们可以说吴国豪霸或强悍，却不能概括为野蛮。与相邻越国一比即可明了。吴越槜李之战，勾践组织敢死队挑战，不是按常规冲杀，而是利用敢死队员排队在吴军前大叫自杀的反常行为，震撼分散摧毁吴军的战斗意志。果然，吴国人全傻了，从没见过这种阵仗，根本想不到两军对阵居然能用这种恐怖手段取胜，翻遍《孙子兵法》找不出这一条来。于是越军出其不意，趁机打败了脑袋瞬时一片空白，丧失抵抗能力的吴军。国王阖闾因此役受伤身亡，埋在了虎丘。夫差当然想到了复仇，但是他的复仇与冷血勾践相比，少了卧薪尝胆，“十年生聚，十年教训”的狠劲，没有施美人计，送蒸熟种子假装帮助播种的阴毒。而夫差被越国打败后宁死不肯苟活，比较光明正大。偏偏后世奉行只看结果，不管手段的信条，赞美的是胜利的勾践，嘲笑的是失败的夫差，很不公平。
楚国人伍子胥在吴国精神的锤炼过程中起到了不可轻视的作用，他在辅佐吴王强国的同时，给吴国精神中有仇必报，不畏死难，讲求节义的内容加重了色彩。一家人在楚国的悲惨遭遇，使伍子胥的心肠变得异常坚硬。《史记》一边赞许他“弃小义，雪大耻，名垂于后世”，是“烈丈夫”，一边也感叹“怨毒之于人甚矣哉！”不可否认，伍子胥在促进吴国强大的同时，也差点毁掉了吴国的精神世界。所幸他在推行复仇行动中选用了两个罕见的杰出人才，反而最终确立了吴国人固守信与义的高洁精神。
春秋战国时的人格精神光辉常常表现在普通人身上。其中出自于普通人的刺客尤具人格魅力。感情丰富的司马迁特意为他们立传，让我们充分感受到了古代大丈夫的震撼力量。在春秋战国时期著名的五大刺客中，吴国人有两位：专诸与要离。他们都是平民百姓，都是经伍子胥之手引荐给吴王，并演绎出鱼肠剑和史上最残酷苦肉计两个惊心动魄的故事。与燕赵杀手相比，这两位刺客除了智商高，设计行动方案周密；超常稳定冷静的心理素质，于严密护卫与强大对手前丝毫不怯；技艺精，一击得手之外，还各有一些特点：专诸在粗野的外表之内，有一颗柔软的心，不管在外怎样与人争斗，妻子一声唤，立刻罢手回家。牛气冲天中，不失约束底线。他在行刺前，先取得阖闾善待家人的承诺，然后才义无反顾，是个顾家的刺客。要离则相反，貌似孱弱，内心赛过钢铁，为了完成任务，不惜自残和牺牲妻儿，然而为了报答行刺对象庆忌义释不杀之恩，便放弃唾手可得的富贵，自刎而死。在这两位卑微的刺客身上都有一种闪亮的精神光辉，有情有义，感动了两千年来无数人。
这两个故事传颂了两千多年，除了本身情节的奇诡，主要的就在于人性反差与道德张力的惊悚。作为刺客来讲，其行为本身没什么可称道的。二人都带冷血特征，杀人不眨眼。都没有政治和思想上的诉求，却不乏牺牲精神。如果说专诸更多地被鱼肠剑的锋利光芒所遮挡，那么要离则是袒露凸现于历史舞台，格外让人震撼。他是历史上最幸运的刺客，接受了极其困难的任务，选择了无比惨烈的方式，遇到了史所罕见的对手，在最佳时机完成了致命的一击。接着出现的情况却是任何人都始料不及的。 庆忌在深受伤害的情况下，能压抑心中的震怒，真诚欣赏并宽宥凶手。对此，谁能说要离心中没有丝毫感动？没有丝毫后悔？没有丝毫愧疚？回国庆功领赏，可以坦然于阖闾与伍子胥，可以告慰惨死的妻儿，却无法心安理得地面对庆忌。若果说伍子胥是真正懂他的人，能将他从千万人中挑选出来，那么庆忌则是世上最怜惜他的人，从某种程度上说，比伍子胥更了解他，知道双方之间没有个人恩怨，有的只是堂堂忠义与巍巍承诺，是勇敢无畏与超凡承受力，是少有的自信与把事情做到极致的张扬。要离完成了一个几乎不可能完成的任务，庆忌则做到了一个受害人不可能做到的宽容。两人在勇士的精神境界里都达到了一个无人能及的高度。要离拒绝领赏受封，情愿为庆忌之死自断手足，伏剑而死，以报相惜之情，足以说明他不是无情无义的人。这一死才真正使他的形象高大起来，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其内心的挣扎与灵魂的冲撞，是历史上最震撼的人性展示之一，它彻底与毫无人性的冷面杀手截然划分，羞煞无数见利忘义、卖身求荣、没有道德底线的人。如果说专诸刺激了刺客现象中只顾私人利益的恶性发展，那么要离则将这一势头扭向了精神层面的提升，从而阻断了伍子胥带给吴国的负面影响。
一切都以极端震撼的力量在历史的记忆中狠狠打上了烙印，不仅仅是刺客，被刺者也让人难忘。当有万夫不挡之勇的吴国公子庆忌被与自己强弱悬殊的残疾人要离刺伤后，他有仇恨有愤怒，曾三次把要离按入水中；但更多的是欣赏和惺惺相惜，所以又三次把要离拉出水面，称赞要离是和他一样的勇士，不许部下伤害，甚至无条件释放要离。这种宽容的胸怀，和对敌人的尊重，若非内心强大，精神高远，绝对不可能做到。这也是一种吴国精神，后来夫差没有接受伍子胥斩草除根的主张，给有杀父之仇的勾践留足了出路，恐怕不完全是听信谗言和收受贿赂的结果，应该与其本家庆忌的精神不无相通之处。
吴国的精神通过这样一些人具体呈现出来，综合在一起，就是周文化与当地文明相融形成的一种充满人情味的豪霸气息，与相邻的楚、越迥然有别，在历史的星空中分外耀眼。勾践灭吴后，吴国人看淡了历史上的起起落落，不再积蓄害人伤己的怨毒，重拾“不争”的立国传统，一淡泊就沉寂了一千多年，把心思都用在生活品质的提升。直到明朝才在举世阿谀时，再度表现了高贵自尊的英雄豪气。苏州织工暴动，举城齐反阉党魏忠贤的特务横行；而扬州不怕牺牲奋起抗清，大概都是吴国精神的孑遗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