语音趣谈
人们说话的语音，听似简单，细想起来，就像音乐的韵律一样，蕴藏着许多精妙内容。闲来无事，胡思乱想，乐趣横生。
和容貌一样，人们首先重视的是语音音质音色的美丑。这是天生神赐爹妈给的，有的和外表相配，独厚人间；有的则与模样相左，造化弄人。无论是否和谐，美声靓音都绝对是加分的要素。电话推销员声音浑厚或甜润，往往成功机率较高。有个独特魅力的歌喉，听众会不计其歪瓜裂枣的形象。明末南京说书艺人柳敬亭，“貌奇丑，然其口角波俏”。生得一张黑不溜秋麻子脸，表演技巧炉火纯青，随着故事情节发展，嗓音高低控制，细微精致，引人入胜。尽管他出场费高，仍然广受欢迎。提前十日预订，还保不齐排不上。受喜爱唱歌的母亲影响，我从小对语音比较敏感，要求近乎苛刻，以致后来找对象的条件之一是嗓音动听。俊男美女只要张口爆出刺耳的跑调左嗓，顿时让人失了兴趣。丑男村姑只要声若黄钟银铃，必当刮目相看。年轻时在大学教书，偶然听到学生议论我的声音带有磁性魔力，心中得意不亚于提升了十级工资。如果好端端的人，能发出龙吟、狮吼、虎啸、狼嚎、猿啼、驴嘶、狗吠、鸡鸣、海豚音什么的，像不像的不说，只要不是人声，也算一门技能，被包保养到孟尝君门下，说不准啥时能派上用场，传为千古佳话；或者还会受到粉丝们热捧，毕竟是冷门，不同凡响，能满足猎奇心理，一圆另类审美梦。
听话听音，语音融汇着许多微妙情感，以及语言没有表达出来的意思，人所共知，无需赘述。甜言蜜语，嗲声嗲气，闻者应该警惕。粗声恶气，高音尖嗓，他要说没生气，鬼都不信。轻声细语，泉水叮咚，你想跟他急都急不起来。让语音浓缩着情感，属于演员必修的功夫，要是其他人有意修饰，难免透出虚假，落个不实诚的印象。
李渔在论及戏剧创作时，强调“字分南北”。不同地方，各有方言。巧妙运用方言，有助于丰富人物性格。但是全用方言，欣赏的人恐怕不多吧。比如香港的粤语杂志，肯定无法畅销全国，其他南腔北调之人读来恰如洋鬼子看京戏----傻眼啦。现在国内的影视剧流行通篇地方口音，有些并非必要，和塑造人物完全没有关系，不知赶的是什么时髦。方言除了用词，语音也有明显差异。 我曾跑遍了陕西各县，南、中、北三大块，方言繁杂，口音悬殊，令人吃惊。有学者研究，相隔三十里，口音就有些许变化；上百里，则另成一家。千里之外，吴语楚辞秦腔粤调，如入异域。这是自然形成的，由地域和历史决定。通过交流可以添加或减少其中某些成分，但彻底消灭是办不到的。不同方言，发声部位、方法、语调都不相同。闭着眼睛，光听语音，即可猜出何方人氏，熟悉者甚至能够指出县城南北区域。因此，人们可以听乡音分辨出大、小同乡之别。也因此，乡音让人感觉亲切温暖。金圣叹评西厢，总结了人生有三十三条快乐之事。其中第廿四则为“久客得归，望见郭门，两岸童妇，皆作故乡之声，不亦快哉！”在国内时，看这段，没啥感觉。出国后，回想起来，内心总要翻腾两下。乡音确实能通过耳朵传导一股热流，让人的听觉顿时敏锐起来，心情随之激动愉悦。尤其在孤独窘迫久别之时，一声温暖的乡音问候，立马能引出热泪两行。与此相应，方言语音也是背井离乡后遭人嘲笑、歧视的重要原因。比如苏北口音在上海，就是被人看不起的纯乡巴佬的标志。第一代移民免不了满口外国腔，平日倒还罢了，遇紧要时，被人暗送两道“冻人”的冬波也属正常。
语音是区别方言的根据之一，它还可分辨出不同的社会阶层和生活圈子。在美国生活于底层的黑人说话自有一种独特的语音，明显区别于中产阶级和上层社会。他们一旦脱离旧环境，语音立刻向白人中产阶级靠拢。以前我工作过的一家公司，人事办公室有一个黑姑娘，在公司外说话带着浓厚的南方音和黑人韵味，但是打电话或广播通知则是纯正的白人中产阶级口音，不看人，光听声，谁都以为是个白丫头。古时候，“大家”男女注重仪容修饰，其中包括说话语音。男人嗓音沉稳，透出威严；女人低声细气，秀雅温婉，明显不同于下层社会。文革期间，北京街头处处可见仨一群俩一伙的少年帮派。当时人们从服装、气质，可以看出家庭背景，而听语音不仅能判断是否居住城里、海淀，还能区分是否官宦人家、书香门第、市井平民子弟。一般情况下，语言、词句可以互借，语音绝不相同，各是各的味。那是自小养成的习惯，如不是刻意纠正，往往自然流露，这是深层的印记。现在的电影电视剧只是能做到外表相似，在语音上几乎没有差异，不太讲究。这方面《血色浪漫》做得较好，然而李奎勇等平民子弟在说话语音上还是缺少点当时的味道。当时官宦家庭由于大部分是解放后进城的外地人，所以其子弟讲话贴近广播电台的普通话。平民子弟多是土生土长的北京人，因此说纯北京方言。老北京人不仅许多用语词汇不同，在发声方法上，也有独到之处，较尖亢，憋着嗓子，鼻音和喉音稍重，音域较窄，吐字含混。人艺的话剧《茶馆》之所以成为经典，老演员的北京语音功底功不可没。《我爱我家》也注意到了这个问题，在和平母亲身上特意表现出来。比如“我们”一词，北京西山脚下北安河一带农民说WAN MEN，WAN是上声，与城里不同。城里人若将“我”发成MU的闭唇音，肯定是小胡同大杂院里长大的。所以当和平母亲慷慨激昂地说“问苍茫大地，谁主沉浮？我们，我们，我们！”那其中的讽刺意味、身份标签以及笑点，只有经过那个时代，并且从小生长在北京的人才能心领神会。大概就是这个原因，要求如今的演员和导演做到，确实有点强人所难。即使做到了，年轻的观众也未必能解其中味。过去的京剧表演，不同身份的人在念白和唱腔设计上区分的一清二楚，有地位的必定带有南方音，丑角、丫环、杂役、平头百姓操京腔。江青改革后，去掉了南方音，让坏人带着更多京味，等同传统丑角。一改身份地位徽章的老套，代以政治立场的新规，有点扭转乾坤的意思，但是仍然没有彻底消除京剧语音歧视的嫌疑。我有点奇怪，在高度重视人权，动辄讨还各种名目损失费的今天，不知为什么还未闻北京人声讨京剧的这点偏见。
想得多了，不由人不感叹，想当年，语音腔调莫等闲。